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很多人物前期都能听取别人意见，但后期大多偏执己见不肯采纳别人意见？
《三国演义》这部宏大的历史小说，塑造了无数性格鲜明的人物。观察这些人物的成长轨迹，确实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角色在故事的早期，尚处在事业起步阶段，或在乱世中摸索前行时，能够虚心纳谏，听取部下的建议，表现出相对开阔的胸襟。然而，随着他们的地位上升，权势渐长，经验积累，乃至胜利的荣耀加身，不少人却逐渐变得固执己见，难以听进不同意见，甚至将忠诚的劝谏视为忤逆。
究其原因，这其中既有角色自身性格的演变，也有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更是作者匠心独运，通过这种“由开明到偏执”的转变，来刻画人物的复杂性，推动情节发展，并隐含着作者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
早期虚心纳谏，为何后期走向偏执？
我们不妨从几个代表性的人物身上来细看这一转变：
刘备： 早期刘备在颠沛流离之际，求贤若渴，无论是张飞的鲁莽直言，还是关羽的忠心耿耿，他都愿意倾听。尤其是在依附曹操时，听取了简雍关于“不与操同席”的建议，虽然显得有些小家子气，但也体现了他早期对部下个人意见的重视。然而，到了后期，成为汉中王，尤其是为关羽报仇，出兵伐吴时，诸葛亮、赵云等人都极力劝谏，认为时机不成熟，应当安抚百姓，稳定内部。但刘备被复仇的火焰冲昏了头脑，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最终导致夷陵之败，成为他一生最大的遗憾。这背后，有失去结义兄弟的巨大悲痛，但更多的是权力地位上升后，自身意志的强化，以及对“王道”的执念，让他难以容忍一丝一毫的阻碍。
曹操： 曹操前期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能够容纳不同出身、不同性格的人才，并采纳他们的建议。例如，在与袁绍对峙官渡时，许攸献计偷袭乌巢，曹操虽对此计存疑，但最终采纳，并亲自率兵执行，一战定乾坤。这是他雄才大略，能够听取关键时刻“奇谋”的体现。然而，随着势力壮大，尤其是当他被封为魏王，权势达到顶峰时，他的一些决策也逐渐显露出刚愎自用的倾向。比如，在赤壁之战前，虽然有部下劝谏其北征，但不听，执意南下；在某些战术安排上，也显露出对自身判断的绝对自信。当然，与刘备相比，曹操的偏执相对而言并没有那么“毁灭性”，或许是因为他本身就具备强大的个人能力和决断力，即使有少量错误决策，也能被其整体才能所弥补。但其后期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策略的坚持，对荀彧等人的猜忌，也预示着其思维方式的僵化。
诸葛亮： 即使是智慧的化身诸葛亮，也并非完美无缺。虽然他一生都致力于辅佐刘备和刘禅，大部分时间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形容，但他后期的一些决策也并非完全听取所有人的意见。比如，在蜀汉国力日渐衰弱的情况下，他坚持北伐，耗费国力。虽然其北伐的理由冠冕堂皇，是实现兴复汉室的宏愿，但反对的声音也并非没有，例如一些主张休养生息的官员。诸葛亮之所以如此坚持，除了个人政治抱负之外，也与他手中掌握的绝对权力，以及对自身判断的极度自信有关。长期的独揽大权，使得他更习惯于独自决策，也可能让他在听取不同意见时，反而更容易将它们纳入自己的既定框架进行分析，而非从根本上动摇其核心战略。
孙权： 孙权年轻时，能听取周瑜、鲁肃、吕蒙等人的建议，在赤壁之战中联合刘备抗曹，并在之后收服荆州，这些都展现了他卓越的政治眼光和用人能力。然而，到了晚年，孙权却出现了严重的“晚节不保”现象。他疏远有能力的宗室和老臣，任用奸臣，并且在继承人问题上摇摆不定，导致朝堂混乱。这些后期表现，与他早期能够虚心听取周瑜等人的建议，形成鲜明对比。这其中，有年老体衰，判断力下降的因素，但更多的是长期处于权力中心，滋生了猜忌和任性，尤其是在晚年，对身边亲信的盲目信任，和对反对声音的排斥，是他走向偏执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
这种“由开明到偏执”的转变，并非偶然，背后有多重原因：
1. 权力的腐蚀与地位的固化： 随着地位的上升，人们往往更容易被权力所“腐蚀”。曾经的谦卑和虚心，被一种“我说了算”的自信所取代。当一个人习惯了发号施令，习惯了所有人都在围绕他转时，他也就失去了倾听不同声音的动力和能力。地位的固化也使得他们更不容易感受到来自下属的“威胁”或“挑战”，反而更容易被那些阿谀奉承的声音所包围，从而形成信息茧房。
2. 经验的累积与“过度自信”： 随着阅历的增长，尤其是经历过许多成功的战役和决策，人们很容易产生“过度自信”，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规律，能够预测一切。这种“我什么都经历过”的心态，反而会让他们忽视新的、未知的可能性，也让他们难以接受与自己既有经验相悖的意见。他们会认为，别人的建议是“不识大体”、“见识浅薄”。
3. 目标与信念的僵化： 许多人物在早期，可能还没有形成非常明确的、固定的目标。他们更愿意探索和尝试。但一旦目标确立，并且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尤其是在多次取得阶段性成功后，这种目标和信念就会变得异常坚定，甚至到了僵化的地步。任何试图改变或质疑这个目标的声音，都会被视为对他们整个价值体系的否定。
4. 情感因素的干扰： 尤其是对于像刘备这样情感丰富的人物，在经历亲人离散、生死考验后，某些执念会根深蒂固。比如，对刘氏江山的忠诚，对兄弟情义的看重。这些情感一旦与现实政治的理性决策相冲突，就很容易导致偏执。为关羽报仇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情感的驱动力压倒了理性的分析。
5. 环境的改变： 早期，人物可能身处弱势，需要依靠他人的智慧和支持才能生存。一旦强大起来，周围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曾经能直言进谏的诤臣，可能因为地位变化、被排挤，或者因为恐惧而不敢再直言。而那些敢于直言的人，也可能被视为“扫兴”或“不合时宜”。
作者的用意何在？
《三国演义》作者通过刻画人物“由开明到偏执”的转变，并非仅仅是为了展现人性的弱点，更是为了：
增加人物的复杂性和真实感： 完美的人物是脱离现实的。通过展示人物的成长和变化，甚至包括他们的缺点和局限性，使得这些角色更加立体、丰满，也更贴近真实的个体。
警示世人，强调“虚怀若谷”的重要性： 这种转变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告诫。无论一个人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地位有多高，都不能因此而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保持谦逊，虚心听取意见，才能避免走向衰败。
深化对历史规律的探讨： 历史上许多王朝的兴衰，很多时候都与统治者晚年的刚愎自用、拒绝纳谏有关。作者通过《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塑造，也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这一历史规律。
推动情节发展，制造戏剧冲突： 人物的偏执往往是引发重大事件和冲突的导火索。例如，刘备的偏执直接导致了夷陵之败，孙权的晚年昏聩则带来了吴国的动荡。这些都是小说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三国演义》中许多人物从早期虚心纳谏到后期偏执己见的变化，是作者对人性、权力、地位以及历史进程深刻洞察的体现。它告诫我们，即使是再有能力、再有智慧的人，也需要时刻警惕内心的傲慢与固执，唯有保持一颗开放和谦逊的心，才能在漫长的岁月里，不迷失方向，成就真正的伟业。这种转变，正是《三国演义》作为一部不朽巨著的魅力所在。
究其原因，这其中既有角色自身性格的演变，也有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更是作者匠心独运，通过这种“由开明到偏执”的转变，来刻画人物的复杂性，推动情节发展，并隐含着作者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
早期虚心纳谏，为何后期走向偏执？
我们不妨从几个代表性的人物身上来细看这一转变：
刘备： 早期刘备在颠沛流离之际，求贤若渴，无论是张飞的鲁莽直言，还是关羽的忠心耿耿，他都愿意倾听。尤其是在依附曹操时，听取了简雍关于“不与操同席”的建议，虽然显得有些小家子气，但也体现了他早期对部下个人意见的重视。然而，到了后期，成为汉中王，尤其是为关羽报仇，出兵伐吴时，诸葛亮、赵云等人都极力劝谏，认为时机不成熟，应当安抚百姓，稳定内部。但刘备被复仇的火焰冲昏了头脑，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最终导致夷陵之败，成为他一生最大的遗憾。这背后，有失去结义兄弟的巨大悲痛，但更多的是权力地位上升后，自身意志的强化，以及对“王道”的执念，让他难以容忍一丝一毫的阻碍。
曹操： 曹操前期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能够容纳不同出身、不同性格的人才，并采纳他们的建议。例如，在与袁绍对峙官渡时，许攸献计偷袭乌巢，曹操虽对此计存疑，但最终采纳，并亲自率兵执行，一战定乾坤。这是他雄才大略，能够听取关键时刻“奇谋”的体现。然而，随着势力壮大，尤其是当他被封为魏王，权势达到顶峰时，他的一些决策也逐渐显露出刚愎自用的倾向。比如，在赤壁之战前，虽然有部下劝谏其北征，但不听，执意南下；在某些战术安排上，也显露出对自身判断的绝对自信。当然，与刘备相比，曹操的偏执相对而言并没有那么“毁灭性”，或许是因为他本身就具备强大的个人能力和决断力，即使有少量错误决策，也能被其整体才能所弥补。但其后期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策略的坚持，对荀彧等人的猜忌，也预示着其思维方式的僵化。
诸葛亮： 即使是智慧的化身诸葛亮，也并非完美无缺。虽然他一生都致力于辅佐刘备和刘禅，大部分时间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形容，但他后期的一些决策也并非完全听取所有人的意见。比如，在蜀汉国力日渐衰弱的情况下，他坚持北伐，耗费国力。虽然其北伐的理由冠冕堂皇，是实现兴复汉室的宏愿，但反对的声音也并非没有，例如一些主张休养生息的官员。诸葛亮之所以如此坚持，除了个人政治抱负之外，也与他手中掌握的绝对权力，以及对自身判断的极度自信有关。长期的独揽大权，使得他更习惯于独自决策，也可能让他在听取不同意见时，反而更容易将它们纳入自己的既定框架进行分析，而非从根本上动摇其核心战略。
孙权： 孙权年轻时，能听取周瑜、鲁肃、吕蒙等人的建议，在赤壁之战中联合刘备抗曹，并在之后收服荆州，这些都展现了他卓越的政治眼光和用人能力。然而，到了晚年，孙权却出现了严重的“晚节不保”现象。他疏远有能力的宗室和老臣，任用奸臣，并且在继承人问题上摇摆不定，导致朝堂混乱。这些后期表现，与他早期能够虚心听取周瑜等人的建议，形成鲜明对比。这其中，有年老体衰，判断力下降的因素，但更多的是长期处于权力中心，滋生了猜忌和任性，尤其是在晚年，对身边亲信的盲目信任，和对反对声音的排斥，是他走向偏执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
这种“由开明到偏执”的转变，并非偶然，背后有多重原因：
1. 权力的腐蚀与地位的固化： 随着地位的上升，人们往往更容易被权力所“腐蚀”。曾经的谦卑和虚心，被一种“我说了算”的自信所取代。当一个人习惯了发号施令，习惯了所有人都在围绕他转时，他也就失去了倾听不同声音的动力和能力。地位的固化也使得他们更不容易感受到来自下属的“威胁”或“挑战”，反而更容易被那些阿谀奉承的声音所包围，从而形成信息茧房。
2. 经验的累积与“过度自信”： 随着阅历的增长，尤其是经历过许多成功的战役和决策，人们很容易产生“过度自信”，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规律，能够预测一切。这种“我什么都经历过”的心态，反而会让他们忽视新的、未知的可能性，也让他们难以接受与自己既有经验相悖的意见。他们会认为，别人的建议是“不识大体”、“见识浅薄”。
3. 目标与信念的僵化： 许多人物在早期，可能还没有形成非常明确的、固定的目标。他们更愿意探索和尝试。但一旦目标确立，并且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尤其是在多次取得阶段性成功后，这种目标和信念就会变得异常坚定，甚至到了僵化的地步。任何试图改变或质疑这个目标的声音，都会被视为对他们整个价值体系的否定。
4. 情感因素的干扰： 尤其是对于像刘备这样情感丰富的人物，在经历亲人离散、生死考验后，某些执念会根深蒂固。比如，对刘氏江山的忠诚，对兄弟情义的看重。这些情感一旦与现实政治的理性决策相冲突，就很容易导致偏执。为关羽报仇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情感的驱动力压倒了理性的分析。
5. 环境的改变： 早期，人物可能身处弱势，需要依靠他人的智慧和支持才能生存。一旦强大起来，周围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曾经能直言进谏的诤臣，可能因为地位变化、被排挤，或者因为恐惧而不敢再直言。而那些敢于直言的人，也可能被视为“扫兴”或“不合时宜”。
作者的用意何在？
《三国演义》作者通过刻画人物“由开明到偏执”的转变，并非仅仅是为了展现人性的弱点，更是为了：
增加人物的复杂性和真实感： 完美的人物是脱离现实的。通过展示人物的成长和变化，甚至包括他们的缺点和局限性，使得这些角色更加立体、丰满，也更贴近真实的个体。
警示世人，强调“虚怀若谷”的重要性： 这种转变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告诫。无论一个人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地位有多高，都不能因此而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保持谦逊，虚心听取意见，才能避免走向衰败。
深化对历史规律的探讨： 历史上许多王朝的兴衰，很多时候都与统治者晚年的刚愎自用、拒绝纳谏有关。作者通过《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塑造，也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这一历史规律。
推动情节发展，制造戏剧冲突： 人物的偏执往往是引发重大事件和冲突的导火索。例如，刘备的偏执直接导致了夷陵之败，孙权的晚年昏聩则带来了吴国的动荡。这些都是小说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三国演义》中许多人物从早期虚心纳谏到后期偏执己见的变化，是作者对人性、权力、地位以及历史进程深刻洞察的体现。它告诫我们，即使是再有能力、再有智慧的人，也需要时刻警惕内心的傲慢与固执，唯有保持一颗开放和谦逊的心，才能在漫长的岁月里，不迷失方向，成就真正的伟业。这种转变，正是《三国演义》作为一部不朽巨著的魅力所在。
网友意见
这是因为这些人物有所功绩成就而且年龄又长的原因，是人的天性还是只是个别人物个性？现代历史有相似名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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