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有哪些不是很出名但实际上却很厉害的人物？

陆楫，明正嘉年间松江府上海县人。

在群星闪耀如星汉的明朝，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无论是当朝正史《明实录》，还是清修《明史》，他都没有任何露脸的机会。其实，就别说《明实录》、《明史》这种国史，就算是在《松江府志》和《上海县志》这种地方的府志和县志中，他也只有寥寥数十字的描写，并且，这种描写都是顺便附带在他大名鼎鼎的父亲翰林院学士陆深的子孙介绍中。哦，对了，如今上海最繁华之地陆家嘴，便是由于陆深生于斯、死于斯而得名。

《松江府志》对于陆楫的描写为：

子楫，字思豫，才思警敏，能文章，尤善决策辩难，有经世志。嘉靖己酉（二十八年），已拟解首，仍失之。日事著作，《蒹葭堂稿》一编，鸿识巨见，深中窽要，竟赉志以没，不获遂其学。

共63字。

《上海县志》对于陆楫的描写更为简略：

子楫，字思豫，号小山。少颖敏，读书过目不忘，属文善议论。以父荫，由廪生入太学。著有《蒹葭堂稿》、《古今说海》。年未四十卒，无子。

共48字。

如果仅从历史记载来看，陆楫实在太平凡了。除了他的父亲以外，貌似没有任何出彩之处。“以父荫，由廪生入太学”，科举之路并不通顺；而所谓的“著有《蒹葭堂稿》、《古今说海》”这两部书，按照明朝中后期出版业的发达，但凡有点家产或者名气的人，不出几本书都说不过去，而且《蒹葭堂稿》、《古今说海》这两部书，不说是一般人，就算是治明史的学者，也不一定知道这种冷门书籍。

那么，陆楫究竟厉害在哪里呢？那就是他提出了一个完全和当时、包括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任何学者都大相径庭的论断，也是一个极为超前、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依然具有借鉴意义的论断：

奢侈生活促进社会发展，消费之风刺激经济发达。

这个话风是不是很熟悉，像不像如今我们竭力提倡的消费升级、扩大内需？

让我们看看，几百年前的陆楫是如何论证自己这个论断的，引文有点长，觉得麻烦的可以直接看后面的摘要：

论治者数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噫！先正有言：“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将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
予每博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也。何者？势使然也。
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馐、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持爨者不知其几。故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也。”若使倾财而委之沟壑，则奢可禁。不知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而已。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谓“通功易事，羡补不足”者也。上之人胡为而禁之？
若今宁、绍、金、衢之俗最号为俭，俭则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诸郡之民，至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凡以其俗俭而民不能相济也。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虽圣王复起，欲禁吴越之奢，难矣！或曰：“不然，苏杭之境为天下南北要冲，四方辐辏，百货毕集，故其民赖以市易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噫！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使其相率而为俭，则逐末者归农矣，宁复以市易相高耶？且自吾海邑言之，吾邑僻处海滨，四方之舟车不一经其地，谚号为“小苏杭”，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颇易为生尔。然则吴越之易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则特因而济之耳。固不专恃乎此也。长民者因俗以为治，则上不劳而下不扰，欲徒禁奢可乎？呜呼，此可与智者道也。 《蒹葭堂稿·杂著》

上面一段论述总结起来有四点：

1、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也；
2、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持爨者不知其几；
3、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
4、然则吴越之易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则特因而济之耳。

越奢侈的地方，人民越容易为生；而越俭朴的地方，人民越难以为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奢侈之地，好“画舫、肩舆、珍馐、良酝，歌舞”，这每一项娱乐，都能养活无数“仰湖山而持爨者”。具体而言，喜欢奢侈吃喝之人，由于需求旺盛，农民和厨子可以得到很大的实惠；喜欢奢华穿着之人，卖家和织衣裁布之人可以得到很大的实惠。按三大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划分，古时无工业，而如果只靠农业，风险大、收益小。而由奢侈之风带来的服务业的发展，风险小、收益高，能够给予人们更多的选择。这就是最后一点“吴越之易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则特因而济之耳”。

陆楫的这种说法是和当时完全格格不入的，传统士大夫对于奢靡之风是深恶痛绝的，他们往往会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今富贵佻达子弟，乃有绫缎绒为裤者，暴殄何如？奢侈之俗，纨绔之习，吾松更甚于他方。

陆楫，这一位超越时代的思想家，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史学家傅衣凌和杨联陛两位大佬发掘出来后，其思想才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

板凳甘坐十年冷。借用黄云眉先生的一句话作为结尾

虽然，著述之事，或可以蔽当时，而决不能诬来世。

在伍连德消灭肺鼠疫之后的半个世纪，就在他战斗过的这片黑土地，又出现了一位拯救万民于水火之间的苍生大医。他默默无闻扎根黑土地30余年，凭借一己之力消灭了一种波及一亿人的“绝户病”。

光秃秃的树木，茫茫的冰雪，低矮破烂的茅草房， 没有人烟的村落。“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克山病，一种发生在我国一些农业地区的一种地方性心肌病，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已没有任何感觉，但如果将时光逆转到上个世纪上半叶， 克山病则意味着灭顶的灾难！

本病最初于1907年在我国黑龙江省克山县发现，因此命名为克山病。克山病发病迅猛，该病症状是胸闷、恶心、吐黄水、血压下降、呼吸困难，发病急，死亡率高，被当地称为“快当病”。有的患者甚至在干农活的时候就突然发病栽倒在地上，因此有的地区亦称“攻心翻”。白天还是好好的一个人，却可能在一夜之间突然死亡；秋天还是母慈子孝的一家人，一个冬天就可能家破人亡。急性克山病，从发病到死亡仅需要几天的时间，疾病过处，往往造成一村或数村全部绝户，故民间也称其为“绝户病”。

克山病在黑龙江境内曾经反复流行多次。上世纪40年代，克山病在东北流行猖獗。当时东北和华北正处于日伪政权统治之下，为了保证未来向东北移民安全，日伪政府曾经派出调查组对克山病进行调查。那时，日本医生把克山病当成了一种烈性传染病，穿着防疫服、戴着防毒面具检查死亡的病人， 让人们对这种病的恐惧更加蔓延。

克山病，不仅摧毁了东北人民的身体健康，更摧毁了他们对生活的希望。

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安排，1943年，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年仅21岁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日本人主办的满洲医科大学（现为中国医科大学）的于维汉，正好聆听到了日本教授对克山病的分析与讲解，从那时起，于维汉就立志要攻克这个可怕的奇病。

1953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翻身做主人的劳动者们正如火如荼地建设着自己的祖国，他们的苦干和热情正摧枯拉朽般地荡涤着帝国主义殖民者和本国地汉奸奴才们强加给华夏大地的污浊之气。

但是，就在有“共和国的骄子”之称地黑龙江，克山病正悄无声息地再次蔓延开来。这一次的克山病疫情特别严重，不光波及东北，还波及到华北、西南共16个省300多个县的部分农村，涉及病区人口达1.24亿人。

在克山病疫情最严重的时刻，当年在满洲医科大学正襟危坐聆听日本教授讲解克山病的于维汉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被省政府指派参与克山病的抢救和调查工作。

年仅31岁的于维汉，从此踏上了攻克克山病的人生旅途。

1953年，克山病的防治还是医学界的新课题。于维汉只能深入病区，从头开始，从调查研究开始，搜集第一手资料。最初，疾病的治疗效果很不理想，一小部分的患者抢救过来了 , 但多数在抢救中死去。 他在德都县看到第一个克山病患者，是个7岁的女孩 。当时孩子全身浮肿 , 心脏很大, 有奔马律, 恶心呕吐已两三天。经诊断于维汉认为是肾炎合并高血压心脏病。一位陪同的当地医生则说是克山病。于维汉建议做尿液检查 , 结果发现尿内有红 、白细胞 , 症状、体征都类似肾炎 。可是 , 孩子的病情迅速恶化，心脏很快就停止了跳动。孩子一死 ，于维汉感到诊断有问题 ，肾炎不会死得这样快。经解剖, 认定为克山病 。这对一个医生来说，是十分内疚的。

但最使他痛心的是房东都大娘的小女儿大玲的死。大玲每天晚上给医疗队的同志们烧洗脚水, 大家都很喜欢她。发病后， 虽经全力抢救可病情越来越重。傍晚，病家找来个 “打痧“的，用鞋底越水抽打孩子的前胸和后背，孩子哀叫着。鞋底打在病人身上, 疼在医生们的心上，孩子终于死了。 大玲的死, 使年轻 的教授坐卧不安, 久久不能平静。他想 , 一个年轻的生命 , 竟在我手中被“瘟神 ”夺走，是没尽到医生的职责。从此 , 他更勤奋的调查病情 , 研究防治措施。后来 , 尽管遇到过重重困难，但他控制和制服克山病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在他的努力下，黑龙江政府从国外进口了小型发电机、X光机 、心电机和一些化验设备并很快运到了病区。克山病的诊断手段初步解决了。

但在克山病的治疗上，还没有突破性进展，于维汉又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昏暗的烛光，豆腐板拼成的试验台， 四面漏风的旧仓库，伴着呼啸的北风，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气温，于维汉开始了他的探索之路。抢救病人、 解剖尸体、做实验，于维汉不分昼夜地忙碌着。他不畏寒冬酷暑，雪雨风霜，走遍黑龙江省的所有克山病病区，调查了60万余人，他的足迹像画笔一样，描绘出了克山病的分布图，并对克山病的重病区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1953至1985年的32年间，在克山病区防治一线，哪里有克山病患者，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即便是在中国传统最重要的节日——春节，于维汉也不肯离开病区，有近20个春节是和病区的老百姓一起度过的。在每年最严寒的冬季里，于维汉都赶赴病区，钻进低矮的草屋，跪在炕上为患者诊病。为了抢救重患，他常常几天几夜不休息，实在困得不行就蜷伏在患者的身旁眯一会儿，饿了，连患者家里都不吃的馊冷饭也拿来充饥。为了抢救危重患者，他甚至口对口地给患者做人工呼吸！一年冬天外出调查途中，因雪深路滑，车子翻到沟里，造成于维汉脊椎压缩性骨折。同行的老师把几乎窒息的于维汉从车里拽出来，送进医院。在治疗期间，于维汉不顾病痛折磨，稍能行动就着手分析资料，研究克山病的防治措施。

经过多年的实践，于维汉发现“亚冬眠适当补液”的方法大大降低了急性克山患者的病死率，后来又发现用适量的洋地黄，对医治亚急性、慢性克山病有明显效果。克山病的治疗手段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作为一位临床医生，找到了疾病的控制和治疗方案，可以说是”大功告成”了，可以”衣锦还乡”地坐在大医院里当他的心内科专家了，可是于维汉却不这样想。他下决心一定要在病区扎下根，一定要把克山病的病因搞清楚，彻底铲除这个病魔。

通过多年的临床实践，于维汉首先总结了克山病发病具有地区、时间和人群选择性多发的特点：

1、克山病主要发生在病区自产自给农民社员之间；
2、发病人群主要为营养需求较为旺盛的生育期妇女和断奶后学龄前儿童 ；
3、病区非农业人口很少或根本不发病；

于维汉根据上述特点，做出了细致而大胆的分析：“克山病主要发生在对病区水土依赖性较强的自产自给的集体农民之中, 此乃由于病区水土因素影响所致 , 但是在发病人群中又是具有特殊生理需要 的人群 , 生育期妇女 , 成长期儿童多发 , 似提示克山病发病具有营养元素缺乏的性质。^[1]

在形成了这种对病因的猜测后，于维汉想到要进一步的去验证克山病的发病是否确实为病区的膳食条件所制约。于是，于维汉在1963一1978年间 , 相继在黑龙江、河北、山西 、山东、陕西、四川 、云南和西藏等地区的病区和非病区进行克山病发病与膳食条件间的病例对照研究。也就是将同一区域内，相同时间的克山病患者和非患者的膳食条件、饮食组成进行了对比分析。

研究发现，克山病患者与非患者之间的膳食条件和饮食组成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也即膳食条件与克山病的发病间确实存在着关联。在于维汉发表的论文中记载：

地学部门工作证实 , 祥发大队土壤为沙土 , 自然地理环境和水土粮人发中某些微量元素含量不同于其东侧同公社的病村。根据上述流病、临床和地学调查结果 , 祥发确属非病区。比较祥发大队和同公社病区大队的居民膳食状况 , 可见主食来源和组成差别明显 ( 如下图所示 )。祥发主、副食均较为多样化 , 不仅主食粮食种类多 , 且干豆类 , 豆制品、肉蛋类摄取量高于病区大队。表明病区与非病区之间存在着水土因素和居民膳食条件双重之不同^[2]。

且通过对病区的水土和患者的日常饮食进行化验后，于维汉发现，病区的水土及食物中所含的硒元素显著低于非病区，进一步提示了膳食条件与克山病的发病有关。

接下来到了最重要的一步，验证膳食条件与克山病发病之间的关联为因果关系。于维汉通过两方面的实验来证实了自己的猜想。

一方面，于维汉通过动物实验，在大鼠身上复原了克山病的发病。于维汉用病区饲料喂养大鼠，在 6%-7%小鼠的心肌上看到了坏死病变。冰泳和减压仓后11%的大鼠可出现心肌病变。实验动物脏器中的硒元素明显减少，如补充富含硒元素的黄豆粉则动物病情可预防或可减轻。

在动物实验的基础上，为于维汉在德都县兴隆乡和富裕县繁荣乡上千个村子进行改善膳食预防克山病的临床研究，他亲自和研究人员挨家挨户为农民送豆腐，改善村民饮食。两年时间，补充豆腐的病区，克山病的发病得到了控制, 同时口服亚硒酸钠直接补充硒元素也收到了预防效果^[3][4]。

由此，病区膳食条件的限制，具体来说是水土和食物中硒元素的缺乏被证明是克山病的病因。

当地村民风趣地称他为“豆腐教授”。当地农民以最淳朴的语言表达着对于维汉印象。在他们的眼中，于维汉是他们自己的教授，是他们最亲近的人。

1981年，于维汉提出了“营养生物地球化学病因说”。 他指出，克山病的发病与单一膳食条件有关，是一种与营养因子相关的地方性心肌病，最可能的原因是硒元素的缺乏。这套理论被不久之后同样处于缺硒地区的云南楚雄的克山病大爆发所证实。

该学说的提出彻底解决了克山病的预防问题。在于维汉的努力下，1980年之后，克山病在中国几乎绝迹。1984年，他在东京心肌病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受到高度评价。了解其杰出作为的日本专家对于维汉充满了敬重，称赞他“像神一样，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

1997年，凭借其在克山病预防和治疗的杰出贡献，于维汉全票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只是治好了一个落后时期的一个落后病。”面对别人的赞扬，于维汉总是这样谦虚的说。他把自己的命运和这片黑土地，和在风雪中与病魔抗争的农民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五十余年的春夏秋冬，整整半个多世纪，他和死神“克山病”的战斗从来没有停止过。从年少，到满鬓苍白，一直到他2004年一病不起。

正如同于维汉所说的，伴随着改革开放，伴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像克山病这样的落后病戏剧般的消失了，以至于像《实用内科学》这样的大型参考书上对克山病的描述也仅仅剩下寥寥几段话。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希望自己的文章速朽，于维汉的事迹就如同他一手消灭的克山病一样被历史的灰尘所淹没以至于知道的人很少了。

我们无法想象，在当年那样落后的条件下，于维汉是如何带领着他一手培养的“防克员”们坐着马车，冒着风雪，穿梭在村庄间救治患者，又是如何因陋就简，利用旧仓库做实验室，用豆腐板做试验台，用冬天自然低气温做冰箱，用蜡烛来照明，最后探索出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降服了克山病这个魔鬼。如今，当年的克山病病区已经是一片安定祥和的景象，人民安居乐业。

谁能想到这里曾经是人人闻之色变的克山病病区，谁又能想到，这里的人民曾经面临着灭村绝户的危机，只有松花江水还在不断的流淌，滚滚的波涛向后人不断倾诉着那段可歌可泣的防治克山病的历史，和一位苍生大医的人生之路^{[5][6][7][8][9]}。

参考

1. ^ 于维汉. 再论克山病的概念。1974
2. ^ 苏引,于维汉.水土—膳食条件与克山病发病关系的调查(克山病致病途径研究之一)[J].营养学报,1982(03):251-259.
3. ^ 王晓磊,王晓云,聂松义.于维汉 克山病防治先驱[J].中国卫生人才,2011(02):56-57.
4. ^ 于维汉.克山病100年——回顾与展望[J].中国地方病学杂志,2004(05):3-4.
5. ^ 于海源.四十春秋战“瘟神”——记著名克山病专家于维汉教授[J].中国地方病学杂志,1992(01):60-63.
6. ^ 王晓磊,王晓云,聂松义.于维汉 克山病防治先驱[J].中国卫生人才,2011(02):56-57.
7. ^ 李昂,孙理,曹景文.于维汉——克山病防治与研究的领军人[J].中华地方病学杂志,2017,36(01):1-3.
8. ^ 沉痛悼念优秀地方病工作者于维汉院士[J].中华地方病学杂志,2011(01):1.
9. ^ 贾宏图.于维汉传[J].中国工程科学,2012,14(11):113.

明末福建浯屿水寨把总沈有容。

沈有容是将门之后，佥事沈宠之孙，曾经辗转昌平、蓟镇、辽东等地，屡建战功，在辽东还被祖承训救过一命。万历二十年（1592），随经略宋应昌参与万历朝鲜战争，补经略中军。因为宋应昌听信术士而沈有容不信，故引宋不快，告病归田。（宋应昌的各种骚操作可以看“神仙”打仗：万历朝鲜战争中的旁门左道）万历二十五年（1597），福建巡抚金学曾意图偷袭日本，招募沈有容为海坛把总，打算派他化装成商人赴日探听情报，但是未能成行。

万历二十九年（1601），改浯屿把总。浯屿水寨原在大担岛以南的太武山（今漳州市港尾镇），后来迁徙到中左所（今厦门岛），至沈有容时，以“厦门自有游兵，地亦割隶，不相摄也”，北迁到石湖澳（今石狮市蚶江镇）。沈有容在这里，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确立了社会主......

第一件，发生在万历三十年（1602）。（《明史》误为万历二十九年）这年，“有贼舟七只，横行闽、粤、两浙间”，海防懈怠，无人阻拦。行船至福建，听闻福建准备剿灭之，逃往台湾，“处处以杀惊闻”。沈有容率本部战船21艘（一说24艘），顶着狂风越过澎湖列岛，直奔台湾。沈有容慨叹，“此非雪夜擒吴元济时耶”？

明军在大员（今台南市安平区）上岸，正在饮酒作乐的海盗大惊失色。情急之下，他们抛出抢掠的财宝引诱明军，但明军无人捡拾，大破之。此战击沉海盗船六只，斩首十五级，救出被掳百姓二百余人。当地高山族百姓“扶老携幼，竞以壶浆、生鹿来犒王师”，表示对明军的感谢。此后，海盗至此纷纷感叹“吾侪行矣，毫发无敢侵，毋令沈将军知也”，闽南沿海十年无事。

第二件，发生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这一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Wybrand van Warwijck（中国史籍称之“红毛番长韦麻郎”）驾船三艘来到澎湖，趁明军汛兵撤防之机，安营扎寨，“伐木驾厂，自以鳞介得窥衣裳矣”，另一方面还重金贿赂福建税监高寀，意图以“互市”为名强占澎湖。（谁再说万历开矿税是利国利民的，没有沈有容的话，国土都开丢了）

福建当局“日议剿、议守”，但是沈有容却认为不能轻易开战。因为荷兰人有坚船利炮，而且打着“互市”旗号，还是应该先礼后兵。于是他自请前去澎湖晓谕荷兰人。临行之前，他大造声势，购买粮草，扬言准备了军舰二十艘，要围歼荷兰人。

到了澎湖，沈有容斩钉截铁，“中国断不容远人实逼处此”，韦麻郎见耍赖不成，拔刀要挟，“中国兵船到此，想似要与我等相杀。就与相杀何如？”沈有容针锋相对，“尔未睹天朝兵威耶？”并作势要离开。荷兰人担心沈有容一去自己性命不保，于是只得答应沈有容无条件撤走。今天的澎湖天后宫，竖立着台湾最早的石碑“沈有容谕退红毛番碑”，就是对这件事的见证。

第三件事，发生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当年三月，日本长崎代官村山等安派家臣明石道友等人，在德川家康许可下，率军舰前往台湾（日本称之为“高砂国”）。明石道友率军来到福建外海，烧杀劫掠，还俘虏了前去侦查的明军军官董伯起。在致仕福清的前首辅叶向高推荐之下，福建巡抚黄承玄遣人请沈有容至闽，任参军。次年，明石道友又至，沈有容招抚明石道友，并成功带回了董伯起。这时正有一股倭寇在“桃烟门”（人名，具体是谁我也不知）带领下，窜至福建外海的白犬澳（今白犬列岛，台湾当局控制）。沈有容趁机命明石道友招降，69名倭寇全部投降。

后来，沈有容历任山东副总兵、登莱总兵，天启三年（1623）以老病归乡（《明史》作天启四年），崇祯二年（1629）卒于家。

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

周佛海什么人大家都知道的

1922年，周幼海出生在了日本鹿儿岛山间的农舍里，他的父亲周佛海还不是后来那个投靠日本侵略者的大汉奸，而是一名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共产党员。

在这段时期，虽然周佛海交往的人里并不包括日本军方或者政治界的官员，但自从考入东京京都帝国大学后，他的信仰就开始动摇，也不再参与共产党组织的任何行动。

1924年，禁不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以高薪诱惑的周佛海成为了蒋介石的亲信，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的贪婪丑陋的面孔已经暴露无遗，共产党高举“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旗帜，而驱逐日寇也成为了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期盼。在毛主席撰写的《论持久战》中提到过，有一批人宣扬“亡国论”，认为中国不可能获胜，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有周佛海与汪精卫。

周、汪两人认为“战必败，和未必大乱”，认为挨了日本人枪炮的中国人必须低头忍着，抗战只会“触怒”日本人，所以私底下，他们悄悄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和谈”。

周佛海表面上解释自己的投敌行为是为了“让中国免受战火”，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他曾经对儿子周幼海亲口说过：他脱离共产党，是因为认为国民党才能给自己高官厚禄，谁知道在国民党里依旧没有什么作为，所以决定和汪精卫一起出来寻找“另一条路”。

所谓另一条路，就是卖国求荣。

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为日本人效力的周佛海如他所愿，牢牢把握住了伪政府行政、财政和警政的权力，他已经达成了自己的愿望，金钱、权力、女人，周佛海都有，但他没想到，儿子周幼海已经选择了一条和他截然相反的道路。

周幼海不要做汉奸，他要堂堂正正地成为一个中国人！

早在1938年年末，周佛海以“和平运动”的名义向日本侵略者投诚后不久，还在岭南中学上课的周幼海在自己的课桌上看到了刺目的三个字——“小汉奸”。

这是学校里的同学偷偷刻下的，无论周佛海再怎么美化自己的行为，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卖国贼。周幼海心中知道父亲的所作所为是可耻的，所以默默忍受着同学的排挤，他这一年不过16岁，即使无法理解，却也没有能力改变父亲的想法。

第二年9月，为了确保周佛海能够“忠心耿耿”，日本特务机构“梅机关”负责人影佐祯昭提出了一个“邀请”：他要周幼海来东京留学。这种说法听起来不错，其实周幼海就是古代的“质子”，他作为人质被扣押在日本境内。

日本人虽然给周幼海提供了一流的生活条件，但也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哪怕是寒暑假，周幼海也不能回国见自己的父母，特务们假惺惺地向这个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人质的少年解释：“不允许你回去是为了不耽误你的学习，这也是你爸爸的意思。”

幸运的是，这段被变相软禁的日子对周幼海来说也并不是半点收获都没有，日本特务虽然限制他的出行，但并没有特别监管他阅读的书籍，周幼海通过一名中国学生借阅了国内少见的埃德加·斯诺和妻子写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从这本书里，他知道了共产党、毛泽东，也知道了父亲背弃信仰、成为日本人走狗的这件事。

书中的内容让周幼海大受触动，他在不惊动日本特务的情况下，购买并阅读了很多有关共产党的书籍，这些文章把一颗红色火种埋在了周幼海的心中，他深深地向往革命道路，同时质疑父亲背叛共产党的行为。

借书的这名学生名叫陈国祯，后来他被日本宪兵逮捕后惨死在狱中，他认真地对周幼海说：“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只要你不做汉奸，没有人会看不起你！”

因为陈国祯的话，周幼海确定了人生的方向，但真正让他计划逃跑的，是《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

1940年年初，“高陶事件”爆发，曾经在汪伪集团内部担任要职的高宗武和陶希圣起义，他们逃到香港后就在《大公报》上揭露了汪精卫卖国求荣的真相，并将汪精卫和日本人之间达成的密约告知了所有还被蒙在鼓里的中国人。

其中有一条就是周佛海把自己的儿子当作人质送到日本留学的事情。

看到文章后的周幼海怒不可遏，他怨恨同意协定的父亲，也怨恨卑鄙无耻的日本人，在日本特务伊藤芳男出现后，他拍出了《大公报》，大声质问：“我是人质？！”

伊藤芳男没有料到他会看到这份报纸，愣了好长时间才陪着笑说：“上面全是胡说八道，高宗武和陶希圣都是叛徒，他们的话怎么能信？”周幼海没有轻易被糊弄过去，铁青着脸质问：“既然不是人质，那么为什么不准我回国？”

伊藤芳男无法解释，也想不到任何处理办法，他不能动粗，因为周幼海的身份不简单，日本希望把他培养成汉奸亲日派的接班人，所以为了安抚周幼海，伊藤芳男向上级请示让周幼海假期回家，在得到允准的回复后，周幼海没有继续吵闹。

他已经看透了自己的父亲周佛海和日本人的真正嘴脸，当然不可能再乖乖做人质，之所以坚持回家探亲，只是为了方便出逃。1941年，周幼海第二次在暑假回国，由于上一次他回国时没闹出麻烦，所以日本人稍微放松了对他的监管。

这段时间里，周幼海一共找到了两次出逃的机会。第一次他在和同学商量对策后，决定先去杭州，然后转道前往重庆，到大后方抗战，却被周佛海派人截住，将他押了回来。

被抓回来的周幼海开始了花天酒地的生活，他和那些“公子哥”一起吃喝玩乐，用纨绔子弟的表象麻痹了身边监视的特务，几个星期后，他抓准机会第二次出逃，可惜最后还是被日本宪兵队发现了行踪。

还没等周幼海找到第三次机会，周佛海先动摇了。他眼看抗日战争并没有按照自己预料的那样发展，这群原本耀武扬威的小鬼子们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就快要被赶回东洋老家了，意识到伪政府迟早要倒台。

他决定给自己找一条后路，于是再次联系上了蒋介石。

国民党虽然瞧不起周佛海这个三姓家奴，但还是先假意和他合作。1945年8月12日，也就是日本投降的前夕，周佛海接到了蒋介石的委派，从人人唾骂的大汉奸摇身一变成为了上海行动总指挥，蒋介石在电报里说得很含蓄，让他负责“维持”上海和沪杭沿线的治安，但实际上就是要周佛海做好监管工作，防止新四军先自己一步接管解放上海。

但没过多长时间，周佛海的苦日子就来了。

他这个总指挥的位置本来就是空有其表，实际掌权的是戴笠派来的两个正副秘书，等到戴笠抵达上海，周佛海不仅被迫辞去“总指挥”，捐出部分通过汪伪政府向百姓横征暴敛的钱款，还在9月底前往重庆后于戴笠私宅被软禁。

周佛海知道国民党准备将他赶尽杀绝的当天晚上就心脏病复发，被送进美国人办的“四一医院”里，在这里他虽然受到了最好的治疗，但时刻受人监视，也不能与外界通讯，周佛海多次写信恳求戴笠与自己见面，戴笠没有去见他，而是飞往上海见了另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周幼海。

戴笠以最快速度赶到周公馆，对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和儿子周幼海说：“佛海刚到重庆就旧病复发，虽然我们已经把他送到了最好的医院，但还是希望嫂夫人和幼海去一趟。”

戴笠要是真有这么好心，又怎么会干出软禁周佛海的事？他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从周佛海身上捞取更多好处！

周佛海身上有两件戴笠挖空心思想要得到的东西：第一件是他事先存放在美国银行保险箱里的珠宝黄金，第二件就是蒋介石借戴笠的手发给他的任命信。周佛海看穿了他们的想法，没有松口说出自己将东西藏在哪里，一个月后，无计可施的国民党特务放杨淑慧回了上海，却依旧关着周幼海。

周佛海的打算是让儿子以去美国念书为借口躲避，但周幼海却给了一个出乎他预料的回答：“你们管我二十多年了，现在不要管了，我要走自己的路。”

这条路是什么路？曾经多次把出逃的儿子抓回上海的周佛海清楚，周幼海不想学亲爹求财求官，对敌人摇尾乞食，而是想为人民做事，想站在共产党的旗帜下。

1946年3月，戴笠坠机身亡，消息一传到重庆，周佛海就知道自己完了。他这种大汉奸在日本投降的时候就应该被处决，能够好吃好喝苟活到今天，不过是戴笠要他的钱和信，可以说，戴笠也算是他的保护伞，帮他一次次躲过人民和法律的追责。

但是现在，他的保护伞没了。

周佛海唯一能做的，只有尽可能地保住儿子。他联系了从前的老朋友、时任军统高级干事的胡静安作担保，军统很快就批准释放周幼海。这天，父子俩谈了几乎整整一夜，周幼海说明了自己要寻找党组织、投身革命的打算，这一次，周佛海没有再说任何不认同的话。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对儿子说：“你自己去闯荡吧。”

获释的周幼海假装听从军统的命令返回成都，趁着监视他的特务不注意又溜回上海，并顺利联系上了同学张朝杰，因为他记得张朝杰以前闲聊时说过，自己的妹妹张朝素在同乡的介绍下到“苏北”去了，这个“苏北”指的就是新四军的根据地。

1946年6月底，周幼海先是通过张朝素认识田云樵，又在田云樵的安排下前往淮阴，顺利和中共华中分局联络部的同志会面，为了方便日后的工作，他改名为周之友。

周幼海虽然是大汉奸周佛海的儿子，却没有继承周佛海的恶劣品性，他不仅捐献出了身上所有的外币和珠宝，还将周佛海一切信息都详细记录下来交给党组织，这些资料为党组织后来的工作作出巨大贡献。

同年8月，表现优异的周幼海以“特别党员”的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鉴于他的身份，安排他返回上海在田云樵的领导下组成“策反工作委员会”。这段时间里，周幼海的工作主要是围绕收集情报和策反国民党官员展开的，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3月，他就由田云樵宣布转为正式党员了。

来到上海进行工作的周幼海遇见了曾经还是纨绔子弟时就见过一面的上海滩交际场名花施丹苹，两人很快建立恋爱关系，但就在他们准备结婚的时候，周佛海因病离世，杨淑慧想法封建，坚持要周幼海守孝三年再结婚。

周幼海哪还有等三年的时间？他赶着稳定下来，然后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所以和杨淑慧据理力争，最后只能在周佛海的灵堂上紧急结婚，红事白事一起办！而两人婚后，对丈夫的革命工作，施丹苹也提供了很多帮助。

由于地下工作的隐蔽性需要，周幼海并没有将共产党员的身份告诉母亲杨淑慧，但家中的财政大权是被杨淑慧握在手里的。为了筹集建立秘密据点的经费，周幼海只能问杨淑慧讨要一万美金，杨淑慧一听这个数字，顿时吓了一大跳：“你要这么多笔钱干什么？”

周幼海拿早就想好的借口搪塞她：“我要做生意。”杨淑慧没有完全相信这个理由，她问道：“上次你拿钱去香港就赔个精光，你会做生意？”周幼海回答：“现在股票和公债走红，这次一定能赚钱，丹苹以前就做过场外交易，我们预备在南京路的中央商场里租个写字间。”

杨淑慧原本还在犹豫，但周幼海夫妇齐上阵，总算劝得她松口提供了八千美金和二百银元作为经费，周幼海化名“周开理”，用这笔钱在龙蛇混杂的中央商场里租了间写字楼登记开业。

除了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经费，当组织需要渠道购买一些特定物品时，周幼海和施丹苹也会挺身而出。例如1948年秋，地下组织需要一批短枪，但要是贸然出面购买很有可能引起敌人的注意，而作为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天生就有一层保护色，国民党就算想破了脑袋，也不会想到大汉奸的儿子竟然会成长为根正苗红的革命人士，这回听说组织有需要，周幼海夫妇当仁不让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施丹苹信心满满地说：“你们不方便，交给我就是了！”

由于施丹苹曾经是上海滩有名的交际花，通过小姐妹，她能够很轻易地找到可以提供枪支的大人物，经过夫妇俩的筛选，他们决定向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乔耐上校购买枪支。

乔耐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只向钱看，施丹苹化名王小姐许诺重金购枪，他不问原因，一口答应下这笔“杀头”的买卖。他花了几个月时间，从各个渠道弄来了几十支短枪，以每支50美金的价格出售给了周幼海，由于枪支难搞，施丹苹不得不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与乔耐见面交易，幸运的是，交易过程中并没有意外发生。

这批重要的手枪，周幼海留下了几支以备不时之需，剩下的全都交给了地下党组织。

由于周幼海出色的办事能力，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又交给了他一个重要的任务：营救被关押的张澜、罗隆基两位民主人士。

对于蒋介石坚持内战的行为，当时社会上名人基本都持批判态度，他们通过自己的知名度号召民众一起反对内战，其中张、罗两人就是典型代表。这当然触及到了蒋介石的“逆鳞”，他惧怕舆论，不敢直接杀了他们，但有一个人出头替他动手了。

那个人就是军统大特务毛森。毛森当时已经是国民党警察局的局长，他找了个理由软禁了在疗养院里养病的张、罗，并放话：他们如果不乖乖前往台湾，就只有死路一条。

营救任务的难度非同小可，究竟是用钱财买通身为大队长的严锦文还是直接武装抢救，周幼海和田云樵商量了很久，最后决定做两手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丝营救的机会。

第二天，周幼海夫妇就拎着礼品去疗养院探望罗隆基，由于周佛海和罗隆基是老朋友，所以国民党方面并没有过多怀疑，而是直接放行。周幼海观察过疗养院的地形、又确认了后门的位置后，趁着特务不注意，悄声通知罗隆基共产党会带人营救他这件事。

另一方面，周幼海也通过以前的人脉尝试收买严锦文，但可惜一直没能成功，看来，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武力营救上了，但就在周幼海已经安排好一切，准备亲自带人劫狱时，一个新情况打乱了他的阵脚！

田云樵收到紧急消息后就立刻找上门，急切地对周幼海说：“不好，你的名字现在已经上了毛森的黑名单，现在必须马上隐蔽，中央商场里的写字楼也必须立即撤离，张、罗的营救行动得另外想别的办法，军统特务已经加强警备了。”

毛森会怀疑到周幼海头上是无可厚非的，曾经他在策反浙东税警大队上出力不少，已经漏出了点破绽，现在又全程参与营救张、罗，这些动作加在一起，让毛森这个积极“反共”的大特务看出端倪。

这对周幼海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赶紧按照田云樵的安排躲藏起来，毛森找不到他的人，就将杨淑慧“请”到了办公室里。

毛森皮笑肉不笑地说：“周太太，你儿子现在是共产党，正在和我们作对，这也太对不起蒋先生了，你赶紧叫他收手，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听见这话的杨淑慧却没有露出半点惊慌失措的表情，原来，周幼海以前一次次问她拿钱，她早就感觉到真相，只是没有戳穿、暗暗默许了儿子的行为，她也早就做好被审问的准备，所以镇定地回答：“毛先生，小儿怎么可能会是共产党，他们夫妻两个早就到英国留学去了。”

毛森脸色一变，他当然不信杨淑慧的话，但既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周幼海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周幼海现在的藏身地点，只能冷笑着威胁：“周太太，叫他留心些！”

周幼海夫妇躲藏了一段时间后，地下工作者通过严锦文的师父杨虎成功说动严锦文起义并释放张澜、罗隆基，吃了大亏的毛森恼羞成怒，将事情统统怪罪在周幼海身上，命令手下不计一切代价逮捕周幼海。

提前收到消息的周幼海立即带着钞票从家中离开，他们悄悄在金龙公寓里租了一间屋子，至于杨淑慧则留在家中应付凶神恶煞的特务们。

在周幼海离开的第二天清晨，特务们就强横地冲进了周幼海的家中，但他们搜过每一间屋子，都没发现周幼海夫妻的踪影，杨淑慧镇定地说：“我早就告诉你们毛局长了，我儿子和儿媳都去了英国，麻烦各位白跑一趟了。”

特务们没有办法，只好留了一部分人继续监视周宅，剩下的人则无功而返。

周幼海这一躲，就躲到了上海解放前夕，他接到地下党成员的通知后，拿出之前留下的那几支枪，组织家中所有人投入到战斗中。

5月27日，上海成功解放，笼罩在上海市人民头顶的白色阴霾已经散去，周幼海也得以重新走到阳光下，他以周之友的名字在公安战线做政保工作。

1985年7月24日，周幼海因病逝世，年仅63岁，对于这名在解放前对革命有功的老人，上海市公安局和国家公安局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他的骨灰也进了烈士陵园。

有人曾经在周幼海生前问过他：“汪精卫的儿子在香港享福，陈公博的儿子在美国当教授，而你什么都没有，不后悔吗？”

周幼海那时微微一笑，回答：“我参加共产党，革命十年，这是我选择的、正确的道路，我无怨无悔，有人说我这辈子是替周佛海造的孽还债的，也许是这样的。”

包清山，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猛男。

他指挥的几百名中国红军，曾经在高加索各地转战，今天的车臣、达吉斯坦、南奥塞梯等地区，都曾留下他的威名，当时著名的车臣格罗兹尼百日大战，红军就是以这个营的部队作为骨干。

甚至还去过撒马尔罕镇压巴斯马奇，顺便一提，泛突厥旗手恩维尔帕夏当时也掺和进去，不过最终被中亚红军给打死了。

回国化名杨卓在张作霖手下当差，被任命为中东铁路少将参事员，大帅府俄事顾问，可惜最终以通俄名义被张作霖处决。

包清山 ，这个名字在十月革命时期的北高加索、中亚的撒马尔罕(今属乌兹别克斯坦)几乎家喻户晓；在这些地区的档案、文献、著作中几乎每篇都提到。包清山研究专家、前苏联历史学者格·诺沃格鲁茨基、阿·杜那耶夫斯基写道：“在苏联的每个角落里，我们都碰到过同包清山在北高加索、伏尔加河、远东和中亚并肩作战过的人，他们回忆着这位来自沈阳的革命者。在内战年代，他在辽阔的俄国革命土地上，发挥着自己的军事天才。”

包清山，俄文名字叫科斯嘉，1887年出生于辽宁沈阳。传说他很小就被一个叫米哈伊尔·瓦赤那则的沙俄将军(也许是一名地质家或旅行家)带到俄国，在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的一所教会中学读过书。还有人说他在一艘远洋轮船上当过水手，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他的英语比俄语还好……总之，关于他早年的说法甚多。

1917年十月革命前，他在彼得格勒一家工厂做工，十月革命一爆发，他就和一批中国工人参加了革命。

参加革命后，他有许多出生入死的经历。一次，他被白匪军俘虏了，关在一座教堂里，院子里几个被俘的红军战士正在挖坑，后边站着十多个白匪军荷枪实弹监视着，准备将红军俘虏全部枪杀，就地掩埋。包清山看到院子里只有十五六个白军，就对和他一起被俘的红军军官卡巴泽说：“坟墓快挖好了！反正是死，我们跑吧！”就在卡巴泽还没反应过来，包清山大吼一声，就像一头刚出山的猛虎，一下子跳过砖座上固定有铁矛的一米半高的围墙，冲过街道向河边跑去，随后卡巴泽也跑了出来。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当白军明白过来时，一切都已结束。

多年以后，卡巴泽回忆说，他永远无法忘记当时包清山那令人震惊的怒吼声，就像亚洲原始森林的猎手或驰骋在草原上的骑手纵马向敌人射击时发出的那种吼声。他无论如何想不到这位在大城市长大的、外貌斯文的小伙子怎么会发出这种喊叫声。有一次，卡巴泽问包清山大吼一声的目的是什么，他回答道：“我不过想吓唬他们一下。”

战斗在北高加索

1918年7月5日，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主要领导有基洛夫等同志。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一成立就受到强敌的威胁：邓尼金的“志愿军”和叛乱的顿河哥萨克军，向这里疯狂扑来。

当地许多衣衫褴褛、面有饥色的华工纷纷加入红军，中国国际支队成立了，最初只有80多人，基洛夫也常常到中国支队营地来做客。每天都有附近的华工前来参加红军，支队人数达到800多人，于是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中国营。这时，包清山被上级派来任中国营营长，刘希任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刘发来任第二连连长。基洛夫亲自把军旗交到包清山手中。鼓励他们说：“你们是为俄国革命胜利而战，为受压迫中国的自由而战。”

这时包清山只有20多岁，个子不高，却刚毅、坚定，动作敏捷。他和基洛夫关系十分友好。

他的海泡石烟斗和腰间的闸枪据说都是基洛夫送给他的。他待人和蔼可亲，尊重战士，从来不摆架子，也不在同志中制造隔阂。他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也能有的放矢地提出各种忠告，但必要时也会严厉地批评犯错误的战士。战士们都把他当做大哥，他威信很高。

1918年夏，哥萨克白匪军攻入佛拉季高加索市区，佛拉季高加索保卫战开始了。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在包清山的领导下，中国战士步步为营，浴血奋战。

一次，由15名中国营战士守卫的城防司令大楼被团团包围，中国战士在大楼里坚持了几天几夜，也没有一个人投降。革命胜利后，这座大楼保存完好，当地人称之为“中国楼”。

还有一次，守卫利涅依教堂一个钟楼的中国战士被白匪军包围。在粮水断绝的情况下，他们坚持10昼夜没有合眼。击退了进犯的敌人，忍受饥渴，节省子弹，但绝不屈服。到了第11天，白军叛乱被平息了，这些筋疲力尽的战士才被抬出钟楼。

佛拉季高加索保卫战刚结束，包清山又率领中国营奔赴90公里外的苏俄第二大石油城市格罗兹尼，参加了著名的“格罗兹尼百日大战”。

在格罗兹尼，人们把松查河上的一座桥叫做“中国桥”。当时格罗兹尼的得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座桥的得失。白军对它发动多次进攻失败后，最后想出一个毒计。一天，他们趁刮大风，在上游把成吨的石油倾入河中，同时顺流漂下大批圆木放火点燃。敌人企图用火攻桥梁，逼走红军。刘发来沉思片刻，然后叫来三个中国战士，他们原来都是松花江上的木排工人。在急流和烟熏火烤中，把着火的圆木一根根顺利地拨过桥墩，桥洞没有被堵塞，大桥保住了。

1919年初，中国营在包清山的率领下，从基兹利亚尔(今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北部的一座城市)向北方500公里外的阿斯特拉罕城转移。

北撤阿斯特拉罕

从基兹利亚尔到阿斯特拉罕转移要经过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卡尔梅茨草原。时值严冬，寒风刺骨，草原天气变幻莫测，到处是污泥冰雪，湿漉漉的，连篝火也点不着，气温降到零下25摄氏度左右。粮食吃光了，战士们靠吃死马肉度日。破旧的军大衣挡不住严寒，手冻僵了，枪也拿不住。红军每前进一步都要耗费巨大的体力。

途中伤寒病流行，病号车已经满员，辎重兵不得不停止接受掉队士兵的枪支弹药。但中国战士爱武器胜过爱自己的命，他们把牺牲的战友的武器拾起来，扛在自己肩上。

在艰苦的战斗岁月里，中俄红军战士之间结下了真挚的战斗情谊。中国营有两个俄国女卫生员，在向北撤退的过程中，其中一个女卫生员染上了斑疹伤寒，没有担架，中国战士们就用军大衣做成担架用手托着她走了几十公里。

这次转移历时一个多月，全营500人，到达目的地时只剩下150人。在即将到达阿斯特拉罕城时，包清山走在全营的最前面，他让旗手打开军旗，军旗招展，群情振奋。战士们步伐整齐地胜利到达终点。基洛夫亲自来欢迎他们，他发现：每个中国战士都背着两三支步枪，机枪也没有丢掉，衣衫破旧但不失威武。

灭火和维持治安

1920年夏，中国营和兄弟部队收复了高加索地区。格罗兹尼的苏维埃政权也恢复了，必须立即组织恢复当地的石油生产和运输。可是这里的5口油井从1917年末被敌人破坏后就开始燃烧，到1920年已经燃烧了两年半之久，共烧掉1.5亿普特石油。包清山在石油工人中进行了周密的调查，最后制订了用沙袋灭火的方案。他们把沙袋放在井口四周，逐渐向井口压缩，经过一番艰苦奋战，5口油井的大火全部被扑灭了。格罗兹尼人民重新看到了阳光和蔚蓝的天空。随后，中国营战士又和石油工人们一起投入了恢复石油生产的战斗中。

1922年1月，中国营奉命开赴顿河地区首府罗斯托夫，主要任务是维持社会治安，保卫城市。当时这里的反革命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各种刑事罪犯横行无忌，他们叫嚣：“晚上八点钟以前是你们的，八点以后是我们的！”这些狂妄的标语在市区内人行道上、围墙上和楼房的墙壁上随处可见。中国战士在街上日夜巡逻，发现坏分子就当场捕获，许多不法分子感到“无拘无束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开始隐藏起来或离开罗斯托尔。

城市秩序日趋平静，许多工人代表来到中国营驻地，慰问犒劳中国战士。

撒马尔罕剿匪

1919年前后，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地区，部分上层地主富农发动叛乱，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巴斯马赤匪军。他们对苏维埃政权恨之入骨，极端凶残，到处烧杀淫掠，给当地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

1922年，包清山被任命为撒马尔罕市穆斯林骑兵营营长。当时红军装备落后，连炮弹和子弹都是铁路维修厂用土法生产的。包清山率领骑兵营，在艰苦的条件下始终坚持战斗。有一次，一伙匪徒躲进一个村庄的地主庄园里，包清山获悉后，趁夜色袭击。他带领25名战士摸进庄园，并和另外3名战士爬上屋顶，还带上了一袋手榴弹。红军发动突然袭击，包清山把手榴弹冰雹般投向敌群，一举击溃了庄园里大约400名匪徒。

在骑兵营的打击下，敌酋巴赫拉姆·别克决定投降。可是其弟反对，并杀死了他，把他的尸体藏在一个仓库里，然后冒充其兄名义为非作歹。包清山决定揭穿这个骗局，他带领一小队战士来到隐藏敌酋尸体的仓库，把其首级带回市内，人们这时才相信，敌酋巴赫拉姆·别克早已经死了。人民不再相信那个冒牌货了，匪帮不战自溃。

包清山还关心民生。在吉扎克市(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城市，吉扎克州首府)，由于匪徒破坏了水坝，市民们没水喝，骑兵营的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重新修复了水坝。城市得救了，人民获得了新生，他们对包清山及其骑兵营充满了感激之情。

英雄何处

1923年5月初，包清山接到新的任命，离开了撒马尔罕市，前往塔什干市(今乌兹别克斯坦首府)，之后去了莫斯科。这位英雄热情地告别了战友。

从此以后，报刊和档案文献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关于他的任何记载了，这位转战苏俄国内各条战线并建立了伟大功勋的传奇式英雄突然消失了。他在苏俄危难之际飘然而来，又在人民欢庆胜利之时悄然而去了……有人说他在1924年回中国去了，但没有确凿的史料支撑这个观点。

据包清山的警卫员卡尔普宁回忆：包清山日夜思念祖国和亲人，他朝思暮想将来能回到中国。他多次对卡尔普宁说：“米沙，你既然是中国营的战士，那就应该到中国去。米沙，同我一起回中国，到沈阳去吧！”但1923年后，卡尔普宁到处打听他的消息，也没有得到确切的答复。

在北高加索战斗的岁月里，包清山和俄国姑娘叶甫根尼·马克罗夫娜·巴拉叶娃结婚了，他们有一个女儿，叫爱列奥诺拉·康斯坦丁诺夫娜·包清山。在女儿结婚前，母女两人一直生活在撒马尔罕市，靠苏联政府发给的津贴生活。她们对包清山1923年5月以后的踪迹也一无所知，只是听说他在1924年回国并在战争中牺牲了。

许多年以后，有一次，包清山的女儿乘火车途经新西伯利亚和沃姆斯克之间的一个小站，火车仅停留了一两分钟，月台上一位头发斑白的红军上校突然对爱列奥诺拉说：“您非常像我从前在红军中认识的一个最勇敢的人，他叫包清山，您难道是他的女儿？”这位上校还未来得及说出自己的名字，列车就开动了……

苏联红军中的中国营长_百度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