中世纪罗马市民如何看待东帝国和君堡？

中世纪早期，当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轰然倒塌，而东方帝国的辉煌依然如日中天，并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时，我们很难简单地用“看法”来概括那些曾经生活在曾经的罗马疆域内的普通市民——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意大利人”或“罗马人”——对那个遥远又亲切的东帝国及其心脏地带的感受。那是一种复杂交织的情感，既有怀旧，也有疏离，更有实际的利益考量。

首先，得承认，对于绝大多数中世纪意大利的普通市民而言，东帝国和君士坦丁堡是他们记忆中“罗马”的一部分，但这个“罗马”已经不再是他们脚下的土地。当蛮族王国在意大利建立起来，教皇在罗马逐渐拥有世俗权力时，他们眼中的“罗马”现实正在发生巨变。而东帝国，尤其是君士坦丁堡，则成了那个遥不可及的“正统”罗马的象征。

想象一下，在公元六七世纪，当查士丁尼大帝的军队从君士坦丁堡出发，重新征服意大利时，一些生活在意大利北部的城市，比如拉文纳，突然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罗马”的统治之下。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一方面，他们可能感到振奋，因为“伟大的罗马皇帝”回来了，这意味着秩序、法律的恢复，以及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的——对意大利的保护。查士丁尼的法律，比如《查士丁尼民法大全》，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罗马法律的延续，这对于那些习惯了罗马法的人来说，是一种熟悉的安慰。

然而，这种“回归”并非没有代价。东帝国的统治者，尽管自称罗马皇帝，但他们的语言、文化、行政方式，乃至宗教仪式，都与意大利本土渐行渐远。东帝国的官员，带着拜占庭式的繁琐礼仪和希腊语的口音，出现在意大利的城镇，与当地居民的拉丁语文化格格不入。税收也随之而来，有时候甚至比之前的蛮族统治者更加沉重，尤其是在战争时期。

更关键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距离感越来越强。当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并在半岛南部建立起强大的王国时，东帝国虽然名义上依然拥有意大利的部分地区（特别是拉文纳总督区），但实际上其控制力变得越来越薄弱。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东方，对抗波斯人、阿拉伯人，后来又是保加利亚人，意大利对他们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个遥远的荣誉，而非能够投入足够资源去稳固和发展的核心地区。

因此，中世纪意大利的普通市民，尤其是那些生活在被蛮族王国统治下的地区，对于东帝国的感受，更多的是一种“他们”而非“我们”。他们知道君士坦丁堡的存在，知道那里有一个皇帝，而且这个皇帝是“正统”的罗马皇帝，但这个皇帝离他们太远了。当他们遇到问题，比如遭遇地方冲突、经济困难，或者需要保护时，他们首先会想到的是当地的公爵、主教、国王，甚至是某个强大的地方领主，而不是远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另一端的拜占庭皇帝。

关于君士坦丁堡，人们的认知可能更多地来自传说和间接的信息。它是一个宏伟的城市，是“世界的中心”，拥有令人惊叹的教堂（比如圣索菲亚大教堂），是基督教世界的骄傲，是抵御东方异教徒（特别是伊斯兰教）的坚固堡垒。对于一些虔诚的信徒来说，君士坦丁堡甚至可能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

但是，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君士坦丁堡的繁荣、它的财富、它的政治斗争，都似乎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他们更关心的是下一季的收成，是家门口的安全，是 local 的教会领袖的态度。

有趣的是，当教皇权势日盛，尤其是当法兰克国王加洛林·查理曼在公元800年被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时，君士坦丁堡与罗马教会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本教皇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在名义上都继承了罗马的衣钵，但随着教皇在西方拥有越来越大的政治和宗教影响力，他和东帝国的关系就变得复杂起来。一些意大利人，特别是那些在政治上倾向于教皇和法兰克王国的人，可能会对东帝国抱有一种竞争的眼光，甚至会认为东帝国的皇帝已经不再配得上“罗马皇帝”的称号，因为“真正的”罗马皇帝现在在西方。

总而言之，中世纪意大利的普通市民对东帝国和君士坦丁堡的看法，是一种渐行渐远的复杂情感。它是一种对逝去辉煌的记忆，是对“罗马”概念的某种延续，也是一种基于现实地理和政治隔阂的疏离感。他们知道那里有一个“正统”的罗马，但那个罗马，已经成为了一个遥远而有些陌生的邻居，而他们的生活，则更多地被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人所塑造。

简单来讲：在东罗马还在意大利有足够兵力以及管控能力的情况下，意大利省区整体态度是承认东部作为罗马人国家的统治的。查士丁尼征服前后，罗马城中的贵族都与君士坦丁堡城中有各种联系，例如被狄大王戕害的大哲学家Boethius就与君士坦丁堡城中的贵妇人Anicia Iuliana是远方亲戚，而两者与查士丁尼的侄子Germanus也可能有亲属关系（有猜测认为Germanus的母亲是Anicia Iuliana的一个女儿）。在征服之后也有不少罗马城贵族东迁，例如Boethius的遗孀Rusticiana. 甚至就包括东哥特廷臣Cassiodorus，在东部军队打回去之后也跑到君士坦丁堡呆了二十多年。在这期间君士坦丁堡与西部的神学争端一直都存在，但是教宗对于东罗马的态度还是倾向于支持整体方针而反对具体宗教政策。第一个基本接管罗马城行政的教宗大额我略也始终保持着对罗马的整体忠诚，其本人当了罗马城教会的驻京办主任差不多有十年，而他的神学作品“对话集”也是同时期少有从拉丁语被翻译进希腊语的文献，也导致这位教宗在东部的名声相当好。

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的关系恶化是伦巴第人进入意大利之后东罗马对意大利影响力逐渐减弱的一个并发症。由于罗马中央政府对于伦巴第人问题的不作为、在教条问题上对于意大利的强硬态度、以及君士坦斯二世在罗马城的横征暴敛，意大利诸城市才逐渐脱离东罗马的管辖范围之内而自立门户。其中从东部逃难过去的各路被东罗马官方（在当时属一志论）迫害的正统教徒也加深了罗马城以及西部省份对于东罗马的负面印象，其中就包括东罗马传统里极其重要的一位神学家Maximos the Confessor.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点并不适用于全部西部区域，像撒丁岛直到圣像破坏运动时期都还有祝福罗马人皇帝君士坦丁和利奥常胜并征服蛮族的教堂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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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城与东部撕破脸并不代表罗马城中人对所有东部来的人与货物都嗤之以鼻：物质文化上面罗马城在八世纪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还与东罗马保持着紧密联系，例如绘画、工艺品等等。同样直到九世纪中后为止，罗马城中都还常驻着不少希腊语母语者。这些“希腊人”在罗马城是唯一受礼遇的外地人：罗马本地居民对来自山北的法兰克人巴伐利亚人朝圣者态度极差，而东部人则很容易和罗马本地人打成一片。罗马教会的高层也有一些双语者，包括不少的教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希腊语母语者往往持反东罗马官方的政治与神学态度，并且多数在意大利省份的东罗马官僚后代都在三代人之内全部本地化，改说拉丁语，并且不少直接忘了希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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