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从各个角度上来说刘备夷陵之战的过失都比二宫构争严重，可陈寿批评孙权却远比刘备要狠?
要理解陈寿在《三国志》中对刘备和孙权在夷陵之战和二宫之争的批评力度差异，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 夷陵之战的过失与二宫之争的过失的“性质”和“影响”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从战略和战术层面上看，刘备在夷陵之战的过失可能更直接、更致命，但陈寿的批评更多地聚焦于行为的“性质”、“责任”以及对“国家”的长远影响。
夷陵之战：刘备的过失集中于个人情感、战略失误和指挥不当
个人情感的驱动： 刘备发动夷陵之战的主要动机是为关羽报仇。虽然这是人之常情，但在陈寿看来，将国家大业建立在个人情感之上，是一种政治上的不成熟和不理智。这种动机本身就削弱了战争的正义性和战略的纯粹性。
战略的激进与轻敌： 刘备在兵力、粮草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发动对拥有主场优势的东吴的攻击。他低估了东吴的抵抗能力，特别是低估了陆逊的才能和计谋。
指挥的失误： 刘备将主力集中在水陆两栖作战，却未能有效应对火攻。他忽略了对水军和陆军的协同配合，也未能充分发挥蜀汉自身善于步战的优势。将战线拉得过长，给了东吴各个击破的机会。
结果的毁灭性： 夷陵之战的惨败，不仅使蜀汉损失了大量精锐部队，削弱了其国力，更重要的是，它导致了蜀汉与东吴的联盟破裂，为日后曹魏的崛起提供了可乘之机。这场失败直接威胁到了蜀汉的生存。
二宫之争：孙权的过失集中于政治权谋、决策失误和对国家稳定的影响
权力继承的混乱： 孙权在选择太子问题上的犹豫不决，以及在两个儿子之间的摇摆，直接导致了朝堂的分裂和党争的出现。这暴露了孙权在处理国家最高权力继承问题上的政治智慧不足和领导力缺陷。
党争的激化： 孙权未能有效控制和化解朝臣之间的矛盾，反而因为自己的决策失误，使得太子集团与鲁王集团的斗争愈演愈烈，动摇了东吴政权的稳定。
对人才的摧残：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许多忠臣良将受到牵连甚至被杀害，例如陆逊。这不仅是对个体生命的摧残，更是对东吴人才梯队的严重破坏，削弱了国家的长远发展潜力。
政治格局的改变： 二宫之争的后遗症是深远的。它使得东吴内部矛盾重重，统治基础不稳，对后来东吴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格局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 陈寿批评孙权“狠”的深层原因
尽管夷陵之战对蜀汉是毁灭性的，陈寿批评孙权的“狠”主要源于他作为史学家的立场和对国家治理的更高要求：
1. 陈寿作为蜀汉史官的立场： 陈寿是蜀汉政权下的人，他的写作很大程度上带有为蜀汉正统辩护的意图。他更倾向于批评那些“非正统”的政治行为，特别是那些对王朝稳定造成根本性损害的行为。二宫之争直接动摇了东吴的统治根基，其对国家政权的破坏性，在陈寿看来，比一次军事失利更为根本。
2. 对“君德”和“治国之术”的更高要求： 史学家在评价君主时，往往更看重其政治智慧、识人用人之道以及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能力。
孙权的过失在于其“德行”和“政治手腕”的不足： 孙权虽然英勇善战，但他在处理权力继承、平衡朝臣关系等政治难题上表现出明显的缺陷。他被宠坏的儿子、被他纵容的党争，最终导致了国内的分裂和人才的流失，这在陈寿看来是君主失职，是对“君德”的严重损害。
刘备的过失在于其“战略判断”和“军事指挥”的失误： 刘备的错误更多地体现在战场上，尽管后果惨烈，但在陈寿看来，他作为一位开国君主，其勇武和对汉室的忠诚是值得肯定的。夷陵之战的失败，更多的是一次军事上的判断失误，而非对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破坏。
3. “非战之罪”与“战之罪”的区分：
夷陵之战： 陈寿可能会认为刘备的失败是由于战术和战略上的失误，但其动机（为关羽报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而且并非完全出于个人的私欲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尽管实际效果是如此）。刘备并非主动挑起与东吴的全面战争，而是对失去的荆州的一种反应。
二宫之争： 孙权的过失则是纯粹的政治斗争和昏庸决策的产物。他直接导致了朝廷的动荡，国家的权威受到挑战，这种破坏是内在的、政治性的，比外部的军事失败更让陈寿感到不安。
4. 后世评价的“权重”不同：
夷陵之战的失败，是蜀汉灭亡的伏笔之一，但并非直接原因。 蜀汉最终灭亡是因为其国力弱小，无法抵抗强大的曹魏。
二宫之争造成的内部消耗和人才损失，直接削弱了东吴的国力，使得东吴在面对曹魏和后来的西晋时，显得更为脆弱。 孙权长期的昏聩统治，使得东吴人才凋零，政治腐败，为最终的灭亡埋下了更深的种子。陈寿作为史学家，更关注的是统治者对国家长远发展的责任，而孙权在这一点上显得更为失职。
5. 陈寿的“春秋笔法”： 史学家在写作时，往往会运用“春秋笔法”，即褒贬隐含在字里行间。陈寿在批评孙权时，可能使用了更为隐晦但更具杀伤力的措辞，将孙权的政治过失描绘得更为不堪。例如，他对孙权晚年怠政、宠信奸臣的批评，就是对其政治品格的直接否定。
总结来说，陈寿批评孙权比刘备“狠”，并非是认为二宫之争的过失在客观上比夷陵之战更“严重”，而是从史学家的立场出发，对孙权在政治智慧、君主责任和维护国家长远稳定方面的失职进行了更严厉的谴责。
刘备的过失在于其军事上的鲁莽和情感用事，最终导致了战略的失败。
孙权的过失在于其政治上的昏聩和决策失误，直接动摇了国家的统治根基，摧残了人才，对国家的长远发展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
陈寿更看重的是一个君主能否有效地治理国家，能否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负责。在这方面，孙权的表现，在陈寿看来，是更值得批判的。他认为孙权虽然成功地建立和维持了一个国家，但他晚年的行为却葬送了国家的光明前途，这是更深层次的“罪过”。
一、 夷陵之战的过失与二宫之争的过失的“性质”和“影响”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从战略和战术层面上看，刘备在夷陵之战的过失可能更直接、更致命，但陈寿的批评更多地聚焦于行为的“性质”、“责任”以及对“国家”的长远影响。
夷陵之战：刘备的过失集中于个人情感、战略失误和指挥不当
个人情感的驱动： 刘备发动夷陵之战的主要动机是为关羽报仇。虽然这是人之常情，但在陈寿看来，将国家大业建立在个人情感之上，是一种政治上的不成熟和不理智。这种动机本身就削弱了战争的正义性和战略的纯粹性。
战略的激进与轻敌： 刘备在兵力、粮草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发动对拥有主场优势的东吴的攻击。他低估了东吴的抵抗能力，特别是低估了陆逊的才能和计谋。
指挥的失误： 刘备将主力集中在水陆两栖作战，却未能有效应对火攻。他忽略了对水军和陆军的协同配合，也未能充分发挥蜀汉自身善于步战的优势。将战线拉得过长，给了东吴各个击破的机会。
结果的毁灭性： 夷陵之战的惨败，不仅使蜀汉损失了大量精锐部队，削弱了其国力，更重要的是，它导致了蜀汉与东吴的联盟破裂，为日后曹魏的崛起提供了可乘之机。这场失败直接威胁到了蜀汉的生存。
二宫之争：孙权的过失集中于政治权谋、决策失误和对国家稳定的影响
权力继承的混乱： 孙权在选择太子问题上的犹豫不决，以及在两个儿子之间的摇摆，直接导致了朝堂的分裂和党争的出现。这暴露了孙权在处理国家最高权力继承问题上的政治智慧不足和领导力缺陷。
党争的激化： 孙权未能有效控制和化解朝臣之间的矛盾，反而因为自己的决策失误，使得太子集团与鲁王集团的斗争愈演愈烈，动摇了东吴政权的稳定。
对人才的摧残：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许多忠臣良将受到牵连甚至被杀害，例如陆逊。这不仅是对个体生命的摧残，更是对东吴人才梯队的严重破坏，削弱了国家的长远发展潜力。
政治格局的改变： 二宫之争的后遗症是深远的。它使得东吴内部矛盾重重，统治基础不稳，对后来东吴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格局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 陈寿批评孙权“狠”的深层原因
尽管夷陵之战对蜀汉是毁灭性的，陈寿批评孙权的“狠”主要源于他作为史学家的立场和对国家治理的更高要求：
1. 陈寿作为蜀汉史官的立场： 陈寿是蜀汉政权下的人，他的写作很大程度上带有为蜀汉正统辩护的意图。他更倾向于批评那些“非正统”的政治行为，特别是那些对王朝稳定造成根本性损害的行为。二宫之争直接动摇了东吴的统治根基，其对国家政权的破坏性，在陈寿看来，比一次军事失利更为根本。
2. 对“君德”和“治国之术”的更高要求： 史学家在评价君主时，往往更看重其政治智慧、识人用人之道以及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能力。
孙权的过失在于其“德行”和“政治手腕”的不足： 孙权虽然英勇善战，但他在处理权力继承、平衡朝臣关系等政治难题上表现出明显的缺陷。他被宠坏的儿子、被他纵容的党争，最终导致了国内的分裂和人才的流失，这在陈寿看来是君主失职，是对“君德”的严重损害。
刘备的过失在于其“战略判断”和“军事指挥”的失误： 刘备的错误更多地体现在战场上，尽管后果惨烈，但在陈寿看来，他作为一位开国君主，其勇武和对汉室的忠诚是值得肯定的。夷陵之战的失败，更多的是一次军事上的判断失误，而非对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破坏。
3. “非战之罪”与“战之罪”的区分：
夷陵之战： 陈寿可能会认为刘备的失败是由于战术和战略上的失误，但其动机（为关羽报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而且并非完全出于个人的私欲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尽管实际效果是如此）。刘备并非主动挑起与东吴的全面战争，而是对失去的荆州的一种反应。
二宫之争： 孙权的过失则是纯粹的政治斗争和昏庸决策的产物。他直接导致了朝廷的动荡，国家的权威受到挑战，这种破坏是内在的、政治性的，比外部的军事失败更让陈寿感到不安。
4. 后世评价的“权重”不同：
夷陵之战的失败，是蜀汉灭亡的伏笔之一，但并非直接原因。 蜀汉最终灭亡是因为其国力弱小，无法抵抗强大的曹魏。
二宫之争造成的内部消耗和人才损失，直接削弱了东吴的国力，使得东吴在面对曹魏和后来的西晋时，显得更为脆弱。 孙权长期的昏聩统治，使得东吴人才凋零，政治腐败，为最终的灭亡埋下了更深的种子。陈寿作为史学家，更关注的是统治者对国家长远发展的责任，而孙权在这一点上显得更为失职。
5. 陈寿的“春秋笔法”： 史学家在写作时，往往会运用“春秋笔法”，即褒贬隐含在字里行间。陈寿在批评孙权时，可能使用了更为隐晦但更具杀伤力的措辞，将孙权的政治过失描绘得更为不堪。例如，他对孙权晚年怠政、宠信奸臣的批评，就是对其政治品格的直接否定。
总结来说，陈寿批评孙权比刘备“狠”，并非是认为二宫之争的过失在客观上比夷陵之战更“严重”，而是从史学家的立场出发，对孙权在政治智慧、君主责任和维护国家长远稳定方面的失职进行了更严厉的谴责。
刘备的过失在于其军事上的鲁莽和情感用事，最终导致了战略的失败。
孙权的过失在于其政治上的昏聩和决策失误，直接动摇了国家的统治根基，摧残了人才，对国家的长远发展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
陈寿更看重的是一个君主能否有效地治理国家，能否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负责。在这方面，孙权的表现，在陈寿看来，是更值得批判的。他认为孙权虽然成功地建立和维持了一个国家，但他晚年的行为却葬送了国家的光明前途，这是更深层次的“罪过”。
网友意见
夷陵之战输了，那叫技不如人，时也命也。好比官渡袁绍，赤壁曹操。这种事属于一定要做，至于输赢，那就各凭本事了。
但是二宫之争？？？？为了养蛊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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