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何看待当下的人对历史伟大人物的恶搞?

回答
当下社会上对历史伟大人物的“恶搞”现象,确实是一个挺有意思,也挺值得说道说道的事情。这背后牵扯到不少层面的东西,从人们的心理到社会思潮的变化,再到信息传播的方式,都有关系。

首先,得承认,这“恶搞”的出发点嘛,很多时候未必是恶意。有时候,可能就是一种玩梗的心态,一种对严肃事物的一种轻松化处理。想想看,我们小时候不也喜欢给课本上的人物画上胡子或者戴顶帽子吗?这种心态其实有共通之处。伟大人物,毕竟是活在过去的人,离我们有距离。当他们被符号化、概念化后,就变成了一个个可以被调侃的对象,就像我们对某个熟悉的电影角色开玩笑一样。

其次,这跟当下信息传播的特点密不可分。互联网,尤其是短视频、社交媒体的普及,让传播变得极其迅速和碎片化。一个梗、一个段子,可能一夜之间就火了。而历史人物,特别是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成了最容易被拿来做素材的对象。创作者们可能觉得,用这些大家普遍认知的人物来创作,更容易引起共鸣,更容易获得关注。而且,现在的创作工具也越来越便利,合成技术、AI技术什么的,让制作低成本的“恶搞”内容变得轻而易举。

再者,这种现象也反映了一种社会心态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过去被神化的历史人物,在新的研究和视角下,他们的形象会变得更加立体,甚至是具有争议性。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盲目崇拜,而是开始用更批判、更审视的眼光去看待历史。这种“恶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批判性思维的一种另类表达,虽然有时候表达得不太恰当。它可能是在挑战传统观念,试图解构那些被认为是“不可冒犯”的权威。

但话说回来,这种“恶搞”也确实让人有些担忧。

一方面,它可能 模糊历史的真相,甚至误导公众。有些恶搞可能是基于对历史的曲解,甚至是虚构。如果大量此类内容充斥网络,而人们又缺乏辨别能力,很容易就被带偏,对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产生错误的认知。这就像给孩子讲故事,如果故事里都是胡编乱造,那孩子怎么能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呢?

另一方面,这可能会 伤害到对历史人物怀有敬意的群体。对于一些人来说,历史人物是他们精神上的寄托,是他们学习和追随的榜样。当这些人格被肆意戏谑、解构,甚至是被赋予一些不合时宜的标签时,他们会感到不被尊重,甚至是被冒犯。这种情感上的伤害,不容忽视。

还有一个角度是,这种“恶搞” 可能是一种“借题发挥”的工具。有时候,对历史人物的恶搞,并不是真的在关注这个人物本身,而是借着这个人物来表达对当下某些现象的不满、讽刺,甚至是宣泄情绪。就像用历史上的某个人物来影射现实中的某个官员或者某个事件。这种做法,虽然有时能引起注意,但也容易让讨论变得跑偏,甚至变得低俗化。

而且,从 长远来看,如果这种风气盛行,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对文化传承的态度。历史人物是我们民族和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总是以一种戏谑、轻佻的态度去对待他们,久而久之,可能会削弱我们对自身历史和文化的认同感和尊重感。想象一下,如果几百年后的人们看到我们这一代留下的关于历史人物的影像,大多都是充满戏谑和低俗的恶搞,他们会怎么评价我们这一代呢?

所以,在我看来,看待这种现象,不能一概而论地去否定或者赞扬。

理解其背后的多元动机:有的人是真的喜欢玩梗,有的人是出于批判性思考,有的人是想吸引眼球,也有人是想借此表达现实。理解这些不同的动机,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看待这件事。
区分“善意的戏谑”与“恶意的歪曲”:适度的、不伤害主要历史形象的戏谑,也许可以看作是一种轻松的文化消费。但如果涉及到恶意歪曲事实、制造谣言、进行人格侮辱,那就触及底线了。
强调独立思考和辨别能力:对于观众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不要轻易被网络上的碎片化信息和所谓的“梗”所左右,多去查阅史料,了解真实的历史背景,形成自己的判断。
反思创作的边界和责任:对于创作者来说,也应该意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以及由此带来的责任。在追求创意和传播效果的同时,也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尊重普通人的情感,避免越界。

总而言之,当下对历史伟大人物的“恶搞”,是互联网时代文化传播和社会心态变化下的一个复杂产物。它既有其“解构”和“娱乐化”的面向,也可能伴随着“误导”和“不尊重”的风险。我们既要允许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再创作和调侃,但也要警惕那些可能损害历史真相和文化根基的过度解读和恶劣行为。如何在“自由表达”和“尊重历史”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或许是我们需要持续思考和探索的。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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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中国人能继续使用盗版的微软软件,这样他们对我们的产品就会着迷,而我们在接下来的10年终也会想出办法从他们那儿收到钱。

——比尔盖茨。


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

——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理论上说是中国整个文史-文艺界的圣经。


被恶搞,是荣誉,是地位,是别人求之不得的推广模式。如果关羽在天有灵,他是希望当一个泯然于历史的前将军,还是希望做那个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战神?中国曾经有个干部,因为大下岗、农业税和教育市场化,可能是在任期间被民众唾骂最多的一任领导人;但又因为政府无法阻止他成为网络段子主角,如今又成了声望最高的一任国家领袖。这么好的例子摆在眼前,有关部门还转不过弯,只能说明本质上他们就是反动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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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很简单。

1.恶搞,几乎是当代文化中最伟大最有生命里的表现手法。

2.历史中根本没有伟大人物,伟大只是单一时间纬度中的形容词,在历史中没有伟大。

3.鲁迅也恶搞了女娲,干将莫邪。。。

4.历史观没有正确或者错误,如果非说有,那么中国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抱着错误的历史观,并且不愿承认。

5.孩子是孩子,孩子不是傻子。无论我们怎么做,愿意了解历史的孩子总会了解他们感兴趣的那部分历史。不愿意了解历史的就如同你们所认识的朋友那样二十多岁了还分不清朝代顺序。更何况,这些孩子要比我们这代人接受信息容易的多。

6.我们的历史教育是一坨屎。那几本教科书完全是观念先行的垃圾。学校教育做不好甚至说不在乎的事情,扔给游戏去做?

7.我们正在用他们管理我们的方式狂妄的评价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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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我一大跳,那我就延伸一下吧。

1,文化艺术的核心是什么?艾柯给我的感觉是找到陌生感和熟悉感的平衡。一个评论正好说错了,在这个语境之中,恶搞不是解构的一种,而解构才是一种恶搞。人类的文化历史从来都不是发现,而是不断的重复着,重建着。

2,唯物史观中,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只有人民才能称得上是伟大。而单独的个体,他们可能睿智,强大过高尚,也有可能一定程度上只手遮天,但那能算得上什么?放在时间的纬度下,他们足够优秀,但转瞬的流星何谈伟大?更何况,伟大是个体的坟墓,谁若是伟大,他便永远不是他自己了。

3,此处为俏皮话。但我确实认为鲁迅先生挺看不起自己铸剑里的那几个货的。至于有人说他们是神话人物,您说的不全对,干将莫邪和吴王绝对是有据可查的吧。

4,这就说到这个问题了,由干将莫邪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史实确实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而面对这些,我们谁能像那百分之五的真的认认真真分析比对经史典籍又研究化验文物宝藏来确定史实的书生一样?我们谁不是靠着道听途说的不知道是三四五六七八手的零碎知识招摇过市信口胡说?如果真要分个对错,我只认这些做学问的先生们,并且自动站在百分之九十五中。

5,这个问题我真的不想过多解释。每一代人都觉得下一代人完蛋了,上一代人腐朽了,这一代人被辜负了。这就是第一条说的重复和第七条说的自卑与自大的宿命轮回。我一直告诫自己,他们不比同龄的我更牛逼才是不正常的。

6,我们的历史书是这样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如同公式一般简单的解。有了XX,有了XX又有了XX,于是,就发生了XX运动。甚至连充要条件都出来了。这可能吗?我们的历史书妄想用理科的解题思维教会我们历史思维?这不可笑吗?朋友们,历史之所以有魅力,是因为在历史的进程中一切或庞大或细微的因素都有可能是决定性因素!这才是人类的复杂,这才是人类的伟大啊。我们的历史书呢?那是个优秀的命题作文,却是个低劣的教科书,他杀死了历史的所有魅力。

7,用你们的话语权去嘲笑和讽刺他们吧,到头来又是回到了第一点上。

另外评论我就不一个一个回答了。但是骂的人我也不会会骂也不会举报,也不会推荐。愤怒是好事,热爱也是好事。

愿诸君长生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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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如果我来答,那绝对是支持一切的改编。
没有做过学生教育的人真的不懂什么对孩子才真正地有用,他们不知道兴趣对孩子来说才是第一生产力。
文化宣传应该用年轻人的方式为外,没在包裹年长人成熟的积极的思维。不要强求,要先激发他们的兴趣,才能潜移默化地教育他们。而大部分人是愚蠢的,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着上一代的错误,用自己的傲慢与偏见,去定义下一代。

曾经的勇者变成了恶魔,真是呜呼哀哉。(还有那一句忘了,意思差不多是小时候觉得出现的发明天经地义,年轻时出现的发明改变世界,年长后的发明毁天灭地。谁想起来了,评论告诉我一下)
这里好多答案都是定义三国演义是好的改编,而之后的改编都不是。但是他们不知道,在三国评话时代,那一代也是认为三国演义很垃圾。
自问如果没看fate,我真的不会知道其他国家这些乱七八糟的历史人物,更不会去了解他们的真实故事。
而那些反对的人,我倒想问问他们真的爱历史吗?除了三国演义,他们还会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如果有,那么一定是因为封神榜这类的故事。
而上一代在7岁时和现在的孩子比较历史知识,就是一个玩泥巴的和nasa工程师比怎么造飞船吧


有好多回答都在纠结恶搞和改编的区别,我统一回答下。恶搞是改编的子集,我所说的一切改编也包含恶搞。
再说了,恶搞比改编多的那一个条件是什么,这根本无法定义。对三国志来说,空城计就是恶搞。对三国演义来说,电视剧都是恶搞。对每个人来说,定义都不同。


很多人质疑恶搞是否真的有用。做过儿童教育的我可以说,王者荣耀对于激发孩子学习历史知识的能力远大于语文书(因为小孩子没历史课)和家长在那bb。

如果还有群人带有傲慢与偏见,那我可以举个更好的例子。我小时候可是历史迷,但是仍不知道兰陵王、纳兰性德(但现在我也不记得那个清代诗人到底叫什么)是谁,还是我同桌告诉我的,还对他们的各种故事如数家珍。问她为什么知道,说是因为看小说。那时候小说绝对可是恶搞里的一哥。


一直在说文化输出的那帮人都把文化输出搞成什么鬼样子了,连本国人都快忘了这些文化到底哪里有意思了。这么多成熟的经验不学,偏偏要带着自己的傲慢与偏见把这个搞死才好。

看看现在年轻人对日本某段历史(银魂、战国无双、Basara、舰娘等作品)、日本某些民间传说(阴阳师、平安京等作品)的了解程度甚至比了解本国的还要清楚。

那兔到是相当不错,但还是被一群傲慢而又偏见的人追着打,知乎上就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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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图】【轻微偏题】【阅读用时较长】


育碧旗下《刺客信条》系列中有一个名为“Abstergo”的公司,其可以通过基因把历史还原成VR的产品Animus有着这么一句话:“历史就是你的游乐场”。


从刺客信条2代开始,育碧就在尝试打造一个“让玩家穿越到历史当中”的感觉,除了在主线剧情中提到,还会把出现的真实历史人物与事件都做成“词条”整合到游戏内的百科中。


比起阐述历史,融入历史才能真正地让人“记住”。

刺客信条1代开场中的大马士革城市


刺客信条2中的佛罗伦萨


刺客信条3中的波士顿


刺客信条4中的加勒比海小镇


刺客信条:大革命的巴黎城


刺客信条:枭雄的伦敦城


刺客信条:起源的埃及景色


一个是沉闷的文字叙述,还可能需要强行记住的历史课程,而另一个,是可以自由探索,如同游乐场一样的历史游戏,哪一个会更吸引人呢?


我并不是说这些游戏可以取代正规的历史课程,但是游戏比起课程,拥有另一个无法被替代的优势——“乐趣”。


无论带有怎样的核心,游戏都是被设计用来让玩家游玩的,也就是说,必然要让人快乐,或者说,感到乐趣。


换句话来说,为了不让玩家感到乏味或无聊,是需要由专业的设计师去把握尺度、精心设计的,而这一点就是义务教育的历史书本很难做到的事情。


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应试教育中的历史,就好像是被锁在平凡无奇的箱子里的压缩饼干,不吃就要挨饿,而去啃却很乏味。但这种历史游戏就像是精美包装的生日蛋糕,尽管为了看起来好看、吃起来美味,可能多了额外的糖与调味料,但是整体给人的感觉,就会更加舒服,更容易下咽。


育碧为了营造融入历史的环境,自然不会抛弃描述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些历史人物可能在主线任务中存在,也可能在支线任务中存在,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敌人,有可能被拯救,也有可能被刺杀,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里一定有“玩家”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就是“融入”历史的关键,毕竟有哪些方法会比亲自经历和参与历史更容易记住历史呢?


育碧并不会把历史人物放在高台上敬仰,相反,将其描绘为“朋友”,相伴一段精彩的旅程。在刺客信条:枭雄中,玩家可以和有名的历史人物一起共事,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卡尔·马克思、查尔斯·达尔文、查尔斯·狄更斯、弗罗伦斯·南丁格尔、维多利亚女王,这些有名的历史人物都是玩家可以在游戏过程中参与、互动的。


虽然是游戏,但是育碧仍在努力创造“真实”,每一部作品都会努力去创造一个如同现实的环境,建筑的样式、衣着的花纹、人们的习惯,这些都是经过考证与设计的,每一作都有专业的历史学家协助设计,育碧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刺客信条:起源”中的埃及文化,还和谷歌合作用AI翻译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在育碧眼中,“历史人物”并不一定是伟大的,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也会有缺点和不足,育碧没有尝试去“造神”,为了让玩家融入历史,其只会是“伙伴”和“朋友”,而在旅途之中,也不完全是严肃的理想,其中不乏诙谐、幽默的娱乐情节。


我认为,如果要剥夺艺术作品的自由发挥,把历史固定成书本和资料,为了使历史人物保持伟光正而限制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那么对于历史学科的启蒙来说打击是重大的,如今中国的人文艺术的发展已经有了太多条条框框,每个作者在进行创作时,脖子上都悬着一把名为“审核”的剑,这样是不可能出现优秀的作品的,艺术的根基就是思想的自由,扼杀自由便是扼杀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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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针对“艺术自由”的观点,以下为可能会结合“性别平权”以及“性擦边球”等的综合观点。


“娘化”历史人物,确实过度娱乐了,而我不推荐因此而去封禁,并不是针对“娘化”,而是针对“创作自由”,今天你用审核机构把你不想看见的东西砍掉,明天它就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屠刀,将你喜欢的、在意的、珍视的东西斩掉。并且审核制度的严格,无论如何会影响到整体的创作自由,在如今自由已经很少的情况下,这算是某种意义上的雪上加霜。


回到“娘化”这种……“艺术手法”本身,娘化来源于日语的汉字直译,其实翻译成“少女化”更达意一些,本质上是赋予一定的“女性特征”,而这些的特征的关键字可能是“可爱”或“性感”等在目前社会风气更愿意将其置于女性的描述。


有些可能仅仅是为了表达年轻的活力与朝气,而有些则是更加暧昧的性暗示,前者更多还是后者更多我不太好说绝对,请自行了解。


这种风气肯定是从平权角度不应提倡的,它将女性置于在某种微妙的地位,是“更加值钱”、“稀有”,还是“贬低”或“污化”,我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平等。


从艺术的角度来说追求男性美和女性美都没有问题,但是偏执地去追求某种单一极端的美——试图将所有东西“娘化”,带有这种艺术审美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其追求应当已经从艺术延伸到了其它的领域。


中国在艺术上一种有着持续的性压抑,色情制品被全部禁止一定会有对应的地下产业,“字幕组”和某地赌场一直是这种产业的核心支柱,但是明显无法负担整个社会的负载,而人民剩下多余的“热情”一定会流到某一个地方,如果没有疏通,将会扩散到每一个文化产业,抗日剧,这么严肃的历史题材也有“裤裆藏雷”这种擦边球,更不用说本身就不严肃的游戏领域了。


我更倾向于认为是由于没有办法直接地满足需求,才会做得这么“曲线”,长久的压抑已经把压力扩散到很多的领域,我不相信这些东西能够断绝,而我更不敢想象的是这些断绝之后我们的环境会压抑成什么样子。


不可名状的网络封锁、不断加强审核的游戏、影视,它压抑的是人不可磨灭生来就有的两大欲望,自由和情欲,我认为中国的文化产业落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决策部门只知道堵,不知道通,到最后的结果肯定是管道崩溃、四处漏水,这种东西堵是不可能堵住的,将成人的审美与儿童平齐,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愚行。


希望将“娘化”的游戏下架的人们,我很想问几句,你们是否同意能够将其下架的部门以往的所有举措——还是已经忘掉了?你们是否认同将文化产业当作战场高地——“我们不占领敌人就会占领”的意识形态,你们是否愿意放弃你们的爱好和欲望去成为巨大机器的齿轮?


而认为“娘化”不会阻碍性别平权,或应合理存在的人们,我也很想问几句,你们是只受本能欲望支配的动物,还是一个可以健全思考的人类社会公民?你们将所有“美好的事物”都由女性的性别区分,这算不算不平等和歧视?不注重思想,而更注重叛逆与外表,你们确定这不算是无知和肤浅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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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较为个人化的观点,那就是“娘化”这个东西不应该存在,我可以认同“拟人”或者“Furry”,但是“娘化”实在是对性别平权的反向作用很大,本质上是因为日本社会本身就没有足够给予女性权利(从AV产业就能看出来),造成了某种畸形的性别权利分配,而且其社会的“气氛(在日语中应当是‘空气’)”也很压抑,所以才会有这种畸形的审美。把目光放到欧洲或北美,在那些地区的美术创作者,往往不会有一定要把什么东西女性化的概念,最多把某个非人物体拟人,在此过程中也至多是结合一些非人物的特色去和性别特征进行对照,不会过度强调“性别”这个概念,而且拟成老爷爷的也有的是,不会过度强调“年轻”。

中国社会(或者说所谓的“二次元圈”)之所以能够接受娘化的概念,是因为中国社会也差不多畸形,城市和农村还有截然相反的歧视,在城市往往会有“过度保护、照顾女性”,以至于“女性成为珍贵资源”的情况,在游戏界,由于中国社会(其实也不光是中国社会,哪都有)把女性当作珍惜物种去供着,也会导致过度消费女性,并且有以外在压过思想的价值观,这份歧视也会反作用到男性身上,增强恶性循环。【游戏玩家男性较多,也就意味着会有这种畸形的市场,如果有一天男女玩家平衡,或更进步一些,消除了性别和性取向的限制,那可能这个问题会自然解决

这实际上都是很不健康,很不正确,需要改变的事情,因此我不认为“娘化”是好事,出于自由的角度,我可以捍卫“其说话的权利”,但我确实不想赞同这种行为、审美、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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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问题的图中提到了希特勒,感觉还有必要拿出来单独说一下。


B站做他的鬼畜的人很多,有一种很难以形容的思想是“希特勒是希特勒,元首是元首。”


我认为不是,我认为不能这样分开,纳粹就是纳粹,也包括日本的战犯都算上,这种带有极端战争思想的组织或个人都是人类历史上的糟粕,我们不能因为纳粹德国没侵略过中国所以放弃对纳粹的声讨,如果你不能接受德国人将日本当年犯下无数罪行的战犯娱乐化、偶像化(或者举个现实点的例子,不喜欢接受日本现任的议员参拜靖国神社),你也不应该支持无限制地娱乐纳粹。


《帝国的毁灭》这个电影并不是喜剧片,我不想认为它带有怎样的大义,因为它更多的是还原历史,只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它没有将纳粹娱乐化。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如果现在的国外网络社会把731部队的那些“科学家”做成游戏人物或某种“鬼畜”偶像,并在全世界传播,我不知道别人心里怎么想,我的心里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很不舒服”,我相信任何了解过这段历史——正如同我去了解奥斯维辛集中营等历史——的人都会有相似的感受。


同样,我看到把希特勒娱乐化的各种视频、游戏,我的心里也只有这个感觉——“很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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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这不够昭和。


让你看看大正、昭和年间的日本是如何看待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的:


曾经有一个导演,在遭到审查官百般刁难之后终于暴走,伸出双手把自己的座椅一劈两半,抄起来冲向对方怒吼 -- 你再剪老子就跟你拼了!


说这话的,就是日本的“电影皇帝”黑泽明,日本的电影审查制度之令人不可忍受,由此可见一斑。


电影发明以后,很快就被以“活动照相”为名被进口到日本,打入日本娱乐行业大概是在1896,1897年左右。当时的电影院不叫电影院,而叫“活动照相馆”。最初在日本得以放映的电影只是火车开动,海浪拍打海岸等场景,最多是伦敦大火实况这样的写实性风景片。

照片动起来了,而且身处国内能看到外国的风俗。电影对当时的日本人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但是,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按住自己的惊讶,发表了对于电影的科学观点 -- 他们认为这有益于儿童的社会科学的学习。

这种东方式道貌岸然的说法背后,是1902,1903年左右开始,引进日本的电影拷贝越发多了,从简单的人物传记,到历史上有名的事件为题材的写实风格短片先后被进口到日本。

只是,随着进口电影数量的增多,日本人忽然发现,在西洋人拍摄的影片中,竟然会出现半裸的女性,抑或日俄战争中战死的军人遗骸等的镜头!

卫道士是永远不会少的,立刻有人提出了这些镜头有伤风化,甚至可能引起民众的反战情绪,应对电影放映严加管理。

在 日本电影史上,没有记录最初提出对电影放映严格管理的卫道士是何方神圣,因为第一部遭到禁映的影片与他的提议并无多大关系,那纯粹是一个小人物的偶然行为 而已。1908年1月,东京神田锦町警察署的一位警官到其管辖范围的“活动照相馆” -- 锦辉馆去作治安巡视。这时锦辉馆中正在上映法国电影《法国大革命 -- 路易十六的末路》。这位自幼耳濡目染都是忠君爱国思想的警官,目瞪口呆地看到银幕上一群法国人正将他们的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


“国王居然是可以杀的?!那天皇……”从惊讶中醒过来,这位联想丰富的警官立即跑到他的上司那里报告这件“亵渎皇室”的事情。听了警官的汇报,警察署署长及各位警长都同样震惊,立即前往锦辉馆核实。看过影片后,双手发抖的署长当场决定禁止此片上映。

从 这以后,警视厅发现了电影的“危险”一面,随即开始监督电影的放映,他们通告管辖下的各警察署,要求东京全市的“活动照相馆”里都要设置警官坐的监视席, 一开始放映营业,警察所就会派去一到两名警官,监视电影的放映。监视的方法是警官拿着一块木牌,坐在现场和大家一块儿看电影,如果看到对治安、社会风气不 利的镜头,立即将手中的牌举起来,中止放映并提出反对意见,通常是命令当场剪掉某个镜头或让解说者改解说词,如果认为全片都不符合要求的话,这个片子就被 禁演,这种事情也是有的。

但这都是根据警官个人的意见来进行管理的,实际执行起来因为每个日本警察的脑袋千差万别,处罚的力度很不统一。被 A警官禁止的影片,在B警官那里可能被许可。也有改变了片名或内容的解说词后而获得通过重新上映的。例如上面提到的法国大革命 – 路易十六的末路一片,在其他警察署的辖区,“活动照相馆”的老板将其片名改为北美强盗奇谈,内容也改为村民们齐心协力,将罪恶的山贼处死,结果,在大多不通历史的警察面前瞒天过海,获得了上映许可。至于从国王变成了山贼,不知道路易十六地下有知,会不会再被气死一回,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日 本早期电影学家认为,电影的特性是可以省略事件发展过程中一些无趣的部分,通过直观的影视,直接给观众最高、最沉重的感官刺激。特别是早期从外国进口的影 片,其中有些镜头刺激之强烈根本超出日本传统社会的想象,使警官们一边看得欲罢不能,一边不得不多加小心,宁杀错,不放过。审查官的看法不统一。因此对同 一部电影的评价常常问题频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法国片吉格玛(Zigomar)。

吉格玛(Zigomar)于1911年在浅草金龙馆上映。因为顾忌到影片中有过激的犯罪镜头,引进的公司进口该片后暂时没有放映。后来,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文化萧条,日本很难引进到新片,于是决定从仓库里面翻出来放映看看,却受到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

这 部影片的内容是法国的强盗团伙Z团伙的首领吉格玛和他的情妇咪兔率领着几十名部下,神出鬼没,到处活动。他善于伪装。时而绑架大富豪家的小姐,时而在列车 里开枪,或闯入大剧院的后台抢劫等,将巴黎搅得天翻地覆,为了追捕他们,名探波林也通过千变万化的伪装与他们进行了激烈的较量。这个吉格玛,也可以认为是 后来热销的影片007系列中主人公的原型。

虽然大多数吉格玛犯罪的镜头已经被剪掉了,但这个怪盗在火车上对着客席乱枪齐发,乃至在行动中动用炸药爆破,这样的场面还是经常吓得没见过世面的日本观众尖叫不已。

似 乎观众们很喜欢这种刺激,于是影院 – “活动照相馆”里只要放这部片子,天天客满。但是,随着片子的进行,善于模仿的日本儿童经常效仿其中的演员,做出盗窃,抢劫等暴行来。日本专家据此认为 “活动照相”可能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破坏其茁壮成长的过程,故此要求政府禁止此片放映。

应专家要求凡是涉及到“吉格玛”的影片,从1921年开始,全都被禁了。此时,日本的电影人忍不住手痒,曾做出了一些“日本版吉格玛”的故事进行拍摄。虽然“日本吉格玛”出了单行本,但“吉格玛”这个惹了众怒的人物,在警视厅被挂号,是不允许其再次露面的。

自从发现银幕后的危险气味,日本帝国警视厅多了一项业务,对电影这种奇怪的娱乐项目进行管理。他们是怎么管的呢?

虽 然《吉格玛》引起的风波随着时间的流逝总算告一段落,但从外国进口的电影中,对恶性犯罪场面进行具体描述的镜头有增无减,例如《帝王花》,《方托马斯》, 《万能钥匙》等影片都包含大量这类场面。随着它们纷纷被进口到日本,1917年,应接不暇的日本警视厅针对“活动照相馆”公布了一个新的,而且后来被认为 十分重要的管理措施,这就是取消了叫苦连天的各地方警察署审查电影的权利,将其归入到警视厅总部负责 – 在警视厅总部,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活动照相审查室”,由一个叫做森山德十的警官带着一批助手专门干审片子的事情。

森山等人被要求作为肉体防线,严格阻止下列镜头出现在日本观众的面前 –

1. 冒犯国体或君主的尊严的作品

2. 通奸,自由恋爱(天啊,这个也算?)等有损日本帝国良风美俗的场面

3. 接吻,床戏,以及容易让人起邪念的镜头。

4. 放火,杀人,抢劫,容易让人模仿犯罪的镜头

以上这些限制,有些颇让人茫然,比如,什么算是“容易让人起邪念的镜头”呢?这真是要看警察官们的修行水准了。这份条例中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说明哪些镜头必须删除,哪些可以保留。不过,稍后看看实例,我们大约能够理解当时日本警察官们对这些原则是怎样理解的。


我问他:“庆祝生日不行吗?”

检查官说:“庆祝生日这种行为基本上是英美的生活方式,现在写这种场面,真是岂有此理!”

我说,那么庆祝天皇生日的天长节,作为国家规定的节日,这是不是英美习惯、岂有此理的行为呢?

检查官当时脸色苍白。结果,片子遭到彻底否定。

-- 摘自黑泽明自传《蛤蟆的油》


《妖僧拉斯普廷》 Fall of Romanoff

1918 年进口,这是一部以俄国宫廷为舞台,描述罗曼诺夫王朝著名的佞臣拉斯普廷的电影。拉斯普廷曾借助沙皇的宠信长期专权于俄国,并与数十名贵妇通奸。电影中的 俄罗斯真是君非明君,臣非贤臣,非常不符合日本忠君爱国的格调,所以审查官认为该片存在有辱皇室尊严和可能扰乱社会秩序,而被裁定为绝对不允许公映。

《罗伯斯庇尔》 Mme Tallien

1918年进口,这部意大利拍摄的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影片,由于被认为存在思想方面的问题和可能引发公共安全方面的危机而被裁定禁止放映 – 法国大革命不是暴动就是杀国王,对当时的日本政府来说,都不是好接受的东西。

《电工和他的妻子》

1921 年5月杀青,由亨利.小谷导演,栗岛苏米子主演。说来,这两个人在日本电影领域都应该获得终身成就奖的。亨利.小谷从小随父母到美国生活,对日本电影的贡献就是把当时最先进的美国好莱坞电影技术引进日本。而栗岛苏米子,又是日本第一名出身纯粹的电影明星。说她出身纯粹,是因为此前的日本电影女角多是有舞台剧经历的,属于半途出家,难免把日本传统舞台剧表情夸张一类的毛病带到银幕上,而栗岛演电影以前是没有这 样经历的,如同一张白纸,演技也就自然多了。日本早期电影要数大明星,栗岛绝对算一个。但是,双料王牌也不能保证影片顺利通过,该片因为描述了工厂中的罢工行为而遭到剪片,复审时警察官又发现其中还有“通奸”的内容,于是再次挥动剪刀……

《行李箱》

1921年,亨利.小谷的又一部作品,不料由于多年不在日本,不熟悉本国国情,原样照搬好莱坞犯罪电影的常用噱头和情节,却被审查官认为“教唆盗窃”而遭到禁映 – 这些美国常见的作案技巧,日本的盗贼还没有掌握呢。

估计片子被禁后,亨利先生会仰天长啸 -- 这TM什么落后的国家啊,连贼都这么没常识!


美国电影《上帝的愤怒》,原名The Wrath of the Gods, 日本于1918年引进,算是灾难大片的鼻祖,审查的时候检查官才发现其中的问题 – 原来这部片子的主题来自日本。1914年1月,日本九州曾经发生一次巨大的灾难 -- 樱岛火山爆发。这次爆发流出将近30亿吨的熔岩,将附近的村庄和大海吞没,填平了当时樱岛和大隅半岛之间的海峡,使两者相连。当地人员和经济损失惨重。

这次灾难让日本举国悲痛,美国电影厂商以此为原型,拍摄了这部灾难片。该片在拍摄中非常谨慎,没有出问题的镜头。但是,神经过敏的日本审查官们仍然未让这部描绘悲惨状况的影片过关。他们认为片中对日本的风俗描写,采用了西方化的视角,属于“对日本民族的侮辱”-- 本片,只演了一天就被禁映。


《女性》 Woman

1919年11月引进,这部美国影片描述的是从古到今的女性“性与爱”的问题,在描述古代的段落中有几处出现了裸女的镜头 – 当时人类还没有穿衣服的习惯,这些镜头全被忠实的日本审查官剪掉。


《男性与女性》Male and Female

1920年引进,这部美国电影的主体依然是性,刚刚脱离贫困的日本审查官搞不懂美国人在性方面哪儿来的那么大邪劲,于是所有男女裸体镜头全被剪掉。


《柳树精》 The Willow Tree

1920 年引进,美国一家电影公司以日本两部歌舞伎剧《三十三间堂之梁的来历》和《京人偶》为题材,编剧拍摄了这部影片。但可能因为当时美国人毕竟 对日本了解很少,结果在影片描述日本风俗的时候,被给出了“目不忍睹”,“荒谬”这样的评语,这部影片也被加以“国辱”的罪名,十分痛快地禁映了。


《我控诉,1919》 J’accuse

1920年9月引进,是一部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影片,由阿贝尔冈斯导演的名片。其中描述战争的场面被认为太残酷,被大量剪掉 – 其实,从旅顺大屠杀开始,日军所作所为,其残虐远超人们的想象。独裁者建国必称“民主”,军阀者争权雅号“救国”,大体于此相似。


《遗言》

1915年5月拍摄完成的一部喜剧片。然而,喜剧带来的却是不幸。本片描述了一个学生与校长女儿的恋爱故事。由于老古董校长横加干涉,年轻人想方设法进行反抗,引 发了一连串搞笑的情节。审查结果认为这部片子严重触犯了师道尊严,为了维护教育者的体面,将该片剪掉了三千多英尺长的胶片。被剪之后的片子虽然审查官通过了,但已经情节不通,完全无法上映。更为不幸的是制作该片的电影公司当时本来已经摇摇欲坠,希望通过小笠原明峰导演的此片起死回生,这时只能作鸟兽散。


《日轮》

1925年10月完成,导演衣笠贞之助的作品。

这 次他选择了历史题材,片子的内容取自日本古代邪马台国历史,是作家横光利一以卑弥呼女王为主角演绎的一段故事。最初,本片难得地顺利通过审查,但很快社会一部分舆论对其抗议频发,认为其亵渎了日本的神话故事 – 如同今天某个叫《赵氏孤儿》引发的风波一样,虽然衣笠贞之助显然更值得同情。结果,该片被重新审查,并遭到大量剪辑,为了避免舆论的追杀,干脆连名字也改成了《女性的光辉》,才得以瞒天过海,继续上映。


《第二次接吻》

1926 年,日活电影公司制作。这部电影的原作是大名鼎鼎的菊池宽,所以几家电影公司争相抢夺他的本子,最终日活独占鳌头。不料菊池的作品十分前卫,里面的接吻镜 头被认为有伤风化。而内容既有四角恋爱,又有殉情自杀,在图书发表的时候就引发激烈争吵。为此,该片不得不避开大名鼎鼎的《第二次接吻》这个名字,暗渡陈 仓,改名《京子和倭文子》,而且将介绍文字作了大幅修改,终于突破审查,得以上映。


《怪盗夜叉王》

1926年2月拍摄的《怪盗夜叉王》,中国是非资深电影观众不太熟悉的,但如果知道它的原作是《石川五右卫门》感觉可能就不一样了。

石川五右卫门,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被下了油锅的强盗,知道的人要多一些。

这部作品后来又多次被重拍过,也曾被引进我国。这部电影,本来讲的是日本著名大盗,被丰臣秀吉下了油锅的石川五右卫门的故事,但因为其中有杀富济贫,袭击试图刺杀日本“国家领导人”丰臣秀吉的情节,被怀疑借电影反政府,影射宣传共产主义。




大正天皇据说精神有些不正常,会拿诏书卷成望远镜看风景,让大臣们哭笑不得。但不正常的大正天皇当政时期,日本政府对电影的管制多少还讲道理 -- 领导有精神病的时候社会反而比较正常,换句话说那些“英明”的老大们比精神病还邪性,实在是一个对天皇制度的反讽。


这阶段遭到剪刀处理的片子,大多取祸有道,最大的问题是在男女关系上出事儿。当时审查电影的危险画面是,女人露大腿或其他部分的肉体,自由恋爱,对皇室和国体不够尊重,怀疑影响社会安定……如果是外国 电影,对其中的性爱描写,会特别敏感。如果有接吻的场面,除非是父母和子女,一律都会被剪掉。审查事务官田岛太郎曾经说过:“接吻,不管怎样,被剪掉是常 识;为什么要切呢?是因为大部分接吻的镜头,以我们这个健全社会的观念而言,都是不能为善良的日本习俗所认可接受的。虽然它们在影片中是以爱情,友情,尊敬,感谢,欢喜等形式出现的,但是本质上却是轻浮和不健康的。其中那种发出淫声的亲吻,象吸盘一样亲起来没完的,等等,强烈刺激的镜头,更是毫无疑问不应 该保留的。”


比如1926年6月完成的影片,阿部五郎主演,辻吉郎导演的《剑之怒》,内容描写了一个风流多情的武士之妻,先是和小叔子偷情,后和武士的主公投怀送抱,给丈夫招来被栽赃陷害的无妄之灾,搅得家里天翻地覆。这样一部当时稀少的描述婚外恋主题的作品,让审查官们也十分头疼,以至于审了足足半年之久。当电影厂商终于拿回被剪辑完的片子后,他们吃惊地发现,“洁本”中两个主角的戏,基本都被剪光了!


1926年,大正天皇驾崩,也宣告比较容忍自由的大正时代结束,日本社会进入管制更加严格的昭和时代。此时,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影响日深,劳工运动风起云涌,阶级斗争日趋尖锐,这些社会现象,自然也在电影中被反映出来。其中,日本官宪最为警惕的,是带有共产主义内容的作品。《伏尔加河上的船夫》首当其冲遭到审查官们的无情攻击。


《伏尔加河上的船夫》The Volga Boatman


1927年引进,是以俄罗斯民歌“伏尔加河上的船夫”为主题曲的音乐电影。但是,该片中贵族的女儿与革命军队长相恋,因此抛弃了富有的禁卫军军官未婚夫的情节,成为审查焦点。在剪掉了一半革命军攻打贵族宅第的镜头之后,该片一度被允许上映。但是,仅仅一个星期,在地方官员的干涉下,该片终遭禁映。这是日本内务省审查部门通过的影片,第一次在其他部门官员的介入下遭到禁映。从此,这种事情层出不穷,而审查当局的权威性也变得不那么确定了。


《一杀多生剑》

1929年7月,伊藤大辅导演,是这位极其喜好利用轨道移动摄影的著名导演的早期作品。这部片子里面描写了日本官军进入江户(今天的东京)以后烧杀抢掠的情景,被认为有破坏政府形象的嫌疑,结局自然是剪掉。


《斩人斩马剑》

1929年9月,又是伊藤的作品,这位导演似乎特别喜欢刚性的题目,血腥刺激的画面。这部作品中反映农民起义的场面,以及相应的旁白被大量剪掉,大概是不愿意因此引发日本农民上梁山吧。


《伞张剑法》

1929年11月,由辻吉郎导演。这位勇敢的导演执导出了这部作品,描述居住在大杂院里的下级武士团结起来,共同对抗骄奢淫逸的侯爷。其中以下犯上的镜头让当局深受刺激,不但对电影大加剪辑,而且通知了辻吉郎住所的警察机关,将其列入“思想犯”嫌疑人,对其住宅进行搜查,并派人监视其行动。一个导演,因为一部作品得到如此待遇,也算奇遇。


1930年5月,由田坂具隆导演,描述一位饱受失业之苦折磨,独自抚养孩子的未亡人的悲剧故事成为热门话题。这部名为《母亲》的电影以揭露社会黑暗面为主题,由泷花久子扮演的女主人公,对一个个充满伪善的福利设施失望至极,最终因为走投无路而卧轨自杀。


《母亲》中被删除的一个镜头,原因是片中的母亲居然去抓警察的佩剑 -- 那可是天皇赐予的玩意儿,这样的动作在那个时代属于亵渎神圣


既然是揭露社会黑暗,遭到扮演社会主宰者角色的官方来找麻烦也不奇怪。在审查官的“努力”下,从影片开始,全卷共3,000米的胶片中,被剪掉的达460米之多,以致于影片元气大伤,面目全非。其中后面列出的这些旁白,由于被认为有煽动危险思想的嫌疑而全部被剪掉。


“是谁杀了她?”


“为爱燃烧自己,为爱呼喊,为爱挣扎,但却终于一无所获而悲惨地死去,就这样死去的母亲……”


“女性,母亲,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心中满是‘爱’的母亲,却已经无法生存下去了!”


“第二个这样的母亲,第三个,第四第五个,我们能不能用自己的力量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呢?”


当时,日本东北地区灾荒流行,当地的女性到东京出卖肉体的比比皆是,整个日本经济衰退,都市之中也充满了失业者。文化领域中,面对如此暗淡的社会,颓废,色情,黑色小说盛行,而到了昭和初年,社会的矛盾更激化到了顶点(这也是后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原因之一),文化作品中又增加了注重社会现实,强调阶级意识的内容,这一点引起了日本官方的警觉。为了避免激化矛盾,日本的电影审查机关对于反映阶级意识的作品处置严厉。由于大量失业的现象和人民生活日益艰难,日本政府对于呼唤社会变革的思想警惕万分。因此,在电影审查条例中不断加入新的条款,有的甚至现在看来纯粹是神经质。由于日本全国进入军部主导的“战时总动员体制”,电影也被列入为帝国总目标服务的教育工具之列。


在这一背景下,岛津保次郎导演的《生活线ABC》,铃木重吉导演的《谁改变了她》,井手锦之助导演的《都会双曲线》等一系列社会现实题材的电影都遭到了秋风扫落叶式的剪辑。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确立了侵华的“大陆进出”国策,进入了法西斯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说,反映社会问题的影片应该是重点打击的对象吧?奇怪的是此时日本电影审查的重心却一变而为“扫黄”!“打倒软弱”,“扫除黄色”也成了这一时代日本电影界的标志性口号。


“扫黄”可以帮助“皇军”打胜仗?


究其原因,大约是因为前面对于田坂,岛津等的讨伐已经让日本的电影人吓破了胆,对社会问题的雷池一步理解深刻,出格作品越来越少。而日本当时的军国主义政府为了巩固统治,极力试图宣扬自己在精神层面的正义性,这样一来,“扫黄”就成为最廉价的手段,使东条们把自己化身为道德审判的模范。


所以,负责审查电影的日本警察们一手挥舞民族沙文主义的大棒,一手在女性们的胸前股后遮遮掩掩,忙得越发不亦乐乎。此间进口的法国电影《帝王花》里面,性感女星安托丽奥扮演的女间谍因为身穿黑色连裤袜而被剪掉不少镜头,原因呢?据说是连裤袜会被联想到裸体,会刺激青少年,引发性的欲望和幻想,“不利于精神卫生”。


《女性》,《女与男》等美国影片,也都因为类似的原因在出口到日本的时候经受了剪刀刑的洗礼。曾经出演过《出水芙蓉》,有“美人鱼”之称的澳大利亚女演员兼运动员安娜特.凯拉曼(Annette Kellerman)主演的《上帝的女儿(A daughter of Gods)》亦不能幸免,里面有些镜头被认为过于暴露挑逗而遭剪除 – 顺便说一句,凯拉曼是江青颇为欣赏的演员,她的片子在江青所看的“内部电影”中不在少数。


1930年在日本上映的《璇宫艳史》(The Love Parade ),是一部在中国也曾有很高评价的美国电影。内容大致是在一个虚构的国家希尔维尼,女王路易斯国务之外开始憧憬爱情,她听说出使法国的雷纳德伯爵风流倜傥,便下旨将其召回。雷纳德果然是情场好手,打动了女王的芳心,二人结为夫妻。但雷纳德不满足于做女王“花瓶”式的丈夫,他想在国政中发挥才能。女王却并不赞成,两人闹出矛盾。在一次国家面临艰难处境的时候,雷纳德提出自己去解决问题,而后与女王离婚。意外的是,想通了的女王决定让出王位,立雷纳德为王,从此两人成为美满夫妇。这本来是一部轻松的喜剧片,但因为主人公是女王,以日本视若雷池的皇族开玩笑怎生得了,审片子的大人活活将这部片子冷冻了半年之久。最后,经过二十八天的争论,该片在剪除了十分之一的胶片后才获得上映的资格。


《做梦的唇》(Der Traeumende Mund)

1933年引进日本,这是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德国经典之作 – 估计那个时代日本的电影公司除了爱情这种政治上十三不靠的影片,也不敢引进别的片子了。因为这部片子在世界深受欢迎,以至于1953年德法曾对其进行重拍,由玛丽亚.雪儿重新演绎这个故事。但是,在日本,这部片子同样遭到大量剪辑。其原因却不是色情,而是因为其中描写了一个妻子的婚外恋经历。由于日本当时还存在通奸罪,这部影片被认为有诲淫诲盗的嫌疑,连续剪了几次都不能通过审查。


最后怎样解决问题呢?不能不佩服日本电影人的机智 – 他们把那位可怜的妻子改成了寡妇,于是终于一路绿灯。


《袈裟和盛远》

1939年3月出品,原作是芥川龙之介的同名优秀短篇小说,讲述的是恶男盛远与怨女袈裟之间一个占有与幻灭的故事,充满了日本式的纠结。导演稻垣浩将其扩充为一部电影,当时已经是中日战争激战之际,仍能拍摄如此鸳鸯蝴蝶的片子,在日本也算一奇。


虽然剧情是颇有些色情意味的,但导演把握得炉火纯青,不该露的地方绝对挡上。结果……照样被剪。理由呢?竟然是冒犯皇室。原来是盛远衣服上的纹饰酷似皇室的纹章。导演到处叫苦,说明不过是有些像而已,但审查官的意见是决定性的 – 虽然只是相象,但仍然会引发观众的联想。


这下子,连叫屈都没地方叫去了。


《紫式部》

1936年出品,这部影片描写的主人公是《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紫式部是个小心谨慎的女官,写出了日本最出名的巨著,却连“乱写汉字”都视为雷池(古代日本女子不可以写汉字)。以这样谨慎的人为主角,不该有问题了吧?这部影片依然遭到近乎疯狂的剪辑,据统计剪掉的胶片共达六百米,占全片的三分之一。


这电影《紫式部》惹了谁呢?原来是里面演绎了日本古代权臣藤原道长的情爱故事。藤原是个酷似曹操的家伙,按理说日本官宪不应该向着他说话。无奈藤原有个毛病 – 专门把女儿嫁给天皇。结果有三个女儿嫁给了天皇,还有一个嫁给了太子生了一个天皇。这下子,对藤原先生的不尊重,连带产生了对皇室不尊重的嫌疑。剪辑过的片子里,原来的重头人物藤原道长,基本也就是见着个影儿了。


《无法松的一生》


阪东妻三郎塑造的“无法松”形象,由于平民阶层的共鸣,不断重拍或以不同形式搬上舞台,到今天,先后已被重新演绎五十八次


1943年大映电影公司的作品,是战时日本电影少有的优秀之作,黑白影片《无法松的一生》,主角是30年代时代剧巨星阪东妻三郎。人们总爱感叹思考越少的人活得越幸福,三轮车夫无法松正是此类人的典型,他一面体现着底层人民敢于与权贵抗衡的草根的匹夫之勇;一面又自觉地信奉日本社会所维护的正统道德观念。日本影评家佐藤忠男这样讲述他至爱的这部影片:“男主角是一个拉人力车的贫穷劳动者,但很善良,他的一生都很凄惨,但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对于笔者而言,也无法拒绝无法松形象的魅力 -- 一个小人物,无力改变世界,却宁可贫困潦倒也要信守自己的善恶观,过高官贵人也未必有的尊严生活


然而,无法松碰上审查官,那就真的是无法了。影片中有一段情节,无法松与一个陆军大尉吉冈熟识,不料大尉却突然去世,于是松五郎负起代大尉照顾孤儿寡妇的责任。这一段,特别是无法松去拜访大尉寡妻的镜头,让审查官很是别扭。这位审查官是当时日本社会普遍崇尚军国思想的典型人物,认为让一个车夫这样的“下等人”去拜访军官的眷属,是有辱军人光辉形象的无礼行为。结果,影片被剪掉胶片达四百米之多。


也许,在这位审查官的眼里,军官的眷属就应该裹上小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再弄两个太监伺候着才合“礼”。


无穷无尽的审查,“纯洁”着日本的电影,而看日本人写下的文章,也让我们不由得感叹 -- 审查的理由总是很充分和正义,但为何总不为日本的普通国民所理解呢?为何老百姓心中,总是去想着那些不那样义正词严的东西,无论是女性的香肩丰乳,还是戏弄一下神圣的皇室,都会让他们记忆深刻?


想起了一个故事 -- 某蚊出生于乡村,一日终于得以飞到城市,开了不少眼界,但总是找不到可以取食的对象。无奈之下,这蚊子看到一尊神像,跳上去猛叮了一阵了事。回到村里,某蚊给大家讲解城市的好处,终于有其他蚊子问到关键 -- 城里人如何?想想叮咬神像的感觉,某蚊摇头道 -- 什么都好,就是没有人味。


对没有人味的东西,观众们印象如何深得起来?


不过,日本审查官们的黄金时代,终于有走进历史的一天 --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曾经令人不敢喘气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象纸坊子一样倒了下来。


很多道貌岸然的东西,在一瞬间,忽然变化作了丑恶和罪行的化身。

1945年8月15日,被称作日本历史上最长的一天。这一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


在此之前,几乎所有日本的聪明人都在言之凿凿,甚至声泪俱下地告诫着国民们,一旦战败,日本男人会被阉割,女人会被卖掉,难逃举国奴隶命运,日本的文化也将被彻底摧毁,此后的日本人将变得没有理想,没有道德......总之,什么可怕说什么,谁怀疑谁就是“白鬼”的奸细,国贼。日本的命运在靠那些坚毅的大人物领导着,他们为了挽救日本民族的命运而英勇奋战,所以......普通老百姓牺牲掉性命来捍卫这些伟大的信念,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这一切,日本人无论相信还是被相信,都深信不疑,忽略掉其中最起码的逻辑问题。


然而,真的战败了,世界却只是变得更加多彩。那个“一切服从于天皇和国家”的法西斯专制时代结束了,日本人自称的“主权在民”的时代来临。美国的民主,特别是给日本的民主,肯定带有虚伪和不足的一面,但再怎么说也比法西斯时代强多了 -- 对权力的约束,哪怕是表面的约束,也比没约束要好。战败的日本经历了短暂的迷茫,迎来了前所未见的文化春天。


在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美军进驻日本的时代,为了表现民主战胜专制,在一切媒体上都努力宣传民主主义,并废除和终止了日本在战前和战争中制定的一系列文化管制法令。看到这种宽纵的趋势,日本电影人纷纷欢呼自由的时代到来了。人们仿佛骤然发现,自由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黑泽明的大多数照片,都会伴随着一副眼镜。也许因此他看到的世界比我们看到的暗色几重。然而,看着这个一生心中充满“中学生水平的仁爱精神”(三岛由纪夫语)的家伙,总让我想起顾城那句诗 -- 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对这种现象,那位大导演黑泽明是迷惘乃至带有一些鄙视的,他亲眼看大街上的人们,本来拿着军刀准备一亿人玉碎,共同切腹的,可听了天皇的投降诏书,日本的民众们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忘记了自己之前都在为战争欢呼鼓舞,叫嚷“一亿玉碎”,一夜之间全都成为了民主的拥护者,战争的受骗者,声称受了军阀和财阀的欺骗。人民总是没有错的,所以,隐藏在“人民”背后,永远是安全和惬意的,还可以任意指责别人。一直反战的黑泽明鄙视这种人性的浅薄和廉价的自我解脱。对日本民族性的批判和对他心目中的独立精神的重新建立,一直是黑泽明电影的主题。


然而 – 对影片的审查和管制依然存在,为所欲为依然是不可能的,只是审查的方法大为改变。


令人想不到的是,在麦克阿瑟这个我们传统思维中的大右派领导下,占领军最初对日本电影的管制却出现了一种严重的极左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占领军中负责管理媒体信息部门的官员,是左翼记者出身的彼得.w.康迪上校,在这位满脑子左派思想的长官指导下,日本的电影审查标准出现了与战败前完全相反的倾向。


松竹电影公司的导演中村登曾经想把当时的流行小说《山里来的人》拍成电影。这部小说讲的是山里出身的纯真青年到都市继承父亲事业的故事。但是在中村和康迪上校讨论剧本的时候,当时就被这位极左分子给否了。康迪大人道:“资本家里面肯定不可能有这样的好人。这个片子,不允许拍!”


康迪先生的后任乔治.卡奇先生到不那么左,但是他的思想更加解放。他在和日本名导演木村惠吾见面时质疑道:“你们日本电影里面爱情戏怎么没有接吻的镜头呢?不接吻怎么能证明两个人是相爱的呢?相爱的男女当然要接吻的啦!”这位老兄管辖时期一大特色就是大力鼓励日本电影中的男女演员接吻。


《魂断梅耶林》Mayering


描述了奥匈帝国皇太子与比利时的公主结婚之后,又对一名男爵的女儿产生爱情。这种不为社会所接受的爱情,造成两人殉情的悲剧。虽然这是外国人的事情,但是此事似乎有所本,讲的正是我们熟悉的茜茜公主之子,奥地利皇储鲁道夫自杀的真实故事。所以,日本的电影审查官拒绝此片公映,理由是冒渎皇室。


战后的日本,天皇已经成了摆设,连望族的大部分都被取消了皇族的身份,自然,这部影片也可以与观众见面了。


《大幻影》 La Grande Illusion

这部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俘营中,法国俘虏们设法逃脱经历的影片,1939年被引进,最初可能是为了调节深陷于与中国战争的日本社会情绪,但结果适得其反。虽然是公认的佳作,可是这部影片有强烈的反战的倾向和自由主义倾向,象两个致命伤,使其失去了在日本的上映资格。


战后,整个战争都要求被清算和反省,《大幻影》倒成了有教育意义的影片。


最后一任美国驻日媒体管理官员哈里.施罗德知道自己面临美军即将撤离的局面。极力试图避免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审查制度死灰复燃,而又认为影片总要有审查机构的施罗德,向日本电影联合会提出建议,由其建立了以“自查”为原则的民间自主审查机构,算是把电影的审查权从日本政府的管理之下剥离开来。


这个机构就是 “日本电影伦理规程管理委员会”,由电影制作人,或相关行业,或编剧出身的多名委员主导,并吸纳各界人士十余名组成。他们从剧本的制作开始,就开始对影片进行指导性的审查,以保证其不违反公认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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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都美竹、张丹三之后,魏雨欣再次公开与吴亦凡的聊天及转账记录,并且用“当勇敢的那一个人”作为标题,这无疑是事件又一次的升级和新的发展。要理解这一举动,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梳理和分析。首先,我们得回顾一下之前的背景: 都美竹的爆料是导火索。 她最先站出来,以极其详尽的叙述和证据链,揭露了吴亦凡涉嫌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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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进击的巨人吧”里一些人替日本现代“洗地”的现象,并强调“祖宗之罪不应该由不了解过去的当代年轻人来承担”的观点,这确实是一个复杂且值得深入探讨的社会文化现象。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来分析:一、 “进击的巨人”本身与历史、战争的反思主题首先,“进击的巨人”这部作品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反思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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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大区的治安,尤其是针对中国公民的安全,是一个复杂且值得关注的问题。近期出现有人扬言要针对在巴黎大区生活的中国人发动袭击的言论,这无疑会引发当地华人社区的担忧,也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去了解当前的治安状况以及可能的原因。首先,针对这类威胁,我们的态度必须是严肃和警惕的。任何形式的仇恨言论和针对特定族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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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不读书一样当老板挣大钱”这句说法,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也因此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要辩证地看待这句话,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去深入剖析:一、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 成功的案例确实存在: 现实中有大量不依赖传统高等教育背景,但凭借聪明才智、敏锐的市场嗅觉、强大的执行力、敢于冒险的精神,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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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日本冈山县在当前肺炎疫情背景下依旧举办万人裸祭(裸体祭典),这确实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的话题。要理解这件事,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去剖析,包括祭典本身的性质、当地的文化传统、疫情下的社会考量,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反应。一、祭典的性质与文化根源:何为“万人裸祭”?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冈山县的这个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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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涉及到历史认知、教育体系、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将文学作品当作正史,并认为这是我国教育的失败,这种观点既有其合理性,也需要更细致的分析和辨析。一、 如何看待将文学作品当做正史的现象?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正史”的概念。正史(或称官方史书)是以客观、严谨的态度,依据史料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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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1 日苏州黄埭发生的这起车祸,确实是一起令人痛心的悲剧。据报道,一名行人不幸当场身亡,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破碎,也再次敲响了我们道路交通安全的警钟。从事件本身来看,这无疑是一场惨烈的交通事故。一台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不幸撞上了一名行人,而且后果是如此严重,导致了生命的逝去。这样的事情,无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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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的疫情防控形势下,“与病毒共存”的论调确实引发了很多讨论。对于这个提法,我的看法是,它是一个复杂且充满挑战的转变过程,并非简单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和平共处,而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和进行深刻调整的现实选择。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与病毒共存”并非“回到解放前”,也不是对疫情的放弃。它更多地意味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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