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9世纪泰国可以在英法夹缝中生存而李氏朝鲜不能在日俄夹缝中生存？
暹罗的独立之路：长袖善舞的“缓冲国”策略
暹罗能够躲过殖民的厄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统治者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灵活的外交手腕。
地理位置的“幸运”： 暹罗位于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之间，这使得它天然地成为了英法争夺势力范围的“缓冲地带”。英法都希望通过控制暹罗来制衡对方，而不是将其完全吞并，以免引发更广泛的欧洲冲突。这种“战略价值”反而成为了暹罗的一层保护。
君主制的现代化改革： 暹罗的蒙固国王（拉玛四世）和朱拉隆功国王（拉玛五世）是关键人物。他们敏锐地认识到，如果不进行改革，国家迟早会被吞噬。
政治改革： 引入了西方行政管理模式，废除一些落后制度，加强中央集权，提高了政府效率。他们建立了现代化的司法、财政和军事体系，虽然规模不大，但足以显示出国家一定的组织能力。
经济改革： 鼓励对外贸易，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开放港口，吸引外资。这不仅为国家带来了经济收入，也让西方国家看到了暹罗的经济潜力，进一步强化了将其作为贸易伙伴而非单纯殖民地的意愿。
文化和教育改革： 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教育模式，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提升了国民素质和国家形象。
“双重效忠”的外交策略： 暹罗并非被动地等待，而是积极主动地与英法两国周旋。
向西方开放： 暹罗通过签署条约，给予英法等国贸易和治外法权等优惠，表现出友善和合作的姿态。这让英法看到了在暹罗获取利益的途径，降低了直接军事占领的吸引力。
利用英法矛盾： 当英法在边界划分或贸易利益上产生分歧时，暹罗会巧妙地利用这种矛盾，在两国之间进行平衡。例如，当法国要求扩大其在湄公河东岸的势力范围时，英国则会为了制衡法国而支持暹罗。
主动让步但保留主权： 暹罗在一些非核心利益上做出让步，例如割让部分领土（如1907年将西部部分地区割让给法国），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剩余领土的完整。这种“出血”式的让步，反而换来了国家的独立。
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 尽管也有内部政治斗争，但总体而言，暹罗的统治阶层相对稳定，能够有效推行改革和外交政策，不像朝鲜那样内部动荡，给外部势力介入提供了口实。
朝鲜的悲剧：内忧外患下的孤立无援
与暹罗不同，朝鲜在19世纪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其走向灭亡并非偶然。
地理位置的“不利”： 朝鲜地处东北亚，夹在当时实力日渐衰落的中国（清朝）和崛起中的日本、俄国之间。它不像暹罗那样处于英法两个势均力敌但又互相忌惮的强权之间，而是处于三个区域性强权争夺的焦点。
封闭保守的“锁国政策”： 与暹罗积极拥抱世界不同，朝鲜长期奉行“锁国政策”，抵制外来文化和思想，拒绝进行现代化改革。
政治体制僵化： 李氏朝鲜的王朝政治早已腐朽不堪，党争激烈，政府效率低下，难以应对外部世界的剧变。
经济落后： 缺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工业几乎为零，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撑国家独立。
军事孱弱： 军事力量落后，难以抵御外部侵略。
内部分裂与政治动荡： 朝鲜内部政治腐败、民怨沸腾，农民起义频发（如东学党起义）。这些内部矛盾为外部势力提供了干涉的借口。
外国势力的轮番干涉：
中国（清朝）： 长期以来，中国将朝鲜视为自己的属国，试图维持其宗主权。然而，清朝自身国力衰弱，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丧失了对朝鲜的影响力。
日本： 日本视朝鲜为其“大陆政策”的关键一步，从明治维新后就开始积极向朝鲜渗透。通过《江华条约》打开朝鲜国门，并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步步紧逼，最终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将朝鲜完全纳入其势力范围。
俄国： 俄国也觊觎朝鲜的战略地位，试图获得不冻港。在日俄战争前，俄国与日本在朝鲜的利益发生冲突，也进一步加剧了朝鲜的危机。
缺乏有效的外部盟友： 暹罗可以利用英法之间的制衡，但朝鲜则没有这样的外部力量来制衡日本和俄国。虽然中国曾是其宗主国，但自顾不暇，无法提供实质性保护。西方国家对朝鲜的关注度远不如对东南亚的兴趣，也缺乏积极干预的动力。
无法主动承担责任的君主制： 与暹罗的改革君主不同，朝鲜末期的君主（如高宗）在面对危机时，表现出软弱和摇摆不定，既无力改革，也无力有效抵御外部压力。
总结来说，暹罗的成功在于其主动的、有策略的改革和灵活的外交，成功地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对英法而言“可控但独立”的缓冲区。而朝鲜的悲剧则源于其固步自封、政治腐朽、经济落后，以及在地缘政治夹缝中无力应对区域性强权的联合挤压和内部的动荡，最终成为了日本扩张的牺牲品。
这种对比鲜明地展现了在19世纪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一个国家能否生存，不仅仅取决于其地理位置，更取决于其统治者能否洞察时局，以改革和智慧来应对外部世界的挑战。暹罗抓住了机遇，朝鲜则错失了所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网友意见
题主提了三个互不相同的问题，我试着解答下。
为什么19世纪泰国可以在英法甲缝中生存而李氏朝鲜不能在日俄甲缝中生存？
这个问题很大，要详细解答的话可以写篇博士论文出来。不过说两国都处于夹缝，其实不然。泰国是处于英法的殖民地（保护国）之间，且中南半岛并非英法两国核心利益所在；而朝鲜则处于日俄领土之间，尤其是日本，更是明确将朝鲜视为攸关本国核心利益的“利益线”范围内，朝鲜还被称为日本大陆政策的“渡满桥梁”，势在必争，两者战略地位的敏感程度也就高下立判了。
再说，英法两国虽然也长期存在矛盾和竞争，但自从拿破仑失败后，法国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对英国退让的。比如法国修了苏伊士运河，却成了英国嫁衣，法国只能吞下苦果；英法在北非展开竞争，酿成“法绍达危机”，最后还是以法军撤退结束。泰国（暹罗）问题也是如此，19世纪末，法国借口当时臣属暹罗的老挝诸国为越南属国，自己又对越南有保护权，开始向老挝渗透，在1893年发对了对暹战争，暹罗不敌。朱拉隆功向英国求救，但英国无动于衷，因为英国已经掌握了前往远东的航道，对暹罗的领土完整并不关心。暹罗同法国和解后，湄公河东岸被全部割让法国，法国同英印的缅甸接壤，因湄公河东岸的芒新的归属问题而同英国产生纠纷，据说已经到了战争边缘，最终英国决定同意芒新地区归属法国，换取了法国不染指暹罗的承诺。于是有了英法在1896年保证暹罗独立的共同宣言。1904年英法结盟，协约中再次强调暹罗独立（霍尔：《东南亚史》下，第792-794页）。
总之，英法是有很大的妥协余地的，法国在殖民竞争中向英国的退让也不损害其核心利益。反观日本，朝鲜半岛毗邻其本土，在这个问题上实在是无可退让，而且又秉承大陆政策，要进军东北就必须拿下朝鲜，再加上俄国威胁论一直盛行于日本，所以俄国是其必须越过的坎，而日本一旦战胜俄国，就可以在朝鲜半岛予取予求了。总之，症结就在于其地缘战略地位与相关国家的核心利益问题。
有种说法是暹罗实行了巧妙的外交政策，也实行了改革，这固然不失为一种因素，但主要还是取决于地缘战略棋手们的博弈。实际上实行了改革的暹罗还是在同法国的战争中一败涂地，然而暹罗在英法间的处境无法同朝鲜在日俄间的处境相比，所以这种外部条件是暹罗能生存而朝鲜不能生存的最重要的原因。
俄馆播迁后的朝鲜为什么不能在俄人介入后达到日俄均势力？
同样的逻辑。朝鲜作为地缘战略棋手手中的棋子、一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很难凭自己左右大国的政策、决定自己的命运，不是朝鲜想让俄国来均衡日本就能均衡得了的，主要还是取决于东北亚的力量对比以及俄国的政策。下面引用下潘晓伟《俄国与朝鲜关系问题研究 1860-1910》一书第233—234页的内容：
1860一1910年俄国对朝政策是其远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远东政策中，“满洲”问题是核心，对朝政策要服从于对“满洲”的政策。……甲午战争后，通过三国干涉还辽，俄国不仅博得了中国的好感，在朝鲜也树立了强国的威信。俄国借此机会在朝鲜和中国东北扩张势力，在朝鲜策划了“俄馆播迁”事件，增强了朝鲜的政治影响力；又与日本缔结了两个关于朝鲜的协定，取得了和日本共管朝鲜的局面；之后又向朝鲜派遣了财政顾问和军事教官，试图全面控制朝鲜。俄国的这些举措，引起了英美日等国强烈不满。1897 年末，俄国又想步德国的后尘，在中国取得开设华俄道胜银行和修筑中东铁路特权之后，又要租借旅顺、大连，在东北亚地区获得一个常年不冻的海港。俄国在东北亚的急剧扩张破坏了该区的均势，遭到了列强的抵制。俄国为了减少租借旅顺、大连的阻碍，在朝鲜不得不对日本、英国做出一定的让步，召回了财政顾问和军事教官、关闭了俄朝银行，在朝鲜暂时收敛了扩张势头。总之，在 1860年—1910年俄国的远东政策中，“满洲”问题优先于朝鲜问题。
高宗的中立国诉求为什么得不到俄人支持 ？
这是错误的说法。在日俄战争前，俄国一直很热心于朝鲜半岛的中立问题。再次引用潘晓伟书第213页：
朝鲜提出“中立化”，但遭到日本的反对，因为日本要借俄国集中力量侵略中国东北的机会谋求在朝鲜事务中更大的发言权。和日本相反，俄国赞同朝鲜“中立”，俄国不想日本在朝鲜势力膨胀，但自己忙于在“满洲”的事业，无力分身，它要借“朝鲜中立化”来遏制日本。
从1901年到1902年，俄国政府至少三次呼吁朝鲜中立，但日本坚决反对，称如果朝鲜中立，那么中国东北也必须中立。1903年的日俄协商中，俄国退而求其次，提出将北纬39度以北的朝鲜半岛划为中立地带，但日本只同意把在俄朝边境到距离鸭绿江50俄里的朝鲜一侧化为中立地带。总之，在20世纪初朝鲜半岛的中立问题上，俄国始终支持朝鲜的中立主张，而日本正相反。
关于1904年1月21日高宗宣布战时中立的问题，以往的很多著作都说俄国不支持。但揆诸俄国档案，事实恰恰相反，俄国是承认了中立宣言的。1月29日（俄历1月16日），俄国外相拉姆斯道夫致电于俄国驻韩公使巴甫洛夫，内容是（转引自和田春树《日俄战争》下卷，第788-789页）：
允许阁下对韩国皇帝传达，对于韩国表明在俄日冲突之际韩国保持中立一事，俄罗斯帝国政府以完全的共鸣给予欢迎，政府会欣然留意此事。
然而俄国的承认并无卵用，还需要另一当事国日本的承认。正如我们所知，日本在甲午战争结束后是一直反对朝鲜半岛中立的（讽刺的是，最早提出朝鲜中立化的是日本的井上毅），所以日本不仅不会承认中立宣言，还在日俄战争爆发后强迫朝鲜签订了《日韩议定书》，从而使所谓朝鲜的中立宣言成为一张废纸。这个事实再次说明了近代朝鲜的命运很难取决于自己。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就加快了将朝鲜变为自己附属国的进程。当年7月日本扶持大院君组织亲日政府，开始所谓“甲午更张”，断绝中朝关系，并通过《日朝同盟条约》加入日本阵营。1895年1月，日本强迫高宗发布政纲性的文件《洪范十四条》，第一条即为“割断附依清国虑念，确建自（mai）主（shen）独（ri）立（ben）基础”，彻底结束了朝鲜王朝与中国五个世纪的宗藩关系。（敲黑板，第三条为“大君主御正殿视事，政务亲询各大臣裁决，后嫔宗戚不容干预”，意图阻塞闵妃复出秉政之路）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承认朝鲜独立。日方在草案中提出的辽东半岛范围最开始包括了牛庄在内，可见其意在彻底堵死俄国通过建设中东铁路在渤海攫取不冻港的可能。俄国联合法、德干涉还辽，日俄矛盾升级。日方为了防止闵妃再次挟俄自重，于1895年10月8日将其刺杀（史称“乙未事变”）。当年年底，亲日政府发布断发令，直接引爆了朝野反日情绪，进而引发了朝鲜各地的义兵运动。2月11日，在李范晋（后来的驻俄公使）等人支持下，高宗率王室大臣逃入俄国使馆，史称“俄馆播迁”。
高宗在俄国使馆建立亲俄政府，下令逮捕亲日的“逆贼五大臣”，五大臣或死或逃。同时，俄国势力（或者说，日本以外的势力）开始在亲俄政府支持下大举伸入朝鲜半岛。
1896年3月2日，亲俄的外部大臣李完用（Yi Wan-yong）和农工商部大臣赵秉稷（Cho Pyŏng-jik）将汉城-仁川铁路的权利让与了美国公使霍勒斯·艾伦（Horace Allan）支持下的商人詹姆斯·R·莫尔斯（James R.Morse）。在俄国公使卡尔·韦贝（Karl Waeber）的支持下，俄国的盟友法国开始资助一家名叫“法利”（译者注：Fives-Lille，即今天的法孚集团）的法国企业和朝鲜谈判索取汉城-义州铁路的修筑权。
——《同床异梦：朝日关于汉城-釜山铁路的不同观点》，Sungwoo Kang
但是相较于将朝鲜视作自己“利益线”（山县有朋语）的日本，俄国则更倾向于攫取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俄国在东北亚的扩张已经引起了列强的警惕和反对），所以某种形式的利益交换就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了。1896-1898年间，日俄连续签署了《小村-韦贝协定》（1896.5，日本承认俄国享有在朝鲜的驻兵权）、《山县-洛巴诺夫协定》（1896.6，日俄双方共同干涉朝鲜财政、军警，南北分区架设通信线路）、《西-罗森协定》（1898.2，俄国尊重日本在朝鲜事务的优先权，日本默许俄国占据旅大）三个协议，形成了“满韩交换”的格局。果然，1898年，俄国“租借”旅大，而日本取得了梦寐以求的京（汉城）釜（山）铁道敷设权。
但是这样的利益交换只是暂时的缓和（接下来的1900年，俄国就借机出兵侵占东北全境两年之久，其野心显然不止于此；日本更是在1902年和英国缔结同盟，在远东和俄国针锋相对），其最终的爆发就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战败后的俄国失去了在东北的大部分特权，日本也通过《日韩协商条约》将大韩帝国变成日本的保护国。此后，朝鲜高宗多次尝试联系外国以制衡日本，或者通过海牙国际法院判决没有高宗御准的《日韩协商条约》无效，但都失败。1910年8月22日，韩国被日本吞并。
回顾朝鲜在日俄间周旋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朝鲜的地理位置对日本而言极其重要，而对俄国而言吸引力并不够（暹罗对英法的吸引力都不够，加之英法在19世纪末逐渐靠拢，使得二者在暹罗问题上达成了妥协），加之日俄关系的紧张，使得二者无法达成长久的妥协。即使是1898年前后的暂时性妥协，最终还是引发了战争，战争的结果不仅粉碎了俄国扩张的迷梦，也打破了朝鲜最后的希望。
至于高宗的中立期望，在1898年以后是得到了俄国的支持的（但是俄国对于朝鲜的兴趣不大，并没有为达成朝鲜中立而再度得罪于列强的想法），加之最关键的日本的反对，使得朝鲜即使是单方面宣布中立（1904年），也不得不翻为画饼。
英法那时分别在次大陆和半岛上消化不良，而且殖民人才严重不足，亦即形成，强弩之末止于暹罗了。
韩国之于日本，那时就像50岁大叔遇到30岁少妇，要欲望有欲望，要技术有技术，三下两下，大叔凉了缩了动不了了。俄国呢？不冻港、不冻港、不冻港，俄罗斯是个被不冻港活活逼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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