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张爱玲被骂文化汉奸？
一、 指控的根源：张爱玲与“汉奸”标签的纠葛
张爱玲被冠以“文化汉奸”的罪名，主要源于她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1937年至1945年）的某些行为和立场。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关键点：
作品中的“软性”描写： 抗战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民族存亡的危机，普遍的舆论导向是抗日救亡，歌颂英雄主义和民族气节。然而，张爱玲在创作中更多地聚焦于个人命运、都市生活、人性幽暗以及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她笔下的人物，很多时候都在动荡的大时代背景下，展现出一种精致的颓废、宿命的无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流露出对现实的疏离感。
例如： 她的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等作品，描绘了上海和香港的摩登女郎和纨绔子弟的生活，其中不乏对物质享乐、情感纠葛的细致刻画。这些作品虽然极具艺术价值，但在那个将民族大义置于个人情感之上的时代，被一些人视为“脱离现实”、“不关心国家民族”，甚至是一种“精神投降”。
更进一步： 有评论者认为，张爱玲对日本侵略者的军事侵略和暴行鲜有直接的批判和揭露，她的作品更侧重于描绘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个体的生存状态和情感反应。这与当时主流的抗战文学所倡导的“笔杆子就是枪杆子”的宣传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接受日本扶持的“王正廷基金会”的资助： 这是最为直接也是最具争议的一点。1944年，张爱玲曾获得由日本支持的“王正廷基金会”颁发的奖金。王正廷是民国时期的政治人物，而该基金会与当时日本在华的文化宣传机构有所联系。
支持者认为： 张爱玲当时生活拮据，她的作品也并没有为日本殖民者歌功颂德，她获得资助是一种个人学术或文学上的认可，并非政治站队。而且，当时的文化界也有不少人接受各种形式的资助，不能因此一概而论。
批评者认为： 在国家危难之际，接受来自敌对势力扶持机构的资助，即便不是直接的“合作”，也足以构成“精神上的不忠”，是一种“亲日”的表现。这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是难以被容忍的。
战后的一些模糊立场和与“亲日派”的联系（较少被提及但有存在）： 虽然不普遍，但也有零星的说法，认为张爱玲在战后的一些交往和言论，在某些人看来，未能彻底划清与战时“亲日派”的界限，或者她的某些回忆性文字中对某些日本人物或事件的描述不够批判。但这方面的证据相对薄弱，更多是猜测和解读。
二、 “文化汉奸”的定义与张爱玲的特质
理解“文化汉奸”的指控，需要先明确这个词的含义。
“汉奸” 在传统意义上是指在国家危难时，通敌叛国、出卖国家利益的人。
“文化汉奸” 则是在文化领域内，通过其作品、言论、行为，为敌人或侵略者服务，损害民族文化和尊严，或者表现出对民族文化的消极态度的人。
张爱玲的特质恰恰与当时“主流”的抗战文学创作模式格格不入。她不是一个政治宣传家，她的写作更多是内向的、审美的、对人性细微之处的洞察。她没有高呼口号，也没有直接描写抗日英雄的壮举。这种“非主流”的文学风格，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很容易被解读为一种“缺席”或者“不作为”，而这种“不作为”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刻，也会被视为一种“罪过”。
三、 对“文化汉奸”指控的评价与反思
对张爱玲被骂“文化汉奸”的评价，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并进行批判性反思：
1. 历史背景下的标签化：
情绪优先的时代：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危机深重，人民普遍情绪激昂，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这种氛围下，任何与“主流”声音不一致的言行，都可能被放大和误读。将个人复杂的创作和生活经历，简单粗暴地归结为“汉奸”，是一种时代的局限性。
政治斗争的工具： 某些时候，“汉奸”的帽子也可能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用来打击异己、统一思想。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对同一位作家的评价可能截然不同。
2. 文学创作的独立性与时代责任的辩证：
艺术的边界： 文学创作是否必须时刻将政治宣传和民族大义放在首位？艺术的生命力是否在于对人性普遍、复杂和深刻的挖掘？张爱玲的写作代表了一种对文学独立性的坚持，她试图在动荡时代保持艺术的纯粹性，即便这种纯粹性在某些人看来是“奢侈”的。
时代责任的解读： 然而，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文化人所应承担的某种“责任”。这种责任是直接的政治宣传，还是通过艺术作品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或是对人性的深刻反思，以期在战后重建中找回民族的精神？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哲学命题。
3. 对张爱玲作品的重新审视：
反思与批判： 事实上，张爱玲的作品并非没有对战争带来的破坏和人性的扭曲进行反思。她通过对人物在乱世中的命运描写，间接展现了战争对个体生活的摧残。例如《秧歌》和《赤地之恋》虽然出版于战后，但其中反映的对战争和政治的描绘，并非完全“亲日”或“不顾国家”。她对历史的复杂性，对人在极端环境下如何生存的描绘，是一种更为深沉的反思。
“苍凉”的底色： 张爱玲作品中那抹挥之不去的“苍凉”底色，正是她对时代变迁、人性复杂以及历史洪流下个体命运的深刻体察。这种“苍凉”并非软弱，而是一种对残酷现实的清醒认知。
4. 张爱玲本人及其后来的处境：
生活压力： 必须承认，张爱玲在战时确实面临着生活上的困境，她的创作也需要收入来维持生计。将所有选择都拔高到政治立场的高度，可能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压力。
去国离乡： 张爱玲在建国后选择离开大陆，移居香港，后又定居美国。她的这种选择，既有个人生活、婚姻的考量，也与她无法适应新中国政治环境有关。她一直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疏离感”，不愿被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所完全裹挟。这种选择，在某些人看来是“背叛”，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保持独立人格的方式。
四、 结论：一种复杂且多维度的评价
总而言之，评价张爱玲被骂“文化汉奸”：
从当时的政治语境和民族主义情绪来看， 她的一些行为和作品确实未能符合当时“抗战必胜”的主旋律，其接受日本支持基金会的资助，更是难以被容忍的政治“污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指控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更多的是时代环境下的“罪名强加”。
从文学的独立性、艺术的复杂性以及人性的深刻挖掘来看， 张爱玲的作品展现了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深度。将她的艺术探索简单地视为“汉奸”行为，是对文学本身及其社会功能的矮化。她的“苍凉”和“疏离”，是对历史和人性更为复杂而真实的呈现。
反思“文化汉奸”的标签： 这一指控也促使我们反思，在国家危难时期，文化人的角色该如何定位？文学的边界在哪里？我们是否应该允许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即使它不符合主流的政治宣传？以及，我们是否应该避免用简单的标签去概括复杂的人物和历史事件？
最终，我认为“文化汉奸”的指控对张爱玲来说，更多是一种历史的误读和标签化的产物。 尽管她在某些方面未能完全符合那个特定时代的政治要求，但将其定性为“文化汉奸”，既是对其文学成就的抹杀，也忽视了时代背景下复杂的人性选择和艺术的独立性。我们应该以更包容、更历史、更辩证的眼光去看待这位伟大的作家，去理解她作品中穿越时空的生命力，而不是简单地用道德或政治的尺子去衡量她。她的“罪”不在于她做了什么“汉奸”的事情，而在于她作为一个极具才华的作家，没有成为那个时代某些人期望她成为的“政治工具”。
网友意见
是“文化汉奸”，但是绝对不是“罪大恶极”“不可饶恕”，她的生活经历和她的思想倾向导致了她对于国家、民族这些概念并无太大感情，放在今天大概属于世界公民类型。
但是说张是文化汉奸也并不算冤枉，给日伪报刊投稿，和汉奸胡兰成结婚，与日本文化间谍、出演日军宣传，粉饰日本侵略战争电影的女明星李香兰交好。至于她本人对整个抗战的感受，从《小团圆》和《色戒》中就可以看出来，在《小团圆》中，死伤无数的二战于她而言不过是自己和汉奸胡兰成爱情的背景板，成全了所谓的“倾城之恋”，因此“希望永远打下去”。在庆祝抗战胜利的人群中胳臂下夹着蛋糕为躲藏在日本人家中的胡兰成送去，还不忘讽刺几句人群的狂热，在电车上被她的老朋友调戏，心想“汉奸妻人人可欺”。至于《色戒》那就更可笑了，一个女大学生因为一颗大钻戒爱上了郁郁不得志的中年汉奸，最后害死了自己的同伴。
如果只是普通人口头说几句张小姐是“文化汉奸”也不算过分，毕竟她为了给自己的经历粉饰而将无数人为了保全民族或者仅仅是为了替惨死同胞伸张正义的朴素情感和殊死斗争解构为狂热、滑稽、愚昧的群体无意识活动，只有孤岛中的张爱玲小姐和她的汉奸丈夫是聪明的、冷静的、高贵的，只要日本人的屠刀架不到张小姐的脖子上，只要日本人的炸弹炸不塌张小姐的公寓，那么整个抗战对她而言无非一阵噪音，至于那些流离失所的中国人的血泪与悲愤，张小姐是看不见的，那么对于抗战中同胞的苦难有所共情的一部分中国人自然而然也会站在张小姐的对立面上。
我觉得比较可笑的地方在于，张迷总是喜欢一边吹捧张的清高——“她才不在乎你们骂她是汉奸”一边驳斥别人将张称之为汉奸，可以说是非常有“太监急”的幽默意味了。
不过话说回来，张爱铃这样一个满清遗老、从小到大几乎都生长在租界里的个人主义者，对中国和中国人没有感情也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了，那些亲手发动战争、屠杀中国平民奸淫妇孺的日本人回国以后不是都过得好好的吗？整个日本冷战站队成功摇身一变成为世界一流发达国家，而战争受害者中国人在整个冷战中又经历了什么呢？这个民族有太多的血泪，以至于张爱玲这种文化汉奸造成的伤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现实就是如此的残酷和荒诞
这又再一次说明当时张去香港的决定非常正确
我欣赏张的一点，就是把人性看的很清楚，虽然在男人这方面，她还不够干脆，但是也胜过同时代很多女性了，尤其是其他帖子里赞美的萧红
我本人是不看张小说的，我就喜欢读张的语录和张的生平，因为我刚才说了，我欣赏把社会人性看的清清楚楚的女性，而且我欣赏在人生转折点自己独立做出重大决定不随波逐流的女性
张说的很多话，都和我内心声音有共鸣，有的话，甚至是我思考过的，结果发现张说过，就很惊喜，觉得是知己
刚才又拉黑了一些人，幸好我生活里没有遇到过这种人
大家平时工作生活里要远离上线上纲扣政治帽子的人，很危险，少跟他们交谈
首先声明一下张爱玲不是文化汉奸，更不是汉奸卖国贼。
本来不想写的，一篇篇高赞看下来几乎全是一水儿的尬黑~其实我真的挺懒的，而且情绪上来的时候大脑一团乱，也写不出什么条理清晰的东西。但我认为尬黑污蔑一个人是人们思想精神的倒退，是不对的。我是写不出什么拍案叫绝的好答案，但抛砖引玉吧，希望大家可以理智判断对与错。
首先我发现给人扣帽子搞批斗是极左键盘侠们的最爱，污蔑别人的时候从来不会觉得你是同胞，真的可悲。不仅给胡适老舍等泼脏水，现在连从不涉及政治的张爱玲也不放过了，真是绝了。
我总结了一下，给张爱玲女士扣的帽子虽然五花八门，但都大同小异~无非就是汉奸卖国贼恨国党反党反人民公知祖师奶奶言情艳情小说家女版郭敬明小资情调格局小封建余孽被人尬捧德不配位等等~
1.她从来都没当过汉奸和卖国贼。文化汉奸也是无稽之谈，因为她从来没在日伪报刊上发表任何宣传鼓动或美化日本侵华战争的文章和言论。至于汉奸之妻，确实她和文化汉奸胡兰成有过一段短暂婚姻，但我认为她不等同于胡兰成，因此“汉奸之妻”无论如何也不该成为她的一大罪名。就像你爸你妈杀了人我不能迁怒与你、并号召大众将你以杀人罪共同处死吧？
2.张爱玲从来都没有不爱国和反共过。大家看了张爱玲的散文《中国的日夜》就知道她是爱国的。而且我想说并不是每一个爱国者都必须去前线抗日打鬼子才叫爱国，而且她一介女流您觉得她上的了战场吗？上去了就她的体格也是送人头。因此我们不能刻板地认为一个人只要没有参加抗战就是不爱国。至于反共更是强加之罪了，她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反共言论！甚至她一直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是接纳的，她觉得共产主义也没什么不好，让每个人都过上幸福的日子是我们共同的追求。而且她认为以前家里的老妈子和女佣们也算是无产阶级了，至少是她能接触到最接近无产阶级的人群了。她也写过顺应历史变化并歌颂无产阶级和底层大众的《小艾》《十八春》等。
有些人会说那她既然爱国又不反共，那为啥要去美国？首先我不希望任何一个有才华的同胞离开大陆！但如果留下来的代价是生命的话，我宁可他们先离开，等改革开放了再回来，总比冤死强吧？而且张爱玲面临的问题更多，不仅是她的情感生活会成为红胃兵们批斗折磨的一大罪状，其次她喜欢自由自在地创作，但如果留下来可能她写的很多题材都会被批判，嫌她不够积极阳光、不够进步、总写男欢女爱、思想卑下、是反动文艺、精神毒瘤等等，总之人们最爱给人扣帽子搞批斗了，因此我想说至少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是绝对没有张爱玲活路的，更别说文学创作了。八十年代我们思想开放了很多，但直到九十年代才真正开始有了创作自由的独立意识了，但大家要知道九十年代张爱玲的寿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更别说跋涉万里回国创作了。而且人言可畏，对普通人即是如此，更何况是严重社恐的张爱玲？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因此体会到这一层的她才会义无反顾地走向人类的阴影处，遗世而独立、去一个陌生而无人识她的地方隐居、了此余生。
再声明一下，张爱玲女士从未恨国反党反人民，而且她第二任丈夫就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个落魄的年迈剧作家。
至于歌颂与洗白汉奸？呵呵，我实在大无语！她什么时候歌颂和洗白过汉奸啊？？她的小说基本上都不涉及政治，唯一和汉奸有关联的小说满共就两个，一个是《色，戒》、一个是《小团圆》。首先她从未把易先生当正面人物来歌颂和洗白吧？如果没看过就去尬黑，那我真的鄙视你，如果看过了还认为她在歌颂和洗白易先生，那我真的信了你的邪！强烈建议你去看一下张爱玲写的关于这篇小说的澄清文章《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好像是这名字吧？我有点忘了）至于邵之雍，首先她从未歌颂和洗白过此人，其次这部小说是她的自传体小说，邵之雍和燕山分别对应的原型是胡兰成和电影导演桑弧。很多人认为她晚年再无佳作，但我想说张爱玲是一直在不断进步的伟大女作家，虽然她年轻时的小说确实更经典、也更追求文笔和情节，但她晚年的小说一直追求的是一种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是一种历经沧桑后的释然，是她小说创作的更高境界。（我认为她是一直进步的，只是年轻时已经写的足够好，反而让我们忽略了晚年的她已经修炼到了文学的化境，实属可惜。）
3.任何说她是写言情、艳情、色情的小说家的人大多都没看过她的小说，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但凡看过她的作品的人都说不出这么降智的话！还有人说她写的都是小资、小情小爱、落后封建且格局小的文化垃圾、反动文艺。我只想说首先任何阶层都可以写，并不是只有工人阶级才是我们创作的唯一题材而且她对工人阶级并不了解，硬写也写不出好东西。我认为作家写他最了解的阶层、并把这一题材写到登峰造极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张爱玲做到了，而且看似她写的是封建贵族与男欢女爱，但其实她的格局比大家想的都要大得多，她写的从来都是人性，而人性本来就是文学创作中最高的境界。那些说她写的东西没有进步思想与意义，不过是女版郭敬明等等说法，我是无力吐槽的。首先她对人性的洞察除了鲁迅无人能及，其次很多人并不明白什么是进步，以为顺应时代的小说就叫进步，殊不知真正的进步是超越时代背景的，只有那些穿越漫长时代仍然成为经典而被人们铭刻的著作才是真正的进步！平心而论她写的作品不仅不是反动文化垃圾，反而是部部经典的传世之作！至于说她是女版郭敬明的人，呵呵，说他是红胃兵都是抬举他，我并不讨厌郭敬明，我认为除了抄袭这一黑历史之外，他的文笔还是不错的，至少写青春文学足够了。但拿他和张爱玲比确实太难为小四了，别说郭敬明、放眼整个近现代史，又有哪个写小说能超过张爱玲的呢？从文学上来看，我很自豪我们同时拥有鲁迅先生和张爱玲女士这两位伟大的传奇作家！
4.那些说她要不是抗战绝不会出名，因为她写的很一般、根本不是一流作家的人——还是那句话，根本没看过张的书就来尬黑、low到极致！张爱玲出名是注定的，哪怕没有战争也会成名，因为她不是写得一般而是写得太好了！她确实不是一流作家，她是超一流作家！她在文坛是仅次于鲁迅的传奇天才女作家！并且她的文笔是民国文坛最好的。有人说她的小说已经足够好了、但散文更好，我觉得她小说和散文都是巅峰，同时她也是个神童:三岁会背唐诗、七岁写小说、八岁通读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十二岁发表作品、十四岁改写红楼梦、二十三岁名震文坛，写的小说几乎部部经典，她还擅长音乐、绘画、服装设计，同时在翻译、学术等专业也有多有建树，同时她还是学霸才女，不仅年年拿奖学金、还每门功课都是全校第一，除了不善与人沟通之外，她几乎是个完美的全才。而且很多人说她尖酸刻薄无情，其实恰恰相反，她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厚道之人，只是看透了世事，因此选择了离开。她唯一和尖酸挂上钩的就是她的小说足够犀利冷漠，但她本人并不是这样的。看到很多没看过她书的人跟风尬黑，我真的觉得很难过、痛心。希望大家不要看问题太过偏激极左，多一点容忍与自由。
总之张爱玲的好难以言喻、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希望大家可以抛开成见，用心品读她的作品再来评价，而不是一味地人云亦云、动不动就扣帽子搞批斗。谢谢，大家共勉！
最后贴一下张爱玲本人对于被攻击是文化汉奸一事的澄清——
（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清算也接踵而至。在国府《汉奸惩办条例》修订出台以前，市面上已有人炮制出一批五六十页的小册子，其中一些小报竟将张爱玲置于“文化汉奸”之列。如《文化汉奸罪恶史》1945.11，以及复刊的《文汇报》也有类似的说辞。此事危及名誉、不容不辩，因此张爱玲在《传奇》出增订版（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46.11）之际撰写了一篇序言《有几句话同读者说》，文中写道：）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是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反正只要读者知道了就是了。”
再更新下：
很多人评论提到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篇张爱玲为自己辩护的文章
第一，说明哪怕是当时，人们也不傻，早就对张爱玲的政治倾向和文章内容以及目的产生质疑和不满了。
第二，朋友们要是真的看过、且拥有一定的分辨能力，很轻易就能看出来，这篇文章通篇都是在为自己做辩护，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写、以及女主为什么要这么做，说“我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谁让你们看不懂？？女主的同事们都看不起她还排挤她，她受了很大的心灵创伤呀！”你看完除了“真TM扯淡”之外，应该是无法有其他评论的。——同事排挤你、嘲笑你，你为了报私仇于是放下家国大义？？？？想想“长津湖”里，伍千里因为雷公骗了自己，于是为了私仇投奔美军成为带路党，你能同情他、理解他，并且觉得他所有的行为都值得原谅？？？？
第三，“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名字，已经把张的立场写得明明白白的了。“不要问女主最后为什么这么选择，还不是被自己国家同胞们逼得走上这条路！她所有的不满，还不是出自自己人对她的迫害上！”别忘记这篇文章写成的年代。我只能说，你们觉得张爱玲说得有理，那随便你们，毕竟人有选择权。
只是与其在白日下见厉鬼，何如在暗室中见青天。
原答案
色戒的女主是有历史原型的，原型是个抗日义士，刚刚大学毕业，因为一腔抗日热血加入爱国地下组织，但可惜第一次刺杀就失败了，因为同时期有太多亲日大奸商和官员都被刺杀，所以她的行为一看就知道是抗日义士刺杀，但这个女孩儿，为了保护同伴，死咬着牙受了很多折磨就是不承认，具体折磨手段你可以参考风声。最后只能以普通的杀人罪处死。
这样一个人，就被张爱玲写成为了爱情放弃抗战的傻* 女孩。
就相当于张爱玲把刘胡兰、江竹筠这样的抗战烈士写成爱上了大汉奸。
就这还有洗的。真可以。
张爱玲的文笔和故事没得说，真的是文学天才。
但她的思想境界，她的胸襟，她的觉悟，真是差到没边。和徐志摩差不多，虽声名在外，但没啥内涵。作品也就是当下酒菜看看算了。
就跟郑爽之类人一样，平时说话做事总能透露出自己的政治和法律倾向。
也就是近些年才又被捧起来的。早些年有志青年，读萧红、三毛、林徽因、甚至舒婷、席幕蓉都远超过张爱玲。
现在是战争时代已经远去，当下青年人没有远大志向也没有人生理想，生活越来越安逸、越来越甜蜜，喜欢喝奶茶的小女生自然也更爱读张爱玲了。
补：有人例举名作家说“张爱玲的书我有一套，没事就读一读”来证明她的书受欢迎
第一张爱玲的文笔确实非常好，读之令人忘记时间，有优点必须要承认
第二，有没有听哪个名作家说过“我家有一套鲁迅/老舍/金庸的书，没事我就翻一翻”？
为啥不说，是因为不好看吗？？
——因为说不出口啊……家里有一套这些人的书不是应该的吗？？不是必然的吗？？这有什么可值得拿出来说的？？？
会特意提出来反而从侧面说明，她的书在文化圈子里，其实没那么受欢迎。
有些朋友也不必黑过了头好吧，张的文笔是非常棒的，许多名句，比如“一天死去一点点”“每个人会死去两次，一次是肉体的死亡，一次是被亲人忘记”之类最早都是出自她的笔下。
有优点还是要承认，但缺点也不必回避。
说个人们的小小误解
张爱玲这个“生命是一袭华美的长袍”是形容她自己的。说她自己出身如何如何高贵，如何如何十指不沾泥，她这么一个大小姐、本应养尊处优的女人，却还要忍受生活的小细节的折磨，比如竟然需要自己去关电灯，自己去买日用品，天哪这日子还是人过的吗。真是“（我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长袍，爬满了（不该由我承受的）蚤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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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一个劲让我谈谈张爱玲的文学贡献。
她就是“没有”文学贡献啊，谈什么谈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听过吗。让我想起一个笑话，一个人跟淘宝客服说没收到货，客服非让他拍个照片，他只好空着手拍了一张问“这样行吗”。
所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上就是张爱玲文学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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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说张爱玲致力于女性觉醒，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努力为女性发出呼声。
你稍微多读几本民国大师的作品就知道，为女性发出呼声是当时人们的常态。
许多男性致力于解放妇女，认为女性不需要化妆讨好男性，必须读书识字解放自己，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许多女性就更别提了，她们没有把男性当成敌人、不打女拳，她们觉得无论男人女人，和我一起战斗的就是战友、与国与民为害的就是敌人。她们在讨论我们如何报国，应该从哪个渠道、哪个角度为国家做出贡献。想要“引刀成一快”“革命无从不流血始”的女性可不在少数。
和他们相比，张爱玲这不还在叹自己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长袍，爬满了蚤子”呢嘛。
有些朋友只知道张爱玲为女性发过声，大概率是因为你们只关注过她一个人。
一个人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决定了他与世界的关系。
私以为遇上了极其自私冷血残酷的父母，吸毒嫖娼家暴虐待的父亲，抛弃年幼子女贩卖家产古董只顾找男人厮混的母亲，张爱玲没有成长为反社会人格，反而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已经是生命的奇迹了
一个抗战期间一直生活在敌占区，和汉奸文人胡兰成交往到私定终身，甚至在当时汪伪政权控制下的汉奸报社有过任职，用文字帮助日伪政权营造出岁月静好小资情调的一个女作家。说她不是汉奸，怕是都没什么证据吧。纵观她的一生，甚至可以说，是没有日军侵华战争，她张爱玲在文坛中的地位绝对达不到现在的水平。她是日本侵华的受益者，由于其本人从小受到腐朽扭曲价值观的教育，树立了自私自利没有家国情怀的人格。后来又受到大汉奸胡兰成的影响，她对日军是抱有一定好感的，她在日军侵华战争中总体持中立偏日方态度。客观上说她和现在的“公知”有一定相似之处。不过也就是因为她是上海人，所以战后对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惩罚而且现在也不追究她的历史责任，甚至让她还拥有了不少的粉丝群体。假设她是一个生活在东北满洲国的女作家，在战争中用文字为日满政权营造出“王道乐土”“岁月静好”，想必战后的清算不会少的。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个国家不同标准的体现吧。
跟日本人关系不大吧，不然也不会在五零年受邀参加上海第一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了。现在扒出来骂，可能还是因为去了香港以后写了 如何评价张爱玲的《秧歌》？
新中国成立后的香港，流行“绿背文化”，香港文坛也处于“绿背集团”与“反绿背集团”的阵营对峙中。“绿背”的绿是美元的绿，美国政府专门在香港成立“亚洲基金会”，资助出版公司和杂志社发行政治文学。当时“绿背文化”几乎主宰了香港文坛。（以攻击大陆和共产主义为政治正确）
而张爱玲这类从大陆跑来香港的文人，生活很困难，有很多就是领着美元搞创作。她初到香港生活困难时，写下了《秧歌》和《大地之恋》 ，就被很多人认为“文学质量很差，是为拿美元过日子”。
其中《秧歌》，写的是新中国农村的“悲惨现状”。不说写的是“什么玩意儿”了，最最关键的是，张爱玲已经失去了文学创作的底线————她根本就没在新中国农村待过。
这本书和方方的《武汉日记》是一个性质的。
如果你认同方方的罪恶，就应该用同样的标准看一下张爱玲。
同时，张爱玲在文学创作也犯了很多过于”自由“的错误。
其中最让人难以接受的一处，就是她把刺杀汉奸丁默邨后被捕，惨遭严刑拷打最后被杀害的中统特工郑萍如作为原型，写出小说《色戒》，把爱国女英雄塑造成" 贪恋男女之情的无知女人"。这是对抗日烈士的莫大侮辱，造成的影响很恶劣。
不但是郑萍如爱国，她的父亲郑英伯数次拒绝日寇拉拢，在女儿牺牲不久就忧愤而逝。她的哥哥郑海澄、未婚夫王汉勋都是中国空军飞行员，在1944年的空战中先后牺牲，可谓满门忠烈。这样的女子怎容污蔑？
这还没说“生活在敌占区，和汉奸文人胡兰成交往到私定终身，甚至在当时汪伪政权控制下的汉奸报社有过任职，用文字帮助日伪政权营造出岁月静好小资情调”的这些事。
一个有严重反动倾向，丧失了文学创作底线的文人，别说被骂文化汉奸，就是去掉“文化”二字，不也是很合理的吗？
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姑且摆在一边，就事论事。张本身属于精致个人主义者，这成就了她在文学上的某种“清醒”，同时又导致其高度的自私自利，以及政治上的觉悟。不是说她没有一点同情心，比如偶尔看到市民被警察无端辱骂殴打，也会产生不平，但是稍纵即逝。只要自己过得好，一切都可以理所当然。国仇家恨对她而言不算什么。她是一个极度缺乏行动力、惯于随波逐流的人。她不会主动去做汉奸，但如果这个机会找上她且有利于其生存，一样也会接受。同理，她也不会主动拥抱共党和新中国，找上她也愿意接受。。之所以最后逃出去，因为其家庭出身及黑历史，让她感觉混不下去了，所以逃了，并不是因为有多么热爱国民政府或者厌恶专制之类。她对谁都不亲，对谁都不爱，不要说政治了，就连家人，自己的亲弟弟，从小都没伤害过她的，她也在文中对其遭遇抱过同情，但是实际上从来不伸出援手。自己去世时，明知道留在大陆的亲弟弟生活窘迫，也没有说把遗产比如版税什么留给至少分一部分给自己唯一家人。对于胡兰成，谈不上真爱，只不过爱情找上门而这个人又不赖就接受，至于对方有没有妻室，自己是否小三之类不介意，而胡落难后，想着的是如何干净利落摆脱他。他给胡跑路经费不是因为爱，而是避免其纠缠，而且一旦胡落败，影响到她，马上就对他没有“爱”了，变脸很快。在美国，为了留美，可以答应唯一向她示爱而自己并不喜欢的美国人，用结婚换取居留权。对方一旦重病，就态度冷淡下来，巴不得解脱。综其一生，就是自私自利的精致个人主义者，谁都不爱，对谁也不会真正托付，对一切信仰和政治理念保持距离，和谁都可以合作，但又随时抛弃。广义的角度讲，她那一阵的确算是“汉奸”，这是洗不白的，文章再好是另一回事，我们就事论事。但是，又不能说是真正的汉奸，因为她虽然政治观念薄弱，随波逐流加入谁都可以，但对各种政治势力都保持一定距离不让自己陷进去。她的血是冷的她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我想，即便是她的粉丝，也很少愿意生活中有这样的只要不利于她就随时都撇清的朋友。她的自私自利个人主义导致她文章的超脱和一定清醒，但也限制其格局。人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不喜欢看她的文章，不是不好，而是这个世界太坏而很多三观正的人即便对世界失望但也不愿意宽容那些让世界变得更坏的人和事，包括那些精致个人主义者及其宣扬精致个人主义思想的文章。人们总还是内心渴望世界改变，看到有热血有理想主义的世界，即便自己的血已冷自己越来越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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