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普遍存在公司加班严重，已经严重违反劳动法，想为此做出改变，大家怎么看？
为什么加班成为“潜规则”？
要解决问题，先要弄清楚根源。我认为，中国公司普遍存在的加班问题，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1. 经济发展模式的惯性：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口红利”和“廉价劳动力”。加班，尤其是无偿加班，在很多时候被视为企业降低成本、提高产出的捷径。这种模式的思维惯性依然存在，很多企业管理者认为，高强度工作才能保证竞争力。
2. “内卷”与竞争压力： 激烈的市场竞争，尤其是在互联网、科技等行业，导致企业不得不追求极致的效率和快速的迭代。员工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如果别人都在加班，你敢不加吗？不加就可能被视为“不够努力”、“不够忠诚”，进而影响晋升甚至保住饭碗。这种“囚徒困境”般的博弈，让加班变得难以摆脱。
3. 劳动法的执行不力： 《劳动法》明文规定了工时和加班的限制，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不少“猫鼠游戏”。一些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规避法律，比如“以包代休”、“调休假”被滥用，或者直接无视加班规定。劳动监察的力度、效率以及对违法企业的惩处力度，都还有待加强。
4. 企业文化和管理者导向： 一些公司的文化本身就崇尚“奋斗者”精神，将加班视为一种荣誉，甚至是一种“忠诚度”的体现。管理者也可能通过制造加班压力来“考察”员工，或者因为自身也承担着巨大压力，而将这种压力向下传递。
5. 技术进步的“陷阱”： 理论上，科技发展应该解放人力，提高效率，减少不必要的劳动。但现实中，技术往往被用来监控员工、压缩流程，甚至变相延长工作时间。比如，远程办公工具本应提高灵活性，但很多时候却让工作和生活边界模糊，工作时间无限拉长。
6. 社会观念的渗透： 一部分社会舆论也存在“吃苦”、“奉献”的价值观念，甚至将年轻人不加班视为“垮掉的一代”。这种观念的渗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过度加班提供了“合法性”的解释。
为什么“加班严重”是一种“违法”？
《劳动法》和《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都有明确的规定：
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
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的，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
延长工作时间需要支付不低于工资的150%的工资报酬（平日加班），休息日加班应安排补休，不能安排补休的，应支付不低于工资200%的工资报酬，法定节假日加班应支付不低于工资300%的工资报酬。
很多公司，尤其是互联网公司，普遍存在的“996”（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和“007”（早上0点下班，晚上0点上班，一周工作7天）的工作模式，已经远远超出了法律规定的上限。更不用说，许多加班是无偿的，这更是直接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加班费支付要求。
如何才能打破“加班怪圈”？
这绝对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多方合力才能实现改变。
1. 加强劳动法的执行和监管：
提高违法成本： 现有的罚款金额对于很多大型企业来说九牛一毛，难以形成实质性的震慑。需要大幅提高对违法加班企业的罚款金额，并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让违法者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加大执法力度： 劳动监察部门需要增加人员配备、提升技术手段（如利用大数据分析企业工时情况），并对企业的工时记录进行常态化、突击性的检查。
畅通举报渠道： 建立更便捷、更安全、更有效的劳动者举报机制，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严惩报复行为。
司法救济： 简化劳动争议的诉讼程序，降低劳动者维权的门槛和成本。让法律真正成为劳动者维权的有力武器。
2. 推动企业内部改革和文化转型：
企业主体的责任感： 企业经营者需要认识到，过度加班不仅违法，长期来看也损害员工的身心健康，降低员工的创造力和工作效率，最终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优化管理模式： 提倡科学管理，提高工作效率，而非简单粗暴地延长工时。这包括改进工作流程、提高会议效率、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任务等。
建立健康的绩效考核体系： 绩效考核不应唯工作时长论，而应更侧重于工作质量、效率和成果。鼓励创新和协作，而非“内卷式”的低效竞争。
尊重和保障员工权益： 将员工视为企业最重要的资产，建立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关注员工的工作与生活平衡。
工会和职工代表的作用： 鼓励和支持企业内部工会或职工代表发挥监督作用，与企业管理层协商，共同解决加班问题。
3. 提升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和组织能力：
普及劳动法律知识： 让更多劳动者了解自己的合法权益，知道如何拒绝不合理的加班，如何进行维权。
增强组织和团结： 劳动者个体维权往往力量薄弱。需要通过各种方式（例如行业内的交流、非正式的互助小组等），增强劳动者的组织性和议价能力。
利用社会力量： 鼓励媒体、律师、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介入，关注并推动解决加班问题。
4. 政府和社会的引导与监督：
加强舆论宣传： 媒体和社会舆论应持续关注并批评过度加班现象，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引导公众对加班文化的正确认知。
树立行业标杆： 鼓励和表彰那些遵守劳动法、关爱员工的优秀企业，形成示范效应。
试点与推广： 在特定行业或地区试点推行更科学的工时制度和管理模式，总结经验后逐步推广。
一些具体的、可以想象的改变方向：
“工时银行”制度： 类似于一些欧洲国家，可以探索建立“工时银行”，将因项目需要或个人原因暂时加班的时间记录下来，未来可以用来调休。但关键在于，这种加班必须是双方协商一致，并且有明确的补偿或调休约定，而不是强制性的。
弹性工作制和远程办公的规范化： 在保障基本工时和休息权的前提下，可以探索更灵活的工作制度，让员工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安排工作时间，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但需要明确界限，防止“弹性”变成“无限”。
强制性工时审计： 要求企业定期向劳动部门提交工时审计报告，并允许第三方机构进行抽查。
“加班预警”机制： 针对一些行业或企业，如果数据显示工时普遍超标，相关部门可以提前介入，进行指导和预警。
集体协商的推广： 鼓励行业协会、工会与企业代表进行集体协商，就工时、加班、薪酬等问题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最后想说的是， 改变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现象，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它需要我们每个人的觉醒、每个职场人的努力，更需要政府的决心和社会的共同推动。我们追求的不是“不加班”，而是“有尊严的工作”、“有回报的劳动”，以及“健康的生活”。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真正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我们每个人才能享受到发展带来的红利，而不是成为被牺牲的对象。
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斗争，但为了我们自己，为了下一代，我们必须开始，并且坚持下去。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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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甫洛夫的狗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也存在相当的误导性。往大里说，这背后涉及何为“自愿”，何为“自由”的大问题，但写起来太麻烦，我这里只说一个小问题：政府的强制性管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囚徒困境。
讨论加班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另一个更简单的问题，有助于大家理解。例子是这样的，每一个工厂主都会发现，不安装环保设施可以节约成本。所以如果没有国家强制性环保制度，每一个企业都会选择在商业上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不安装环保设施。即使某一个企业主本人有强烈的环保意识，他也会必须污染，否则他的企业在市场上是缺乏竞争力的。这是教科书一般典型的囚徒困境，当然也可以更通俗的说成恶性竞争。而这些单个决策形成的恶性竞争，显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环境不断恶化。面对这些恶性竞争的情况，轻飘飘的来一句，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属于连经济学101都没有学好。
在劳工问题上，也是相同的。如果没有强制性的规则，那么从企业主的角度，就可以选择各种降低用工成本的手段，包括延长工作时间、不提供劳动安全保障、使用童工等等。当然，有些行业和有些企业可以通过别的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比如提供更好的员工培训和更高的薪酬。但是在很多行业，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压榨劳动者的恶性竞争（无论企业主在主观上是否认为压榨劳动者是一件好事）。即使是在高薪酬、充分竞争的行业，很多看似无法撼动的行业惯例也是法律规制的结果，而不是所谓“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比较一下香港和德国的四大和全球性律所一周工作多少时间就知道了。而从劳动者的角度，同样存在恶性竞争。有些劳动者更愿意“吃苦”，更愿意接受更恶劣的劳动环境。这就迫使其他劳动者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同样接受恶劣的劳动环境，尽管对于这些劳动者来说，这并不是自愿的，甚至明知对自己是有害的。
所以结论就是为了克服恶性竞争，必须在劳工领域的很多具体问题上引入强制性的监管措施。比如强制性的职业病防治、强制性的每周最长工作时间、强制性的禁止使用童工、强制性的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等等。当然有些制度需要保持灵活性，所以劳动法既允许加班，又限制了每周加班的总时长，还规定了不同的工时制度，目的是为了照顾不同行业的客观需要。当然具体的制度细节也是可以讨论的，比如每周工作上限44个小时是不是不切合实际，是不是可以调整为46或者50个小时等等。但这些讨论的前提依然是强制性的规则。所以@巴甫洛夫的狗既认为应该有强制的加班制度，又认为不应该有强制的最长工作时间，纯属自我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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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题主的问题，这个话题非常大，至少涉及两个谁也说不清楚的疑难。
1. 如何平衡某些特别“拼”的个人和更多的不那么“拼”的个人
在理想情况下，我们当然可以说，愿意“拼”的人应该多得，不愿意“拼”的人就应该少得，这是很公平。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简单，如前文已经说过的，有些“拼”是以损害个人权益为前提的，而不那么“拼”的人可能为了保持竞争力，也被迫一起“拼”。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禁止某些人在某些问题上不能“太拼”呢？有时候，我们有明确的答案，所以我们禁止童工，规定特定职业病危害环境下的工作时间上限等等，但还有些时候，答案就不那么明确了。
2. 如何平衡商业上的客观现实和某些长远利益
假设现在有一百家企业，这些企业如果不为员工交社保、每周工作六天半、不设置职业病危害防治措施，是可以存活甚至盈利的。但是如果要求这些企业遵守各项劳动法规定，这些企业可能三个月后就资金链断裂了。现在问题来了，我们是希望放松劳动法的规定，让这些企业存活下来，使得这些企业可以解决实实在在的就业和经济发展？还是希望坚持劳动法的规定，并且认为这些企业本质上是低效率的落后产能，就应该赶紧被淘汰？谁也不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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