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印度「贱民」为什么不反抗?

回答
印度“贱民”(Dalits),在历史上被称为“不可接触者”(Untouchables),他们长期以来遭受着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的压迫,这种制度将人划分为严格的等级。尽管存在压迫,但“贱民”并非从未反抗,而是他们的反抗形式多样,并且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导致反抗的可见度和普遍性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单一。

反抗的种子从未熄灭: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贱民”的反抗从未停止过,只是其表现形式和规模有所不同。

零星的反抗与暴力冲突: 在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关于“贱民”因无法忍受压迫而发生的零星反抗的记录。这些反抗可能表现为拒绝执行被分配的任务,拒绝向高种姓者鞠躬,甚至演变成小规模的暴力冲突,比如抵制当地的集会,或者在遭遇严重不公时进行报复。这些冲突往往是地方性的,并且很容易被镇压。
文化与宗教的反抗: 一种更为深刻的反抗形式是文化和宗教上的。圣雄甘地将“不可接触者”称为“哈里真”(Harijans),意为“神的孩子”,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污名的一种挑战。而更具革命性的反抗则体现在以B.R. Ambedkar为代表的“贱民”领袖身上。Ambedkar本人便是“贱民”,他深刻理解种姓制度的残酷性,并将其视为一种政治和经济上的剥削。他积极推动“贱民”接受教育,组织起来,甚至在1956年,他和数十万追随者一起改信佛教,以此来摆脱印度教种姓制度的束缚。佛教的普世价值和非暴力原则,以及其反等级的特性,成为了“贱民”寻求精神解放和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这种宗教上的“背叛”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反抗,它剥夺了高种姓者在宗教上的权威和对“贱民”的控制。
政治与法律的抗争: 随着现代印度国家的建立,以及Ambedkar等人的不懈努力,种姓制度的某些方面被法律禁止。虽然法律的执行往往滞后于其制定,但“贱民”也积极利用法律和政治途径来争取权利。他们组织政党,参与选举,争取在议会中的代表权,并利用法律武器来挑战歧视和不公。保留制度(reservation system)就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成就,它为“贱民”和部落人口在教育、就业和政府部门的职位预留了名额。虽然保留制度本身也引发争议,但它无疑为“贱民”向上流动提供了一定的机会。
教育和意识的觉醒: 教育是“贱民”群体摆脱贫困和歧视的关键。Ambedkar曾说:“教育是你们的武器。”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贱民”群体内部的意识也在不断觉醒。他们更清楚自己的权利,也更懂得如何组织和发声。这种意识的觉醒本身就是一种反抗,它动摇了高种姓者长期以来对“贱民”的心理控制。

制约反抗的因素:

尽管反抗的火种从未熄灭,但“贱民”的反抗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制约:

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与暴力: 种姓制度并非仅仅是一套宗教戒律,它渗透到印度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种盘根错节的权力结构。高种姓群体掌握着土地、资源和政治权力,他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能够轻易地压制反抗。当“贱民”试图挑战现状时,往往会面临来自地方精英、警察甚至是普通民众的暴力报复。性暴力、人身攻击、焚毁家园等手段屡见不鲜,这些暴力行为旨在恐吓和震慑“贱民”,让他们不敢再有反抗的念头。
经济上的依赖与贫困: 大部分“贱民”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缺乏独立的经济能力。许多人仍然依赖高种姓者提供工作机会,这使得他们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难以进行有效的反抗。失去工作可能意味着失去生计,这种现实的压力是巨大的。
内部的分化与缺乏统一领导: “贱民”群体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他们自身也有不同的分支和亚群,存在着地域、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异。缺乏一个强大、统一的领导核心,使得他们的力量难以汇聚。即使有意识的觉醒,也难以形成大规模、协同一致的集体行动。
体制性障碍与执法不力: 尽管法律禁止种姓歧视,但实际执行中却存在诸多问题。执法部门和司法系统内部,也可能受到种姓偏见的影响,导致对“贱民”遭受的歧视和暴力行为处理不公。高种姓者往往有能力通过各种方式规避法律的制裁,而“贱民”则缺乏资源和影响力来确保法律得到有效执行。
地理上的分散与信息隔绝: “贱民”群体分布广泛,许多人居住在偏远的农村地区,信息流通不畅。这使得他们难以了解其他地区的“贱民”正在进行的斗争,也难以形成全国性的联动。
心理上的压抑与文化内化: 长期遭受的歧视和压迫,在一些“贱民”身上也可能造成了心理上的压抑和文化上的内化。他们可能在潜意识里接受了低人一等的观念,或者因为恐惧而选择沉默。

总结:

“贱民”的反抗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它并非以公开的、大规模的街头革命为主要形式,而是以多种方式在不同层面持续进行。他们通过文化、宗教、政治和法律等途径,不断地挑战种姓制度的合法性,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尊严。然而,由于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经济上的劣势、内部的分化以及体制性的障碍,他们的反抗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并且往往呈现出零星、局部和潜移默化的特点。

理解“贱民”为何“不反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理解他们“以何种方式以及在何种限制下反抗”。他们的沉默,很多时候并非屈服,而是为了生存而采取的策略;他们的星星之火,也未曾真正熄灭,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机会,在历史的缝隙中,默默燃烧。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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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国家不需要第二个中国。

就算有试图闹革命的,也会被国际社会以人权等原因强行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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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不可接触者”,也就是俗称的“贱民”/“哈里真(甘地给予的褒称,意为神之子)”,有时候也被称为“第五种姓”。作为印度社会中的最底层,几千年来一直受到各种歧视和虐待,但有压迫肯定就有反抗,即使是被视为最逆来顺受的印度人也不例外,“哈里真”群体也一直在寻找一个出路。这里讲一个硬人,通过他做的硬事,可以窥见“哈里真”群体的大致反抗策略和路线的变化。

安培德卡尔,占印度人口五分之一左右的哈里真心目中的天降伟人,继佛陀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比起代表种姓印度教徒的甘地和尼赫鲁,安培德卡尔才能真正代表/领导广大哈里真。

1891年,安培德卡尔出生于马哈拉施特拉地区,父母都是属于“马哈尔”哈里真集团,这个哈里真集团是印度最大的哈里真集团之一,人口有400多万人。

少年时代的安培德卡尔就饱受种姓印度教徒的歧视,虽然当时的哈里真已经有了上学的权力,但是教师不愿意触摸他的作业本,也从来不向他提问题。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得到了巴罗达土邦王公的资助,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奖学金中断之后回到印度,按合约为王公效力一段时间。

尽管安培德卡尔能力出众,可出身带来的歧视从未消失,同事,甚至王公的佣人都不愿意跟他接触,甚至客店的老板还把他赶了出去。不愿继续受辱的安培德卡尔决心继续赴国外读书,1920年赴英,1923年学成,作为律师归国,开始了他为哈里真奔走奋斗的后半生。

刚刚回国的时候,他曾试图在印度教范围内改良社会,改善哈里真的地位,例如他曾号召哈里真放弃那些被中兴印度教徒认为“不洁”的生活习惯,模仿高种姓,企图通过这种手段在种姓体系中争取平等地位,但这种寄希望于别人的策略注定以失败告终:高种姓根深蒂固的心理偏见和他们维持社会生活中优势地位的心理,注定不能接受哈里真群体地位提高。

第一次尝试失败了,幻想破灭之后的安培德卡尔转变了策略,将整个“印度教”视为斗争对象,从在种姓制度内提高地位转变为反种姓制度。放弃幻想,是成为硬人的第一步。

1927年3月19日和20日,安培德卡尔带领哈里真们在孟买南部的小城镇马哈德举行了盛大集会,目的是抗议当地的种姓教徒不遵守政府命令,拒绝向哈里真开放高种姓居住区附近的水塘。对于哈里真们来说,换个水塘不仅仅是多走几步路,换个地方取水,而是只能在那些充满污秽和泥土的水塘里取水。

参加集会的人数达到了上万人,随后,哈里真向水塘行进,准备取水。这时早就怒不可遏的高种姓教徒手持武器开始袭击队伍,且种姓教徒们中的婆罗门祭祀也开始向水塘中撒牛粪,牛尿和牛奶来“净化”水源,这种行为更加剧了哈里真对种姓教徒的愤怒,最终双方矛盾再次激化,使得安培德卡尔在集会上做出了当众烧毁《摩奴法典》的举动。“马哈德水塘事件”成为了近代哈里真觉醒的标志性事件。

随后的1930年,安培德卡尔再次率领人数达15万的哈里真聚集在孟买东北处的纳西克,要求当地寺院对哈里真开放但遭到拒绝,双方对峙数日,最终哈里真与种姓教徒发生了严重冲突,围绕“纳西克寺院事件”的斗争持续了五年之久。

1937年,孟买高等法院判定“马哈德水塘事件”由哈里真方面胜诉,安培德卡尔领导下的“独立劳动党”获得了孟买省15名保留议席中的11名,成为了第二大在野党。

之后二战期间,安培德卡尔的政策是对英国人持合作态度,积极组织了由马哈尔集团的哈里真组成的战斗部队,1942年再次宣布哈里真是独立的政治集团,并成立新党“全印表列种姓联合会”,同年担任劳动部长,致力于推动印度各项劳动关系的立法工作,四处巡视,为争取哈里真可以在官职方面保留名额做了大量的工作。

实际上安培德卡尔与英国人的合作遭到了印度国内的不少非议,被国大党和印度教徒骂为大逆不道和分裂主义者,卖国贼,英帝国主义的帮凶,共产主义者则批评他眼界太窄,不知道团结整个下层阶级,而是只将哈里真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地位。而英国人也确实利用这一点,对印度独立运动势力进行了“分而治之”。

安培德卡尔认为甘地那种通过反英斗争的途径融合印度各集团的想法太过于天真,他自己深受种姓制度之害,认为只有通过“不可接触者”的解放才能产生真正的民族意识,带来国家和全民族的利益。他认为要将哈里真从印度教压迫体系中剥离出来,种姓印度教徒必须把哈里真当做穆斯林、锡克教徒那样的特殊集团来对待。甘地为此曾斥责他分裂祖国,而安培德卡尔则表示:“你认为我有祖国,实际上我没有祖国。为什么要把待我们不如狗猫、连一口水都拒绝给予的国家和宗教当成自己的呢?”

印度独立之后,安培德卡尔成为印度首任法务部长,负责起草《印度宪法》,被称为“现代摩奴”和“印度宪法之父”。独立之后的安培德卡尔开始了人生的第三阶段,即带领哈里真改信他教。

安培德卡尔并不反对宗教,只是反对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和不可接触制度,所以指望他领导哈里真或更广大的底层阶级人民走上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是不可能的。

早在“马哈德水塘事件”发生后,安培德卡尔就承认在印度教框架内追求种姓教徒和哈里真的平等纯属痴人说梦,所以只有跳出这个圈子,让哈里真改信其他宗教。历史上这种改信其他宗教来摆脱压迫的事例在印度教中并不少。为此,安培德卡尔接触了伊斯兰教,基督教,并认真考虑了锡克教,还参加了阿姆利则召开的锡克教布道大会。

安培德卡尔最终选择了佛教,在解释为何选择了佛教时,安培德卡尔给出了六个理由:

1.佛教是同产生了不可接触制的婆罗门教、印度教及种姓制度做斗争的宗教。

2.佛教具有经得起现代科学批判的合理性。

3.佛教不美化贫困,认为下层人民改善物质生活是正当的(佛教需要依靠信众布施)。

4.佛教是印度本土宗教,并曾是印度过去最繁荣的宗教,改信佛教无损于印度传统文化。

5.佛教作为一种世界宗教,在印度以外地区受到很高评价,将来可期望得到国际上佛教组织的援助。

6.佛教是唯一能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宗教。

可以看出安培德卡尔还是热爱印度文化的,他反对的只是印度教文化,且防止马克思主义在哈里真中的传播是他皈依佛教的重要目的之一。他认为佛教比马克思主义更适合印度情况。当然改信佛教的首要原因是佛教反对种姓制度,这便是印度的新佛教运动。

要指出的是,安培德卡尔并不是一个真正研究佛教的学者,他只是需要用佛教这个幌子来让自己的哈里真同胞们摆脱被印度教体系压迫的命运。尽管安培德卡尔拒绝了别人劝他创立新宗教的建议,但说他吸收了佛教的某些教义而创立了一个新宗教亦不为过。新佛教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不如说是一种行动纲领。

安培德卡尔的想法是,首先在哈里真中普及佛教,最终慢慢扩大受众群体,以达到消除种姓壁垒,建成一个平等、自由社会的目的。于是1956年,他率领50万哈里真在那格浦尔举行了盛大的皈依仪式。

1956年安培德卡尔率领哈里真在此处皈依佛教

但在皈依后的第53天,安培德卡尔就因为操劳过度去世了,他的宏大计划自然也宣布失败,新佛教运动缺乏有才能的领袖人物,逐渐分裂,而哈里真则需要在反迫害斗争中神化领导者来维持宗教上的团结,讽刺的来了,安培德卡尔一生都强烈排斥个人崇拜,但他死后却被家乡的哈里真当做神来崇拜,改革运动也仅仅是在本来已经很多的教派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教派和神的某个化身而已。


安培德卡尔的故事说完了,其实他的一生就是印度“贱民”斗争的一个缩影。

西方殖民统治建立之后,印度出现了一个受西方教育,被西方价值观影响的知识分子阶级,同样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的村落社会结构开始解体。广大哈里真开始觉醒,他们通过反对“不可接触制”,反对经济剥削和压迫,争取在政府和公职机构中为自己保留更多位置,或干脆更改自己宗教信仰这四条路线来斗争。

但“贱民”要想真正的去“贱”,道路还非常漫长。先不说种姓印度教徒把持着教育资源、行政资源和经济,就连哈里真内部都能分成相互排斥的集团,他们内部之间甚至都存在“不可接触制”,很多迫害哈里真的事件其实也是哈里真所为,一部分哈里真在反抗种姓印度教徒迫害的同时,自己也对另一集团的哈里真进行残酷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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