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的部分事情会「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中国部分事情之所以会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根源在于一种根深蒂固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在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等多方面都有其由来。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其背后的逻辑和运作机制。
一、 根深蒂固的“集中统一”思维与“控制欲”
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集权统治是主流。从秦朝开始，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就成为历代王朝追求的目标。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应对外部威胁、维护国家稳定。然而，其副作用也显而易见，那就是对地方和个体行为的强力管控，以及对任何潜在失序的极度警惕。
这种历史惯性使得当今的治理者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往往会优先考虑“控制”而非“引导”或“赋能”。当出现某种现象不符合预期，或者被认为是“乱”的苗头时，第一反应就是加强管制，设置层层审批、严格的规章制度，甚至一刀切地禁止。这种“管制”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不确定性，保证既定目标的实现。
然而，这种过于严苛的管制，往往忽视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和人性的需求。当“管”的力度过大，触角伸得过细时，就会扼杀掉原有的活力、创新和自主性。个体和组织为了规避风险，会变得被动和保守，不敢尝试新的方法，不敢承担任何可能的错误。市场经济的活力被僵化的制度束缚，文化艺术的创造性被审查扼杀，社区的自组织能力被行政命令取代。久而久之，这种“管”就变成了“死”，压抑了所有的生机。
二、 “放”的定义模糊与“责任真空”
当“一管就死”的弊端暴露出来，或者社会压力增大时，就可能出现“放”的信号。但这里的“放”，往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力下放、责任下移，也不是赋能个体去自主管理。更多时候，它是一种“松绑”式的管理，即撤销部分或全部管制措施，但并没有建立起配套的、有效的替代性管理机制和责任体系。
在这种“放”的背后，可能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责任推卸： 管制失灵，上级部门不愿承担责任，于是将问题抛给基层或市场，期望他们自行解决，但并未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指导。
改革的“权宜之计”： 改革是为了应对某些现实问题，但改革方向和具体措施并未深入研究，或者缺乏配套的制度设计，导致“放”之后，原有的秩序消失，新的秩序尚未建立。
缺乏基层自治和专业能力： 中国的基层治理长期以来高度依赖行政指令，基层管理者和民众的自治能力、专业判断能力相对较弱。当管制撤销后，缺乏有效的组织来填补管理空白，也缺乏专业的指导来规范行为。
利益博弈的产物： 有时“放”是特定群体为了打破管制、获取利益而推动的，但一旦出现“乱”，这些群体又会要求重新管制，以维护自身利益。
因此，这种“放”并非赋予了责任和自主权，而更像是一种“甩包袱”。由于缺乏明确的规则、有效的监督和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当管制不再存在时，一些人可能会抓住机会，不受约束地追求个人利益，或者做出越轨行为，导致秩序的混乱。例如，曾经的一些市场乱象，就是因为监管缺位或不力，使得一些商家钻了空子。
三、 缺乏健全的法治与信用体系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很大程度上也源于中国法治建设的相对滞后以及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完善。
法治的“人治”色彩： 尽管法治是目标，但在实践中，法律的执行往往会受到人情、关系、地方保护主义以及行政权力干预的影响。当管制是主要手段时，人们依赖的是“人”的决策，而不是“法”的规则。一旦管制放开，依靠“人治”建立起来的秩序就会变得脆弱不堪。
法律的滞后性与模糊性： 一些领域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或者更新速度跟不上社会发展，导致在“放”之后，缺乏明确的法律框架来规范行为。即使有法律，也可能存在解释空间，容易被滥用或规避。
信用缺失导致的“囚徒困境”： 在一个信用体系不完善的环境中，人们更倾向于相信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是遵守潜在的契约或规则。当管制松动时，个体和组织更倾向于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投机”行为，而不是长远的、负责任的合作。这种“囚徒困境”使得信任难以建立，秩序难以维系。
四、 治理能力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匹配
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转型发展的时期，社会结构、经济模式、思想观念都在发生剧烈变化。然而，治理能力，特别是管理和引导社会发展的能力，往往跟不上这种变化的速度和复杂性。
信息不对称与认知偏差： 治理者可能无法及时、准确地掌握基层和市场的真实情况，对问题的认识存在偏差，导致出台的管制措施不接地气，或者在调整方向时出现判断失误。
改革的复杂性与成本： 任何一项改革，无论是加强管制还是放开管制，都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如何在效率、公平、稳定之间找到平衡点，对治理者是巨大的考验。过于简单化的“一刀切”决策，往往是为了规避复杂的改革难题。
缺乏有效的社会参与和反馈机制： 当一项政策出台或调整时，缺乏畅通的渠道让公众参与讨论、表达意见，也缺乏有效的机制来收集和回应社会反馈。这导致政策制定往往是“自上而下”的，容易脱离实际，也难以在推行过程中及时纠偏。
举例说明：
互联网监管： 早期互联网兴起时，管理相对宽松，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但也伴随着盗版、信息泄露、网络谣言等乱象。随后加强管制，实行严格的内容审查和平台监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市场，但也扼杀了部分创新活力，导致一些平台发展受限。一旦放宽管制，又可能出现新的乱象。
小微企业创业： 政府为了支持创业，可能会简化审批流程，给予税收优惠（“放”的意图）。但如果缺乏完善的市场准入规则、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一些企业可能就会利用信息不对称、规避监管进行不正当竞争，甚至欺诈，导致市场秩序混乱。而一旦过度管制，审批流程繁琐，税务负担沉重，又会让很多创业者望而却步，扼杀创业热情（“管”就死）。
基层社会治理： 社区治理中，有时行政力量过度介入，包办一切，居民就习惯了“等靠要”，缺乏自主性。一旦行政力量收缩，社区就可能因为缺乏组织和协调，出现居民矛盾激化、公共事务无人负责等问题。
总结：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是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一种特定治理模式的体现。它反映了过度依赖行政控制、改革路径的复杂性、法治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组织能力和信任体系的薄弱。要打破这个循环，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系统性的改革：
1. 转变治理理念： 从“控制”转向“服务”和“赋能”，尊重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和个体的主体性。
2. 完善法治建设： 健全法律法规，确保法律的公平、公正、公开执行，减少人治和行政干预的空间。
3. 构建信用体系： 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违法失信成本，培育公民的契约精神和责任意识。
4. 加强能力建设： 提升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特别是市场监管、风险防范和危机应对能力。
5. 畅通社会参与和反馈渠道： 让社会各界更广泛地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监督过程中，形成良性互动。
这个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需要耐心和智慧，才能找到在有效治理与激发活力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一、 根深蒂固的“集中统一”思维与“控制欲”
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集权统治是主流。从秦朝开始，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就成为历代王朝追求的目标。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应对外部威胁、维护国家稳定。然而，其副作用也显而易见，那就是对地方和个体行为的强力管控，以及对任何潜在失序的极度警惕。
这种历史惯性使得当今的治理者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往往会优先考虑“控制”而非“引导”或“赋能”。当出现某种现象不符合预期，或者被认为是“乱”的苗头时，第一反应就是加强管制，设置层层审批、严格的规章制度，甚至一刀切地禁止。这种“管制”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不确定性，保证既定目标的实现。
然而，这种过于严苛的管制，往往忽视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和人性的需求。当“管”的力度过大，触角伸得过细时，就会扼杀掉原有的活力、创新和自主性。个体和组织为了规避风险，会变得被动和保守，不敢尝试新的方法，不敢承担任何可能的错误。市场经济的活力被僵化的制度束缚，文化艺术的创造性被审查扼杀，社区的自组织能力被行政命令取代。久而久之，这种“管”就变成了“死”，压抑了所有的生机。
二、 “放”的定义模糊与“责任真空”
当“一管就死”的弊端暴露出来，或者社会压力增大时，就可能出现“放”的信号。但这里的“放”，往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力下放、责任下移，也不是赋能个体去自主管理。更多时候，它是一种“松绑”式的管理，即撤销部分或全部管制措施，但并没有建立起配套的、有效的替代性管理机制和责任体系。
在这种“放”的背后，可能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责任推卸： 管制失灵，上级部门不愿承担责任，于是将问题抛给基层或市场，期望他们自行解决，但并未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指导。
改革的“权宜之计”： 改革是为了应对某些现实问题，但改革方向和具体措施并未深入研究，或者缺乏配套的制度设计，导致“放”之后，原有的秩序消失，新的秩序尚未建立。
缺乏基层自治和专业能力： 中国的基层治理长期以来高度依赖行政指令，基层管理者和民众的自治能力、专业判断能力相对较弱。当管制撤销后，缺乏有效的组织来填补管理空白，也缺乏专业的指导来规范行为。
利益博弈的产物： 有时“放”是特定群体为了打破管制、获取利益而推动的，但一旦出现“乱”，这些群体又会要求重新管制，以维护自身利益。
因此，这种“放”并非赋予了责任和自主权，而更像是一种“甩包袱”。由于缺乏明确的规则、有效的监督和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当管制不再存在时，一些人可能会抓住机会，不受约束地追求个人利益，或者做出越轨行为，导致秩序的混乱。例如，曾经的一些市场乱象，就是因为监管缺位或不力，使得一些商家钻了空子。
三、 缺乏健全的法治与信用体系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很大程度上也源于中国法治建设的相对滞后以及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完善。
法治的“人治”色彩： 尽管法治是目标，但在实践中，法律的执行往往会受到人情、关系、地方保护主义以及行政权力干预的影响。当管制是主要手段时，人们依赖的是“人”的决策，而不是“法”的规则。一旦管制放开，依靠“人治”建立起来的秩序就会变得脆弱不堪。
法律的滞后性与模糊性： 一些领域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或者更新速度跟不上社会发展，导致在“放”之后，缺乏明确的法律框架来规范行为。即使有法律，也可能存在解释空间，容易被滥用或规避。
信用缺失导致的“囚徒困境”： 在一个信用体系不完善的环境中，人们更倾向于相信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是遵守潜在的契约或规则。当管制松动时，个体和组织更倾向于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投机”行为，而不是长远的、负责任的合作。这种“囚徒困境”使得信任难以建立，秩序难以维系。
四、 治理能力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匹配
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转型发展的时期，社会结构、经济模式、思想观念都在发生剧烈变化。然而，治理能力，特别是管理和引导社会发展的能力，往往跟不上这种变化的速度和复杂性。
信息不对称与认知偏差： 治理者可能无法及时、准确地掌握基层和市场的真实情况，对问题的认识存在偏差，导致出台的管制措施不接地气，或者在调整方向时出现判断失误。
改革的复杂性与成本： 任何一项改革，无论是加强管制还是放开管制，都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如何在效率、公平、稳定之间找到平衡点，对治理者是巨大的考验。过于简单化的“一刀切”决策，往往是为了规避复杂的改革难题。
缺乏有效的社会参与和反馈机制： 当一项政策出台或调整时，缺乏畅通的渠道让公众参与讨论、表达意见，也缺乏有效的机制来收集和回应社会反馈。这导致政策制定往往是“自上而下”的，容易脱离实际，也难以在推行过程中及时纠偏。
举例说明：
互联网监管： 早期互联网兴起时，管理相对宽松，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但也伴随着盗版、信息泄露、网络谣言等乱象。随后加强管制，实行严格的内容审查和平台监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市场，但也扼杀了部分创新活力，导致一些平台发展受限。一旦放宽管制，又可能出现新的乱象。
小微企业创业： 政府为了支持创业，可能会简化审批流程，给予税收优惠（“放”的意图）。但如果缺乏完善的市场准入规则、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一些企业可能就会利用信息不对称、规避监管进行不正当竞争，甚至欺诈，导致市场秩序混乱。而一旦过度管制，审批流程繁琐，税务负担沉重，又会让很多创业者望而却步，扼杀创业热情（“管”就死）。
基层社会治理： 社区治理中，有时行政力量过度介入，包办一切，居民就习惯了“等靠要”，缺乏自主性。一旦行政力量收缩，社区就可能因为缺乏组织和协调，出现居民矛盾激化、公共事务无人负责等问题。
总结：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是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一种特定治理模式的体现。它反映了过度依赖行政控制、改革路径的复杂性、法治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组织能力和信任体系的薄弱。要打破这个循环，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系统性的改革：
1. 转变治理理念： 从“控制”转向“服务”和“赋能”，尊重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和个体的主体性。
2. 完善法治建设： 健全法律法规，确保法律的公平、公正、公开执行，减少人治和行政干预的空间。
3. 构建信用体系： 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违法失信成本，培育公民的契约精神和责任意识。
4. 加强能力建设： 提升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特别是市场监管、风险防范和危机应对能力。
5. 畅通社会参与和反馈渠道： 让社会各界更广泛地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监督过程中，形成良性互动。
这个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需要耐心和智慧，才能找到在有效治理与激发活力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网友意见
举个例子。前些年中央不管，公务员各种名目发奖，奖金比工资还高，严重脱离群众，搞得乌烟瘴气。中央后来管了，立马一次砍到头，连月饼都没了。
真的是中层领导水平不足不能领会精神？不，这就是故意的，背后逻辑不展开了。这种事情自古有之，所以皇帝吃个新菜都要小心翼翼，唯恐有人借机生事残民过重。
当然，这不是重点。正如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关键问题在于，中国的吏治水平其实一直比较低下，制度建设落后，以至于一直没办法彻底解决这种问题。看似天灾，全是人祸。
评论里有同志说了，也有可能是上层故意这么干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百分百确保中层的执行力，所以下的任务天生就是要达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效果的（这应该是有利于绩效考评），而中层只是为了自保在全力执行指示。我也放在这。
还有也请大家不要去怼中层，人都是利己的，他们有充分这么做的动机。所以怼他们毫无用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让这种事做不下去。这绝对是最上层的锅。
再有一个有人问为什么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因为凡事做起来都是要考虑风险收益的。如果有人发现做个坏人比好人还亏，自然没兴趣了。比如美国为什么贪污受贿少？他们是圣人？不过是人家发现政治献金安全合法得多。
当裁判的老是想上场踢一脚，球员们也很无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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