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在记录史实的时候，编纂者并没有亲临现场，如何做到每个细节都精准记录的？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史书的“精准记录”并非指对感官细节（如风的咸味、阳光的温度）的毫厘不差，而更多地体现在事件的发生顺序、人物的言行、决策的依据、地理的方位、事物的因果等方面。这种精准，是建立在多方求证和逻辑推理的基础之上的。
一、信任的基石：官方记录与原始文献
史书编纂者最直接、最宝贵的依据，来自于官方系统性地保留下来的文献。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有着强大中央集权的国家，官方的记录工作是相当发达的。
案牍之学： 历代王朝都有专门负责记录的国家机构，例如汉代的尚书，唐宋的内史省、中书省，明清的内阁等。这些机构的官员负责将皇帝的诏令、臣子的奏折、重要的朝会记录、以及国家大事的公文都妥善保存。史官（或负有史职的官员）会从这些浩如烟海的案牍中搜集资料，这其中就包含了大量的具体细节，如某位大臣上奏的时间、内容，皇帝在奏折上的批示，朝堂上讨论的具体议题，甚至是官员任命的品级和具体职位等。
玉牒、实录、国史： 皇帝的言行和重要政务，通常会由专门的机构编纂成“实录”。例如《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就是当时官方对全国地理的详细记录。而“国史”则是一个朝代对自身历史的系统性记载。这些原始的、未经后人加工的记录，是史书编纂者最忠实的文本来源。
地方志与家谱： 除了中央的官方记录，地方性的文献也至关重要。地方官吏会定期编纂地方志，记录当地的地理、沿革、风俗、人物等。而一些名门望族的家谱，虽然带有主观色彩，但也能提供家族成员的生卒年月、婚嫁情况、担任的官职等细节。这些资料可以作为对中央记录的补充和印证。
二、多元视角：口述与传闻的筛选与核证
虽然官方记录是核心，但历史并非只有当权者的视角。为了更全面地还原事实，史书编纂者也会通过非官方渠道获取信息，但他们的处理方式极为审慎。
访谈与问询： 尽管编纂者未亲临现场，但他们可以通过访问当时亲历事件的人物、旁观者或其后人来获取口述历史。这就像今天的记者采访目击证人一样。例如，当某个大臣去世后，史官可能会去拜访他的家人或故旧，询问他生前的具体言行和思想。
传闻的搜集与甄别： 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故事、歌谣、民间传说等，虽然不一定全是事实，但往往能折射出某些历史的侧影。史书编纂者会搜集这些传闻，但绝不会照单全收。他们会审慎地分析传闻的来源、传播过程，并与其他可靠的史料进行比对。如果某个传闻能得到多处旁证，或者与官方记录中的某些细节吻合，那么它的可信度就会增加。
个人笔记与回忆录： 一些官员、文人或士大夫，也会将自己的经历、见闻写成笔记、日记或回忆录。这些个人化的记录，虽然带有主观情感，但往往能提供官方记录中缺失的生动细节和个人感受。史书编纂者会从这些资料中提炼出客观的信息，同时也要警惕其中可能存在的夸大、偏颇之处。
三、严谨的治学方法：比对、考证与逻辑推理
获取到大量的史料只是第一步，如何将这些零散、甚至相互矛盾的信息整合成一部精准的史书，则需要一套严谨的治学方法。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这是史官们奉行的最高准则。他们会从不同角度、不同来源的史料中收集信息，然后进行反复比对。如果不同来源的记录一致，那么史实就越发清晰。如果存在矛盾，编纂者就需要进一步考证。
年代与逻辑的校勘： 这是确保细节精准的重要环节。例如，如果某份奏折记载的事情发生在某月某日，而另一份记录又说同一天有另一件重大事件发生，史官就需要核对当天的日程安排，判断是否可能同时发生。如果某个事件的发生时间与相关人物的仕途经历不符，或者与事件的因果逻辑相悖，那么就需要重新审视资料的准确性。
辨别真伪： 随着时间的推移，伪造的文献也会出现。史书编纂者需要具备鉴别史料真伪的能力，例如通过分析文献的纸张、墨迹、语言风格、以及其中记载的常识性错误来判断其价值。他们会参考前代史家的考证成果，或者运用自己的学识进行判断。
“叙事以实”的原则： 史书并非文学创作，其首要目的是记录真实。因此，编纂者会力求客观地呈现事实，避免主观臆断或个人情感的掺杂。即使某个历史人物有许多负面评价，只要有史料支持，也需要如实记录，而不是为了塑造某个形象而故意删减或歪曲。
“求诸野”与“校其语”： 这是古代史家常见的做法。“求诸野”指的是不只依赖书本，也向民间人士请教，获取不同层面的信息。“校其语”则是指仔细校对文中的字词句，确保记录的准确无误，甚至包括人名、地名的写法。
四、时代的局限与编纂者的智慧
尽管如此，我们也要承认，史书的编纂并非完美无缺。史书是特定时代产物，其所依赖的史料、编纂者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局限。
史料的缺失与损毁： 许多珍贵的原始文献可能因战乱、火灾、时间流逝等原因而遗失，这使得编纂者在某些方面不得不依赖于间接证据或推断。
人为的删改与掩饰： 有时为了政治需要或维护统治者的形象，官方记录本身也可能存在删改、掩饰甚至造假的情况。史官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往往也只能尽力而为，或者在不便直言的地方，通过委婉的笔法暗示。
编纂者的个人倾向： 即使史官们力求客观，但他们的学识、阅历和价值判断，也可能在不自觉中影响到对史料的选择和解读。
因此，史书的“精准记录”是一种 相对的、力求达到的目标，而非绝对的、百分之百的还原。编纂者通过对官方记录的依赖，对多元视角的搜集，以及严谨的比对、考证和逻辑推理，竭力去接近真相的每一个细节。他们的工作，如同一个精心打磨的放大镜，将历史的碎片一一拾起，用智慧和勤勉将它们重新组合，从而为后世呈现出尽可能清晰的历史画卷。这其中蕴含的，是对历史的敬畏，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对文字的极度负责。
网友意见
我国史书的一大特点是文学性和历史性的结合，这一点从二十四史都是用纪传体完成可以看出。同样，像隆中对这样的经典桥段也有其文学色彩在其中。其记录的语言可以不是当事人完完全全说出的话，但是一定要符合历史性的逻辑。这种方法用钱钟书先生的话说：“ 善设身处地, 代作喉舌而已”
当然，要探究这种写作手法必须要从《史记》及其之前的史书来说明。司马迁的《史记》为何能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实，这句话说出了《史记》的两个特点。前者是《史记》的历史性，后者则是其文学性。既是史书，又是文学，这一点是与《史记》之前的史书有着截然不同的一面。
看过《春秋》的人大都清楚，编年体的《春秋》上的历史记载非常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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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到了《左传》，《春秋》中的记载加以润色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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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
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寘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
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
有蜚。不为灾，亦不书。
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
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
十二月，祭伯来，非王命也。
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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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此时史书的记载已经不能只有简单的时间-事件，史书的文学性越来越凸显出来。
那么再说回来《史记》，许多人觉得这些对话有问题。确实，司马迁怎么能知道当时当事人说了些什么话呢？其实，《史记》不但有对话，还有很多心理描写，这不是更奇怪吗？
如《淮阴侯列传》的
“韩信犹豫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
这句话很明显是韩信的心理描写，但是仔细想想司马迁怎么能知道韩信在想什么？但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却没有人会感觉到奇怪突兀，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司马迁关于人物的心理描写和对话其实都是非常符合逻辑和当时的人物状态的，与事件发展融汇成一体。
钱钟书先生曾经评价过史书中的对话记言是“见象骨而想生象”，可谓十分精辟。而且还说司马迁的记言是“ 善设身处地, 代作喉舌而已”。
为什么司马迁要代做喉舌呢？对于历史记载，确实可以只记时间-地点-人物-时间。但对于一本文学来说，心理描写和人物对话却是不可或缺的。更何况司马迁写的还是一部前无古人的纪传体。人物传记更加需要心理和对话来突出人物性格和特点。
我们从叙事视角看《史记》传纪, 可以看出《史记》传记中的心理活动刻划和语言对话描写, 一般虽都于书无征似乎难信, 是作者的代言, 但就是这种有着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的设身处地合理想象的写作方法, 按这些人物的性格逻辑来说大都可信的非史笔描写, 却使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同时成了生动的文学形象, 使《史记》传记不仅是“ 史家之绝唱” 还成了“ 无韵之离骚”。
在《史记》之后，《汉书》、《后汉书》等正史都采用了纪传体，所以我国的史书中人物的殊造远比其他国家的历史人物要丰满许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艺的要求越来越强，文学的性故事性的要求也越来越强，建立在正史上的历史小说脱颖而出。很明显，喜欢《三国演义》的人绝对比《三国志》的人多，原因就在于《三国演义》故事性更强，人物的特点也更鲜明，而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则不再那么重要。
文学和历史的合二为一是史书的真正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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