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地认识毛文龙的是非功过？

毛文龙的作为，有大致两个正面的、值得肯定的作用：

一、原本都是明清战场上不起眼的小人物，在辽东局势大崩盘，明朝最需要打一剂兴奋剂续命针时，他们非常适时展示出自己的价值，脱颖而出。

二、他们缓解了明朝对辽东难民的戒备，实践了“以辽民守辽土”（这点其实也要算上孙承宗）。

其中一些特征和袁崇焕还很类似，都被明朝当成了典型人物。这两点需要用比较多的篇幅具体讲述。

一、镇江大捷。

毛文龙一举成名的事件，是1621年七月十九日的镇江大捷。网上热衷明清战争史的和看扯淡穿越文的，无论毛黑毛粉还是袁黑袁粉，应该对这个事件相比都比较了解，具体过程就不必细说了。

需要说的事，毛文龙能做这件事，是得到了广宁巡抚王化贞的全程支持。在这背后，其实是熊廷弼与巡抚王化贞“经抚不和”，双方各自我行我素，执意较劲的结果。

1621年三月辽沈之战爆发，重镇沈阳、辽阳陷落，辽东经略袁应泰和辽东巡抚张铨一同死难，辽东半岛被后金占据。对于明朝而言，真是天塌地陷一般的危局。

三月末，明朝再度启用熊廷弼，重整防务。王化贞也在同时被任命为广宁巡抚。但这两个人性格都比较刚愎，双方上任后，各地提出了一套防御用兵策略，且相互之间不能通融共事。

熊廷弼的策略是“三方布置之策”：陆上以辽西重镇广宁为核心，重兵扎营驻守；海上在天津和山东登莱设置水师，经略坐镇山海关，节制三方。

王化贞最初提出的沿辽河分营驻守的策略被朝廷否定后，他开始强调“借外力”和“辽民响应”两点上：“借外力”就是察哈尔林丹汗的漠南蒙古势力，希望林丹汗能出兵帮他对抗后金；“辽民响应”就是策动辽东失陷地区的汉族辽民，希望辽民组织起来发动游击战，进行针对后金的反抗活动。

对于王化贞“借外力”和“辽民响应”这些策略，熊廷弼都是表示强烈的反对。他多次表示过“辽民不可信”、“辽民不可用”等个人观点。

为了实现“辽民响应”的这个策略，王化贞需要物色一些人物，让他们前往刚刚陷落的辽东半岛各地，招抚辽民，组织辽民进行军事训练，为未来设想中明朝正规军发动反攻，收复辽东等等计划做准备。

毛文龙就是王化贞挑选出来，派往沦陷区招抚辽东汉民，组织领导游击战的人物。

明朝朝廷收到“捷报”，是在镇江事发后约一个月，即1621年八月下旬。此时还处在辽东失陷、明朝人心惶惶，明军士气低落的阴郁阶段。明朝太需要有个提振士气的胜利来给自己打一打气，找回来一些自信心了。

朝中对“捷报”的可信度在经过短暂的争议之后，就统一口径。以首辅叶向高为首的高阶官僚，热情颂扬毛文龙和镇江大捷的作用，鼓吹王化贞这套策动辽民打游击战的策略。这个风向占据绝对优势，导致满朝上下都把镇江事件视为一场“大捷”。大明朝的脸面也就好看一些了。

于是乎，毛文龙一战成名，他给大明朝提供了兴奋剂，给大明朝长了脸。反过来，也让后金努尔哈赤失了脸面。

有天时之利，这是毛的正面积极意义之一。

二、辽南民风

毛文龙在五月带着200来人前往辽东，七月就报讯取得“镇江大捷”，从时间上来说真是立竿见影了，而且还证明了“组织辽民打游击战”这个策略的可行性。最高兴的人当然是王化贞了，他积极为毛向朝廷请功，极力鼓吹镇江大捷的意义。

在这里必须要说的是，虽然后世给熊廷弼做出了比较正面的肯定，但熊这个人性格刚愎自负、心胸狭隘、又常揭人短处，在当时官场上人缘很不好。因为熊、王之间矛盾的快速深化，双方都执意贯彻自己的那一套主张，此时熊反对王的种种言行，很大程度上不是经过理智和公允的回应，而是属于意气用事、互相拆台的因素，为了反对而反对。你说好，我就说歹；你说煤球是黑的，那我就一口咬定那是元宵，或者干脆论证出煤球也有白的。

两个心眼儿都不大的人，被安排到一块去了。“经抚不和”，是明清战争中，明朝在识人用人方面最惨痛的一起失误。

镇江大捷消息传来，让明朝朝廷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

本来，熊、王和他们的策略，在明朝官场上都有各自的一些支持者。熊因为对多次到辽东履职且用兵经验丰富，虽然官场上不太招人喜欢，但他的声望还明显超过王。但毛文龙在镇江这么一折腾，却让王那套策动辽民打游击战、借蒙古外兵等一系列主张，有了实打实的战绩。

这看似实实在在的成绩，成了给王、毛等加分的筹码。

在镇江大捷后的三两年，毛文龙游击战的主要活动地区，是辽东半岛的南部（辽南）到中朝边境鸭绿江附近。这和辽东地区的一些社会民情是有直接关系的——辽南、辽西和辽北地区的民族成分和民心向背，截然不同！

具体而言，就是辽西和辽北地区由于和女真、蒙古相接，即有很多胡人到边墙内归化，也有很多汉人私逃到边墙外。当地胡汉混居，民风糅杂，对明朝的向心力不强。在努尔哈赤起兵时，从抚顺到沈阳再到广宁，不仅有大量未汉化和半汉化的女真蒙古人趁机充作内应作乱，还有很多在明朝地方官场仕途上不得志的中下层汉人文武官吏也趁机投胡附和，以此为进身发达之道。

但在辽南地区，基本都是山东渡海迁移而来的汉人移民，“胡风”不盛。这是因为从山东登莱地区出发，跨渤海前往辽东的渡海航程又短又方便，只需要一天一夜就行了。从明朝初年开始，直到1945年山东八路挺进东北，搭船走海路都是首选。因故辽东半岛南部（辽南）的人口，主要是跨海而来的山东汉人，蒙古女真归化极少，对明朝的向心力较强。当后金占据这一地区时，当地汉人的反抗自然最激烈的。

所以说，毛文龙能在辽南地区打游击战，鼓动辽民发动反后金的暴动，和这个地区的民情民风有很大关系。而努尔哈赤对辽南地区的残酷镇压，又激化了民族矛盾，导致当地辽民更激烈的反抗，从而更有利于毛文龙在当地收拢民心。

努尔哈赤随后迁都沈阳，后金势力从辽南地区收缩，就是意识到自己在辽南的统治极不稳定。这显然和这一地区汉人的频频暴动、以及毛文龙非常活跃的游击战有直接关系。

利用辽南地区的有人和之便，积极发动游击战，让后金从辽南收缩退后，这是毛的正面积极意义之二。

辽南的民情和毛文龙在这一地区打游击的表现，也证明熊廷弼“辽民不可用、辽民不可信”观点是错误的：“辽民”决不能一概而论，辽南地区的辽民就不愿意臣服后金，他们积极反抗后金的残暴统治，响应毛文龙的游击战。

这种因人口迁移活动产生的地域性民族文化特征，在今天的辽南地区依然十分突出：比如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当地被称呼为有浓重“海蛎子味儿”的大连话，与辽宁省中部、北部和辽西等地方言有明显区别。大连话属于胶辽官话，就是胶东半岛的山东人口，通过乘船渡海，经隔海相望的登莱等地，长期持续向辽南移民这一人口迁徙活动影响而形成的方言。

毛的功劳有此两点。其他的没了。

接下来，明朝和后金发生的事，证明的毛的无奈和无用。

笔者前面说了，毛文龙的这镇江和游击战，即恶心了后金，还打了熊廷弼的脸，给王化贞长了底气。可惜接下来，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1622年春，后金渡过辽河，再度发动西征，由于熊王不和导致的严重组织疏漏，辽西重镇广宁稀里糊涂的不战沦陷，整个辽东大地，除辽西走廊一隅之外，几乎全部沦丧。随后熊、王二人都被明朝罢职论罪。

随着广宁的失守和熊廷弼、王化贞的下台治罪，无论“三方布置之策”，还是“借外力”和“辽民响应”，都全部破产了。

毛文龙这枚棋子，从此成了孤悬外海，无人响应的弃子。

举个例子来说，好比上帝盘算一盘很大的棋，毛不过是棋手安排的一个小卒，出其不意地过了河，棋手打算用奇招制胜，不料棋手随后连连失误，老家里的车马炮就丢了。这过河的“奇兵”就成了照顾不到的“弃子”。

镇江大捷，对后金造成的战场物质损失非常小，也不构成战略上的打击，但是对于刚刚取得一系列胜利、攻占辽东大片领土的努尔哈赤而言，辽民造反、佟养真父子被擒捕捉去，脸面上遭到的羞辱很大。后金随后即展开报复，毛文龙完全无力抵挡，在林畔之役中大败，随后只能避走海岛。

当后金占据辽西广宁后，明清战争的战略重点也发生变化，双方关注的焦点已经转移到辽西到漠南地区，积极争夺或拉拢漠南蒙古诸部。

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即位，后金是东、西两路战略规划——在西面，进一步打击林丹汗，拉拢喀喇沁、科尔沁和土墨特，分化内喀尔喀，伺机破塞入关；在东面，发动针对毛和朝鲜的丁卯战役。

已经退避海岛的毛文龙，即不能牵制干扰后金对蒙古的西征，也打不过东征的阿敏，已经起不到任何牵制作用。

最近闲着也是闲着，随便扯几句。讲道理，有赖于袁毛粉十年的互撕，袁毛史料95%都被挖掘差不多了，随便百度就有，因此我就不列史料、注释了（其实是懒:)）。

先说第一和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毛文龙该死，但是毛文龙就算该死，也轮不到袁崇焕来杀。袁杀了，就埋下了自己灭亡的种子，因为袁杀毛这种举动明显违反明朝的制度，甚至侵犯了皇权。

“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

明史袁崇焕传这段内容的描写堪称精彩绝伦，短短一句话就指出了整件事情的本质。毛文龙死讯传来，崇祯听闻大惊，这里用了个“骇”字，相当传神。然后想到既然毛文龙已经死了，还要倚仗袁崇焕五年平辽。袁崇焕也在自己的疏中表示”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在这些先提条件下，崇祯才对袁的疏表示没关系毛文龙该死，你做的对。

前因后果明明白白！

显然，任何人都想不到袁崇焕会杀了毛文龙，更想不到他是不请旨直接杀。

毛文龙的军职是总兵官左军都督，守东江镇，总兵官的任务为平辽。当时能挂衔到这个级别的武将不多，都是叫总兵官，但总兵官也是临时官职。当时赵率教是左都督，祖大寿为右都督，蓟镇的总兵官朱国彦才是个都督佥事。总之，毛文龙与赵率教一样，是当时的最高级别武将，连右都督祖大寿都比他们两位略低了一点。

袁崇焕的职衔是“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登、莱、天津“，督师是个临时指派的虚职，品级是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换句话说，假如袁崇焕卸任督师回朝，论功行赏就是二品兵部尚书，根据其功劳再加个太子少保太保之类的虚衔。右副都御史，御史隶属都察院，负有监察之责。一般委派的巡抚都会挂都个都察院御史什么的衔，督师也不例外。

有人所谓巡抚之上是总督，总督之上是经略，经略之上是督师，官大了好几级。这种说法纯属放屁，要么是对明朝官制一无所知要么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巡抚，总督，督师，总兵都是临时指派，有个毛线谁比谁大。至于谁管谁完全看当时任命时的指派范围和最后挂的具体官职，如兵部尚书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右佥都御史之类，研究任命时的那一串头衔对判断谁官大官小谁管谁很重要，对确定权责范围也很重要。例如王之臣是挂兵部右侍郎衔总督蓟辽的，当时袁巡抚是右佥都御史，也就比王之臣差一级罢了。同样的，经略熊廷弼也才是个兵部右侍郎，熊经略与王总督其实是平级。再例如抗倭援朝那个宋应昌与熊廷弼王在晋一样也叫经略，为兵部侍郎加右都御史，王在晋就变成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了。显然经略王在晋就比熊廷弼和宋应昌级别高。而孙承宗这个督师则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同是督师，袁崇焕的督师就比孙承宗低。后来很多督师也缩水，如范志完这个辽东督师，是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范志完这个督师比前面的经略级别还低……

…还有人说督师官很大吗？

同时，即便你督师官比人家大，人家也未必是你下属听你的命令。要是督师就比巡抚总督大，蓟辽督师袁崇焕命令赵率教援蓟，蓟镇总兵朱国彦怎么偏偏只遵巡抚王元雅的命令不放赵率教入城？这里的总兵和巡抚分明不鸟你这个督师。因为按任命负责当地军务的是巡抚王元雅，连蓟辽总督刘策都管不到他，你督师算老几？所谓蓟辽督师不过是在平辽这个大任务面前，要求你负责协调统领各地巡抚总督的平辽事务，并不是说蓟辽内的总督巡抚总兵们就一定是你的下属向你汇报工作，人家依然向兵部向都察院向朝廷汇报工作。正因为如此，袁崇焕才要求不设辽东巡抚避免掣肘，因为他当年做巡抚时也不鸟总督王之臣啊，也根本就不算王之臣下属，经略熊廷弼与王化贞闹督抚不和就吃的是这个亏，王化贞的任命是巡抚广宁事务，熊廷弼这个经略是坐阵山海，广宁具体军务是巡抚王化贞主管，广宁各将只听王化贞不听经略熊廷弼指挥就是这个道理，所谓县官不如现管是也。

具体到毛文龙，按正常流程毛文龙受登莱巡抚节制，但是毛文龙孤悬海外，早就与登莱矛盾重重，实际已经不受节制。袁崇焕督师的任命里包含了登莱，虽然可管到登莱东江，但具体军务登莱巡抚才是毛文龙上级，并不是因为你督师官大就听你的。只不过毛文龙这个总兵的任务也是平辽，因此只有在平辽这件事上，毛文龙才需要听督师调遣。但抛却平辽之外的事，东江镇还是要朝廷定夺，督师连东江镇的人事任命权都不具备，那是朝廷和登莱巡抚的事。督师蓟辽的袁崇焕真正具备绝对权力的只有辽西，因为没巡抚，祖大寿赵率教等辽西诸将才算他的下属。正因为如此，崇祯元年九月，袁崇焕才会要求朝廷暂停廷推登莱巡抚，也就是说此时登莱巡抚也没了，袁崇焕将节制东江的权力揽了过来。这才是事后他能指挥命令登莱粮饷改道觉华，并能去核查东江的权力依据。按袁粉扯淡的理论，袁崇焕的督师就能是毛文龙上级干嘛要多此一举废登莱巡抚？

以此可知，从崇祯元年九月开始，袁崇焕就在利用登莱巡抚空缺的机会来谋划布局杀毛文龙了！

在崇祯元年九月获取节制毛文龙之权后，在正常流程之下毛文龙有罪，需要袁督师禀明朝廷，由朝廷定罪杀头。例如松锦大战后，总兵王朴先逃，当时的督师总督们就没说我一刀咔嚓把这个罪人砍了先，而是由朝廷下令才逮捕正法。大凌河之战吴襄也是跑的欢，也是由朝廷下令抓捕下狱，无论是督师还是巡抚，哪怕你拿氪金尚方宝剑哪怕明朝文官地位高武将地位低，照样你没权砍毛文龙这个左都督级别的将领，杀不杀毛文龙只有崇祯这个皇帝才有权力决定，你擅自杀毛等于侵犯了皇帝的权力。杀毛这件事只是袁崇焕一贯狂妄自大，好做惊人之语，好独断专行的性格弱点的表现，当年袁崇焕私斩小校之事被孙承宗教训之事还历历在目呢，显然袁崇焕没从中吸取教训。

这里我吐槽一句，袁粉们总是拿出鹿晗粉丝的做派极力胡搅蛮缠在这个问题上洗，不仅无聊，而且简直是一遍遍打督师的脸。因为袁崇焕自己说的很清楚，他并不具备不请旨杀毛文龙的权力“但文龙大帅，非臣得以擅诛，便宜专杀。”只不过有苦衷“然苟利封疆，臣死不避！实万不得已也”。人无完人，把袁崇焕捧成毫无弱点毫无错误的圣人，那不叫粉，那叫黑，那叫捧杀。简直傻透了！

站在袁崇焕的角度，为了平辽事，杀毛文龙我倒是觉得是必然，统一平辽事权避免无谓的扯皮内耗是应该的，只是采取擅杀这种手段太鲁莽，后遗症太大，挖的坑足以把自己埋了。他有很多正规手段统御东江，以崇祯对他的支持，要求调离毛文龙也并非难事，为避免形成将帅不合的局面，在袁崇焕上任督师之前，连宁远宁锦之战的功勋名将总兵官满桂都被朝廷下令调走了，毛文龙又比满桂金贵多少？

再说第三个问题：

毛文龙有何作用？

还是先从三方布置说起：

天启元年六月，“兵部右侍郎熊廷弼建议，以为恢复辽左须三方布置，广宁用骑步对垒于河上，以形势格之，而缀其全力海上，督舟师乘虚入南卫，以风声下之，而动其人心，奴必反顾而亟归巢穴，则辽阳可复。于是议登莱、天津、并设抚镇山海适中之地，特设经略节制三方以一事权”

熊廷弼提出的三方布置事实上成为了天启崇祯两朝复辽的指导原则，以广宁辽西为正，正面吸引牵制后金主力，以登莱为奇兵，图谋南四卫。只不过天启崇祯两朝在具体实施细节上各有不同罢了，无论是孙承宗还是袁崇焕，都在试图重新走向三方布置之路。

关于广宁的地位可参考我以前的一个回答：

辽南四卫的重要性参考这篇文章里的内容

正因为这个三方布置，才有了登莱镇的地位。熊廷弼请求设登莱巡抚，以登莱作为沿海主战场。地处山东半岛的登莱镇与辽南隔海相望，即是拱卫京师的海上门户，同时也是通往天津和辽东的交通要道。于是朝廷命陶朗先为登莱巡抚。

在平辽的整体战略中，需要在登莱和辽南乃至朝鲜都有所作为，并与辽西的正面战场遥相呼应。在熊廷弼最初的设想中，当明军主力以广宁为依托正面硬肛后金，吸引大部后金主力时，登莱的明军即可跨海登陆辽南，作为一只奇兵直捣辽南四卫，同时可要求朝鲜从义州出兵策应，这样后金腹背受敌，缺少南四卫粮草，将无法控制辽阳，平辽指日可待。这种正奇相辅，一路陆路直攻辽阳等地，一路跨海登陆袭击腹地，两路进兵攻打辽东的战略在历史上是有成功先例的，即唐灭高句丽之战，一路由李世勣带领渡过辽河攻击高句丽，另一路则由张亮率领由莱州出海，登陆辽南朝鲜袭击高句丽腹地。显然，三方布置是解决辽东问题的最优战略选择，事实上也成为明朝有识之士的共同选择，熊廷弼并不是拍脑门胡来的书呆子 。

然而，这个策略从一开始就夭折了。因为熊廷弼与王化贞经抚不和，王化贞偏偏就是个与袁应泰一样的书呆子（心疼熊廷弼，居然遇到2次书呆子误国），过于轻视后金，一系列的瞎操作丢了广宁重镇，使复辽最核心的前沿阵地丢失。王化贞的另一个挖坑的操作就是毛文龙，在辽西广宁正面战场尚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贸然指派毛文龙袭击镇江，也就是所说镇江大捷。

毛文龙偷袭镇江的时机显然为时过早，如果当后金主力出动到广宁与广宁明军正面作战时，毛文龙率军跨海登陆，收拢分布辽南各地的逃人，聚兵对防守薄弱的辽南四卫发动突然袭击，必然会对广宁正面战场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让后金军感到腹背受敌的压力。如果明朝与后金在广宁的战事胶着，拖延日久造成后金在辽阳等地的兵力空虚，毛文龙这种尖刀突袭岂止是一个搞偷袭的镇江大捷可比，搞不好是辽阳大捷，沈阳大捷，抚顺大捷。

在广宁正面毫无作战行动的前提下，王化贞贸然指挥毛文龙发动镇江偷袭战，与明朝而言，除了有提振士气民心作用之外，在军事上并没什么实质作用。偷袭了个镇江又守不住，归附而来的一些卫堡军民实力并不足以抗击后金军力，最终毛文龙也只能被迫率众撤退到一众海岛苟延残喘。

随着广宁丢失，三方布置战略也正式破产。熊廷弼失望之下率军民撤退入山海关。

在此之后，退出镇江的毛文龙开始将辽南从后金控制下逃出的汉人聚集到沿海诸岛，达数十万之众，从中挑拣精壮组成东江军，开镇东江。

开镇东江后，毛文龙在登莱巡抚的节制下一度取得了一些成绩。自从孙承宗以帝师主辽后，便开始积极推进堡垒群复广宁之策，同时登莱巡抚袁可立也在登莱积极练兵，登莱兵力一度达到战兵二万五的水准。在袁可立的运筹之下，天启三年，清军的复州守将刘爱塔被策反，袁可立命总兵沈有容以舟师会毛文龙策应，顺利将刘爱塔接入明朝一方。老奴气恼之下，纵兵屠城，撤走金州等地军民。毛文龙部将张盘侦查看到金州守卫空虚，仅有达贼数百，偷袭金州得手。但是张盘兵力弱小，不能守卫金州，撤退到旅顺驻守屯兵，期间打退过一次后金方的进攻。

可惜好景不长。袁可立与毛文龙之间产生矛盾，最终受到攻讦去职“毛文龙者，公故奇其胆智。然自夜邑之奉蛊其心子，公之力柔其骨。数辇貂参于奥援，求增饷金，求宽海禁，无复吞□之意。乃满浦、昌城之捷，谓兵不满千，未交一战，不遗一矢，而使自相践踏，其被炮死者二万有余，马之走死者，三万有余，止余真 □二万。公心颇疑之，私谓敷实而后报，不失于慎。扶同而报，何辞于欺。乃移文东江，审其颠末。遂触毛帅之怒，嗾一黄门弹之，一二侪偶继之。天子不为动，旋以平莲功晋秩少司马。“
但是更换上来的新巡抚武之望与毛文龙矛盾更大，双方几乎无法有效配合。缺少袁可立的运筹帷幄， 辽南的据点旅顺也最终丢失，张盘战死。

从此东江镇再无什么可值得称道的成绩，吹水的战绩倒是有一坨。

可以说，天启五年之后，东江镇在明朝复辽战略的地位就变得颇为尴尬。

第一，东江兵力不足，不能在辽南有所作为。

第二，毛文龙所据皮岛距离辽南遥远，也无能为力对辽南起到有效支援的作用。

这两点原因促成了天启六年开始的东江移镇之争。作为既得利益者，毛文龙显然不希望移镇，兼之以东江军的实力，如果按照某些朝臣所谓移镇“旅顺”“盖州”，则实属自取灭亡。前面张盘偷偷摸摸在金州旅顺经营已经失败，也不知道那些人有什么信心居然认为东江军迁移到辽南面对后金大军的攻击能活下来？

想要东江移镇到辽南，正面战场关宁一线必须有所作为能够保证牵制后金大军才行。然而，天启七年后金征伐朝鲜打破了这个幻想。此时的辽东巡抚袁崇焕毫无作为，每年数百万两培养的关宁军在辽西正面战场上丝毫不能给受到攻击的朝鲜和东江以任何支持。

略提一句，最后否定东江移镇的居然是崇祯元年做兵部尚书的王在晋，这一点颇为有趣。王大人真是朝堂上唯一脑袋略清醒的人。

我在其它回答也一直强调，明朝君臣对后金有着严重的战略误判，尽管每次明军都被打得丢盔弃甲，君臣却从骨子里一直轻视后金，认为后金是个随随便便就可以消灭的丑虏，明朝一直都不能正确认识获得辽东地区控制权的后金已经不是一个可以短时间消灭的对手的事实。 正因为这种心态，才一直做出错误决策，向辽西这个无底洞大量投钱。

正是这种要命的心态，才造成了关宁军和东江军这2个明末的悲剧。关宁镇成为耗巨资养出来的奇葩，即没有实力战胜对手也没有实力防守自身，另一个东江镇则成了只能空口要钱却毫无建树的无赖。

综上所述，毛文龙有一定功劳，但是在整个辽事布局中，功劳不大，除了一个镇江之战略振奋人心之外，别的就谈不上了。整个朝廷的对辽战略就是错的，且政策多变，毛文龙之流又如何能有尺寸之功？

毛文龙与整个东江数十万军民是整个明朝错误的辽东战略的牺牲品！袁崇焕亦如此。

手头有一个百度找不到的涉及毛文龙之死的史料给各位看看，因为我从没在网上展示过。刘兴祚这家伙在毛文龙之死这事上出力颇多啊，完全是袁崇焕在东江埋下的内线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