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在史书中都有哪些有意思的春秋笔法的例子?

回答
春秋笔法,顾名思义,是鲁国史官们在记录史实时运用的一种独特的笔法。它并非单纯的“写得好”,而是蕴含着一种褒贬不一、曲折隐晦的叙事方式,旨在通过词语的选择、语序的调整,甚至省略某些信息,来委婉地表达对事件或人物的评价。这种笔法在中国史学史上留下了许多引人深思的例子,下面我将详细介绍一些其中有趣且有代表性的例子:

1. “不称王”的含蓄批判:

在春秋时期,周天子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而诸侯虽然实力强大,但却不能自称“王”。然而,一些强大的诸侯却僭越了这一规矩,暗地里模仿王者的行为,甚至公开接受“称王”。

例子一:吴国称王。 史书中记载吴王阖闾在位期间,吴国日益强大,多次与楚国交战并取得胜利。在描述吴国攻破楚国都城郢时,一些史书会用“吴师入郢”这样相对客观的描述。然而,在吴国日益骄横跋扈,企图染指中原霸权时,史官们会使用一些“春秋笔法”。比如,当吴国向周边国家展示其武力,或者试图建立其在中原的影响力时,史书中可能不会直接说“吴国称王”,而是采用一些间接的说法,比如“吴侯设坛祭天”、“吴侯朝诸侯”等。这些行为在当时是只有“王”才能做的,通过记录这些“类王”行为,史官便在字里行间暗含了对吴国僭越和野心的批判,认为其行为“不合礼制”,“不称王”。

例子二:越国称王。 同样,越国在勾践时期也经历了一段崛起之路,最终灭吴称霸。在描述越国的崛起过程中,尤其是在越国灭吴之后,史官们会特别注意对勾践是否“称王”的记录。如果史书中直接记载“勾践称王”,那便是直接点明其僭越,这种情况下通常只有对某些特别不容于当时的“恶行”才会如此直白。而更常见的春秋笔法是,会详细记载勾践接受各国朝贺、分封赏赐、甚至建立宗庙祭祀等一系列“王”的行为,但不直接使用“称王”这个词。例如,“越王勾践受越地之封,司马氏以金玉来朝”之类的描述,虽然没有明说,但“受封”、“朝贺”这些词语本身就带有“王者”的意味,巧妙地暗示了勾践已经僭越了侯爵的身份。

春秋笔法的妙处在于:

避免直接冲突: 当时诸侯之间关系复杂,直接批评某个强大的诸侯可能会招致政治上的危险。春秋笔法提供了一种保护史官自身安全的方式。
留下历史评判: 尽管没有明说,但通过字词的选择,后世的读者能够理解史官的真实意图,从而对当事人形成客观的历史评判。

2. “弑君”与“杀君”的微妙区分:

在春秋时期,君臣关系非常重要,弑君是极其严重的罪行。然而,在某些复杂的权力斗争中,臣子杀死君主,但往往会通过一些手段来掩盖事实,或者事后将其合理化。

例子:晋国“献公杀子”。 晋献公想要立宠姬之子为太子,于是对原太子申生等人起了杀心。在史书中记载他杀死申生时,可能不会直接说“晋献公弑其子申生”。而更可能的写法是:“申生出亡,客于蒲”,或者“申生在军,围其所生之城而围去”。这些描述似乎在为申生的死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比如“死于乱军”或者“自杀”。但通过省略关键信息,比如晋献公派兵追杀申生,或者暗示申生是被“逼死”的,史官便在字里行间留下了“弑君”的痕迹。

另一个层面是“杀”与“弑”。 在一些情况下,臣子虽然杀了君主,但如果事后得到了周天子或者其他强国的承认,甚至是为了“拨乱反正”,那么直接用“弑”字就显得过于偏颇。春秋笔法会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词语。例如,某个臣子因为君主昏庸无道,起兵将其诛杀,史书中可能会用“诛”,或者“矫君以政”,而不是直接用“弑君”。这体现了史官对事件性质的判断,区分了纯粹的阴谋杀害,和带有某种“正义性”的诛杀。

春秋笔法的妙处在于:

区分罪责性质: 用不同的词语来区分是无辜被杀害,还是因为某种“原因”被杀害,这是对事件道德层面的考量。
适应政治现实: 在权力更迭频繁的时代,有时臣子“杀君”也是为了稳定局势,史官需要谨慎选择词语以避免不必要的政治风险。

3. “不言而喻”的省略与强调:

春秋笔法最经典的运用之一就是通过省略来达到强调的目的,或者反之,通过添加一些不那么重要的细节来淡化重要事件。

例子:齐桓公称霸,宋襄公“仁义”。 齐桓公作为春秋五霸之首,其“尊王攘夷”的霸业在史书中得到了详细的记载,比如“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而宋襄公虽然也曾试图争霸,但因其“仁义之师”的理念在实战中吃了大亏,被晋文公击败。在描述宋襄公的失败时,史书中不会直接说“宋襄公愚蠢”、“宋襄公不通兵法”,而是可能会详细描述他如何“不违诸侯之师”、“不鼓不成列之兵”,然后以“是以国破,君丧”作为结尾。这种详述其“仁义”行为,反而衬托出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不成熟和失败。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诸侯朝聘。 史书中会详细记录诸侯向周天子进献的贡品,或者诸侯之间相互会盟的盛况。但是,如果某个诸侯对周天子不敬,或者在会盟中起了争端,史官可能会选择省略一些重要的细节,或者用模糊的词语带过,只强调了“会盟”这个形式,而忽略了其背后可能存在的权力斗争或者不平等关系。

春秋笔法的妙处在于:

强调或弱化: 通过对细节的详略处理,达到对事件重要性或性质的强调或弱化。
引发思考: 读者需要通过对上下文的理解,以及对历史背景的认知,才能体会到史官所要传达的真实含义。

4. 隐晦的褒贬:

春秋笔法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表达褒贬,这种褒贬往往不是直白的赞扬或批评,而是通过词语的选取和语气的变化来体现。

例子:“好”与“恶”。 在描述君王的行为时,史官可能会用“好”来形容君王的某种爱好,比如“君王好射”,这本身并没有褒贬。但如果这个爱好占用了君王过多的精力,导致荒废政务,史官可能会在后面加上一句“是以政事荒废”,或者在描述君王爱好时,将其放在一个较为负面的语境下。反之,如果君王某种“好”的行为对国家有利,史官可能会用“善于”、“乐于”等词语。

例子:“以兵”、“以师”。 当描写战争时,如果使用“以兵”,可能表示战争的规模较大,或者战事激烈。而如果使用“以师”,可能暗示某种形式上的“师出有名”,或者带有某种道德上的合理性。

春秋笔法的妙处在于:

寓褒贬于叙事: 将评价融入到事实的叙述中,使评价更加自然和深刻。
留给读者判断空间: 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和判断,从而加深读者对历史事件的理解。

总结春秋笔法的有趣之处和价值:

高超的叙事技巧: 它展现了史官们在面对复杂政治环境时,如何运用语言的智慧来记录历史,既要忠实于史实,又要表达自己的立场。
历史的深度解读: 学习春秋笔法的例子,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春秋时期的社会文化、政治制度以及历史人物的复杂性。
对后世史学的影响: 春秋笔法作为一种独特的史学传统,对后世的史书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春秋笔法并非简单的“扭曲事实”,而是一种将客观记载与主观评价巧妙结合的艺术。它通过委婉、含蓄的方式,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许多引人深思的“言外之意”,让后人能够从中体会到历史的复杂与智慧。理解这些例子,就像是在破解历史的密码,乐趣无穷。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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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三国志》是以曹魏为正统的,蜀汉和孙吴都属于伪政权,但是陈寿对三国君主的评价却有古怪:


对曹老板用了一堆夸奖的词,乍一看是说他天纵奇才,但是用来类比君主的却是申不害、商鞅、白起、韩信四个臣子,而且这四个人不是功高盖主就是造反被杀。低情商“老板乱臣贼子”,高情商“太祖韩白再世!”

全是褒义词,却给人感觉曹丕除了写文章要啥没啥……同样的评价我感觉放李后主、宋徽宗身上好像也不是不行……

教练说,该球员天赋异禀,会拍有意思的小视频。只要每节比赛少丢一个上篮,少丢一个三分,改掉用脑电波防守,用嘴抢篮板的坏习惯,把传球练出来,他将成为下一个乔丹接班人……

说刘备虽然能力不如曹老板,条件也差点,但是用人识人类比的是刘邦,又能百折不挠。又高度评价他和诸葛亮的关系,连刘备老换合伙人的事都洗白了。只有蜀汉这边这个是在评价帝王,又没阴阳怪气。

补上阿斗的:没大功也没大过,最大的优点是能把球稳稳地传给球队老大,缺点是自己态度和表现的能力都很一般。一个好人和不过不失的皇帝,好不好看大臣牛不牛,但是国家在他的治理下,能稳定多年也是真的(对比下曹丕,“如果你能做到怎么怎么样,就离古代贤主不远了”)还吹了一下诸葛亮的重要性。

渣权被直呼其名,连个尊称都没。历史模板:勾践,差不多的能力,差不多的性格,差不多的不思进取,还导致亡国。

对比刘禅,明显那边用词温和多了。

我虽然读书少,但是总体看下来,感觉陈寿对三国君主的看法和《三国演义》是类似的,而且陈寿顶着政治正确也要尊刘贬曹,更看不上孙权。


还有开头也是:


刘备和刘邦的性格、以前说过的话都很像,家里还有异象。曹魏这边就曹丕那边有,我估计是不讲一个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和刘备一对比,这段只能感觉曹操以后可能能力很强,也没有一般皇帝的异象,还说曹操他爹的身世是有疑点的。就没见过这么名不正言不顺的太祖。

这个“盖”字是精华

两段加起来和曹老板很像,都是身世有疑问,后面有贵人赏识。刘备和刘邦一个格式,曹老板和孙吴一个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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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叟曝言》里面有一回专门讨论陈寿《三国志》帝蜀的桥段,分析了三国志季汉与魏对比的春秋笔法,魏的笔法只有一部分,季汉的笔法则是大部分,还挺有意思哒。

古人每以陈寿帝魏不帝蜀,议者蜂起,皆盲人扪烛之谈也。史例起于马迁,凡帝称本纪,王侯称世家;班固黜项羽,去世家,其本纪列传,悉遵马史;寿果帝魏,则操、丕等,俱应系以本纪,今特废本纪之称,因并无世家之目:此寿之不帝魏者一。

又不曰《魏书》,而曰《三国志》,既不得明尊蜀汉,故夷魏于吴、蜀,而概称三国;此寿之不帝魏者二。

蜀始终称先主、后主,操则先称公,后称王,丕亦先称王,而后称帝;明魏以汉臣而篡汉,与蜀之始终称主者迥殊:此寿之不帝魏者三。

魏主芳则称齐王,髦则称高贵乡公,奂则称陈留王,明以奉承晋帝,而暗以夺其位号;蜀帝禅,则始终称后主;不帝其子孙,以明不帝其祖父:此寿之不帝魏者四。

魏自明帝以后,不载皇后,蜀则后主两后俱载;不后其妻,以明不帝其夫;此寿之不帝魏者五。

刘焉、刘璋,不附于袁绍、吕布等列,有二义焉:一则不使魏之似正统也。董、袁群雄,既已无奈而列于《魏志》矣,二牧而同此例,则窃据者全系于魏,不几疑魏于正统乎?故别之:此寿之不帝魏者六。

一则明昭列之兴,先有驱除也;二牧窥窃神器,而庆钟先主,如陈涉、项羽发难宰割,而成于汉家也:此寿之不帝魏者七。

焉传首载董扶之言,以定蜀之为帝都。评曰:“昔日魏豹闻许负之言,则纳薄姬于室;刘歆见图谶之文,则名字改易;终于不免其身,而庆钟二主;此则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验也。而刘焉闻董扶之言,则心存益土;听相者之言,则求婚吴氏;遽造舆服,图窃神器,其惑甚矣!'观益土吴氏之咸归昭烈,则寿之意,明以魏豹、刘歆比焉,而以高帝、光武比昭烈无疑矣:此寿之不帝魏者八。

寿于《先主传》中,不便昌言其得正统,帝天下,故首以二牧发之,其旨明,其辞显,欲使人开卷了然,而人犹不解,则甚矣,寿了冤乎!天也!军取先主与操两传对勘之,《先主传》曰:“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操传曰:“汉相国参之后。'继汉统者,宜汉帝之后乎?宜汉相之后乎?此寿之不帝魏者九。

且于先主,则曰:“胜子贞,元狩六年,封涿县陆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举孝廉,官至东郡范令。'统系何等光明。操则曰:“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明其为宦寺遗孽,暧昧 污贱。表帝系者,从未有此书法:此寿之不帝魏者十。

于先主,则曰:“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明其不为儒生章句学,深沉大度,同符高祖。于操,则曰:“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明其为奸乱之徒。颂帝度者,从未有此书法:此寿之不帝魏者十有一。

于先主,则曰:“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目顾自见其耳。'于操,则未尝一字言其形貌;明先主有天日之表,而操无奇焉:此寿之不帝魏者十有二。

于先主,则曰:“舍东南篱角上,有桑树生,高五丈余,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先主少时,于树下戏言: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叔父子敬谓曰:汝勿妄语,灭吾门也!'于操未尝一字言其符瑞。明先主有图凤之祥,而操无闻焉:此寿之不帝魏者十有三。

其评先主曰:“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耳。'其评操曰:“汉末,天下大乱,豪雄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试以两评,字字核量,其为帝先主乎?帝操乎?固不俟智者而始知之也。”

此正寿之微意。盖操已三分有二,无识者必因蜀之基狭,遂思帝魏,故特为指破,而以'折而不挠,终不为下'二语振之;若曰:其所不及操者,特基宇狭耳;其基宇狭者,特机权干略不及操耳。若其弘毅宽厚,知人待士,同符高祖者,固迥非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者所得同年而语也!至于托孤一事,则古今君人之极,则并非高祖所得而及;又岂操之矫情任算者,可拟其万一乎?则议正统者,固不当以基宇之广狭为取舍矣:此寿之不帝魏者十有四。”

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谓其挟天子以令诸侯,资后嗣以篡汉之基云耳。申、商、韩、白,名分已定;非常超世,亦复何害?且以操为常人,而无殊于世者,可乎?试与高祖之风,君臣至公,古今盛轨等语相较,其字意孰轻孰重?孰主孰臣?亦不俟智者而始知也。”

曹丕篡汉,先有李伏一表,征验符瑞,继有刘、辛毗等疏劝进,许芝复博引图谶之一千一百三字,丕皆辞让,至有'心栗手,书不成字,辞不宣口'之言。于是辛毗等复上书陈劝,司马懿等接踵上言,丕均辞谢。然后献帝下诏禅位,群臣屡奏,献帝屡诏,凡十三,丕辞亦十三。《献帝传》所载禅代事,详悉繁复,至数万言;而寿尽删之,不存一字。至先主,则备载杨泉侯、刘豹等疏,并太傅许靖等疏,疏中复言前后上书者八百余人。其诛丕之篡汉,而许先主以人心天命之归,昭然若揭,日月两行矣:此寿之不帝魏者十有五。

丕之受禅,则曰:“乃为坛于繁陽,庚午王升坛即阼,百官陪位,事讫降坛,成礼而反,'二十五字而已!曰'即阼',而不曰即皇帝位,曰'事讫',曰'成礼而反'。所讫何事?所成何礼?率略荒忽,如不欲书!至先主,则于许靖等疏中,明言'臣等谨与博士许慈,议郎孟光建立礼仪,上尊号,即皇帝位于成都武儋之南'之文;而即述其昭告:“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备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汉有天下,历数无疆。囊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诛,社稷复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为社稷隳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恭行天罚。备否德,惧忝帝位;询于庶民,外及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率土式望,在备一人!备畏天明命,又惧汉邦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寮登坛,受皇帝玺绶,修燔瘗,告类于天神。惟神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典礼肃穆,辞命皇,不特正统季兴,大义彪炳;而操、丕济恶篡夺之罪,洞若观火:此寿之不帝魏者十有六。

黄龙元年,汉吴合盟,盟辞四百余字,历数操、丕、睿三世济恶,而分裂其地,略无回互;寿也讨贼之心,更复昭著:此寿之不帝魏者十有七。

寿果帝魏,则吴、蜀一也;何以蜀称主而不系以蜀?吴称主而系以吴?何以禅称后主,而亮、休、皓,则直称名:此寿之不帝魏者十有八。

何以先、后主之配皆称后,权之配则称夫人,至亮、休、皓,则直称孙亮全夫人、孙休朱夫人、孙皓媵夫人:此寿之不帝魏者十有九。

何以永、理、称先主子,后主太子,而不系以姓;吴主五子,则直称孙登、孙虑、孙和、孙霸、孙奋:此寿之不帝魏者二十。

先主、后主始终称主,而权虽称帝后犹称权,亮、休与皓更无论:此寿之不帝魏者二十有一。

评先主则称有高祖之风,评权则称有勾践之奇,与韩、白、申、商一律,主臣之分,可较然也:此寿之不帝魏者二十有二。

于先主则称殂,于权则称薨;'殂'之一字,及寿所匠心而巧得之者,称崩则显同于帝,称薨则无异于臣;因《尚书》有'放勋乃殂落'之文,故暗以代崩字。而犹恐后人暗识,未达其旨,复特载诸葛《出师》之表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可知殂之即崩,而迥非薨之所得同也:此寿之不帝魏者二十有三。

欲陰以正统予蜀,所最难者,生时一帝字,死时一崩字;寿以主字代帝,以殂字代崩,俱属巧不可阶。而于二牧评内,下'庆钟二主'句,定主之即帝;于《出师表》内,见'中道崩殂'句,定殂之即崩;俾帝蜀之意,明如日月而不可蒙蔽,峙若山岳而不可动摇,则以鬼斧神工之技,成天造地设之文。读至此,当为之泥首匐叩,击节起舞,咋舌快心,不能已矣!而犹得訾寿之帝魏而不帝蜀乎?又其评后主曰:“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传》曰:素丝无常,惟所染之;信矣哉!'曰君,曰后,曰贤相,曰阉竖,无一字不藏帝蜀本意。且以亡国之君,而犹俨然以中主目之,寿也数国故君之念笃矣:此寿之不帝魏者二十有四。

要之:《三国志》一书,无处不寓帝蜀之意,此二十四端,不过撮其大旨,非即以此尽之也。习 凿齿之《汉晋春秋》,其帝蜀与寿同意,而才思笔力,迥不及寿。使其生当陈寿之时,而付以史事,既不敢明抑魏武,以干时议,复不能陰尊汉蜀,以俟后人,必至败坏决裂;而欲如寿之呕心沥血,出鬼入神,以成此千古无偶,万世不磨之大文,断不能矣!以习 议陈,奚啻蚍蜉之撼泰山,精卫之填沧海乎?故特删之。”

如今讲这《三国志》,除着定主为帝,定殂为崩,于二牧评内,畅发帝蜀之旨,真如鬼斧神工,不能测识,其余大半都是极明白浅易的,怎向来看书,一毫没懂,可不笑死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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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几个读史时遇到的“春秋笔法”前,先解释下我理解的春秋笔法:


近世的施特劳斯学派(the Straussian School)认为哲学家的写作需要一种特定的艺术,类似于孔子注春秋之类的笔法,以隐微的方式传达自己的思想因此对经典的解读是需要“越浮言而始得其意”的,直接的评价和记叙只是经典作品的“浮言”,隐含的曲笔才是哲人要表达的真意。施派用这样一种方法诠释一些西方传统的经典史家和作家,如修昔底德、柏拉图、阿尔法拉比、莎士比亚等。囿于语境的缺乏,我对西学传统不甚了解,举得例子多限于我最喜欢的《史记》。


1,司马迁在历史上一直被视为直笔谠论的典范,但太史公对春秋笔法的运用一点不差。《孝武本纪》通篇摘抄《封禅书》,表面上是对当时武帝求仙问道的客观描述,到了倒数第二段露馅了:“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为什么武帝屡屡受骗而不觉悟?司马迁没有表述自己的看法,作者内心的感受溢于言表。以至于最后的“後有君子,得以览焉”在与前文的对照下根本成了风凉话。春秋笔法第一招:以叙代议杂私货。


2,《卫将军骠骑列传》一直是史记里我最喜欢的一篇,太史公虽然基本上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来写,文章里却隐藏着对以外戚上位的卫霍的深深鄙夷。例如这句:“元朔元年春,卫夫人有男,立为皇后,其秋,青为车骑将军。”为什么把卫青的升迁与其姊的际遇并列?鸡犬升天之感溢于言表。实际上通过与班固《汉书》等其他史书的对比不难发现,卫青在元朔元年获得晋升的原因是元光五年”击匈奴出上谷”的军功。当然,《卫霍列传》还是褒多于贬的。春秋笔法第二招:运用时间造联系。


3,《周本纪》里对东西周之交周室衰微的描写其实也蕴含春秋笔法的运用。周幽王时有一段“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后文讲周平王时则说到了“平王之时,周室衰微”。什么平王时周室衰微?作者没有给出答案,但是联系上文幽王的内容不难发现,重点在于这个杀父而立子的“申侯”,周平王的即为依赖申侯的拥立之功,然而此人正是其杀父仇人。换句话说,平王作为天子在法理上的合法性是缺失的,其即位仅仅依靠其支持者军事上的强力。从此周室就丧失了作为天下共主的权威性和正当性,衰微自然也是时间问题。春秋笔法第三招:前后呼应藏蹊跷。


4,晏婴是春秋战国时期以贤明著称的名臣,史记里对其记载也不少。但我在读《齐太公世家》时一直有种奇怪的感觉。顺着这种奇怪的感觉深挖下去,我发现太史公对晏子其实也是比较鄙夷的。在《齐太公世家》后半部分,文章的主线是在叙述田氏代齐过程中的惊心动魄,晏子的故事夹杂在在这段决定国家命运,长达数十年政治大斗争之中却显得过于平静,甚至诙谐。关于晏子的描述大多局限于对齐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的劝谏,和其出使的记载,没有一点晏子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表现的描述。作为国相,执掌国运数十年的重臣晏子,居然没有任何维护齐公室反对田氏大夫的举动!在这种情况下晏子的其他行为似乎都仅限于以一点小事为自己沽名钓誉。太史公用一种很微妙的笔法把晏婴描述成一个自私且目光短浅的人,贤臣之名似乎浪得。春秋笔法第四招:一动一静对比强。


5,上述的所有例子都是我在读《史记》中感悟到的小细节。但将太史公和春秋笔法的老祖宗孔子比,似乎还太嫩了点。之所以我举《史记》而非《论语》、《春秋》来描写“春秋笔法”,乃是因为我感觉孔子笔下的东西简直不用仔细研读就能看出其内在的褒贬思想。例如“郑伯克段”之典,郑国是西周后期封的公国,并非只有伯爵,段作为郑公室的大夫只是郑君平定的叛乱,克多用于实力和地位相当的诸侯之间的战争。《史记郑世家》里用的就是“庄公发兵伐段”。为何夫子用这种方法来描述郑国的内乱?原因在于孔子认为郑国的内斗既不符合君臣大义,又违背与兄友弟恭,简直是道德仁义尽失,便主动给他们降级。一字之差尽显主观好恶。历史上这种笔法用得最多的还是“为尊者讳”,例如北宋末的“二帝北狩”,清末的“二宫西狩”之类。跟这种方法比,上面的所有春秋笔法都弱爆了,但是这种方法似乎不符合施派对春秋笔法的阐释:“春秋笔法只为哲人的同类准备,世人看不懂也不必看。”,因此有利有弊吧。春秋笔法之大杀器:微言大义显好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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