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真的穷吗？宋朝真的富吗？

题主看了点段子手矮大紧还不如三无网文的调调就自以为了解宋明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就说那个1亿5千万的忽略单位贯石匹两的梗，当年钱币收入是有记载的，天禧五年才区区2653万贯钱币收入，其它是石匹两实物收入。

宋代一贯也不是兑换一两银子，宋朝的钱也越来越不值钱。另外要注意，明朝银子的购买力超出宋朝一倍，就是说明朝假设一两银子可以买2石米，宋朝一两银子最多只能买一石。即使你折换银子来算，也别忘了宋明两代购买力的不同。

玩弄宋明收入对比的往往喜欢拿宋的这个1亿五千贯石匹两偷换概念为贯，或者干脆吹成“两“。真是恶心到家。

然后呢，拿明代万历有据可查的太仓收入的那点银子比较。

BUT

要不要脸啊。

宋代由中央核定地方开支后，地方节留必要经费后其余“上供”作为中央收入，也就是上面那个1.5亿贯石匹两主要来源。明代并不是这种模式。同时宋代中央收入还包括一些垄断性收入，如盐。

宋朝大体上是募兵制，因此军事支出占财政收入的大头。

相对来说，我觉得宋代财政比较容易统计。

明代嘛…统计财政收入？

没戏。

反正至今我翻遍各项财政研究也没一个人能说清的。最多就是估算一下罢了，或者直接以万历太仓收入当做全部收入。然而自正统年间设立的太仓收入并不能视做明朝财政收入的全部

以军屯为例，明代实行卫所屯军，相当一部分军事开支是由屯军来解决的，这部分实际是也财政的一部分，但史料欠缺根本无法计算军屯帮助明朝解决了多少军事开支。例如永乐北伐，第一次第二次大军出征的后勤供给依靠沿边卫所提供，搁宋朝就得要财政掏钱。但是卫所支出了多少并无记载，因此永乐北征那些花费就无从计算了。虽然随着卫所制衰败屯粮收入渐渐不足以养军，但是军屯还是有一部分收入的，以辽东镇为例，万历十年也还收了279212石。但是如果说九边还能找到点收入记载的话，其它各地卫所呢？

同时除了太仓明代各部还有一些库实物收入并不在太仓。更不要说明代财税中还没有将宋代那些垄断性的收入纳入。

因此，在宋明两朝财政模式根本不一样的情况下拿几个莫名其妙的中央财政统计数字跑出来比较谁更富实在很2。没有学者会干这么蠢的事，只有网络爱干。

但是，某种程度上我还是可以下结论打击一下大宋真相党，宋朝其实很穷。

看下宋代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就清楚了。

因为宋朝中央支出太大，收支不相抵，不得不加重赋税。宋朝人宋勘就批评宋朝“赋敛烦重，可谓数倍于古”。数倍!呵呵。

宋朝所谓的高财政收入本就是拿高税赋横征暴敛堆出来的。

即便如此依然亏空。以至中央财政不得不通过搜刮地方来弥补庞大的支出。

但是，地主家也没余粮啊。

宋初财政宽裕留给地方的钱还算多，自宋夏战争起，越来越沉重的开支让中央留给地方财政的节余越来越少，熙丰变法后更甚。宋朝为了填补中央财政的窟窿已经无法顾及地方，留给地方的钱越来越少，宋朝各地方财政濒临破产，各州府县多数寅吃卯粮玩赤字。随着政治腐败，南宋更达到极端。

宋代地方连赈灾都无法保证了。

以上大宋真相党会告诉你吗？

当然不会。

他们只会吹嘘宋朝财政制度多么先进，收入多么高，却不说地方财政早就乱的一塌糊涂。

所谓高的财政收入不过是建立在极度压榨地方的基础之上。

这种做法的恶果就是除了中央和少数边防军事重镇（虽然中央等也不咋地），地方皆烂，一旦有事，内地毫无反抗之力。

明代嘛，即便到了崇祯那种烂到一塌糊涂中央财政破产的年代，地方还是有不少钱的，卢象升等人靠着中央朝廷拨给的一点点经费，其余全靠自己筹措，都能拉出一支队伍打流寇。更不要说明末各地为了自保修了一堆城堡，靠着地方财政，石家庄附近的县城连西式铳台（棱堡）都玩出来了。广东一个省靠着地方财政能一口气造几百门红夷大炮支援中央…

顺便偷偷说一句，明代广东一个省的铁产量已经超过了大宋…GDP？呵呵。

宋代嘛，除了首都和边防，内地基本不设防…连区区一千文的兵都养不起了，哪还有钱修城防？支援中央就更别想了，少纳点供就烧高香了。

宋代玩的中央地方皆穷，好意思吹么？

有兴趣的推荐读一下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窘境及其影响》可以对此问题多有理解，我就不搬运了。

先说结论：宋朝没那么富，明朝也没那么穷。

明朝给人穷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明朝每年的财政收入大概也就几百万两白银，而宋朝普遍在数千万贯甚至可以超过1亿贯，这样当然就显得宋朝有钱了。

但是账这么算显然不合适。我可以换个问题：在北京有个本地土著家里有两套房，他在某事业单位上班，月工资7000；张三是某互联网公司高管，北漂，有房有车，月薪5万，每月还贷3万。请问谁更穷一点？

这背后的道理很容易理解，北京土著虽然工资低，但人家有房，挣得钱全都是自己花的。北漂高管月薪5万，但每月要还掉3万的贷款，再加上其他各种杂七杂八的支出，真实的财富量不一定有那个北京土著高。

话说回到宋朝与明朝的问题上来。宋朝的财政收入非常高，这没有错，但宋朝收上来的钱六分之五都花在了养兵上（蔡襄：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如果按宋朝岁入1亿贯计算，那么差不多就要8300万贯养兵。明朝有着比宋大得多的领土面积和军队数量，岁入却只有几百万两，这点钱放到宋朝连养一路兵都不够啊。那明朝为什么还能维持两百多年？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卫所制度嘛。有了卫所制度，这8300多万贯的钱就全都省下来了。

明朝在很多制度的设计上，也尽量不让政府掺和到钱上——譬如说盐税收入，北宋时期政府垄断了从盐的生产到销售的所有环节，所以北宋的盐价很高，自然政府收上来的税就多（当然这些钱最终又花到了士兵的身上），而明朝则发明了“开中制”，也就是让盐商运粮去军队中换取盐引，再凭盐引收购和贩卖食盐。显然，这一制度的发明，明朝政府就可以不用像宋朝一样先收税再购粮然后再把粮食运过去，只靠商人自己就可以完成运粮的过程。这个制度反映在税收上，自然明朝就会少了一大笔盐税收入，会显得穷很多。正是由于宋明之间盐税收入的巨大差额，很多研究论文都认为明朝盐税收入存在巨大的漏洞，但却忽略了明朝之所以盐税收入少，是因为不需要找到了比盐税更好的解决当时问题的办法。

除此之外，明朝看起来穷的一个原因还在于官员收入的降低。众所周知，朱元璋是个极为痛恨贪官的人，因此在反贪的同时又把官员的薪俸定的很低很低。宋朝则不然，文官收入之高让今天的很多人都想穿越回去当官。（不过按照学者的研究，宋代除了少数高级官员的俸禄确实非常优厚以外，占官员总数绝大部分的低级官员的俸禄不高 详见何忠礼《宋代官吏的俸禄》一文）整体来讲，宋朝厚待士大夫这一点是成立的。既然如此，那政府要养官员就只能多收税了……

至于有人说明朝因为财政收入少，所以导致公共设施建设跟不上的，这一点并不成立。明朝的财政收入虽少，但地方公共设施的建设却并不完全依赖于中央财政。如果你去看当时游历过中国的许多欧洲人写的中国见闻，就会发现明代城市的公共设施、福利制度等已经比较完善了，而这些依靠中央的几百万两银子显然是完不成的。

总之，如果对于明朝和宋朝的穷富如果还有那么多疑问，不妨想想这么几个问题：有明一代，旁边的蒙古、女真、日本、安南等哪一个是善茬？明朝有比宋朝平均大出一倍多的疆土，是不是要花更多的钱？明朝正式修筑起了今天我们见到的万里长城，这个工程量是一个穷国能玩得起的？

题目的理解就错了。

本来听高晓松讲历史也算是问道于盲了，题主能够知道他“一亿五和几百万的差距”是扯淡已经相当不容易，但还是没有准确理解差距到底在哪。我拿下面几段描述举个例子。

首先两朝的货币单位就不同，宋朝是用铜钱作为主要货币用贯文计算，明朝是用白银作为货币用两计算。兑换率是多少呢？不同时期汇率不同，基本稳定在1两兑换1.7-2.3贯（折中按2算）
……
造成这样的差距主要是宋朝和辽的商贸发达，海上贸易也不差。而明朝以农业为主，收入全看老天，加上世家大族兼并土地导致免税土地越来越多。大航海时代后廉价白银涌入使得“隆庆开关”后明朝想转型商业的计划也失败了不得不闭关锁国。

第一，宋朝的统计口径是“贯石匹两束”，也就是说一贯钱、一石米、一匹布、一两银、一束草都是归纳在一个统计口径下。这样的统计方式，你告诉我怎么换算成银两？（当然宋代有的年份有官方的折钱统计，但在整个宋代财政史中这样的例子很少，所以还是没法统计）而且题目中所举的兑换率也是行不通的。

第二，不单是宋朝，明朝的税收也是以实物税为主，要不然你以为为什么要搞一条鞭法？更何况国税与地税、劳役税与隐性税等等的因素还没有考虑进去。举个栗子，兵役上宋代免除了兵役和部分劳役，而明代搞出了军户这样的世袭农奴制度，谁能比较一下：从社会总负担的角度，哪种方式折算的税负更高？或者一个卫所军户家族，该折算成多少补贴平摊到全民税收中？

第三，宋代农业税以外税种占比高，并不是某些人想象的所谓“商贸发达”——在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下，社会经济对流通领域有多少需求？这个问题读点政治经济学就会当然产生疑问。宋代的方式是通过国家垄断收取专营税，除了历代垄断经营的盐、茶等，酒、醋、香、矾等生活必需品无一不在专营之列。

第四，宋代表面上的高税收并不是说其财政规划能力有多高，而是被高支出逼迫的无奈之举。回到上面的兵役问题，看上去宋代百姓免了兵役之苦——可是对国家来说，拉壮丁要不了多少钱、圈几百万军户也要不了多少钱，但雇佣几十万常备军可是要花巨量的钱——这个军费支出，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其他税收相应就水涨船高了。

从正面角度上来说，因为军役制度天然带来的巨大耗费，宋代政府在如何开源上还是动了不少脑筋，除了政府专营、政府采购、还有转运承包等看上去比较“现代化”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欧美的汉学家一接触宋史往往就立马拜倒的原因。

说到这里，稍微展开一下，明末的军事和财政为什么一团糟？——因为实际上明初的军户制度早已破产，转为耗费大量钱财雇佣职业兵征战，然而财政收入模式不能适应支出的巨大变化（军费又向来是财政支出的大头），一味地通过加征各种临时的军饷税收，那自然是只能go die了。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财政史总体来说是发展向上的（哪怕不同时代有这样或那样的开倒车），但是人身依附的逐渐松绑、税种的逐渐简化、税收方式的逐渐统一这几根历史主线仍然是不断向前的。没看懂的同学，麻烦回去翻开中学历史教科书，仔细看一下“初税亩-租庸调-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这条历史脉络。

近年来，财政史一直是中国古代各断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稍微有摸过一点门槛的就知道这个问题有多难回答——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参照条件，一句两句根本说不清楚。

所以本题下面绝大多数的回答（包括高晓松），不过是盲人摸象，有的摸到了一个象腿就大喊“宋朝的GDP是明朝的十倍（袁腾飞）”，有的摸到了一个象鼻子就大喊“冗兵冗官冗费的大送财政还吹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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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景文下面的回答是为喷而喷，没有靶子先射一箭出去当靶子喷。

比如他喷这个题主是“宋粉”，可人家开头就说自己接触历史看的是高晓松，要粉也是“松粉”——更何况连题主这样的松粉看了高晓松写的东西都本能地感觉到哪里不对。

老高一直在说明朝穷宋朝富，这点我是不同意的，当然两朝岁入确实有差距，但不会是老高说的一亿五和几百万的差距。（真差那么多还下个屁的西洋，吃饭都不够）

所以这一箭出去到底是要喷的谁？

然后的核心论点，无外乎就是“明代卫所军户待遇不比宋代禁兵差”，为此复制粘贴了一堆宋代史料——贴的对不对且另说（实际上宋中前期漏算了月粮、招刺、柴薪、布匹、郊赏等常规收入，只拿月钱说事儿），这个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可是我有一个疑问：

宋代讲的那么详细，为什么讲到明代军士收入的时候，《明史・食货志》一句理论值收入就过去了？

宋代禁兵待遇从仁宗讲到高宗，还考虑不同时代的通货膨胀，这当然是好事，说明封建军人地位低、待遇差，要不怎么讲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呢？但比来比去，最终还不是在摆烂？

——明代制度规定的军户待遇理论值是个什么情况？实际是个什么情况？开国是个什么情况？后来又是个什么情况？明代的币值对军户待遇有什么影响？通货膨胀对其又有什么影响？

很遗憾，以上这些全都没有。

他不说，想必不是不知道，就是不好意思罢了。那也只好换我来说了。

明代卫所军士理论收入是月粮1石。

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官国俸粮

然而到了洪武十年，部分地区的1石米已经克扣到只有4斗了，朱元璋为此还亲自下旨过问。

《明太祖实录》：命陕西等卫土著军士，每月人给粮一石。时上阅庆阳延绥土著军籍，止给米四斗，因谕省府臣曰：今军士有客居、土著之名，然均之用力战阵，奈何给赐有厚薄耶，俱全给之。

不过这个1石也还是理论值，因为前一年户部就决定把部分现粮，按照30-50%折成钱、钞发放。也就是说，军士理论上可以拿到5斗米+5斗米折色钱，或7斗米+3斗米折色钱。

《明太祖实录》：户部奏：文武官吏俸、军士月粮，自九月为始，以米麦钞兼给之。其陕西、山西、北平给米什之五；湖广、浙江、河南、山东、江西、福建、两广、四川及苏、松、湖、常等府，给米什之七，余悉以钱钞准之。

陕西、山西、北平是边防前线，军事压力要重于内地诸省，但按照户部的方案，边军却是最大的利益受损方——边境粮价物价都要高于内地，结果却要比内地发更多的折色钱钞（边境50%，内地30%），买到的米实际上肯定低于理论值，是变相削减边军军费。

况且，这些军粮还不是皇上户部从国库里给的，而是卫所军士自己种的地里长的庄稼。且按照范景文所引明代亩产2.3石的记载来计算，一个明代边境卫所军士理论上屯田五十亩可年产粮115石，最后朝廷要拿走多少呢？——109石！然后留下6石米和买不到6石米的钱……可以，这很昭和。

总之，看上去很美的理论值收入“月粮1石”，明代开国才十年不到就扛不住了，其他币值稳定、通货膨胀对卫所军士待遇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注意，以上这些还都仅仅是明代开国才十年左右的事，之后各种幺蛾子实在也不是这个回答所能总结的。

最后给一个明史学者的总结：

PS，范景文写的好像和我很熟的样子，但是我实在想不起这是哪一位？要不谁再给我提个醒？

就算我真的在什么时候伤害了你的心（经评论提醒是2010年？），用得着连我回答问题的题主、在我回答下面留言的网友也一起挂出来吗？只要和我有一点牵扯，那就是无耻宋粉？就是故意要气您老？——这种想法未免太偏激，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其实这个问题，怎么说呢？

政府收入高不等于民间富裕，民间富裕也不等于国力强大，所以要做个整体评价是很困难的，比较恰当的是问：宋朝鼎盛期在财政上相比明朝鼎盛期如何？宋代百姓收入购买力如何？

正好写过一篇三个时代（仁宗盛治，万历中兴，康乾盛世）最富裕的地区收入购买力比较的，用数据说话，有兴趣的话看看吧。（不耐烦慢慢看的请拉到最后看结论）

刚好手头有两本专业书籍《宋代物价研究》，与《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这两本书都是研究古代各时期物价和劳动力价格的经典，有大量的数据和实例。

根据这两本书，比较一下历史上三个时期的普通人工资和物价。这三个时期分别是：

宋期中期（宋仁宗，英宗在位的1010-1067年）,

明万历时期(1563年-1620年)，

及雍正-乾隆中期（1722-1775年）

这三个时期的物价都比较稳定，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三个时期都是50多年，友情建议下，如果各位要穿越的话，建议是穿到这三个时期初期去，如果去晚了哪怕20年，物价都可能几倍甚至上十倍的涨。

首先比较的是工资：

既然是普通人的工资，那么高收入群体不在其内，我们选取当时没有太多技能需求的“日工”，简单的说就是以日计算工资的一般雇工工资，打个比方说，就像是今天街上招聘发传单，或者超市促销时招人的价格。

中国古代雇工的工资，规律是城市比乡村贵，日工比月工年工贵，政府雇工比民间雇工贵。

当然，也要说清楚，日工工作并不是每天都找得到。那些闲汉靠打这种零工生活，其实也过着饥一天饱一天的生活。所以这里选取这种工作，只是为了给大家一个印象。宋朝日工工资

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冬天，开封下起大雪，不少贫苦市民被冻死，于是朝廷下诏救济，凡是在户籍上的无法度日的贫民，朝廷每天救济20文钱，所以20文钱应该是那个年代的维持生存的每天最低收入。

北宋的熙宁变法是一个分界线，在熙宁变法之前，物价和比较稳定，而熙宁年后物价波动很大，到北宋末年的1122年，有报告说米价比起50年前上涨了4倍多，北宋末年的下层百姓，每天赚100文钱才够维持生计。

北宋中期一般日工工资为45文

但我们讨论的是熙宁之前的宋仁宗时期，这个时期物价稳定，北宋书法家蔡襄（1012年－1067年）比较注意民生，记载里留下了大量当时的工资纪录，据他说，当时的东南地区，雇佣一个男性工人，每天的工资40-50文就可以了。

宋朝的四川彭州茶园，碰到忙季雇佣采茶工，工资加伙食是每天70文，但采茶工很累，茶叶的利润也高，所以70文应该算是高工资。

所以我认为在北宋中期，对体力，风险，技术含量要求的不高的日工工资，约为每天45文。

明代日工工资

明代万历时期，江南地区的修建水利工程的河工，工资是“每日五分银”，五分银是0.05两，当时一两银子是800文，所以五分银是每天40文，但河工需要的体力较重。应该是算比较高的。

同时期的北京，雇佣贫民的日工资仅仅25文一天，据说仅能糊口大概和宋朝的每天20文救济差不多。河南等地驿站招聘人抬轿子，每天只给二分银子，折合铜钱只有15文，于是老百姓能逃就逃。15文和25文应该属于低工资。

所以我们综合来看，明代万历年间，对体力，风险，技术含量要求的不高的日工工资，约为每天30文。

清代日工工资

清代的资料就多了，乾隆元年五月，湖北江陵收夏粮，农忙时雇人是每天40文，四年以后广东广州招聘日工，工资仅仅25文。

乾隆十二年，江西定南招搬运工，工资每日30文。乾隆四年，河南招聘日工种地，每日40文。

当然也有高的，同时期山东莱州和山东齐河的日工资，曾经达到50文和90文。但总体来说清乾隆中前期的日工资以30文居多。

所以综合来看，清代乾隆年间，对体力，风险，技术含量要求的不高的日工工资，约为每天30文。

最后结果日工工资比较:

宋仁宗，英宗时期 :45文

明万历时期：30文

清乾隆中前期：30文

当然我们仅仅比较工资，还不能说谁高谁低，还必须考虑物价。

米价

首先是宋代的米价，宋朝经济最发达是在仁宗时期，当时的米价是每石700文，这个价格应该比较有代表性，因为在北宋后期的1122 年时，有报告也提到说当时的米价已经上涨每石3000文，比起50多年前上涨了4倍以上。

但宋代的量器和明清相比要小20%，所以和后面比较，必须换算成明清的160斤的石。700X 1.2 = 840文，所以宋代的米价是每石 840文。

而明代米价在万历年间比较稳定，经常被人提起的价格是一两银子两石米，这时的一两银子是800文，而米却不是精米，而是带皮谷的，所以按《中国历代物价考述》的意见，每石米实际是800文。和宋代很接近。

清代乾隆年间米价为1000-1600文之间，我们就算1300文每石。

所以米价是明代最便宜，宋代其次，清代最高。

同样买一石米（160斤），

宋代人需要工作840/45 = 18.6天。

明代人需要工800/30=26.6天。

而清代人却需要工作1300/30= 43天。

猪肉价格

苏东坡有位姓顾的胖子朋友，一次趴在桌上睡觉，苏东坡和他开玩笑，在他的桌子上写字“顾氏肉案”，还丢了30文钱上去，让称4两肉来，这么看当时肉价是一斤120文。

但这个价格应该算比较贵的，因为据记载宋英宗时期治平六年（1067年），那一年钱多物贱，开封的猪肉羊肉价格都只有30-40文钱一斤，而四川的猪肉当时卖到50文一斤。所以我认为北宋中期的猪羊肉价格以50文为常。

而明代的猪肉就便宜了，可能是因为民间养猪比较普及的原因，万历年间的北京和江西的猪肉价格只有12-15文一斤。

而到乾隆时期，猪肉价格纪录较多，我列举一下：

乾隆三年安徽安庆猪肉1.5斤60文，

乾隆七年山东猪肉2斤，132文

乾隆八年山东莱州 猪肉10斤，500文

乾隆十六年山西 猪肉半斤，32文

乾隆十六年湖北荆州 猪肉半斤 钱16文

乾隆二十三年湖南 猪肉3斤，钱88文

乾隆三十五年江苏猪肉 一斤 48文

综合来看，乾隆时期的猪肉价格大约是40文居多。

北宋猪肉50文，明代猪肉13文，清代猪肉40文。相比之下明代万历时期猪肉真是便宜得惊人。某些明代遗民回忆的物价低廉确实有道理。

就吃肉而言，明朝万历年间日工工作一天，工资可以买两斤猪肉，而宋代人工作一天也可以买一斤左右，到乾隆年间就要苦了，工作一天下来还买不到一斤肉。

这篇简单的三个时期的 日工资，米价，肉价比较就写完了。其他的比较以后有空再做。

最后总结一下：宋仁宗时期和明万历时期，对体力技能要求不高的普通工作，日工工资分别是每天45文和每天30文。考虑到物价状况其购买力是差不多的，而由于物产更为丰富，副食更多，明代万历时期的普通人甚至过的比宋代更滋润一点。

而清乾隆中前期，日工工资和万历年间相当，都是每天30文，但米价和肉价却上涨了数倍，所以乾隆年间的普通人生活水平确实不高。其实想想也自然，乾隆中期以后人口达到了3亿，资源和土地更为紧张，虽然国土面积大，但劳动力流动性较差，生产力水平也没有突破。所以人均生活水平的下降是必然的。

原文请见 我的"闭家锁的红枫“公众号

对历史数据的滥用是危险的，它常常用貌似客观和理性的数字来掩饰其背后的简化、模糊和不确定性。任何对于历史的量化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不考虑前提条件而随意玩弄数字游戏，最终会成笑柄。并且，在理解任何量化数据时，一定要确定自己真正弄清楚这个数据的实质，才能使用。

对于历代中国人口数字、土地数字、财政收入等量化数据的理解，尤其需要谨慎，不然就会像高晓松等不学无术者一样，说多少错多少，说是讲历史，其实是讲文学。

对于宋朝财政收入数据的理解，必须厘清两个基本概念：标准财政单位和通货膨胀。这两个基本概念清楚了，将会少很多关于“富宋”的疑惑。

一、标准财政单位

对于宋朝标准财政单位的理解，常常有两点误区，而这两点误区，在题主的一句话”北宋岁入最高的时候是一亿六千万贯，南宋到孝宗朝政权稳定后是8000万贯。（折合4000万两）”中就体现的淋漓尽致：

1、将贯、匹、两、斤、条、株、颗这个混合的统计单位作为宋朝一年的“贯”的收入，例如题主所谓的“北宋岁入最高的时候是一亿六千万贯”就很典型，按照《宋史·食货志》的记载：

天禧末…………而天下总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

这就是很典型的混合统计单位，题主自己或者说不学无术的高晓松向题主灌输的理念直接将其脑补为接近一亿六千万贯；

2、宋朝的标准财政单位是“贯”，而不是铜钱贯。黄仁宇就是在这个上面栽了大跟头，直接认定有宋一朝的财政收入都是由铜钱“贯”计量的，从而导致其谈论宋朝财政的时候，基本每一句话都是槽点。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从来没有出现过所谓的“以铜钱缗（贯）作为标准的财政计量单位”。北宋时期铜钱是主要货币，但是由于北宋货币的割据性，成都府、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等四路是专用铁钱的，而陕府西路和河东路铜铁钱兼用；而到了南宋，纸钱的“缗”或者“贯”才是基本的财政单位，铜钱几乎很少用，且纸钱的“缗”和铜钱的“贯”两者的价值逐渐分流到不可以道里计。因此题主所谓的“南宋到孝宗朝政权稳定后是8000万贯。（折合4000万两）”，就是典型的犯了第二个错误，误把“贯”当成铜钱“贯”来计算，而纸钱的一“缗”有些时候连十分之一铜钱“贯”都不值，两者安能直接等价？

二、通货膨胀

很多人认为南宋经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基于一个误区：误把货币发行量当做实际购买力，将货币价值当做永恒不变的常量，而忽视伴随南宋从始到终的通货膨胀现象。

其实，按照他们吹南宋经济的思路，我们现在可以直接认为委内瑞拉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发展最好的国家，毕竟短短数年，其以货币计算的国内经济已经实现了千百倍的增长，这是真正的吊打世界。

宋朝仓皇南渡之后，由于铜矿枯竭、北方产铜区的丢失，南宋政府在1136年即使收敛了民间的铜器，也只铸造了铜钱40万缗，并且很多都是折十折五的大钱。南宋的经济基本靠纸币支撑，铜钱弱化到了边缘。而纸币和铜钱的计量单位虽然都是缗（贯），但是两者越到后来相差越大，到了第十八界会子的时候，二百贯还不够买一双草鞋，而到第二十六界会子的时候，币值已经贬值为百分之四至百分之六。

为了将这种通货膨胀表现得更加直观，可以看全汉昇在《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中的“宋末纸币流通数量图”：

可以看到，从宋孝宗到宋理宗，其流通纸币的数量近似指数型增长，这种大规模的滥发纸币，来源于南宋对外作战的军费所需，其直接后果是纸币价值直线下降。

以滥发的纸币和其他朝代的真金白银作比较，我认为没有任何意义。

这种忽视通货膨胀而只做简单的数学大小比较的方法，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推导。例如日本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著名汉学家桑原骘藏因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南渡时宋朝东南岁入不满千万，而到淳熙末年增加到六千五百三十多万缗，就归功于对外贸易的强盛，其实则绝大部分是通货膨胀的关系。^[1]

而关于明朝财政，误解同样很多，最严重的是把所谓的户部太仓库收入当做全国总收入。但是，将太仓库的收入当做明朝的总收入，只能说对明朝的财政体系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明朝的户部不是如今的财政部，它的收入只是整个明朝中的一块，其它各部门，例如兵部、工部、礼部，以及皇宫大内都有自己收入不菲银库。

明朝中后期，税赋分两大块：实物和非实物（白银）。即使在一条鞭法推行了之后，实物征收（例如供给宫中的白粮）依然是十分庞大的一个数字（在1600年左右，每年解送至宫中府库的各种供应，价值四五百万两白银。一部分供应由田赋而来，一部分则来自于对里甲的征索（《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并且，即使是白银征收，也不仅仅有太仓库这一项。除了太仓库，兵部太仆寺、工部节慎库、皇宫的内库等，其白银收入也十分庞大。

兵部太仆寺：

其实际收入至正德八年增至近18 万两，嘉靖七年达36 万余两，之后增长更快，相继突破40 万、50 万、60 万、70 万大关，至隆庆二年高达78 万余两，隆、万以降有所减少，但仍保持在40 万至60 余万两之间。而常盈库中的存银量在正德初就达一百万余两，至嘉、隆之际高达一千余万两。

工部节慎库：

节慎库岁入工部四司各种名目的银两总数在八十万两以下。例如隆庆三年的记载：该库每岁收银七八十万两。

皇宫的内库：

最大的进项是漕粮折色的金花银，最开始是四百万石漕粮每石折色0.25两，总计100万两。万历年间又加了二十万两。并且，后来的官田折色也一起解收至内库。另外，马尼拉大帆船进口的白银，政府也是有收税的，只不过按照明朝惯例，税并不高，“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东西洋考》），这部分银子也是解收到了内库。

对于非实物收入，仅供奉给皇宫的白粮，在江南五府就为20万石。其它的例如皇木、贡茶等，开销也是十分巨大。

并且，由于明朝地方政府的财政基本属于自己负责，除了一部分税粮留存作为经费以外，一些其它的物资征派和差役的白银折纳，也是自己的收入。例如：知府轿夫费银二十两；布政使司笔筏银十八两等，这些都是要加派到里甲之中。

经济史的内涵是很丰富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穷”和“富”所能概括的。就像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彭小瑜所说：以极简的方式谈历史是可怕的。

参考

1. ^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下面有些答案真是辣眼睛，吹宋也要讲道理啊，什么时候大宋财政收入有过一亿两白银了？？师承袁老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