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有趣的案件？

飞禽惹起祸根芽，七命相残事可嗟。奉劝世人须鉴戒，莫教儿女不当家。 话说大宋徽宗朝宣和三年，海宁郡武林门外北新桥下，有一机户，姓沈，名昱，字必显，家中颇为丰足。娶妻严氏，夫妇恩爱。单生一子，取名沈秀，年长一十八岁，未曾婚娶。其父专靠织造段匹为活。不想这沈秀不务本分生理，专好风流闲耍，养画眉过日。父母因惜他一子，以此教训他不下。街坊邻里取他一个浑名，叫做“沈鸟儿”。每日五更，提了画眉，奔入城中柳林里来拖画眉，不只一日。忽至春末夏初，天气不暖不寒，花红柳绿之时。当日，沈秀侵晨起来，梳洗罢，吃了些点心，打点笼儿，盛着个无比赛的画眉。这畜生：只除天上有，果系世间无！将他各处去斗，俱斗他不过，成百十贯赢得。因此十分爱惜他，如性命一般。做一个金漆笼儿，黄铜钩子，哥窑的水食罐儿，绿纱罩儿，提了在手，摇摇摆摆，径奔入城，往柳林里去拖画眉。不想这沈秀一去，死于非命，好似：猪羊进入宰生家，一步步来寻死路。 当时沈秀提了画眉，径到柳林里来，不意来得迟了些，众拖画眉的俱已散了，净荡荡、黑阴阴，没一个人往来。沈秀独自一个，把画眉挂在柳树上，叫了一回。沈秀自觉没情没绪，除了笼儿，正要回去。不想小肚子一阵疼，滚将上来，一块儿蹲到在地上。原来沈秀有一件病在身上，叫做“主心馄饨”，一名“小肠疝气”，每常一发一个小死。其日想必起得早些，况又来迟，众人散了，没些情绪，闷上心来。这一次甚是发得凶，一跤倒在柳树边，有两个时辰不醒人事。 你道事有凑巧，物有偶然。这日有个箍桶的，叫做张公，挑着担儿，径往柳林里穿过，褚家堂做生活。远远看见一个人，倒在树边，三步那做两步，近前歇下担儿。看那沈秀，脸色腊查黄的，昏迷不醒；身边并无财物，止有一个画眉笼儿，这畜生此时越叫得好听。所以一时见财起意，穷极计生，心中想道：“终日括得这两分银子，怎地得快活？”只是这沈秀当死，这画眉见了张公，分外叫得好。张公道：“别的不打紧，只这个画眉，少也值二三两银子。”便提在手，却待要走。不意沈秀正苏醒，开眼见张公提着笼儿，要挣身子不起，只口里骂道：“老忘八！将我画眉那里去？”张公听骂，“这小狗入的，忒也嘴尖！我便拿去，他倘爬起赶来，我倒反吃他亏。一不做，二不休，左右是歹了。”却去那桶里，取出一把削桶的刀来，把沈秀按住一勒。那湾刀又快，力又使得猛，那头早滚在一边。张公也慌张了，东观西望，恐怕有人撞见。却抬头见一株空心杨柳树，连忙将头提起，丢在树中。将刀放在桶内，笼儿挂在担上，也不去褚家堂做生活，一道烟径走，穿街过巷，投一个去处。你道只因这个画眉，生生的害了几条性命？正是：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 当时张公一头走，一头心里想道：“我见湖州墅里客店内，有个客人，时常要买虫蚁，何不将去卖与他？”一径望武林门外来。也是前生注定的劫数，却好见三个客人，两个后生跟着，共是五人，正要收拾货物回去，却从门外进来，客人俱是东京汴梁人。内中有个姓李，名吉，贩卖生药。此人平昔也好养画眉，见这箍桶担上好个画眉，便叫：“张公，借看一看。”张公歇下担子，那客人看那画眉，毛衣并眼，生得极好，声音又叫得好，心里爱它。便问张公：“你肯卖么？”此时张公巴不得脱祸，便道：“客官，你出多少钱？”李吉转看转好，便道：“与你一两银子。”张公自道着手了，便道：“本不当计较，只是爱者如宝，添些便罢。”那李吉取出三块银子，秤秤看，到有一两二钱，道：“也罢。”递与张公。张公接过银子，看一看，将来放在荷包里，将画眉与了客人，别了便走。口里道：“发脱得这祸根，也是好事了。”不上街做生理，一直奔回家去，心中也自有些不爽利。正是：作恶恐遭天地责，欺心犹怕鬼神知。 原来张公正在涌金门城脚下住，止婆老两口儿，又无儿子。婆儿见张公回来，便道：“篾子一条也不动，缘何又回来得早？有甚事干？”张公只不答应，挑着担子，径入门歇下，转身关上大门。道：“阿婆，你来，我与你说话。恰才如此如此，谋得这一两二钱银子，与你权且快活使用。”两口儿欢天喜地。不在话下。 却说柳林里无人来往，直至巳牌时分，两个挑粪庄家，打从那里过。见了这没头尸首挡在地上，吃了一惊，声张起来。当坊里甲邻佑，一时嚷动。本坊申呈本县，本县申府。次日，差官吏、仵作人等，前来柳阴里，检验得浑身无些伤痕，只是无头，又无苦主。官吏回覆本府，本府差应捕挨获凶身。城里城外，纷纷乱嚷。 却说沈秀家，到晚不见他回来，使人去各处寻不见。天明，央人入城寻时，只见湖洲墅嚷道：“柳林里杀死无头尸首。”沈秀的娘听得说，想道：“我的儿子昨日入城拖画眉，至今无寻他处，莫不得是他？”连叫丈夫：“你必须自进城打听。”沈昱听了一惊，慌忙自奔到柳林里。看了无头尸首，仔细定睛，上下看了衣服，却认得是儿子，大哭起来。本坊里甲道：“苦主有了，只无凶身。”其时，沈昱径到临安府告说：“是我的儿子。昨日五更入城拖画眉，不知怎的被人杀了。望老爷做主！”本府发放各处应捕及巡捕官，限十日内要捕凶身着。 沈昱具棺木盛了尸首，放在柳林里。一径回家，对妻说道：“是我儿子，被人杀了，只不知将头何处去了。我已告过本府，本府着捕人各处捉获凶身。我且自买棺木盛了。此事如何是好？”严氏听说，大哭起来，一交跌倒。不知五脏何如，先见四肢不举。正是：身如五鼓衔山月，气似三更油尽灯。当时众人灌汤，救得苏醒。哭道：“我儿日常不听好人之言，今日死无葬身之地。我的少年的儿，死得好苦！谁想我老来无靠！”说了又哭，哭了又说，茶饭不吃。丈夫再三苦劝，只得勉强。过了半月，并无消息。沈昱夫妻二人商议：“儿子平昔不依教训，致有今日祸事，吃人杀了，没捉获处，也只得没奈何，但得全尸也好。不若写个帖子，告禀四方之人，倘得见头，全了尸首，待后又作计较。”二人商议已定，连忙便写了几张帖子，满城去贴。上写：“告知四方君子：如有寻获得沈秀头者，情愿赏钱一千贯；捉得凶身者，愿赏钱二千贯。”将此情告知本府，本府亦限捕人寻获，亦出告示道：“如有人寻得沈秀头者，官给赏钱五百贯；如捉获凶身者，赏钱一千贯。”告示一出，满城哄动。不题。 且说南高峰脚下，有一个极贫老儿，姓黄，浑名叫做黄老狗。一生为人鲁拙，抬轿营生。老来双目不明，止靠两个儿子度日。大的叫做大保，小的叫做小保。父子三人，正是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巴巴急急，口食不敷。一日，黄老狗叫大保、小保到来，“我听得人说，甚么财主沈秀吃人杀了，没寻头处。今出赏钱，说有人寻得头者，本家赏钱一千贯，本府又给赏五百贯。我今叫你两个，别无话说。我今左右老了，又无用处，又不看见，又没趁钱。做我着，教你两个发迹快活！你两个今夜将我的头割了，埋在西湖水边。过了数日，待没了认色，却将去本府告赏，共得一千五百贯钱，却强似今日在此受苦。此计大妙，不宜迟；倘被别人先做了，空折了性命。”只因这老狗失志，说了这几句言语；况兼两个儿子，又是愚蠢之人，不省法度的。正是：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闭口深藏舌，安身处处牢。当时两个出到外面商议。小保道：“我爷设这一计，大妙！便是做主将元帅，也没这计策。好便好了，只是可惜没了一个爷。”大保做人又狠又呆，道：“看他左右只在早晚要死，不若趁这机会杀了，去山下掘个坑埋了，又无踪迹，那里查考？这个叫做‘趁汤推’，又唤做‘一抹光’。天理人心，又不是我们逼他，他自叫我们如此如此。”小保道：“好倒好，只除等睡熟了，方可动手。” 二人计较已定，却去东奔西走，赊得两瓶酒来。爷子三人，吃得大醉，东倒西歪。一觉直到三更，两人爬将起来，看那老子正齁齁睡着。大保去灶前摸了把厨刀，去爷的项上一勒，早把这颗头割下了。连忙将破衣包了，放在床边。便去山脚下掘个深坑，扛去埋了。也不等天明，将头去南屏山藕花居湖边浅水处埋了。 过半月入城，看了告示，先走到沈昱家报说道：“我二人昨日因捉虾鱼，在藕花居边，看见一个人头，想必是你儿子头。”沈昱见说道：“若果是，便赏你一千贯钱，一分不少。”便去安排酒饭吃了，同他两个径到南屏山藕花居湖边。浅土隐隐盖着一头，提起看时，水浸多日，澎涨了，也难辨别，想必是了。若不是时，那里又有这个人头在此？沈昱便把手帕包了，一同两个，径到府厅告说：“沈秀的头有了。”知府再三审问，二人答道：“因捉虾鱼，故此看见，并不晓别项情由。”本府准信，给赏五百贯。二个领了，便同沈昱将头到柳林里，打开棺木，将头凑在项上，依旧钉了，就同二人回家。严氏见说儿子头有了，心中欢喜，随即安排酒饭，管待二人，与了一千贯赏钱。二人收了，作别回家。便造房屋，买农具家生。二人道：“如今不要似前抬轿。我们勤力耕种，挑卖山柴，也可度日。”不在话下。正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过了数月，官府也懈了，日远日疏，俱不题了。 却说沈昱是东京机户，轮该解段匹到京。待各机户段匹完日，到府领了解批，回家分付了家中事务起身。此一去，只因沈昱看见了自家虫蚁，又屈害了一条性命。正是：非理之财莫取，非理之事莫为；明有刑法相系，暗有鬼神相随。 却说沈昱在路，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不只一日，来到东京。把段匹一一交纳过了，取了批回，心下思量：“我闻京师景致，比别处不同，何不闲看一遭？也是难逢难遇之事。”其名山胜概，庵观寺院，出名的所在，都走了一遭。偶然打从御用监禽鸟房门前经过，那沈昱心中是爱虫蚁的，意欲进去一看。因门上用了十数个钱，得放进去闲看。只听得一个画眉，十分叫得巧好，仔细看时，正是儿子不见的画眉！那画眉见了沈昱眼熟，越发叫得好听，又叫又跳，将头颠沈昱数次。沈昱见了，想起儿子，千行泪下，心中痛苦，不觉失声叫起屈来，口中只叫得：“有这等事？”那掌管禽鸟的校尉喝道：“这厮好不知法度！这是什么所在？如此大惊小怪起来？” 沈昱痛苦难伸，越叫得响了。那校尉恐怕连累自己，只得把沈昱拿了，送到大理寺。大理寺官便喝道：“你是那里人，敢进内御用之处，大惊小怪？有何冤屈之事，好好直说，便饶你罢。”沈昱就把儿子拖画眉被杀情由，从头诉说了一遍。大理寺官听说，呆了半晌，想：“这禽鸟是京民李吉进贡在此，缘何有如此一节隐情？”便差人火速捉拿李吉到官，审问道：“你为何在海宁郡将他儿子谋杀了，却将他的画眉来此进贡？一一明白供招，免受刑罚。”李吉道：“先因往杭州买卖，行至武林门里，撞见一个箍桶的，担上挂着这个画眉。是吉因见他叫得巧，又生得好，用价一两二钱，买将回来。因他好巧，不敢自用，以此进贡上用，并不知人命情由。”勘官问道：“你却赖与何人！这画眉就是实迹了，实招了罢。”李吉再三哀告道：“委的是问个箍桶的老儿买的，并不知杀人情由，难以屈招。”勘官又问：“你既是问老儿买的，那老儿姓甚名谁？那里人氏？供得明白，我这里行文拿来，问理得实，即便放你。”李吉道：“小人是路上逢着买的，实不知姓名，那里人氏。”勘官骂道：“这便是含糊了，将此人命推与谁偿？据这画眉，便是实迹，这厮不打不招！”再三拷打，打得皮开肉绽。李吉痛苦不过，只得招做“因见画眉生得好巧，一时杀了沈秀，将头抛弃”情由。遂将李吉送下大牢监候。大理寺官具本奏上朝廷，圣旨道：“李吉委的杀死沈秀，画眉见存，依律处斩。”将画眉给还沈昱，又给了批回，放还原籍，将李吉押发市曹斩首。正是：老龟煮不烂，移祸于枯桑。 当时恰有两个同与李吉到海宁郡来做买卖的客人，蹀躞不下：“有这等冤屈事！明明是买的画眉。我欲待替他申诉，争奈卖画眉的人虽认得，我亦不知其姓名，况且又在杭州。冤倒不辩得，和我连累了，如何出豁？只因一个畜生，明明屈杀了一条性命。除我们不到杭州，若到，定要与他讨个明白。”也不在话下。 却说沈昱收拾了行李，带了画眉，星夜奔回。到得家中，对妻说道：“我在东京替儿讨了命了。”严氏问道：“怎生得来？”沈昱把在内监见画眉一节，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严氏见了画眉，大哭了一场，睹物伤情，不在话下。 次日，沈昱提了画眉，本府来销批。将前项事情，告诉了一遍。知府大喜道：“有这等巧事。”正是：劝君莫作亏心事，古往今来放过谁？休说人命关天，岂同儿戏！知府发放道：“既是凶身获着斩首，可将棺木烧化。”沈昱叫人将棺木烧了，就撒了骨殖。不在话下。 却说当时同李吉来杭州卖生药的两个客人，一姓贺，一姓朱，有些药材，径到杭州湖墅客店内歇下，将药材一一发卖讫。当为心下不平，二人径入城来，探听这个箍桶的人。寻了一日，不见消耗。二人闷闷不已，回归店中歇了。次日，又进城来，却好遇见一个箍桶的担儿。二人便叫住道：“大哥，请问你，这里有一个箍桶的老儿，这般这般模样，不知他姓甚名谁，大哥你可认得么？”那人便道：“客官，我这箍桶行里，止有两个老儿：一个姓李，住在石榴园巷内；一个姓张，住在西城脚下。不知那一个是？”二人谢了，径到石榴园来寻。只见李公正在那里劈篾，二人看了，却不是他。又寻他到西城脚下，二人来到门首，便问：“张公在么？”张婆道：“不在，出去做生活去了。”二人也不打话，一径且回。 正是未牌时分，二人走不上半里之地，远远望见一个箍桶担儿来。有分直教此人偿了沈秀的命，明白了李吉的事。正是：恩义广施，人生何处不相逢？冤仇莫结，路逢狭处难回避。其时，张公望南回来，二人朝北而去，却好劈面撞见。张公不认得二人，二人却认得张公，便拦住问道：“阿公高姓？”张公道：“小人姓张。”又问道：“莫非是在西城脚下住的？”张公道：“便是，问小人有何事干？”二人便道：“我店中有许多生活要箍，要寻个老成的做，因此问你。你如今那里去？”张公道：“回去。”三人一头走，一头说，直走到张公门首。张公道：“二位请坐吃茶。”二人道：“今日晚了，明日再来。”张公道：“明日我不出去了，专等，专等。” 二人作别，不回店去，径投本府首告。正是本府晚堂，直入堂前跪下，把沈昱认画眉一节，李吉被杀一节，撞见张公买画眉一节，一一诉明。“小人两个不平，特与李吉讨命，望老爷细审张公，不知恁地得画眉？”府官道：“沈秀的事，俱已明白了，凶身已斩了，再有何事？”二人告道：“大理寺官不明，只以画眉为实；更不说来历，将李吉明白屈杀了。小人路见不平，特与李吉讨命。如不是实，怎敢告扰？望乞怜悯做主。”知府见二人告得苦切，随即差捕人连夜去捉张公。好似：数只皂雕追紫燕，一群猛虎啖羊羔。 其夜，众公人奔到西城脚下，把张公背剪绑了，解上府去，送大牢内监了。次日，知府升堂，公人于牢中取出张公跪下。知府道：“你缘何杀了沈秀，反将李吉偿命？今日事露，天理不容！”喝令：“好生打着。”直落打了三十下，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再三拷打，不肯招承。两个客人并两个伴当齐说：“李吉便死了，我四人见在，眼同将一两二钱银子，买你的画眉，你今推却何人？你若说不是你，你便说这画眉从何来？实的虚不得，支吾有何用处？”张公犹自抵赖。知府大喝道：“画眉是真赃物，这四人是真证见，若再不招，取夹棍来夹起。”张公惊慌了，只得将前项盗取画眉，勒死沈秀一节，一一供招了。知府道：“那头彼时放在那里？”张公道：“小人一时心慌，见侧边一株空心柳树，将头丢在中间，随提了画眉，径出武林门来。偶撞见三个客人，两个伴当，问小人买了画眉，得银一两二钱，归家用度。所供是实。”知府令张公画了供；又差人去拘沈昱，一同押着张公，到于柳林里寻头。哄动街市上之人无数，一齐都到柳林里来看寻头。只见果有一株空心柳树，众人将锯放倒，众人发一声喊，果有一个人头在内。提起看时，端然不动。沈昱见这头，定睛一看，认得是儿子的头，大哭起来，昏迷倒地，半晌方醒，遂将帕子包了。押着张公，径上府去。知府道：“既有了头，情真罪当。取具大枷枷了，脚鐐手杻钉了，押送死囚牢里，牢固监候。” 知府又问沈昱道：“当时那两个黄大保、小保，又那里得这人头来请赏？事有可疑。今沈秀头又有了，那头却是谁人的？”随即差捕人去拿黄大保兄弟二人，前来审问来历。沈昱跟同公人，径到南山黄家，捉了弟兄两个，押到府厅，当厅跪下。知府道：“杀了沈秀的凶身，已自捉了；沈秀的头，见已追出。你弟兄二人谋死何人，将头请赏？一一承招，免得吃苦。”大保、小保被问，口隔心慌，答应不出。知府大怒，喝令吊起拷打半日，不肯招承。又将烧红烙铁烫他，二人熬不过死去。将水喷醒，只得口吐真情。说道：“因见父亲年老，有病伶仃，一时不合将酒灌醉，割下头来，埋在西湖藕花居水边，含糊请赏。”知府道：“你父亲尸骸埋在何处？”两个道：“就埋在南高峰脚下。”当时押发二人到彼，掘开看时，果有没头尸骸一副，埋藏在彼。依先押二人到于府厅，回话道：“南山脚下，浅土之中，果有没头尸骸一副。”知府道：“有这等事！真乃逆天之事！世间有这等恶人，口不欲说，耳不欲闻，笔不欲书，就一顿打死他倒干净，此恨怎的消得？”喝令手下不要计数，先打一会，打得二人死而复醒者数次。讨两面大枷枷了，送入死囚牢里，牢固监候。沈昱并原告人，宁家听候。 随即具表申奏，将李吉屈死情由奏闻。奉圣旨：“着刑部及都察院，将原问李吉大理寺官，好生勘问，随贬为庶人，发岭南安置。李吉平人屈死，情实可矜，着官给赏钱一千贯，除子孙差役。张公谋财故杀，屈害平人，依律处斩，加罪凌迟，剐割二百四十刀，分尸五段。黄大保、小保，贪财杀父，不分首从，俱各凌迟处死，剐二百四十刀，分尸五段，枭首示众。”正是：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举意早先知。劝君莫作亏心事，古往今来放过谁？ 一日，文书到府，差官吏、仵作人等，将三人押赴木驴上，满城号令三日，律例凌迟分尸，枭首示众。其时张婆听得老儿要剐，来到市曹上，指望见一面。谁想仵作见了行刑牌，各人动手碎剐，其实凶险！惊得婆儿魂不附体，折身便走。不想被一绊，跌得重了，伤了五脏，回家身死。正是：积善逢善，积恶逢恶；仔细思量，天地不错。

两千年初的时候，当时正赶上严打，我记得有这么一个案件。
北方某市有俩生意人，假设分别为刘二氓子和泼皮三儿吧，手下都有一群小弟，黑白两道都有涉及，然后发生冲突，刘二氓子想要进行个斩首行动，因为手下小弟泼皮三儿都认识，让手下小弟下手容易被发现，所以打算找个在野杀手替他”做掉“泼皮三儿。
还真让他给张罗到了，名字记不清了，假设就叫张大彪子吧。刘二氓子一看张大彪子，这家伙虎背熊腰，一米九的大高个，一脸横肉，虎了吧唧的，再一打听跟老婆也离婚了，有个孩子在奶奶家看着，没工作，平时一个人住，典型的孤家寡人亡命之徒。
于是刘二氓子给了这个职业杀手一些活动经费，并且把泼皮三儿的照片也给了他。
可惜所托非人啊！
张大彪子确实虎背熊腰一脸横肉，可惜本质上就是个离了婚的下岗工人，生活中缺少关注与关怀，嘴上也缺个把门的，而且估计也深受古惑仔之类电影的毒害，给杀手这一职业粉饰了不少浪漫主义色彩。前脚接了这活儿，后脚就跑出去吹去了。
先找了一堆狐朋狗友（主要是下岗前的工友同志们）喝酒，熟的不熟的叫了一桌子，然后宣布我再就业了，现在是个“职业杀”（张大彪子对职业杀手的简称），有个老板给了他三千，让他杀人去，明儿天气好了就把活儿做了，一个月做他个百八十笔买卖，咱是刀口舔血的人，说完对瓶儿吹。狐朋狗党一并称赞。
然后又上孩子学校去，孩子还上课呢让班主任把孩子叫出来，当着班主任的面跟孩子说，爸爸走上不归路了，现在是个“职业杀”，以后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然后跟班主任吹了半天说有个老板给了他五千块钱让他把一个黑道大哥做掉，他要去了。
之后来到一个小公园，一个人坐了一会儿，跟路人甲乙丙丁吹嘘了一番自己是个“职业杀”，拿着泼皮三儿的照片给路人甲乙丙丁看，人不乐意听还不行，比较悲催的俩年轻人上公园搞对象被他拦住将自己的“职业杀”生涯讲了十来分钟。

之后张大彪子又坐长途到一个小县城里，张大彪子前妻改嫁到那个小县城了，去找他前妻。长途车上坐副驾驶，然后跟司机聊，说自己是个“职业杀”，有个老板给了他八千让他把一个黑道大哥做掉，自己这是下县城买武器去。还把泼皮三儿的照片给司机看，司机看完了给卖票的看，还问司机你有没有仇人，我帮你杀了他，司机假装很配合的看了照片，唯唯诺诺地说你好厉害，我没啥仇人。
下了长途车去前妻单位找到前妻，约到个小饭店里，点了几个小菜一瓶白酒，让前妻陪他喝两盅，前妻不陪，他说他现在已经是“职业杀”了，有个老板给了他四万让他把黑道大哥做掉，然后掏出一万块钱还有泼皮三儿的照片给他前妻看，然后说钱给你买件衣服。他前妻骂他你个不着调的彪货他妈的能不能憋老整这有的没的玩意儿，拂袖而去。
望着前妻离去的身影，张大彪子心里非常难过，一个人在小饭店里喝干了一瓶白酒，拉着饭店老板谈了很久的“职业杀”生涯，要啥的人是谁，自己怎么被老板看中的，坐什么车来的，家里几口人，跟前妻的婚恋史……老板也不敢不听。张大彪子讲够之后步履蹒跚地走入了漫天大雪……

对，他出门之后就被泼皮三儿的人给宰了。

人泼皮三儿也不是吃素的呀，早就听说刘二氓子雇了个杀手要杀自己，屁股大的地方稍微一打听就打听到了（当然，从张大彪子的表现来看也不用怎么打听），然后在县城里找到他，直接勒死扔雪地里，钱顺手牵羊，泼皮三儿的照片拿走，证明身份的东西一把火烧了，寻思人生地不熟的谁知道死的是谁。

然后就是正常的侦破环节，警察接到报案找到尸体，这不刚开始严打嘛，命案必破不说还要严打黑恶势力。解剖发现死者胃里有没消化的食物，还喝了酒，警察断定应该不是在家吃的饭，可能是在一个小饭馆，胃里的食物还没消化，证明小饭馆就在不远处，结合时间一对比，应该吃的午饭，吃的挺一般，应该是个小饭馆，划定范围之后，拿着死者照片去附近的小饭馆打听。那个小饭馆老板对他的印象太深刻了，将他是“职业杀”的生涯介绍了一番；顺藤摸瓜找到他前妻和长途司机，前妻和司机将他“职业杀”的故事讲了一遍；摸排社会关系，亲朋好友、街坊四邻、老工友、班主任什么的都把他“职业杀”的生涯描述了一番，见过泼皮三儿照片的还描述了一下泼皮三儿长相和刘二氓子的背景；接下来确定嫌疑人、逮捕嫌疑人、逮住之后揍一顿、嫌疑人受不了全都招了。

泼皮三儿哭死了，本以为张大彪子“偷摸的进村打枪的不要”，万没想到张大彪子逮谁跟谁讲要杀自己，自己洗都洗不干净；刘二氓子也哭了，这哪是找了一杀手啊，合着一点正经事儿没干先敲锣打鼓放鞭炮宣传了一通自己还让人给宰了，这简直是雇了个新闻联播主持人啊。
泼皮三儿判决没悬念，刘二氓子雇凶杀人未遂的事儿定罪有点麻烦，雇凶杀人得有证据，得说出你花多少钱雇的。结果警察一调查，工友们说三千，街坊们说四千，班主任说五千，司机说八千，前妻说四万，小饭店老板说八万，路人甲说十八万，路人乙说二十八万……刘二氓子咬定牙关说一分没给，都是他胡吹的，他杀人跟自己没关系。
最后法院根据张大彪子的活动踪迹，请客多少钱，买车票多少钱，买凶器多少钱，小饭店多少钱……确定刘二氓子给的他是两千。他给他前妻的钱是自己的积蓄。
于是结案。
看到这块儿，居然鼻子还有一丝酸酸的感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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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五千赞了，把镜像答案贴上来：

回答的时候出了点失误，事实上俩答案应该掉个个

其他案件类答案，不过这篇就不一样了，不是故事：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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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不错的话，安利我另一个答案：

为什么很多优质女生没找男朋友？ - 张鸿翼的回答 - 知乎（这个回答居然还因为政治敏感被关小黑屋了，最后求了求人管理员才审核通过，至今不知道犯了什么禁忌）

民国初年，江苏发生过一起离奇而香艳的“强奸男人案”。

江苏某镇，有一对周姓姐妹花，姐叫周凤宝，妹叫周凤蓉，两人身材妖俏，丰满风骚。这对姐妹花生性风流，喜欢跟一些不三不四的浪荡汉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有年秋初，姐妹俩在棉花田里嬉闹摘棉花。夕阳西下时分，有一年轻学徒从某商店回家路过这里，姐妹二人淫兴大发，见学徒后生俊俏，将其拉入棉田深处，宽衣解带，两人交替而上……

一时间棉田充满了许多不可描述（略去20000多字）…… 该学徒叫李甲，还是个童男子，没经历过风月情事，竟然碰到这番艳遇，欢喜不已。而两姐妹又贪厌不足，索求无度，最后李甲竟忽然面色惨白，下身出血不止，以至精脱而死。

对！你没看错！是脱！是人亡！

两姐妹一下慌了手脚，套上衣服正打算弃尸而逃，迎面来了一位警察，一把将她们抓住。这案子送到县里，宝山县知事一筹莫展：是女人强奸男人，还是男人强奸女人?

知事想，如果是男人强奸女人，那么一个男人怎么能够强奸两个?如果是女人强奸男人，法律条文上根本就没有女人强奸男人的条款，无法律可套。正在发愁，忽然知事联想到两姐妹平日名声在外，就干脆强加一个“强奸”吧。他如此定性：

周氏姐妹强奸男人，犯有强奸罪，又致人于死，犯有过失杀人罪，而小学徒李甲因为初尝风月，过于沉湎，有“贪欢情节”，综合考量，判处两姐妹有期徒刑若干年好了。

不久，名律师曹汝霖（就是那个后来五四里的那货）到江苏来游玩，听说了这么一桩奇案，叹道：“这里竟然没有一个人懂法。”此话传到两姐妹家属耳中，于是找上门来恳请曹律师为两姐妹“伸冤”。于是曹律师代两姐妹家属将此案上诉至江苏省高等法院。

他是这样为两姐妹辩护的：本案的确以奸毙命，但是案子的关键是要判断两姐妹对李甲是不是“强迫成奸”，若无强迫行为，就是通奸，两姐妹就不负刑事责任。

曹律师辩称：两姐妹系弱女子，既无强迫求奸之能力，又无致人死命之胆量。李甲如不自觉自愿，两姐妹如何能够强迫他?这必定是李甲心甘情愿，贪欲而丧身，咎由自取。因此，这是一桩“和奸案”，而不是“强奸案”。

李甲已是“死无对证”，两姐妹一口咬定是“两相娱悦”。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江苏省高等法院推翻了原来的判决，宣布两姐妹无罪，当场予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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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画风很清奇。答主想补充几句。

这个案子现在不能这样了。刑法修正案九把强奸男性一样纳入了猥亵的范围（以前强奸男性不构成犯罪），可能会构成猥亵罪当然这个案子还有一个要素是，小学徒李甲是自愿的。但是强奸是违背受害人意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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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讲一个一样的小故事。

故事是战斗民族的土地上发生的……我想你们似乎也想到了什么

2009年3月14日下午5时，对劫匪维克多Victor来说是他噩梦的开始。

在俄罗斯卡卢加州 Kaluzhskaya 梅斯克霍夫思科市，32岁的劫匪维克多持枪闯入当地一家发廊实施打劫。他当时应该是这样的：

但他做梦也没想到，外表娇柔的28岁美女发型师欧尔加竟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空手道黄带高手，还没等维克多反应过来，欧尔加已经将他掀翻在地，接着，欧尔加麻利地用一根吹风机上的电线捆住维克多的手脚并塞住他的嘴巴，然后将他拖进一个地下储藏室中。制服劫匪之后，欧尔加并未报警将劫匪送给警察局……维克多似乎感到自己的噩梦即将来临，而欧尔加则是这样的：

……

然后之后就是各种不可描述……这次不可描述有80000多字……没有稿费我还是就省略了吧，以后留着写小说凑字……

欧尔加命令维克多按她的吩咐做“一些令她快乐的事”。欧尔加扬言，如果维克多敢不合作的话，她就会立即报警。迫于欧尔加的淫威，维克多只得任欧尔加摆布。欧尔加给维克多服用了几片壮阳药，随后48小时里欧尔加强迫维克多按照自己的方式发生了多次性关系。

直到两天以后，受折磨的维克多才终于被欧尔加释放。获释后的维克多又气又急，拖着疲惫的身体拼着老命去警察局报案，称自己遭到了欧尔加的“性侵犯”，并导致他身体受伤。

他当时的惨况难以描述，整个人几乎瘦了一圈，憔悴不已，因为欧尔加几乎没让他怎么休息，喂食也很少。

得知自己被劫匪维克多告上法庭之后，欧尔加十分气愤。

欧尔加辩称，事实上在扣押期间她一直对维克多“非常好”。

她气急败坏地说：“他真是个混蛋。是的，的确有过几次(性行为)，但我给他买了新的牛仔裤，还给了他食物和饮料，当他离开的时候我还给了他1000卢布。”作为报复，欧尔加也向法院提交诉状，以抢劫罪名起诉维克多……

有人会问到哪里找这种小姐姐，

1996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第一次被送进了派出所儿，还好最后被训了一顿后没留下什么案底一类的。把我放出来了。

我特么就是窦娥。

事情是这样的，我那天从老辅仁大学校区回铁狮子本校上一堂大课，都快骑到了，刚过小西天儿，就看见一个平头青年逆行冲了过来，后面一个女的是个售票员儿的打扮，疯了似的追，一边儿追一边儿喊“拦住他！”

这肯定是个小偷儿啊！我一片腿就下了自行车，抄起车把提着大梁，看准了这家伙就把车给扔丫脚底下了。

嗖~~吧唧！枯嗵，哎呦。

齐活！拿下！

看他摔个狗吃屎，我上去就一膝盖，直接按在他肩膀头儿了。

这时候，女售票员儿过来了，呼哧带喘的说，让你不买票！

让你不买票？

你不买票？

买票？

票？

我靠！赶紧松开他，扶起车，刚想走……

对，没错儿，我妥妥的被揪住了。

你说你个售票员追个逃票的至于吗？那时候票才8毛一张。

你说你个逃票的的至于吗，那时候票才8毛一张。

你说我个见义勇为的至于吗，那时候我一个月生活费才100块钱。

妈的100块钱一下就没有了，挂号费，接脱臼费，复诊费还有啥误工费和营养费，要了我60。

剩下的40，我的自行车儿把也歪了，圈也隆了，大链套还稀里哗啦的，拾捯完了我兜里还有8块钱。这还是跟同学借了50以后剩的。

闲事儿真的管不起呀。

…………………………………………………………

既然大家都是给力点赞，我就更新一下我人生中第二次进派出所的情景吧，

对，我还是肇事者。

和第一次不一样，第二次，我真的很内疚，甚至内疚一辈子………

地点还是在北京，北京的不能再北京的地方，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中间的门，毛主席画像眼皮子底下。

那是1997年5月初，熟悉当年的人都知道，当年这个门洞是可以走自行车的，而我就是骑着自行车，准备从这里穿出去到西华门，再顺着北海后门回学校。

就在过门洞的时候，人山人海，实在是骑不动了，太慢，一片腿，准备下车推着走的时候，我一不留神刮到了一个正举着相机拍照的人。

相机掉地上了，后盖开了。胶卷儿……曝光了。

我真的忘不了拿相机的汉子，瞪着眼，喘着粗气，揪着我领子的样子。他都快哭了。

天安门广场就是不一般，一会功夫，武警，便衣，还有公安就一起到了，然后就是去天安门派出所了。

他们是一家子，那个汉子带着爹妈来北京旅游的，这是最后的两天，然后他们就要回去了。

相机的胶片里，是他们前四天在北京旅游的时候拍摄的所有照片。

全没了。

我坚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派出所还问警察我赔多少钱，警察反问我，他们从老家来北京，可能对老人来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你觉得能怎么赔？

我也不知道。

最后我把身上所有钱都掏出来，直接给警察，让他们转交，他们了解到是意外事件也没为难我，可是我真的不敢再看见那一家人，我怕看到他们的目光。

内疚到现在，对不起！

一、

某马来西亚籍男子晚高峰期间在北京王府井抢劫了卡地亚名表店，出门乘坐出租车逃走。

二、

好像是09年初（记不清了），苏州观前街某金店被抢，作案者逃跑时慌不择路拐进了派出所（也可能是警务室）。

我觉得这两个案子应该认定为自首┐(´-｀)┌

内蒙兴安盟一群监狱里的傻逼，认为吃饺子不蘸酱油的是逃犯，把人抓进去关了一年。后来抓人的最轻双开，指示抓人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以及牵出来的贪污受贿等给了个无期。真进去吃没酱油的饭了。

说一个本市的案件。90年代末，本市出了起抢劫银行不成转劫持人质的案件。案犯被擒的过程挺有意思的。案犯被人民警察堵到了墙根，开始讨价还价。就在谈判时候，嫌犯头上二楼窗户打开了，一锅开水浇下来了，嫌犯跳着脚就跑到警察面前了。人质由于由嫌犯遮挡，倒没怎么烫伤。浇开水的是位大妈，看到嫌犯退到窗户底下就开始烧水。烫死他个王八蛋。

爱情动作片制作公司新秩序会来临吗？

明朝著名的“采花贼”案。

成化元年，桑冲听一个嫖友相告，家住山阴县的谷才，善于男扮女装，以教授女子针线活为名，暗行奸宿，淫游18年，从未败事。桑冲闻说心动，就去寻访，找到了谷才即拜他为师，专习淫骗妇女的伎俩。

谷才先把桑冲脸上的汗毛须髭绞剃殆净，眉毛也作了整形。再蓄发分作三绺，戴上假髻，扮成妇女的头脸。然后教他学做各式女工，如描剪花样、刺绣荷包、缝帽纳鞋、烹调菜羹等，同时传授如何混进闺房、挑逗哄骗、自制麻醉药物，以及淫欲得逞后怎样诱骗威胁不致败露的各种作恶技术。两年后，桑冲"学成"，谢师还乡。

归途中恶技初试，即告成功，自喜不已。马上应一班臭味相投的朋友的请求，收本县北家山的任茂和张虎、谷城县的张端大、马站村的王大喜、文水县的任和成孙原共七人为"再传弟子"。当时约定，往后各自行事寻乐，万一事发，谁也不许把"师傅"扳出来。

成化三年三月，扮成女人模样的桑冲离开榆次，开始了长达10年"别无生理，专一在外图奸"的职业性骗奸生涯，历经大同、平阳、太原、真定、保定、顺天、顺德、河间、济南、东昌等45府州县及乡村镇店78处，足迹所至，相当于今山西、河北、山东三个行省。

沿途留心打听良家出色女子，设计行骗。其惯用手法是，先诡称自己是家住某地的妇人，因丈夫死后，不堪夫家族人虐待，逃亡在外，以做女工为生，以此博得人们同情。然后在作案对象的宅第附近，找一人家投宿帮工。过几天后，便央求借住处主人介绍他去受害人家里"教作女工"。

当时大户人家男女之防极严，大姑娘小媳妇皆深居闺阁，足不出户。"教作女工"的意义，不仅是传授一些家政技艺，还兼有趁此机会，让这些广有见闻的同性陪伴起居、聊解烦闷的作用。为此，桑冲总能比较顺利地获得和这些被害妇女同宿一屋的机会。常用的作案手法，是故意讲些"风话"，挑逗受害人情欲，或诡称"作戏"，即诱使被害人同其模仿男女交欢，趁机诱骗得手。如果遇上那些不易受哄辞色刚正的女子，则候至夜深时，向其喷洒迷药，使受害人进入麻醉状态后，再强行奸污。旧时富家女子贞节观念极强，无论是被桑冲哄骗得手的还是被强施奸淫的，事后从自保"名节"计，都遮羞含辱，不敢声张。也有一些耐不住独守春闺寂寞的离人之妇，还乐得借此聊解夫妇别离之怨。所以桑冲行淫10年，人财两得，竟从未失手一回。

【图文无关】

成化十三年七月 ，当他又要向第183个受害人施恶时，这个淫棍的大限终于来临了。这天黄昏时，桑冲来到晋州高宣家，自称是赵州民人张林的小老婆，因不堪丈夫打骂逃出来，想投宿一晚。高宣见他是个举止袅娜的少妇，毫不起疑即留他在南房内宿歇。谁料高宣的女婿赵文举也是个色中恶鬼，竟于半夜里偷偷摸进南房，要向这个假女人求欢，桑冲本为垂涎高家小姐的姿色而来，万万没想到自己先被高家女婿盯上了，惶急中将对方推倒。赵文举色胆包天，力气又大，马上把桑冲按倒在炕上，并强行解开他的衣裙。这一下，桑冲男扮女装的行藏完全败露，立刻被高家捆起来，解送晋州衙门。

【图文无关】

经审讯，大淫棍招供了师承谷才(此时已去世)、传教任茂等七人，以及10年流窜作恶的种种罪行。晋州府认定桑冲所犯之罪，类比"十恶"，连同嫖宿良家女子姓名开单，一并解送北京，乞敕法司从重拟罪。明宪宗得知，命都察院复审。十一月二十日，掌都察院事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王等具题："臣等看得桑冲所犯，死有余辜，其所供任茂等俱各习学前述，四散淫。欲将桑冲问拟死罪，仍行各处巡按御史挨拿任茂等解京，一体问罪，以儆将来。及前项妇女，俱被桑冲以术迷乱，其淫非出本心，又干碍人众，亦合免其查究。"

两天后，皇帝在承天门下旨："是这厮情犯丑恶，有伤风化。便凌迟了，不必复奏。任茂等七名，各要上紧挨究，得获解来！钦此。"都察院奉旨，以零刀碎割的"凌迟"酷刑，处死了恶贯满盈的大淫棍桑冲。与此同时，行文各省按院，缉捕任茂等一伙尚流窜各地行奸的流氓分子。此案全部过程都载在当时的"邸抄"上。

对于此案明清著作多有著录。如《庚巳编》，（该书卷九《人妖公案》一条）、《明世宗实录》、《国朝献征录》、《茶香室三钞》、《聊斋志异》均有记载。

注：部分内容来自网络，侵删。

@首阳大君 提到了一件明代宗室的案件，这可以说是非常有意思了，也使得我想起来了另一件发生在武宗朝的宗室案件，这两起宗室案件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事情发生在安化王叛乱之后，

辛未寘鐇之败也，以其孙鼒材托僧大□者兴俱亡，即以家人子冒名鼒材就系，鼒材时年十七，削发之河南永宁之干山，创庵居焉，更名正奉，未几大千死，鼒材为土僧所凌，复走故县镇，寓三官庙，久之，鼒材愤懑不胜，遂自诣官言状，乃送之庆府，王厚遇之，与镇巡官皆以状闻，寻传至京师，寘鐇府中旧人在浣衣局者已不能辨识，法司会多官审讯，鼒材抗言曰：我高皇帝七代孙，义不孚于齐民，归命君上。于是 ，上念鼒材虽在不宥之例，既束身归，命姑从轻，送凤阳高墙安置，仍以书谕诸王知之。

这个孙子在安化王之乱的时候跑出来，改名换姓，削发为僧，实指望这辈子就这么藏下去，没想到老和尚一死，和尚们都欺负他这个外来户，直接给他赶到一个破庙里了，落到和他老祖宗朱元璋当年一个境地了。这位仁兄可能没受过这气，一怒之下向皇帝投案自首去了。皇帝也很够意思，直接给他送到凤阳去了，算是一张长期饭票吧，可以说是求仁得仁了。关键是他投案的时候说的话，实在太中二了。

我高皇帝七代孙，义不孚于齐民，归命君上。

哈哈哈，大明的中二宗室。

转的。
美国2012度最离奇事件排行榜，颇具盛名。
金牌奖得主：

JAMES ELLIOT----作为加州长滩市的抢劫犯，当 他把.38左轮手枪对准被 害人开枪时， 枪卡弹了(子弹没有击发)!此时,他做了非常有建设性的举动： --- 把眼睛对准枪口仔细瞄了一眼，同时扣下了扳 机； --- 这次枪没有卡弹。
银牌奖得主：
1.一个瑞士酒店的厨师 被切肉机切断了 一根手指，他向保险公司求偿。 保险公司怀疑他操作错误才发生意外，派了代 表来检查机器。 这个代表操作切肉机之后，他也失去了一根手 指， 保险公司终于核准了厨师的理赔要求。
2.一个男人在暴风雪的温哥华街头 奋力铲雪一个小 时，终于给自己的车清出了一个停车位。 当他把车开过去时，发现一位女士已经 抢了他的车位。 -----可以理解，他朝她开了一枪，把她干掉了。
3.一位巴士司机要负责将20名精神病患送到BULAWAYO精神病院， 但是 ，他意然 在一个非法酒吧停下车来，等喝完酒后发现：巴士上的病患 全逃跑了! 他很怕由于粗心大意所酿的祸将被惩罚，于是司机把车开到了 附近的公共汽车站，允诺乘客可以免费搭乘。 接着，他把这些乘客送进了BULAWAYO精神病院，并告诉医院工作人员：「这些"病人"非常容易激动, 胡言乱语、充满幻觉」 这个诡计， 直到三天后才被识破。

铜牌奖得主：

4. 一个美国少年头部被火车撞伤，伤势严重而被 送进了医院。 医生问他怎么受伤的? 他说，他只是想看看自己能把头伸到离行进的火车多近的地方 然后，就晕过去了。

5. 一个男人走进路易斯安那州某一便利商店，他 拿出20元纸钞要求找 零； 当职员一打开收款机时，他即亮出手枪，并要求职员把收款机里所有现金都给他。 职员照做了，他拿了钱迅速消失，但把自己的20元钞票留在柜台上， 他一共拿走了15元。 （这起事件引起一场不小的法律争论：如果一个人拿枪威胁 你、要给你钱，这算不算犯罪？）
6. 阿肯色州一个小伙子想喝啤酒想得要命，于是 他朝一酒铺的橱窗扔了一块空心砖， 他原打算砸破玻璃后，抢他几瓶酒，然后逃之夭夭------ 他不知道橱窗是强化玻璃，待空心砖反弹回 来，当场把他砸得失去了知觉。 整个过程被录像下来。（你猜:这家伙会不会把商店告上法庭?）
7. ANN ARBOR 新闻报犯罪专栏报导，密西根 州一名男子凌晨5点持枪走进快餐 店打劫。 柜台人员表示，如果没有点餐，他无法打开收 款机；这个男子只好点了一份炸洋葱圈， 但柜台人员说，早餐时间不提供这玩意儿----该男子深感挫折，只好怅然离去。
年度特别大奖： 警察在西雅图街道发现:有人蜷缩在一辆 RV车旁，似乎身体极度不适； 待上前查问，这人承认，他企图用虹吸管偷汽油, 但他错误地将吸管另一头放到了旅行汽车的小型化粪桶里。

江苏省某市市委书记在全市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慷慨陈词：你们拍着胸脯想一想，要是拿了不该拿的一分钱，对不对得起hy数百万父老乡亲？！

没什么搞笑的对不对？

如果会议室外面没有前来带他走的省纪委人员的话。

此事约有十数年了，一直在本地传为美谈。

赵书记也因此被hy父老乡亲们一直记在心里……

修正一下：讲话时已卸任市委书记，担任市人大主任。

坐标江西一个不知名的县城，我上中学的时候的事情。

这里原本是一个小镇，县城迁过去后，土著居民从镇压缩到了城中村里，村里都是一家姓，很团结，简称猪娃村吧，里面黄赌毒一应俱全，猪娃村的村民在外面走路都是横着走的，陆续形成了一个大的黑社会团伙，控制了县城的夜场和台球厅游戏机厅，几乎所有的门店做生意都得向他们交保护费，从小学的大哥，到初中高中的老大，无一例外都是猪娃村的，我从学校回家如果是穿过猪娃村能省很多路，但我是万万不敢走的，类似于今天里约的贫民窟，外人进去被无数异样眼光盯上，不知道啥时候被劫了。

猪娃村从改革开放一直横到了九八年，大洪水，跟邻县交界的一个镇整个被淹了，田地房屋都变成了泽国，政府在县城郊区划了一块地，做好了安置房，把这些人都安置过来，简称狗剩村吧，狗剩村民自古都在江边生活，民风彪悍，宗族观念极强，每年划龙舟都要打死个把人。

这下可好，强龙地头蛇对掐上了，狗剩村作为新居民，一直想挑战猪娃村的地位，两边的小弟经常会有零星的打斗，终于有一次，狗剩村的小弟跑到猪娃村的场子吃霸王餐，被暴打了一顿五花大绑，牵着绳子游街，当时我正好上学亲眼看到，狗剩小弟鼻青脸肿，身上血迹斑斑，钢丝捆着手，样纸很惨。

这下狗剩的头目们脸上挂不住了，伺机报复，第一次械斗爆发，几十个人的样纸，最后战果:狗剩帮派由于水土不服，不占主场优势，吃了亏，死一人。这样事情就越闹越大，两边老大也收不住了，只能应战，一时间县城人心惶惶，猪娃村虽然占了便宜，但也不敢轻敌，一方面把外出打工挖矿的男性全部召回，像我学校的老大都只配当个小小弟，一方面分发武器，砍刀，钢管，就在大街上的五金店里磨刀，磨完还泡尿里。这边狗剩帮吃了亏，一方面召集人马，向同宗求援，然后七八辆大卡车装满了人过来，都是邻县同宗的，不得不说宗族文化也蛮可怕的，这些人都不要养家糊口了啊。

狗剩腰板瞬间变硬了，将近上千人浩浩荡荡直接杀向猪娃村，猪娃村虽然有准备，架不住对方人多，边打边往村里撤，这时候枪响了，猪娃村准备了几杆压箱底的火铳，看对方有了热兵器，狗剩村的大部队顿时就乱了，各自逃命，此役，猪娃村伤数十人，狗剩村被火铳打死两人。这事后，学校为了安全停课。

狗剩帮连续几次吃亏，一帮长老坐不住了，小弟们也是义愤填膺，这样下去都成全县的笑话了，以后在县城怎么混？ 高潮来了， 这时候老大们做出来史上最艰难的决定～

对！没错，狗剩村把炮拉出来了，据说还是抗日的土炮，我没见过，应该是这样的吧

不知道藏哪藏这么久，经过一番紧张的安装调试制弹药，二营长表示意大利炮可以用了，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大佬有点将信将疑，觉得还是试一试比较好，毕竟县城那么多房子，没轰准把武装部轰了咋办，于是夜里在后山上放了一炮，半个县城都听到了，不过我家住另一边，我没听到。

第二天狗剩们正准备大干一场时，市里调来的武警部队浩浩荡荡开进来了，NND,都半个月了，警察都管不了，政府终于有反应了，当时我还数了下，至少三十辆军卡。

然后抓人，收缴武器，首当其冲的是那门炮销毁，火铳，砍刀，钢管，轰轰烈烈的黑帮大片落下帷幕。

后续:猪娃村被抓了几个领头的，无死刑，集体出钱赔给狗剩村死的几个人家属。然后跟狗剩村划分了势力范围，也有零星的冲突。不过到了现在黑社会处于穷途末路，大家都忙于挣钱，不流行打打杀杀啦，完成原始积累的大佬们忙于洗白搞房地产夜总会，没转型的小混混估计一日三餐都不能保证，就跟飞砂风中转一模一样

后来大学里跟我室友同学说起这事，没有一个人相信，都说我在吹牛逼。。。。 只相信板砖的帝都。唉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位于山东、河北交界处的一个军事禁区里发生了重大盗窃案，盗窃者潜入苏联军事技术专家伊哈诺娃的房间，不仅偷去了首饰和照相机，而且还撕走了绝密笔记本上的两页正在研制的重要军事设备资料。案件引起了北京军区和国家公安部的高度重视，两个部门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侦查人员，紧锣密鼓地查了好几天，可惜的是，却没有任何进展。

没有办法，只好找到了北方名探鲁奉节。鲁奉节到来后阅读了全部材料，又要了一份军用地图，看完后去见苏联女专家伊哈诺娃，问了些问题，最后得出结论：“这是一起普通刑事案件，罪犯撕下两页纸是为了擦屁股。”

鲁奉节分析被偷的照相机比较重，至少相当于10个笔记本。这么重的东西都偷为何不把整个笔记本拿走。第二，前面未被撕的30页的内容都比撕窃的2页完善、重要，单独拿这两页却不把整个笔记本拿走说明这只是临时性需要，结论只能是撕下来擦屁股去了。话音未落，哄堂大笑。不少侦察员以为鲁奉节在说笑话，但是要塞司令决定第二天对整个别墅区进行搜索，第二天就在别墅右侧山上的一个很浅很小的山洞里发现一滩业已干燥的人粪，上面还扔着两张折皱的废纸。

最后鉴定结果：废纸确系伊哈诺娃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两页;粪便中发现大量细如芝麻的贝壳，经以实物比较鉴别，确定系当地一种名叫“海果子”的海鲜的幼体，说明案犯在排便前大约8小时进食过大量的海果子，而因性寒，过量食用可致病，所以当地渔民一般不大量进食，所以鲁奉节分析案犯是外地人，但是他在附近有落脚点，那是一户渔民，可以捕捉海果子款待案犯的。

最后根据线索摸排将马明山和傅培文抓获，交代的结果果然和鲁奉节推测的一样。

盗亦有道：小偷干劫匪

这是我中学时代的事情了，我姥姥有个街坊，三十来岁，人长得五大三粗满脸横肉，路上走着就会被警察查身份证那种，其实人老实的很，游手好闲，还爱占小便宜，按辈分是我的三侄子，昵称狗狗（是真的，我常听我姥姥这么叫他）。

下面要说的就是这个狗狗兄弟的故事，他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就想着发点小财，结果有一天晚上，他就发现村子外边的电线杆上有人偷电缆，他就不动声色，跟着那伙人，发现他们割完电缆之后藏在了一个破砖窑里，然后就溜了，估计是等风声过了，再来取。

狗狗高兴坏了，等第二天晚上，自己推个板车跑到破砖窑来偷电缆，大晚上黑不隆冬的，他也害怕，也担心偷电揽的人回来，就吆喝几声给自己壮胆“里面有人吗！滚出来！我带着枪和手榴弹呢！再不出来炸死你们！！”喊了几声，没人应，他才进去搬电缆。
他这一喊不要紧，被两个人听到了，谁呢？派出所新来的俩警察，其实警察早盯上这伙儿偷电揽的了，想着放长线钓大鱼，就派了两个新来的小警察在这盯梢。他这一喊，两个新警察又害怕又激动，一想这他妈还是大案啊，升官在即啊，留下一个人，另一个回去添油加醋给领导一说。
我们那个地方十多年连个杀人犯都没有，派出所就几把手枪，领导一听，得了吧，通报市局吧，市局报了省厅，省厅立马成立XX大案组，从最近的部队调来了两车武警，把那个破砖窑团团围住，疏散群众，拆弹专家和谈判专家都在来的路上。
狗狗兄弟此时还在勤勤恳恳的搬电缆，累了一晚上，终于搬完了，刚把板车推出门口，就看到了这样的画面

狗狗当时就懵逼了，赶忙退回去，我们当地公安局局长拿着大喇叭亲自喊话，说电缆的事咱不提了，你先把枪和手榴弹扔出来，别的都好说。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看到有盆友问后续如何，简单说一下，最后双方在热烈的气氛中经过亲切而友好的协商，狗狗全身脱的一丝不挂光溜溜走出来，而警察局长保证不让半夜被从军营薅起来的武警当场突突了他。

老街坊第二波～
我中学时候，我姥姥家有个街坊，人长得特别凶残，一身腱子肉，小时候听他爷爷讲隋唐演义听多了，爱跟人争狠斗勇，不到二十就已经是老街上小混混军团的二把手，人称大春哥。家里人实在是管不了他，就托军队里的长辈送他去当了兵。
大春哥去了军队也是刺头一名，奈何身体素质实在出众，根本不怕处罚，百八十个俯卧撑当饭吃，三来两去，成了个老兵油子。
有一次大春哥想回老家看女盆友，去请假领导不批，大春哥就动了歪脑筋。正好过几天部队去演习，他就诈病要求在军营养病，部队前脚走他后脚就溜了，然后回家三天开心啪啪啪，啪完回去部队正好演习完。
一切都很顺利，万万没想到，在回部队的大巴车上，竟然有人持刀抢劫，大春哥那个急啊，上去几下就把劫匪给干了，全车人那叫一个劫后余生啊，那叫一个心潮澎湃啊，大春哥那叫一个急啊，急匆匆赶回部队，好险差一点就被连长发现。大春哥可开心了。

结果过了几天，一群人来到营地敲锣打鼓举着锦旗要见亲人解放军...
连长当时就懵逼了，说我们这前几天全员演习去了，是不是认错了？乡亲们可不干了，说知道你们解放军做好事不留名，我们专门打听来的，然后连长机智的使用了排除法，让几个兵把诈病的大春哥强行抬到营门口，双方发生了感人肺腑的对话。
连长“是他吗？”
群众“没错，就是他！”
大春哥“老乡，你真看错了，真不是我...”

群众们当时就感动的热泪盈眶，多好的解放军啊！冒着生命危险和歹徒搏斗，完事儿不留名不说，都特么追到军营了还死不承认，太感人了！
然后大家纷纷赌咒发誓就是他没错，连长看着大春哥，慈祥的笑了。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PS：后来大春哥被授予个人三等功，捧着奖状去蹲了十天禁闭，部队里一直流传着“有个家伙因为蹲禁闭被授予三等功”的传说...

老街坊第三波～
我中学时候因为上学近，住到了我姥姥家。
那时候因为下岗潮，好多年轻人没法接班了，就在街面上游荡，成了混混，而他们的头领，就是老黄。
其实老黄并不姓黄，他只是女朋友多，因为老黄长得很帅，眉清目秀的，和一帮虎背熊腰的工人阶级子弟站在一起，完全不是一个画风。
有一天黄昏，我们走在街上，迎面来了几个漂亮姑娘。
我百无聊赖，就教唆到：老黄，你要是敢去拍前面那姑娘屁股一下，我晚上请你吃饺子～
老黄思索了一下，义正言辞的看着我：什么馅的？
我说：我姥姥包的韭菜鸡蛋的～
一回头，老黄已经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上去，狠狠拍了姑娘屁股一下，头也不回的跑了。
就这样，老黄和屁屁姑娘好上了。

好上之后没多久两个人就干柴烈火，过了几天老黄召集兄弟们告诉大家他找到真爱了，打算从此金盆洗手不问江湖事，大家都很遗憾，但是看他非常坚定只好作罢。
老黄说到做到，从那之后不管是一起出去玩还是一帮人打来打去，老黄绝不参与，安心过他的小日子。
本来我们以为他和屁屁从此就会过上幸福的生活，结果有一天，我们几个正在吃饭的时候，老四突然跑来告诉我们说，东子和女朋友在饭店老老实实吃饭，结果一群喝多的人没事找事，打起来了，对方仗着人多气焰非常嚣张，大春当时听完就忍不了，妈蛋我们不出门欺负人就谢天谢地了，竟然还有人敢欺负我们，这能忍？以前就算了，老黄这事你要是都不管以后你就不是我大哥了！老黄实在坐不住了，带着人去了一顿打，这帮人夺路而逃，老黄截住一个腿脚慢的秃子一顿好打，打的他妈都不认识，又让那个秃子给我们表演节目，秃子依次表演了《征服》《小白兔白又白》《猴哥猴哥》《我是一条小青龙》，其中《猴哥猴哥》因为态度不认真又被打了一顿，最后，老黄拎着啤酒瓶子指着秃子说：孙子，记住我这张脸，以后每次见我叫爸爸，要不然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大春他们跟着起哄：叫爸爸！叫爸爸！叫爸爸！
突然屁屁姑娘推门冲进来，看着跪地上的秃子，说：爸爸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老黄相关
http://www.zhihu.com/question/52992122/answer/140709555?utm_source=com.android.mms&utm_medium=social

http://www. zhihu.com/question/5579 1476/answer/147660520?utm_source=com.android.mms&utm_medium=social

http://www. zhihu.com/question/3982 9502/answer/147871258?utm_source=com.android.mms&utm_medium=social

http://www. zhihu.com/question/5211 4382/answer/147424449?utm_source=com.android.mms&utm_medium=social

https://www. zhihu.com/question/3039 86034/answer/573574406

这两天新鲜出炉的交通案件

我们村子里有个男的叫“亮壳子”，他小时候有一次跟他爸去村子对面的山上采蘑菇，结果救下了一个被绑匪绑架的大老板 ……
刚开始“亮壳子去山上采蘑菇采着采着就和他爸分开了，那个时候他也小，应该是越往里面走越深，反正小孩子都是胆大不怕。他爸在外面一个人估计也没有在意他，像他爸那种人经常大半夜出去抓蛇抓青蛙的，也没想那么多。后面搞了半天，“亮壳子”一个人很兴奋的跑出来，告诉他爸，他在山里面看见了一个超级超级大的“大蘑菇” 还赶紧叫他爸去看，结果他爸跟他一去看，哎呀，不得了，这TM哪是个大蘑菇，这根本就是个人！！！”
他爸入眼就是一个男的30岁左右的，被拿拿着大黑色的胶布，把嘴巴封死，全身都是绳子，绑在树上根本动不得，看起来也不知道有没有气！他爸后面跟我外公老一辈的人说，他自己当时也软了，两个腿吓得直哆嗦……活一辈子也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后面赶紧把那个人给搞回家了……
人一醒过来就给亮壳子跟他爸他家里人跪下了，这男的原来是个老板，做生意有点钱，被人盯上了，被从离我们老家那边好远的市开车搞到这里来，然后让他拿卡，绑匪回去取，就把他一个人扔那里了，现在那么深的山里面也跑不掉死了也没人知道，结果哪知道就是被亮壳子捡蘑菇捡到了，哈哈哈哈
后面这个老板给了亮壳子家里面一大笔感谢金，反正那个年代一两万算很多了吧，而且后面每年都会带着他老婆过来给他们家拜年，救命之恩呐，反正第一次听我外公跟我说我感觉挺不可思议的。。

青垚原文记录链接在这：Sina Visitor System

这是作家青垚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查资料时看见的一个案子，应该是刑部回奏上八出来的。

雍正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夜，皇城护军甲夜跳金水河，护军乙及时发现大声呼救，率众将甲救起。但甲坠水过久，抢救无效而死。

经兵部会同刑部审理，甲因多日头晕乏力，夜起小解不慎坠河。雍正闻奏不信，说金水河有护栏，头晕也该晕在栏杆外，勒令重审。于是重验尸体，甲脸有瘀伤系格斗所致，遂严审当夜诸护军。

据供，当夜通铺之上护军丙趁甲熟睡，意图XX他。甲喊叫，丙滚回自己被子。此事刺激了乙，乙半夜也想去XX甲。甲大怒而起，行至西华门门洞前，乙追至，仗着自己身沉力大，强XX了甲。

事后甲哭着跑开，乙不放心尾随，见甲想不开跳河，遂呼救。甲溺水死后，乙伙同其他护军谎称甲近日头晕，失足坠水。

最后，乙斩监候；丙杖一百，流三千里；其余谎供者各有惩处。雍正童鞋闻奏……什么心情我也不造……

当时是去年发生在巴西奥运会期间的罗切特抢劫案啊！整场案件不停的反转，比坐过山车还跌宕起伏。

首先，美国游泳运动员罗切特声称：我在加油站被人抢劫了！那人拿枪指着我的头，你们巴西必须要给个说法！

随后，媒体们报道此事，罗切特的妈妈也站出来表态：我儿子说被抢就是被抢了！

接着，罗切特接受采访，绘声绘色的讲述了抢劫经过。

1、2、3，对！除了我还有其他三个人！

里约警方不满被指责，觉得罗切特这个人头发带绿，又没真凭实据，简直在胡言乱语。于是调出监控来详细的调查。

反转开始了，调查结果是：根本没有人拿枪指着他的头，他准是游泳多了脑子进水了。

然而，罗切特翻供了：其实劫匪拿枪没指着我的头，指着别的地方呢，我当初那么说还不是为了戏剧效果！

巴西警方不干了：你这个Drama Queen，等调查完事你才能走！

网路上一片哗然，有人支持罗切特就是被抢了，有人觉得罗切特还是在说谎，争论不休，也没个真相。

本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想到真相出来了。

罗切特砸了人家的加油站厕所还想跑，被保安拿枪威胁后，乖乖掏钱赔偿，后来想想咽不下这口气，就开始说自己是被抢劫了。

这孙子，给全世界装大尾巴狼呢！

我们国家历史文献最多的地方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设在紫禁城西华门内，前身是“皇史宬",收藏了大量的明清两代的官方文件。

我们国家历史文献第二多的地方……是中国铁路总公司。我们的铁路最早是由攻开国门的帝国主义修建的，铁路是我国较早实施现代企业管理的地方。在日常运营过程中，铁路形成了大量的现代意义上的管理文件和档案记录。铁路总公司的前身铁道部，在成立的时候把各地的铁路公司都收编进来了，继承了这些公司的财产，也得到了这些公司的文件、档案。

由于我国各地有关部门的早期档案不全，在很多地方，都有不少年代久远的地产官司。不是找不到早年的地契了，就是土地划拨过程中的是非难以厘清。现在地价很贵，很多单位开始为了土地产权打官司。一般来说，谁跟铁路局打官司谁吃亏，因为他们总是能搬出陈芝麻烂谷子的证明文件。

某地铁路局打地产官司，律师慷慨陈词：“审判长同志，根据《辛丑条约》，在华修筑、经营铁路的国家在铁路两侧拥有驻兵权。根据我手中的文件，本案涉及的我市XX区XX道XX号地产，原属于护路的意大利炮兵营。没有铁路哪来的驻军？驻军地产属于当时铁路公司的一部分。所以原先用于军营的土地是我们的东西！”

法官当即脸色变了：”介四嘛！介四嘛玩意儿啊。。。你们老拿老佛爷的批四，光绪黄帝的剩子儿，李宗堂的奏则，袁大总统的文件儿，我都层仁（四声）！在判决中采信。因为他们介些个银，当丝（二声），代表了宗国的合法憎府！《辛丑条约》可不行，《辛丑条约》四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新宗国不层印！你们有四说四，别能（四声）那丢宗国银脸的玩意儿！“

于是意大利炮兵营的现住户代表新中国合法的得到了XX区XX道XX号。

感谢 @753951 老师的天津语支持。

电视新闻上看的，大概十多年前吧，冬天，哈尔滨，一起车祸。

具体的记不太清楚，就这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肇事司机“酒后无证驾驶盗窃非法改装报废机动车超载逆行闯红灯肇事逃逸”。

事后想想这哥们刷成就真是把好手。

是某刑法老师给我讲的，细节隐去~

老师代理了某抢劫案，被告的父亲多多少少算个富一代，救子心切，跑过来问老师法院会怎么判。

老师看了看案情，小伙子二十郎当岁，无业游民一个，某天喝了酒喝大了，大晚上把人家趴活的摩的司机给抢了。第一天抢了还不过瘾，半个月抢了n次，还有一次直接把人开瓢了...

老师又看了看法条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 【抢劫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

(四)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

(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

……

老师说，您家孩子这事，在死和不死之间。

富一代一听就炸了，咋会这样呢？前两天xx区刚判了个抢劫案，人被告和我儿子差不多大，判三缓三（三年有期徒刑缓期三年执行），为啥我家孩子就是死和不死之间？

老师有点懵，抢劫判三缓三？

对啊，就大白天，在医院门口抢的。

老师送走了富一代，琢磨着这不大对劲啊，抢劫咋能判三缓三呢。正好，老师和xx区检察院的某检察官很熟，于是打电话问了一下。

一问才知道，这案子整个检察院早传开了.....

被告人也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在一事业单位上班，性格急吼吼+热心肠，就是有的时候犯轴...用他同事的话说，属于那种看见你打喷嚏能直接捆着你去医院的。

小伙子父亲去世的早，是他妈一个人拉扯大的。老太太年纪大了，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小伙子孝顺的不行，平时下班了立马回家，陪老太太遛弯聊天检查身体。邻居们看小伙子人好又孝顺，平日里也没少帮院子里搬煤修电灯，都夸老太太有福气，还三天两头的帮小伙子张罗对象。

这么好一小伙子，干啥抢劫去呢？

有天小伙子下班回家，进屋就傻眼了。

老太太脸色发青，捂着胸口说里面疼，喘不上来气。

吓得小伙子直接从院子里骑了辆三轮车，带着老太太就往区医院跑。

到了区医院，小伙子又傻眼了。

出门太着急，除了身上的裤衩背心，啥都没带。

那...医疗费咋办？

要不说这小伙子轴呢...正常人要么跟大夫说说，反正老太太在这咋也跑不了，要么就打个电话找找认识的人，赶紧送过来也赶趟。

这小伙子来了出新鲜的，听完大夫说要交费，一摸兜没带钱，扭脸就奔医院侧门了。

走到医院侧门口，顺手又抄了半截输液杆，就在门口等着。

医院侧门是个小胡同，车开不进来，边上也没啥住家，一般都是医院职工上下班才走。

小伙子也是赶上了，刚巧有个小姑娘出纳，从外面收货款回来往公司走，身上带着五千块钱咋走咋别扭，想着从这边走能抄个近路，反正医院边上估计也没啥坏人...

结果迎面赶上小伙子，直接就给拦下了。

小姑娘吓坏了，以为自己早就被盯上了，怯生生的把装着小五千块钱的包给了小伙子。

小伙子看了一眼包，我要不了这么多！我拿1000就够。

拿完扭头就跑，边跑边回头嚷嚷，我叫xxx！我着急给我妈交钱去！我家地址是xxxxx！你回头找我要去啊！

拿着钱小伙子就去交押金了，交完押金回家拿了钱，还真回侧门那里找人姑娘去了...

人姑娘早吓得报警了好么...直接就被摁在当场了。

摁完之后就送派出所了嘛...

然后单位领导就去派出所说明情况了...然后居委会工作人员也去了...

什么单位联名信啊，社区联名信啊一封一封的就递上去了...

知道前因后果之后连出纳小姑娘都去求情了...

还能咋办嘛，老太太又不能一个人在医院躺着。

小伙子进去当天就取保候审了，接着回去伺候老太太。

程序肯定还是要继续的嘛，检察院法院一看，得，这案子咋弄？初犯，情节轻微，危害不大，被害人谅解，绝无再犯可能性，还多多少少有点自首情节...加上单位领导社区联名信一封又一封，检察院起诉的时候就是按照最轻三年诉的，法官也就直接判三缓三了...

后来从警察到检察官到法官再到单位领导一人把小伙子骂了一遍，再着急也不能这样啊...

小伙子也表示很对不起人家...自己当时实在是急晕头了...

后来...后来就没事了嘛，三年缓刑一过就算执行完了，小伙子之后也老老实实的，多少也开窍了点。

老师听完一脸无奈...这俩案子，能搁一起比么...

曾经同事的一个离婚案件

男方起诉女方要求离婚，在庭审中男的说女的乱搞男女关系，给自己带绿帽子。 女的说:我现在在东莞从事特殊服务工作，当初嫁给他是因为技术好。-_-||

同事想，这个案子还不简单，早点离了算了。

庭审后，法庭组织双方进行调解，男方的父母死活不愿意自己的儿子离婚，宁愿让儿子自己外出找个好点的工作也行，一问才知道。

当初他们两个都是类似于混混和太妹那类，结婚以后男的赌博，在外面欠下了不少赌债，女方因此出去工作，不久以后不仅付清了男方的赌债，还给了不少钱给男方的父母。

我们感觉:女的形象瞬间高大了起来。

2014年贵阳，有3名男子于夜晚持刀欲抢劫一独行男士，受害人转身逃跑，3人狂追不舍。却追赶不上，情急之下劫匪将半米长的武士刀扔向受害人，可没戳中，刚好落在了受害人脚边，结果受害人瞬间捡起刀，返身开始狂追3名劫匪，3名劫匪后来还哀求受害人把刀还给他们，未果，被受害人一路追杀到警察局。

通过故意犯法被削爵囚禁，从而避免饿死命运的明代宗室犯罪案件。

众所周知，按照明朝祖宗之法，宗室由国家赡养，不得从事其他职业，也不能随意离开封地。开始的时候还好说，几代人之后宗室人口就膨胀了，按以前的标准朝廷已经发不出工资来了。

如山西存留米麦152万石，要全额支付宗禄却需要312万石。河南留存米麦84.3万石，而宗禄则需要192万石，“是二省之粮，犹不足以供禄米之半”。

即便是这种危急情况下，朝廷还是不愿意去动祖宗成法，虽然也有一些小改革但根本没有触及宗藩制度的核心改良。因此实际上也只能年复一年拖欠工资。

亲王和郡王这种等级比较高的宗室反正还有大量产业，你拖欠工资也不妨碍人家滋润的生活。可等级较低的底层宗室就惨了，本来俸禄也只能勉强糊口，结果还几十年不发了，法律又不准宗室从事其他职业自谋生计。简而言之，等待他们的只有贫病交加而死这么一个下场。

明朝对待情节比较重的有罪宗室，死刑之外有在本地囚禁和发往中都凤阳高墙囚禁的解决方法。犯罪被抓的人毕竟少，所以这帮人的口粮朝廷还是给的出来的。

在生死存亡之际，有的底层宗室就开始钻这个空子，反正这么下去我也要饿死了，不如犯法被抓进牢里去，好歹还有口饭吃！

这里我们就介绍一个嘉靖末期，位于河南的周王府下辖底层宗室，父子二人都犯法反而衣食无忧的案例：

诏发周府镇国中尉勤熨子朝□高墙禁锢。
勤熨以二十七年以越关奏求禄米，因言及时事，坐削爵禁锢。时朝□已赐名，以罪人子无敢为请封者，家贫丐贷无行。
有为之画者曰：王子建言，法不过废锢，废锢乃更得衣食县官，是汝父以虚名得罪而实受赐也。今汝贫且死，即弃捐沟壑，孰与一发愤上书，从汝父俱生乎？
乃代为朝请贳其父罪，陈中兴四事：一亲宗族以固本支，二求真贤以正风俗，三定国本以安天下，四办都说以回天意。果得禁锢，其辅导等官俱下御史治罪。

这个周王府的镇国中尉朱勤熨因为讨要工资时候谈及时政所以被夺爵降罪。他的儿子受他牵连也没人敢帮他请封，变成了有宗室之名却无爵的倒霉蛋。眼看没钱拿要饿死的时候，有人帮他出主意了：“按我们大萌朝的法律，王子进谏也不过是囚禁而已，你被关进牢里不就像你爹一样有吃有穿了吗？现在你要是穷的饿死了，就变成水沟里一具弃尸了。是在外面穷死，还是在牢里和你爹一起活着，你好好想想吧！”

朱小朋友越想越觉得有道理，于是故意违法上奏对当时朝政提出意见，很顺利的被罚去凤阳高墙内软禁，成为了吃国家牢饭的公职人员，避免了被饿死的命运。

想想我大萌的天潢贵胄到中晚期都靠吃牢饭避免饿死，真是好笑又好气啊。

另外安利一个明史大佬 @赤胆忠心王保保 在本问题下有关大萌宗室的有关回答:

几年前看到的，不太清楚是段子还是真事，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说一下。

一个西班牙裔的劫匪手持枪械闯进一家面包店还是什么，反正是卖吃的的店，进行抢劫。

当时唯一在场值班的日本厨师(←这是重点)劝说未果，便拿出一把刀说“Don't make me use this(不要逼我用这个)”，结果劫匪吓得丢下枪转头就跑，随后被制服。

事后警察问厨师为什会说出这么帅气的台词，厨师很无辜地答:因为这是把新刀，很贵，他不想弄坏了。

随后警察又问劫匪他为什么会被这句话吓得落荒而逃，劫匪说……

其实他根本没听懂厨师说了什么，他以为这个日本人拿出了刀，然后用日语开始念大招的名字……

【蠢哭！奔驰男酒驾撞车后躲进饭馆假装厨师烧龙虾】南京一名开大奔的司机酒驾连撞七车后，竟跑进路边龙虾馆，假装厨师烧起菜来。警察询问时，他边搅着小龙虾边说：“车要是我开的我是孙子，我真是烧菜的！”龙虾店老板看完热闹回来后，发现厨房里怎么多了个人在烧龙虾，关键是人被带走后，发现居然还烧的比自己好吃哈哈（图文源自网络）

8月28日七夕节，吉林男子尹光乘坐氢气球采摘松子，中途气球失控被载到百米高空，飘行2小时，警察跑了200公里才把他解救下来。 10时许，派出所接到110紧急警情，称一名男子在失控的氢气球上被山风吹走，目前下落不明。民警起初觉得挺离奇，说“你别开玩笑，到底真的假的”，一经确认，迅速组织警力赶赴事发地点展开救援。 在天上飞了2个小时是啥感觉？尹光告诉记者，自己经常帮人打松塔，听说用氢气球办法不错，他就去学习，并花一万块钱购买了这个氢气球。 28日早上，尹光初次尝试用氢气球打松塔，没想到大风竟把绳子扣刮开，他自己也不知所措。氢气球随风飘走且迅速上升，速度极快，手机没有信号，他孤立无援，绝望之际拿起手机对着脚下的群山拍了一段视频并绝望地说：“都乐观地面对生活吧，我飞走了。” 也许是飞过地面信号塔范围，就在尹光绝望到精神即将崩溃之际，他接到了民警的救援电话。放下电话，尹光趁着还有信号，迅速拨通了妻子电话，他对妻子说：“要是我出意外，你也要坚强活下去。” 他媳妇说，当时听说人飞走了，感觉就像天塌了一样，“你说我都怀孕6个多月了，如果你出个三长两短的，再挣钱有啥用啊？还是一家人团团圆圆更重要。” 警方先协调林区、气象局等部门汇总风力、林区分布、定位信息等情报，随后立即与氢气球生产厂家联系，得到了氢气球放气降落的操作方法。随后民警等待尹光手机信号恢复，详细告知降落氢气球的操作方法。14时许，尹光“降落”在一棵大树上，被前来搜救的民警找到并救下。 警方此次营救行动出动警力40余人，车辆7台，统筹协调8个部门，跨越4个乡镇，奔袭200公里，氢气球飞行的地图直线距离超过50公里，滞空时间将近2小时。事后，尹光携妻子和家人带着一面锦旗，来到公安机关感谢民警。
我只是新闻的搬运工，来自腾讯新闻

2014年4月12日凌晨广西西北海合浦摩的师傅小裴在北海市中心目睹一抢劫嫌疑犯抢劫女子皮包后，悄悄跟在后面，装作若无其事把抢劫嫌疑犯骗上了自己的车。随后，小裴故意绕道，把车开到建设派出所并瞬间冲进去，大喊“抓小偷……” ，派出所的值班民警将抢劫嫌疑犯抓获。

抢劫犯：说好的老司机带带我呢？，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哪去了？

一句劝勉引发的血案

----时间起因----

1957年6月12日上午，汉阳一中青年女教师李穗给初三（4）上课，在批评有些同学不专心学习的时候，就无意中透露了一个信息。李穗说：“我们学校有1001名应届毕业生，今年能够升入高中的指标只有50个。要发奋学习啊，不然到时候就后悔莫及啊！”本来，李穗对学生也是出于一片好心，希望他们发奋学习考上高中，今后求得光明的前途。然而，她无意中透露的这个信息，却在无意中点燃了导火索，引发了一起学生冲击县政府的闹剧。

当时，湖北省95%的高中招生指标都分配给了武汉市和少数几个专区直属市，县及县以下地区只有5%的指标。1957年4月5日，《教师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到：“20个初中毕业生中间，只有一个能升入高中。”

----事件经过----

就在青年女教师李穗无意中透露高中招生指标信息的上午，初三（4）班的学生下课后，即刻纷纷向初三年级其他班上的同学传出了李穗透露的信息，全校初三毕业班的学生顿时炸开了锅。初三（8）班的一名同学敲响了集合钟，一些学生马上就聚集到操场上，群情激奋，就去找校长希望得到答复。校长兼党支部书记韩建勋正在学校准备睡午觉，他答复学生说学校没有关于升学率的文件；于是，学生们就走上街头，准备去那里看文件。教育局的有关领导没有作出明确的答复，学生们就在教育局办公室里翻起了文件；有的学生就给汉阳二中、汉阳三中打电话，希望来人声援，可是电话没有打通。然后，学生们就涌到县政府门口，他们推举了学生代表，要求县长接见；听说县长在县委会，他们又向县委会涌去。可是县委会的大门紧闭，他们就开始冲撞大门，有的还搭人梯翻进县委会大院；县委会大院的机关干部与学生发生了冲突，双方都有人受伤。由于学生们的口号声、怒吼声不断，引来了城关的工人和附近的农民，他们以保卫县长为名，也介入了冲突，学生们被他们驱散，事件很快平息下来。

6月13日（Day2）上午，又有数百名学生列队走上了街头。副校长王建国在阻止无效的情况下，只好安排两名副教导主任在学校管理上课的教师和学生，自己带着部分教师跟着学生们做思想工作。学生们的情绪难以平静下来，直接到县委会找到了县长韩茂林，要求他扩大招生比例、缩小城乡差别。县长解释说，县里无权解决这个问题，你们还是回学校上课吧。有的学生不服，就拉扯着县长要求他带领学生去省教育厅请愿；有两名机关干部为保护县长而与学生发生了冲突；如此同时，有的学生因感到气愤而推倒了县委会的院墙，当学生们拉扯着县长经过县政府门口的时候，县政府的机关干部把县长拦截下来并且扣留了几名学生。副校长王建国为了防止事态扩大，赶来要求放出被扣的学生，而机关干部坚持不放。在机关干部与学生争吵加剧的时候，数百名工人赶来了，他们将学生驱散。干部、工人与学生在冲突中都有人被打受伤；这时的学生再也不敢妄动了，随之就陆续离散。

至此，事态已经平息了下来。

----事件定性----

6月13日（Day2）晚，汉阳县委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认为汉阳一中的学生罢课、闹事属于“反革命事件”，为“事件”初步定性了。

6月14日（Day3）上午，汉阳县委在一中分别召集了教师、学生开会，宣布学生闹事属于“敌我矛盾性质”。也是这一天，孝感地委秘书长和省委的有关领导以及新华社记者等10多人赶到了汉阳一中，他们听完了汉阳县委的汇报以后，就拍案定音：这不是一般的为升学而升学的问题，而是借升学之名发起的一场反革命暴乱。

6月15日（Day4），孝感地委、汉阳县委调集了近百名干部组成“汉阳事件”考察团，进驻了汉阳一中。按照已经定下的性质，考察团断定：“前台”闹事的是学生，“幕后”指挥的是教师。于是，考察团发动全校师生“大揭发、大斗争”，要求人人交待，个个检举，按图索骥地搜集“反革命罪证”，挖出“反革命分子”。

经过近百天的考察，考察团挖出了所谓的“以副校长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

----处理结果----

9月6日，汉阳县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宣布了对“汉阳事件”的处理结果。以“反革命暴乱”的罪名，作出了如下判处：王建国、杨焕尧、钟毓文三人，判处死刑。胡平轩、杨松涛、邹振钜、胡斌等九名教师和高一学生滕永俊，分别判处2年至15年有期徒刑。李穗等三名教师，送劳动教养。另外，三名教师戴上“坏分子”帽子；韩建勋等十一名教职员和县直机关、政法机关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三十三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团籍和勒令退学。 有关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王建国 男，32岁，汉阳一中副校长。1950年毕业于湖北革命大学，分配到汉阳县工作。1952年调任汉阳一中副校长，主持全校的工作，由于家庭成分是富农，并且有“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的历史问题，申请入党的事情一直被搁置。1956年，韩建勋调任汉阳一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教员中多数人认为他是“土改干部，吃党饭的”，所以在教学工作上都相信王建国。

杨焕尧 男，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被认为是反革命集团的“军师”。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员马哲民，被认为是反革命集团的“总后台”。

钟毓文 男，32岁，初三（9）班班主任。他有爱眨眼的习惯，在开会的时候眨眼睛，被考察团认为是在向王建国等人“使眼色”而搞攻守同盟。他留下五个儿女，最大的12岁，最小的满一岁。妻子和五个孩子，几十年都不能抬头做人，她为了孩子才坚持活了下来。

胡 斌 女，28岁，初三（7）班班主任。学生开始闹事的时候，她不在学校；正在家里吃中饭的她接到了学校的紧急通知，丢下饭碗就赶到了学校。按照学校的安排，她上街劝阻学生。由于她与王建国是湖北革命大学的同学，加之丈夫的家庭成分是地主，便很快受到了牵连，被判处10年 有期徒刑。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大孩子6岁，最小的孩子刚刚满月。1967年7月19日，胡斌刑满释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斌多次上访并且上书党中央，终于讨回了清白。

----造成的影响----

汉阳一中的部分学生为了升学率问题引发的冲击县政府的闹剧，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而轰动了国内外。甚至，还有人把这一起“反革命暴乱”与“匈牙利事件”联系起来，称之为“中国的匈牙利事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人民日报》、《教师报》、《中国青年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消息、社论和通讯，对事件大加宣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把事件摄成了新闻片《铁证》，在全国放映。

台湾当局借此进行反共宣传，散发了小册子，称王建国等人为“反共义士”，为他们举行追悼会。汉阳籍黄埔生黄宝石，在台湾主编的《汉阳县志》中，称王建国等人为“反共义士”、“三民主义”思想和“忠于党国”的行为。

美国青年代表团11人到达汉阳一中，他们与汉阳一中的校长交谈了两个小时以后，又向学生 了解 有关情况。

匈牙利访问团以及路透社记者，也先后到达汉阳一中，以探究竟。

----平反昭雪----

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而幸存的女教师胡斌，为了讨回清白，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多次到市、省和北京上访，向有关部门写信89件，申述了所定罪行与事实不符，要求复查。1985年春，胡斌与赵迪生分别上书党中央，希望把“汉阳一中事件”的事实搞清楚，性质搞准，作出合乎实际的结论。1985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厅字【1985】189号文，将胡斌等人要求为1957年“汉阳一中事件”平反的信批转给湖北省委，请省委牵头对此案进行复查，复查的结果报中央审批。湖北省委及时进行了研究，指示省政法委组织力量复查“汉阳一中事件”。经过全面系统地复查后，认为：汉阳一中根本不存在所谓“以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汉阳一中事件”只是部分学生为升学率问题而自发地进行罢课、请愿和闹事，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1986年元月上旬，湖北省委向中央报送的《关于“汉阳一中事件”复查情况和处理善后问题的请求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正式批复。1986年2月17日，成立了“汉阳一中事件”平反工作领导小组，展开工作。

1986年12月下旬，“汉阳一中事件”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1.

清代陈恒庆在锦县（现锦州）时的一个案子。村民李士宝夫妇，五十多岁了，有个儿子名叫林儿，刚刚结婚。

数月之后，林儿忽然僵卧而死。小媳妇赶紧喊他俩过来看，就看见林儿下体血污，掀开一看，阳物没了，被割掉了。老夫妇就怀疑是儿媳妇干的，不然谁还能干这事儿？儿媳当然不认，就被扭送到了县衙。

县令讯问，审查得知这小媳妇并没无凶器，而且也找不到“割下之物”，更没什么作案动机。小媳妇说：“昨晚就看见他从外面急匆匆回来，直接躺床也不说话，我以为他睡着了，后来喊他他也不醒，才知道他死了！”县令看林儿之妻，文静贤淑，不像坏人，可是又没找到凶手，且暂把她关在监狱。

且说林儿的一个叔伯兄弟，是卖针线布头的货郎，摇着拨浪鼓，走村串巷地叫卖。那日，走到一村，村有一女，刚刚成年，开门招呼货郎说要买东西。买成付钱，却掉地上一个纸包。货郎捡起来一看，居然是个阳物，已经枯萎了，赶紧给她包起来复原，放在原地。这时女子的仓皇复出，捡起纸包来拿了回去。货郎就住在这个村的店里，详细探访打听，得知此女十分不检点，丑声四溢。他怀疑就是这女的把弟弟害了，于是控告，一审而服。

原来这女子和林儿有私情，爱得死去活来，誓为夫妇。但林儿又不敢向父母禀告，只依媒妁，娶妻之后，此女怀恨。数月后，林儿又来，重修旧好。交媾完毕，趁林儿熟睡，女子拿出剪子，毅然决然地剪掉了林儿的小鸡鸡。林儿负痛急归，很快就死了。

县官判此女罪当论抵。

2.

还是陈恒庆笔记里头的。

乡民李六，牵着驴，迎他媳妇，从岳父家回自己家。路上因为有其他事，距家也很近了，就让他老婆自己骑着驴先回家，他去别的村要个账，稍后回。

他媳妇就骑着驴，慢慢走。迎面，一个大肚子男，也骑着驴，得得而来。两头驴，一公一母，就在擦肩而过的一瞬间，开始嗥叫骧腾。他俩人就都被亢奋的驴，掀地上了。把主人掀地上以后，那俩驴就开始交媾。见过驴交媾的朋友应该知道，一群人不一定能分开他们，更何况只有他俩。两人也一开始也的确试图去控制他们，然而驴的劲太大了，又犯了倔，根本控制不住，两人只好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它俩……

看着看着，他俩也受不了了。“亦顿触淫兴”，携手走向了苞米地，走向了人生的大和谐。

事毕，妇甚畅。包裹内有枣糕，就作为礼物，送给了大肚男，大肚男欣然接纳，珍爱非常，两人遂骑驴相别。

该男子骑着驴，拿着心爱的枣糕，到了一家村店，把枣糕放在了案上。可巧李六收完账，也在。一看，这怎么跟岳父送我的那么像呢？彼此询问，一见如故，沽酒偕饮，酒酣畅谈。酒酣，李六问枣糕哪里来的。大肚男因为和这位朋友聊得很嗨，就如实相告了，说是和一骑驴美女在苞米地里爽完以后人家送的！

李六就知道是自己媳妇儿和大肚男出事了，他默然而归，质问其妻，其妻羞愤自尽。李六也非常生气，也没跟岳父家说实话，买了棺材，说是暴病而亡，不久后就下葬了。本来一切也都结束了，可是……

棺材被埋在了一个庙外，庙里的老和尚，听见坟里有动静。于是，他掘坟开棺。这小媳妇苏醒了，老和尚就把小媳妇藏在了后舍。小和尚一看这事，就把老和尚给杀了，把老和尚放在了棺材里重埋了。不知这小和尚是正气凛然，还是想要独霸小媳妇，没有交代。

总之，李六的岳父家，这时候已经听闻女儿根本没病，是上吊死的，于是就告李六。官方就去查验尸体，一看居然是个老和尚。就审小和尚，小和尚如实坦白，论如法（故意杀人）。事件最终的结局是，李六的老婆回娘家了，李六不要她了。而大肚男，则挨了一顿板子（和奸），捂着屁股走了。

这个案子我以前写过，今天重发一遍，希望大家有兴趣。

金朝大定十八年，首都大兴府宛平县三家村的村民们为了争夺山林，以李仁莹为首，将仰山栖隐寺的和尚告上官府。然而有趣的是，这件案子从宛平县到大兴府，再到大理寺、工部，最后居然惊动尚书省出面解决，堪称金代公共资源一号案，这是个什么案子呢……

明代人沈榜，在担任宛平县县令期间，完成了北京的第一部志书《宛署杂记》，详细的记载了宛平县的风土人情、奇闻异事、名胜古迹，其中就包括宛平县仰山栖隐寺，他还全文抄录了寺里面的一块元代石碑（其实这块石碑是金代的，沈榜误会了）。

这块石碑记载的是金代一起案子的判决结果，正是开头所说的山林案。有趣的是，2014年，考古部门挖掘出了这块石碑，现在我先录全篇如下（很长不用看，只是备作参考）

今月二十六日，奉大兴府指挥，奉尚书工部符文，今月初八日，承都省批，大理寺断，上工部呈，大兴府申，宛平县李仁莹等每仰山寺僧法诠争山林事来断。
李仁莹等告仰山寺僧法诠占固山林，依制，其僧法诠不合占固，外据李仁莹等到官虚供不实之罪，合下本处契勘，照依制法决遣施行，然如此。

缘本僧有天会年间书示施状，及正隆二年告到山林为主榜文，显验为系已久为例之事，兼是省批、寺驳，补勘事理，诚恐所拟未当，乞都省详酌施行外，检法董伯璋等所见，除相同外，据委官打量到四至内山林，合准抚定已前房院桑土，不问从初如何为主，有无凭验者，并不得争告条理，其山林合分付仰山寺僧法诠依旧为主，占固施行，然如此。缘鞔寺已拟本寺不合占固，乞一就都省详酌施行、本部看详，若准检法董伯璋等所见，是为允当，乞明都省详酌事，因蒙批送寺，鞔寺参详。据李仁莹等告僧法诠争山林事，若为僧法诠供称，所争山林，有天会年间已后节次为主文，凭此上便断与本寺僧为主施行。

又缘照到制内明：该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今来本僧见争山林，虽见收天会年施状碑文书示，并隆年间榜文，及在后立到私约文字等为主凭验，然是未抚定已前占固为主，既在制有立定不许占固刑名，便是冲改。兼本寺根脚，别无制前官中许行占固堪信，显验难议便准此时僧尼私不转施等文凭，断与僧法诠为主，以此看详李仁莹等告仰山寺僧法诠占固山林，合依上制文，其僧法诠不合占固施行外，司直王浩然、张藻、评事尹仲连、孙溥权，披断高十、方奴，知法孟源、张仲仁、萧胤里、胡赌、萧长奴等所见，除相同外，若准鞔寺便断将李仁莹等所争山林，本寺不合占固施行。

又缘照得僧法诠供称，所争山林，有天会年间皇伯宋国王书示，并天会十五年二月为恐人户侵斫山林，此时僧存帅告本管玉河县申覆留守司文解，及天会九年有住持普大师将未抚定已前元为主，旧仰山寺道院等四至山林，施每故青州长老和尚为主，其山林系是本寺山坡，见有施状碑文，并隆二年官中拘刷僧尼地土，园林内不堪佃山冈石衬地诸杂树木不在支拨之数，仍勒本主依旧为主，有此时僧人行显告到，本县榜文，禁约军人不得采斫文凭，委官辩得别无诈冒，及村人前后做官户抽到四至内安斫打柴文约，并丁从整等偷斫至内柴薪陪钱文字，及照到贞元二季分承省劄，奉炀王旨：山林陂湖之利，非私家所宜专有，除合存留外，并许诸人采斫。在后，却奉炀王旨：休令采斫，依旧为主占固施行。然在制：该古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今来本寺，自皇统二年未降制已前为主，到今五十余年，即非制后，行擅便将山林占固，以此看详僧法诠既有上项逐节为主凭验，委官辩验得别无诈冒，兼见告人李仁莹等别无供掯，见得是官山显迹，亦无官中许令百姓采斫文凭，又已招讫虚告，四至地里本罪据委官打量到四至山林，合准抚定已前房院桑土，不问如何为主，有无凭验者，并无不得争告理。其见争山林，合行仰山僧法诠依旧为主施行，是为相应，伏乞尚书省照详酌施行。

蒙批：呈讫，奉台旨，准司直王浩然等所见，送部行下帖，仰照验前项所承都省批降处分事意施行，仰照验依准所奉符文内处分事意施行，年月下该司吏李道等施行，何行榜者，右具知。前准奉旨挥照会到在案。本寺僧法诠元告争山林，东至芋头口，南至逗平口，西至铁岭道，北至搭地鞍，其四至分明断本依旧为主。今据元告人僧法诠告乞依奉府衙旨挥已前断事理合出给执照，仍出榜禁约施行。除已行下本村首领并两争人省会所断，并旨挥本人依断为主外，合出榜省会依准所断事理，不得于本寺山林四至内乱行非理采斫，如有违犯，许令本寺收拿赴官，以凭申覆上衙断罪施行，不得违犯，各令省会知委。大定十八年十月初一日榜：行县令张押，行县丞苏押，行当簿郦押，行县尉王押。

以上内容此时无需观看，要是有兴趣的话读完答案后再看省力一些，下面的叙述分为两部分，首先讲控告时案子的状况，之后讲本案审理的过程。

一、山林案的基本情况

1，案为何案？

首先，诉讼的双方，一面是被告——栖隐寺的和尚法诠，他应该是该寺的“法人代表”，而原告是县民李仁莹，这块石碑重新发掘之后，我们找到了该碑的题头，得知李仁莹代表的是三家村。原告控告被告占据山林。

众所周知，山林树木是古人生活的重要资源，制作器皿、用具，搭建建筑，狩猎，伐木取暖都需要山林，如果山林的所有权归属栖隐寺，那么三家村村民就不能前去樵采，即使到了新中国，几十年前也有不少为了争夺汲水、林地而举村械斗的事情，三家村村民想要通过官府解决，恐怕已经是天子脚下，双方有所收敛了。

栖隐寺有多少山林？原文说是“东至芋头口，南至逗平口，西至铁岭道，北至搭地鞍”，可惜这四个地名已经不为人所知，但是栖隐寺和三家村这两个地名现在都还在，都在北京市门头沟区，上图

鸣谢 @曹江 的网站发现中国

栖隐寺位于仰山，距离三家村十公里之远，两者能为争夺山林闹起来，恐怕栖隐寺真的占据了不小的山林。

2，村为何村？

三家村，不过是个普通村庄，但也并不普通，它位于北京第一大河——永定河出山的位置，清代的时候，永定河是交通要道，金代的三家村或许也有不少来往客商，是个大村子。

3，寺为何寺？

栖隐寺，坐落在仰山上，故而又名仰山寺，在当时可以说是中都名剎，该寺一说建于辽代；一说建于金朝初年，而其发扬光大，则是金代初年曹洞宗著名的宗师“青州一辩”希辩禅师。

据《元一统志》：

禅师希辩，宋之青州天宁寺长老也，耶律将军破青州，以师归燕，初置之中都奉恩寺，华严大众请师住持，服其戒行高古，以为潭柘再朱。至金天会间，退居太湖山卧云庵，既而隐于仰山栖隐寺。

耶律将军，或为金将耶律马五。此料可见，希辩本是山东高僧，被金人送到中都，随即受到了北京僧众的崇拜，奉恩寺本是华严宗，却甘愿让希辩这位外来的禅宗高僧担任主持，而希辩最后却选择留在栖隐寺。

希辩属曹洞宗，是禅宗一脉，而奉恩寺、栖隐寺原本都是华严宗，栖隐寺的另一块石碑，明代的《重修栖隐寺记》里称栖隐寺是希辩所建立，或许指的是在他的时代，栖隐寺改旗易帜，变成禅宗了。

希辩与金朝文武、士子交往甚密，他的墓志铭是金朝初年的文人施宜生所写，盛赞他如同当年把禅宗带往北京的潭柘一样，施宜生是原南宋使臣，被金人扣住强行做官，是金朝初年主要文士，官至翰林学士、礼部侍郎。

希辩的弟子法宝更是与金朝的宰执大臣张浩、张晖等人交往甚密。《长清灵岩寺宝公禅师塔铭》记载

师乃遁迹山东泗水灵光。会灵岩虚席，府尹韩公为股、转运使康公渊保申行省，具疏邀请。师辞避不□□，受请□天德庚午岁，青州示寂仰山。太师、尚书令、南阳郡王张公浩遣使赉疏，命师住持仰山栖隐禅寺。续焰传芳，靡所不备。然后廼寻旧盟。□元□年□□岁，师以荣公垂老……

太师、尚书令，这个官职，是董卓级别的，金代生拜此官者，除张浩是德高望重以外，剩下的都是董卓一样的篡臣，可见此人声望是何等之高！文中之事发生时，张浩虽然尚未拜此官，但也是四朝老臣，如此重臣不顾体面，亲自撸袖子干预北京城外一个佛寺的住持人选，可见他与法宝是何等亲密！

当时的皇帝完颜亮非常不满，金史记载：

会磁州僧法宝欲去，张浩、张晖欲留之不可得，朝官又有欲留之者。海陵（完颜亮）闻其事，诏三品以上官上殿，责之曰：
“闻卿等每到寺，僧法宝正坐，卿等皆坐其侧，朕甚不取。佛者本一小国王子，能轻舍富贵，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况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计不足，乃去为僧，较其贵贱，未可与簿尉抗礼。闾阎老妇，迫于死期，多归信之。卿等位为宰辅，乃复效此，失大臣体。张司徒老成旧人，三教该通，足为仪表，何不师之？”
召法宝谓之曰：“汝既为僧，去住在己，何乃使人知之？”法宝战惧，不知所为。海陵曰：“汝为长老，当有定力，今乃畏死耶？”遂于朝堂杖之二百，张浩、张晖杖二十。

显然，完颜亮对于重臣接引僧人有一定警觉，塔铭里面的“师以荣公垂老”，也在史书里被揭穿了牛皮。

但是禅宗的热度并未消减，金朝后期，法宝的再传弟子行秀还会被金章宗接见——然而此案发生时尚未有此事。

法宝被赶回家乡磁州滏阳（邯郸附近），在这里继续开坛讲法，依旧火爆。

金朝国朝文派第一位盟主级人物赵秉文，正是滏阳人，而且其人晚年热衷禅学。

赵秉文，是金朝理学第一人，而理学和禅宗的关系众所周知。

我已经无需继续举例，看看《曹洞宗史》里面的高僧长老，再看看《金史》里面的帝王将相，最后看看《中州集》、《归潜志》的文人士子，这三个群体令人不安的互相出现，彼此结识，无怪乎禅宗能够在金代大行其道，这样的关系网确实让人震惊。

希辩通过高层路线，带来了曹洞宗的巨大繁荣，而他坚持留在栖隐寺，使得本寺近乎于曹洞宗净因支的祖庭。和尚不是寻常和尚，连带着栖隐寺也不一般了。

如此可见，本案原告三家村恐怕是完全弱势的一方。

4，地为何地

双方的焦点是山林。

金代的土地所有制和历朝历代大同小异，分为民地和官地。民地为主，是地主、自耕农所拥有的土地；官地较少，是官府、军户的土地。

民地世代承袭，是封建社会的基石（土地私有制），国家较少干预。

而官地大部分是猛安谋克（也就是军户）的土地，金朝坚持女（原）真（始）旧（村）俗（社），土地官有，经常重新均分猛安谋克户的田地。剩余的有职田等，再就是让平民请射（租赁官地耕种）。

金朝为了挽救女真人的贫困化，多次以清查土地的名义没收民地，转而让猛安谋克户耕种，

而山林既不是民地也不是官地，而是完全开放的公共资源，不应由任何人占据。金世宗后期有规定：

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惟钱不当私铸。

也就是说，矿产、山林、江河湖泊应该任由人民使用。不过这句话有些模糊，更具体的说法，在金章宗时期：

谕提刑司禁势力家不得固山泽之利

如果有权有势的人可以买断（或者动用势力强占）山泽的使用权，就可以借以要挟必须赖以为生的周边居民，所获得的利益显然十分丰厚，这种行为当然应该全力禁止。

不过，在此之前有什么规定呢？都是在这篇碑文里面首次发现。

二，审案过程

1，第一回合，依据法律，三家村优势

碑文里面，一开始的记述是这样的：

李仁莹等告仰山寺僧法诠占固山林，依制，其僧法诠不合占固，外据李仁莹等到官虚供不实之罪，合下本处契勘，照依制法决遣施行，然如此。

李仁莹等人控告栖隐寺法诠“占固”山林，按照法律，法诠不应占固，另外由于李仁莹等人在司法部门犯有虚报的罪行（可能李仁莹有所夸大其辞，或者是添加了一些捕风捉影的罪行，但是依据上文，法诠占固山林的行为还是确实无误的），共到本处核查，按照法律执法（剥夺栖隐寺的山林所有权，李仁莹等接受虚告的处罚）。

这份判决无疑是合理的——山林本就不应该是私有物，金世宗也有了上文中提到的那宗旨，所以案件发付大理寺之后，大理寺干脆利落的断定栖隐寺违法。

大理寺如此干脆利落，还有一个原因：寺庙违制已经逐渐变得不被容忍了，辽代佞佛，寺庙富裕，僧侣众多，金代初期，大部分女真贵族也都信奉佛教，寺庙依旧强势。金世宗即位之初，对佛教也很有好感（金世宗的母亲就出家了），但是就像完颜亮一样，当上皇帝之后，完颜雍逐渐意识到了任由佛教发展对国家的危害，但是完颜雍终究不同于完颜亮，绝对不会公开杖责高僧，而是温柔抑制。

在这之中，尤其是对寺庙的过多财产采取抑制的策略，比如解放寺庙奴隶——二税户。

大定十六年，锦州闾山寺三百名奴隶想要告官求解放，僧众们竟然阴狠的想要把这些人抛弃在海岛上，此事被御史中丞李晏发现，金世宗立马抓了典型，将全部奴隶即刻解放。

有这起案子在前，大理寺的官员在办理山林案自然理直气壮，讲法律，山林不该私有，论政治，正要限制寺庙财产，这案子办的快些，说不准又是个典型。

2，第二回合，大兴府的反对

要是栖隐寺这么就被办了，那就不是万恶的旧社会了，大理寺的断决下来，大兴府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缘本僧有天会年间书示施状，及正隆二年告到山林为主榜文，显验为系已久为例之事，兼是省批、寺驳，补勘事理，诚恐所拟未当，乞都省详酌施行外，检法董伯璋等所见，除相同外，据委官打量到四至内山林，合准抚定已前房院桑土，不问从初如何为主，有无凭验者，并不得争告条理，其山林合分付仰山寺僧法诠依旧为主，占固施行，然如此。

因为栖隐寺有天会年间的书状和正隆二年的榜文，可见是“久为例”的事情，加上尚书省的批示、大理寺的断决事实怕是有不合理的地方，请尚书省重新斟酌。

除此之外，大兴府检法认为，这些山林属于“抚定已前房院桑土”，不论初主，不得争告，这些山林应该交给栖隐寺依旧所有，继续占固。

我们看到：尚书省提出了两条理由：第一，寺庙有天会年间和正隆年间的文件，证明栖隐寺占据寺庙由来已久，可以继续沿用；第二，山林属于“抚定已前房院桑土”，按规定不应该再争讼。

所谓的“抚定已前房院桑土”，是指金朝统治之前所占据的地产。这种地产不再争讼，是规定。

金朝崛起的时候，为了安抚统治区，下达这种规定，也就是完全承认治下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性，金军打到这里的时候，你当时手上有的土地，无论偷来抢来，是不是惹着官司，一律合法化，完全洗白，这种规定的用意如司马昭之心，就是用这种手段来换取地主阶级的支持，这简直是阶级史观近乎完美的呈现。

大兴府突然的反驳令人吃惊，这简直是和大理寺明面对着干，在这其中出现了一位检法董伯璋。所谓的检法，是大兴府的低级官员，负责核查本机关的公文、行为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和行政规范。

金朝实施极为严格的行政程式，一旦犯错极易被惩处，这种严苛也渗透到了选官的科举制度中，以至于考生战战兢兢，只求不犯错，不敢想办法出彩（这很政府机关）

由于双方有分歧，大兴府提出：

缘鞔寺已拟本寺不合占固，乞一就都省详酌施行、本部看详，若准检法董伯璋等所见，是为允当，乞明都省详酌事，因蒙批送寺，鞔寺参详。

这里的“鞔寺”疑为“棘寺”之误，是大理寺的别称。由于大理寺已经下了断决，大兴府的反对意见不能直接作用，所以把这些意见全部交付尚书省裁定，如果认为大兴府检法的意见正确，就请尚书省明确下令。

由于大理寺、大兴府意见不合，所以交给尚书省裁定，这显然不是几个小小检法能做到的，恐怕两者的主官也是决不妥协。

3，第三回合，大理寺据理力争，指出对方的漏洞

专门搞法律的大理寺岂会不如大兴府？面对大兴府的意见，大理寺即刻给出了反驳：

又缘照到制内明：该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今来本僧见争山林，虽见收天会年施状碑文书示，并隆年间榜文，及在后立到私约文字等为主凭验，然是未抚定已前占固为主，既在制有立定不许占固刑名，便是冲改。兼本寺根脚，别无制前官中许行占固堪信，显验难议便准此时僧尼私不转施等文凭，断与僧法诠为主，以此看详李仁莹等告仰山寺僧法诠占固山林，合依上制文，其僧法诠不合占固施行

大理寺援引了另一条法律：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

大理寺提出：“未抚定已前占固为主，既在制有立定不许占固刑名，便是冲改”建国前地产可以占固，但是法律中有禁止占固的具体规定，两条法律有冲突，而后者是细致规定，所以“冲改”，以后者为准！

这条规定是在皇统二年，1142年，绍兴和议那一年，这一年，金朝停止了战争，那么我们也可以揣测动机：在实现和平，巩固统治的时候，当然不能像以前那样用极端手段争取地主支持，而是要实施有效统治，维持长久利益。

随后大理寺持续打击：“兼本寺根脚，别无制前官中许行占固堪信”，也就是说，栖隐寺原本就没有占固山林的资质，所以他以民间名义，没有官方背书的书状、榜文等等全都非法，一切转让协议也因此无效！

所以，大理寺的意见是：李仁莹的控告符合法律规定，栖隐寺不该占有山林。

最后大理寺诸位工作人员“司直王浩然、张藻、评事尹仲连、孙溥权，披断高十、方奴，知法孟源、张仲仁、萧胤里、胡赌、萧长奴”都署名，大有寸步不让之势。

4，第四回合，栖隐寺祭出绝杀，三家村已无力回天

经过前面三轮辩驳，“抚定已前占固”已经无效，而那些书状榜文也没有官方效力，栖隐寺要是拿不出有官方效力的所有权文件，山林所有权就将失去。

可以说，此时三家村村民离自由伐木仅有一步之遥。

但是栖隐寺有这种文件，而且是让人惊讶的文件，一拿就是四个。

首先

又缘照得僧法诠供称，所争山林，有天会年间皇伯宋国王书示

法诠拿出了所有权文件，是“天会年间皇伯宋国王”批的。

这人是谁？

他就是金太宗的儿子，当初金朝皇位的有力竞争者之一，和金兀术、赵九妹等人谈笑风生的太师、尚书令、宋国王完颜宗磐！

还记得我说的吗，这官职是董卓级别的。

想像一下你和邻居争两分宅基地，结果对方拿出尉健行的条子那种感觉。

随后，还有天会十五年玉河县的确认文书（玉河县后来被撤销，并入宛平），这两者都是绝对的官方文件。

第三份文件就有点意思了：

天会九年有住持普大师将未抚定已前元为主，旧仰山寺道院等四至山林，施每故青州长老和尚为主

天会九年，当时的栖隐寺住持把全寺的山林地产送给了“青州长老和尚”，也就是在开头，我们提到的高层路线大佬希辩！

再回头看希辩的人生经历：

初置之中都恩寺，华严大众请师住持，服其戒行高古，以为潭柘再朱。至金天会间，退居太湖山卧云庵，既而隐于仰山栖隐寺。

外地和尚一来到北京，就被异端寺院推为住持，但他甘愿放弃这个位置，隐居栖隐寺，联想到希辩的高层路线，联想到这几封文件，我无意揣测这些佛教高僧的动机，任凭大家理解。

这三份文件的时期很有意思：完颜宗磐签下了文书之后，天会九年，这些林地转给希辩，天会十四年，完颜宗磐因谋反伏诛，天会十五年，栖隐寺立马在玉河县申请了新的文件。

第四份文件就简直让人胆寒了

并隆二年（应为正隆二年）官中拘刷僧尼地土，园林内不堪佃山冈石衬地诸杂树木不在支拨之数，仍勒本主依旧为主，有此时僧人行显告到，本县榜文，禁约军人不得采斫文凭

正隆二年是什么时期？就是那位完颜亮在位之时！两年前，他才把栖隐寺住持法宝结结实实打了二百棍！

可是，正隆二年，完颜亮下令没收寺庙财产的时候，栖隐寺的山林依旧丝毫不动，甚至于，栖隐寺僧人行显一个申请，宛平县就发布公告，禁止军人樵采！

如果说栖隐寺处于山区，林地不能开垦，所以不予没收还算可以理解，但是此时，依然能禁止樵采就让人震惊了，而且针对的对象是军人！

金代的军人指的就是猛安谋克户，这可是金朝皇帝的心肝宝贝儿，前文提到，金朝多次掠夺民地给他们耕种，连这些人都不许樵采，民户岂不更是可想而知！

可能大家会有一个疑问：既然皇统二年已经禁止了占固山林，那么之前的占固不就应该作废吗？但是大兴府的逻辑不是这样的：

在制：该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今来本寺自皇统二年未降制已前为主，到今五十余年，即非制后行擅便将山林占固，以此看详

在禁止占固山林的法律出台之前，栖隐寺已经占固山林，所以不违背法律。

大理寺与大兴府对于这一点似乎有分歧，但是似乎又是一致的，无论如何，原告李仁莹等三家村村民已经无计可施：这些农民有什么渠道认识完颜宗磐这样的人呢？

至此，大理寺也气馁了，李仁莹也无计可施，所以最终结论得出：

其见争山林，合行仰山僧法诠依旧为主施行，是为相应

尚书省批准了这最后的讨论结果，栖隐寺趁热打铁：

今据元告人僧法诠告乞依奉府衙旨挥已前断事理合出给执照，仍出榜禁约施行。除已行下本村首领并两争人省会所断，并旨挥本人依断为主外，合出榜省会依准所断事理，不得于本寺山林四至内乱行非理采斫，如有违犯，许令本寺收拿赴官

也就是说，判决结果被公告重申，除去三家村，其他村庄也适用本断，违背的话，栖隐寺有权抓人送官。

最后，大获全胜的栖隐寺约来原告人等，在官府的见证下将这一结果立碑刻石，宛平县——在整场官司中最没存在感的机关终于露了一次脸：行县令张押，行县丞苏押，行当簿郦押，行县尉王押。

三、这一节不想写题目

栖隐寺赢了，而且赢得完全合法，虽然我们同情三家村，但是不得不承认栖隐寺的四份文件全都有效。

但是合法并不代表合情合理，造成这种结局，首先的因素就在乾元殿，就在金世宗！

上文中，我们看到了完颜亮和金世宗完颜雍两人不同的行事风格

意识到佛教的威胁之后，完颜亮亲自上阵，当面借助帝王权威压垮法宝，痛打之羞辱之，正隆二年又强力没收寺庙地产。

而金世宗完颜雍从没有公开撕破脸，即便是闾山寺之事，完颜雍也没有惩处那些狠毒到要将数百奴隶抛杀海岛的恶僧。解放寺庙奴隶，从大定二年一直干到大定二十九年，金世宗咽气儿了都没完成！而占固山泽的问题上，金世宗也没有激烈的强调严格执行，甚至给了很大的操作空间，让那些以前已经占固的山泽可以有合法的机会。这种执政风格，是金世宗的执政背景决定的。

金世宗即位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金熙宗、海陵王两代改革杀得人头滚滚，锐意汉化造成了极端对立，连续政变造成的权威尽失。此时的金朝完全禁不住折腾，必须守成。

这也就是金世宗执政风格——妥协、保守、调和的原因，他竭力避免任何的波澜，绝对不引起任何尖锐矛盾，他和完颜亮一样知道要汉化，但是他像保守分子加以妥协，维护猛安谋克的利益；他和完颜亮一样知道要抑制佞佛，但他只是缓缓地加以抑制，还经常举办佛教活动安抚之。

就在本案两年之后，金世宗重修栖隐寺，举办了盛大的佛事活动。

第二的因素在诸多官员之中，迁延散漫，苟求无事，栖隐寺占固山林绝非一日两日，宛平县、大兴府缘何一句不问？甚至案子已经推到鼻子下面了，还胡扯什么“显验为系已久为例之事”搪塞掩饰，大和稀泥，试图维持原状，此等人如何治理好国家？

第三就是青州希辩这样的利益集团，上下结交，进而借助关系垄断资源牟取暴利，浚民膏泽而肥，何等恶行。此次案件，提到的人中官职最高的才是从六品的宛平县县令，然而此案涉及到的人岂止如此？那些人隐藏在这些文字背后，一切阴谋、一切交易、一切见不得人之事，诸位都可以尽情想象了。

法宝的再传弟子行秀，最后获得金章宗召见，地位显赫，然而有趣的是，他和另一位被金章宗见过的得道之人——长春真人丘处机一样，天下一变，即刻投奔蒙古去也。平时鱼肉百姓、蚕食国家，一朝有变则转换门庭，洗白财产，岂不可笑？

案子判了，村民们不过是打柴麻烦些而已，但是官场此等风气不改，天下又怎有安定的日子？我家乡黑龙江，2008年很是惩处了一批粮食战线的人——把战备粮偷偷卖掉了，四川甫遭大难，仓无粮可调。平时卖些粮食，总是糊弄的过去，一旦有变，则万方无计，纵然处决几个败类，也变不出救灾粮油。

这等漠视民众，破坏法制，动摇人民共和国的基础，损害我中华民族的福祉，又随时准备改换门庭的恶贼，还不知有多少！

而学希辩结交圈网以牟利如红毛者，学栖隐寺只求得利不顾责任如滴滴者，学法宝巧言伪饰罪状如刘强奸者，学大兴府迁延散漫坐视百姓危困如弑母少年之教育机关者尚不知凡几，此等人充塞殿堂，则欲求十年治世亦不可得，安求能善终哉！

今天没有要补充的。

不知道前面有没有人提到。这是我见过的最戏剧性的案件，简直可以改编成小说。

附原文地址：https://m.baidu.com/paw/c/www.360doc.cn/mip/565434843.html————————————————————

中共黄金大劫案

又称松江黄金大劫案

一、一百二十两黄金莫名消失

　　1949年11月下旬，中央公安部、社会部向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的公安部、社会部发出机要件，要求对件内所注明的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我党我军各个历史阶段的若干起尚未侦破的悬案进行调查。分发给华东局的案件中有一起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经华东公安部、社会部研究决定由上海市公安局进行调查。

　　要说清这起案件，先得了解一下中共党史上的临时中央。中共党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临时中央。第一个临时中央诞生于1927年。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挥舞屠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间，血雨腥风笼罩全国。7月12日夜，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紧急指示，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进行了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8月7日，按照临时中央成立时的决定，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对临时中央的机构进一步完善，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的临时政治局。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样，第一个临时中央就完成了历史使命，于1928年9月2日结束工作。

　　1931年9月中旬，党史上的第二个临时中央在上海诞生。组建这个临时中央的原因是，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合计十六人，政治局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到了9月中旬，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有周恩来、卢福坦、陈绍禹（王明）、刘少奇四人，仅占政治局成员的四分之一，他们已失去“代表多数”的作用。同时，周恩来将赴中央苏区工作，陈绍禹将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这样一来，上海的政治局成员远远不足半数，按照党章规定，政治局已不能行使其职权。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中共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并提出组成人员的具体建议。据此，1931年9月中旬，周恩来、王明、张闻天、秦邦宪（博古）等四人在博古家里开会商议此事。商议的结果是，由博古、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报请共产国际审批后，第二个临时中央随即投入工作。

　　本案发生的时间，即第二个临时中央开展工作后不久的1931年初冬。临时中央在处于白色恐怖中的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所需经费无论再怎么节省，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否则，不但无法开展正常工作，连中央机关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而当时处于地下活动中的临时中央，既无法筹款，也不能开展募捐，这样，只能通过两条渠道解决这个难题：一是由苏区建立的红色苏维埃政权拨款，二是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这两条渠道中，通常都是以第一条为主渠道，第二条属于辅助渠道。况且，共产国际拨款并非通过银行、邮局汇款，而是安排秘密交通员从境外辗转进入中国，然后再送到上海，其中曲折多多，风险极大，所需时间少则两三月，多则半年，指望等米下锅不大现实。因此，当时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起草密电，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取得联系，让即予拨款。

　　当时苏区的经济情况不容乐观。但是，苏区政府还是全力支持临时中央，决定拨给临时中央黄金一百二十两（十六两制老秤）。以当时的白色恐怖形势，长途调运钱款也只有黄金最为便利。这件事由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相当于如今的财政部长）林伯渠负责落实，林伯渠批了条子让从苏区银行“按额调拨”，最后送来的是一堆各式各样的黄金首饰——都是打土豪没收来的，但是，这些黄金首饰零零碎碎的不易携带，于安全有虞，因此，得设法改进一下。于是，就请金匠把首饰高温融化后制作成十两一根的“大条”，装入一口按照金条尺寸专门制作的白铜小盒，盒口用锡焊封。

　　苏区的具体经办人员想得很周详。考虑到这笔数额巨大的经费从江西送往上海得经由若干个地下交通员之手，这就有一个交接验核的过程，交割成功后，下线交通员得给上线交通员一个确认收货的凭证：这个凭证是一个银元大小的汉字，由林伯渠亲笔书写，写后请刻章店铺用经沸水反复煮过的硬木刻成一枚比象棋子薄些的印章样的东西，刻成后按笔画破解成七件。七个笔画代表着七个地下交通员，事先将各个笔画和锁具、钥匙各一分寄至（或者送达）预定交接地的地下交通站。上下线交接时，凭暗语相认，以下线钥匙打开上线的锁具确认，交割完成后下线交出笔画，上线则把他掌握的锁具交给下线。上线凭笔画向组织证明他已经完成了使命，已变成上线的原下线交通员则用上线给他的锁具去与下一站交通员接头。完成使命的交通员返回后把收条凭证——笔画交给组织，组织则按照规定的方式把这一特殊凭证辗转送交苏区汇总。

　　这个出自林伯渠之手的作为凭证的汉字，曰：快。至于哪七个地方，根据保密规定，林伯渠是不知道的，筹款、拨款是财政部的职责，运送那就是其他部门的事儿了。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使用的收条凭证可能是其他汉字，或者并非汉字而是另外的方法。如果运送顺利，那就可以把这些凭证撇开不问，通常是全部笔画还没送回苏区时，对方已经把顺利接收的信息传递过来了．凭证只是发生意外情况时才用得到，不幸的是，这笔历年来苏区向上海方面拨送的金额最大的经费，恰恰遭遇了不测，从而用到了这个汉字凭证。

　　特别经费运送线上的第一个交通员是1931年11月6日从瑞金启程的，按预定的路线，应该是这样的：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这条路线有些绕，但安全系数大。满打满算，用一个月时间是可以到达上海的。可是，等米下锅的临时中央从11月底开始发电向苏区询问，一直到12月22日，一共发了五封催询电报，苏区这边于是意识到出问题了。当时，林伯渠是不知道的。直到1932年元旦那天下午，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拿着业已收到的“快”字的前六个笔画来请他鉴定是否原件，他方才意识到那笔特别经费出了问题。

　　“快”字的最后一笔——捺，没有送到苏区。苏区政治保卫局于是启动了调查措施。经林伯渠确认，已经送来的那六个笔画确是原件，刻章匠也确认是由其亲手制作的东西。于是，苏区政治保卫局断定：特别经费在运送过程中，前几站均无问题，事情出在松江至上海的那一站。

　　苏区政治保卫局试图对此事进行调查，可是，以当时的条件，想去远离江西苏区、紧靠上海的江苏省松江县进行调查，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不说其他，光是潜入白区的安全风险就高得难以预料。当然，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请机关设于上海市区的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协助调查。苏区这边也确实这样做了。上海的特科情报人员进行过调查，可是，由于运送特别经费启用的秘密交通员都是由中央个别领导直接掌握的，按照组织规定，这种秘密人员的姓名、地址，是不能透露给其他任何人的，这种情况只能由与其建立组织关系的上线向其．进行调查。所以，特科方面的调查也未能进行下去。一个圈子绕下来，已是三个月后了。于是，政治保卫局只好向苏区政府打报告，要求由苏区政府出面与临时中央那位掌握秘密关系的领导联系，请其安排对此事进行调查。那位领导之前知晓特别经费未能运到中央，不过，虽然交通员是由其提供的，但按照规定，提供后就不能过问苏区方面怎样使用这个交通员，因此并不了解其他情况。这时由中央向其交代后方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就立刻联系松江那位承担最后一站运送特别经费使命的秘密交通员。可是，已经找不到此人了！

　　十八年前的调查结果就是这样的。

　　特别经费未能送到上海，产生了以下严重后果：因没有资金及时营救，九名被捕的同志遭到杀害；一次预先布置好的为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而举行的日资产业大罢工流产；三名伤病的地下机关同志因无医疗费用及时救治而死亡；四名牺牲烈士的家属因未能获得组织及时的经济救助而流落街头，最后失踪，等等……现在，新中国成立，有条件查清该案了。本来，按照行政区划来说，该案应该交由苏南行署公安处去调查，因为松江其时属于苏南行署管辖。可是，以苏南行署公安处的警力和能力，恐怕难以胜任，所以最后还是决定交由上海市公安局承办。毕竟松江紧挨着上海，况且，根据案情，调查的触角也有可能伸向上海。

　　于是，这起被称为“特费失踪案”的案件就下达给了上海市公安局，同时下达给上海市警方的还另有五起其他历史悬案。为此，上海市公安局决定抽调一批精干侦查员组建一个名唤“悬案调查办公室”（简称“悬办”）的临时办案机构。“悬办”下设六个调查组， “特费失踪案”由第三组负责调查。

　　第三组有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邬泓四名侦查员，蒋文增为组长。四人接受任务后，随即从“悬办”杨家俊主任那里调取了华东公安部转来的卷宗。蒋文增拿到手里就马上掂出了这个案子的调查难度：卷宗袋轻飘飘没一点儿分量！打开一看，果不其然，就是一份材料，两页纸，是关于该案案情的简单介绍，下面倒是盖着中央公安部、中央社会部的印章。四个侦查员传阅后，马上研究怎样着手进行调查。讨论下来，最后决定去北京，向林伯渠秘书长当面了解情况。

　　于是，次日——1949年12月6日，蒋、徐、胥、邬四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抵京后，等了三天，就见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林老日理万机，但还是给了他们二十分钟时间，于是侦查员就有了如上所述的那番对该案背景、情况的了解。那么，地下交通员的情况呢？林老不无遗憾地说，如果邓发同志还在，他可能说得清楚。

　　但林老还是向侦查员提供了一条线索：记得瑞金派出的那个交通员好像姓秦，曾给高自立同志当过警卫员。

　　高自立这个名字，如今大多数人听着都会觉得陌生，可在当年江西苏区，那可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老一辈革命家，井冈山时期是与罗荣桓、粟裕一起担任连队党代表的战友，后来又担任红三军团政委兼军委书记，组建中华苏维埃政府时，他是土地人民委员（相当于如今的国土资源部长）。新中国成立后，高自立在东北担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

　　侦查员随即离京前往沈阳。他们还算去得及时，高自立当时因长期操劳已经患病，不到一个月（1950年1月9日）就去世了。当时，侦查员未能见到高自立，但达到了此行目的，高自立看了递交的条子后，答称：警卫员小秦，名朴，江西萍乡人，现在解放军第十三兵团任职。

　　十三兵团当时在广西，于是，侦查员调头南下奔赴南宁。

二、松江交割

　　在南宁郊区的一座营房，蒋文增四人见到了副师长秦朴。

　　秦朴1931年时作为一名地下交通员，按照组织纪律，并不知道自己运送的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收货方的真实姓名、身份等信息。因此，他事先事后都不清楚执行的是什么使命，甚至连那东西最后是否送到目的地也毫不知情。一直到上海警方的侦查员出现在他面前，他才恍然大悟，说怪不得那玩意儿沉甸甸的！他对于十八年前他执行的那桩特别使命还保存着完整的记忆，他告诉侦查员，当时他是政治保卫局领导下的一个秘密交通站的地下交通员，对外身份是瑞金城内“盛福饭庄”的跑堂，饭庄老板就是他的领导。虽说在苏区红都，可是他们干地下交通的是不能公开真实身份的，为了这趟使命，组织上特地安排饭庄为他制造了一次假工伤，对外称被大米包压出了内伤，要去南平找名郎中李冲一治疗。然后，就带了要运送的物品于夜深人静之际悄然出发了。

　　从瑞金到南平二百五十公里，秦朴骑马走了六天，所走的路线都是组织上事先安排好的。秦朴抵达南平时是下午两点多钟，随即前往南门关帝庙，他的下线是关帝庙的庙祝。旧时的庙祝，就是管理庙宇的人。关帝庙与文庙一样，是没有僧人人住的，所以庙董会就物色一个忠厚勤快、无田地房产的赤贫之人，全家可人住庙内占用房产两间，免租耕种庙产田地若干亩，世代承袭。庙祝的职责是负责管理庙宇，上香插烛，添油掌火。秦朴并不知晓这个庙祝下线姓甚名谁，也不清楚对方长相如何，只知道应该对上暗语，对方的钥匙开得了他手头的锁，就把东西交给对方，确认无误后收下对方的凭证，话都不说一声立马走人。秦朴拿着庙祝给的凭证返回瑞金，交给饭庄老板，这趟差就算是出完了。那个凭证，他直到此刻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侦查员在纸上写了一个“快”字，他这才顿悟，说原来我拿回来的是这个“快”字的起笔啊，怪不得就是比黄豆稍大的一粒。

　　侦查员要求秦朴回忆那个庙祝是怎么一个人，秦朴说记得对方三十来岁，肤色黝黑，中等身材，眼睛比较大，再多的特征就说不出了。当晚，在向上海挂长途电话汇报情况后，第三组获得“悬办”的指令：直接去南平找那个以庙祝身份为掩护的地下交通员调查。 “悬办”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调取到当年中央保存下来的绝密档案，找到了十八年前那条运送特费的秘密交通线自瑞金到杭州的六名秘密交通员的姓名、籍贯、年龄等资料，唯独没有从上海去松江执行使命的那位交通员的情况。

　　于是，第三组即赴南平，很顺利地找到了当年的庙祝、如今的县委副书记。接着，去福州，下温州，转金华，一路顺藤摸瓜竟然都还顺利，最后抵达杭州。

　　杭州这个地下交通员名叫刘志纯，四十六岁，因早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还是老百姓一个，在一家竹行做店员。侦查员向其调查那次去松江跑交通之事，刘志纯说那次跑交通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为组织上效力。刘志纯说他是1931年2月加入的中国共产党，那年他二十七岁，是武林门那里的“茂福竹行”的伙计，因为小时候上过两年私塾识得一些字，空闲时经常捧着老板订阅的《民国日报》阅读，一个干体力活的竹行伙计有此举动，这在当时算是有点儿稀罕的，于是就引起了附近一所小学的夏校长的注意。夏校长是中共地下党，可能受了组织上的指示，开始有意跟刘志纯接近，借给他一些进步书刊，时不时还跟他聊聊天下时势。最后，夏校长认定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追求进步的青年，于是就发展他人了党。入党后，却没让他参加什么活动，甚至夏校长也不来找他了 两个月后，夏校长来竹行跟老板聊天，瞅个空子交代给刘志纯两句联络暗语，让他牢牢记住。又过了十几天，学校放暑假了，夏校长再也没出现过。刘志纯好生纳闷，一直跃跃欲试地想着要为革命事业出些力，可是却无人来跟他联系。直到当年年底，他回嘉兴老家去探望患病的老父途中，忽然有一个看上去比较时尚的中年妇女跟他对暗语，说组织上已经把你的关系转到上海了，以后上海方面有事会找你联络的，并当场交代了新的联络方式和暗语。就这样，刘志纯在本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成了一名由中央直接掌握的秘密人员。

　　之后，刘志纯一共执行过三次任务。第一次是跑了趟老家嘉兴，在轮船码头接了一位从松江坐船过来的患病男子，从嘉兴坐火车把他护送到杭州，将其安顿在西湖畔的一家旅馆后，事儿就办完了。另一次是从杭州把一份隋报送往上海，他住进了法租界的一家旅社，当天就有人前来取走了情报。那份情报是一卷绵纸，上面一片空白，估计是用密写药水写的什么重要机密。上线是个富家女打扮的三十来岁的女子，当场让他把棉袄脱下来，把绵纸藏在里面。第三次就是跑松江了。

　　之前半个多月，他收到一封南京来信，里面用暗语写着让他从次日起计算的第十六天至十八天，每天中午十一点去西湖“楼外楼”前等候接头。半月之后，他在第二次去“楼外楼”时与一个穿国民党军官制服的男子接上了头。对方向他交代：一个月之内会有人在某天晚上去竹行（刘志纯是单身汉，晚上独住在供职的竹行内），对上暗语后，双方交接一件东西。刘志纯收下这件东西后，应在当天或者最迟不超过次日动身离开杭州前往松江，抵达松江后入住火车站前的“汉源栈房”，如无意外，应该很快有人来找他接头办理交接。如果三天内无人来接头，第四天则应返回杭州，把东西藏好后照常生活，组织上会另外安排人来接头取物。交代之后，那军官把笔画凭证、锁具、钥匙交付给他。

　　1931年12月1日晚上七时多，有人来敲竹行门了。那是从金华过来的上线交通员。当然，对方不可能向刘志纯作自我介绍，两人对上暗语后马上办理交接手续，然后，对方就向他挥了挥手转身出门，融入了寒风呼啸的浓浓夜色之中。

　　刘志纯于次日以探望在青浦（当时属江苏省）的亲戚为名向竹行老板请假。老板说你去青浦要从松江走的，正好，你拿着我的信去松江城里的“大天营造行”找张老板，快到年底了，请他把七月间买的那批毛竹款子结一下，最好是付现钞，不能的话就从银行转账，但必须你一起去，用你的名义划账，这样他就没法向银行取消划出的账了。刘志纯于晚上十一点多登上了前往上海的夜班火车。当时火车跑得慢，中途又不知何故临时停了一段时间，抵达松江已是12月3日上午七点了。他在车站旁边的一个小摊上吃过早点，就去了“汉源栈房”。

　　因为一宿未睡，刘志纯入住客栈后就躺下睡觉了。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四点。客栈是供应三餐的，稍停他就让伙房送来晚餐吃了。踱出房间，旁边就是账房，正跟客栈老板、账房先生打听“大天营造行”怎么走法时，从门外进来一个人，三十五六岁，身穿黑色棉袍，头戴同样颜色的绒线帽，后半部分的帽檐放下遮挡着寒风，一张脸被风吹得略微泛红，双手拢在袖管里，微微佝偻着背脊，嘴里冒着热气，向账房打听是否有一个杭州来的竹行先生人住。刘志纯估计来人是接头的下线了，当下就拱手道：“敝人姓刘，是杭州'茂福竹行’来松江出差的，先生可是找我？”

　　对方冲他上下一打量，微微点头。于是，刘志纯就邀其去房间。两人人室坐定后，对上了暗语。刘志纯出示锁具，对方从怀里掏出一串钥匙，选出一把就打开了。对方笑了笑，从钱包里取出凭证—一“快”字的倒数第二个笔画——撇，交给刘志纯。至此，交割完成了。对方冲刘志纯点点头，拎着装着特费的小皮箱一声不吭地出门而去。

　　对于刘志纯来说，这趟使命乃是一次冒险之旅——那个下线刚离开五分钟，警察就来盘查客栈了。那时对共产党查得很严，警察又打着乘机敲竹杠的主意，对外码头来的看上去稍稍有些油水的旅客很感兴趣，刘志纯竟然也人了他们的法眼，反复盘问他来松江办啥事儿。幸亏刘志纯出示了竹行老板给“大天营造行”张老板的那封讨债信，警察才没再追问下去，但还是搜查了行李。刘志纯事后每每想起那一幕，就禁不住心惊肉跳：如果下线晚来几分钟，那“货”可就玩儿完了，说不定还得搭上自己的性命。

　　刘志纯返回杭州后的第五天，有一个顾客来竹行谈生意，要查看现货情况，老板就让刘志纯领往后院。到了后院，那人见四下无人，忽然说出了暗语。刘志纯于是知道是自己人，是来取凭证的，就把一直藏在身上的那个“撇”交给了对方。至此，刘志纯的任务就算网满完成了。而他的地下T作生涯也结束了——之后一直到杭州解放，再也没人来跟他联系过。他估计是掌握他这个关系的上级领导出事了。按照当时组织上的规定，脱党这么长时间，他已经不是党员，早巳还原成一个寻常百姓了。不过，杭州解放后他还是去找了军管会、市委反映当年的情况。正因为他的反映，这次侦查员才得以打听到他这条线索。

　　这样， “悬办”第三组终于查摸到了当年运送特费的秘密交通线上的最后一道环节：松江的那个穿黑色棉袍的男子。那人拿到货后去了哪里？为什么没把特费送到上海，甚至连人也失踪了？要查明这个疑团，得去松江撞运气了。

　　1950年2月1日，第三组的四名侦查员从上海前往松江开展调查。

三、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人

　　松江原属江苏省辖地，建国初期江苏省撤销改为苏南、苏北两个行政专署，松江划归苏南行署，成为松江专区驻地。蒋文增四人抵达松江县城后，先去专区公安处。如此重要的案件，自然得到了公安处的积极配合，当即指令松江县公安局指派专人陪同上海同行调查。松江县公安局指派了侦查员老马，会同蒋文增四人随即开展工作。

　　蒋文增简单介绍了案情，说从刘志纯介绍的情况来看，对那个不知姓名、住址、职业身份的下线交通员的调查难度非常大，想先找当年刘志纯下榻的“汉源栈房”去打听一下。老马是松江当地人，熟悉本城情况，说“汉源栈房”早在抗战爆发那年就关门了。这也在蒋文增的意料之中，毕竟十八年过去了，而且还几经战乱。蒋文增问： “那么，那家栈房的老板、账房什么的还能找到吗？”老马说： “这个倒可以试试。我记得以前曾经听人说过， '汉源栈房’的老板林汉源是住在南门的，要不，我领你们去南门打听打听？”侦查员自然点头，于是立刻动身，一边走一边心里祈祷当年的林老板还住在原处。

　　到了南门，一打听，林汉源倒是没搬家，不过已经中风三年卧床不起了。侦查员跟他提起十八年前那个寒风呼啸之夜曾经发生过的一幕，他一脸茫然。这也难怪，别说人家已经年届六旬且中风卧床了，就是健康人只怕也很难回忆起十八年前的那一幕。那么，当时另一个在场人，那位账房先生如今在哪里呢？侦查员想撞撞运气。问下来，得知账房先生名叫褚国宝，后来“汉源栈房”关了，他去轧米厂做司磅员，现在应该还在那里。

　　来到轧米厂，却得知这个司磅员已经不在了，不是死了，而是国民党松江县法院给他换了个地方，送往苏州监狱去吃牢饭了。那是1947年春天的事儿。业已五十挂零，步入知天命门槛，且一向老实守法的褚国宝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竟然卷入了一桩土匪抢劫案，据说是向沾着些许亲戚关系的一个土匪提供了本地一家富户的情报，致使该富户遭到抢劫。后来案子被警察局侦破了，土匪供出了老褚，于是他就被判处五年徒刑。江南地区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关押的犯人进行了甄别，认为褚国宝属于货真价实的抢劫团伙共犯，应当留在监狱继续吃免费伙食，这样，他就被留了下来。

　　四名侦查员当晚上了松江开往苏州的夜航船，于次日早晨抵达，直接前往监狱找褚国宝：可惜的是，尽管褚国宝身体健康，精神也正常，但无论怎么启发他也没法回忆起十八年前有一个杭州竹行的旅客曾入住“汉源栈房”，更记不起那个身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子。

　　大失所望的侦查员正要离开时，褚国宝说，当年“汉源栈房”的账本，在1937年底栈房关闭时他都带回家去了，记得一共有二十二本，不知对你们是否有用？侦查员于是问明了褚家的住址，为获取方便，还让他当场写了一纸给其家人的条子。

　　当晚，四个侦查员宿于苏州。晚上聚在旅馆房间里谈论案子，对于褚国宝的那些账本不敢寄予什么希望，因为住店的是刘志纯，而不是那个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子。不过，总是聊胜于无，至少可以对刘志纯所说的他前往松江的日期是否准确无误有一个考证的依据。

　　次日，侦查员坐了一天轮船返回松江，上岸后直奔褚家，取走了那二十二本账册。当晚在下榻的旅馆翻查下来，证实了刘志纯所言不谬，他确实是于1931年l2月3日在“汉源栈房”住过一个晚上，但这于他们要寻找其下线并无帮助，所以还得研究下一步调查工作应该怎么进行。

　　议了一阵，侦查员胥德深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据刘志纯所说，那个下线交通员是双手拢在袖管里进的“汉源栈房”，从刘志纯对当时情景的陈述来判断，客栈老板和账房对于这个黑衫人的出现一脸的茫然，那说明此人并非松江本城人，而是来自于外码头。根据刘志纯之前与上线的交割情况来看，黑衫人可能事先已经赶到松江来了，所以，他在松江应该是有一个落脚点的。这个落脚点的情况，黑衫人在接头时是否在刘志纯面前露出过什么蛛丝马迹呢？

　　蒋文增、徐立鼎、邬泓三人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推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于是，蒋文增就决定再向刘志纯了解一下当年他与下线碰头时的细节。鉴于第三组已经连续奔波了两个月，颇有些疲惫了，蒋文增于是决定第二天由他和胥德深两人去杭州，徐立鼎、邬泓留在松江休整。

　　第二天，2月5日，蒋文增、胥德深乘坐火车前往杭州，刘志纯受竹行老板差遣去郊忆，那天对方走进“汉源栈房”时什么东西也没带，双手拢在袖管里。这样，可以认为他可能是松江当地城厢镇上的，因为如果是城郊人的话，这个时间城门已经关闭，他无法出城。松江城拢共也就那么大一点儿，城里的老住户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活到四十来岁的客栈老板、账房先生应该是认识他的，可是，据刘志纯回忆，那人进来向账房打听“是否有个杭州来的竹行老板人住”时，客栈老板、账房先生都是一脸陌生，不但没跟对方打招呼，连脸上也没显露出纹丝跟来人似曾相识的神情（这方面的观察对于一个地下交通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可以排除对方是松江城厢人。

　　黑衫人作为一名地下交通员，应该知道自己的运气未必那么好，能够一下子就撞到刘志纯，所以，他应该是作好在松江待上一天以上才能跟杭州来客接上头的思想准备的。如此，联系到刘志纯看到的其放在钱包里的那张薄簿的蓝纸，侦查员就认为他从城外进入城厢后，可能已经在某家旅馆登记下榻了。蒋文增、胥德深在登上从杭州开往上海的火车时，已经统一了下一步的调查思路：调查松江城里的旅馆。

　　回到松江，另两位侦查员徐立鼎、邬泓已经等急了。蒋文增遂将去杭州调查到的情况和分析向徐、邬两人说了说，临末道： “不过我们先得有个思想准备，这桩活儿不大好干，别说相隔了兵荒马乱的十八年了，就是太平年代的十八年，要想查到是否有人下榻过还是—个大难题哩！不过，干我们这一行就是这样，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于是，立刻着手行动。先把他们下榻那家旅馆的钱老板请来，跟他聊了一会儿，获得以下情况：十八年前松江城里有五家旅社—一“汉源栈房”、“清福阁旅馆”、“邢天华客栈”、 “九峰三泖旅社”和钱老板的这家已经开了三代的老牌“大福祥旅馆”，后来，“汉源栈房”关了，就只剩下四家。去年松江解放后， “邢天华客栈”也关闭了，目前就剩下三家了。侦查员向钱老板请教：那么，是否有可能查到十八年前的某一天某旅客曾经下榻过哪一家旅社呢？

　　钱老板摇头： “可能性很小，你们到我这里来查的话，我们还保存着至少三十年的旅客人住登记账本，其他店家就难说了。 '邢天华客栈’呢，肯定没了，因为他们那天关门时，邀我去喝了散伙酒的，我亲眼看到邢老板吩咐伙计把一应账簿什么的都烧掉了。”

　　蒋文增听说“大福祥”还保存着当年的账簿，就请钱老板把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的账簿拿出来，说要查一查。查下来的结果是：1931年12月2日、3日那两天，只有松江本城的“富贵糕团店”的老板周德冲来订过一个房间。那是给谁订的？又是什么样的人人住？账簿上都没有记录。侦查员请钱老板问了两个当年曾经在“大福祥”干的老伙计，都说年月隔得太久，记不起了。那么，“富贵糕团店”是否还开着呢？钱老板说还开着，老板周德冲也活得好好的，一顿能吃两大碗饭。那就去拜访这位周老板吧。

　　周老板还记得十八年前向“大福祥”汀房间之事，那是为了接待他的亲家，上海来的“聚财绸缎行”账房先生刘羽定。刘账房现在在哪里呢？周老板回答： “他早就死了，是十二年前因痨病不治而死的。”

　侦查员寻思那人别就是跟刘志纯接头的黑衫人，于是就问周老板对方是什么模样。周德冲的老婆拿来了照相簿，说那里面有账房先生的照片。一看，跟刘志纯所说的黑衫交通员大相径庭。

　　这样，一家旅馆就排除了，剩下还有两家——“九峰三泖旅社”和“清福阁旅馆”，次日侦查员登门调查。他们倒也像钱老板一样保留着账簿，不过，并未发挥作用，这两家旅馆那几天生意清淡，并无客人上门。

　　如此，线索就断了！

四、就是这个老药工？

　　这时，第三组收到了市局“悬办”通过部队机要员捎来的工作情况通报。通报中说了至目前为止各组的办案进度，第三组与另外两个组并列末位，这使蒋文增等四人顿感脸面无光。不过，通报中也有对第三组有启发的经验介绍。承办…军统’、'中统’迫害民主人士系列案”的第五组的调查就有较大收获，该组的经验是：不厌其烦，向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伸出调查触角。蒋文增看着似有所悟，对另外三人说我们手头这个案子是否也存在这种“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呢？

　　四个侦查员议下来，觉得这个方向似乎是存在的：既然前面已经认定那个黑衫交通员是事先就已经抵达松江城内的，很可能是入住了哪家旅馆，这已经没法调查下去了。但是， “很可能”并非百分之百，还有一小部分是“不可能”。这个“不可能”中包含着另一种可能性：黑衫交通员并未入住旅馆，而是借宿于松江城里的某户与其有亲友关系的居民家里。

　　侦查员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论证，还真找不到理由一下子将其排除，于是就决定顺着这个方向伸出触角开展调查。这就需要请松江城厢镇派出所协助了。不过那时开展此类工作远比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便当得多：流动人口少；家家户户都有人待着；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生活模式，街坊邻里间的关系几近透明，谁家来过什么客人请过几次客不但户主一家记得清清楚楚，就是邻居也回忆得起来；最关键的一点是：派出所通过全镇各街（并非如今所说的“街道”）居民委员会可以比较容易地向全镇各家居民查询。

　　侦查员跟派出所一联系，派出所当即通知各街居委会主任到所里参加紧急会议，所长将要查摸的情况说了说：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12月3日，那天是入冬以来的第一个结冰天，请大家或者开居民大会布置，或者通过各居民小组长下去，反正要求逐家一一问到，看当时谁家来过亲戚朋友，是一个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的中年男子。

　　布置下去后，全城立刻同时开始查摸。工作效率确实很高，也就不过一天半时间，各街居委会的查摸结果就已经报给派出所了。可这结果却使侦查员大失所望，是清一色的“没有查到”四个字。调查工作进行到这一步，四名侦查员纷纷摇头，可以用两个字来表述：无语！

　　无语之后，蒋文增就说看来松江这里已经没啥线索可以调查的了，我们回上海吧，过了春节再作计议。其余三个侦查员也无办法，只有点头赞同。这时，侦查员胥德深向蒋文增请假，说这边的松江军分区司令部有他一个叫杜复明的山东老乡，是司令部的参谋，他跟杜已经四五年没见过面了，想乘这个机会去看看对方。蒋文增说你怎么不早说呢，去吧！

　　没想到，这一去，竟然获得了一条线索！

　　胥德深去军分区司令部后，立刻往众侦查员下榻的旅馆打了—个电话，说杜参谋请蒋文增三位一起过去吃个便饭。盛情难却，蒋文增三人于是就去了军分区司令部。杜复明是个热情豪爽的山东汉子，让伙房给炒了四个菜，买了两瓶白酒，请胥德深四人畅饮。众人吃着，觉得菜肴炒得极好，赞不绝口。杜复明觉得很有面子，就唤出厨师老柏来跟客人见面，说上次许司令（指时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许世友）来松江视察，也是老柏掌的勺，许司令也称赞了，还敬了老柏一杯酒呢。那年头讲究人人平等，侦查员于是就请老柏入席一起吃。

　　席间闲谈时，杜复明问起胥德深等此次来松江出差的事由，胥德深说是调查一桩十八年前的案子，费了好大劲还是没有头绪。这时，一旁的老柏忽然开口了： “我知道那年头松江这边还有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哩，不知道你们调查过没有？”话一出口，四个侦查员的眼睛立时齐崭崭地盯着老柏，静候厨师往下说。

　　老柏是邻县金山县人氏，早年去上海学烹饪，1930年学艺满师后，放单飞的第一个码头就是松江，应新开的“富春楼”之邀当了大厨。当时，松江的一些国民党党政军头面人物都喜欢来“富春楼”请客应酬，有时在衙门或者驻地设宴请客，就把老柏请去掌勺。松江城里的“松（江）金（山）青（浦）中心保安团”司令部，乃是松江各衙门中请客最多的一个。老柏去的次数多了，就跟保安团司令部的那班人混熟了，对那里的情况也了解了一些。其中一点是，保安团司令部经常要举行军事会议，召集分驻于金山、青浦的军官来开会。那时保安团只有团长有一辆自备小车，不可能用来接送，这些军官来来往往就只能乘坐每天只有一班的轮船或者公交车。交通如此不便，当天肯定是无法返回各自驻地的，这样他们的住宿就成了问题：由于保密原因，事先不能向旅馆订房间；而临时借宿吧，经常难以保证足够的床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保安团司令部向“江苏省保安总部”（当时上海郊区诸县属江苏省）请示后，在司令部内设立了一家有五十张床位的招待所。

　　招待所对内营业，其服务对象首先是来松江出差的保安团军人，有时床铺有空闲，也接受社会旅客，但必须有保安团连长以上熟人介绍并要取得一名营级军官的签名担保方可入住，当然是收取费用的。对于外地旅客来说，人住保安团招待所有一点显而易见的好处，那就是不必如同入住其他社会旅舍那样睡到半夜三更会被人唤醒了查这个问那个，也不用担心把行李翻得乱七八糟，其中贵重物品有时甚至还会不翼而飞。因此，能够人住保安团司令部招待所那是再好不过了。不过，由于有严格条件，能够人住的人也不多。而知道保安团内部招待所可以入住非保安团军人的，那就更是微乎其微了。这可能也是侦查员之前调查时没人提到此处的原因。

　　蒋文增、徐立鼎等四名侦查员闻讯大喜，盯着老柏问那个内部招待所十八年前是哪个在负责管理，那人还在不在。老柏掰着指头算了算： “十八年前……那就是民国二十年，那时我还没离开松江，记得那年的12月31日，我还被保安团司令部叫去替他们掌勺烧了四桌菜迎新年哩，当晚我就住在他们那个招待所里了。对了，那个负责的人姓顾，是青浦人，名字好像叫'三才’。”

　　“那么，这个顾三才现在在哪里呢？”

　　这个，老柏就说不上来了，因为他第二年就离开松江，再没跟保安团的人打过交道。不过，既然有名字，可能还是查得到的。侦查员当下就取消了返沪的主意，当晚聚在旅馆房间里商量应该去哪里调查顾三才。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向松江专区公安处打听。

　　次日，侦查员去了专区公安处。问下来，关于保安团的档案现在都堆在库房里。于是就去翻阅，意外发现档案堆里竟然还保存着保安团司令部内部招待所七年来（1930年至1937年）的全部住宿人员登记资料。于是，马上翻查民国二十年12月初那几天的住宿人员记录。这就比查阅社会旅馆的登记簿方便多了，因为要找的目标——黑衫人并非军人，只要盯着非军人旅客就行了。查下来，发现那年12月1日至5日那几天中，入住的非军人旅客一共只有三个：一个姓张，是南汇县周浦镇上的酱园老板，另一个是张老板的太太，两人是来松江访友的，入住保安团招待所的担保人是保安团副团长厉友光；另一个来自上海，名叫梁壁纯，其担保人是保安团营长郭洪顺。梁壁纯于12月1日中午入住，至12月4日清晨离开。

　　这个名叫梁壁纯的上海来客引起了侦查员的兴趣，于是查看附在登记簿上的郭洪顺出具的担保函。这个郭营长看来是上过私塾的，小楷写得还看得上眼，内容是，被担保人梁壁纯系其族叔郭北昌所开的“祥德源国药号”的店员，前来松江向“余天成中药堂”联系采购中成药。档案显示，郭洪顺系保安团第一营营长，江苏省金山县人氏，1933年因贪污被解职，去向不明。

　　这样，要查明梁壁纯是不是那个地下交通员，只有找郭洪顺的族叔、中药店老板郭北昌了。当天下午，四名侦查员就登上火车返沪。回到市局，先去向“悬办”领导汇报了办案情况。杨家俊主任说同志们辛苦了，马上要过年了，本来应该好好休息几天，放松一下，但现在看来不行，你们几位还得继续辛苦，因为这案子北京已经来电催问过调查进展了。

　　其实，领导不说，蒋文增等人也不打算休息。第三组的工作进度落后于其他组，他们心里已经很不安了。况且，既然有线索，还是早一天去查清楚，免得夜长梦多。

　　于是．2月16日除夕上午，侦查员胥德深、邬泓去了上海市卫生局，调查到“祥德源国药号”是1909年10月15日经法租界公董局获准开业的一家两开间中药店，老板名叫孔钟声，店址在金神父路119号。1923年，孔钟声将该店盘给江苏省金山县人郭北昌。1941年9月，郭北昌因病去世，10月，“祥德源国药号”向法租界公董局申请注销获准，于10月23日正式歇业。

　　离开了卫生局，胥德深、邬泓心有不甘，商议干脆去一趟那家中药店铺的原址，向那里的商家打听一下，指望能撞到好运。于是前往已经改名为瑞金路的那条原法租界内的马路，可是，毕竟那么些年过去了，时过境迁，连门牌也已经重新编制过了。一番打听后找到“祥德源国药号”的原址，现在是一家鞋帽店，不管老板、账房、店员，竟然谁也没听说过“祥德源国药号”。两人不死心，再向马路对面弄堂的年长居民打听，说以前有过中药店，后来关门歇业了。那么听说过有一个叫梁壁纯的店员吗？一连问了三个居民都摇头，最后问到了一个六旬老翁，这才得到肯定的答复：有一个店员梁先生，说话带上海郊区口音，叫什么不清楚。这位梁先生药工技艺了得， “外堂”（指在店堂按方抓药）、“内堂”（指在里面炮制处理中药材，乃是一项专门技术）都是一把好手，是那家中药店本事最好的先生。

　　“那么，后来他到哪里去了？”

　　“后来？没有后来！听说那位梁先生有一天突然失踪了！”

　　胥德深、邬泓返回市局向蒋文增汇报上述调查结果，蒋文增说： “突然失踪了？这就对了， '特费’不也是突然失踪的吗？”

　　当然，调查要继续进行下去。不过，往下如何调查，还需要讨论。这样，几个人春节就没外出调查，而是窝在屋里讨论。2月20日，年初四，第三组侦查员再次出动，执行节日期间议定的调查方案：寻找当年在“祥德源国药号”工作过的员工，看能否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梁壁纯的情况。

　　四个侦查员分两路进行查摸，一共花了三天时间，获得了以下情况——“祥德源”确曾有过梁壁纯那样一个外堂、内堂本领都首屈一指的药工师傅，他是前任老板孔钟声雇用的，后来孔钟声把店盘给郭北昌，经郭老板再三挽留终于答应留了下来，成为“祥德源”的技术权威，后来“祥德源”的药工差不多都是他带出来的徒弟。梁壁纯说话带上海郊区口音，听说是江苏省嘉定人。

　　梁壁纯为人谦恭，内向敛言，正直仗义，再加上他那手技艺，使其成为“祥德源”上下都很喜欢的一个人。郭老板把他视为第一心腹，不但店里的事情桩桩跟他商量，有时甚至家里拿不定主意的事儿也要问问梁先生。大约1927年夏天开始，由于郭老板身体有疾，原先由他亲自掌握的进货渠道就渐渐地交给了他所信任的梁壁纯。 “祥德源”的中药进货渠道与当时上海滩以及周边的所有中药店一样，都是从专门经营中药批发的药材行进货的——这是指的中药原药；中药还有一部分药是成药，即经过加工的膏、丸、丹、散，这部分药，大店、名店是自己加工制作的，小店铺也有加工，但病家往往对于小店铺加工的成药持怀疑态度，于是后来就改为向大店、名店进货。松江的“余天成”就是这样一家闻名江南地区的名店， “祥德源”的中药成药，自梁壁纯接手负责进货以来，经郭老板同意，就由原先从上海市区某店进货改为从“余天成”进货了。梁壁纯1931年l2月初的松江之行，估计就是去跟“余天成”谈明年的成药订货事宜的。之所以“估计”，是因为关于进货那样的大事，只有郭老板和梁壁纯两人商议，属于商业机密，别人见之都得走远些。

　　那次梁壁纯离沪去松江后，过了大约三四天返回“祥德源”。那天，梁壁纯是上午九点左右回来的，和以往每次去外地出差一样，回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每人送一样小礼品，通常都是当地的土特产，这次也是，每人一盒松江产的桂花香糕。然后，梁壁纯喝了一杯学徒李小庆递上的茶，对郭老板说： “我这次出差有点儿累，这会儿想先去睡一会儿，下午再来向您报告一应情况。”郭北昌点头说好，还关切地询问要不要去附近的广慈医院找西医看看。梁壁纯微笑称谢，摆手说不必，然后就离店而去。这一去，竟再也没有回来！

　　“祥德源”的学徒、店员一共有七人，其中四人是住在店里的，梁壁纯和另外两个店员老朱、老焦不住在店里，朱、焦家住上海，梁壁纯据说在沪没有家口，租了房子独自居住，租金是由药店出的，这还是前任老板孔钟声立下的规矩。那天下午，郭北昌等到四点多钟快打烊时还没见梁过来，只道他生病了，就差学徒小福子前往其下榻处看望。下榻处不远，也在法租界。小福子骑着店里送药的自行车过去也就十来分钟，速去速回，向郭老板禀报说那里是铁将军把门，没有人。郭老板立刻亲自赶去，果然！向邻居探问，都说梁先生已经走了好几天了，没有回来过。郭老板立刻向法租界巡捕房报告，巡捕请了锁匠把房门打开，里面整洁如常，却一眼就可看出确实已经数日没住过人了。

　　巡捕房把郭老板带去询问，发现其并无卷款潜逃之嫌，也无其他案件牵扯，更未见其与人口角发生争斗被害的可能，因此也就没有立案，甚至连笔录也没做。这件事渐渐地就无声无意地过去了。“祥德源”的人，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梁壁纯。

五、曹家渡大劫案

　　第三组在调查中还有一个收获：从当年的“祥德源”学徒，如今的“雷允上”药工师傅李小庆那里获得了一张1931年“祥德源”吃中秋团圆饭时拍摄的全店合影，其中自然有梁壁纯。这张照片拍摄得很清晰，保存得也好，虽然因为时间久远有些发黄，但请市局技术处的专家稍作处置后就光鲜如新了。

　　1950年2月24日，侦查员邬泓、胥德深带着这张照片前往杭州请刘志纯辨认，刘志纯一眼就认出了梁壁纯。至此，终于可以确认当年“祥德源”店员梁壁纯就是那个前往松江与刘志纯接头并交割了“特费”的地下交通员。2月26日，第三组四名侦查员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对如何开展下一步工作进行了研究，认为往下要做的就是：揭开当年梁壁纯的失踪之谜。这个谜底肯定与“特费”有关。

　　当然，寻找梁壁纯当时凭空消失的线索，具有相当的难度。侦查员分析，梁壁纯是平静地结束松江之行返回“祥德源”，然后不露声色地消失的。而从事后郭老板以及法租界巡捕房去其住处查看和向邻居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他其实自12月1日上午离开住处后就没再返回过。因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梁壁纯对于自己的“失踪”是有准备的，也就是说，正是他自己制造了失踪。梁壁纯为什么要制造失踪？显然与他作为地下交通员所完成的任务有关。可能是梁壁纯在完成交割后有意或者无意间发现他所运送的“货”竟然是一百二十两黄金，从而起了贪婪之心，于是，他就决定侵吞黄金，然后远走高飞。

　　除此之外，另有一种“非侵吞”假设：梁壁纯返沪后去“祥德源”前，还没有向其下线办理交割。他先去了趟药店，然后再去办交割，就在离开药店前往接头的途中出了事。出了什么事？会不会是被捕了？这种可能性可以排除，因为当时组织上在追查这个案子时也曾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动用了法租界、公共租界以及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及“中统”的所有内线进行了秘密调查，各方均无关于这方面的消息。所以，第三组的观点倾向于梁壁纯侵吞了这笔巨额财富。这样，调查方案也就形成了：寻找梁壁纯，可先从查’摸其当年的家庭住址作为切入口。

　　之前，侦查员了解到梁壁纯是嘉定县人氏，在上海没有家口，每年大约回家两三次，都是在药店生意最清淡的时候。可是，嘉定是个大县，光城镇就有城厢、南翔、黄渡、安亭、娄塘等，梁壁纯家住嘉定的城镇还是乡村，是哪个镇抑或哪个乡？调查工作的第一步，看来先得解决这个问题。 次日，侦查员分两路开始调查，一路是蒋文增、邬泓去查原法租界公董局留下的商业档案，查询“祥德源国药号”向公董局申请变更时递送的材料，指望能够从中找到店员资料；一路则是再次去向当年与梁壁纯在“祥德源”共过事的那几个药工师傅了解，希望他们能够回忆起与梁壁纯家乡有关的什么事儿来，好作为寻访梁壁纯家庭住址的参考。

　　这两路调查全都没有见效。法租界公董局的档案里，有受理登记时“祥德源”的原始材料，也有关于从老板到店员的健康状况资料，可是，根据法国管理者（法租界公董局商业处和卫生处）的规矩，他们只分别负责登记开业申请和健康检查，而那是不必登记店员的家庭住址的，所以内中并无侦查员需要的内容。而另一路对“祥德源”原店员的调查，也未有什么收获，梁壁纯不愧为一个有资格执行临时中央重要秘密交通使命的地下人员，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具备一个优秀情报人员的基本素质，在那么长的时间里竟然没向朝夕相处的同事聊起过哪怕一星半点儿关于自己家乡的细节。

　　这样，第三组就只好退而求其次：既然说是嘉定的，那干脆就到嘉定去查查，指望能够撞到好运。

　　这个运气还真给他们撞到了。侦查员到了嘉定县城，先去县公安局。县局接待的徐副局长听明来意后，说这事好办，我马上跟县工商联的同志联系，请他们找几个中药店铺的老板、账房、老药工师傅开个座谈会，请他们回忆一下嘉定地面上以前是否有过一个在上海法租界“祥德源国药号”工作的名叫梁壁纯的老药工。

　　结果，人到齐了，这个会却没开起来。怎么呢？竟是意外惊喜：最后一个到县工商联的是七十三岁的嘉定“积福堂中药店”创始人陆积福。“积福堂”传到他儿子手里后经营了数年，就在战火中遭到焚毁，但老爷子是当地中药界权威，所以药店虽然不在了，名望是摆着的。这回工商联召集全城中药业的主要人物开座谈会，当然也少不了他。老爷子坐定后，那些后辈都来向他请安问候，他就问今天开什么会，怎么事先没发书面通知。工商联的人就告诉他公安局来电要求协查一个什么样的对象，请大家回忆一下咱们嘉定以前有没有那么一个人。陆老爷子听着就笑了，说还调查什么，梁壁纯就是我们“积福堂”出去的，算起来，他是我收的第一个学生子（沪语，即学徒）。

　　侦查员得知这个情况，自是喜不自胜。可是，往下就喜不起来了。据老爷子说，梁壁纯家住嘉定南门外，婚后生育了三个子女。其妻小名贞姑，黄渡镇人，原无业，后来梁壁纯忽然失踪，光靠以前的积蓄难以谋生，就把嘉定这边的房子卖掉后拖着三个子女回黄渡娘家做起了小生意。那还是民国二十年左右的事儿，后来情况如何不清楚。侦查员连忙向老爷子请教： “贞姑娘家住在黄渡何处，您老知道吗？”

　　老爷子说： “贞姑刚拖着子女回黄渡头一年过年时，我请人给她捎去过一条猪腿、一条青鱼和一些小孩儿吃的糕点零食，她收到后马上给我写来一封信表示谢意，记得信封落款是黄渡千秋桥堍。”

　　第二天，3月2日，第三组一千人去了吴淞江畔的黄渡古镇。还是先到派出所，一问，民警说千秋桥那里是有一条长街，可是没有听说过单身妇女拖带着三个子女过日子的。侦查员徐立鼎一口山东话，说那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现在那妇女应该是步入老太太行列了，子女呢，肯定已经长大成人了。派出所所长也是山东人，一听乡音分外亲切，说我们是山东老乡哩！老乡放心，立马查！

　　查了半天，竟然让民警给打听到了：贞姑大名叫陈孝贞，以前确实住在长街上，后来全家搬走了。什么时候呢？邻居回忆说是抗战时期，大概民国三十一年前后吧。

　　民国三十一年就是1942年，那年他们全家搬到哪里去了呢？这个，那么多邻居没有一家知道的。他们是那年秋天的一个夜里悄悄走的，反正家里打开后门就是河浜，一条小船载走了他们，听说东西都没带，光带走了各人的衣服——那是第二天听贞姑的姆妈说的，她们是住在一起的。不过，她也没说过贞姑去了哪里。

　　走得如此神神秘秘，颇有当年梁壁纯的行事风格，侦查员越发怀疑：难道是梁壁纯在与家属中断九年联系后，忽然把他们接走了？

　　“那么，那位老太太如今还在吗？”

　　“没了！今年正月里走的。不过老太太死时，贞姑回来了。”

　　侦查员寻思那就有戏，既然来办丧事，那就会跟其他亲戚接触，接触之中难免要说说各自的生活、家庭成员状况什么的，只要贞姑说过片言只语，那就可能成为线索。赶紧找贞姑家的亲戚去调查吧。抵达黄渡的第三天下午，侦查员终于获得了一条线索：贞姑后来果然是被其夫梁壁纯接往上海浦东的，现住在浦东洋泾镇!

　　3月4日晚上，洋泾镇上的钟表匠、五十六岁的申继谷——即当年的临时中央地下交通员梁壁纯，被“悬办”第三组请进了上海市公安局。与此同时，侦查员对梁壁纯的住处进行了搜查，无甚发现。后在梁壁纯的提示下，从灶膛下挖出了一份密藏于陶瓷药罐里的文件——是曹家渡一家旅社为梁壁纯出具的证明。

　　梁壁纯向第三组的侦查员作了以下陈述——当年法租界“祥德源”老板郭北昌有个胞弟名叫郭斗昌，是留学英国回沪的机械工程师，1926年在制造局供职时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后来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的部分武器就是由他提供的。1927年3月，由周恩来、王若飞领导的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迎接北伐军进入上海后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上海的中共活动全部转入地下。郭斗昌是技术型力量，未曾暴露中共党员身份，但也以“养病”为由暂时离开了制造局住到了法租界“祥德源”来避风头。郭斗昌在中药店住了三个月，与梁壁纯十分投机。梁壁纯性格内向，心里却是剔透，原本就有追求进步的潜在愿望，在郭斗昌的启发下，很快就产生了向中共靠拢的念头。于是，郭斗昌在1927年7月离开上海前往南昌前（后牺牲于南昌起义中），跟粱壁纯作了一次正式谈话，说他离沪后会另有人来跟梁壁纯接触，如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来人谈。不久，果然有一个自称“老屠”的人来和梁壁纯联系。这个老屠，次年成了梁壁纯的入党介绍人。

　　梁壁纯入党后，组织上让他利用“祥德源”店员身份做情报交接的秘密工作。他的活动范围是上海市及周边郊区，每次他都能圆满完成使命。渐渐，使命却下达得越来越少——经过考验后，他已经成为中央直接掌握的秘密交通员。正是因为上升了级别，所以最终才有了1931年12月初的那趟松江之行。

　　与当时为运送“特费”而特地建立的这条漫长的秘密交通线上的其他地下交通员一样，梁壁纯也不知道自己这次执行的是什么任务、运送的是什么东西，只知道必须安全、快速地完成这桩使命，领导向他交代使命时严肃地叮嘱：人在物在！物丢，要掉脑袋！这是之前执行其他机要使命时从未有过的严厉措辞。

　　之前数日， “祥德源”老板就已经几次催促他去松江跟“余天成”联系明年的成药生意了，而且请正好来上海办事的族侄、“松金青中心保安团”营长郭洪顺写了一纸下榻于松江城内保安团招待所的担保书。

　　梁壁纯于1931年12月1日清晨离开上海前往松江，抵达后先去保安团招待所登记入住。这段日子正是保安团开会淡季，招待所床位大多空着，管事人见梁壁纯拿出的是郭营长的担保书，客气地给他安排了一个正面对着司令部大门口的单人房间，收了押金，给了他一张盖着保安团司令部大印的出人证和一纸收据（就是被刘志纯瞥见的那张薄纸）。这张出人证相当于入住这家内部招待所的房卡，可以自由进出司令部。而出了司令部后，又有一项强大的功能：可以用来对付来自保安团或者警察局岗哨、巡逻队的盘诘和搜查，至于各条街道上的保甲人员自己组织的什么巡逻队，那更是一帖老膏药，一出示就灵光。这也是梁壁纯抵达伊始立刻就去登记的原因。

　　然后，梁壁纯先去了趟“余天成”，跟人家洽谈了业务。下午两点，他去了火车站对面的一家茶楼，在二楼正对出站口的位置选了个临窗的座位，唤来跑堂，拿出一枚银洋，说他要把这个位置包下来，时间是从此刻开始到5号下午关门，这银洋是茶资和小费。此后三天，每天上午七点到下午四点，梁壁纯就一直泡在这里。要一壶茶，拿出带来的账本和一个只有两个巴掌大小的算盘，喝茶、抽烟、算账，这是当时茶馆里常见的一幕。

　　12月3日清晨七时多，刘志纯从火车站检票口出来的第一时间，就被梁壁纯盯着了。这倒并非他眼睛尖，而是因为根据规定，刘志纯穿了比较容易识别的衣服、戴了约定的帽子。于是，梁壁纯就知道这是上线来了。他移步下楼，出门时正见刘志纯从门外经过，就佯装散步尾随其后，一直看对方进了附近的“汉源栈房”。

　　当晚，梁壁纯即去“汉源栈房”接头，完成交接后返回保安团招待所时，他在路上遇到了保安团的另一支夜间巡逻队，唤住他盘诘，但一见他出示的司令部出入证就马上放行了，领头的班长还连声表示歉意。

　　1931年12月4日上午，梁壁纯携货离开了松江。事先，组织上考虑到携货返沪时，在松江车站上车应该无事，但到了上海下车出站时可能就很难说，那段时间，敌人对每趟来自江西、福建、浙江方向的列车都盯得很紧，因为那里是“赤区”。因此，领导交代梁壁纯应绕道青浦走水路返沪。 松江、青浦两县相邻．当时没有公路，两个县城之间的往来靠走水路，有一班小火轮。梁壁纯于上午九时许坐上轮船，至下午五点方抵青浦东门外的轮船码头。然后，立刻买了一张前往上海的轮船票，上了停靠在一侧的另一条小火轮。那条小火轮被青浦人称为“上海班”——意思就是开往上海的班船，也是每天一班，傍晚六点出发，次晨六点驶抵上海。上船后等候了一会儿， “上海班”准点启航了。梁壁纯不知道，他此刻面对的是一趟危险之旅，十二个小时后，他将面临人生的巨大变故！

　　从青浦走水路前往上海，先是在大盈江一直行驶到也属于青浦县的一个小镇白鹤，在那里进入苏州流往上海的吴淞江（流人上海后就称为“苏州河”），顺着这条江一路往东，最后在上海市区西侧的曹家渡轮船码头停下，这就是终点站了。吴淞江在当时乃是强盗出没之地，当地不少住户白天伪装良民下地耕作，晚上去吴淞江上做蒙面大盗。因此，从白鹤到北新泾乃是一段危险之旅。不过，梁壁纯那夜并未遭遇强盗。这倒不是因为那天晚上太冷，老乡们赖被窝，而是因为梁壁纯所乘坐的小火轮并非强盗的“作业范围”。盗亦有道，当时活跃在吴淞江上的强盗的规矩是：不抢官船、客轮、邮船；不抢郎中、邮差、教书先生和老弱病残、叫花子，至于妇女，那是属于他们的工作对象的，但只限于抢劫，不能劫色，否则就要执行“内部纪律”。因此，梁壁纯在吴淞江上旅行时没有遇险。可是，他注定逃不过一劫，到了曹家渡码头，提着行李上了岸，叫了辆黄包车欲去其法租界住处时，黄包车还没行得一两分钟，他就遇劫了！

　　曹家渡那时有座横跨于苏州河的木桥，叫“曹家渡桥”，内河航运轮船码头位于木桥的北侧。梁壁纯登上码头后，迎面来了一个年轻车夫，冲他点头哈腰道： “这位先生，您坐车吗？”

　　梁壁纯点头： “去法租界金神父路，多少钱？”

　　车夫说： “那段路有点儿远，天又冷，您先生可怜我们穷苦人，赏个六七角吧。

”梁壁纯说： “就给你七角吧，车好的吧？”

　　车夫说： “我那车是去年的新车，正宗从日本进口的东洋车，收拾得干净，您先生一看就清楚了。”

　　车夫把梁壁纯引领到码头外面马路一侧一溜儿停着的一排黄包车前，指着其中一辆请他上车。果然是一辆新车，收拾得很干净，梁壁纯于是上车。车夫拉他出了码头，一拐弯就是曹家渡桥了。这座木桥又高又陡，往上拉是颇有些吃力的。车夫正拉得吃力时，不知从哪里蹿出一个人来。冬天的早晨六点钟，外面天色尚暗，路上灯光电力不足，梁壁纯又是近视眼，还没看清那是一张什么样的脸时，那个佯装帮车夫推车上桥的家伙忽然一伸手将一团散发着药味的纱布蒙住了梁壁纯的口鼻，梁壁纯顿时失去了知觉。

　　等他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头脑犹自一片迷糊，挣扎着动了动，撑起半截身子，借着从窗外映射进来的微弱灯光打量四周，发现是一个房间，陈设极简单，唯一床一桌一椅一床头柜。正奇怪自己怎么躺在这样一个地方时，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有人闪了进来，开灯招呼： “先生醒啦！哎，您这一觉睡得可真长Ⅱ阿-—一早上到现在，一口气睡了整整十八个钟头呢！”

　　梁壁纯还是没有想起自己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于是问： “我怎么来这里了？你们这里是……”忽然发现对方一身旅馆茶役装束，于是恍然， “你们这里是旅馆？”忽地一下子想起自己是怎么昏迷过去的，下意识地一跃而起；“哎呀！我的行李！”

　　茶役指着床尾说行李在这儿，没丢。梁壁纯心稍一松，可是，起身去看时，那里只有一个小旅行包，那是装零星东西用的；另一个装“特货”的小皮箱，哪里还有影子？当下一阵急火攻心，险些晕倒。梁壁纯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检查了行李包，里面的东西包括钱包在内一样都没少，劫匪抢去的就是那个小皮箱。

　　这个皮箱里装的是什么？领导交代使命时没说，也许领导自己也不清楚，可是梁壁纯和上线交割时一看那白铜盒的体积、重量，就知道那肯定是黄金了。这么些黄金，价值几何！难怪领导要说“人在货在”了。现在，人在，货已经不在了。应该怎么办？报案？那是自投罗网。辜负了组织上的重托，执行任务时出了如此大的事故，即使领导事先不说，梁壁纯也知道自己绝无生路。在那个年代，许多事情发生后是没有条件调查的，组织上没有理由相信自己的解释，那就只有执行纪律，而执行纪律的方式统一称为“锄奸”。

　　梁壁纯认为，如果自己确实是“奸”，那被组织上锄掉也是活该。可是，现在他却不是“奸”，尽管他的行为已经给组织造成了比普普通通一个叛徒、内奸远远大得多的麻烦，可是，若就这样被锄掉，那真是太冤枉了。因此，梁壁纯决定趁此刻还有决定权的时候，给自己留条性命。那就赶紧离开吧，还磨蹭个啥呢？不，梁壁纯不能保证自己真的能逃掉，因此寻思得留下一段真实的记载，即使被组织上当“奸”锄掉了，这段记载也会告诉后人：梁壁纯是无心之失，而不是叛徒、内奸。于是，梁壁纯就问茶役：

“你们这是哪家旅馆？”

　　茶役已经察觉到不对头，小心翼翼回答： “曹家渡大旅社。”

　　“你们老板姓什么叫什么？”

　　“敝东是蒋博捷，管事的是经理乐书秋。”

　　“立刻把你们乐经理唤来！”

　　“他不在店里，明天上午会过来的。”

　　“不行！立刻去叫他。发生的事情之大，别说经理了，就是你们老板也负不了这个责任！一不留神，上海滩就再也没有曹家渡大旅社了！你信不信？”

　　茶役被梁壁纯的声色俱厉镇住了，点头退出，稍停重新进门，告知说已经派人去请乐经理了。经理家住梵航渡路，不远，半个钟头可以赶来的。

　　梁壁纯要跟旅社经理谈一谈，要求旅社方面出具一个书面证明，为他证实自己是在着了劫匪的暗算之后。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丢失了那个重要的皮箱。这个证明， “曹家渡大旅社”肯出吗？肯，尽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如若不出，梁壁纯一报案（他们哪知道其实绝对不可能去报案的）， “曹家渡大旅社”就将卷入一桩巨案。在那个年头，被警察局搞成“劫匪同谋”也不是没有可能。

　　因此，当乐经理睡眼惺松地从家里赶到旅社后，听梁壁纯说他丢了一箱黄金，惊得目瞪口呆。梁壁纯生怕对方被吓昏了，于是就赶紧指出尚有补救之法，乐经理自是乐意。于是，当下就唤来了昨天上午在旅社门口迎进梁壁纯的茶役以及为其办理住宿登记手续的账房先生，梁壁纯也是经过他们的陈述方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以下是旅社出具的文字证明内容，简述如下——“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五日晨六时零七分，两个穿深色棉衣的年轻男子（其中一个外罩蓝色夹风衣）领着一辆黄包车来到敝号，车上坐着一个浑身散发着烧酒气味的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的男子。茶役王老三把来人迎进门，在门外帮着把黄包车上的两件行李取下，一是旅行袋，一为小皮箱，后者有点儿沉。穿风衣的男子向账房先生章依发登记单人房间两间，时间为一昼夜，预付了房钱。另一男子和车夫将醉酒男子抬进一楼三号房间，该男子留下入住对面的四号单人房间。风衣男子即携小皮箱坐黄包车离开。

　　“至下午六时许，四号房男子打开三号房，片刻唤茶役裘青人内。裘见醉酒男子正在酣睡，身上酒味已淡。那男子掏出两枚银元送给裘，说我有事要出去一趟，可能回来得稍晚，麻烦你替我留心着点儿我的朋友，他醒后要吃什么点心之类，劳你去外面买一下。男子遂离去，一直到六日晨三时多醉酒男子睡醒也未见归来。

　　“醉酒男子醒后称其名叫梁壁纯，丢失褐色小皮箱一个，内有百两以上黄金；又出示船票称昨晨其刚乘坐青浦至沪的小火轮抵达曹家渡码头，雇乘黄包车欲往法租界寓所，黄包车经曹家渡木桥时突遭袭击，昏迷中被匪徒掠人曹家渡大旅社。”

　　旅社方面在上述内容的三页文字上均加盖店章并由经理乐书秋、账房章依发亲笔签名以作证明。梁壁纯收起后，叮嘱说日后不管何人来此询问今日之事，若非系我梁壁纯所托，请避而不谈。如来人见面即自语“念漆”（当天系1931年12月6日，阴历十月廿七，沪语“廿七”的读音是“念漆”）作为暗号，你们听到这暗号方可讲出今日真相，可保你们无恙；如果不予道明，势必怀疑你们系劫匪同党，到时候后悔就晚了！说着，起身拱手作别，出门而去。

　　梁壁纯对于自己今后的出路已经作了考虑，他不能再以梁壁纯的名字在上海市区生活下去，甚至不能居住在市区，至于嘉定老家，那就更是必须立刻切断关系了。于是，他就决定弃家出走。为使日后万一被组织上发现，对今日之事进行调查时留下另一条证据，梁壁纯决定在出走前回一趟“祥德源”。

　　那天，梁壁纯离开“祥德源”后，就去了浦东洋泾镇。那里有一座破庙，有一次他去洋泾执行秘密使命时曾去躲过雨，，与庙里唯一的一个老和尚很谈得来，当时意识到那里可作为万一遇到紧急情况时的栖身地，于是就对老僧说起过以后来做居士。现在，真的要去做居士了。

　　梁壁纯在洋泾破庙做了两年居士，后来，老僧病逝，临终留给他一些钱。梁壁纯以前跟着郭老板那党员老弟、留洋机械工程师学过修理钟表，寻思就以此为业吧。从此洋泾镇上就有了一个钟表摊，摊主名叫申继谷。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一片混乱，梁壁纯动了打听家人下落的念头。先雇人去嘉定打听，未果；寻思妻子儿女可能投奔黄渡娘家了，于是就另外请人去黄渡打听，果然在那里。于是，他悄然潜往黄渡，取碍联系后将全家秘密迁往洋泾定居。

　　梁壁纯做完上述陈述后，第三组请示领导如何处理，“悬办”领导请示局领导后，说先予留置，生活上可给予适当优待。

　　次日，1950年3月5日，第三组侦查员前往曹家渡调查。“曹家渡大旅社”还在，而且还是原班人马。侦查员试了试，梁壁纯所言不谬：他们没说“念漆”时，尽管出示了市公安局的证件，对方只是摇头；待到说了“念漆”，这才松口。了解下来，情况与梁壁纯所说的一致。

六、谁是十八年前的案犯

　　3月6日，“悬办”第三组开会，对案情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把梁壁纯所说的情况结合他跟家庭长达九年的断然分离、 “曹家渡大旅社”方面的证言等综合起来看， “特费”被劫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

　　这样，目光就该转向十八年前那个寒冷的清晨发生于曹家渡桥头的抢劫巨案了。这是何人作的案？为何能铆得那么准，竟然一下子就盯上了梁壁纯，然后果断下手，抢的就是那个小皮箱？这难道是一起有专门针对性的抢劫案，就是为了抢劫梁壁纯运送的那笔“特费”而来的？

　　侦查员对此作了反复研究，最后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第一，这是一桩由临时中央直接布置的极为重要的绝密使命，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养着那么多专门力量用来侦探此类机密的敌人一方尚且不知，江湖上的江洋大盗又是凭什么知晓这项机密的呢？第二，劫匪是在曹家渡码头盯上梁壁纯，将其骗上车后出了码头在曹家渡桥下手的，这说明对方并非与梁壁纯同时坐轮船从青浦来沪的旅客，这又可作为排除作案必然性的依据。第三，从劫匪作案的手段来看，他们所策划的那一套其实比较简单：先是冒充黄包车夫等候在码头上，待轮船靠岸旅客上来时，对众旅客进行迅速扫描，选准作案对象，上前招揽生意，诱骗目标上车后作案。黄包车上桥时，车速自然减缓，同案犯当即上前贴靠，这时无论是乘客还是可能出现的路人，都不会注意，更不会产生警惕，他们往往以为是有人相帮推一把助助力——那年头不学雷锋，这都是收费的，由车业公会统一给推车人一点儿报酬，车业公会的钱当然是向每个车行收取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说到底还是每辆车的车夫自己挣来的——而劫匪此刻就可迅疾下手，将沾了麻醉药物的帕子蒙住被害人的脸部，通常几秒钟就可令人失去知觉；也有挣扎的，那就要使用拳头或者钝器了，将人击昏。然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烈性白酒乱洒一通，使受害人变成“醉鬼”，再拉到事先物色好的旅馆动手抢劫。

　　那么，应当怎样侦查这起历史悬案呢？侦查员的想法是：调查历史悬案，应该去找历史人物。这里所说的历史人物，就是旧上海的刑警。梁壁纯当年所遭遇的这种抢劫案，料想不会是上海滩第一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也许能从当年侦查过此类案件的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刑警或者租界巡捕房刑事部的捕探那里获得一些线索。

　　于是先去找民国二十年时管辖曹家渡的警事机构，可是，一打听却是有点儿小麻烦，这麻烦来自曹家渡所在的普陀区历史上的地理归属和行政管辖。上海市普陀区这个名称，是抗战胜利后才定下的，1945年先被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划定为上海市第十三区，次年改为普陀区。那么之前呢？之前的花头就大了，曾经划归过上海、宝山、昆山、嘉定等县以及法华、闸北、真如、彭浦、蒲松等区。另外，有一些区域还是公共租界越界筑路时强行占领成为租界地界的。至于民国二十年本案发生时的案发地行政归属，则分为两个区：梁壁纯遇袭的曹家渡桥北侧桥头，属于真如区；实施抢劫的“曹家渡大旅社”，则属于法华区。第三组决定：就找普陀区、长宁区的旧刑警调查。

　　3月8日，第三组在长宁公安分局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十八名有着至少二十年从警经历的原法华、普陀警察局和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旧刑警受邀前来参加。这些旧刑警中，有的建国后被公安局留用，继续干着刑侦工作，有的则在建国前或者建国后改行从事其他工作，也有的早在建国前就已经退休赋闲在家了。第三组组长蒋文增向他们说了发生于民国二十年冬的那起抢劫黄金案件（隐去了关于“特费”的内容），说请诸位前辈相帮分析一下那是一伙什么样的案犯。

　　这下可就热闹了。这些老刑警个个听说过当时发生过的同类抢劫案件，有一半以上还曾直接参与过对这种案件的侦查，有的破了，有的没破。归纳起来，侦查员得知民国二十年前后两三年，也就是1929年至1933年这段时间，上海滩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诸区都曾发生过麻醉抢劫案，作案手法各异，有的在人力车上下桥或者路坡时下手，然后把人拉到旅馆、破庙甚至临时租用的民宅内行劫；有的在开往宁波、南京的轮船二等以上舱房里下手；有的在饭馆的包房包厢里作案；还有的在戏院、电影院下手。此种犯罪，听上去似乎很厉害，其实技术含量很低，只要胆大妄为，手里拥有作案的必备工具人力车、麻醉药物，就可行动了。当然，还得具有确认对方肯定有货的眼力。这个，只要具备通常小偷扒手的经验就行了。1932年是此类案件的发案高峰期，受害者甚至包括国民政府高官的眷属、外国侨民以及来沪访问的外国官员及其随员。

　　1932年8月，由公共租界工部局牵头、法租界公董局参与，提出上海的租界、华界警务机构联手打击麻醉抢劫犯罪活动的建议，获得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响应。于是，从9月1日开始，全市各中外军警机构联手行动。但那时警匪一家的现象绝非个别事例，另外还有帮会掺和，所以声势虽大，效果却微。不过，打击总比不打击好，麻醉抢劫犯罪活动毕竟收敛了一些。真正使这类犯罪活动发生率于次年初夏下降到低谷的原因，并非警方的打击，而是市民的防范意识不断增强，另外，因麻醉药物紧缺价格大幅度提高，导致案犯作案的机会大大降低，再加上上海滩的帮会以及犯罪团伙内部内讧不断，最后竟然就像有一个总头目下了一道严令似的，于一周之内大家都不去干麻醉抢劫了。

　　与会旧刑警回忆下来，在他们经办和听说过的麻醉抢劫案件中，并无此刻第三组要调查的内容。他们认为，按当时的案犯结构、行事风格、思维方式等来看，犯下曹家渡黄金劫案的那伙案犯，可能并非帮会中人，甚至也不是黑道中人，而只是几个受当时不断发生的麻醉药物抢劫案的传闻诱惑引发了贪婪之心的青年，纠合起来作下了这样一起巨案。他们作案的成功仅仅是一种巧合。

　　一个老刑警说： “我冒昧地打听一下，四位政府同志所说的被劫黄金数量巨大，究竟是多少？是不是超过五六十两了？”

　　蒋文增说： “实不相瞒，被劫黄金是超过百两的！”

　　老刑警说： “那这个案子肯定没有破获，也没有接到过报案，否则，别的不说，报纸还不大登特登了，甚至闹得全上海皆知！”

　　他的观点获得了所有与会刑警的认同。最后，这些旧刑警热心地为侦查员出主意：你们可以去提篮桥监狱向那些建国前就已经被判刑，以及虽是建国后被判刑但在建国前有过抢劫、盗窃案底的在押犯进行调查，也许，他们中有人曾经听说过什么人跟该案有涉也有可能啊。

　　第三组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起草了一份协查通知发往提篮桥监狱。提篮桥监狱收到协查通知后，通过开会和监区广播对在押犯进行宣讲，要求凡是知晓1931年冬曹家渡黄金抢劫案线索的，随时可向政府检举，检举内容一旦查实，将视为重大立功表现，可以报请法院减刑或者提前释放。这项调查进行了三周多，监狱方面虽然向第三组提供了他们所了解到的多条由在押犯人提供的线索，可是，侦查员调查下来，要么落空，要么无法查下去。于是，这个原先寄予着很大希望的调查方式无疾而终。

　　4月7日， “曹家渡大旅社”的经理乐书秋忽然跑到市公安局来找第三组组长蒋文增，说前天晚上他值班，跟职工（就是以前的茶役）裘青聊天时说到当年那起案子，裘青说他前两天晚上睡觉时做梦，梦中见到了当初强盗作案时使用的那辆黄包车，是“大牌照”，号码是300169。乐经理初时也没在意，回家跟学医的儿子说起时，儿子说国外有科学家研究成果称，做梦中回忆到的情形很多是当初真实一幕的还原，把人催眠后与其进行对话，可以获取隐藏在潜意识中的事实真相。所以，儿子认为裘青所说的牌照号码可能是真实可信的。乐经理听儿子说得有鼻子有眼，于是就来向侦查员反映。

　　侦查员这边正陷于山穷水尽的境地，听说此事不禁产生了兴趣。他们四人都是山东老区过来的，从事公安工作最长的不过四年时间，文化程度最高的是初中二年级，根本没接触过外国资料——国内的也还没机会接触哩。他们向市局技术处的留用老专家请教，专家说国外确实有过这方面的实践，应用于案件侦查、事件调查等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效果的。于是，第三组就决定试着调查裘青梦到的那个牌照号码。

　　旧上海分为三个地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界当局都有权发放车辆牌照，不过各自发放的通行范围仅限本界。这样，就给各类车辆的全市通行造成不便。于是，“三界”当局经过协商，决定发放一种区别于本界而可以全市通行的牌照，这就是“大牌照”。乐书秋反映的涉案黄包车的牌照就是那种牌照，从打头数码30来看，还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因为案犯曾经对梁壁纯说过“这辆车是去年的新车”， “去年”就是1930年， “大牌照”是统一由公共租界发放的，租界当局采用的是西历——就是阳历，30系1930年的简称。后面的0169，大约是1930年发放的第169块牌照。

　　侦查员了解下来，抗战胜利后，公共租界的一应档案资料均交给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上海解放后，这些资料留下来到了我们的公安局手里。于是就去市局交警处查询，得知有这部分资料，还原封不动放在那里。侦查员于是就去翻阅，查了两天，总算查到了300169“大牌照”黄包车的车主，是公共租界北京路上的“云间跳舞学校”老板曹胜林。

　　往下，就是寻找曹胜林其人了。四个侦查员从4月14日开始寻找，一直找到5月上旬，方才找到曹胜林——他已搬迁去了苏州，改行做了乐器厂的厂长。问下来，曹胜林承认他以前有过那样一辆黄包车。那么，1931年12月上旬那个时段，那辆车给谁使用了？曹说没给谁使用啊，一直是我自己在用，那是我的私家车，我干吗自己不用给别人去用呢？侦查员问有谁可以证明，曹说要么你们去问我的车夫吧。

　　车夫老凌在上海，这时已经翻身当了主人，是人力车行业工会的脱产委员了。侦查员找到他了解下来，证实曹胜林说属实。这样，线索就断了。

　　第三组人人沮丧，但还是得打起精神继续盘算该怎么行动，议来议去，寻思监狱调查过了，没有获得线索；看守所还没有调查过，全市二十余家看守所的人犯中是否有人有曹家渡黄金抢劫案的线索呢？

　　正当侦查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线索出现了！

七、大盗伏法

　　前面说过，3月8日，“悬办”第三组曾经召集了十八名建国前供职于国民党警察局、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房的旧刑警开过一个座谈会，相帮分析案情。线索的发现，就是跟当时的一位与会者相关的。这个与会者名叫曾丰，五十四岁，原是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华捕，从1923年一直干到1943年法租界被收回为止，然后就离开了警界，去一家船舶修理厂当管理人员，管的是安保工作，相当于现在的企业保卫科长。保卫科长当到上海解放，曾丰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就不再去上班，在家里赋闲。今年3月间第三组邀请他去参加座谈会时他就在休养阶段。

　　座谈会参加过后，曾丰继续休养。休养到5月头上，一天半夜忽然有人敲门，进来了几个公安局的便衣，问明姓名、籍贯、年龄后，就把他带走了。去哪里？思南路上的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犯了什么事儿呢？曾丰自己也弄不明白。

　　—个星期后，等来了第一次提审。曾丰这才知道原来不是他犯了事，而是要问他当年几个巡捕房同事的事儿。那几个同事，是和曾丰一起考进法租界巡捕房的，有的进了政治部，办的是政治案子，有的和曾丰一样进了刑事部，当了刑警。因为是一起进门的，所以几个人很谈得来，还曾磕头结拜了兄弟。后来，法租界被收回，巡捕房转为汪伪政权的警察局，大家也就各自散伙，好像只有—个留下来替汪伪政权效力的，后来又干过国民党的警察，再后来，上海解放了，谁也不知道谁了。现在，上海市公安局政保一处的民警要曾丰交代当年他的那几个同事在法租界办过的几起案件。曾丰压根儿就没有办理过跟政治相关的案子，觉得实在没啥可交代的，但这事光靠口头说没用，又找不到旁证，于是寻思只好坐牢了，坐到警方调查清楚为止。

　　曾丰坐的班房属于第二看守所里的一个大监房。其时解放不过一年，还在清理阶段，抓的人多而杂，曾丰那监房一共关了二十来个人犯。那时候看守所还没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人犯待在里面不需要劳动，整天除了等着提审、吃饭，就是闲磕牙瞎聊天消磨时间。同监的人犯听说这个老头儿以前乃是巡捕房的刑警，如获至宝，都盯着请他聊聊以前破案的事儿。曾丰闲着也是闲着，就跟人家聊了起来。聊了几日，有一次就说到了曹家渡那桩黄金抢劫案。曾丰毕竟是老刑警，看似信口开河随便说说，心里却明白，每个案件都是按照他所知晓的事实说，这个曹家渡黄金抢劫案也是这样，他说这是1931年入冬后没几天发生的，当时竟然没有报案，案子一直拖到解放后，如今共产党的警察在进行调查。

　　说这个案子那天是1950年5月10日。过了一天，有个同监人犯悄悄把曾丰扯到监房一角，向他咨询一个政策问题：人民政府说“坦白从宽，将功折罪，立大功受奖”，如果有谁检举像您老昨天说的那个曹家渡黄金抢劫案那样的解放前的案子，算是立功吗？

　　曾丰是老刑警，一听顿时明白有戏，于是说这个自然，现在是人民政府在办该案，谁为公安提供线索协助破案，那当然是立功行为。小老弟你若是知道那个案子的线索，倒还真是值得检举一下的，肯定有好处啊！这样吧，反正咱有的是时间，你先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帮你出个主意，看应该怎样检举——这检举也有说法的，以前旧社会有人检举不得法，不但没有好处，还把自己的性命送掉了呢！

　　对方吓了一跳，于是就把情况一五一十向曾丰和盘托出——这个人犯名叫冯安宝，三十四岁，资本家出身，他的老爸冯定飞是开机修厂的，以维修汽车、摩托车等机动车为主，因为是以修理摩托车起家的，所以行业内给其起个名号叫作“摩托阿飞”——阿飞是昵称，并不是说他是花花公子。而他唯一的儿子、此刻正准备提供曹家渡黄金抢劫案线索的冯安宝，倒是一个纨绔子弟，喜欢拈花惹草，这次就是因为被控强奸而折进局子的。

　　冯安宝要说的是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的事儿，那年他虚岁十五，因为小时候患过“奶痨”，发育不良，所以十五岁的少年看上去也就不过十二岁样子。冯安宝有个表兄，名叫吉家贵，长其十岁，那年二十五了，已经娶妻，那是家里给他张罗的。但他似乎对家庭生活并无多大兴趣，喜好的是结交朋友，舞枪弄棍，做过几份工作，但多做不长。1931年的时候，吉家贵刚刚辞去一家舞厅看门人的工作，说要考察市场，改行做生意了。

　　冯安宝年少体弱，却好动调皮，平时在外面玩耍时免不了受人家的欺负。他吃了亏，就告诉吉家贵，让表兄替他出头。吉家贵是会国术的，又有一帮子朋友，所以只要他出面，别说对方也是少年了，就是把老爸抬出来，人家也得服帖。而吉家贵呢，贡献也不是白白作的，他的家境远不如表弟，就时不时到阿姨家来蹭饭，有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还经常怂恿表弟向家里要钱买这买那，买的自然都是他需要的东西。冯安宝是独生子，娇生惯养，家里谁都顺着他，反正他只要跟着表兄折腾，随便叫他干什么都是愿意的。

　　1931年10月16日是冯安宝的十五岁生日，家里自要好好庆贺一番。早在前几天就开始筹备了，刚从舞厅辞职的无业人员吉家贵自然要来帮忙，于是就住进了冯家。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两个多月，竟然一直住到12月上旬。对于冯安宝来说，那是极欢迎之事，因为这个表哥太会玩了，而且还会邀请他的两个结拜兄弟阿古、小克来一起玩。那二位比吉家贵小两三岁，也是习练国术之人，当然，和吉家贵一样不过是“三脚猫”，略懂些皮毛而已。

　　冯安宝记得那段时间表哥经常玩的就是拉黄包车。冯安宝的老爸“摩托阿飞”六七年前置办了一辆私家黄包车，那是一辆二手车，用到1930年就换了一辆崭新的日本进口的新车。“摩托阿飞”的财运似乎很好，仅仅过了一年又有了一辆七成新的轿车，那是人家作为债务抵押给他的。小轿车进门后，那辆黄包车按照通常人家的处理方式，就要“出送”（沪语，送出门处理掉之意）了。可是，由于冯安宝跟着表哥他们把黄包车作为玩具拉着玩，家里就同意他的要求先把车子留着，等他们玩厌了再“出送”。

　　这样玩了两个来月，吉家贵、阿古、小克三个已经能把车拉得像模像样了，特别是阿古，一招一式活脱就像职业车夫。而冯安宝呢，渐渐就玩厌了，他不拉车，当乘客。坐黄包车对于冯少爷来说并不新鲜，因为家里有私家车，他以前想坐时就让车夫拉他去哪里兜一圈的，早就不当一回事了。再说，天气冷了，坐车有风，倒不如坐在家里怀里抱着个手炉舒服，况且他还要上学，快到年底了，功课也比较紧张。这样，他也就不大热心了。而吉家贵他们还是乐此不疲，最后干脆把黄包车拉回自己家去玩了。

　　这样，这辆黄包车一直拉到大约这年的12月上旬的某天，吉家贵忽然把车擦拭得光洁一新地送回来了。从此，吉家贵对黄包车就不感兴趣了，而且人也不大过来了。整个寒假，冯安宝一直盼望着表哥过来带他出去玩玩，或者叫几个朋友来家里玩玩扑克打打康乐球也好，可是，吉家贵除了过年时和其父母来拜年以外，整个寒假影子都不见。后来听说吉家贵去做生意了，在公共租界开了一家“吉家欢南货店”，竟然经营得很好，几年后还在城隍庙旁边另开了一家分号。

　　而冯安宝呢，老爸的生意倒还是做得风声水起，即使抗战时也没受影响，而且竟然在胜利后未曾被国民党方面作为“汉奸”来敲诈，简直是一个奇迹。可是，渐长渐大的冯安宝却不成器，成了一个纨绔子弟。尽管十年前冯安宝就已经结婚，而且早已有子女，可是他什么职业都不干，整日就是吃喝玩乐，重点是玩，以玩女人为主。这在旧社会还可混混，到了新社会就不行了。终于，他被人告进了公安局，说是强奸，于是就直接由市局治安处下令拘捕。这在当时通常是市中级法院直接承办的刑案，判刑至少十年。冯安宝初时尚不知晓，时间稍长方知大事不好。于是他开始关心自己的命运，听说“坦白从宽，将功折罪”，于是就挖空心思想立功，只是因为他以前在社会上一起厮混的都是小开，没有罪行可以检举。这回听曾丰在监房里聊起曹家渡黄金抢劫案，不知怎么由案犯作案时使用的那辆“去年的新车”联想起当年自己家里的那辆黄包车，寻思那不是有点儿像吗？时间也对得上号，还有案犯人数也是三个。当下心念一动，就想那起抢劫黄金巨案不知是不是表哥和阿古、小克他们三个作的。

　　当下，曾丰听冯安宝如此这般说下来，寻思听上去有点儿像，不过以他的办案经验，这种举报的准确性是比较低的，尤其是举报人在知晓案情后的举报内容，往往容易有意无意地朝案情方向靠。所以，是真是假，得由公安局调查。曾丰于是就对冯安宝说，这案子太大了，你可以要求直接向看守所所长报告。

　　看守所所长接到冯安宝的检举后，立刻跟市局 “悬办”取得联系。第三组立马全体出动，于5月11日夜审检举人冯安宝。侦查员在认真听取了冯安宝的当面举报内容后，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家的那辆黄包车是什么牌照？”

　　“公共租界工部局发的大牌照，号码是300196。”

　　四个侦查员几乎同时一个激灵： “曹家渡大旅社”提供的也是公共租界“大牌照”，号码是300169，看来是茶役错把尾数96记成69了。这后面有戏！

　　侦查员当即调集了数名警察，立刻出动，连夜拘留了“吉家欢南货店”老板吉家贵，同时对其住所和店铺予以搜查，搜得白铜盒—个，后经梁壁纯与刘志纯辨认，正是当年经手交割的那个。

　　吉家贵被捕后，对这桩已经相隔十九年零五个月的抢劫巨案作了交代一案犯一共三人，除他之外是其狐朋狗友刘阿古（阿古）、庄克（小克）；策划者是他，其动机是筹款开店，原准备作案多次，筹足款项方可歇手，哪知一出手就是一百二十两黄金，三人各获四十两后就此歇手。

　　向表弟冯安宝家借黄包车玩耍，纯是为筹备作案工具，以及学习拉车，作案后即把黄包车还给冯家。为防止引起外界怀疑，三人从此就基本不接触。抗战胜利后，吉家贵曾在外滩偶遇阿古，方知小克已死，阿古现在北京路经营一家五金商行。

　　1950年5月12日晨七时，第三组拘捕了另一案犯刘阿古，并对其所开的五金行及住宅进行了搜查，未获赃物，但有黄金首饰十四件，疑系用其所劫黄金打造，遂予没收。

　　另一案犯庄克，生前住卢家湾区杜家园蟠桃坊，侦查员登门，得知庄克于1934年经人介绍，拜海上闻人杜月笙为师，1937年抗战伊始受杜派遣参加由戴笠组建的“抗日别动军”，次年与日寇作战时阵亡，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烈士。侦查员对庄宅进行搜查，其父母主动交出庄克1937年参加“别动军”时交给他们保存的两根“大条”——黄金二十两。这两根“大条”经侦查员请当年瑞金县城金匠辨认，确系出自其手。

　　至此，这起发生于1931年的巨案终于破获。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贵、刘阿古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梁壁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当时尚未有“玩忽职守”、 “重大责任事故”等相应的罪名，他是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决的，但判决后却将其释放了，以“反革命分子”身份交由地方监督管制，于1959年病殁。

　　因检举而立功的小开冯安宝半年后释放；旧刑警曾丰的行为也被视为“立功”，且经调查认定其确实与原同事无涉，于当年7月间释放，由区政府将其安排到物资公司当了一名看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