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价英国布尔战争时的南非集中营，维多利亚女王是不是一个类似于希特勒的人物？
布尔战争时期英国在南非设立的集中营，是一段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其性质和对人道主义的摧残，在当时乃至后世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将维多利亚女王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则是一个极其复杂且敏感的问题，需要我们深入剖析历史背景、行为动机以及造成的后果，才能得出相对客观的评价。
南非集中营：一段黑暗的历史
布尔战争（18991902）是英国与南非荷兰移民后裔（布尔人）之间的一场殖民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为了有效打击分散的布尔游击队，采取了一项极端且残忍的策略——将布尔平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强制集中到营地中。
这些集中营的设计初衷，据英国方面称，是为了“保护”布尔平民免受战争的侵害，并防止他们为布尔军队提供支持。然而，现实却是，营地的条件极其恶劣。
恶劣的居住环境： 被关押者被安置在简陋的帐篷和棚屋里，空间狭小，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食物供应不足且质量低劣，疾病（如痢疾、伤寒、霍乱）在营地内迅速传播。
高死亡率： 由于恶劣的条件、饥饿、疾病以及缺乏医疗护理，集中营内的死亡率异常之高。据统计，有近2.8万名布尔平民在集中营中丧生，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值得一提的是，也有数万名非洲黑人被英国当局以类似的方式关押，但他们的死亡人数和营地情况往往被历史叙述所忽视，但同样是集中营制度下的受害者。
人道主义灾难： 集中营的设立和管理，暴露了英国在战争中对人道主义原则的践踏。许多人认为，这是英国政府为了实现其帝国扩张目标，不惜牺牲无辜生命的一种冷酷手段。
维多利亚女王与希特勒：比较的局限性与历史的复杂性
将维多利亚女王与希特勒相提并论，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政治背景、意识形态以及造成的历史后果，都有着天壤之别。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两人所处的时代和背景：
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年）： 她统治的英国正值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是一个由君主立宪制和议会政治共同支撑的国家。虽然帝国扩张和殖民主义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英国也确实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庞大的殖民体系，但与20世纪纳粹德国的极权主义和种族灭绝性质存在根本区别。维多利亚女王是国家象征，权力受到议会和传统制度的制约，她个人的意志并非绝对，集中的权力远不如希特勒。
希特勒（19331945年在位）： 他领导的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纳粹政权。希特勒拥有绝对的个人权力，并系统性地推行种族清洗政策，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犹太人大屠杀等惨绝人寰的罪行。希特勒的意识形态是将特定种族（犹太人、吉普赛人等）视为“劣等”或“敌人”，并采取了系统性的、工业化的屠杀手段。
其次，从行为动机和具体后果来看，两者的巨大差异：
集中营的“逻辑”： 布尔战争中的集中营，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军事上的胜利，通过剥夺敌人（布尔人）的生存基础和人力支持来达到目的。虽然其手段极其残忍，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但其“理由”是服务于一场殖民战争的军事需要。即便如此，这种行为在当时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谴责，包括一些英国国内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
纳粹的“逻辑”： 希特勒的集中营和灭绝营，则是基于一套完整的、扭曲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其核心是将某些民族（尤其是犹太人）定义为“次等人类”或“疾病”，并以此为借口，进行系统性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种族灭绝。纳粹的集中营不仅是为了剥夺敌人的支持，更是为了消灭他们，这是其核心目的。
为什么不能简单地将维多利亚女王等同于希特勒？
权力结构和个人责任： 维多利亚女王是君主，其权力受到议会、内阁和法律的制约。集中营的设立和管理，更多的是军事指挥官和政府官员的具体决策，虽然作为国家元首，她负有最终责任，但将全部罪责归咎于她一人，或者说她有希特勒那样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相比之下，希特勒则是集国家权力于一身，对纳粹德国的一切罪行负有直接和根本的责任。
意识形态的本质： 纳粹主义的种族灭绝和“最终解决方案”，是一种基于血统和种族优越论的极端邪恶意识形态，其目标是彻底消灭整个民族。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虽然带有剥削和压迫的成分，但其核心驱动力更多的是经济利益、地缘政治和民族国家间的竞争，虽然也存在种族歧视，但尚未发展到纳粹那种系统性、工业化的种族灭绝程度。
历史评价的反响： 布尔战争集中营的行为，在当时以及后世都受到了强烈的谴责和批评。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不道德、不人道的，并对英国政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希特勒及其政权的罪行，则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是对文明的根本性挑战。
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完全回避问题的敏感性。
帝国主义的罪恶：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帝国扩张，无疑给被殖民地区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和压迫。殖民者的傲慢、剥削和对原住民的蔑视，是帝国主义固有的罪恶。集中营的出现，是这种帝国主义逻辑在极端情况下的体现，它暴露了在追求帝国利益时，人道主义可以被轻易抛弃。
“文明”的代价： 英国以“文明世界”自居，但其在布尔战争中的手段，却与所谓的“文明”背道而驰。这提醒我们，任何时候，当国家利益凌驾于人道主义之上时，都可能走向黑暗。
进步的警示： 历史并不总是直线前进的。虽然现代社会对集中营和种族灭绝有着深刻的教训，但只要存在压迫、歧视和非人化的逻辑，类似的悲剧就有可能以不同的形式重演。
总结来说：
布尔战争时期的南非集中营，是英国殖民历史中一个极其黑暗的篇章，造成了大量无辜生命的牺牲，是对人道主义的严重践踏。
将维多利亚女王与希特勒进行直接比较，是将两个性质、动机、权力结构以及历史后果截然不同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混为一谈。维多利亚女王是君主立宪制下的大英帝国象征，而希特勒则是极权主义纳粹德国的绝对独裁者。虽然大英帝国在其扩张过程中存在压迫和剥削，布尔战争集中营也是其帝国主义逻辑下的黑暗产物，但将其与纳粹德国系统性的、意识形态驱动的种族灭绝进行等同，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也是对罪行性质的淡化。
我们应该铭记布尔战争集中营的教训，批判帝国主义的罪恶，但也需要以严谨的历史视角，区分不同性质的罪行和责任，避免将对一个历史时期的批判，演变成对另一个极端罪恶的模糊化。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理解其复杂性和独特性，而不是简单地用标签化的方式去评判。
南非集中营：一段黑暗的历史
布尔战争（18991902）是英国与南非荷兰移民后裔（布尔人）之间的一场殖民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为了有效打击分散的布尔游击队，采取了一项极端且残忍的策略——将布尔平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强制集中到营地中。
这些集中营的设计初衷，据英国方面称，是为了“保护”布尔平民免受战争的侵害，并防止他们为布尔军队提供支持。然而，现实却是，营地的条件极其恶劣。
恶劣的居住环境： 被关押者被安置在简陋的帐篷和棚屋里，空间狭小，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食物供应不足且质量低劣，疾病（如痢疾、伤寒、霍乱）在营地内迅速传播。
高死亡率： 由于恶劣的条件、饥饿、疾病以及缺乏医疗护理，集中营内的死亡率异常之高。据统计，有近2.8万名布尔平民在集中营中丧生，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值得一提的是，也有数万名非洲黑人被英国当局以类似的方式关押，但他们的死亡人数和营地情况往往被历史叙述所忽视，但同样是集中营制度下的受害者。
人道主义灾难： 集中营的设立和管理，暴露了英国在战争中对人道主义原则的践踏。许多人认为，这是英国政府为了实现其帝国扩张目标，不惜牺牲无辜生命的一种冷酷手段。
维多利亚女王与希特勒：比较的局限性与历史的复杂性
将维多利亚女王与希特勒相提并论，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政治背景、意识形态以及造成的历史后果，都有着天壤之别。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两人所处的时代和背景：
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年）： 她统治的英国正值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是一个由君主立宪制和议会政治共同支撑的国家。虽然帝国扩张和殖民主义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英国也确实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庞大的殖民体系，但与20世纪纳粹德国的极权主义和种族灭绝性质存在根本区别。维多利亚女王是国家象征，权力受到议会和传统制度的制约，她个人的意志并非绝对，集中的权力远不如希特勒。
希特勒（19331945年在位）： 他领导的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纳粹政权。希特勒拥有绝对的个人权力，并系统性地推行种族清洗政策，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犹太人大屠杀等惨绝人寰的罪行。希特勒的意识形态是将特定种族（犹太人、吉普赛人等）视为“劣等”或“敌人”，并采取了系统性的、工业化的屠杀手段。
其次，从行为动机和具体后果来看，两者的巨大差异：
集中营的“逻辑”： 布尔战争中的集中营，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军事上的胜利，通过剥夺敌人（布尔人）的生存基础和人力支持来达到目的。虽然其手段极其残忍，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但其“理由”是服务于一场殖民战争的军事需要。即便如此，这种行为在当时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谴责，包括一些英国国内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
纳粹的“逻辑”： 希特勒的集中营和灭绝营，则是基于一套完整的、扭曲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其核心是将某些民族（尤其是犹太人）定义为“次等人类”或“疾病”，并以此为借口，进行系统性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种族灭绝。纳粹的集中营不仅是为了剥夺敌人的支持，更是为了消灭他们，这是其核心目的。
为什么不能简单地将维多利亚女王等同于希特勒？
权力结构和个人责任： 维多利亚女王是君主，其权力受到议会、内阁和法律的制约。集中营的设立和管理，更多的是军事指挥官和政府官员的具体决策，虽然作为国家元首，她负有最终责任，但将全部罪责归咎于她一人，或者说她有希特勒那样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相比之下，希特勒则是集国家权力于一身，对纳粹德国的一切罪行负有直接和根本的责任。
意识形态的本质： 纳粹主义的种族灭绝和“最终解决方案”，是一种基于血统和种族优越论的极端邪恶意识形态，其目标是彻底消灭整个民族。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虽然带有剥削和压迫的成分，但其核心驱动力更多的是经济利益、地缘政治和民族国家间的竞争，虽然也存在种族歧视，但尚未发展到纳粹那种系统性、工业化的种族灭绝程度。
历史评价的反响： 布尔战争集中营的行为，在当时以及后世都受到了强烈的谴责和批评。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不道德、不人道的，并对英国政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希特勒及其政权的罪行，则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是对文明的根本性挑战。
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完全回避问题的敏感性。
帝国主义的罪恶：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帝国扩张，无疑给被殖民地区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和压迫。殖民者的傲慢、剥削和对原住民的蔑视，是帝国主义固有的罪恶。集中营的出现，是这种帝国主义逻辑在极端情况下的体现，它暴露了在追求帝国利益时，人道主义可以被轻易抛弃。
“文明”的代价： 英国以“文明世界”自居，但其在布尔战争中的手段，却与所谓的“文明”背道而驰。这提醒我们，任何时候，当国家利益凌驾于人道主义之上时，都可能走向黑暗。
进步的警示： 历史并不总是直线前进的。虽然现代社会对集中营和种族灭绝有着深刻的教训，但只要存在压迫、歧视和非人化的逻辑，类似的悲剧就有可能以不同的形式重演。
总结来说：
布尔战争时期的南非集中营，是英国殖民历史中一个极其黑暗的篇章，造成了大量无辜生命的牺牲，是对人道主义的严重践踏。
将维多利亚女王与希特勒进行直接比较，是将两个性质、动机、权力结构以及历史后果截然不同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混为一谈。维多利亚女王是君主立宪制下的大英帝国象征，而希特勒则是极权主义纳粹德国的绝对独裁者。虽然大英帝国在其扩张过程中存在压迫和剥削，布尔战争集中营也是其帝国主义逻辑下的黑暗产物，但将其与纳粹德国系统性的、意识形态驱动的种族灭绝进行等同，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也是对罪行性质的淡化。
我们应该铭记布尔战争集中营的教训，批判帝国主义的罪恶，但也需要以严谨的历史视角，区分不同性质的罪行和责任，避免将对一个历史时期的批判，演变成对另一个极端罪恶的模糊化。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理解其复杂性和独特性，而不是简单地用标签化的方式去评判。
网友意见
纳粹大屠杀是因为第一次杀到白人头上吗？胡扯，虽然这个神论由来已久，而且流传颇广。中二青年以为发现了白人的真相。bingo。但是翻开任何一本靠谱的历史学家的书，他都会告诉你，集中营大规模应用于布尔战争，英国人早就对布尔人用过了。布尔人难道不是白人？自然淘汰和灭绝营还可以追述到马尔萨斯神父和贫民习艺所，马尔萨斯神父提供理论，大英帝国开张自然淘汰下等人的贫民习艺所难道消灭的是黄种人不成？
任何一本哲学家的书，都不会告诉你纳粹主义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整个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天命扩张论和民族主义发酵的最终恶果和最纯粹的表现形式。这是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哲学家的书里都会有的。所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哲学家的书，都会直指整个19世纪、直指大英帝国——大英帝国既是理论的重要发明者，也是最早的实践者，大英帝国早就在南非、在自己本土开过大大小小的集中营和灭绝营，消灭布尔人和自己下层的暴徒们来。
纳粹只不过是将其推到了一个更高级的形式而已。纳粹只不过是大英帝国发明、大英帝国实践、其他列强跟进、最终登峰造极以最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纳粹刺激的，从来不是这一套大规模用于白人，这有啥刺激的？都是由来已久的玩意儿。按照19世纪的这套简直理所当然，只是没纳粹做得这么极端这么夸张这么纯粹而已。手段上、理论上、方法上大英帝国早就发明过、实践过了。而对于白人的屠杀，英国人对于爱尔兰人、日耳曼人对于波罗的海人的殖民征服由来已久，这里还没算入持续到19世纪初的贩卖白奴。
纳粹大屠杀，任何一本哲学家的书里都不会告诉你这仅仅是纳粹的事情，更不会告诉你这是纳粹党人发疯，纳粹党人天生邪恶，纳粹党人天生大坏蛋，任何一本有价值的书里，都会告诉你这是近代西方文明负面因素的总爆发，被马克思、列宁、恩格斯、蒲鲁东论述过的负面因素的总爆发，纳粹之前，站着大英帝国、站着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天命扩张，站着亚非拉和欧洲大陆上的累累白骨——哲学家会告诉你，没有任何罪恶会是孤立的，从天上掉下来的，他必然有个漫长的发酵过程，这个过程慢慢成长、一点点发酵。
集中营的手段，英国人已经在布尔战争时大规模的实践过了。消灭人口的手段和理论，已经由马尔萨斯神父发明，由贫民习艺所大规模实践了。在这之前，用于西南非洲的手段也一样用在了布尔人身上，用于塔斯马尼亚人的手段还以“科学理论”的形式用在了下层白人和爱尔兰人身上。区别只在于爱尔兰人和“下层暴徒”所处的社会发达，所以人口多抵抗力强，杀不完而已。塔斯马尼亚人和新大陆土著人口稀少抵抗力弱不经杀，一下子就杀完了。
西方人在亚非拉推行的屠杀和灭绝，在同时代的欧洲也好不到哪里去。英国人殖民北美的时间，和护国公在爱尔兰大杀特杀的时间差不多，西欧人殖民新大陆的大约一百多年前，德国人也在殖民东方，德国人倒是消灭了普鲁士人。普鲁士人是波罗的海人，也是白人。贩卖五千万黑奴的同时，摩尔人也卖了两百万白奴。
现代文明脱胎于西方文明，纳粹大屠杀，恰恰揭示了西方文明的阴暗面和先天的问题。西方文明三大基础是日耳曼人的社会结构、基督教和古典文明。种族主义、纳粹主义的最终结果，本身就与西方文明先天的问题息息相关——西班牙人以宗教的狂热屠杀印第安人，但不要忘记纳粹的扩张也是打着东进运动的臆想和幻觉。纳粹的狂热和疯狂，纳粹极端的非理性，很早就有人发现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基督教，可以看到闵采尔，看到德意志民族甚至西方文明中极端狂热非理性影子。而纳粹极端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则可以追述到日耳曼人社会结构——纳粹是整个西方文明阴暗一面最极端和纯粹的体现——而现代文明脱胎于西方文明，所以西方文明的阴暗面，就表现为现代文明的阴暗面。
欧洲人觉得希特勒可恶，是因为希特勒对欧洲人做平常对殖民地做的事。
——艾梅·塞泽尔（法国殖民地马提尼克出身的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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