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差很远的例子？
1. 商朝的“存在”与“灭亡”：从传说到实证
长期以来，商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记载的王朝，其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20世纪初，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商朝的历史才真正被赋予了坚实的考古学基础。在此之前，关于商朝的记载，主要依赖于《史记》等后世史书。这些史书描述了商朝的建立、发展，特别是其覆灭的种种原因，如商纣王的残暴统治，以及周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
然而，这些史书的描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缺乏独立的、同时代的旁证。许多学者对商朝是否存在，以及其文明程度是否如史书所言，都持保留甚至怀疑的态度。这在学术界被称为“疑古思潮”的一部分。
考古发现如何改变认知：
甲骨文的惊现： 1899年，王懿荣在北京发现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这些文字被证实是商朝晚期的王室占卜记录。甲骨文的发现是商朝考古的里程碑。它不仅证明了商朝的存在，还直接提供了关于商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丰富信息，证实了史书中关于商朝商王世系、都邑变迁等记载的真实性。
安阳殷墟的挖掘： 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学者们开始寻找甲骨文的源头。1928年，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带领团队在河南安阳发现了商朝晚期的都城遗址——殷墟。殷墟的发掘，一座规模宏大、遗迹丰富的城市宫殿宗庙区、贵族墓地、平民墓地以及手工业作坊区随之展现在世人面前。
宏伟的宫殿建筑： 殷墟的宫殿宗庙区发现了夯土台基、柱洞等遗迹，证明了商朝建筑的规模和技术水平远超之前的想象。
青铜器的辉煌： 殷墟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如著名的司母戊鼎（后称后母戊鼎）、四羊方尊等。这些青铜器造型雄奇、纹饰精美，工艺复杂，显示了商朝高超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这与史书中对商朝“尚鬼神，重祭祀”以及对青铜器在礼仪中的重要性的描述不谋而合。
墓葬的丰富： 殷墟墓葬数量庞大，等级分明，如妇好墓的发现，出土了大量陪葬品，包括精美的青铜器、玉器、象牙制品等，证明了商朝贵族的生活奢华以及墓葬习俗的复杂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墓葬中发现了人殉和人祭的现象，这与史书中关于商朝残酷祭祀的记载得到了印证，但也使人们对商朝的社会伦理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偏差与互证：
在此案例中，最初的史书记载并没有“差得很远”，而是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考古发现最重要的作用是提供了确凿的实证，将商朝从一个“可能存在”的实体，转变为一个有血有肉、有具体文明成果的真实王朝。史书记载为考古指明了方向，而考古发现则为史书提供了不可辩驳的支撑。当然，考古也可能纠正史书中的一些细节，比如对某些事件的排序，或者对某些人物的评价，但总体而言，商朝的案例更侧重于从“虚无”到“真实”的转变。
2. 罗马帝国的“衰落与灭亡”：历史进程的复杂性
对于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的历史学界有着漫长的讨论和不同的观点。传统的史书，尤其是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著作，倾向于将罗马帝国的衰落归咎于内部的腐朽、道德的沦丧、经济的崩溃以及蛮族入侵等单一或少数几个原因。例如，许多历史学家会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时间定在公元476年，并将原因归结为“内部的腐败”和“外部的野蛮”。
这些叙述，往往带有作者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和政治诉求，将罗马的灭亡视为一种“道德的惩罚”或“文明的必然断裂”。
考古发现的视角：
然而，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我们对罗马帝国晚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有了更细致、更复杂的认识，这些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过去过于简化的叙述。
经济的韧性： 考古发现显示，在罗马帝国晚期，尤其是在西部地区，虽然国家机器的运行出现困难，但许多地方的经济并没有完全崩溃。农业生产、商业贸易在一些区域依然保持着一定的活力。例如，在不列颠和高卢地区，罗马化的乡村别墅和城镇遗址表明，即使在国家权力衰落的时期，罗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模式仍在一定程度上延续。
蛮族统治的罗马化： 考古证据表明，许多被视为“蛮族”的日耳曼部落，在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后，并非简单地进行破坏和掠夺。相反，他们积极吸收和采纳罗马的文化、制度和法律。例如，法兰克人的墓葬中出土了许多罗马风格的器物，他们的统治者也采用罗马式的行政管理和法律体系。这说明，“罗马的灭亡”并非一个突然的断裂，而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融合与转型过程。
文化遗产的延续： 考古发现表明，即使在西罗马帝国名义上的“灭亡”之后，许多罗马时期的建筑、艺术、语言以及法律思想仍然在继续存在和发展，并深刻影响着后来的欧洲文明。例如，罗马式的拱券建筑、拉丁语的演变以及罗马法的基础，都为后来的中世纪欧洲奠定了重要基础。
偏差与补充：
在这个例子中，偏差并非完全否定史书记载，而是揭示了史书叙述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史书更多地关注政治中心的兴衰和大的历史事件，而考古则能够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肌理中，发现那些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细节和趋势。考古发现揭示了罗马帝国晚期的社会经济具有更强的韧性，并且“蛮族”的进入是一个复杂融合的过程，而非简单的征服与毁灭。这使得我们对罗马的“灭亡”有了更动态、更渐进的理解，认识到它更多的是一个政治和军事统治的瓦解，而非整个文明的彻底终结。
3. 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态”与早期文明的“多元化”
中国的早期历史，特别是夏商周时期，史书的记载往往强调的是“王朝”和“国家”的形成，以及统一性和中央集权化的早期萌芽。例如，《尚书》等经典中对夏、商、周三代的描述，勾勒出了一套相对清晰的国家政治和社会结构。
然而，早期考古学的发现，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以外的其他地区，如良渚、三星堆等地的重大发现，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更加多元、更加复杂的早期中国文明图景，这与传统史书的叙述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考古发现带来的新视角：
良渚文明的崛起： 距今53004300年的良渚文明，在浙江地区发展出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和物质文化，拥有宏大的城址、精美的玉器（如玉琮、玉璧）和先进的水利工程。良渚文明的规模和复杂性，以及其独立于黄河流域的文化特征，挑战了“中华文明源于黄河一脉”的传统观念。虽然史书中并未明确记载良渚文明，但其存在本身就说明了早期中国的文明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多元发展、相互竞争与融合的。
三星堆文明的震撼： 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造型奇特、风格迥异于中原青铜文明的青铜造像、金器和玉器。尤其是那些造型夸张、充满神秘色彩的青铜人像、神树等，其艺术风格和宗教信仰与中原文明的差异之大，令考古界和历史学界为之震惊。三星堆文明的发现，打破了长期以来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中心论”视角，证明了早期中国文明具有极其丰富的多样性和区域特色。史书中对这些地区文明的记载，要么模糊不清，要么完全缺失。
早期国家的定义： 考古发现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早期国家的定义。例如，良渚遗址的发现，其社会组织、权力结构和城市规划的程度，是否符合我们对“国家”的传统定义？三星堆文明是否形成了一个独立于中原之外的早期国家？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基于考古证据，对“国家”这一概念在早期文明中的演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偏差与拓展：
这里的偏差在于，传统的史书更多地聚焦于那些后来成为“主流”或“正统”的文明中心（如黄河流域），对其他地区文明的记载要么阙如，要么轻描淡写。考古发现则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多元文明之门”，展现了早期中国并非只有一个发展轴线，而是多条河流交汇、相互激荡的壮丽画卷。这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知，也促使我们反思历史叙事的“中心化”倾向。
总结：
这些例子表明，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之间的差异并非总是简单的“错误”或“遗漏”，而往往反映了历史认知的演进、研究方法的变迁以及我们对“真相”的理解在不断深化。史书提供的是一种宏观的叙事和精神的传承，而考古则以实物为证，从微观的细节中还原出更为真实、更为复杂的历史场景。两者相互印证，也相互启发，共同构筑起我们对过去越来越丰富和立体的认知。当我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时，这恰恰是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索和反思历史的绝佳契机。
网友意见
本答案有些惊人，会颠覆以往认知。
看到这个问题，就果断想起了高中时为背古文化常识买的书。
这本书里有好多"有趣"之处，非常长见识。
在这里也推荐一波，hhh～
就其中选一个吧。
黄帝大战蚩尤
黄帝战蚩尤是史前文化中非常重大的事件，即使没有文字，口耳相传，这个故事仍以各种面貌融进了文字形成以后的中国历史文献中。在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我们也见到了黄帝战蚩尤的故事。
这就是西汉时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文中《十六经》中的一段(下边有翻译，可自由选择略过以下，hh)：“黄帝身遇蚩尤，因而擒之。剥其▉革以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赏；翦其发而建之天，名曰蚩尤之旌（jīng）；充其胃以为鞠（jū），使人执之，多中者赏；腐其骨肉，投之苦醢（hǎi），使天下人唼（shà）之。上帝以禁。帝曰：毋犯吾禁，毋流吾醢，毋乱吾民，毋绝吾道。犯禁，流醢，乱民，绝道，反义逆时，非而行之，过极失当，擅制更爽，心欲是行，其上帝未先而擅兴兵，视蚩尤共工，屈其脊，使甘其窬（yú），不死不生，慤（què）为地桯（yíng）。帝曰：谨守吾正名，毋失吾恒刑，以示后人。”
这段让人吃惊的话的意思是：黄帝和蚩尤在战场上交锋，黄帝把蚩尤抓住了。黄帝叫人剥下蚩尤的皮做成一个靶子，叫大家射，射中多的人有奖赏；黄帝剪下蚩尤的头发挂在天上，把它叫做“蚩尤旗”；黄帝又把蚩尤的胃填满干草做成一个球让大家踢，能用脚掂球最久的人得奖赏。（按：这说的就是所谓“蹴〈cù〉鞠”。往最通俗里解释，它是古代的“足球赛”。）黄帝还把蚩尤的骨肉制成肉酱，混合到苦菜酱里，命令所有的人都来分吃。黄帝在天下颁布禁令，黄帝说：禁止触犯我的律令，禁止不吃我分给你们的人肉苦菜酱，禁止扰乱我的民心，禁止不按我的路子去办。如果触犯禁令，如果偷偷倒掉人肉苦菜酱，如果扰乱民心，如果不听我的话，如果不守规矩时限，如果知道错还犯，如果越过界限，如果私自改动制度图自己快活，如果你想怎样就怎样，如果我还没颁布命令而你们擅自用兵，你们且看蚩尤的下场：他俯首做奴隶，他得吃自己的粪，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地底下给我做垫脚石！黄帝说：你们都要谨慎遵从我，不许触犯我定的刑律，以示后人。
由此我们知道，所谓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礼制起源真相，原来不过如此。
人们往往不能容忍远古圣贤时代有暴力的记载，所以这段文字在汉代以后散佚也不奇怪。至于蚩尤指的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部族；指的是（位于今山东的）东夷部族，还是（位于今湖南的）苗蛮部族之类的问题，都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澄清。
——引自王力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常识》
以下为更新内容
谢谢各位的点赞和评论区的补充和互动。
一、我没认为此记载一定可信，也绝不敢说它一定不是杜撰的。反之亦然。
1、商之前没有文字，更谈不上记载，所以关于黄帝的记载，都是口耳相传下来的，无论正面负面，都值得商榷。
2、但口耳相传也要有些依据。你怀疑这个是杜撰的，我也有理由怀疑一直以来记载的黄帝形象也有可能是杜撰的。毕竟空穴才能来风。
3、史书都是"史学作品"，都是对事实的再加工，必然含有作者主观态度，但不影响其作为史料。
4、文物大于记载(当然这个也是记载)；越早记录，越少加工。不知道司马迁是否曾有缘见过这个。
二、这本书有趣的地方
再举一例，直接放图吧
《明史》清朝修了一百多年，按道理说这应该能保证质量了吧？于是，之前知乎上有这么一个问题：
其实，《明史》讹误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明朝文风昌盛、但凡读书识字的都喜欢著书立说，还偏偏喜欢拿国家大事开写，千奇百怪说法各异，最终导致清朝修明史的时候头大。
就说几个明代人物的事。
《明史》卷一百十六·列传第四：（秦王朱谊漶）薨，子存枢嗣。李自成破西安，存枢降于贼，伪授权将军，妃刘氏死之。
同卷下文晋王一系：（晋穆王朱敏淳）三十八年薨，子求桂嗣。李自成陷山西，求桂与秦王存枢并为贼所执，入北京，不知所终。
1978年4月，陕西省西安市南郊邮电第十研究所发现一座明代墓葬，是明代秦王世子的，西安是明代秦王封地，挖出秦王家族的墓葬是寻常事，但这个墓重要就重要在，出土了《大明秦世子暨妃张氏合葬圹志》这么一件文物。
这圹志第一句话把《明史》里关于末代秦王的记载给推翻了——“世子讳存枢”。要知道，没嗣封的亲王之子才叫世子，如果朱存枢已经嗣位秦王，那应该叫秦王才对，怎么可能是世子？
圹志内容如下，我把重要的几句话标黑：
世子讳存枢。万历二十年正月初十日，母第一妾李氏庶生。万历二十五年三月十六日赐名。万历四十四年七月十七日册封为秦世子，会选东城兵马副指挥张元祥第一女张氏为配，同日册封为秦世子妃。世子崇祯二年三月初五日以疾薨逝，享年四十。妃张氏，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初六日薨逝，无出。上闻，辍朝三日，谕祭，特命有司治丧葬如制。懿安皇后等并赐祭焉。崇祯三年十月初十日良吉，合葬西安府咸宁县鸿固原之次。嗟嗟！世子以宗室至亲，享有储位，允为藩辅，富贵兼隆，宜永寿年。溘焉长逝，岂非命耶？！爰述其概，纳诸幽室，用垂不朽云。
这事非常尴尬，《明史》相当于把已经死了十五年之久的朱存枢复活投靠了大顺。单他一个人的生死无所谓，问题是，天下首藩的秦王历史，在明末的记载几乎就被彻底证伪了。如果朱存枢在崇祯二年就死了，那崇祯年间投降的秦王又是谁？还有，他如果在崇祯二年的时候还是世子，那当时的秦王只能是朱谊漶，则朱谊漶什么时候死的？
巧了，西安又发现了另一座明代秦王墓，出土圹志一方，显示墓主是朱存机。
王讳存机，乃秦肃王第三子，母次妃张氏。万历二十三年八月初五日生。崇祯二年九月初一日册封为秦世子。崇祯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袭封为秦王。崇祯十四年二月初七日未时以疾薨逝，享年四十有七。女一未适。讣闻，上辍朝三日，遣官谕祭，命有司治丧营葬如制。谥曰“景”。东宫及文武百官皆致祭焉。以崇祯十五年正月初三日，葬于韦曲里之阳。呜呼！王以天潢懿亲，为国藩屏。宜享长年，永保西秦。如何奄忽，而景命之不遐也！存隆其实，光曜其声。如终之际，于斯为荣。王可以暝矣！爰述其概，敬勒贞珉，用垂不朽云。
这方墓志算是落实了《明史》秦王世系的错了。
按此文物记述，墓主朱存机在崇祯二年九月册封为秦王世子，崇祯十二年六月袭封秦王，崇祯十四年去世，谥曰景王。除了这事之外，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秦王朱谊漶的谥号——秦肃王。
把这两方墓志合在一起，《明史》卷一百十六·列传第四的秦王列传就得改为：（秦王朱谊漶）薨，谥曰肃。世子存枢早亡，子存机崇祯十二年嗣，十四年薨。
然后另一个问题就来了：投降李自成的那个是谁？
康熙六年《陕西通志》和康熙七年《咸宁县志》里，罗列了秦王世系，最后的那个秦王，写的是“存极，景王弟，因景王无子，立之。崇祯十四年袭封，十六年十月十一日，闯贼李自成破城，被执，寻遇害。”
如果这段记载属实，那上面的秦王列传，得这么写：（秦王朱谊漶）薨，谥曰肃。世子存枢早亡，子存机崇祯十二年嗣，十四年薨。弟存极立，十六年十月，李自成破西安，死之。
可问题在于，《流寇志》《崇祯实录长编》《国榷》《石匮书后集》《清实录》甚至是朝鲜的《李朝实录》等众多史料都写了李自成军中有被俘的秦王——那这个秦王又是谁？
一档《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多尔衮《进山海关大破贼兵捷音奏闻》里有这么一段：贼首李自成亲率马步兵二十余万，挟崇祯帝太子朱慈烺……崇祯宗室太原府晋王朱审煊、陕西省西安府秦王朱顺吉……俱来……
秦王朱顺吉。
朱元璋给二儿子秦王家族写的字辈是尚志公诚秉，惟怀敬谊存，辅嗣资廉直，匡时永信敦。并没有顺字，那朱顺吉是谁？
满语在记录人名的时候完全进行音译，所以朱存极和朱顺吉这俩人名，首字和末字是完全一样的，至于存和顺，汉语区别较大，满语也是两个不同的辅音，问题是这两个辅音在写法上比较容易混淆。
（注：以上满文知识由 @橘玄雅 提供，在此鸣谢。）
看着差距还是挺大，但是不排除抄写的时候写错，而且还要考虑到当时汉语发音问题。所以，很大概率上这位秦王朱顺吉，就是秦王朱存极，《咸宁县志》里秦王被杀的记载也就是错的了，或者说，“被执，寻遇害”的这个“寻”是在李自成带着他去了北京、山海关，继而兵败之后。
总而言之，最后的秦王绝对不会是如《明史》记载的那样简单，《明史》记载错大发了。
附：南明秦王
顾诚《南明史》引《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页二〇二，孟乔芳奏报：驻西安府秦王有二子，其一子声称于十一月初二日前往其本村，至十三日，有该村民来告曰，初十日有土贼攻村，将王子掠走……据村民告称，该王子被一孙姓人带走……并一同告称，初七日，于孙率处居住之吴郎山遇见过该王子。
同书第一七七页记十月间“孙率”已往五郎山，可知“吴郎山”为五郎山之误，“孙率”为“孙帅”之误，即孙守法。原明朝陕西副总兵孙守法，顺治二年在五郎山抗清，“守法入终南山，久之，奉秦王第四子称汉中王，开邸五郎山，檄召西、汉、凤、平、延、庆等郡兵，将图西安”（温睿临《南疆逸史》）。
尔后孙守法兵败战殁，武大定在永历二年“奉秦王第四子入四川”（费密《荒书》），那看来这俩是同一个人了。
那这个被拥立为汉中王的“秦王第四子”又是谁呢？孟乔芳不是奏说西安府秦王有二子吗？
我也不知道。
PS：末代晋王
《明史》这一卷里的“（晋穆王朱敏淳）三十八年薨，子求桂嗣。李自成陷山西，求桂与秦王存枢并为贼所执，入北京，不知所终。”这段末代晋王的记载，也是错的。
1955年11月，山西省文管会在原榆次县苏村（今榆次区乌金山镇兴隆庄）清理了一座三室并连的明代大墓，出土圹志一方：
王讳求桂，乃穆王之子……万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册封为晋王，崇祯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薨逝，享年三十八岁。册封妃万氏，生子四人，赐名审烜、审焴、审炤、审烶，于崇祯三年八月初二日册封审烜为晋世子……以崇祯五年八月二十五日葬于榆次之阳。
朱求桂在崇祯三年就死了，自然也就不可能“与秦王存枢并为贼所执”了。
事实上这个错纯粹就是修书的那帮人不仔细不认真，因为晋王朱审烜这个人在《国榷》甚至是《清实录》中都有记载，清朝那边写的明明白白。比如《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多尔衮《进山海关大破贼兵捷音奏闻》里就写了：贼首李自成亲率马步兵二十余万，挟崇祯帝太子朱慈烺……崇祯宗室太原府晋王朱审煊、陕西省西安府秦王朱顺吉……
圹志是个好东西，希望你也有一个。
秦始皇二年，秦国攻打魏国的卷，斩首三万。
没觉得有什么不得了的地方吧？
秦始皇都继位了，以当时秦国的实力，打下魏国一个小破城很正常，斩首三万更正常。
“长平之战以后，列国均已无力抗秦”，看起来是非常合理的。
1975年，睡虎地出土秦简《编年记》，写到——三年卷军。
原来，这是异常旷日持久的大战，由秦国三大将军之一带领，依靠源源不断的援军，才拔掉了魏长城旁边的小城。
（具体见《战国史》459页）
同年，赵相廉颇攻击魏国的繁阳。
所以，实际情况是——魏国在秦、赵两国的夹击下，逼迫秦国进行了一场持久的苦战。
受到《秦本纪》和以此为基础撰写的《通史》的影响，太多人认为秦国从秦昭襄王后期就已经获得了摧枯拉朽的实力，秦始皇灭六国只是一个顺水推舟的过程。
但真相是——当时的魏国依旧强大，而赵、楚同样强大。
公元前242年，秦国趁着魏安釐王和信陵君的逝世击穿魏国。
公元前241年，纵方立即向秦国进行报复，庞煖的大军击穿上党、河东、河西及关中东部，攻击咸阳东部的蕞；黄歇的军队则击穿中原，直逼函谷关。
历史羞答答地没有留下任何秦军溃败的记录，但从纵方攻击半径上看，秦军的败绩是显而易见的。
在魏国幻影般的霸权消散后，纵方依旧强大——《编年记》对之前卷之战的记录也让公元前241年的记录显得并不突兀。
在秦国与赵、楚的对决中，未来的千古一帝用超凡的手腕把赵人引向了伐齐和攻燕的不归路，并最终熬到了楚国崩盘。
实际上，战国末期的对决并不像《通史》一般一帆风顺，它依旧是那个大争之世。
ฅ( ̳• ◡ • ̳)ฅ来让我们了解一下建康城。
由于隋朝亲王杨广的暴力拆除，六朝建康城基本从地面上消失。其后唐代的江宁只是一个润州(镇江)下属的小县城，曾经的建康似乎业已无闻。
唐宋时有好奇之徒，曾尝试考辨建康城的方位。考辨来考辨去，只认定了今日鸡鸣寺后的一段残墙为旧建康宫墙，以及墙旁边的一口井为陈叔宝躲隋军的井。
等到现代，考古学家也受一千年以来的成见影响，围着鸡鸣寺挖，想挖出建康宫城的遗址。然而并无什么大的收获。
之后则又是因为建筑物打地基挖出奇奇怪怪的东西，才让人晓得，六朝宫城在今大行宫六朝博物馆等处。
可怜历代对着鸡鸣寺里的井凭吊的人，文章都写给错误的人听了。
【奉狗刨出】
奥斯曼帝国皇族一直自称是高贵的乌古斯人，而且苏丹实际上找了无数其他突厥国家的公主来给自己改良基因。
所以史料中都认为奥斯曼家族即使不是乌古斯高贵九姓，那也不会低到哪里去，不会是“突厥野种”，可最近的考古发现。
奥斯曼皇族中，最多的居然是亚美尼亚基因，突厥血统少的可怜。。。。。
传统史料认为，自从西晋八王之乱国力大衰后，原本设置于东北及朝鲜半岛的“玄菟郡”“乐浪郡”和“带方郡”就因为孤悬塞外，朝廷鞭长莫及而相继被图谋南下的高句丽国当做一块肥肉吞并了。
十二年 秋八月，遣将袭取辽东西安平
十四年 冬十月，侵乐浪郡，虏获男女二千馀口
十五年 秋九月，南侵带方郡
十六年 春二月，攻破玄菟城，杀获甚众
——《三国史记 高句丽本纪 美川王》
一般将公元313年，占据乐浪带方二郡的张统，带领所辖一千余户百姓，放弃乐浪带方故地西奔投靠慕容氏，作为西晋一朝在东北及朝鲜半岛的统治土崩瓦解的标志。
辽东张统据乐浪、带方二郡，与高句丽王乙弗利相攻，连年不解。乐浪王遵说统帅其民千余家归。
那么，这些记载又哪里有问题？
直白一点的说，问题在于西晋的继承者，僻处江南的东晋王朝依旧在乐浪带方故地保持着“莫名其妙”的存在感。
你想啊，因为西晋衰落，才导致乐浪郡这些地方失守。那么南渡在建康立国的东晋王朝，与乐浪带方更是隔海相望，八竿子打不着了。按理来说东晋对这块地方应该没啥影响力才对。
可是后来的相关记录却又很是奇怪，上图中朝鲜半岛西南部的“马韩”演变成的“百济国”，在袭击杀死高句丽故国原王，北上争夺乐浪带方故地后，接连两年遣使东晋，最后由东晋授予百济近肖古王“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之职。
到后来，高句丽好太王时期国力强盛，将百济势力逐渐向南驱逐，也是由东晋授予好太王后嗣长寿王“乐浪郡公”的封号。
为什么无论是高句丽还是百济，都一定需要已经隔着大海的东晋来认可你对乐浪带方的合法权利？仅仅是名分上的锦上添花，还是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因素在？
直到上世纪，在朝鲜平壤及其西南的黄海道信川郡一带，相继出土了许多铭文砖。神奇的是，这些铭文砖上的纪年居然是我国两晋甚至有后赵时期的年号，能明确的下限一直到晋安帝的年号“元兴”三年，即公元404年。
这就怪了，按理来说那已经被高句丽统治接近一百年了啊，怎么会接连不断的还用东晋纪年呢？更何况高句丽起码在好太王时期已经有自建年号“永乐”了（有“好太王碑”与“德兴里幽州刺史墓墓志”为证）。
公元404年，就是高句丽好太王“永乐十四年”。高句丽的“永乐”年号与东晋“元兴”年号并行于国内？是不是高句丽为了讨好南朝的刻意举动呢？
细想来不太合理，如果高句丽当真想讨好东晋，就不该自建年号。更何况好太王的墓志也只用高句丽自己的年号罢了，压根连东晋年号的影子也没有。
更古怪的事情我还没提。在朝鲜首都平壤西南的黄海道安岳郡，有一个高句丽时代的古墓群。
其中有一座早被盗掘，但墓室中到处绘满了壁画的墓葬，一般称之为“安岳3号墓”，发现的墓志是这样写的：
永和十三年十月戊子朔廿六日，□□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平东将军，护抚夷校尉，乐浪、玄菟、带方太守，都□□幽州辽东平郭□乡敬上里冬寿字，□安年六十九，薨官。
“辽东冬（佟）寿”，此人检索中国诸史料，还真的有他的记录。《晋书》和《资治通鉴》明确记载，他原是辽东人，在前燕慕容皝手下任职司马，后来在333年末被派遣去平定慕容仁的叛乱，结果被杀的大败，干脆就投降了慕容仁。可是两年多后，公元336年年初，慕容皝亲率大军将慕容仁擒杀，冬寿这个朝秦暮楚的两面派走投无路之下便流亡去了高句丽 。
如此看来，安岳3号墓是冬寿的墓地无疑。原来冬寿投奔高句丽后被安置在了黄海南道安岳郡，也就是带方郡故地。
可是奇怪的地方来了，这样一个丧家之犬般流亡他国的人，死后居然有一个绘满壁画，如此精致的墓室。而且根据其中一幅壁画“出行图”来看，冬寿外出的车驾边有足足数百人簇拥着他，一派王者风范。
更令人一头雾水的是，冬寿死亡时根据墓志中的纪年“永和十三年”是357年，证明他在高句丽已经待了超过20年。“永和”是东晋晋穆帝的年号。
一个在高句丽住了20年的前燕司马，死时墓志里用的居然是东晋年号？？？他的旧主人“燕王”慕容家在353年都已经宣布称帝，否认东晋正朔了。冬寿他却在357年的朝鲜半岛还在用东晋年号。
再看冬寿墓志中开列的官职“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平东将军，护抚夷校尉，乐浪、玄菟、带方太守”，既不是高句丽国内的官职，貌似也和他在燕国的官职没啥关系，反而的确是晋朝的风格。
另外冬寿墓的壁画中还有“记室”这些属官的人像，证明冬寿的确领导着一整套的官僚班子，且权势显赫。
除了冬寿之外，北朝鲜也发掘出了其他几座情况类似的墓葬：
说到这里，总结一下具体信息：
第一，乐浪带方两郡失守于高句丽的313年之后，接近一百年的时间内，在高句丽已经有自建年号的情况下，乐浪带方故地仍然存在集中的奉东晋正朔之现象。
第二，乐浪带方故地出现了奉东晋正朔，且有正式官称及下属属官的汉人官僚。
第三：高句丽与之后兴起的百济国均非常重视取得东晋授予的统治乐浪带方故地的名号。
由此，一个结论产生了。乐浪郡和带方郡，很可能在郡城为高句丽攻陷后，当地的晋朝遗民以今天朝鲜平壤西南的黄海道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依旧奉晋室为正朔的，半独立于高句丽势力范围的聚居区，并且不断的吸收从辽东迁入高句丽境内的汉人。
更厉害的是这个汉人聚居区和南迁江表的东晋王朝一直保持着联系（不然哪能知晓东晋年号的更替，接连不断的使用呢？）
而佟寿，他投奔高句丽的时候，应该是带着家眷甚至军队的。这股势力使得佟寿一行人在到达带方故地的汉人聚居区之后，逐渐成为了当地的核心人物。之后佟寿和东晋方面取得联络，东晋任命势力较大的佟寿为乐浪带方太守，作为这个汉人聚居区的领袖。
如此一来，佟寿由慕容氏的臣属摇身一变成了“晋臣”，奉东晋正朔是理所应当之事。而东晋通过册封这些乐浪带方故地的汉人首领，在名义上也光复了故土，且可以保持对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何乐而不为呢？
值得一提的是，佟寿墓的出行图壁画中，有刀斧手，有骑兵，有盾手。可见这个汉人区的军力也不容小觑。这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高句丽和百济争夺乐浪带方故地需要得到东晋方面的承认。有了东晋授封的名号，不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与这个同样奉东晋为正朔的汉人区的冲突，甚至得到统治他们的名分了嘛 。
类比一下的话，东晋朝廷就是唐朝长安政府，乐浪带方故地的汉人聚居区就是安史之乱后孤悬塞外的安西北庭二都护府。 东晋在隔海相望的朝鲜半岛中部，还有着一块名义上仍旧归属自己的飞地。
目前发现的东晋年号铭文砖下限是到5世纪初，这个时期正好是高句丽好太王和长寿王父子推行南进计划的时候，高句丽向南驱逐倭寇，击败百济，迁都平壤均在此时。
随着高句丽对南方统治的加强，这个位于高句丽新都平壤西南不远的汉人聚居地必然遭受到空前的压力。当地的汉人很可能被迫南下逃亡百济甚至日本，剩余的便被高句丽所同化，就此消亡在历史长河之中。
北魏王朝创立的均田制和西魏王朝创立的与之配套的府兵制，使政府从豪强手中夺回了人口和土地，走出了从魏晋以来陷入的泥沼，为其继承者统一天下奠定了经济基础，因而有了后来的盛唐气象。
通常认为均田制是到了唐朝中期才由于人口的激增，导致土地不够分配，走向了瓦解。但上世纪在敦煌石室中发现的一些资料推翻了这一论断，其中西魏大统十三年（547）的《邓延天富等户户籍记帐残卷》里记录了如下情况：
在这33户的受田资料里，真正分到足够田地的只有6户，不到五分之一，其余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受田不足的情况，有一户甚至没有分到田地。然而，无论是否接受足额的田地，都要按照应受田的亩数缴纳相应的赋税（这就有点恶心了）。
所以，均田制并非是经历西魏、北周、隋，在唐朝时才开始受田不足，实际上早在实行之初便没能全部依照规定分够田地。
说个国外比较有名的吧
在莎士比亚里，理查三世是一个驼背耸肩，长得惨不忍睹的大反派——
“Lump of foul deformity.” （Act I, Scene 2）
当然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理查三世不是真的驼背。因为理查三世曾经带领过许多战争，普遍认为一个驼背不可能骑得上马，做任何剧烈活动。任何有关理查三世有身体上的残疾的传言都被认为是都铎时期的人对约克家族最后一任国王的造谣。许多2012年以前的纪录片都会反复强调理查三世不可能是驼背。在《白皇后》（“The White Queen”）里，理查三世也是个挺拔的黑发帅哥。
不过在2012年，当理查三世的埋骨处在莱斯特市中心的一个停车场内被发现时，考古学家把理查三世的遗骨拼好之后是这样的
—————————3.17.16 更新—————————
看到有疑问驼背是怎么勾搭他侄女伊丽莎白的，其实理查德和约克的伊丽莎白（Elizabeth of York）的绯闻大多都是被认为是他政敌捏造出来的，毕竟他和王后安妮·内维尔（Anne Neville），除了安没法继儿子爱德华死去后提供合法继承人以外，没有任何感情不合的证据。
不过理查德的背部畸形和我们广义上想到的驼背还是有些不同的。理查德的症状叫做脊椎侧弯（
Scoliosis）
现实中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穿衣服稍微遮一下高低肩，一般人不细看也发现不了。而且脊椎侧弯患者一般就是呼吸功能不协调，心率和肌肉都是与常人无异，所以也可以骑马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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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尽管在16世纪的画像里，理查三世有着黑发棕眼
但专家根据在骨骸上的DNA推测出 其实理查三世是金发碧眼的 历史上最符合考古发现的画像是这样的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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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III: Five things we've learned since he was found King Richard III
记得国宝档案曾经有一期是关于明末鲁王朱以海的， 史料记载，朱以海到了金门之后，一直坚持反清复明的郑成功与他关系很好，但背后却暗藏杀机，一日郑成功将朱以海邀上船，将其推入海中。然而 1959年8月22日，金门居民炸山采石，意外发现一个古墓，，棺材旁边零星散落着几个瓷碗，几枚永历通宝钱币，十分简陋。 墓葬里有一块长方形石碑，写有篆书“皇明监国鲁王圹志”八个字，表明这是明朝皇室的墓葬，主人是鲁王朱以海。 皇明监国鲁王圹志上有长篇铭文，记录了鲁王朱以海的生平事迹，家属后代的遭遇等等。铭文以工整楷书刻成。 《皇明监国鲁王圹志》中推翻朱以海是被郑成功杀死了的说法，说朱以海患有哮喘，是哮喘病发病死的，死时45岁。 他的部下希望朱以海可以有一天重回大明王朝，以皇室身份风光下葬，所以在墓中留下一个圹志。
我前几天还在想，芝诺比娅被很多现代阿拉伯人奉为英雄（不难理解，帕尔米拉东击萨珊西抗罗马，毕竟阿拉伯和波斯是宿敌，90年代时，叙利亚拍的芝诺比娅时代的电视剧在阿拉伯世界曾创造过收视奇迹），那么既然很多西欧人的祖先都效忠于过高卢帝国（最盛时统治了今天的不列颠、法国、西班牙），会不会有些西方精英对它也会很有代入感，结果一查还真是这样的。近些年，荷兰著名罗马史学家Jona Lendering（性别男，代表作：Rome's Frontier on the Lower Rhine）就通过考古发现和其它记载，推翻了《罗马帝王纪》（Historia Augusta）的评述，对高卢帝国尤其是其开国皇帝波斯图穆斯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原文：
以《罗马帝王纪》为代表的传统史家对波斯图穆斯评价很低，因为他是自立为帝的，不在“正统”的罗马皇帝之列，虽然有他的传，但是是与三世纪危机中的30几个割据军阀并传的（模仿希腊的三十僭主），对其基本上就是一个处心积虑叛乱篡位、分裂帝国，并且还残忍杀害了时任皇帝加里恩努斯的儿子的野心家、暴君这么一个评价。
原书基本只写了波斯图穆斯在军队支持下称帝，然后宣告高卢独立，却没说军队为什么支持他。根据莱茵地区当地的法兰克、日耳曼入侵纪录以及考古发现（出土的波斯图穆斯举行凯旋式的金币），Lendering认为真相很可能是，260年瓦勒良在萨珊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后，法兰克人趁机又对高卢发动大规模入侵。刚被加里恩努斯皇帝委任为下日耳曼尼亚总督的波斯图穆斯率军迎击，Lendring认为此战波斯图穆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为此后10年的高卢竟然一片风平浪静，再没有一次日耳曼人的入寇纪录。此外波斯图穆斯还允许法兰克俘虏在高卢耕种，充实当地军民，改善了防御体系（采用纵深防御），并越过莱茵河攻击法兰克人土地，结果让日耳曼人望而却步。
波斯图穆斯拯救了高卢，保境安民卓有成效，因此基本赢得了军队、当地贵族的人心，于此同时被加里恩努斯安插在高卢遥控指挥的他儿子却试图在战利品中分一杯羹，激怒了军队，因此才遭到杀害，波斯图穆斯被推举为帝。
此后，高卢帝国统治了高卢和不列颠15年之久，Lendering认为根本原因是帝国北部行省本来就有很强的分离和自治倾向，并且对于3世纪时罗马中央政府在频繁的日耳曼入侵下对行省保护不力失望的结果。
此外Lendering对奥勒良收复高卢重新统一帝国的评价反而较低，认为“世界重建者”只是对于意大利和罗马元老院而言的，对高卢带来的其实是灾难。虽然时任高卢皇帝泰特里库斯同意投降，但高卢兵团依然死硬抵抗到底，结果全军覆没。这场战役的结果使得整个莱茵防线无人防守，法兰克、阿勒曼尼人蜂拥而入并大肆劫掠屠城，奥勒良在着手解决此事之前就在远征萨珊的路上被暗杀，此后数年继位的普罗布斯对日耳曼人发动扫荡，这才重新控制住了高卢的局势。
奥勒良和伊利里亚诸帝之前的皇帝加里恩努斯，近年给他翻案的也不少，传统上对他评价较低，因为很多人简单的认为三世纪危机在他任内达到顶峰，高卢帝国和帕尔米拉相继称帝独立，要不是奥勒良，差一点就让罗马分崩离析之类的。
其实因果关系是反过来的，瓦勒良在萨珊全军覆没后造成的崩盘是如此彻底，导致加里恩努斯必须依靠地方势力才能保住帝国的疆界完整，当时帝国各地竟然出现了30多名割据军阀（有同一势力的重复统计），短短1年内就有7个地方独立或称帝，实在是忙不过来了。
但是也正是加里恩努斯的东征西讨和军事改革，使得他在被杀害前，就消灭了大部分割据势力，并在奈苏斯大破哥特人，可以说为奥勒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无奈之举——委任波斯图穆斯（和自己儿子）管高卢、委任奥登纳图斯管东方行省更是起到了神奇效果，波斯图穆斯用不多的兵力（按照军团的部署分布最多4个军团）大破法兰克人，奥登纳图斯则连续挫败萨珊，如此战绩实在是让后来的罗马、拜占庭有点汗颜，可以说充分体现了地方的潜力，这或许也是戴克里先想出四帝共治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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