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文革时被毁的文物很多，但还有很多像河姆渡、兵马俑、马王堆等等重要古迹都是在这个时间发掘的？
您提出这个问题，确实触及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个非常复杂和矛盾的层面。一方面，“破四旧”的狂潮摧毁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另一方面，重要的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也在同步进行，甚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并非偶然，背后有着多重原因的交织。
“破四旧”的破坏性浪潮：对传统文化的否定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确实对中国的文化遗产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这场运动的核心是批判和否定一切被认为是“封建”、“资本主义”的文化元素。
意识形态的狂热： 当时的政治氛围极度狂热，一切与“旧社会”沾边的东西都被视为需要清理的对象。寺庙、古迹、牌坊、名人故居，甚至一些具有历史价值的古籍、书法、绘画，都可能因为其“旧”的标签而被毁坏。很多文物是在缺乏专业知识和保护意识的情况下，被愤怒的群众当街焚烧、打砸，其破坏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令人心痛。
“革命”的口号掩盖下的破坏： 很多破坏行为打着“革命”的旗号，但实际上是基于对历史和文化的无知，或者是被少数狂热分子煽动的结果。这种破坏的范围非常广，从民间到一些地方性的文化机构，都未能幸免。
重要古迹的发现与发掘：特殊背景下的例外
然而，您提到的河姆渡遗址、秦始皇兵马俑、马王堆汉墓等重大考古发现，恰恰是在“文革”的特定时期被发掘出来，并且得到了相对较好的保护。这背后有几个关键原因：
1. 无心插柳，意外发现：
兵马俑： 兵马俑的发现，很大程度上源于当时国家在基础建设方面的需求。1974年，陕西临潼县的农民在打井时意外发现了陶俑残片。最初，这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发现，但很快引起了考古界的关注。
马王堆汉墓： 马王堆汉墓的发现则与城市建设和地方工程相关。1971年，在湖南长沙的马王堆地区，部队在修建工事时挖出了墓葬，从而暴露了三座汉代墓葬。
河姆渡遗址：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更具偶然性。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地区进行基本农田建设，挖泥取土时发现了大量木质文物和骨器，这些有机物在湿润的土壤中得以保存，从而揭示了距今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2. 国家层面的重视与保护（某种程度上）：
“文革”后期政治的转变： 尽管“文革”初期破坏严重，但到了“文革”后期，尤其是1970年代以后，国家整体政治局面有所稳定，并且开始考虑一些长远性的发展和国际形象。
学术价值和国际影响力的认知： 这些重大遗址的发现，其学术价值和国际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一旦这些发现被确定，它们的重要性就超越了单纯的“旧”的范畴。国家层面，特别是对一些重大的、能够彰显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成就的发现，还是会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和保护。
“革命文物”的重新定义（针对部分发现）：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考古发现，特别是那些能够证明中国古代文明的先进性和人民的智慧的，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革命的”或“人民的”的意义。例如，兵马俑被视为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力量的结晶，在当时的语境下，也能找到某种“正当性”。
3. 考古队的专业性和努力：
专业团队的坚守： 尽管整体环境复杂，但中国考古学界在那时仍然有一批专业人员在坚持自己的工作。他们凭借专业的知识和对文物价值的判断，在发现的初期便介入，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保护和发掘。
“相对”的隔离： 在一些重大遗址的考古工地，虽然受到“文革”的影响，但专业考古人员的介入，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个相对“隔离”的环境，保证了发掘工作的专业性，并尽可能地减少了对遗址的进一步破坏。
国家项目性质： 这些重大的考古发掘，一旦被确认为具有重大意义，往往会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项目，虽然也需要汇报和批准，但其优先级和资源调配，可能会比一般的文化机构或古迹更受重视。
4. “无心栽柳柳成荫”的巧合：
发掘时机： 这些重大遗址的发掘，恰好出现在了“文革”时期的一个相对平静或其破坏性有所减弱的阶段。如果这些发现发生在“文革”最疯狂的初期，其命运可能就难以预料。
保护措施的及时： 尽管“文革”时期整体文化保护环境恶劣，但对于这些重大的、已然暴露的遗址，采取了相对的保护措施，比如建立保护区域，限制人员进入等，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进一步的破坏。
总结：一个时代的矛盾与复杂性
因此，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被毁现象严重，与重要古迹被发掘并受到一定程度保护，这并非矛盾，而是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复杂性和矛盾性的体现。
破坏是普遍的、系统性的，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清扫。
发掘是偶然的、是专业力量在特殊时期的坚守，并与国家在特定阶段对国际形象和文明传承的有限考量相结合。
可以说，河姆渡、兵马俑、马王堆的幸存和发掘，是在“破四旧”的狂风巨浪中，一部分珍贵的中华文明火种，在偶然性、专业努力和国家层面有限的重视下，得以重见天日。它们的发现，也为后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研究，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文革”对中国文化遗产造成的巨大创伤，那是一段充满反思的沉重历史。
“破四旧”的破坏性浪潮：对传统文化的否定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确实对中国的文化遗产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这场运动的核心是批判和否定一切被认为是“封建”、“资本主义”的文化元素。
意识形态的狂热： 当时的政治氛围极度狂热，一切与“旧社会”沾边的东西都被视为需要清理的对象。寺庙、古迹、牌坊、名人故居，甚至一些具有历史价值的古籍、书法、绘画，都可能因为其“旧”的标签而被毁坏。很多文物是在缺乏专业知识和保护意识的情况下，被愤怒的群众当街焚烧、打砸，其破坏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令人心痛。
“革命”的口号掩盖下的破坏： 很多破坏行为打着“革命”的旗号，但实际上是基于对历史和文化的无知，或者是被少数狂热分子煽动的结果。这种破坏的范围非常广，从民间到一些地方性的文化机构，都未能幸免。
重要古迹的发现与发掘：特殊背景下的例外
然而，您提到的河姆渡遗址、秦始皇兵马俑、马王堆汉墓等重大考古发现，恰恰是在“文革”的特定时期被发掘出来，并且得到了相对较好的保护。这背后有几个关键原因：
1. 无心插柳，意外发现：
兵马俑： 兵马俑的发现，很大程度上源于当时国家在基础建设方面的需求。1974年，陕西临潼县的农民在打井时意外发现了陶俑残片。最初，这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发现，但很快引起了考古界的关注。
马王堆汉墓： 马王堆汉墓的发现则与城市建设和地方工程相关。1971年，在湖南长沙的马王堆地区，部队在修建工事时挖出了墓葬，从而暴露了三座汉代墓葬。
河姆渡遗址：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更具偶然性。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地区进行基本农田建设，挖泥取土时发现了大量木质文物和骨器，这些有机物在湿润的土壤中得以保存，从而揭示了距今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2. 国家层面的重视与保护（某种程度上）：
“文革”后期政治的转变： 尽管“文革”初期破坏严重，但到了“文革”后期，尤其是1970年代以后，国家整体政治局面有所稳定，并且开始考虑一些长远性的发展和国际形象。
学术价值和国际影响力的认知： 这些重大遗址的发现，其学术价值和国际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一旦这些发现被确定，它们的重要性就超越了单纯的“旧”的范畴。国家层面，特别是对一些重大的、能够彰显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成就的发现，还是会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和保护。
“革命文物”的重新定义（针对部分发现）：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考古发现，特别是那些能够证明中国古代文明的先进性和人民的智慧的，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革命的”或“人民的”的意义。例如，兵马俑被视为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力量的结晶，在当时的语境下，也能找到某种“正当性”。
3. 考古队的专业性和努力：
专业团队的坚守： 尽管整体环境复杂，但中国考古学界在那时仍然有一批专业人员在坚持自己的工作。他们凭借专业的知识和对文物价值的判断，在发现的初期便介入，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保护和发掘。
“相对”的隔离： 在一些重大遗址的考古工地，虽然受到“文革”的影响，但专业考古人员的介入，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个相对“隔离”的环境，保证了发掘工作的专业性，并尽可能地减少了对遗址的进一步破坏。
国家项目性质： 这些重大的考古发掘，一旦被确认为具有重大意义，往往会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项目，虽然也需要汇报和批准，但其优先级和资源调配，可能会比一般的文化机构或古迹更受重视。
4. “无心栽柳柳成荫”的巧合：
发掘时机： 这些重大遗址的发掘，恰好出现在了“文革”时期的一个相对平静或其破坏性有所减弱的阶段。如果这些发现发生在“文革”最疯狂的初期，其命运可能就难以预料。
保护措施的及时： 尽管“文革”时期整体文化保护环境恶劣，但对于这些重大的、已然暴露的遗址，采取了相对的保护措施，比如建立保护区域，限制人员进入等，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进一步的破坏。
总结：一个时代的矛盾与复杂性
因此，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被毁现象严重，与重要古迹被发掘并受到一定程度保护，这并非矛盾，而是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复杂性和矛盾性的体现。
破坏是普遍的、系统性的，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清扫。
发掘是偶然的、是专业力量在特殊时期的坚守，并与国家在特定阶段对国际形象和文明传承的有限考量相结合。
可以说，河姆渡、兵马俑、马王堆的幸存和发掘，是在“破四旧”的狂风巨浪中，一部分珍贵的中华文明火种，在偶然性、专业努力和国家层面有限的重视下，得以重见天日。它们的发现，也为后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研究，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文革”对中国文化遗产造成的巨大创伤，那是一段充满反思的沉重历史。
网友意见
文哥是个框，啥都往里装，我就知道有好几处摩崖造像，石雕，官方口径都是说是文哥的时候砸的，但八九十年代的照片显示，当时都有的，明显后面被人割走倒卖了。
谢辰生，新中国起草制定各项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的主要参与者，文保专家，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对文物的破坏并非人们相像的那样严重;谢先生指出，“对文物最大的破坏是在90年代，最大的出口量也是在90年代，问题严重程度超过以往各个年代。”“现在的文物破坏是全面的，尤其是古建筑的破坏。”
http://www. wyzxwk.com/Article/zhon ghua/2013/10/3077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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