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朝代在魏晋南北朝乱了那么久，到了隋突然就变得无比强盛？
魏晋南北朝：分裂、动荡与潜流
首先，我们得明白魏晋南北朝为什么“乱了那么久”。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开始，到隋朝统一，中间隔了差不多四百年。
东汉的衰败与“五胡乱华”的根源：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最终爆发了黄巾起义。这场起义虽然被镇压，但东汉王朝的权威已经摇摇欲坠。各地军阀割据，曹操、刘备、孙权三分天下，开启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西晋的短暂统一与快速崩溃： 曹魏之后，司马炎建立了西晋，一度实现了统一。然而，西晋的统治根基不稳，内部政治斗争激烈（比如“八王之乱”），加上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内迁，与汉族政权矛盾激化。最终，在“五胡乱华”的冲击下，西晋灭亡，北方陷入了长期的战乱和民族融合时期。
南北对峙与文化碰撞： 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建立，又快速更迭，战乱不断。南方则相对稳定，形成了东晋、南朝（宋、齐、梁、陈）的政权。南北方由于地理、经济、文化上的差异，以及政治上的对立，呈现出长期的对峙局面。
文化与思想的松动与创新： 尽管政治上动荡不安，但思想文化领域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玄学兴起，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反思和批判。佛教在中国传播并与本土文化融合，对社会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门阀士族制度形成，虽然带来了政治上的不稳定，但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人才选拔方式也从察举制转向了九品中正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血缘和地域的限制，但也加剧了门阀垄断。
从乱世到统一：潜藏的能量积蓄
你可以想象，长期的分裂和战乱，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消耗。但与此同时，这些看似混乱的现象，也在悄悄地为下一次强大积累着能量：
1. 民族大融合的深化： “五胡乱华”虽然带来了战乱，但也促进了北方各民族与汉族的深度融合。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的文化、政治制度，汉族也学习少数民族的军事、生活方式。这种融合，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内涵，为日后的统一奠定了民族基础。
2. 经济重心的南移与南方经济的繁荣： 北方战乱频仍，大量人口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力，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这为未来的强大提供了物质基础。
3. 政治制度的调整与创新： 经历了几百年的分裂和战乱，各个政权都在不断尝试和调整政治制度。例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学习汉族先进的政治文化，促进了北方的发展。这些改革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在为建立一个更加有效、更加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积累经验。
4. 对统一的普遍渴望： 长期处于分裂和战乱之中，人民普遍渴望和平与统一。这种渴望，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
隋朝的崛起：集大成者的辉煌
到了隋朝，特别是隋文帝杨坚时期，这一切潜流汇聚，迸发出了强大的能量。隋朝的强盛，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对之前几百年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
集权与制度的重建： 隋文帝杨坚通过北周的禅让登上皇位，他深谙乱世出乱象的根源在于皇权旁落和地方势力过大。他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
废除九品中正制，建立科举制： 这是隋朝制度上最伟大的创新之一。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士族的垄断，将选拔人才的权力牢牢掌握在中央手中，扩大了统治基础，也激发了社会活力。这为后世王朝的人才选拔奠定了基础。
确立三省六部制： 这个制度进一步完善了中央官制，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皇权对政务的控制。
军事改革： 隋朝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并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尤其是灭陈，统一了中国。
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隋朝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并根据土地和人口征收赋税。租庸调制简化了赋税项目，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大运河的修建： 隋朝最标志性的工程就是大运河。虽然今天看它有劳民伤财的一面，但在当时，它打通了南北经济的联系，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加强了中央对全国的控制，为日后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它是将全国经济资源有效整合的伟大工程。
文化与思想的融合： 经过南北朝的长期融合，民族矛盾有所缓和。隋朝的统一，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融合。同时，隋朝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推行汉族文化，但同时也尊重和吸收了各民族的文化精华，为唐朝文化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统治者的励精图治： 隋文帝杨坚本身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政治家。他生活简朴，励精图治，注重实际，善于纳谏，从而能够集中力量推行改革，实现统一。
结语：历史并非“突然”
所以，与其说隋朝是“突然”变得无比强盛，不如说它是前几个世纪分裂、动荡、融合、改革的必然产物。魏晋南北朝的乱，不是简单的退步，而是中华文明在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洗礼和重塑。它像一个挤压得越来越紧的弹簧，一旦找到合适的契机，便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隋朝的出现，恰恰抓住了这个时机，它集成了几百年来中国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融合等方面的经验和成果，并且通过一系列大胆的创新，建立了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帝国，为唐朝的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的长河，总是在曲折中前进，动荡之中孕育希望。魏晋南北朝的“乱”，正是一场深刻的“催化”过程，而隋朝的“强盛”，则是这场催化作用下的“质变”体现。
网友意见
读史读到北周消灭北齐，宇文邕进入邺城的那一刻，会突然有豁然开朗之感：中国大地的重归一统，已经势不可挡，水到渠成。
虽然自西晋末年的战乱以来，这已经是北中国的第三次统一，但这一次，你能感觉到，一切的确是与众不同的。
为什么？
因为这已经不再是幸存者偏差，而是历史的必然。
四百年的时间，已经改变了太多事情。
两晋南北朝的分裂，其实可以从汉末黄巾之乱开始计算，而非西晋末年——这么说当然是不太准确的，因为中间实际上有过二十多年的统一。
但之所以如此表述，是因为后世几百年的分裂过程，其肇因在汉末几乎已经全部出现。而后来几百年的分裂，基本上是在战乱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黄仁宇先生把中华的统一王朝分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帝国，都有不同的治理模式，存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也都要面对不同的困境。
秦汉为第一帝国。当中华帝国延续到汉末，国家的统治能力已经无法维持其庞大的统治，矛盾的爆发不可避免。
问题何在？简而言之就是两条：人口滋生，士族坐大。
人口滋生后，必然伴随人多地少，竞争加剧。这所导致的国家动乱，在前现代社会基本上是“不治之症”，几乎只能通过战乱或者瘟疫来解决——这也就是黄巾之乱的起因（相关延伸：黄巾起义：人从众的力量）
此后，士族坐大所引起的地方离心力，被黄巾之乱后的战乱加速放大。
东汉末年的军阀，几乎都有地方士族背景。而东汉末年所谓的群雄争霸，正是在地方士族势力急剧膨胀，朝廷统治失序后出现的。（相关延伸：东汉末年分三国）
此外，由于第一帝国崩溃，塞外胡人进入中原，这又引发了胡汉融合的问题——胡人进入汉地，这也是从汉末开始的。
第一帝国的崩溃，因为人口滋生而引发，在叠加士族坐大、胡汉问题后，终于变得难以收场。
本来，西晋的统一是一个很好的契机。经过三国长达近百年的战乱，人口锐减，人口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此后，如果有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那么士族坐大的离心因素可能并不会有多大破坏作用。
但偏偏，因为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华夏大地重燃战火，塞外胡人趁机进入中原。
原来的小毛病，真正变成了大问题。
相关延伸：
胡人进入中原以后，若单纯以军事能力论（既有部落组织形式的优势，又有骑兵对步兵的碾压），汉人根本不是对手。因此，我们看到的表象是，自西晋灭亡以后，北方几乎都是胡人建立的政权。
但胡人政权的寿命，往往并不长久。
占领一个国家和治理一个国家，之间差别极大：胡人能靠军事征服汉地政权，但却没有办法统治汉地。而且，建立王朝以后，胡人对于国家权力的运用也并不熟稔。
因此，胡人政权往往会在第一代军事强人逝去后迅速崩溃——在这方面，后赵可以算是典型。石勒以奴隶出身，几乎统一了整个北方。但在他死后不到二十年，后赵即已亡国。（相关延伸：奴隶皇帝石勒：这就是历史的进程）
直到苻坚出现。
苻坚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胡人君主，而更像一个汉人皇帝。他熟悉儒家经典，终身坚守仁义，试图在已经战乱了近六十年的北方大地重新恢复秩序。
但他最终还是失败了。
如果分析苻坚失败的原因，我们不难看出其中问题所在：苻坚开出的药方，治不了当时的病。面对着北方民族之间的混战，苻坚指望用自己的仁政，来建立一个超越种族的国家。
但事实上，他的权力，是架设在军事征服之上的。
因此一旦淝水失败，帝国便迅速崩。
在这一点上，我们只要对比赤壁之战，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赤壁之战失败后，曹操实力大损，但北方依然在其统治之下。
苻坚则不同，虽然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胡人身份，但事实上，他的国家最终依靠的，还是他自己的族人。当氐族精锐在淝水之战前线全军覆没，族人又已经被散于四方，苻坚根本就无力可借。
到这里，逻辑已经打了一个死结：一方面，苻坚希望建立起一个超越种族的国家；另一方面，他所依靠的实力又都基于种族。苻坚想要用自己的仁政就消弭掉民族之间的差距，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是解决胡汉融合问题的第一次尝试。
相关延伸：
淝水之战后，北方再次陷入分裂。此后五十多年间，鲜卑拓跋氏凭借强大的武力以及不世出的军事天才拓跋焘，重新统一北方。
而拓跋氏在基本结束对外战争以后，就开始着手解决国家正常化的问题——其间种种举措，以及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都可以被归纳为广义上的“太和改制”。
从拓跋焘统一北方，到孝文帝元宏进行汉化改革，期间六十多年。在北魏时期，北方的世家大族已经开始与胡人政权合作——这在此前的胡人政权中，是比较罕见的。当初，即便以苻坚的的宽仁，前秦朝廷中也几乎没有士族人物。
站在北方士族的角度上，这种转变可以理解。胡人以中原为战场，失败的一方固然惨烈，但士族赖以生存的土地，一样遭受刀兵之祸。因此，与其坐观成败，还不如寻求与胡人政权合作。通过改变胡人，未尝不能重建秩序——一种士族阶层所希望的秩序。
这种合作，带来的变化缓慢却也明显：胡人政权的统治，开始脱离简单的征服/掠夺模式，慢慢变得像一个正常的国家。
相关延伸：
层次递进之后，太和改制终于迎来高潮：孝文帝的汉化改革。
孝文帝的改革，核心在于“汉化”。其逻辑是：既然鲜卑人已经统治中原腹地近百年，接受华夏文化，那么，实行汉制有何不可？
从西晋末年至此时，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两百年。胡汉之间，早就不是此前血海深仇不够戴天的那种状态。经过这么多年的厮杀，汉人已经接受了不可能再把胡人赶出去的现实，胡人也开始学会尊重和接受汉人旧有的文化。
既如此，那么胡汉一家，岂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相关延伸：
北魏汉化改革：
（一）云州远秋月，洛上开龙门
（二）一场民族认同的伟大征途
（三）军事，永远是政治的延续
但孝文帝的改革，最终还是失败了。
孝文帝因为早逝而未竞全功，这固然是一个方面因素。但同时，也是因内政、军事方面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才最终葬送了北魏在胡汉融合上的努力。
这是解决胡汉融合问题的第二次尝试。
相关延伸：
在南北朝分裂时期的两次融合努力中，我们都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一个看上去很有希望的进程，因为一些意外因素的打乱而急转直下，以至于无法挽救。
前秦淝水之战的崩溃如是，孝文帝的早逝亦如是。
虽说历史不能如果，但我们不妨来提供一个可能的解释：
不管是在前秦，还是在北魏，北方的民族融合过程，都是在人为提速的。前秦时期，民族畛域之分尚在，苻坚强行以仁政消除，效果不彰。而至于北魏，即便拓跋氏的汉化努力已经卓有成效，但在施行汉化改革以后，旧有的胡人军事模式也随之消失，北魏的军事优势不再。
也就是说，孝文帝的汉化，其实是单一维度的汉化。
孝文帝借助两百年来的胡汉融合之势，试图以国家的力量，强行消除胡汉之间的隔阂。这种努力，应该是成功的，但同时，北魏也丢掉了胡人既有的部落形式下的军事优势。
随着孝文帝早逝，后继无人，之后的宣武帝和胡太后又没能够找到合适的武力输出模式，以武力强盛立国的北魏，最终竟然因为缺乏军事实力而逐渐衰落，最终灭亡。
以北魏末年的军事实力，我们甚至可以这么假设：即便它能攻灭南朝，统一中国，但面对着柔然的军事压力，它也不可能持久。
看上去，北魏是解决了民族融合的问题，但这是以放弃武力输出为前提的。因此只能说，问题只是暂时被掩盖了，而非被解决了。此时一旦外部的约束作用失去，民族问题就会重新爆发出来。
北魏的灭亡，肇始于六镇之乱。而在六镇之乱几年后，北方又回到了双雄并峙的局面：高氏政权了占据北中国的东部，而西部则为宇文氏所有。
高氏和宇文氏的共同点，是双方都是鲜卑人——当然，宇文氏可能要更纯粹一点，高氏是鲜卑化的汉人。
什么叫鲜卑化的汉人？就是说，高欢的血统虽然是汉人血统，但他的整个成长环境，却是在鲜卑人的群体中。以我们如今的民族观念，高欢无疑是汉人，但在当时，高欢则是鲜卑人。
高欢与宇文泰同时都依靠了鲜卑人的武力——六镇之乱的残余势力，只不过高欢得到了大部分，宇文泰则只分到一小部分。借着这些实力，两人平分北中国。
但在此后的历史中，双方走出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路。宇文氏无意中蹚出的一条道，真正解决了困扰北中国几百年的民族问题。
府兵制。
因为之前已经专门对府兵制进行过详细介绍，所以此处就不再赘述了。而府兵制的结果，是最终解决了困扰北方多年的胡汉问题：在府兵制下，既消除了胡汉之间的隔阂问题，又保持了强大的武力输出。
相关延伸：
此外，几百年的战乱，还带来了另一个后果：地方离心主义的彻底破产。
自汉末以来，地方大族囿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愿意接受更远更大的中央朝廷的统治。但经过几百年的战乱，地方士族认识到，只有统一的中原王朝，才有凝聚实力、抵抗塞外胡人的能力。否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对世家大族而言，与能够输出武力的统一政权合作，是最好的生存方式。
自北周进行府兵制改革，关陇集团成型以后，直至隋唐，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关东士族愿意与本是胡人的朝廷勋贵联姻——要知道，放在几百年以前，让士族与胡人通婚，简直是天方夜谭。
虽然世家大族已经只有几百年的寿命，但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过离心倾向。
至此，汉末以来第一帝国积累的种种问题，终于全部被消除。
相关延伸：
注：以上回答没有提及文化问题，这部分等以后公号写到了再补吧......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有一个“历史三峡”的比喻，他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转型就像舟行三峡，虽经惊涛骇浪，毕竟一路向前。而等到船出西陵峡之后，前方便是万里坦途，必将大放异彩。
这个比喻用在南北朝时期，也颇为恰当。
中华第一帝国在延续了几百年的生命后，积累了种种矛盾与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导致第一帝国走向崩溃。随后，中国经历了四百年的艰难转型，才终于逐个解决问题，找到出路。
四百年来，一代代的才智卓绝之辈殚精竭虑，在各自的时代奋力搏击。若以某个具体的时间点来看，他们为的是自己的一家一姓，甚至颇有私心作祟。但是，当以百年的历史维度来看，正是这每一个人走出的一小步，最终变成了大前进。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这是一份很长的名单：
但宇文邕不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应该是杨坚。
ps，不要再问我谁谁谁为什么不在名单上了，单纯就因为作图的那天晚上我实在是太困了......你们想加谁就可以，写在留言区就好......
他们每一个人在舞台上大放异彩时，都设想过自己能完成这不世伟业，但最终，幸运并没有降临。可当以四百年的目光来看，他们每个人，都把历史的进程往前推了一小步。
成功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回答完毕。
以上，节选自：成功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个人公号：喻以流年
乱不代表着，就一定弱。
不乱也不代表就不弱了。
问题本身就有点问题，不过也可以从一些方面探讨一下。
首先，西晋末年，东晋刚开始那段时间，应该是最乱的。各路诸侯，民族政权都在打打打，希望在乱世能有一席之地。
但是到后面，一些强大的政权开始出现，比如前秦，慕容恪带领的前燕，还有桓温辅政的东晋时期。这几个政权还是很有实力的。可以说，天下虽乱，但各国各族始终武德充沛，跟“弱”这个字一点也没关。
但总体来说，还是互相割据，似乎看不到统一的希望。等到了南北朝，北魏开始带着主角光环，统一的天命似乎降落到了这个游牧民族国家。
ps：南朝的刘裕，刘义隆，萧赜等君主在位时，也很强。
南北朝国力对比从一开始五五开，变成了六四，甚至七三。南北差距越来越大，这么发展下去，北朝一定优胜。
可是北朝，准确说，是北魏，内部原因引发了混乱和分裂。东魏，西魏，后来变成北周和北齐。
而从这时开始，天下终于有统一的趋势了 。北周几代人的励精图治，让统一真正进入了倒计时。
虽然南北朝最后的赢家是隋，但隋主要是继承北周的政治遗产。
北周何以强，因为政策香。
北周虽是鲜卑族宇文家族所创，但是自第一代家主宇文泰开始，就坚定了民族平等政策（相比于其他两个国家）
不管你是什么族什么姓，参军，当官，种田都随你便。没有人会好好的欺负你，大家都是北周的合法公民。
正是这种平等的政策，北周无比的包容，取各家之所长，骑兵战术用鲜卑法，种田屯城用汉族法。
胡服骑射？我们就是胡人！屯田产粮，我们就是汉人！所以到底是什么人，大周的子民嘛。
这还只是民族方面，北周八柱国，细品就会发现，是照顾了各方利益的产品。好了，咱们不管你原来是造反的，当兵的，当官的，读书的，现在都是一家人。
唯一的目标，就是统一天下！
后来的隋唐，包容积极，服饰结合了胡汉特色，各族的名将屡出不穷，正是继承于北周。
大家不用跪坐着说话了，有凳子有椅子。不用天天防着其他民族的人了，没事的时候还能串门吃个饭，你尝尝我的胡饼，我尝尝你的大米。你听听我的琴瑟，我听听你的羌笛。
两家人关系好了，再结个亲家，生一堆小混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就像今天咱们的大中国，东北人，南方人，北方人，汉族，藏族，维吾尔族。
管你什么族，都是咱中国人。
所以，
包容！是一个文明蓬勃发展的基石。固步自封，阶级固化，终会衰落。
包容！就是隋唐强盛的秘密。包容也是任何一个文明强盛的秘密！
个人观点，理智勿喷，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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