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梁山三代领导人(王伦、晁盖、宋江)对义的理解有何不同?

回答
梁山泊的三个主要首领——王伦、晁盖和宋江,虽然都身处同一个江湖绿林之中,但他们对“义”的理解和实践却有着显著的区别,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个人行为上,也直接影响了梁山泊的发展方向和最终结局。

王伦:小圈子里的“义”,实用主义的狭隘保护

王伦作为梁山泊最早的头领,他对“义”的理解更多地停留在一种“小团体利益至上”的狭隘层面。他的“义”是一种防御性的、排他性的保护,主要为了维护自己这帮人能够安稳地在梁山泊生存下去,不被外界官府和江湖其他势力侵扰。

“义”的狭隘性: 王伦的核心目标是“守山为王”,他最关心的是自己能坐稳头把交椅,保住自己的权势和安逸。因此,他对前来投奔的英雄好汉,特别是那些有能力、有威望的,抱有很强的警惕和戒心。他害怕这些人会挑战自己的地位,从而破坏他所维护的这个“小圈子”的平衡。
“义”的实用性: 王伦眼中的“义”,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实用主义。谁能为他带来好处,谁能帮助他抵御外敌,他就可能接纳谁。但一旦觉得某人对自己构成威胁,无论对方有多么过硬的本事,他都可能出于自保而加以排挤,甚至杀害(例如对林冲的态度)。他所谓的“义”,是对自己人的保护,是对外来者的防范。
“义”的缺乏包容性: 王伦的“义”是封闭的,缺乏对更广泛江湖道义的认同。他不会去考虑什么“替天行道”,也不会主动去扶危济困。他的“义”只是守着一亩三分地,不让人来打扰。这种狭隘的理解,最终导致了他众叛亲离,被晁盖等人杀死。他没有把“义”扩展到对兄弟的无私、对弱者的同情,更谈不上对天下苍生的责任。

晁盖:血气方刚的“义”,兄弟情谊的朴素追求

晁盖作为王伦的继任者,他的“义”比王伦要进步不少,更多地体现了江湖好汉之间朴素的兄弟情谊和侠义心肠。他身上带着一股“仗义疏财”的江湖气,为人直爽,重情重义。

“义”的兄弟情: 晁盖对梁山泊的兄弟们真心相待,将他们视为亲人。他相信兄弟之间应该同甘共苦,不应该有猜忌和算计。他接纳林冲、武松、鲁智深等众多好汉,主要是看重他们的本事和他们身上江湖人的义气。他对兄弟的死活非常关心,也愿意为兄弟两肋插刀。
“义”的朴素侠义: 晁盖在个人行为上,也展现了江湖侠义的一面。他曾经大闹生辰纲,是为了“劫富济贫”(虽然对象是官府的财富),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对官府的不满和对弱者的同情。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替天行道”的口号,但他的行为更符合普通百姓对绿林好汉的期待——敢于挑战不公,敢于帮助受压迫的人。
“义”的局限性: 然而,晁盖的“义”也有其局限性。他更多的是基于江湖人的个人情谊,而非一种宏大的政治理想或社会责任。他对官府的态度更多的是一种江湖人的反抗,缺乏对政治体制的深入思考。他的“义”是个人化的、情感化的,这使得他的领导风格虽然能凝聚人心,但却难以形成更具组织性和目标性的力量。在应对强敌时,他的“义”也显得有些鲁莽和冲动,比如在梁山泊发展壮大后,仍然选择坚守山寨,而非更积极地谋划出路,最终在攻打曾头市时,因个人恩怨而牺牲,这反映了他“义”的执行层面上,有时会受到个人好恶的影响。

宋江:政治化的“义”,招安路线下的理想与妥协

宋江是梁山泊的第三位首领,他将“义”的理解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将江湖情义与政治抱负相结合,最终选择了招安的道路。他的“义”变得更加复杂,既有对兄弟的忠诚,也包含了对名誉、功业以及国家体制的认同。

“义”的包容与整合: 宋江的“义”是梁山泊中最广阔、最具包容性的。他不像王伦那样排外,也不像晁盖那样主要依靠个人情谊。他能够整合梁山泊的各色人等,从各个阶层、各个门派吸纳人才,让他们在梁山泊这个大平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他用“义气”作为粘合剂,将这些原本互不相干的人凝聚在一起。
“义”的“替天行道”: 宋江明确打出了“替天行道”的大旗,这是他“义”的核心理念。他将梁山泊的行动赋予了更宏大的正义性,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在替天惩奸除恶,是在为天下百姓伸张正义。这使得梁山泊的声望大大提升,吸引了更多人心向往之。他认为“义”不仅是对兄弟,更是对整个社会的不公义的抗争。
“义”的政治化与招安: 然而,宋江的“义”也最容易引起争议,因为他最终将“义”导向了招安。他内心中深藏着对“朝廷”的忠诚和对功名利禄的渴望。他认为,真正的“义”是能够被朝廷承认,能够为国家效力,而不是永远做一个草莽英雄。因此,他将梁山泊的“义”“政治化”了,试图通过招安来获得合法性,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抱负。
“义”的妥协与悲剧: 这种“义”的理解,使得宋江在执行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和妥协。他为了实现招安目标,不得不压制梁山泊内部一些不愿招安的兄弟的意见,甚至牺牲了部分兄弟的生命(例如对李逵的最终处理)。他所谓的“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忠君报国”的儒家价值观与江湖义气的混合体,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他往往会选择后者。最终,梁山好汉在为朝廷征讨其他起义时损失惨重,宋江本人也因此而死,这其中蕴含着他对“义”的理解与现实政治残酷性之间的巨大鸿沟。他的“义”既成就了梁山泊的辉煌,也埋下了其走向衰败的伏笔。

总结来说:

王伦的“义”是守旧、狭隘、自保的,是一种小团体利益的防御性“义”。
晁盖的“义”是朴素、重情、侠肝义胆的,是一种江湖兄弟间的纯粹“义”。
宋江的“义”是宏大、复杂、政治化的,是一种融合了江湖情义与政治抱负的“义”。

这三代领导人对“义”的不同理解,构成了梁山泊从一个普通的绿林聚义地,发展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农民起义队伍,最终又走向悲剧的完整过程。他们的“义”,既是他们个人性格和价值观的体现,也是那个时代特定社会环境下,江湖好汉们对公平正义、生存发展和人生价值的探索与追求。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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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的格局不同,境界更是不一样:

首先来说说王伦,王伦其实不是董事长,王伦是经理人,他的董事长是谁?柴进!所以说,谈王伦的格局或对义的了解,不如谈谈柴进的格局和对“义”的了解。

柴进的出场是通过饭店里的店小二之口,他向林冲介绍道:“你不知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常常嘱付我们酒店里:如有流配来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我如今卖酒肉与你,吃得面皮红了,他道你自有盘缠,便不助你。我是好意。”

然后,林冲上柴进庄上去,庄客齐道:“你没福,若是大官人在家时,有酒食钱财与你,今早出猎去了。

从这里略微读出柴大官人的“义”有几个特点:

一,柴进家大业大,地位尊贵。

二,柴进的义有门坎:重点照顾的是缺钱的配犯。

只有缺钱的配犯才肯卖命,林冲也好,武松也罢,都是没有退路了才走上梁山或二龙山。这个伏笔与后边介绍林冲上梁山是相呼应的,肯卖命的,柴进就送上梁山。至于送到梁山干什么?柴进与王伦的关系,显然很不简单。他培植梁山和蓄养配犯的目的,才是他“仗义疏财”的最终目的。这个目的,与他大周柴世宗子孙的身份显然不无关系,不是说,想造反,“积蓄力量,伺机而动”,这是柴进的野望。

三,“仗义疏财”更多只是给口饭吃,你看店小二这么说,庄客也这么讲,难道是柴进小气?

未必,原因是来他这里混吃混喝,或者说骗吃骗喝的人实在太多,“柴大善人”的名头实在太响。而他本人在看人的眼光方面实在是不怎么样。武松不用说了,辛辛苦苦照顾了一年多,却被宋江捡了个大便宜。而受他赏识的又是什么人物?洪教头,你看看他对待林冲的那副嘴脸,与王伦何其相像?王伦也是他培养的。都是一脚要占俩茅坑,还不拉屎的主儿,你想想,让这样的人上位,柴大官人的实际威望和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所以说,与王伦相提并论的不应该是晁盖或宋江,他只配与洪教头这样的人一样,给柴进做个职业经理人,经营好他的一亩三分地。有比他能干的人或比他厉害的势力威胁到他的经理人地位,他就不得不采取排挤打压或施以小恩惠加以婉拒,说白了,他的“义”仅出于职业上的要求,他不可能给梁山制订出路或战略,维持现状以待时机,是他作为柴进“堂口”红棍的“义举”。

然后我们来看看晁盖的“义”:

〔原来那东溪村保正姓晁,名盖,祖是本县本乡富户,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

与柴大官人一样,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也是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

所以说,二位的疏财对像其实都是“好汉”,特别是会舞枪弄棒的好汉。前面说了,柴进是有野望的,那么晁盖的“野望”又是什么?

“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大秤分金银”,是的,这是晁盖人生最大的抱负。他在劫生辰纲之前,干的就是小碗喝酒,小口吃肉,小秤分金银的黑社会勾当。“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晁盖既称天王,又占着宝塔,相当于总瓢把子的地位。

不然,吴用也不会叫刘唐来找晁盖去劫生辰纲,人干的本来就是这个行当!

所以,晁盖的“仗义疏财”,仗的是江湖义气,疏的是不义之财。哪怕鸠占鹊巢成了梁山的当家人之后,晁天王所表现出来的行事态度和梁山的规模来看,晁的“义”还是江湖义气,对应的是江湖道义和兄弟义气,晁盖够个豪杰,够个侠盗义匪。

而宋江,就大不一样了。

〔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 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 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 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救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 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与上面二位相比,着重注意两点:

1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这一点柴进显然做不到,因为柴进是大忙人,大贵人。晁盖也做不到,他要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怎么可能会去细心照顾人的想法,排忧解难呢?宋江的“关怀备至”,在武松和李逵身上都得到了良好的反馈,比直接“要钱给钱”的土豪式慈善显然有更大成效!

2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救人之急,扶人之困。宋江的“慈善”对像不仅仅是好汉,更多的是底层民众,一副棺材,一济良药,真的是雪中送炭。把“慈善”发挥到了极致,把钱花给最需要钱的人。这是宋江最大的优点,也是我们很多读者往往忽略掉的,你想想,社会上,你的身边有几个像宋江这样的“公务员”,每天走街串巷,嘘寒问暖,老王家办白事缺钱,他主动掏钱给办了,老李家看不起病,他花钱给看。真正是“身在公门好修行”,这样的好人,名声怎么可能不响?声誉怎么会不高?

所以说宋江的“慈善”与柴大官人和晁盖的“仗义疏财”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很多人能做到后两者,只要有钱就行。但是,要做到跟宋江一样,“有钱”也未必能办到,很多慈善基金,能做到的往往是“仗义疏财”,而不是“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救人之急,扶人之困。”

及时雨是什么?是及时银子,及时关怀,及时弥补,及时慰问。就此来说宋江的善,善莫大焉!

但是,宋江又是一个矛盾体。

他是一个儒家知识分子,忠孝是他作为儒家知识分子难以逾越的鸿沟,“替天行道”的“天”是什么?“道”又是什么?他没有给出明确定义,没有信仰,没有施政方针,没有纲领,有的仅是口号。

他没有办法喊出“苍天死,黄天立”,更没有能力“改天换地”。他只能“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劝”的方式是先当个“义盗”,你们不能奈何于我,我是人才,我们一百零八个兄弟都是人才,我们想为社会做出应有之贡献,但你们不让,那就来来吧。

于是他来了,他又死了……

金庸先生惯写侠义,对义,他没有给出定义,对侠倒是有过一句高屋建瓴的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想,这也是大义之所在。

只是,大义到头来往往会沦为权力游戏的牺牲品。

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水浒之义,天下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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