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俞平伯晚年说自己腰斩《红楼梦》有罪?
首先，要明白“腰斩”这个词本身就带着一种贬义，暗示着一种不完整的、破坏性的行为。俞平伯晚年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对《红楼梦》的研究和解读，其实是他对自己学术生涯中一个重要阶段的反思和自我批判。
那么，俞平伯究竟做了什么，让他觉得“腰斩”了《红楼梦》呢？
一、学术研究的核心争议：程高本的定论与脂砚斋评本的崛起
《红楼梦》的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的版本。其中，流传最广、最被大众接受的是程伟元和高鹗整理的“程高本”，也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的120回版本。而在此之前，存在着大量带有“脂砚斋”等前人批语的手抄本，这些本子通常只有前80回，并且在细节上与程高本有所差异。
俞平伯先生，作为中国现代《红楼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学术生涯很大程度上围绕着对《红楼梦》版本的考证和解读展开。他在早期的研究中，尤其是在他的代表作《红楼梦研究》中，对“程高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将其视为研究《红楼梦》的重要依据。虽然他也在书中提及了脂评本的存在，但其研究重心和最终的落脚点，在很多读者和评论者看来，似乎更倾向于认可程高本的完整性和曹雪芹原意。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以脂砚斋评本为代表的早期版本，因其带有“作者自脂”的批语，被越来越多人认为是更接近曹雪芹原笔原意、更具学术价值的文本。这些评语不仅提供了关于情节、人物、思想的宝贵线索，更重要的是，它们揭示了许多程高本中可能被修改、增补甚至歪曲的地方。
二、俞平伯的“罪”从何谈起？
当俞平伯晚年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他意识到自己早期的研究，特别是对程高本的过度倚重，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脂评本的重要价值。他未能充分挖掘脂批的深刻内涵，未能更深刻地去理解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初衷和原貌。
他的“罪”，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
1. 未能尊重和发掘曹雪芹的原笔原意： 很多研究者认为，脂评本是曹雪芹在创作过程中留下的“生命痕迹”，它们是理解曹雪芹创作思路、艺术手法和思想情感最直接的线索。而程高本，尤其是后40回，被普遍认为是后人续写的，虽然也有艺术价值，但与曹雪芹的原意存在距离。俞平伯早期对程高本的肯定，在后来的学者看来，无形中“固化”了对《红楼梦》的某种解读，未能将读者和研究者引向更接近曹雪芹创作初心的方向。他自己也意识到，自己未能“保全”曹雪芹的“全稿”，未能深入探究“脂批”的“密码”。
2. 学术研究的局限性与时代背景： 必须承认，俞平伯进行《红楼梦研究》的年代，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环境和研究方法都还在探索之中。当时的史料、文献的搜集和整理远不如现在便捷。而“程高本”的广泛流传，也构成了当时学术研究的现实基础。俞平伯的开创性研究，在那个时代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和学术贡献。他大胆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爱情小说”，对后世影响深远。但晚年他回过头来看，认识到自己受限于当时的条件，未能突破已有的框架，未能更早地、更深入地拥抱脂评本的重要性，就仿佛是把一本活生生的书，“拦腰截断”，只呈现了部分，而忽略了其完整的生命力。
3. 对《红楼梦》价值的认识深化： 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脂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红楼梦》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它不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被视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制度、人生哲学的深刻反思。俞平伯本人，作为一位文化大家，他对《红楼梦》的感情也日益深厚。晚年的他，可能感到自己在年轻时对这部巨著的理解不够全面、不够深刻，未能完全领会其“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 त्यांचे无怨言”的沉痛与深邃。这种深刻的体悟，让他觉得自己在学术研究上，对这部“人间一部奇书”有所亏欠。
4. 自我反省与谦逊的态度： 俞平伯是一位非常谦逊的学者。他能够认识到自己在学术研究中的不足，并用“罪”这样的词来表达，恰恰体现了他对《红楼梦》的敬畏之心，以及对学术严谨性的追求。一个真正的学者，永远不会认为自己已经穷尽了真理，总会保有不断反思和学习的态度。他晚年的这番话，与其说是一种自责，不如说是一种对学术真理的不懈追求，以及对曹雪芹创作心血的深深敬意。他将自己比作“罪人”，是对自己研究方法和结论的一种反思，希望后来的研究者能够汲取教训，做得更好。
三、为什么说“腰斩”而非“篡改”？
俞平伯用“腰斩”而非“篡改”，也很有意思。“篡改”更侧重于恶意修改，而“腰斩”则更像是由于某种原因（比如作者未完成、传播过程中的断裂）而导致的不完整性。俞平伯在此可能是在反思，他虽然没有故意去篡改《红楼梦》，但他早期对程高本的倾向性研究，在客观上给读者造成了一种“程高本即是完整版”的印象，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斩断”了读者对脂评本的深入探索，也未能充分发挥脂批的价值。这就像是他在研究的“过程中”，没有能够“保全”住曹雪芹的原著，而是让它在流传和被理解的过程中，留下了一些遗憾。
总而言之，俞平伯晚年说自己“腰斩”《红楼梦》有罪，是他对自己学术生涯中一个重要阶段的反思和自我批判。他反思的是自己早期研究对程高本的倚重，未能充分挖掘脂评本的价值，未能更深地触及曹雪芹的原笔原意。这既是对学术严谨性的追求，也是对《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的敬畏和热爱。这番话，也成为了后来红学研究者重要的一个警示和反思点。
网友意见
@庵溪 小友回答的比较全面，再补充一些，不对俞先生妄加揣测，说点资料供参考。
首先题主看的这个《红楼梦辩》初次出版于1923年，当时大家讨论红学是基于程本和戚本的区别。戚序本好像是1912年左右出版，在那之前，只有一种红楼梦版本就是120回的程本，戚本一出来，大家发现不对了，以前读的版本有问题，这牵扯出后几十回的考证。
当时的民国大佬都读戚序本，不读程乙本了，比如鲁迅、张爱玲等。
现在红楼梦的考证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当时考证范围有限，脂本只有一个戚序本，那时候甲戌本、庚辰本这些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抄本都还没出来。这导致了两个问题：
1、因为不复杂，就很容易得出结论，同时考证的点也有限，不会很扩散到很细致的论点。
2、关于一些细致的结论，很容易出错。
但具体到《红楼梦辩》，即使现在看来，俞平伯对后十回的考证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任何问题。他对续书者高鹗的评价也非常公道，即功大于过，这个也没有任何问题。
俞平伯晚年说出这样的话，千万别以为俞平伯是在推翻自己过去对后十四回的论断，比如关于“后四十回是作者原笔”这样吓人的话。好好看看俞平伯的这本书就知道，他的论据论断都非常谨慎，是无法推翻的。
这里要提几点常识：1、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后40回是高鹗所续，所以严谨的说法是无名氏续。2、@庵溪 提到的梦稿本，也就是杨藏本是个百衲本，说是程乙本的底本，这个是过去的论断，已经被推翻了，杨本的后40回是根据程乙本补抄的。程本有好几个底本应该，但不会是杨本，梦觉主人序本更可能是其底本之一。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反复的现象，问题在于，多一种手抄本，会导致很多论证的结果不同。打个简单的比方，红迷朋友都熟悉的张爱玲的《红楼梦魇》，读这本书两个感觉，一是张爱玲真的非常厉害，记忆力、逻辑推理能力惊人，二是张的很多论断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因为张爱玲研究的时候，有好几个重要脂本她没看到过，比如列藏本、梦觉本等。还是前面那句话，多一种手抄本参考，论断就发生了偏差。
现今10几个手抄本，俞平伯当时看到的只有戚序本，但戚序本的价值远不如甲戌本、庚辰本甚至列藏本。
俞平伯自己勘校过一个版本，就是人民文学现在还在发行的一个版本，俗称人文旧校本，拿戚序本作底本勘的，现在看来价值没那么大，但作为红学最有影响力的人，他的勘校对后世造成了一些不好影响。举例：
第27回黛玉的葬花词：
庚辰本：花谢花飞花满天
甲戌本、戚序本、程本：花谢花飞飞满天
这里一个是花一个飞，个人的理解是，飞比花好，花用的合理，但呆板。飞字却出人意料，带活了整个场景，是推敲之笔，如果作者在这个字上做过推敲，一定不会把飞改成花。
这应该是一处庚辰本的误抄。
但俞平伯舍弃自己的底本戚序本的文字，从了庚辰本（俞平伯勘校大概是50年代的事儿，已经在参考庚辰本了），这让人很惊讶，我一度怀疑是不是我的感觉出了问题，俞平伯是一代宗师，古典文学的大家，而我一个贩夫走卒，怎能怀疑俞先生呢。
但后来我发现还不在这一个地方，俞平伯在不少地方会舍弃更好的文字，有几处我发现了一个细微的共同点，那就是这些地方都受到程本牵连。
俞平伯自己也说程高本有好的地方，但到了勘校这种细微之处，他还是表现出了对程本的一种抗拒本能，几乎到了无论好坏，他都觉得程本不可取。
再举个例子，比如芦雪广，这个广字现在证明了作者原笔是正确的，但过去200年来，难倒了各路大学者大专家，包括俞平伯。退一步讲，既然大家都觉得“广”字不对，那宁可选程高本的“亭”也不愿选戚序本的“庵”，明摆着的，亭说的通，庵说不通啊，芦雪广既不是个尼姑庙，也不是个书斋，凭啥用“庵”呢，俞平伯这一定了“庵”，大家一麻溜的都改庵了。其实都错了。
说到底，红楼梦的复杂程度超过常人想象，一个严谨的学者，任何人都会在红楼梦上栽跟头，俞平伯也不例外。
另外关于脂批也不得不提，第一回甄士隐《好了歌》的注解里，有一种脂批分别对应书中的人物，
大家看看标红的批语，过去太看重脂批，就拿这些批语来研究人物结局，这种读红楼的方法已经错了，还谈什么研究，俞平伯晚年说他后来才发现，这个好了歌其实包含着更大的格局，根本就不是以前认为的，单对应那几个人。多明白啊，如果单对应那几个人，就导致读者猜来猜去，时间一长就搞成谍报密码来解红楼了，
这说明晚年的俞平伯眼界更大，格局更高。很多事儿，他确实想明白了。
但他说自己和胡适是千古罪人，他这又是太看重自己了。其实对《红楼梦》来说，千古罪人只有一个，就是那个弄丢后几十回原稿的曹雪芹的某亲友，其他人，从程伟元高鹗，到胡适俞平伯，甚至周汝昌等人，都不过是个过客，都别以大功人或大罪人自居。
我觉得这个是真怄气的话，虽然上面说了这么多，但真的很可能跟上面无关。
看看俞平伯后来的经历就知道了。
1949年1月，俞平伯与北京文化界、教育界民主人士及北京大学、北师大等院校30名教授发表对全面和平书面意见，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
1954年11月5日，《人民日报》登出了题为《肃清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兼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错误观点和方法》一文。
俞平伯所在的文学研究所从1954年11月25日至12月27日，共召开了6次批判会。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从10月31日至次年2月8日，共召开8次批判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协也召开联席会议，并组织了专题批判小组。据统计，仅1954年10月24日到年底1个多月的时间里，共组织各种层次的座谈会、批判会110多次，发表批判文章500多篇。这期间，俞平伯忙得晕头转向。他的任务是哪里有批判会就到哪里。
当批判胡适的文章劈天盖地、绵延不绝而来时，作为胡适的弟子，俞平伯不得不表态。1955年3月15日，《文艺报》半月刊第五期刊登了俞平伯的检讨：《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检讨发表后，俞平伯也就从这场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中淡出了。
好了，相信这个就是真正答案，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人，被批斗也就算了，还要背叛恩师，还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来研究《红楼梦》。
你告诉我，用马克思的思维如何研究红楼梦？马克思他读过《红楼梦》吗？而且，批斗他的领头者都是一帮红学家，都是同道中人……
说自己是罪人就够了，为啥还带上胡适？
这应该就是标准答案。
他有委曲，也恨不得像老舍那样干净的活着干净的死去，可是……
老了说这句话，就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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