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支持纳粹的犹太人吗？如果有，他们是什么样的心理？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绝大多数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是受迫害者，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性迫害、剥削和屠杀。 谈论“支持纳粹的犹太人”必须以这个残酷的现实为背景，避免任何可能被误读为“为纳粹开脱”的痕迹。
是否存在支持纳粹的犹太人？
是的，历史上存在少数犹太人，无论是以个人身份还是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了与纳粹政权合作，甚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支持”。他们的处境和动机是极其复杂的，不能简单地归为“同情纳粹”或“背叛种族”。
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的心理是什么？
理解他们的心理，需要我们设身处地地去想象那个风雨飘摇、充满恐惧和绝望的时代，以及当时犹太人面临的极端处境。这些“支持者”并非铁板一块，他们的心理也并非单一，可能包含以下几个层面：
1. 生存主义与绝望下的妥协：
极端恐惧下的本能反应： 纳粹的恐怖统治是逐渐升级的。起初，可能并非所有人都能预见到即将到来的灭绝。在初期，一些犹太人可能试图通过“顺从”和“合作”来避免更糟的待遇，甚至希望通过证明自己的“价值”来争取一线生机。这种心理源于对生命最本能的捍卫，在巨大的恐惧和压迫面前，理智有时会被生存的本能所压倒。
“被动合作”而非“主动支持”： 很多时候，所谓的“支持”并非出于对纳粹意识形态的认同，而是被强迫在纳粹强加的框架内运作。例如，在被强迫成立的犹太人委员会（Judenrat）中，成员们被迫执行纳粹的命令，如组织犹太人进行劳动、上交财产、甚至协助隔离区内的管理。他们的“合作”是为了在无望的局面中，尽量减少族人的损失，尽管这种努力常常是徒劳的，并且在事后受到许多幸存者的非议。
“寄希望于未来”的心理： 有些人可能认为，通过与纳粹合作，他们可以避免被遣送或处决，从而为自己和家人争取时间，等待外部世界的干预或者战争局势的改变。这种心理带有强烈的侥幸和赌博成分，是对“明天会更好”的绝望祈祷。
2. 社会地位的维护与“融入”幻想：
曾经的“德国犹太人”身份： 在纳粹上台前，许多犹太人已经融入德国社会，拥有良好的教育、职业和社会地位。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纳粹的崛起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一些人可能试图通过“撇清”自己与“普通犹太人”的关系，或者强调自己的“德国性”，来试图保留一点点社会存在感。
对“少数民族”标签的抗拒： 纳粹通过宣传将犹太人妖魔化，成为全民公敌。一些可能在心理上已经高度“德国化”的犹太人，可能对被贴上“犹太人”这个负面标签感到极度不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不愿与被集体视为“敌人”的族人产生太多联系。
3. 个人野心与权力寻租：
少数的投机者： 在任何动荡的时代，总会有一些人，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惜一切代价。即使在纳粹统治下，也可能存在极少数犹太人，看到了与纳粹合作可以获得某种形式的权力、资源或免罪符，从而选择出卖同胞。这种人是极其罕见的，他们的心理更多地是基于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和缺乏道德底线。
利用混乱局面： 有些人可能利用纳粹制造的混乱和恐慌，通过充当告密者、提供信息或者在犹太人社区内建立自己的影响力来谋取私利。
4. 政治上的误判与“有用论”：
对纳粹政策的误读： 在纳粹早期，其反犹政策并非一开始就指向“最终解决方案”。一些犹太人可能误判了纳粹的意图，认为可以通过政策上的妥协来缓和局势，甚至认为可以通过“为德国服务”来证明犹太人的“有用性”，从而获得某种程度的“豁免”。
民族主义的异化： 极少数情况下，一些犹太人可能受到了当时欧洲某些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比如存在某些与德国犹太人复国主义（Zionism）的激进派别，他们可能为了实现某些政治目标，在极短时期内采取了与纳粹在某些方面“合作”的策略，例如以交换难民为目的的谈判，但这绝不代表对纳粹整体意识形态的支持。
需要强调的几个关键点：
“支持”的定义模糊： 我们所说的“支持”很多时候是被迫的合作、无奈的妥协，甚至是出于求生本能的错误选择，而不是发自内心地认同纳粹的反犹思想和种族灭绝政策。
极端少数： 任何声称“犹太人支持纳粹”的说法，都必须被置于犹太民族遭受史无前例迫害的宏大叙事下，并明确指出这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极少数。
事后的批判： 许多在事后被指责为“合作者”的犹太人，他们的行为是在极度黑暗和绝望的条件下做出的选择，带有巨大的道德困境。我们今天无法轻易评判他们，因为我们不曾经历过那样的炼狱。
历史的复杂性： 历史从不是非黑即白的。理解这些极少数人的心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人性的复杂性，以及在极端压迫下，个体选择的多样性和矛盾性。
总而言之，历史上的确存在少数犹太人，出于生存的绝望、对社会地位的留恋、个人野心，或者对纳粹政策的误判，选择了与纳粹政权进行程度不同的合作，有时甚至表现出类似“支持”的姿态。但他们的行为是极端环境下的特殊案例，不能代表犹太民族的整体，更不应被用来转移或淡化纳粹对犹太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理解他们的心理，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历史的复杂性，而非为任何形式的迫害辩护。
网友意见
来自东欧的犹太后裔，但是按照以色列的宗教定义却不承认他们是犹太人
这样神奇的组织是真实存在的。
莱希（Lehi；希伯来语发音：[ˈleχi]；希伯来语：לח"י – לוחמי חרות ישראל Lohamei Herut Israel – Lehi，“以色列自由战士—莱希”），常被蔑称为“斯特恩帮”，[9][10][11][12]是一个由亚伯拉罕·斯特恩（“亚伊尔”）在巴勒斯坦托管地建立的锡安主义准军事组织。[13][14]其公开目标是借用武力将英国当局驱逐出巴勒斯坦，允许犹太人不受限制地移居巴勒斯坦，并建立犹太国家，一个“新的极权主义的希伯来共和国”。[15]此组织在1940年8月建立，当时称为“以色列国家军事组织”[1]但一个月后更名为莱希。[16]
莱希1940年从军事组织伊尔贡分裂，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继续对抗英国。莱希一开始寻求同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合作，以将纳粹占领下的欧洲的所有犹太人转移到巴勒斯坦作为条件，提议与他们并肩作战。[2]莱希认为纳粹德国相比于英国而言对犹太人威胁较低，故两次试图与纳粹结盟。[2]二战期间，该组织宣称会以“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原则”为基础建立犹太国家。[2][17]1942年斯特恩去世后，莱希的新领导层趋向支持斯大林的苏联。[1]1944年莱希正式宣布拥护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6]该组织宣称其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涉及对左翼和右翼政治元素的融合——斯特恩声称莱希融合了左派和右派的元素[2]——然而这一改变不得人心，莱希因此失去他人青睐。[18]
莱希和伊尔贡两组织需为代尔亚辛村大屠杀负责。莱希多次袭击英驻巴勒斯坦当局，其中便包括了对英国驻中东大臣莫因男爵的暗杀。[19]1948年5月29日，以色列政府在将莱希的积极分子召入以色列国防军后，正式解散莱希，虽然其部分成员在几个月后又执行了另一次恐怖袭击，即对福克·伯纳多特的谋杀，[20]此行径遭到了伯纳多特调停官职务的接班人拉尔夫·本奇的谴责。[21]以色列在1949年2月14日大赦莱希成员。1980年，以色列设立莱希勋表以“纪念为以色列建国而斗争时采取的行动”。[22]前莱希成员伊扎克·沙米尔在1983年成为以色列总理。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莱希_(组织)
至于为何与纳粹合作：
“希特勒和张伯伦没有区别，达豪或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建立也与以色列大门被封闭无区别”。
关于恐怖主义：
犹太伦理或犹太传统都不能将恐怖主义排除出战斗手段之外。就我们的民族战争持续的情况而言，我们毫无道德顾虑。我们面前有妥拉的指引，其道义超过世上其他的任何法律：“你需将他们屠戮殆尽。”
但首要的是，恐怖主义对我们而言是在当前条件下进行的政治战役的一部分，而且其有很大的作用：用清楚的声音，向整个世界，以及我们在这片土地之外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同胞，宣告我们正与占领者作战。
有些人说谋杀（T·G·）马丁（英国刑侦局人员，曾在犯罪嫌疑人中认出沙米尔）是恐怖主义，但称袭击军营是游击战争，而用炸弹轰击平民是正规战争。但我认为，从道德上讲，上述三者均是同等行径。是否用原子弹轰炸一座城市就比暗杀几个人好呢？我不这么认为。但没有人说杜鲁门总统是恐怖分子。我们所针对的个人——威尔金、马丁、麦克迈克尔等等——都是其本人有意继续与我们为敌的。
因此，针对特定目标是更有效率和道德的手段。在任何情况下，这是我们的唯一可行方法，因为我们太弱小了。对我们而言，这不是关于士兵职业荣誉的问题，而是关于一种思想，一个应当被实现的目标的问题。我们的所作所为在圣经中有很多先例可循，比如基甸和参孙的事迹。这对我们的思想有一定影响。我们也借鉴其他争取自由的民族的历史——俄国与爱尔兰革命者，朱塞佩·加里波第与约瑟普·布罗兹·铁托。[30]
此外，莱希曾经向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杜鲁门邮递过炸弹。
莱希的立场按现在来看颇为荒诞，但更加荒诞的是它的结局：作为曾和纳粹合作，进行过屠杀的组织，虽然在本古里安时期受到压制，在1970年代以色列右翼崛起的大潮下，“获得平反”，一位成员沙米尔称为日后的以色列总理，而以色列军队也为该组织成员提供勋衔。考虑到犹太人在二战后地位得到提升的历史背景，莱希鲜明地体现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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