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中有哪些细思恐极的细节？
以下我将尝试从几个方面，选取一些史书中令人细思恐极的细节进行详细阐述：
一、 权力与人性的扭曲：
1. 晋武帝司马炎的“裸体宴”与“羊车”：
细节描述： 晋武帝司马炎，这位建立了西晋王朝的皇帝，在晚年沉溺于声色犬马，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他著名的“羊车幸人”之举。史书（如《晋书·武帝纪》）记载，他常常乘坐一辆羊拉的车，在宫中游逛， wherever the sheep stopped, he would have sex with the woman who lived there.（这是一种非常粗俗的翻译，原意是羊停在哪个嫔妃的住所，他就宠幸哪个嫔妃。）更甚者，《搜神记》中记载了更为荒唐的“裸体宴”，一群妃嫔宫女赤身裸体地在殿内嬉戏，司马炎和其他大臣们则在旁观赏，甚至参与其中。
细思极恐之处：
极致的奢靡与无聊： 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享乐，而是将人的尊严和价值，包括女性的尊严，降到了最低。将皇帝的性欲与羊的行踪挂钩，这种行为的荒诞和低俗本身就暴露了权力腐蚀下人性的彻底扭曲。它不再是征服和统治的象征，而是一种病态的、失去了任何道德约束的纯粹的感官追求。
权力导致的道德真空： 司马炎可以如此肆无忌惮地践踏社会伦理和人道底线，正是因为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且无人能够制约他。在绝对的权力面前，即使是人性的基本情感和尊严都可以被任意践踏和剥夺，而周围的人因为害怕或利益，只能选择顺从或麻木。
对女性的物化和剥削： 在这种“羊车”制度下，嫔妃们为了争夺皇帝的宠幸，会想尽办法吸引羊停在自己的住所，这其中包含着多少心机、算计、甚至是难以启齿的手段？她们的身体和情感沦为了皇帝的玩物，更是一种赤裸裸的剥削。
2. 明太祖朱元璋的“锦衣卫”与“剥皮充草”：
细节描述： 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建立了一个极端恐怖的特务机构——锦衣卫。锦衣卫拥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可以随意逮捕、审讯、处死官员和百姓。更为残忍的是，对于那些他认为“罪大恶极”的臣子，史书中记载了“剥皮充草”的刑罚。即在审讯死囚犯后，将其皮剥下，填充稻草，然后将这些“人皮”挂在显眼的地方示众，以儆效尤。
细思恐极之处：
权力的极致恐怖与不信任： 朱元璋经历过贫苦和战乱，对人性有着深刻的洞察，也充满了不信任。锦衣卫的存在以及如此残酷的刑罚，表明了他对任何潜在威胁的极度恐惧，以及对臣民的彻底不信任。权力在他手中演变成了一种歇斯底里的恐惧和控制欲。
人性的野蛮与残忍的制度化： “剥皮充草”这种刑罚的细节本身就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其恐怖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个人的残忍，而是被一种国家机器——锦衣卫，以制度化的方式执行。这意味着残忍和恐怖被合法化，并成为维护统治的工具。这种将人肉体和尊严彻底摧毁的行为，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极其黑暗的印记。
对精神的摧残： 这种酷刑不仅仅是对肉体的折磨，更是对精神的彻底摧残。将人的皮剥下，填充稻草，并作为展示品，这是一种剥夺其作为人的最后痕迹的行为，是对生命尊严的极致否定，目的是通过制造极端的恐惧来震慑一切反抗。
二、 历史事件背后的黑暗真相：
1. 安史之乱中的“易子而食”：
细节描述： 在安史之乱这个战乱频仍的年代，尤其是被围困的城池中，当饥荒达到极致时，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惨剧。也就是说，父母之间会交换孩子来吃，以维持生命。史书中对此有零星的记载，如《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关于灾荒的描述。
细思恐极之处：
生存本能的极致爆发： 这是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生存本能压倒一切伦理道德的真实写照。父母对于孩子的爱是天性，然而当生存的压力超越了这一天性时，连最神圣的母爱和父爱都可以被扭曲和抛弃。
文明的崩溃与人性的沦丧： “易子而食”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秩序和基本人伦道德的彻底崩溃。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人类最深层、最原始的动物性被激发出来，文明的脆弱性在此刻暴露无遗。
历史记录的“冰山一角”： 史书中对“易子而食”的记载往往是简略的，但我们很容易推测，在那些未被记录的角落里，还有多少更为惨烈、更为令人发指的生存挣扎。这些简短的文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破碎和人性的撕裂。
2. 文学作品中对人性的极端描绘：
细节描述： 尽管不是直接的历史事件记录，但一些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中一些情节的描写，也折射出当时人们对人性黑暗面的认知。例如，曹操在赤壁之战前，因为怀疑自己的部下，曾经有过“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心理活动。虽然是小说，但它反映了那个乱世中，人与人之间普遍存在的猜忌和不信任。
细思恐极之处：
信任的瓦解： 在充满斗争和背叛的年代，信任成为一种极其奢侈的东西。当所有人都怀疑身边的人时，社会就变成了一个互相提防的牢笼。
利益至上的逻辑： 当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为了自身利益而背叛他人，甚至牺牲他人，似乎成了一种可以理解的生存策略。这种将自我利益无限放大，而牺牲道德原则的逻辑，在历史的许多角落都能找到影子。
三、 统治者的“理性”决策与普通人的命运：
1. 唐玄宗关于“流民不归”的政策：
细节描述： 在安史之乱后，一些因战乱而逃离家园的百姓，因为道路危险或家园已被毁，不愿返回原籍。唐玄宗为了充实边疆和人口，下令强制将这些流民迁移到指定地点，并禁止他们返回原来的居所。这种政策，虽然在统治者看来是为了“稳定”和“发展”，但对那些失去家园的人来说，是又一次的剥夺。
细思恐极之处：
国家机器的冰冷： 这种政策将个体的感受和意愿完全忽视，将人视为国家机器的零件，可以随意调配。统治者眼中看到的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是需要被管理的“人口”和“劳动力”。
“稳定”背后的暴力： 所谓的“禁止返回”背后，往往隐藏着强制性的力量。如果有人试图反抗，他们的生命安全和自由将受到威胁。这是一种披着“理性”外衣的暴力。
个人命运的渺小： 在宏大的政治叙事中，普通人的命运是如此微不足道。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更无法抵抗国家的强制指令，只能被历史的洪流裹挟着前进，甚至被其碾碎。
2. 关于某些群体被“妖化”和迫害的记录：
细节描述： 在某些历史时期，由于各种原因，某些群体可能因为其行为、信仰或身份而被贴上“妖”的标签，从而遭受残酷的迫害。例如，在一些迷信盛行的时期，一些被认为拥有特殊能力的人，或是一些被认为是“异端”的群体，可能会被指控为“妖孽”，并受到严厉的镇压和屠杀。史书中可能会零星地记载这些事件，但往往缺乏对受害者视角和真相的深入挖掘。
细思恐极之处：
集体疯狂与非理性： 当社会被恐惧和偏见笼罩时，理性的声音容易被淹没。人们会盲目地相信官方的宣传，并将自己的愤怒和恐惧投射到被指定为“敌人”的群体身上。
“罪名”的任意性： 对这些群体施加的“罪名”，往往是含糊不清甚至完全虚构的。例如，将一些无辜的人简单地扣上“妖”的帽子，然后进行迫害，这暴露了权力可以随意制造和操纵罪名来达到其目的。
沉默的多数与冷漠的旁观： 在这些迫害发生时，往往会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沉默或成为冷漠的旁观者，因为他们害怕被牵连，或者不认为这是自己的事。这种集体性的冷漠，往往是迫害能够持续的重要原因。
总结
史书中的这些细节之所以令人细思恐极，是因为它们并非是遥远的传说或虚构的场景，而是真实地发生过的历史片段，它们深刻地揭示了：
人性的脆弱与复杂： 在极端环境下，人性的善与恶都会被无限放大。权力、利益、恐惧，都可以将人变成魔鬼，或者成为魔鬼的牺牲品。
权力对人性的腐蚀： 绝对的权力容易导致绝对的腐败，并剥夺人性的基本道德约束，将统治者变成冷酷无情的存在。
制度的冰冷与僵化： 当一个制度过于追求效率或控制，而忽略了人性的基本需求和尊严时，它就会变得冰冷而残酷，成为压迫的工具。
历史叙事的选择性： 史书往往是由胜利者书写，那些被掩盖的真相和被忽视的群体，其痛苦和挣扎可能更加令人心痛。我们看到的历史，可能只是一个被精心筛选过的版本。
这些细节提醒我们，在看待历史时，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事件描述，而要深入挖掘其背后的逻辑和动机，去感受那些被文字所掩盖的复杂人性与深刻的悲剧。正是这些细思极恐的细节，让历史更加真实、也更加引人深省。
网友意见
土地就那么多，不分，人就要饿死；分，过个几十年，人就牢牢地长在土地里，其他人慢慢饿死。等到饿死的人足够多了，没饿死的人就会用刀把土地再分一次。
我们总是为加足马力开工的工厂感到高兴，那是繁荣的象征。可是当工厂生产出来的罐头没人买怎么办？不要紧，生产子弹，子弹一定有人买的。
世界每一次大融合的巅峰，就是大战争的前夜。当人们为国际间的交流欢呼时，足以流干几千万人血的仇恨就开始蔓延。
第二名最惨：第一名防着他，第三名追赶他。而且比起第二名联合其他人打倒第一名，第一名联合其他人打倒第二名要容易的多。
每一块大陆最终只有一个文明，但每一个小岛都是一个王国。他们窥探大陆，学习大陆，但永远是独立的。
处于战争与饥荒的人，不用一年就会感到麻木，对死亡习以为常；而在太平盛世中成长的人，文字与画面的阅读不会留下什么印象。那些昔日的错误随着时间而日渐陌生，历史必将重演，只是时间问题。
精英对底层民众既有不屑也有同情，不屑可能是他们在经验上的优势，但同情绝对是他们的护身符。不同情底层民众的精英已经绝种了。
文化真正要扩张，只能是DNA的扩张。没有DNA做载体的文化扩张就和“神圣罗马帝国”这六个字一样可笑。
曾经有人想垄断钢锻造技术，还有人想垄断马克沁机枪技术，还有人想垄断坦克技术。我们知道他们都失败了，可我们今天相信能垄断核技术。
血脉认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这基本是人的一种生物性反馈。当它强大的时候，它能弥合许多现实利益冲突，但是当它瓦解时，那些冲突会以十倍的代价反噬。
总有一个艰难创业的开始，总有一个卧薪尝胆的发展，总有一个扬眉吐气的抬头，总有一个得意忘形的失败，总有一个无可奈何的崩溃。愚蠢的人试图逆转，聪明的人努力把下限控制在可接受范围。
我翻了好久的书，从来没有在历史里发现平等二字。我只看到了有钱的、有枪的、有笔的人要求赋予自己对应的地位。
有些英雄人物的诞生，是多个变量的合力结果。有的变量属于人民，有的变量属于自然，有的变量属于英雄自己。
人的性命与道德从来都有明确的价码，他们是多个交易上最常见的交易品。另一端的交易品往往是货币和领土，交易方式基本为战争。
成立一个国家很像开一家公司，人的血就是注册资金。如果你开公司的时候没有把注册费用交够，公司日常运行效率会大打折扣。
历史中唯一存在的平等，大概就是死亡：他不在乎男女老少贫富贵贱，迟早会到来。感谢死亡，多少人命与金钱无法解决的辩论因你终结。
我不知道正义与邪恶是何物，我看到的只有秩序与混乱的永恒斗争。他们相杀，他们相生，像一对阴阳鱼，在历史里形成了一道道惊艳的曲线。
历史可能是个近视眼，他经常没办法把报应放到个人身上，而是常常投射到那一整个群体。所以他的清单经常漏掉一些人，不过你从整个数量上来看，还是很严谨的。
圣人看着历史的车轮说：我知道你要开向哪；神人挡着历史的车轮说：有我在，你就无法开过去。这种人确实存在。
科技是历史的第一推动力，不管繁荣还是战争。至于怎么把故事说完，这个任务由意识形态完成。
但科技不是一直推动历史发展，他是一波一波推动的。在这个中间，分配的重要程度压过了科技。他还有个名字，叫政治。
我不是历史学者，我充其量就是个历史爱好者。福山先生说历史有终结，尽管读完他的史料与推导，我依然无法认同。历史没有唯一解，历史是在不断的偏差与修正中产生多个精彩的文明。如果什么时候人类面临着真正的历史唯一解，我想，那就是人类的灭亡。
历史里有许多足以改变进程的小细节：一条山脉、一种可驯养的马匹、一种高淀粉作物、一种高强度材料，甚至战场上一次狠不下心的宽恕，都能给历史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
如果宗教是鸦片，那么历史就是海洛因。喜欢历史的人很难对宗教提起兴趣，刺激的量级差太大了。
说一个我看过的，每每想起都会不寒而栗的故事，一个非常简短，却真实反映了中国厚黑学、阴谋学、帝王之术之可怕的故事：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天，宋国的君王问他的相国唐鞅说：“我平日里杀戮的人够多的了，可是大臣们反而越发不畏惧我，这是什么原因呢？”
唐鞅想了想回答说：“这是因为大王杀戮的人，都不是好人；您只杀坏人，好人自然不畏惧您。大王如果想让大臣们敬畏，不如不分好坏，不断地杀戮，这样，他们朝不虑夕，就一定会怕你。”
没有多久，宋王就把他杀了。
故事出自《吕氏春秋》，原文读起来更可怕：
宋王谓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杀戮者众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
唐鞅对曰：“王之所罪，尽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为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无辨其善与不善而时罪之，若此则群臣畏矣。”
居无何，宋君杀唐鞅。
真的是帝王心术，鬼神莫测。
黑，太他么的黑了。
再说一个，也是《吕氏春秋》里的，原文读起来更有意思：
齐之好勇者，其一人居东郭，其一人居西郭，。
卒然相遇于涂曰：“姑相饮乎？”觞数行，曰：“姑求肉乎？”
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为？”
于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为止。
想起了三体里的：你们还要粮食？你们身边都是粮食啊！
不寒而栗。
不过这个本质应该还是记载两个逗比的故事，看过笑笑就好。
我是驳斥光绪被谋杀相关阴谋论的。关于光绪帝之死，清史研究界早已改变观点，甚至研究发现慈禧与光绪的关系也不像民间以前接受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叙述的帝党后党之争的角度。
回到光绪之死。心理学上讲，人们习惯给随机事件找解释，所以阴谋论司空见惯，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光绪帝被慈禧毒死。光绪与慈禧相继死亡，是偶然性很大的事件，于是从慈禧到袁世凯，各种谋害光绪的假说就出现了。实际上公安部之前关于光绪被毒死的论文早就被北大房德邻教授实力反驳了，光绪帝身体砷含量并不比矿区慢性砷中毒的人高，各国各地医生对光绪病症的描述也不符合急性砷中毒。实际上光绪应该就是病死的，这个没什么奇怪的，他从小就遗精成疾，无生育能力，肾病与结核病情严重。光绪帝死前7年，美国总统麦金莱遇刺，其伤并不致命，结果死于医生寻找子弹过程中的失血过多…光绪帝死的时候，医疗科技就那水平，x光医用技术还不成熟，青霉素都没有，美国总统都能死于医疗事故，何况迷信中医的中国…
所以提细节的时候，多看看学术论文，别听民间故事。。。
下面是引用房教授的原文：
链接如下
“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说难以成立一、《报告》说检测的数据表明高浓度的砷集中在光绪帝的胃区，因此光绪帝系砒霜中毒而死，但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结论。
光绪帝的第一至第四件衣物（排序从外向内）的含砷量显示，从最外面的龙袍到最里面的内衣的含砷量依次增加，内衣最高。内衣贴身，其数据最重要。
课题组检测了内衣的左袖、躯干、右袖的含砷量，其样品的平均含砷量分别是359微克/克，448微克/克、879微克/克，[1]三者以右袖最高。这是怎么回事？依照医理，急性胃肠型砷中毒和慢性砷中毒是内藏的含砷量最高，可是《报告》的数据却是右袖的最高，它是左袖的2.45倍，是躯干（对应内藏和上腹部）的1.96倍，这怎么解释？
课题组对于这一现象不加解释。《报告》是这样分析4件衣物的： “从同一件衣物看，第一件至第三件，每件衣物的胃区部位、系带和领肩部位的含砷量较高；从穿着层次看，第四件衣物（内层衣物）的含砷量大大高于第一件至第三件……”这段分析违反了逻辑一致性的要求。在叙述了前3件衣物的含砷量在胃区比较高之后，接下去就应当也必须叙述第四件是否也在胃区比较高，但《报告》却略去不说，而笔锋一转，改换叙述角度，说从内衣到外衣的砷量变化。这说明课题组明明知道第四件衣物的数据不支持“砷含量在胃区比较高”的结论，却在叙述中有意加以隐瞒。
内衣右袖含砷量为躯干的1.96倍，这个数据推翻了《报告》的“大量的砷化合物曾留存于光绪帝尸体的胃腹部”的结论，也推翻了急性胃肠性砷中毒的结论。依照第四件衣物检测的数据，应该说大量的砷化合物曾留存于光绪帝尸体的右胳膊。对于这一现象，还需课题组做出合理的解释。
不过，《报告》中也有相对可信的数据，这就是第四件内衣躯干的数据，它对应光绪帝的内藏和上腹部，可以反映内藏和上腹部的含砷量。课题组检测了内衣躯干部的4份样品，其含砷量的平均值是448微克/克。这是腐败尸体挥发后留存在内衣上的砷，它不等于是光绪帝生前内藏和上腹部的平均含砷量，必须对它做回溯分析才能知道生前的平均含砷量。但是这有困难，因为我们不能准确地知道当初有多少腐败尸体挥发掉了，只能做估算。如果在1克内衣躯干部上承载了10克腐败尸体，则448微克/克÷10=44.8微克/克。如果承载20克腐败尸体，则448微克/克÷20=22.4微克/克。如果承载30克，则448微克/克÷30=14.93微克/克。究竟是多少，不能确定，但光绪帝尸体对应样点部位的腐败物的平均含砷量肯定比448微克/克小得多。
必须强调的是：课题组只检测了4个样点的含砷量，其平均值448微克/克只是这4个样点的平均值，它不是整片内衣躯干部的砷量平均值（说详见本文第三部分），所以回溯分析所得的三个估值44.8微克/克、22.4微克/克、14.93微克/克，也只是光绪帝尸体腐败后留存在样点上的那部分腐败物的平均含砷量，它不代表全部内藏和上腹部的平均含砷量。课题组说明其取样时尽量取沾染砷较多的部位，所以这4个样点的数据是比较高的，而如果扩大取样范围，在内衣躯干部取10至20个样点进行检测，则平均含砷量会大大降低，回溯分析的数值也会随之大大降低。
又：《报告》公布的衣物的含砷量是以“微克/克”为单位的，这不是课题组实际检测的数据，实际检测的数据要比这个单位小，“微克/克”是换算得到的，这个换算在不经意中扩大了衣物的含砷量。说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总之，回溯分析得到的光绪帝尸体的含砷浓度比衣物上的448微克/克要小得多, 应是1位数或两位数。它不支持急性胃肠型砷中毒说，应当是慢性砷中毒。
光绪帝头发含砷本底值也表明光绪帝为长期慢性砷中毒者。
在《报告》公布的光绪帝头发的含砷量中，有少部分是因为头发沾染到腐败尸体后形成的，而大多数是因为光绪帝生前吸纳了砷而进入到头发里去的，《报告》称这些数据为“发砷本底值”，它们直接反映光绪帝生前体内的含砷状况，不需要再做回溯分析。我们可以根据发砷本底值来判定光绪帝是否慢性砷中毒。[2]
《报告》图1是《光绪帝第一缕头发As（砷）的分布》。第一缕头发长度为26厘米（活人头发约1个月长1厘米），均剪切成1厘米长的截段，共26小段。图中只给出第1、10、19、26段的含砷值，分别是21.2、2404、262、30.3(微克/克)，其中2404、262是沾染腐败尸体形成的，不是本底值，只有21.2、30.3是本底值。图2是《光绪帝第二缕头发As（砷）的分布》，头发长度65厘米，剪切成59小段，其中第1、第59小段长度分别为4.5厘米和3.5厘米，其他为1厘米1段。图中只给出第1、26、45、59段的含砷值，分别是18.2、362.7、202.1、27.1(微克/克)，其中362.7、202.1是沾染腐败尸体形成的，不是本底值，只有18.2、27.1是本底值。两图给出的数据太少，不能据以算出发砷的本底值。但是，钟里满同志在《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中对发砷本底值有一个估计，说它“虽较现代人为高，但其与隆裕太后的发砷本底值（9.20微克/克）基本一致，且距慢性中毒死亡的发砷含量有相当距离。 因此不属于慢性中毒类型。”《报告》和《日期考》都未具体计算发砷本底值，所以我不知道钟同志何以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来。
《报告》的抽印本比《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上的刊载本多几个附表，有发砷本底值的数据。附表1和2分别列出第一缕和第二缕头发各段的发砷值，从两表的数据看，无论怎样计算，也得不出光绪帝与隆裕的发砷本底值基本一致的结论，因为第一缕头发检测的最低值是11微克/克，次最低值是15.7微克/克，第二缕头发的最低值是8.25微克/克，次最低值是8.37微克/克，这4个数平均值是10.83微克/克，已经高于隆裕的平均值了。
我计算的结果与钟同志的估计有很大不同。
附表1《光绪帝第一缕发样检测结果》有26段每段的发砷值。我们只取反映本底值的数据，而排除因沾染腐败尸体后形成的发砷值，计算出发砷的平均本底值为31.90微克/克。[3]。用同样的方法，根据附表2《光绪帝头发第二楼发样检测结果》的数据计算出发砷的平均本底值为21.79微克/克。[4]两缕头发砷本底值平均为26.85微克/克。它是隆裕的发砷平均本底值9.20微克/克的2.92倍，是现代因牛黄解毒片引起慢性砷中毒者的发砷平均本底值10.41微克/克[5]的2.58倍，是现代人发砷正常值0.60微克/克的44.75微克/克。光绪帝发砷本底值比较高，表明其有长期慢性砷中毒的历史，所以光绪帝衣物、遗骨、头发上留存有数量不等的砷，比常人高。
二、《报告》说“衣物抖落下来的残渣（胃肠内容物）的砷含量极高，大量的砷化合物曾存留于光绪帝尸体的胃腹部”，但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结论。
《报告》写道：“从尸体的特殊部位看，衣物抖落下来的残渣（胃肠内容物）的砷含量极高，大量的砷化合物曾存留于光绪帝尸体的胃腹部……”。
上引一段中最重要的是“衣物抖落下来的残渣（胃肠内容物）的砷含量极高”这一句话，它也是《报告》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所谓“胃肠内容物”就是胃肠中留存的固态或半固态的物质，其中含有砷，它的存在说明光绪帝死于急性胃肠型砷中毒。但问题是课题组怎么知道“残渣”（含砷量为1000-2000微克/克）就是“胃肠内容物”？对于这个关键问题，课题组未做论证，仅说“残渣（胃肠内容物）”，于是“残渣”就等于“胃肠内容物”。这不是论证，这是硬指“残渣”就是“胃肠内容物”，不能令人信服。
第一、《报告》说“大量的砷化合物曾存留于光绪帝尸体的胃腹部”，既然如此，为什么与胃腹部区对应的内衣躯干部却未检测出“极高浓度”的砷呢？躯干部检测了4个样点，最高的一个数据是用中子活化法检测的706微克/克，而此点用原子荧光光度法检测为421微克/克，平均为563.5微克/克。为什么高达几千微克“极高浓度”的胃内容物不沾染到内衣躯干部，却都沾染到别处去？
第二、《报告》将从衣物上抖落下来的“残渣”硬指为“胃肠内容物”，此是误断。残渣的含砷量高另有原因：残渣是从衣物上抖落下来的，它所含的纤维远少于用常规方法从衣物上剪切的样品所含的纤维，所以含砷的比例就高。如果把残渣放回到它所脱落之处，再用常规方法取样，那么它一定和其他用常规方法取样所测得的砷含量相当。下面我们具体分析：
《报告》说衣物上抖落的残渣的砷含量“极高”，这是指第四件衣物内衣的两份残渣，分别是2181、1067（微克/克），而不是指第一至第三件衣物的残渣，“胃内容物”也不能沾染到前3件衣物上去，所以前3件衣物的残渣砷含量也不是“极高”，但是我们看到，前3件衣物残渣的砷含量却远高于各自对应的衣物上用常规方法所取样品的砷含量。
如，最外面的龙袍，抖落残渣的砷含量为94.1微克/克，而龙袍后背（胃区）的5份样品的平均砷含量为1.68微克/克[6]，残渣的砷含量为其56倍。抖落残渣的砷含量之所以畸高，是因为残渣是从龙袍上掉落下来的，它比龙袍的纤维要少得多。如果把抖落的残渣放回到它脱落之处，然后按常规方法取样，即取下一片龙袍，那么检测的结果一定与平均值1.68微克/克差不多，不会是94.1微克/克。
第二件衣物抖落残渣的砷含量为308微克/克，后背5份样品的平均砷含量为3.35微克/克，前者是后者的91.94倍。第三件衣物抖落残渣的砷含量为44.4微克/克，后背5件样品的平均砷含量为3.94微克/克，前者是后者的11.27倍。如果把第二件和第三件抖落的残渣放回到脱落之处，然后按常规方法取样，那么检测的结果也应当在平均值。
第四件衣物有两份抖落的残渣，分别是2182、1067，平均为1624.5微克/克，躯干4份样品的平均砷含量为448微克/克，前者是后者的3.62倍。如果把残渣放回到其脱落之处，然后按常规方法取样，那么其含砷量应该与448微克/克相近。
以上的分析表明，从衣物上抖落残渣的砷含量是特殊原因形成的，它们不代表衣物砷含量的常量，如果把它们放回脱落处再检测，并不“极高”，它们不是“胃肠内容物”，“胃肠内容物”不能专门沾染到残渣上去。
三、《报告》说光绪帝头发上的高量砷是由胃内容为主的腐败尸体流溢沾染形成的，但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结论。
图1《清光绪帝第一缕头发As（砷）的分布》最高值为2404微克/克，图2《清光绪帝第二缕头发As（砷）的分布》最高值为362.7微克/克，这两个数据不是发砷本底值，它们是头发沾染光绪帝腐败尸体形成的。《报告》对于“2404微克/克”这个数字非常重视，说它是由胃内容物为主的物质（即含高浓度砷的物质）沾染形成的，以证明光绪帝体内有高浓度砷。
课题组在这个数据上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课题组制造出一个虚假的“2404微克/克”，却把它当作一个实际有效的数字。
图1是检测26厘米长的头发，图的横坐标的单位是长度1厘米，纵坐标的单位是砷重量500微克，但课题组却又特别说明砷含量的单位为“微克/克”，依此说明，则1厘米的头发恰好重1克。但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课题组已经说明图1是采取一小缕头发，由此可知1厘米的头发不可能恰好就是1克重。究竟多重，课题组未说明，我们只好假设每1厘米的头发约重0.1克。由此我们可以推算出课题组实际检测到的数据。例如第1厘米处，现在是21.2微克/克，则当初检测的数据应当是21.2微克÷10=2.12微克,即第1厘米（重0.1克）检测到2.12微克砷。课题组将此换算为每克的砷含量,便扩大10倍,为图中的21.2微克/克。这个数字已经不是课题组实际检测的数字了，它的含义也改变了，它等于说检测了10小缕头发，其他9小缕头发的第1厘米处也是重0.10克,砷含量也是2.12微克。这个换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砷本底值是平均分布在光绪帝的头发中的，从理论上说，光绪帝头发的第1厘米处的砷含量是相同的。
但是图1第10厘米处的2404微克/克却不同。当初课题组并不是检测1克头发，而是检测0.1克,其砷含量为2404微克÷10=240.4微克，其含义是第10厘米处（重0.1克）的头发检测出240.4微克的砷。课题组把它也换算成每克的砷含量，也扩大10倍，为2404微克/克。这个数字已经不是课题组实际检测的数字了，它的含义也改变了，它等于说检测了10小缕头发，其他9小缕头发的第10厘米处也是重0.10克,砷含量也是240.4微克。这个换算就有问题了，因为沾染的砷不是平均分布在光绪帝头发上的，其他9小缕头发的第10厘米处并没有沾染到腐败尸体，10小缕头发的第10厘米处所沾染的砷的总量仍然是240.4微克。其实，不仅是10小缕头发，就是全部光绪帝的头发，其第10厘米处所沾染的砷的总量也是240.4微克。沾染的240.4微克是个固定的数（内中含有发砷本底值，忽略不计），它不能换算为2404微克/克，光绪帝的头发中不存在2404微克/克的现象。
因此，图1第10厘米的砷含量必须改为240.4微克/克，图中其他沾染腐败尸体的砷的数据也都得缩小10倍，其他还有9个厘米处沾染了砷，即第3至第9，第11、12厘米，缩小10倍后的砷含量分别为6.232、14.92、7.896、25.89、66.92、68.20、115.1、18.7、14.5微克/克。但是必须指出，以“微克/克”为单位来表达检测到的沾染的砷量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微克/厘米”，即在1厘米处检测到的砷量。
课题组犯的第二个错误是把“2404微克/克”单独提出来作为沾染“胃内容物”的证据，并且用这个数据与其他数据进行比较以显示胃内容物的砷含量“极高”，这表明课题组把“2404微克/克”当作腐败尸体的砷浓度了，即当作光绪帝生前胃部的砷浓度了。而事实上，第10厘米处的“2404微克/克（240.4微克/厘米）”和其他9个厘米处的砷含量虽然有高低不同，却是被同样砷浓度的腐败尸体沾染的，并没有什么“极高”砷浓度的腐败尸体。个结论课题组自己应该顺理成章地得出来，因为他们做了模拟实验，模拟实验就是这个结论。可惜，课题组预设了“光绪帝中砒霜而死”的前提，所以未能正确解释模拟实验。
做模拟实验的目的是证实图1第一缕头发上程正态分布的砷含量是由外部来的腐败尸体流溢沾染形成的，具体做法是：取一段当代健康人的头发10厘米，滴上浓度为1.28mg/mL的砒霜溶液，经过24小时后，检测头发上的砷含量，结果程正态分布。由此证明第一缕头发上程正态分布的砷含量是腐败尸体沾染形成的。
实验是正确的，结论也是正确的。但是对实验结果做进一步分析，还应该有下面的结论：
从一段10厘米头发上检测的10个数据，列表如下：
模拟实验：现代女性头发滴砒霜溶液后的砷含量
头发段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含砒霜量
1.44
0.613
1.99
3.69
17.5
12.7
8.14
1.28
0.590
1.91
注：表中含砒霜量的单位是微克/克，头发段数的单位是厘米。[7]
表中最高值是第5厘米处的17.5微克/克，最低值在两边，程正态分布。之所以程正态分布，是因为做实验滴砒霜溶液时是一次性滴在第5厘米处，所以第5厘米处砷量最高，向两边少逐渐减少。由于每厘米头发沾染的砒霜溶液的多少不同，所以检测到的砷含量也就不同。但是这并不等于当初滴上的砒霜溶液的浓度不同，浓度都是1.28mg/mL。所以对10厘米头发上的砷做回溯分析时，取任何一个数值，无论是最高的第5厘米处的17.5微克/克,还是最低的第9厘米处0.590微克/克,其砒霜溶液的浓度都是相同的，我们已知它是1.28mg/mL。第5厘米处17.5微克/克是第9厘米处0.590微克/克的29.66倍，这是因为第5厘米处滴上的砒霜溶液是第9厘米处的29.66倍。
同样，光绪帝第一缕头发的砷含量也程正态分布，这是因为尸体腐败液化后在流动时受到第一楼头发的阻挡，这股液体的“主流”沾染到头发上的流量大，而两边沾染的少。由于每厘米头发上沾染的液化的腐败尸体的流量不同，所以检测到的砷含量也就不同。但是这并不等于液化的腐败尸体的砷浓度就不同，而是大体相同的。所以对第二至第十三厘米（共10厘米）头发上的砷做回溯分析，无论是最高的第10厘米处2404微克/克（应为240.4微克/厘米），还是最低的第3厘米处62.32微克/克(应为6.232微克/厘米),其沾染上的液化的腐败尸体的砷浓度大体是相同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浓度具体是多少。240.4微克/厘米是6.232微克/厘米的38.58倍，这是因为前者沾染的腐败尸体是后者的38.58倍。
课题组误以为光绪帝头发上沾染的砷量在每厘米上高低不同，是因为沾染的腐败尸体的砷浓度不同造成的，2404微克/克（应为240.4微克/厘米）沾染的腐败尸体的砷浓度高（“胃容物”），而62.32微克/克(应为6.232微克/厘米)沾染的腐败尸体的砷浓度低，所以课题组特别挑出“2404微克/克（应为240.4微克/厘米）”来证明光绪帝死前体内有大量的砷，而不是挑选出“62.32微克/克(应为6.232微克/厘米)”来证明，如果用后者来证明，大概不会有人相信光绪帝体内有高浓度的砷了，连课题组自己也不会相信。
课题组总是特别强调所检测到的几千微克的含砷量是“极高”，并且在不做回溯分析的情况下，便由“极高”的含砷量推断光绪帝胃内有高浓度的砷，于是误导读者以为光绪帝体内真的就有极高浓度的砷。课题组倒不一定是故意要误导读者，很可能就没有认识到必须做回溯分析。
如果不做回溯分析，即使是模拟实验的数据也会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
依照课题组的分析方法，模拟实验的最高数据是17.5微克/克，则这位现代人头发上所沾染的砒霜溶液的浓度就是17.5微克/克，这浓度不高，仅为慢性中毒的量；最低数据是0.59微克/克，则这位现代人头发上所沾染的砒霜溶液的浓度就是0.59微克/克，这是正常含量，不会导致中毒。这个结论离事实十万八千里。我们知道头发上的17.5微克/克和0.59微克/克都是沾染了实验用的砒霜溶液，浓度是1.28mg/mL，约为1280微克/克，这个浓度比较高，它是17.5微克/克的73倍，是0.59微克/克的217倍。
上面的分析表明，不对头发含砷量做回溯分析，所得的结论会很荒唐。
模拟实验的砒霜溶液的浓度高，而发砷量不高，是因为实验时滴到头发上的溶液总量太少了,仅有36.5微升,它含砷的绝对值是47.72微克（1.28微克/微升×36.5微升）,将其分布到10厘米的头发上，每厘米当然都不高，更何况有些溶液未沾到头发上去。由此可知，头发上沾染的砷的多少是由沾染物的含砷浓度和沾染物总量这两个因素决定的，要求出沾染物的砷浓度必须知道沾染物的总量。
但是我们不知道第一缕头发上沾染的腐败尸体的总量，尤其它是“流溢沾染”的，更难估计。然而，我们以不能不做回溯分析，所以只好猜测：
如果第9厘米处6.232微克/厘米当初沾染了1克腐败尸体，则腐败尸体的砷浓度就是6.232微克/克。由此可知，第10厘米处240.4微克/厘米当初沾染了38.58克腐败尸体，腐败尸体的砷浓度也是6.232微克/克，它比隆裕太后的骨髓含砷量7微克/克要低一些[8]。
事实是不是如我所估算的这样，无法证明。其他人可以有其他的估算，也无法证明。课题组检测的数据，除了发砷本底值外，其他的数据在做必要的回溯分析时，都得靠猜测，猜测得淮不淮，都无法证明。所以《报告》的数据不能作为断案的证据，断案的证据必须是切实可靠的，任何一件证物都不能有歧义。
四、《报告》中数据错误举例。
（一）《报告》不仅对头发上沾染的砷含量做不恰当的放大，对骨骼、衣物上沾染的砷含量也可能有不恰当的放大。
《报告》对于骨骼、衣物的检测只说明在何处取样，未说明取样的重量，由此可推测课题组取样时并不是每1份样品都取1克重来进行检测的，但公布的数据是1克的砷含量，这些数据可能是换算得来的，而不是实测得来的。如果取样的重量等于或大于1克，则这些数据就是准确的。如果取样的重量小于1克，则这些数据就不准确了。之所以不准确，道理与头发上沾染的砷一样，砷在遗骨、衣物上的分布是极不平均的，有的地方高，有的低，甚至为零，所以不能轻易换算。如果检测的衣物重0.5克，含砷100微克，将其换算为200微克/克，算式是正确的，但实际可能是错误的，因为未检测的0.5克衣物未必含砷100克。《报告》中检测的头发、遗骨、衣物上的砷都是“微克/克”为单位的，这些数据如果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不准确，不能真实反映砷沾染的程度，也就不能真实反映腐败尸体的含砷量。由于课题组在选取检测数据时尽量取大，所以“微克/克”为单位的数据被扩大了的可能性要大些。
《报告》中准确的数据只有发砷本底值。
（二）《报告》的数据有缺漏。
（1）我们先从第5件衣物裤子说起：
裤子分三片，前外层、后内层、后外层，分别采集样点9个、6个、10个。这很奇怪，为什么样点不一样多？3片中最重要的是后内层，它能反映光绪帝肠道的砷中毒程度，为什么只采集6个样点，而最不重要的裤子后外层却采集10个样点？且不说课题组中有专业的检测人员，就是非专业人员做实验也不可能分别采集9、6、10，而应该采集大体相同数量的样点，并且重点部位应该多采样点。我推测，课题组在每一片上采集的样点都不少于10个，但检测的数据有些太低了，不符合课题组的预期要求，被删除了，所以出现了9、6、10这数量不等的现象。
后内层的6个采样点中前3个是从结痂物上采集的，其中第2个样点采集了两份样品，所以有两个数据，而第1和第3个样点各采取1份样品。于是出现了这种怪现象：“3个样点刮取4个痂状样品”（《报告》）。我推测当初是3个样点上每个都刮取了两份样品，但检测的结果有两个数据太低了，被删除了，课题组在《报告》中对此不做实事求是地说明，而说“3个样点刮取4个痂状样品”，似乎当初设计检测程序时就是这样设计的。我认为不可能这样设计。
第4件衣物是内衣，分为左袖、右袖、躯干3片，3片中躯干最重要，因为它对应光绪帝内藏和上腹部。可是课题组在内衣躯干只采集了4个样点，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样本太少了，不能说明问题。我认为当初至少也采集了10个样点进行检测，但结果被删除了6个不合乎课题组需要的数据。
最后再看5件衣物的取样点：第1件龙袍19个、第2件18个、第3件20个、第4件15个、第5件裤子25个。最重要的第4件内衣采集的样点最少，这不合理。
如果课题组能把各片的样点补齐，都是10个，后补上的数据应该都是比较小的，光绪帝遗物上沾染砷的平均值将会大大降低。
（2）《报告》内衣右袖的数据缺少原子荧光光度检测法所检测的数据。
课题组检测前3件衣物时是一个采样点上取二份样品，分别用中子活化法和原子荧光光度法两种方法检测，第4件衣物左袖和躯干也是一个采样点上取二份样品，分别用两种方法检测，但右袖不同，只用中子活化法检测，而没用原子荧光光度法检测。为什么唯独右袖只用一种方法检测？难道在设计检测程序时就决定第4件衣物的右袖只用一种方法检测吗？当然不会是这样的。可以肯定课题组对右袖也采集了两份样品，也用两种方法进行检测了，但在制表时删除了原子荧光光度法检测的数据。删除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种方法检测的数据大大低于中子活化法检测的数据。我这样猜测的根据是：
从表8《第4件衣物砷的分布》看，用两种方法检测的数据差别相当大。如：第四件衣物左袖采样1，用第一种中子活化法检测为254微克/克，用第二种原子荧光光度法检测为819微克/克，后者是前者的3.22倍。左袖采样3，用第一种方法检测为802微克/克，用第二种方法检测为298微克/克，前者是后者的2.69倍。采样4，用第一种方法检测为164微克/克，用第二种方法检测为359微克/克，后者是前者的2.19倍。采样2，用第一种方法检测为290微克/克，用第二种方法检测为零（表中画一短横线表示）。我不明白为什么用两种方法检测的数据相差如此之大，课题组对此未做解释。[9]由于两种方法检测出的数据差别很大，所以有些采样用第一种方法检测到数据，而用第二种方法却检测不到数据，于是在前3件衣物砷的分布表上，就缺了很多原子荧光光度法检测的数据。如第1件衣物后背（胃区）的5个采样，用中子活化法检测分别为1.81、2.02、 1.23、1.70、1.67（微克/克），而用原子荧光光度法检测，前4个无数据为“—”，第五个为2.26微克/克。前3件衣物总共选择了57个样点，给出两种方法检测数据的为28项，另外29项只给出中子活化法的检测数据，而没有原子荧光光度法检测的数据，都标为“—”。而第4件衣物的右袖采样6份，只有中子活化法检测的数据，而没有原子荧光光度法检测的数据，连横杠也没有，这6个数据当是被课题组有意删除了。
（三）《报告》说：“人口服砒霜60-200毫克就会中毒死亡，而仅光绪帝的头发残渣、第四件衣物上残渣的砒霜总量就高达201.5毫克。”这个结论不能成立，因为课题组的计算方法和分析方法均有错误。
第一、《报告》根据“微克/克”为单位的数据进行计算，这些数据可能是被扩大了的，不可信。
第二、根据《报告》的计算，我们知道：第四件衣物左袖重69克，躯干（后背）重88克，两者共重157克，前者含砒霜32.7毫克，后者含砒霜52毫克，两者共含砒霜84.7毫克。而右袖重90克，含砒霜104.4毫克，它是左袖和躯干含砒霜总和的1.22倍。这就引出上面已经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右袖的砒霜量这么高？怎么解释？
第三、《报告》没给出右袖的104.4毫克砒霜的计算过程,但由课题组给出的数据，我们可以知道其算法：
（377+2439+599+758+723+379）÷6=879（微克/克）
879（微克/克）×90（克）=79110微克=79.11毫克(《报告》为79.1毫克)
由79.11毫克的砷量推算砒霜量104.4毫克。
上面第一式是根据右袖的6份样品检测的6个数据而计算出样品平均砷浓度为879微克/克，第二式是用右袖的总重量去乘样品的平均砷浓度而得出右袖上留存的砷的总量。但是这种算法是错误的，为了说明它的错误，我们还是先举一个例子：
有人计算中国的森林总面积，他在东西南北中各取1平方公里，测算出各自的森林面积，分别为a、b、c 、d、e ，然后计算：（a+b+c+d+e）÷5×9600000（平方公里）=森林总面积。能这样算吗？第一、江、河、湖、草地、沙漠、秃山等都没有森林。第二、a、b、c、d、e并非每个数据都对应1/5的国土，并非每个数据各为1/5国土森林面积的平均数，它们只是1平方公里的森林面积，不代表其他处。
《报告》的错误与上例相似。《报告》检测的6个样点，并不是每个数字都对应1/6的内衣右袖的重量（90克÷6=15克），并非每个数据各为1/6右袖砷含量的平均数，它们只是样点上的砷含量，不代表其他处的砷含量。不能设想样点2测得的2439微克/克是1/6（15克）右袖的平均砷含量，即有15克的右袖每克都沾染2439微克砷。如果真有这样的中毒现象，那光绪帝一定是得了一种谁也没有见过的怪病。
除右袖外，左袖和躯干的算法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总之，根据样品的砷含量并不能计算出衣物留存的砷总量，如同不能根据a、b、c、d、e来计算全国的森林面积一样。
第四、《报告》说口服60-200毫克可以致死，这是某些医书的的说法，不是医学界的共识。我看到2008年6月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的《金属毒理学》说60-600毫克致死。[10]这说的是急性砷中毒，而不是慢性砷中毒。现在尚无慢性砷中毒致死量的记载，但可以肯定比200-600毫克多，因为慢性砷中毒在人体内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其破坏性较缓，人体能够忍耐的砷量会大得多。
《金属毒理学》说，在砷矿区附近生物体含砷量达2000毫克/千克，即2000微克/克。
还有一个案例，《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2008年第23卷第3期载郑来文等《尿和头发砷含量与地方性砷毒相关性研究》，是对高砷污染地区的调查报告。它说，发砷标准是0.6微克/克，而高砷污染地区的慢性砷中毒者的发砷最高的为105.63微克/克，是国家标准的176倍（原文写作超出国家标准1 173倍）。105.63微克/克是光绪帝发砷本底值（26.85微克/克）的4倍。高砷污染区另有人群的发砷超标10.7-57倍（6.43-34.2微克/克），但临床表现正常。
从这份调查报告看，慢性砷中毒者对砷的忍耐力要比普通人大得多。我查阅了十几本医学书籍、300多篇砷中毒的文章，没见到慢性砷中毒的致死量。
六、急性胃肠型砷中毒说与光绪帝脉案不符。
急性胃肠型砷中毒的临床表现主要是恶心、呕吐、腹泻，而这些表现在光绪帝的脉案中却没有记录。钟里满同志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说“脉案的记录有一定的模糊性（比如最常见的呕吐、腹泻等一直就没在脉案中出现过）”[11]。钟将脉案中没有呕吐、腹泻等砷中毒的临床表现，归咎于脉案记录模糊，这是因为他先入为主地认为光绪帝死于砷中毒，而否定脉案的记载。
脉案对光绪帝病症的记录是由几位御医共同或分别记录的，每天所写的脉案都要交给内务府大臣、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看，所记录的临床表现是准确的，但是在判断究竟是什么病和病重程度上或有不同，或有隐讳，那是怕说重了吓着皇帝。
脉案不但没有呕吐和腹泻的记录，反倒记录多日便秘。朱金甫、周文泉同志的《从清宫医案论光绪帝载湉之死》[12]一文抄录了光绪帝临终前五天的脉案，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的脉案。其十八日记“大便燥结难解，小溲浑短”。十九日记“上而逆满喘咳，下而大便不行”。二十日吕用宾诊断记录“口干舌燥便结咳嗽气喘等症均未见减”，而施焕的记录略有不同，为“大便鞭而迭见”，这是用泻药的结果，而不是砷中毒的腹泻，砷中毒腹泻呈米汤样。二十一日光绪帝弥留之际，多次有医生诊视，子刻是御医张仲元、全顺、忠勋等诊视，其后杜钟骏、周景焘入宫诊视，午刻周景焘再入宫诊视，他们都记录了光绪帝弥留状态的情状，均无任何砷中毒的表现。
除脉案外，杜钟骏的回忆录《德宗请脉记》、屈桂庭的回忆录《诊治光绪皇帝秘记》也没有说到光绪帝临终前有砒霜中毒的症候。但屈桂庭却隐含有中毒的意思，他说：“迨至十月十八日，余复进三海，在瀛台看光绪帝病。是日，帝忽患肚痛，在床上乱滚，向我大叫：‘肚子痛的了不得！’时中医俱去，左右只余内侍一二人。盖太后亦患重病，宫廷无主，乱如散沙，帝所居地更为孤寂，无人管事。余见帝此时病状：夜不能睡，便结，心急跳，神衰，面黑，舌黄黑，而最可异者则频呼肚痛——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者。余格于情势又不能详细检验，只可进言用暖水敷熨腹部而已。”[13]屈桂庭记载光绪帝忽然肚子痛得在床上乱滚，似急性中毒，但不是砒霜中毒，因为光绪帝当时无呕吐、腹泻，反而“便结”。
脉案未记光绪帝有任何砒霜中毒的表现，是光绪帝并非死于急性胃肠型砷中毒当无疑问。
如果开庭审理光绪帝死亡一案，这些医生必会出庭作证没有砒霜中毒，国医们不会承认自己笨得连砒霜中毒都看不出来。
七、慈禧太后不可能用砒霜毒死光绪帝
《报告》称有高含砷的胃肠内容物，这就是说有人给光绪帝下了砒霜，把他毒死了。钟里满《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说：“在光绪帝死前十天（从祝寿那日起），开始制造‘皇上病日加剧’消息，正是慈禧太后本人！”暗示太后毒死光绪帝。还有学者撰文，直指太后下令毒死光绪帝。
有关慈禧太后害死光绪帝的史料有几条，但是没有一条说太后下砒霜毒死光绪帝，至于学者援引来证明慈禧太后下砒霜的史料，则是对史料的误解和曲解。
我们来分析学者常引的几条史料：
孔祥吉和日本村田雄二郎著《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之《绪论：外务省档案与晚清史研究》引明治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1904年）日本驻京公使内田康哉与清朝外务部右侍郎伍廷芳的谈话：“问及近来皇帝与太后之关系如何，伍不作直答。对皇太后驾崩后皇帝会如何之问，伍言道：亦如世间传闻，诚为清国忧心之事，万望勿生此变。伍话中之意，皇太后驾崩诚为皇上身上祸起之时。今围绕皇太后之宫廷大臣，及监官等俱知太后驾崩即其终之时。于太后驾崩时，当会虑及自身安全而谋害皇上。此时，万望能以我守备兵救出皇帝。”[14]这段材料被援引作为太后害死光绪帝的有力证据，这是曲解。
内田康哉问的是“皇太后驾崩后皇帝会如何”，这就是说他所听的传闻并不是太后要谋害光绪帝，而是太后死后其他人要谋害光绪帝。伍廷芳的回答亦说“亦如世间传闻”，即是说伍廷芳所听到的世间传闻也是其他人要谋害光绪帝，而不是太后要谋害光绪帝。其他人要谋害光绪帝，是怕太后死后光绪帝报复。所以伍廷芳请求内田康哉，在太后驾崩时及时救出光绪皇帝，免得被其他人害死。总之，这条史料有力地证明了清末朝野的看法:太后不会害死光绪帝,其他人在太后驾崩时会害死光绪帝。怎么能把这条史料解释为太后要害死光绪帝呢?
其他有关的史料还有慈禧御前女官德龄《瀛台泣血记》，说是太监李莲英设毒计谋害光绪帝，但未说用什么方法谋害，只说好端端的光绪帝就忽然患病，御医也看不出什么病。[15]
《启功口述历史》讲的又不同了，说是某太监奉慈禧太后之命给光绪帝送去一碗“塌喇（酸奶）”，不久，光绪帝就死了。[16]启功也没有指明塌喇里有砒霜。
以上两条都不说光绪帝死于砒霜中毒，是因为砒霜中毒说太离谱了。
砒霜中毒有明显的表现，就是呕吐、腹泻，而且清末民初（直至今日民间）还认为砒霜中毒后会七窍流血，所以太后是不可能令人下砒霜的。如果要下砒霜，就得先把光绪帝独自幽囚起来才行。像潘金莲用砒霜毒死武大郎那样，只有她一个人在场。试想，如果武大郎身边有四、五个高明的大夫治病，潘金莲能用砒霜毒死他吗？光绪帝与武大郎的处境完全不同，每天有四、五个国医看病，有太监侍候，有王大臣监护，最后几天皇后和载沣有时也在，在这种情况下太后怎么能让人下砒霜呢？喝了砒霜几分钟、几十分钟后就可能呕吐、腹泻，这不就完全暴露了吗？而且谁能保证光绪帝不是在太医看病时呕吐、腹泻、七窍流血？所以，太后即使想害死光绪帝，也绝不会用砒霜毒死他。
说慈禧太后用砒霜毒死光绪帝，那实在是冤枉。
光绪帝临终前几个月，病情不断加重，太后便不断地令人在全国找医生给他看病，这些医生也同时给太后自己看病。太后还生怕出现医疗事故，据杜钟骏回忆说，在光绪帝病重之时，太后特下谕：“皇上病重，不许以丸药私进，如有进者，设有变动，惟进丸药之人是问。”[17]这倒不是怕御医下毒，而是怕进丸药不治身亡，对外说不清楚，引发毒害的谣言，那就可能引起巨大的政治波澜。风雨飘摇的大清朝经不起波澜了。
以前说太后把光绪帝害死了，但未说明是用砒霜毒死的，或许是用了一种可以把人哑默悄声毒死的药，这就是个永远的悬案。可是现在指明说是用砒霜毒死的，则没有可能。
从有关的史料看，光绪帝是病死的。
光绪帝病重是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七日开始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务府《三十四年十月日记档》十七日记载内务府为抢救光绪帝的紧张活动，特别发电报令在外地的张彭年和陈秉钧两位医生迅速来京为光绪帝治病，令在京的医官吕用宾等就近住宿，又规定内务府“三堂”自十八日起“轮流在西苑公所值宿”。[18]
十八日病情加剧，紧急抢救。杜钟骏《德宗请脉记》记：十八日夜（杜记载为十七日夜，钟里满研究为十八日，是），“内务府忽派人来，急遽而言曰：‘皇上病重，堂官叫来请你上去请脉。’予未及洗脸，匆匆上车。行至前门，一骑飞来云：‘速去，速去’。行未久，又来一骑，皆内务府三堂官派来催促者也。及至内务公所，周君景焘已经请脉下来，云：‘皇上病重。’坐未久，内务府大臣增崇引予至瀛台。皇上炕右，前放半桌，以一手托腮，一手仰放桌上。予即按脉，良久，皇上气促口臭，带哭声而言曰：‘头班之药服了无效，问他又无决断之语，你有何法救我？’予曰：‘臣两月未请脉，皇上大便如何？’皇上曰：‘九日不解，痰多，气急，心空。’予曰……遂退出房门外，皇上招手复令前，谕未尽病状。复退出至军机处拟方，予案中有实实虚虚恐有猝脱之语，继大臣曰：‘你此案如何这样写法，不怕皇上骇怕么？’予曰：‘此病不出四日，必出危险……’”从抢救过程看，至此日光绪帝并无砒霜中毒迹象，而这一日光绪帝已经感到自己病危了，竟说出“你有何法救我”的话，杜钟骏也认为皇上危险了。
十九日起安排后事。《上谕档》十九日记：“内奏事处口传：派醇亲王恭代批折。”慈禧太后令在东陵的庆亲王奕劻赶紧回京，《载沣日记》记“致庆邸急函一件”[19]。《鹿传霖日记》亦记：“十九日……六钟入值，两宫均欠安。发庆邸公函，促其速回。”[20] 因为十八日光绪帝病情急剧加重，所以安排后事，这说明太后并非预谋将光绪帝毒死。
十九日、二十日光绪帝已经不能进食。
《鹿传霖日记》记：“二十日，晴。六钟入直。邸辰回，未上。午后上病危，报邸，申刻来，同赴仪鸾殿慈圣寝宫请召见。派醇邸为摄政王，醇王子入宫教养，代批奏折。”庆亲王奕劻回京后，有事便先向他报告，午后光绪帝病危之事即向他报告，他率同其他几位军机大臣到太后处请召见，这说明军机大臣们在得知光绪帝病危后不得不请太后立即安排皇位继承人。
二十一日光绪帝病逝。
从上述经过看，光绪帝是在十八日病情加剧后，不治身亡，太后的人事安排也是在十八日之后进行的，其过程是自然的，并非太后在某时给光绪帝下砒霜。
有人说太后有谋害光绪帝的动机，她怕自己死后光绪帝翻戊戌变法的案。这没有道理。八国联军侵华，“两宫西狩”时，太后便宣布了新政，其步伐远大于戊戌变法，连预备立宪都搞起来了，还怕翻戊戌变法的案？
再看太后安排的光绪帝的后事，由溥仪继位，由摄政王载沣为监国，遇大事向隆裕太后请示，而载沣是光绪帝的亲弟弟，隆裕是皇后，他俩正是光绪帝最亲近的人，太后就不怕他俩替光绪帝翻案吗？如果太后给光绪帝下砒霜，那是逃不过这两个人的，他们要翻案，首先就得翻太后下毒的案。而事实上，载沣和隆裕也是为光绪帝翻案了，他们将光绪帝最大的仇人袁世凯开缺了。
所以仅从人事安排来看，也不存在太后怕光绪帝翻案就给他下砒霜的事。
又有人说，太后原想自己会死在光绪帝之后，却没想到自己病重，所以就害死光绪帝，让他早死一天。好像太后会算命似的，能算到自己哪天死，并且又能算好给光绪帝下砒霜后他何日死，必早于自己一天死，而不会晚于自己一天死。这可能吗？
事实上，在光绪帝死去的十月二十一日，太后也还没有认为自己就要死了，她当天下的懿旨还说：“著载沣为摄政王，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余之训令施行。”[21]她还要继续掌政呢。次日，她病情突然加重，临死之前，才有懿旨令载沣遇有重大难决之事向隆裕太后请示办法。
从十月十七日到二十二日宫中的诊治和人事安排来看，光绪帝先于太后一天而死，纯系巧合。
事先声明：
1. 本回答仅作为反对
@Charph的回答存在，如果
@Charph的回答删除，我也将自删回答 。
2. 因为我的评论并没有人看，并且他的回答在一下午的时间里收到了接近100+的赞同，我认为他的回答是不合适的，有误导人的嫌疑，所以单独开一个答案出来。
3. 我本人不是研究历史的，所有信息都来自公开的书籍、史料。
4. 只针对他的回答里的数字计算部分，不针对其他内容。
5. 本人无意煽动民族仇恨，仅陈述历史事实。
他的回答链接：
史书里有哪些细思恐极的细节？ - Charph 的回答@Charph
答案中声称自己是研究历史的，并根据他自己的计算，认为因清末同治回乱死亡的人口数字远远少于2000万人。
但实际上2000万人算是公认的事实，维基百科中该词条的描述也写的是2000万人，并给出了参考资料，而且这个参考资料书也在他的回答中有提及：
就是这本书（百度上可以找到：《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葛剑雄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不是史学专业的，只是花了半天的时间简单的过了一下这本书，只放结论：
该书十三章和十四章讲的就是同治回民战争对人口的影响：
陕西部分，书中601页，共损失人口466万人：
甘肃部分，635页，损失人口1455.5万：
甘陕两省总计损失人口约1900万人，所以2000万人的数字是基本符合事实的，而
@Charph的数字是500万人：
这显然偏差太多了，我无法理解自称清史研究者会有如此大的偏差，甚至让人感觉有一种故意的感觉。
而且不管怎么说，他觉得500多万人不算什么事：
这洗地的嫌疑也太大了吧？五六百万人还不算什么大事么？
反对任何形式的打着干货旗号用错误的数字误导别人的回答。
书的下载链接：
中国人口史 第5卷 清时期.pdf_免费高速下载
评论里的评论我都看了，因为临近高考，所以之前一直没有在上知乎。首先对在评论里祝我高考顺利的各位，报以感谢。其次对于质疑我抄袭的，我在此说明。这次回答是我第一次回答，回答的东西也是我在校时与同学聊天时突然想到的。至于评论中说的在别处看到的类似答案，我本人也去看了，没错，两个答案确实讲的是一件事，但我以性命发誓，绝对是巧合。那位答主所答的问题，是在我上知乎以前，那是我根本还不知道知乎，后来同学推荐我才入了这个坑。这真的只是一个巧合，特在此说明。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位答主的回答。搜索三国演义中细思极恐的情节，热评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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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个不算史书的吧。
《三国演义》中濮阳之战，吕布对阵曹操，其中有一点是吕布持戟敲在了曹操的头盔上，问他可知曹操在哪里。曹操以手掩面，随意指了个方向，吕布便信以为真追了过去。我们江苏文科附加题中总把这段与马超当时追的曹操割须弃袍做对比，对比显出吕马二人的特点。可是当时听到这段的我脑海里想的却是
曹操后来的头疼不会就是因为这一戟吧 ，毕竟那可是吕布啊。
根据项羽本纪所载，项羽曾经屠杀秦军二十万人，攻入咸阳后，又杀秦降王子婴，屠杀咸阳。
然后在史记里只是两行字：
1.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2.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
知道为什么你觉得二战日本非常残忍吗？
是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达，我们保留下了珍贵的相片与录像证据，像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我们可以找到相当一部分的影像资料来说明当年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点是我们最直观的体验。
可是如果这些故事发生在没有这些现代科学技术的年代的话。
千百年后的史书里只会留下这么一句话：
倭寇入南京，屠之。
没了。
想起来，你不觉得背后冷汗直冒吗。
有了照片，有了影像资料，你有了直观的体验，你可以代入那场浩劫中的一个人，窥伺到残酷无情的现实是什么样的。
可是当你拿到的只是简简单单的一行字，你是永远也无法体会当时的残酷。
人命只是一个数字罢了。
史书，是用血写的。
荆轲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群臣惊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乃以手共搏之。
高中时，读到这一段，觉得这群卫兵迂腐，秦法僵化。荆轲当着侍卫的面追杀秦王，而侍卫仅因“非有诏不得上‘’，而“皆陈殿下”。
后来，大学学习了法律，再回过头看这一段细节，不禁冒出冷汗，这还是我认识的暴秦吗。这一段细节不足百字，但是水下没有彰显的东西远比水上的多。
侍卫的纠结表现实际上体现一个秦法的一个理念问题——程序正义重要还是结果正义重要。
试想，如果侍卫拿着兵器冲上大殿，将荆轲刺死，解救了秦王。这名侍卫会不会因此而受赏。不会，这名侍卫反而很有可能会因此被处以死刑，家人甚至会被连坐。
虽然他救下了秦王，结果是正义的。但不能改变他违背了秦法的事实，没有得到诏令就持兵上殿，司法程序不正义。
也许有人会问，你怎么知道秦王就不会因感谢救命之情破例宽恕这位解救了自己的侍卫呢？这就得从商鞅确立的改革确立秦法说起。
商鞅确立的秦法特征有两则最重要：一则，举国一法，法外无刑，此所谓“壹法原则”；再则，执法不依功劳善举而赦免，此为"明刑"原则。
《赏刑》篇对这两个原则论述云：
“此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故曰: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
第一，卿相大夫忠臣孝子行善立功者，统统与民众一体对待，绝无开赦。全国只有一套法律，法外无情，没有特权。
第二，功过不相抵，即使有功于前，也不能亏法；
其三，行使王法的官吏不行使王法，罪加一等，刑及三族。
从秦国的既有法律而言，上殿的侍卫必死，无论他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取得了怎样的结果，都不能为他的罪行辩护。
那有没有可能秦王选择性执法，依然赦免了侍卫呢？
不太可能。
早在商鞅变法之初就预见了这种有法不依的可能。
其在《画策》中云:
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国家之乱，在于有法不依。一个国家开始走下坡路，从他的法律松弛开始。
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每个国家都有法律，但没有使法律保证被实施的法律。
这几乎是一种黑格尔式的思辨:
任何国家都有法律，但是，任何健全的法律体系中，都不太可能建立一种能够保障法律必然执行的法律。法律在现实中的运行必然是打折扣式的。
商鞅将“使法必行”看作法制的根基。并将这一理念根植与秦法之中。这一点具体体现在秦法中，对执法官员“不作为”的惩罚最重(刑及三族)，而对执法过程中的过失或罪责则具体而论处。不执法比起错误执法更加不可原谅。
法外无恩这一原则在秦国的政治生态常能得到体现。商鞅立法以来，几乎找不到一个秦王宠臣甚至公子没有足够的功绩而受封土地的先例。
并非秦王不想，而是自秦孝公以来没有哪位秦王愿意破坏商君确立的传统，因此都自觉维护了秦法的壹法与明刑原则，法外无恩。
从这一原则出发，秦法还确立了不许为君王贺寿的制度。即使是秦王在秦法面前也保持了高度自觉性。秦王尚且如此，遑论侍卫。
“使法必行”是秦法的根基，对于推崇法家的秦王嬴政来讲，岂能不知其中利害。一旦赦免了侍卫，动摇的是整个帝国律法的根基，这也是秦国强大力量的源泉。商君变法以来，没有法外开恩的传统。
这也很好解释了秦王被追杀，千钧一发，侍卫还是没有迈开他们的腿。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侍卫很清楚，上前解救秦王，非但不会受到封赏，反而难逃依法处死。之前并没有法外开恩的先例。在秦法威慑下，眼看自己的君王被追杀，他们还是选择了旁观。
是什么让帝国训练有素，杀人不眨眼的勇士在一纸秦法面前表现得如此温顺。
无他，秦法有法必行，法外无恩耳。
即使在秦王的生死存亡之际显现得依然如此强大。正是秦法公正严明的最好佐证。
在这一刻不知道看见这一幕的荆轲明不明白，“暴秦”真正可怕的不是虎狼之师，而是令行禁止，人人敬畏遵守的秦法。
虎狼之师只不过是有功必赏，有过必惩的秦法产物。这一点，在传承王道礼制的燕国看不到，文化繁荣的齐国看不到，强盛的汉唐看不到，两千多年后的中国也看不到。
即使荆轲真的刺死了秦王，秦国还会按照秦法有条不紊地推出下一位秦王。高效率的秦法还是会驱动战争机器继续绞杀依靠人治的落后政体。混乱的政治没有精兵，千古不变的道理。
如果我是摄影师，回到两千多年前的那个场景，我想拍的不是秦王狼狈身影或者荆轲的奋不顾身，这些都不能给我震撼。我更愿记录的是侍卫那一刻急切上前解救秦王而又忌惮秦法，内心挣扎的表情。那一刻，我想我看到的不是秦法的僵化，而是法律的胜利。
人们称秦国为封建主义国家，我更愿意称他为古典法制国家。这一幕，发生在两千多年前那个至今被认为暴虐的秦国。反观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令人唏嘘。
我们都很熟悉《左传》里的第一个故事——《郑伯克段于鄢》
郑庄公的母亲武姜偏爱幼子共叔段，不断要求郑庄公优待其弟，郑庄公隐忍许久之后，被宠坏的共叔段准备起兵攻击其兄，被准备妥善的郑庄公击败。庄公击败共叔段之后，囚禁武姜，并誓言母子“不及黄泉，再不相见”，却又后悔，在臣下的建议下凿地道与母亲相见，这么一个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武姜跋扈偏爱幼子，险些造成郑国的“曲沃代翼”，一代雄主郑庄公差点因此被颠覆。实际上很多人看到了武姜作为母亲丧失理性的一面，却殊不知在武姜这个讨厌的老太太身上，牵扯出了西周末期到春秋早期一段险恶的政治风波。
我们知道，郑国到庄公为止，共历三代。郑桓公、郑武公，郑武公和武姜生下了郑庄公。
郑桓公是周厉王的庶子，在幽王时期担任司土，并获得了郑这个封地。最初的郑在陕西凤翔，在郑武公时将郑迁到了河南郑州、新郑一带。
好了，我们开始破案。
郑国的第一代国君，郑桓公，并非自然死亡，而是死于犬戎之乱：
二岁，犬戎杀幽王於骊山下，并杀桓公。郑人共立其子掘突，是为武公。[1]
而犬戎之乱是怎么回事呢？《史记》的“烽火戏诸侯”故事基本上被史学界摈弃，在《竹书纪年》和《清华简·系年》中，有更加符合逻辑的记载：
《汲冢竹书纪年》：（伯盘）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2]
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又）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盤。褒姒嬖于王，王與伯盤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師，回（圍）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繒）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盤乃滅，周乃亡。[3]
简单地说，就是周幽王废黜王后申姜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之子伯盘为太子。废太子宜臼逃往外公申侯处，周幽王率军攻申，申侯联络缯国，将犬戎放入关内，犬戎大军击败了毫无准备的幽王军队，将幽王杀死。这一战中，郑桓公在幽王身边，一同被杀。
在幽王和郑桓公的死亡惨剧中，犬戎固然是第一凶手，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放犬戎入关的申侯显然也是帮凶。
好了，我们发现了不寻常之事：
武公十年，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4]
郑武公娶的武姜，是申侯的女儿，换句话说，郑武公娶了杀父仇人的女儿。
这是怎么回事？不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吗？
我们将引入下一条线索。
在《清华简》，出现了一篇《郑武夫人规孺子》，带来了郑庄公和武姜的另一个故事，在此采用 @屠龙少年周旭在知乎发布的释文：
鄭武公卒，既肂，武夫人規孺子，曰：「昔吾先君，如邦將有大事，必再三進大夫而與之偕圖。既得圖，乃爲之；毁圖，所賢者焉申之以龜筮，故君與大夫晏焉不相得惡。區區鄭邦望吾君，無不盈其志於吾君之君己也。使人遥聞於邦，邦亦無大䌛賦於萬民。吾君陷於大難之中，處於衛三年，不見其邦，亦不見其室。如毋有良臣，三年無君，邦家亂已。……
在《规孺子》中，武公新丧，郑庄公甫立，武姜训诫继位的儿子，告诫儿子要多和国内的大夫请教政事，特别强调“吾君陷於大難之中，處於衛三年，不見其邦，亦不見其室。如毋有良臣，三年無君，邦家亂已。”——“你的先父在大难之中，羁留于卫国三年，见不到国家，也见不到家认，如果说没有贤良的臣子，郑国三年没有国君，早就陷入混乱了。”
在武姜的这个说法里，“大难”显然是指让桓公死于骊山的犬戎之乱，而武公却在父亲死后没能立即回国继位，而是被羁留于卫国三年，这其中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寻找一下卫国在这段时间里的表现：
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五十五年，卒，子庄公扬立。[5]
史记说得很清楚，卫武公在幽王死后，带兵勤王有功，被周平王任命为卿士。
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幽王死后，周王朝同时出现了两个周王：
邦君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攜惠王。立廿又一年，晉文侯仇乃殺惠王于虢。周亡（無）王九年，邦君諸侯焉始不朝于周，晉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6]
《汲冢纪年》曰：幽王死，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二王并立。[7]
综合这几条记录，我们知道，在幽王死后，虢公翰、畿内邦君、周王朝朝臣支持周携王，晋文侯、申侯、鲁侯支持周平王。而根据《卫康叔世家》的记载来看，卫武公显然是支持周平王的。
换句话说，卫武公在幽王败亡之后，在立平王的问题上，和申侯是政治盟友。
连缀起来看，我们不难推断出郑武公是被周平王的支持者卫武公所羁留的。郑武公的父亲郑桓公随同周幽王追杀逃走的王子宜臼——也就是后来的周平王，那么，郑的立场显然是站在周平王的对立面的。
于是，我们可以推断，卫武公羁留郑武公，一定和政治立场有关。
三年的软禁之后（不见其室，郑武公在羁留种无法见到家人，应当是被软禁了），郑武公获得自由，回到郑国继位，并在父亲死后第十年，娶了杀父仇人申侯的女儿武姜为妻。
郑武公放弃了为父亲复仇，娶了武姜，我们可以推测，在三年的软禁中，郑武公和卫武公达成了协议——放弃与平王为敌的立场，加入包括申在内的政治联盟。
那么为什么郑的立场如此重要呢？
在平王阵营的对立面，是幽王之弟携王的阵营，在这个阵营里都有谁呢？
邦君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攜惠王。
支持携王的是畿内的邦君（周王朝的古老盟友）、诸正（王朝官员）以及虢公翰，都是关中王畿之内的贵族，为首的应当是虢公翰。
虢公是幽王重臣，虢原本在陕西宝鸡，在西周末年，迁到了三门峡地区，将此地的焦国消灭，史称南虢：
幽王七年，虢人灭焦。[8]
按照史学界的说法，幽王命虢公灭焦，可能是犬戎日益增长的军事压力让幽王深感不安，为了保证三门峡这个咽喉要道的畅通，虢公在幽王的安排下在三门峡建立新的虢，虢公应当是幽王极为信任的人。
那么郑桓公呢？根据《史记》记载，桓公在担任司土之后的第二年，对于局势极为忧虑，与太史史伯商议何处可以逃亡，史伯建议其逃到后来的郑地，桓公从其建议，寄土于郐、东虢，但是大业未成，一年后死于幽王身边。
那么按此记载，郑桓公在幽王死前一年——也就是幽王十年开始考虑东迁。
这件事幽王应当是知道的，因为这一年，幽王正在此地附近的嵩岳太室山，和诸侯会盟：
《今本竹书纪年》： “（周幽王）十年春，王及诸侯盟于太室。”
与虢公灭焦建南虢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推测在犬戎之战前几年，周幽王已经开始在东方布局，将虢公翰、郑桓公派到三门峡、成周附近进行经营，很可能在犬戎的军事压力之下，已经在考虑迁都，而虢公、郑桓公也恰好属于“诸正”，很可能虢和郑也代表了忠于周幽王的王室势力。
于是，为了分化打击与周平王为敌的幽王残余势力，卫武公软禁郑武公，并最终迫使郑武公放弃支持周携王。
这样进行复盘之后，周幽王死后的政局可真是细思恐极：
幽王死后，畿内贵族支持携王，而畿外诸侯则和出卖幽王的申侯一起支持周平王，由于周幽王在犬戎之乱前曾经进行过政治部署，携王阵营可能仍然有较强的实力。
支持周平王的卫武公为了分裂携王势力，通过软禁迫使可能支持携王的郑武公转而支持周平王，而郑武公娶武姜，正是这次政治胁迫所需的投名状——还有什么比迎娶杀父仇人的女儿更能表达自己转换阵营的诚意的呢？
在失去近于成周的郑国支持之后，携王已经无法回到成周继位，只能寄居于虢，这也为后来的晋文侯伐国杀携王埋下了伏笔。
随着郑武公的背叛，在诸侯支持下平王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而随着携王一起死去的还有周王朝畿内的大部势力，这也意味着周再也无法回到关中故地，王室只能蜗居于成周、在诸侯的夹缝中苟活，失去了全部的翻盘机会。
大争之世，无可避免。
p.s：我开了一个公众号“阿成说史”，目前在连载殷商史，大家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呀。
参考
“春燕归，巢于林木。”——《通鉴卷一二六》
周朝也是一个奴隶制国家。
欧阳修的《纵囚论》是古文名篇。唐太宗放死囚回家，来年死囚悉数归队受死，太宗随即将其赦免，此事于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均有记载。欧阳修对这种政治作秀的批判也成为经典。但还有一个细节引人注意。
贞观六年，唐太宗放走的死囚人数，按旧唐书记载为290人，按新唐书与资治通鉴记载为390人，按贞观时期200多万户的人口计算，虽然不是什么小数，但在死罪罪名甚多的古代也算是手段温和。但是只要把史书向前翻两年，就可以看到：
“...是岁（贞观四年），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
——《旧唐书·刑法志》
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在此数字上与旧唐书完全一致。贞观四年的29人，是全年判决的死刑数量。而贞观六年的290或390人，是太宗在十二月复核时的在押数量，之前有没有本年已决的犹未可知。也就是说，过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唐朝的死囚数量至少变成了之前的十倍。在一个政治清平，经济上升的年代，如果理解成单纯的犯罪增加，是有些可疑的。
那么在这两年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翻开贞观五年的历史，最大的一桩案件莫过于大理丞张蕴古的死刑案，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
“......河内人李好德，风疾瞀乱，有妖妄之言，诏按其事。大理丞张蕴古奏，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蕴古贯相州，好德之兄厚德，为其刺史，情在阿纵，奏事不实。太宗曰：‘吾常禁囚于狱内，蕴古与之弈棋，今复阿纵好德，是乱吾法也。’遂斩于东市......”
——《旧唐书·刑法志》
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认为一位嫌疑人患有精神疾病，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一位好管闲事的纪委官员于是参了一本，告发法官与犯人家属的不正当关系，结局就是皇帝大怒之下，把这位倒霉的法官给咔嚓了。
做完此事，皇帝陛下产生了深深的悔意。由此对死刑的复核制度进行了改革。
“......既而悔之，因诏：‘自今有死罪，虽令即决，仍三覆奏乃行刑。’......”
——《资治通鉴·唐纪九》
由于执行不力，唐太宗还特地细化了要求
“......丁亥，制：‘决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皆令门下覆视。有据法当死而情可矜者，录状以闻。’由是全活甚众。其五覆奏者，以决前一二日，至决日又三覆奏；唯犯恶逆者一覆奏而已。......”
——《资治通鉴·唐纪九》
复核不仅有次数要求，还有了时间要求。饶是史书上记了一笔“全活甚众”，但还是多了九倍的死囚。
因为，这些政策，根本没有什么卵用。
“太宗既诛张蕴古之后，法官以出罪为诫，时有失入者，又不加罪焉，由是刑网颇密。帝尝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来刑网稍密，何也？’德威对曰：‘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失入则无辜，失出则便获大罪，所由吏皆深文。’......”
——《旧唐书·刑法志》
曾经有一个胆子大的法官，想要放过一个囚犯，等来的却是身首异处的结局。于是所有法官都学会了宁肯错杀也不错放的手段，这是血淋淋的生存法则。太宗用自己的屠刀抹杀了自己仁政的理想，最后也只能靠一出纵囚的大戏重新挽回人心了。
至于那个靠揭发同僚上位的权万纪，在群臣眼里成了卑鄙小人。最后死于皇子叛乱，乃至被肢解，下场也很是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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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蕴古案，在《贞观政要》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贞观五年，张蕴古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素有风疾，言涉妖妄，诏令鞫其狱。蕴古言：‘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太宗许将宽宥。蕴古密报其旨，仍引与博戏。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斩于东市。”
——《贞观政要·刑法第三十一》
太宗一开始答应了张蕴古的请求，于是张蕴古偷偷告诉了李好德，大家一起愉快地下象棋/斗地主/打麻将……
好吧，这其实是一个不作死就不会死的故事……
由此看来，张蕴古与李好德的关系确实有些不清不楚，而李好德是否有疯病也值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然而，张蕴古获死，导致法官不敢再轻易“出罪”，增加了冤案，却是不争的史实。贞观六年的三百死囚，中间有多少是不该死之人，我们无从知晓了。而这样一来，欧阳修在《纵囚论》中提出的，把这一批死囚都砍掉，下一批再放，实在算不上什么好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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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以前写下这个答案的时候，我只是纯粹从一个业余历史爱好者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而2020年，一位政法大学教授的网络讲座让更多人对刑法的理论产生了兴趣。作为一个法律行业的门外汉，再次回顾这篇文字，我也对这段历史有了崭新的认识。
李好德作为妖言惑众的嫌疑人，从构成要件和违法性上都符合了犯罪的条件，而能否出罪的问题发生在责任阻却阶段。在今天，我们有鉴定和质证的手段来判断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而在贞观年间，这样的事实判断只能依靠司法官员的主观决定，以至于司法官员责任重大无比，甚至承担了掉脑袋的风险。
严刑不一定是坏政策，宽刑不一定是好政策。但当宽严完全取决于法官的判断，而法官的判断则取决于君主好恶的时候，人们就很难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治世之一，然而透过这个案件，我们可以看到中古时代那些揣摩上意的官员和噤若寒蝉的平民，生活中仍然充满着压抑感，“萨拉斯特罗的殿堂毕竟还是炼狱”。如果让张蕴古知道今天的法庭上有“公诉人”和“辩护人”这种角色，他一定会大呼生不逢时，并且为21世纪的法官同行们感到庆幸：虽然他们的法治还有很多不如意，但他们的脑袋还好好地长在脖子上，这比“贞观盛世”什么的要实在多了。
北宋都城东京汴梁，是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某日清晨，一位乞丐来到一个绸缎铺门口，破口大骂，言语污秽，不堪入耳。不一会儿就引起众人围观，骂的愈久，人也就愈多，绸缎商户无法做生意，如此持续了数日。
这一天，乞丐仍在街上叫骂。忽然，人群中窜出一人，手执钢刀，手起刀落，砍死乞丐，掷刀于地，然后扬长而去。事发突然，众人来不及反应，定神之后，轰然散去。
大宋国都，当街杀人，开封府不敢怠慢，立刻赶赴现场，然而却未能抓到行凶者。
次日上报朝廷，太宗皇帝勃然大怒：“京畿重地，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当街行凶，严令限期破案。”
数日之后，开封府呈报，凶案已破，杀人者系绸缎铺老板，因乞丐当街叫骂，影响其生意日久，故而杀人。太宗皇帝说：“细审，勿使有冤案。”
又数日之后，开封府又报：案件审实无误，系绸缎铺老板杀人。
次日早朝，太宗皇帝令将案犯凶器呈上来，旁边的宦官拿出一个刀鞘，将刀插入刀鞘，严丝合缝。
太宗皇帝说道：“刀为朕所有，汝等定无辜者杀人，岂非冤案？”
说罢，拂袖而去。
出自《铁围山丛谈》
有个恐怖港片叫《饺子》，讲的是贵妇为了永葆青春而吃婴儿肉包的饺子，因为这个片子我很多年无法正视主角杨千嬅…
最近翻阅明清笔记寻找素材时发现，明代真的发生过富豪吃婴儿以求长生不老的案子。
嘉靖十三年，南京有个叫王冠的富豪，家财万贯、僮仆千人。
坊间突然爆出了一则惊天新闻，这个王冠在江湖术士“赤肚子”的指导之下，烹饪婴儿吃作为长生不老的药。不光吃婴儿的肉，还把婴儿的骨头磨成粉服用，美其名曰「延命剂」。
吃婴儿延命的事在南京城里甚嚣尘上，然而这个王冠手眼通天，应天府根本不敢管这个事，平头百姓就更是敢怒而不敢言。
南刑部侍郎王爌丧母丁忧三年后复任，一回到南京就听到了这件事，王公勃然大怒，直接越过顺天府把王冠捉拿归案。
具查，王冠以娶妾的名义养了十几个女孩儿，这十几个女孩儿只要一怀孕就给她们吃堕胎药，堕下的胎儿给王冠做长生不老药的原料，他的府邸成为了一个生产胎儿的生物工厂，
除了家中“小妾”堕的胎，王冠经过稳婆（职业帮人接生堕胎的女人）之手偷偷收买的婴儿更是不计其数。
如果案子到此为止，王侍郎把这个恶贯满盈的王冠斩了，那就仅仅是恐怖而不算细思恐极。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叫可怕。
王冠案事发后，如此情节恶劣、人神共愤的巫蛊杀人案，按理说毫无翻案的余地。然而，南京的达官贵人们居然一个接着一个地跑到王侍郎家求情。
一个南京本地的土财主，到底哪里值得这些南京城里的高官显贵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来求情关说？
这个世界上唯一比权势和金钱更能让人铤而走险的东西，就是生命。一个大胆的猜测就是，王冠和赤肚子制造的「延命剂」不仅是供王冠一人服用，而是南京很多达官贵人都在服用！
这也就是为什么王冠一个人养了十几个“妾室”堕胎还不够，还要冒着事情败露的风险向民间收买婴儿的原因。
好在，王侍郎是个铁面无私的清官，不顾高官同僚的关说求情，按律将王冠处死。百姓为了感谢王爌为民除害，在南京聚宝山为其立祠。
王冠食婴案被多本明人笔记记载，还见于《国朝献征录》等信史，是有明一朝最可怖的巫毒案。
如果大家觉得南京多位达官贵人集体食用延命剂就算是“细思恐极”的话，那我们不妨把脑洞再打开一点点。
这些达官贵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为王冠求情，会不会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王冠伏法之后，提倡吃婴儿延寿的“赤肚子”居然平安活到了几十年后的万历年间？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故事的开始交代的年份，这件事发生在，嘉靖，十三年。
嘉靖皇帝朱厚熜，人称道君皇帝，在宫中修道炼丹追求长生不老。当时各地所进献的秘方和炼丹药可谓五花八门，最为著名的莫过于“红铅法”，采集处女月经和药粉一起炼丹服用。
嘉靖皇帝为了采得足够的炼丹原料，强迫宫女们服食催经下血的药物，轻则损伤宫女身体，重则造成失血过多甚至血崩，许多人因此丧命。
受诸多达官贵人掩护的王冠府，有没有可能是道君皇帝的另一个秘密炼丹工厂呢？
前段时间看资治通鉴时候，看到里面记载石虎杀其亲子石宣的一段时，其血腥残忍的内容让我看完引起了生理性不适…
“虎悲怒弥甚，囚宣于席库，以铁环穿其颔而鏁之，取杀韬刀箭，舐其血，哀号震动宫殿。佛图澄曰：“宣、起皆陛下之子，今为韬杀宣，是重祸也。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犹长。若必诛之，宣当为彗星下扫邺宫。”虎不从。积柴于邺北，树标其上，标末置鹿卢，穿之以绳，倚梯柴积。送宣其下，使韬所幸宦者郝稚、刘霸拔其发，抽其舌，牵之登梯。郝稚以绳贯其颔，鹿卢绞上。刘霸断其手足，斫眼溃肠，如韬之伤。四面纵火，烟炎际天，虎从昭仪已下数千人登中台以观之。火灭，取灰分置诸门交道中。杀其妻子九人。宣小子才数岁，虎素爱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其大臣不听，就抱中取而杀之。儿挽虎衣大叫，至于绝带，虎因此发病。又废其后杜氏为庶人，诛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车裂节解，弃之漳水。洿其东宫以养猪牛。东官卫士十余万人皆谪戍凉州。先是散骑常侍赵揽言于虎曰：“宫中将有变，宜备之。”及宣杀韬，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诛之。”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
翻译一下，其大意是石虎的太子石宣因为记恨更受父亲宠爱的弟弟石韬，一不做二不休整死了石韬，还准备在石韬的葬礼上刺杀石虎，发动政变篡位，石虎听完后悲痛愤怒，于是把石宣囚禁在贮藏坐具的仓库中，用铁环穿透他的下巴磕并上了锁。
之后，石虎拿来杀害石韬的刀箭，边舔上面的血边哀嚎，其嚎叫声响彻宫殿。
这时高僧佛图澄对石虎说：“石宣、石韬都是陛下你的儿子，今天如果因为石韬被杀，而再杀了石宣，这便是祸上加祸了。陛下如果能对他施以仁慈宽恕，那么大赵福祚的气运尚可延长；如果一定要杀了他，那石宣必定化为彗星而横扫邺宫。”
然而石虎没有听从佛图澄劝说，他命令在邺城之北堆了一个大柴草堆，并上面架设横杆，于横杆的末端安置辘轳，绕上绳子，又把梯子倚靠在柴堆上，将石宣押解到下边，又让石韬所宠爱的宦官郝稚、刘霸揪着石宣的头发，拽着石宣的舌头，拉他登上梯子；郝稚把绳索套在他的脖子上，用辘轳绞上去，刘霸砍断他的手脚，挖出他的眼睛，刺穿他的肠子，使他被伤害的程度和石韬一样。
对其施完刑后，又在柴堆四周点火，浓烟烈焰冲天而起。石虎则跟随昭仪官以下数千人登上中台观看死刑。
而石宣则在火堆之中被活活烧死，化为灰烬，待其火灭以后，又取来残存后的石宣骨灰分别放在通向各个城门的十字大路当中，令其日夜承受四方人马践踏。
除此之外，石虎对石宣的家人也没有幸免，杀掉了他的妻儿九人，其中石宣的小儿子刚刚几岁，石虎平素非常喜爱他，因此临杀前抱着他哭泣，意欲赦免，但手下的大臣们却不同意，从怀抱中要过来就给杀掉了。当时小孩拽着石虎的衣服大叫大闹，以至于连腰带都拽断了，石虎也因此悲痛欲绝得了大病，石虎还黜废了石宣的母后杜氏，贬其为庶人。
不单单是石宣的家人，盛怒的石虎还对石宣周围的亲信三百人，宦官五十人，全都是车裂肢解以后，抛尸于漳水河中，又将石宣居住的太子东宫被改作饲养猪牛的地方，就连石宣属下的东宫卫士十多万人都全都被贬谪戍卫凉州。
所以说论狠还是得石虎狠，灭自己儿子满门…当年汉武帝诛杀戾太子和史皇孙满门时，起码还留了个皇曾孙刘病已，石虎可是连最疼爱的亲孙子都没留…
而且像这类的记载在资治通鉴里还有很多，有兴趣的可以自己买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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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这本书大概有300多万字，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经历了大概1363年，主要讲了中原历代王朝的兴衰，同时附带着讲讲周边民族的历史，是我国第一本编年体通史。
这个都是大家知道的，讲讲一些大家容易忽略的。
“大饥”这个词在《资治通鉴》中一共出现41次。也就是说平均每33.1年这片土地上就发生一次值得被写入史书的饥荒。
“人相食”这个词一共出现33次，平均每41年出现一次。
这三个字加起来一共20画，史书上出现不过一句，但背后就是无数个家庭妻离子散，易子而食，易妻而食。
我没见过饥荒，也没见过人相食的人间地狱，只能从过去人们的只字片语中推断那些惨境。
……到处是尸体：出洛阳不到一小时就看到第一具躺在雪地里的女尸，死了才一两天，脑袋上的皮肤已经皱缩；她一定很年轻；雪花飘落在他的眼睛上面；她躺在那里，没有人会去掩埋她，最后由飞鹰或野狗把她啃剩几根骨头了事……但是人吃人似乎确有其事。通常都有人辩解说，人肉是从死人身上取下来的。我在这方面所报道的每一件事都免不了有这样的辩解。在一个村子里，有人发现一个母亲正在煮她的两岁孩子的肉吃。另一个例子是，有一个父亲被控为了吃自己两个孩子的肉而把他们勒死；他辩解说，这两个孩子已经死了。另一个村子里还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案件：军队硬要农民收养弃儿。他们把一个八岁的男孩交给了一户农民。后来这个孩子不见了，经过调查，在那家农民的茅屋旁边的一个大坛子里发现了他的骨头……
《探索历史——白修德笔下的中国抗日战争》白修德
上面的例子发生在1942年，但这种惨境在这篇土地上，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至少发生了3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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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安太后的阴谋权术手段圆熟老辣，根本不是史书上描述的那样厚道老实。
慈禧最宠爱的太监安德海被人杀掉，背后的主谋就是慈安与恭亲王。
这是慈安太后对慈禧太后的一次警告，也是给慈禧布置的一个陷阱和难题。安德海臭名昭著，如果慈禧救安德海，就被牵扯入漩涡之中，如果不救，岂不是让手下心寒，兔死狐悲。
而慈禧太后在安德海被杀这件事情上表现了极其高超的权谋手腕。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慈禧能够掌握大清王朝的权柄整整47年绝不是侥幸。但是从整个过程来看，终究还是技差一筹，无法两头兼顾，被慈安压制的死死的，如果不是慈安突然暴毙，只怕没有慈禧什么事。所以说一个人的命运，不到要靠……，还要看……
而慈安能够不动声色间布置下这样的杀局，却给所有人留下忠厚老实的印象，让人不禁感叹还是太后会玩。
丁宝桢为什么敢于冒犯慈禧太后杀掉安德海？
安德海是慈禧最喜爱、最信任的心腹太监，这不仅在于安德海生性聪明伶俐、巧舌如簧非常善于拍慈禧太后的马屁，更在于安德海是辛酉政变的大功臣。
在八大顾命大臣嚣张跋扈，步步紧逼慈禧和慈安两太后交权的危险时刻，是安德海紧紧站在慈禧一边，陪伴慈禧度过了那段风雨如晦的黑暗时光，同时也是安德海冒着生命危险，来回给恭亲王送信沟通政变事宜。
所以慈禧掌权后，安德海自然成为最信任的太监。
但是随着慈禧大权独揽的性格逐渐暴露，她和慈安太后的矛盾越来越激烈。
在这个过程中，无比忠心于慈禧的安德海，自然就成了冲锋陷阵的主角，多次得罪了慈安太后和恭亲王。
慈安太后对慈禧咄咄逼人，大权独揽的性格已经非常不满，但是她不能直接翻脸，这和她“宽厚仁和，不喜欢争权夺利”的人设是不符的。
所以慈安要通过敲山震虎的方法，杀掉安德海来震慑慈禧。同时，她也不能自己动手，要通过借刀杀人的方法来执行，避免打蛇不死被蛇咬。
那么慈安要借谁的刀呢？那就是同治皇帝和恭亲王的刀，安德海为了获得慈禧的宠信，竟然秘密监视同治皇帝，把同治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举报给慈禧，导致同治皇帝心中也恨透了安德海。而且安德海嚣张跋扈，连恭亲王都不放在眼里，多次无礼冒犯。
所以，慈安太后在和同治皇帝在一起的时候，多次对皇帝流露出的要杀安德海的话语采取默许的态度，甚至暗示皇帝，恭亲王也不喜欢安德海。
同治皇帝和恭亲王很快一拍即合，选中的执行这个光荣任务的人，就是丁宝桢。
山东巡抚丁宝桢文武双全，又是出了名的清官，让他来整治安德海最好不过。
丁宝桢杀安德海的过程是严密策划的
1869年，同治皇帝皇帝大婚，26岁的安德海担任总管大太监也好几年了，可是他有一个心结。
那就是这个总管大太监再厉害，在宫里算不得什么，只有到地方才能抖起威风。
于是他趁机向慈禧请求下江南置办龙袍，慈禧答应后，安德海派人向同治皇帝请示，皇帝的回复说“皇上不管这事。”
这句话其实就是为杀安德海做准备，可怜安德海不知道，以为是皇帝同意了。竟然没有圣旨就出门了。
可怜的安德海不知道，慈安太后早就暗示和支持同治皇帝和恭亲王除掉他。他们选中的人就是山东巡抚丁宝桢。
安德海行至山东地面时，丁宝桢一面让与安德海有仇的泰安知县抓捕安德海，一面以奏折飞章禀报安德海“无旨出京”等数条大罪。
丁宝桢的奏章到了京城，同治皇帝直接表态该杀，恭亲王附和同治皇帝的表态。慈安太后依然表现出她一贯“善良温厚“的性格，表示看在慈禧的面子上，要从宽处理。大家都以为慈禧会刀下救人，没想到，慈禧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一言不发，并没有救安德海，而是直接称病，闭门谢客。
慈禧太后对于丁宝桢杀害安德海这件事上，一开始就表现的非常老到。她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安德海必死无疑。
而且安德海的名声太差了，丁宝桢又是有名的清官，清官大战权势熏天的嚣张太监，这正是老百姓们最喜欢看的戏码。如果此时站出来营救安德海，不但救不了他，反而会引火烧身，慈安和恭亲王一定会把慈禧也一起拉下水。
但是安德海是慈禧的心腹，要是不救他，会寒了手下人的心。慈禧只能称病谢客。
而丁宝桢也非等闲之辈，知道自己被皇帝和恭亲王利用了，但是他也有后招。杀害安德海后的表现，也表现出了非常高的情商。他把安德海的尸体曝晒五日。送了慈禧太后一个大人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坊间一直有传言，慈禧太后如此信任安德海，是因为安德海没有净身，他们之间有奸情。这下曝晒五日，一下子就澄清了谣言，送了慈禧一个大人情。
慈禧太后处置丁宝桢杀安德海的手段很老道
盛怒之下的慈禧太后不但没有失去理智，反而尽量做了补救。
慈禧太后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把安德海的随行人员全部斩杀。
第二件事是把安德海在京师的家给抄了，财产充公。
第三件事是把此事前后所有文件汇编成册，让有关人员学习，引以为戒。
这三条措施一出，几乎所有人都交口称赞慈禧太后大公无私，慈禧因为安德海被损毁的形象一下子又重新高大光辉起来。
更能显示慈禧成熟的政治手腕的是，慈禧不但至始至终没有为难和打击丁宝桢，反而对他多加提拔重用。1876年，慈禧把丁宝桢提拔为四川总督，丁宝桢在四川任上勤政爱民，兴修水利，为四川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丁宝桢去世后，慈禧特赐丁宝桢太子太保衔，谥“文诚”，入贤良祠。演绎了一段君臣相得的佳话。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次较量中，慈禧还是吃了一个大亏，心腹手下被杀掉却无能为力，直接导致她在宫中人心中威信受损，这也导致安德海的继任者从此小心翼翼。
而慈安在整个事件中完美的达到了目的却置身事外，慈安活着的时候，慈禧一直被她压制的死死的。如果不是她突然暴毙，历史的走向还未可知。
史书里面细思恐极的地方非常多，如果看书的时候不仔细，真的不知道它到底在表达什么意思，从而不能理解历史真相的恐怖和残忍。所以说读历史是非常费心费智的。摘一处吧，当时这一段落晚上看了好多遍，大概好几个小时，翻来覆去的思考。
汉景帝起先立的太子，并不是历史上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而是长子刘荣。而关于长子刘荣被废到汉武帝刘彻的立为太子，再到刘荣的自杀死亡，《资治通鉴》上的描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里面是这么写的：
孝景皇帝下前四年夏，四月，己巳，立子荣为皇太子，彻为胶东王。
孝景皇帝下前七年冬，十一月，己酉，废太子荣为临江王。丁巳，立胶东王彻为皇太子。
孝景皇帝下中二年三月，临江王荣坐侵太宗庙壖垣为宫，征诣中尉府对簿。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而中尉郅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间与临江王。临江王既为书谢上，因自杀。窦太后闻之，怒，后竟以危法中都而杀之。
这是刘荣的生平，短促简单，他的死亡看起来毫不起眼。这一段说的是什么呢，翻译一下。
在公元前153年的4月，长子刘荣被立为皇太子，而汉武帝刘彻被封为胶东王。而到了公元前150年11月，太子刘荣被汉景帝废掉，然后把汉武帝刘彻立为太子。而到了公元前148年，即两年后废太子即现在的临江王刘荣因为侵占祖宗宗庙之地，被中尉府郅都问罪，因为郅都监禁无法上书给皇帝申诉，最后忧郁自杀而死。
贬为太子两年就因为侵占祖宗宗庙之地就死掉了。比起在史书上顿不顿就死掉几十万人的战争场面相比，死一个废太子看起来很正常。但这里如果你真以为他的死很正常就错了。大家要想想，刘荣是什么样的人？曾经是太子！皇室宗亲！即便被废，还是临江王！那郅都有什么胆子敢审查刘荣？即便真正的铁面无私，而作为皇帝的儿子，郅都有什么权利敢限制刘荣为皇帝父亲上书？即便真有罪，刘荣这点罪才多大，也是罪不至死！
关于郅是什么样的人，司马光是这样写的：
是岁，以太仆刘舍为御史大夫，济南太守郅都为中尉。始，都为中郎将，敢直谏。尝从入上林，贾姬如厕，野彘卒来入厕。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贾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复一姬进，天下所少，宁贾姬等乎！陛下纵自轻，奈宗庙、太后何！”上乃还，彘亦去。太后闻之，赐都金百斤，由此重都。都为人，勇悍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谒无所听。及为中尉，先严酷，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
哦，这下我们明白了，原来是郅都铁面无私，那么刘荣的死，可以解释了。因为郅都铁面无私所以查倒了废太子刘荣。然而我们可以想想，刘荣才多大，父亲都没死自己要宗庙之地干嘛？所以，这真是刘荣死亡的真相么？！
答案是否定的。老谋深算的司马光将真相隐藏这句话中：是岁济南太守郅都为中尉。注意，济南太守！！！
为什么要注意济南太守这个官名呢？我们看到济南这两字，是不是心底猛然间回想起另外一个人，那就是现在被立为太子的汉武帝刘彻，他可是当年的胶东王！而济南毗邻胶东。郅都和刘彻在史书中隐约可以看出是同年被封山东，又同年一为太子，一为中尉的。所以，郅都很有可能是胶东王刘彻的人，随着刘彻被立为太子，汉景帝将刘彻身边的人提拔到中尉的位置，辅佐刘彻，而刘彻让郅都将刘荣逼上了死角。
所以，这一切都是刘彻给废太子刘荣制造的死局，即便刘荣的太子之位已经被废，然而只要在过去对你造成威胁，即便如今失势，也要痛打落水狗，也要从肉体上彻底的摧毁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
思考到这一步，我们大多数人一定会认为，自己思考的已经很深了，废太子是被刘彻害死的，这就是政治的残酷性，这里隐藏的真相就是刘彻害死了他的哥哥刘荣。那你又错了。因为如果你通读历史的话，你就会知道刘彻是少年登基，被立为太子的时候才6岁，两年后废太子刘荣自杀身死的时候，汉武帝才8岁。8岁的汉武帝有这样的心智和智谋么？
那么逼死刘荣的人究竟是谁呢？
我们要注意这一段话。
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而中尉郅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间与临江王。临江王既为书谢上，因自杀。
刘荣想给皇上上书陈述自己的冤情，而郅都勒令监狱里面的官吏不许给他纸和笔，魏其侯偷偷让人给了临江王，然后临江王给皇上写完了书信陈述了自己的冤情，自己就自杀了。
这里有3个疑问：
1、郅都有什么权利不让皇子刘荣给汉景帝上书申诉呢？
2、刘荣究竟到底有没有侵占宗庙？
3、即便侵占宗庙，刘荣也罪不至死，那么刘荣为什么会选择陈述自己的冤情后自杀呢？
答案是：
1、郅都没有权利不让刘荣上书，但有人吩咐了郅都，你上书也没用。
2、你侵占没侵占宗庙已经不重要，有人要你死，你无罪也得死。
3、刘荣知道是谁让自己死的，这一切那一瞬间刘荣看开了，他只是上书做最后一份自己人生的陈词。
一句话，让刘荣死的这个人，就是汉景帝——多么狠心的父亲，为了自己的一个儿子亲手将另一个儿子活生生的绞杀。这也就是为什么“窦太后闻之，怒，后竟以危法中都而杀之”的原因。因为窦太后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将自己的孙子迫害死，而她只能心陨如雨，不能怪罪自己的儿子，那么只能将满腔的愤怒全部倾注到杀人者郅都身上。刘荣死后，史书上居然没有汉景帝对这个儿子的死的描述。可见一个父亲的冷血。
就这几段文字，我当时反复读了好几个小时才看懂历史在说的什么。想明白之后，那一晚上我没睡着觉。冷血，愤怒，伤感，为了自己的一个儿子就可以狠心的杀掉自己的另外一个儿子，想想刘荣在身死之时内心对父亲已经多么失望，父亲你所做的这一切不就是为了让我死么，那我一偿你的心愿便了，于是留下那封书信后愤然自杀。历史的残酷性在这一刻彰显至尽，在权利和政治面前，有什么亲情可言呢，即便你为儿子，兄弟，如若挡在权力和政治面前也是该死的。
充分能证明这一点的是，《史记·酷吏列传》中提到，几年后汉景帝再次启用郅都做雁门太守，而窦太后听说了这件事情后，要杀郅都，汉景帝的辩护词居然是，郅都是忠臣。而窦太后惨然道，难道临江王不是忠臣么？
景帝曰：“都忠臣。”欲释之。窦太后曰：“临江王独非忠臣邪？”于是遂斩郅都。
郅都最终为窦太后所杀。可见窦太后对汉景帝和郅都的恨，人都说女人心狠，然而女人的心却也最善良。孙子的仇不能被记在儿子身上，那么只能记在郅都身上。一个慈祥而倔强的老奶奶的形象跃然而出。
在《资治通鉴》中，文字显的那么轻描淡写，仅仅只有6句，让我们在不经意间就与他们擦肩而过。而如果你扒下他们的皮看到他们的骨，深深的思索，真相实在是恐怖之极。
刘荣死的时候的情景，谢
@刘若愚兄的提醒：
既已上车，轴折车废。江陵父老流涕窃言曰：“吾王不反矣！”荣至，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责讯王，王恐，自杀。葬蓝田。燕数万衔土置冢上，百姓怜之。
译文；刘荣已经登上了车子啊，轴承断了车子废了。江陵父老流着眼泪聚在一起说：“我们的王一去不返了，一去不返了”。刘荣到了长安，到中尉府对质。中尉郅都责备审讯江陵王，临江王恐惧难安，于是自杀，死后葬在蓝田。成群的燕子衔着泥土往他的坟塚上填土，百姓无不痛哭流涕。
完。
参考文献：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 Ltd, 2009.
司马迁, 冯树梁. 《 史记· 酷吏列传》 译注[M]. 群众出版社, 1982.
谢绝转载。
看过电视剧的人都知道吕雉死后，吕氏一族被诛灭，还是代王的刘恒被拥上皇位，为汉文帝。
漫画出自横山光辉的《史记》，描绘的是吕氏一族的吕通、吕禄、吕媭被诛杀的情景。
而《史记》里有一段史料，可能揭露了刘恒原配王后是吕氏女，也被灭口的秘密。
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数月，公卿请立太子，而窦姬长男最长，立为太子，立窦姬为皇后，女嫖为长公主。
刘恒为代王时的王后，没有记录姓氏。在刘恒入长安登帝位前去世，在他称帝后的两个月内，王后所生的四个儿子通通病死。
电视剧里被编成汉文帝一生挚爱的窦氏根本就没有做过代王王后，刘恒继位的时候她也只是「窦姬」，因为王后的四个儿子都死了，窦姬的儿子刘启才被立为太子，窦姬才得以立为皇后。
刘恒还有两个没有生子的妾室：慎夫人和尹姬。慎夫人被《史记》记载的内容还是足够多，而尹姬只有一句「文帝幸邯郸慎夫人、尹姬，皆毋子」。只有半句话记载的尹姬，司马迁都记载了她姓尹。
要知道，司马迁本就出生于公元前145年，距汉文帝继位不过35年。连鸿门宴的细节司马迁都能通过询问樊哙的孙子樊他广得知，代王后的姓氏司马迁怎么会打听不到？他在顾忌什么而不写？
我的推测是：刘恒的结发妻子，便是吕氏女，吕后的族人。她和四个儿子死于政治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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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点最早是由台湾学者郑晓时提出的，中国知网上找不到郑晓时的《汉初诛吕安刘的政变过程与历史意义》和《汉文帝元配之死:政治考古学的发现》，但能找到《汉惠帝新论——兼论司马迁的错乱之笔》，里面也有提及代王王后之死。
我是看过网络流传的《关于汉文帝原配代王王后出身的猜测》，才想到根据这个观点来分析的。力求在分析过程中论据不重复，按其他新的角度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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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史料太离奇，电视剧的编剧都很难处理这一史料：
- 《大风歌》里，这位王后被设定为一个服侍薄姬母子的宫女瑞儿，和刘恒亲如姐弟。薄姬为了拒绝吕太后把吕氏女指婚给刘恒，就先行把宫女瑞儿指婚给刘恒，瑞儿生下一子后不到周岁就母子染病双亡。
- 《美人心计》里则是说代王有两个前王后，第一任为吕太后指派的宫女细作青宁，为爱而选择死，没有儿子。第二任为周亚夫的妹妹周子冉，难产而死。留下一子刘尊，被细作紫苏自作主张摔死。
两部戏里的假设都经不起推敲：
- 《大风歌》：以吕太后的强势，薄姬不可能用宫女来做王后就能拒绝吕家联姻，就算是她娘家的薄氏女做王后也得给吕氏女腾位置出来。再者，是个宫女也应该是有父母的，也是有姓氏的。窦姬本来只是一宫女，她也记得自己姓窦。
- 《美人心计》：吕太后为什么要指派一个宫女细作来做代王王后？为什么不直接指婚一个吕氏女？这样更方便，可以光明正大地监视，还绝对忠心。
最主要的是，编剧都不好设定四个王子的死亡，所以都只编出一个儿子，而且死亡时间都不对。更多关于汉文帝的老电视剧，直接就省略了这位王后。
盘点一下刘邦的八个儿子，除了刘如意在十岁就被毒死，未婚无子。史料记载，其他七个儿子的配婚情况如下：
刘肥——史书里没有王后的记录
刘盈——张氏（鲁元公主庶女）
刘恒——史书里有王后记录，但姓氏未载
刘恢——吕氏（吕产之女）
刘友——吕氏（吕氏女）
刘长——史书里没有王后的记录
刘建——史书里没有王后的记录
注：汉惠帝娶亲外甥女的说法，是《汉书》记录有误。（详情见：
历史上有哪些经典的谣言八卦？ - 凡尔礼的回答）
「完全没有记录」和「有记录但无姓氏」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情况。代王后的那三个妯娌齐王后、淮南王后、燕王后，丈夫只是诸侯王，她们不出现在史书里很正常。但刘恒能做上皇帝，代王后也确实出现在史书里了，却只有记录，没有姓氏，相当诡异。
长子刘肥年纪最大，虽然未有记载他的出生年份，可他的次子刘章也只比汉惠帝小十岁。这意味着刘邦死时，刘肥的次子刘章都有五岁了。刘邦在生时对吕氏家族有防备之心，刘邦不可能让长子刘肥娶吕氏女。长子刘襄的舅舅是驷钧，驷氏是王后的可能性较大。
刘长、刘建两人的婚配情况有两种情况：
1）他们可能都没娶吕氏女
2）他们可能都娶了吕氏女
1）他俩可能都没有娶吕氏女，推理如下：
七子刘长因为是吕后亲自抚养的，如同亲子，和汉惠帝一样的地位。吕后有可能觉得不需要通过指婚吕氏女来控制刘长。刘长也是方便向养母吕后开口拒绝配婚吕氏女的。网上有说法是刘长的王后是雍氏，但我暂时找不到出处。
八子刘建，年龄比刘长（公元前198年生）更小。刘建去世于公元前181年，不会超过17岁。有可能是年龄还不够娶正妻，才没有娶吕氏女。刘建和姬妾生有一子，被吕后派人杀害，刘建一支因此继绝。这一段记载很奇怪。被诬告谋反的六子刘友，尚且留下了刘遂刘辟强两个儿子。吕后要将刘建断子绝孙，也有可能正是刘建拒绝娶吕氏女的惩罚。
2）他俩可能都娶了吕氏女，推理如下：
史书明载：吕雉有两个哥哥吕释之和吕泽，有三个侄儿吕禄、吕产、吕台、吕则、吕种，有四个侄孙吕嘉、吕通、吕庄、吕庀，吕后的姐姐吕长姁也有一个儿子随母姓——吕平。还有吕更始等旁支亲戚。
在秦末吕家因躲避仇家迁居沛县，吕公作为外来户，就能与沛县县令混熟关系，家境很好是肯定的。汉朝开国后，吕家又成了第一号外戚。吕家男子的经济条件足够他们在正妻以外再娶上多位姬妾，生下很多女儿。参照外世的外戚霍光，霍光本人就有至少七个女儿。
而史书明确记载的吕氏女，就只有刘友妻吕氏、刘恢妻吕氏、刘章妻吕氏、少帝皇后吕氏四个。而且刘友妻吕氏，仅记载「诸吕女」，是出自旁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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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其他掌权的政治女性：
武则天因厌恶自己的异母哥哥们，很多年不愿扶植武氏家族，后来还是让武攸暨、武延晖、武延基、武崇训、武延秀五人嫁了李氏公主。而且本来是要让武承嗣娶太平公主的，因他生病作罢。武承嗣和武三思都有一女嫁给李氏公主的儿子。
只掌了五年权的韦皇后，也在这五年里让韦鐬、韦濯、韦捷三人娶了李氏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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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死后，吕后就掌握了权力。她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把吕氏女们一个个配婚给刘姓王族。嫁给刘氏王族的吕氏女应该更多。
刘长和刘襄的王后都没有记载姓氏，也有可能娶的是吕氏女，因为按常理他们都无法拒绝吕太后的指婚，特别是与吕太后如同亲母子的刘长。
吕太后也没有道理只指婚一些诸侯王，另外一些不指婚。比如刘襄，他的弟弟刘章都娶了吕禄的女儿，刘襄这个货真价实的继承了王位的齐王反而没娶吕氏女？
- 刘邦第六子刘友娶了吕氏女，因关系不和谐，被吕氏女诬告而死。
- 刘邦第五子刘恢娶了吕氏女，爱姬被吕氏女毒杀，愤而自杀。
刘肥的次子刘章已经是孙子辈的了，还是被吕后配婚吕禄的女儿。后少帝刘弘仅是一小孩，吕后也赶在逝世前给他配婚了吕禄的小女儿。刘泽是刘邦的族弟，属于长辈，还是得娶吕后的外甥女樊氏。刘章便是从吕禄的女儿处得知吕家的密谋，因此秘密通知自己的哥哥齐王。
在那个时期，刘氏家族的男人都得娶吕氏家族的女人，代王刘恒怎会置身事外？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受一些网文和电视剧的影响，很多人都以为历史上的吕后和薄姬关系甚好。
但这是因为电视剧里为了把吕后塑造成正面形象，而编造出吕后与薄姬、曹氏关系都好，仅与戚夫人针锋相对的情节，表明吕后只是被戚夫人步步紧逼才变恶的。
比如电视剧《楚汉传奇》里的吕后和曹氏一起在项羽营里做人质，共度苦难。回到汉营，吕后也相当欣赏有智慧的薄姬，表示愿意与薄姬做一辈子的姐妹。
但是电视剧里的吕后，不等于历史上的吕后。
《史记》的记载证明，吕后对刘邦后宫众女人都不怎么友好。
吕后除了虐杀戚夫人，也把站错队的那几个妃嫔们也都幽禁了（诸御幸姬戚夫人之属，吕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宫）。吕后因为嫉妒也不愿救卷入谋反案的刘长生母赵姬，赵姬只得自尽。若吕后与曹氏关系好，吕后便不会试图毒杀刘肥。吕后对待刘建刘友刘恢三人的生母自然也不友善，不然也不会除去她们的儿子孙子。
薄姬能够出宫，就是她与刘邦见得少的缘故（而薄姬以希见故，得出）。历史上真正的吕后与薄姬没有所谓「姐妹情」，只能算是没有矛盾。
没有电视剧编出来的「姐妹情深」，历史上的薄姬实在没有什么资本来拒绝吕后的指婚。
而且数年后，薄姬给自己孙子刘启选配了娘家侄孙女薄氏做太子妃，那她当年为什么不选一位薄氏女做代王王后？
由此推断，基本确定刘恒娶的也就是吕氏女，就是那位死因不明的代国王后。
刘恒继位这年他才23岁，吕王后应与他年纪相仿，为什么突然之间就莫名死掉了。属于正常死亡的可能性有多大？？
历史上，吕王后这类政治斗争中败亡家族的女儿，都处境尴尬。
比如：
金日磾次子金赏也是霍光的女婿之一，汉宣帝诛灭霍光家族后，他上书要求与霍氏女离异，汉宣帝便没有诛杀他，但霍氏女难逃一死。
杨坚的弟弟杨瓒本是北周顺阳公主宇文氏的丈夫，杨坚篡夺北周后一再要求杨瓒和宇文氏离婚，杨瓒不同意，因此得罪杨坚，数年后暴薨。
大臣反对齐王刘襄继位的原因是「母家驷，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反对淮南王刘长的原因是「以为少，母家又恶。」
吕王后是刘恒原配，两人年纪轻轻就有四个儿子，日后必然还会有更多的孩子。功臣派绝不愿看到第三个吕皇后的出现（后少帝刘弘的皇后是吕禄的小女儿），也不愿意看到未来会出现带着吕家血缘的皇帝和诸侯王们。吕王后和四个儿子是刘恒继位的障碍。
按前面的一种推测，成为皇帝候选人的刘氏诸王可能都娶吕氏妻，在此情况下，吕王后的存在就不显得特别突兀。只要吕王后她愿意死掉就可以了。
在古代朝鲜有一位王后与吕王后经历颇为相似，即朝鲜中宗李怿的原配，端敬王后慎氏。晋城大君李怿本来只是前任国王燕山君同父异母的弟弟，燕山君为人残暴，杀害多位皇室成员和大臣，甚至一度还想杀害自己的养母，晋城大君的母亲贞显王后。贞显王后和晋城大君得以保全，也多亏慎氏的家族——慎氏的姑姑就是燕山君的王后，慎氏的父亲慎守勤是燕山君信任的大臣。
勋旧派大臣无法容忍燕山君的暴政，就发动兵变推翻燕山君，把晋城大君李怿迎上王位，成为朝鲜中宗。但由于勋旧派大臣在兵变中把慎氏的父亲和叔叔慎守勤慎守英也杀了，担心日后遭到新王后慎氏的报复。勋旧派就逼中宗把才当了七天王后的慎氏赶出宫外，中宗和慎氏终生不能相见。
参照勋旧派对端敬王后的恐惧，可以想象功臣派对吕王后的恐惧。
由于史书未载，吕王后的父亲不知是吕禄，还是吕产，还是吕更始。但吕氏一族无论男女老幼都被诛杀，自然包括吕王后的父母兄弟姐妹等全部亲属，吕王后与功臣派的血海深仇算是结下了，功臣派都是玩政治的高手，断然不会给自己留下后患。
吕王后与刘恒连生了四个儿子，而且在这期间，窦姬与其他宠姬都能与她分宠，还生下好几个庶子女。而娶了吕家女的刘友和刘恢是一宠幸侧室就遭祸的。吕王后可能并不像其他吕氏女那么彪悍泼辣，她能与丈夫刘恒和谐相处。
在政治风暴中，吕王后倒底是自愿自尽，还是丈夫的逼迫，就无从查证，历史不忍细读。
我还有一种不浪漫的猜测：刘恒与吕王后只是政治婚姻，没有感情。
历史上多的是皇帝与原配皇后没感情的，就拿西汉朝来说，刘邦对吕后，汉景帝对薄皇后，汉武帝对陈皇后，汉成帝对许皇后，都很薄情寡义。其他朝代也是一样，比如顺治帝对他的表妹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有一个很类似的例子是北齐朝的斛律皇后，斛律皇后是大将军斛律光的女儿，也是后主高纬的结发妻、太子妃。但斛律光被冤杀后，高纬毫不怜惜地废掉了发妻，将她剃度为尼。
而且从史书看来，刘恒并非电视剧里那样淡泊权力，不想当皇帝。
刘襄与他争过王位，第二年回齐国就「病死」了（年约二十几岁）。
刘恒本来许诺封刘章赵王的，但刘恒一知道刘章曾想拥立刘襄即位，马上不高兴，只封了刘章城阳王。刘章过了两年也「病死」了（年约二十四岁）。
这样就能解释，刘恒为什么没有拒绝功臣派了。
刘恒登基是在公元前180年的11月14日，而刘启被立为太子是在公元前179年的1月，吕王后四个儿子相继死去仅仅就是两个多月的时间。
遗传病？疫病？意外？都无法解释四兄弟的死因。
他们四兄弟的真实死因，应该如同汉惠帝的几个儿子一样，「夜，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於邸」，死于功臣派的斩草除根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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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1日修改：增加了新的假设。
汉三年(公元前204年)项羽围荥阳急，汉军绝食，危在旦夕。陈平先将城内二千余女子穿上军装，在晚上放出东门，楚军以为汉军，四面合击；同时，将军纪信装扮成刘邦模样，乘坐汉王车驾，驰赴楚营，声称：“食尽，汉王降。”楚军信以为真，山呼万岁，奔到城东围观。刘邦趁机率领数十骑从西门逃遁，纪信则为项羽所烧死。
＝＝＝＝＝＝＝＝＝＝＝＝＝＝＝＝＝＝＝详细解释＝＝＝＝＝＝＝＝＝＝＝＝＝＝＝＝＝＝＝
关键在使用两千女子穿军装迎击楚军。这是一条妙计，也是一条毒计。
妙在何处：
1 使用女子，就能尽量节约男兵。同时制造汉军兵力紧张的假象。跟后面的假称兵粮耗尽呼应。
2 楚军短暂地迎击“汉军”之后，会发现这些士兵是女人，然后就会对之进行抢夺而不是作战。纪信扮演刘邦，更使得楚军长期绷紧的神经放松下来，觉得战争已经可以结束。所以会以更坚决地进行争夺眼前的战利品，而不是继续作战。
围了这么久，对面应该是必死之局，汉王投降应该是正常的。这样也就不好约束士兵了，这也是楚国将领的心态。
3 女人很少而楚军很多，这样就必须是几个士兵争夺一个女人。
4 前军有争夺的机会而后军没有，后军践踏前军，可以进一步制造混乱。真.刘邦才可以夹在汉军溃兵之中趁乱逃出。
毒在何处：
这两千陷入楚军汪洋大海的荥阳女子，无论是被杀死还是抢夺，后果都是相当悲惨的。即使挺过了第一波的战斗，第二波的抢夺，还有第三波的轮奸；为了保持军队战斗力，玩过这些女人之后楚国军队主官为了保持军队战斗力十有八九还是会下令处决她们（参考李陵对匈奴之战）。
毒就毒在用这2000女人的十死无生，换来了汉王的九死一生。
这几天要为写小说准备点资料，查了查盛唐诗人的生平履历，发现了一个让人觉得难受的细节。
公元744年，名满天下的李白、初出茅庐的杜甫和仗剑游侠的高适三个人在河南梁园相会，三个人出则同行，寝则同床，留下了文学史上的千古佳话。
后来，高适还曾经跟王昌龄和王之涣相交甚好，甚至还有旗亭画壁的佳话。这个故事，想来熟悉唐诗的人都应该了解吧。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时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
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诣旗亭，贳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宴。三诗人因避席偎映，拥炉火以观焉。
俄有妙妓四辈，寻续而至，奢华艳曳，都冶颇极。旋则奏乐，皆当时之名部也。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人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
俄而，一伶拊节而唱曰：“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之曰：“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曰：“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昌龄则又引手画壁曰：“二绝句！”之涣自以得名已久，因谓诸人曰：“此辈皆潦倒乐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词耳！岂阳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脱是吾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
因欢笑而俟之。须臾，次至双鬟发声，则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涣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因大谐笑。诸伶不喻其故，皆起诸曰：“不知诸郎君，何此欢噱？”昌龄等因话其事。诸伶竞拜曰：“俗眼不识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从之，饮醉竟日。——《集异记》
高适跟王昌龄的友谊，也就此结下。
接下来，是故事的后半段。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
公元756年，因为高仙芝和封常清被诬不敢出战，被玄宗皇帝处斩。原来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被调到潼关驻守，此时正在哥舒翰军中任职的高适也被擢升为谏议大夫，随哥舒翰戍守潼关。高适屡劝皇帝不能出战，但唐玄宗急于求生，强令哥舒翰出关迎敌，最终哥舒翰兵败被俘。
而高适亲眼目睹了这一惨剧的发生。想来，他对于皇帝的昏聩，是有切骨之痛的。
几个月后，高适跟着唐玄宗逃到了成都。唐玄宗打算让自己的皇子分镇各地，各自为战。高适反复劝说这绝对不可以，唐玄宗不听。
诏令下达，在江南地区的永王李璘开始招募军队。然而永王李璘招募军队之后，并未直接迎敌，而是在江南逡巡不前。同时，永王李璘还聘请了在庐山闲居的李白担任军队的书记官。
这引起了刚刚登基的李亨的怀疑。在刚刚登基的唐肃宗看来，这是严重挑战自己权力的行为，于是命淮南节度使前去征讨，而这时的淮南节度使正是高适。
高适打败了永王李璘，那个在十二年前就已经名动天下的李白、那个十二年前跟自己在梁园同游的李白，却成了自己的阶下囚。
就在高适跟永王李璘作战的同时，数百里之外的河南睢阳也正在上演着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巡守睢阳之战。当时，战争已经进入了最为残酷的阶段，城内已经开始出现了吃人的情况。
恰恰，高适的家就在睢阳。
然而，尽管此时的高适离自己的家乡并不算远，但由于需要处理李璘的事务，他不能前往支援。于是他写信给离睢阳最近的临淮节度使贺兰进明，请求他迅速支援睢阳。在《旧唐书》的记载里，这篇文字被认为是高适的代表作之一，想来高适在这里已经用尽了所有的文学技巧，说尽了好坏。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卵用。事实上，就在高适写信的前几天，睢阳守将张巡派他的手下南霁云到贺兰进明处求援，贺兰进明置酒高会，对于支援的事情充耳不闻，还打算留下南霁云为自己所用。悲愤的南霁云砍下了自己的手指，当众明誓，若能破贼，必杀贺兰进明。这些事情，在韩愈的《张中丞后传》有详细的描写。
在高适征讨完了永王李璘之后，皇帝又命令张镐为河南节度使统领其他四镇节度使驰援睢阳，其中就有高适。张镐急令距睢阳最近的濠州太守闾丘晓率先出兵救援，以为四镇节度使赢得时间，结果闾丘晓逡巡不前，在睢阳城破的第三天才出发。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旁支，那就是在仕途上屡屡不顺的王昌龄在闾丘晓出发前来到亳州，见到了闾丘晓。至于王昌龄为什么要来亳州，至今已不可知，或许可能是想要回家，也可能是想去河南节度使张镐的军中效力。但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是，闾丘晓杀死了王昌龄。目前最常见的说法是，闾丘晓嫉妒王昌龄的诗名和才华。这听起来不靠谱，但改变不了他杀了王昌龄的事实。
当闾丘晓达到睢阳的时候，叛军已经撤走。而这时，整个睢阳已经是一片死城。据史书记载，睢阳城破的时候，城内的数万百姓已经只剩下了四百人。
想来，高适的故乡与家人，也已经荡然无存。
而高适，就在离自己家乡最近的地方，看到了好友的遇难，也看到了自己家乡被夷为平地，自己的家人或被饿死，或被屠杀。
在这一年里，高适先是从一个普通从八品的军队机要秘书（掌书记）变成了监察御史，而后升为正五品的谏议大夫，之后又变成了执掌一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这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副连职干部一年之内就变成了军区司令。升官速度之快，实在让人咋舌。高适，也是唐朝著名诗人里唯一封侯的人。
这是这一年辉煌的高适。
当然，高适也经历了人生的另一面：名将的惨败，君王的固执，旧交的“投敌”，好友的遇害，家人的横死，故乡的毁灭。
这就是这一年的高适的生活。
因审查，挪动位置：
感谢这位答主提供的干货。这年头最可怕的是造谣者只需要上下嘴唇一碰，辟谣者就得花上好几个小时收集资料截图分析浪费大把的时间来打脸老百姓还不一定相信。
毕竟老百姓更愿意相信难以置信的东西……
但是……这也是我细思极恐的地方
“最多死个五六百万了不得了”
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
直冲脊髓的透骨寒意。
这是不是仅仅是个数字而已？
任何一个历史的断片背后都是无数人的生活，或者死亡。
这无关宗教，无关信仰，无关民族。
不管死者是谁，生前做过什么，那都是生命，都是有着自己的生活。这样的人生乘以五百万，消失掉了。
这样的“起义”实在太可怕了。
我反对任何形式的煽动，但我觉得人民群众应该保留最起码的警惕。有所准备才能避免下一次出现所谓的“起义”。
增加几张图，还是同一本书
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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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邀自来
在利物浦的图书馆偶然翻到这么一本书
这本书好大，比我15.6寸的神舟电脑还大得多。
随手翻了翻，有点意思的感觉。
直到，翻到了这样一页
本来想一跳而过，却猛地发现有些不同。左上角1953年的统计图和剩下四张有着巨大的差别。
这是一个基本完整的三角形
1964年，0-5岁人口出现断层
1982年，20岁人口出现断层
1990年，三十岁人口断层
2000年，四十岁人口出现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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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父出生于1963年四月，青黄不接的日子。
生下来就被扔了。
隔壁的大娘奇怪新生的孩子怎么没有哭声，方才急急慌慌去乱坟岗把他捡了回来。
是以，我才能坐在这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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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忙着midterm，回复基本没怎么看。
再多说两句。
粮食缺口的问题不是什么天灾，也不是人祸，只是技术问题。
对此可以参照督公
@马前卒关于工业化的文章
TG有没有犯过错？
有！
但是，请辩证地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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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term结束，答主来给各位看官再科普科普
中国大地上饿死人是常态好么！
中国共产党统治前期，内忧外困，才有一次饥荒。
再来看看国民党统治时期。
1927-1937年被称为国民党统治时的黄金十年
黄金十年，又称南京十年，是指1927－1937年间建都于南京由中国国民党一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执政的时期。在此期间，中华民国在政治、经济、基建、文化、教育、社会政策、边疆民族政策、外交、军事等施政各方面皆取得了一定成就，整体为近代中国较高水平。
政治方面，各派政治势力竞逐争斗，并导致中原大战与国共内战等战事于山东、江西等地持续爆发。在中国其他地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逐步建立起了相对稳定巩固的一党训政体制。
再来，民国十八年年馑。
1928年,陕西省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持续时间长达3年之久,造成了数百万人死亡以及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全省人口锐减三分之一,史称“民国十八年年馑”。
原因呢？
到了南京国民政府,为了适应频繁内战局势的需要,大借内债。仅1927—1931年就借内债10亿余元,比北洋军阀政府15年所借内债6亿多元还要高
不够数啊！
再来！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
1921年华北发生大饥荒，受灾人数3000万。1921年5月19日《申报》报道说，记者所到之处，树皮被剥光吃净，沿途饿毙者无人掩埋。据不完全统计，至5月中旬为止，儿童死于饥饿者已达12377人。人价低廉，每一儿童最少只一元钱，最高价也不过50元而已。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
建国之前，饿死人非常非常非常常见
答主五毛
顺便感谢知乎，让我了解答题要平和。
就酱
我刚刚看到一段。
1932年至1933年，斯大林全面掌控苏联8-9年后，乌克兰地区一场大饥荒的确致使约700万人死亡，这是历史上的一场大灾难，当年苏联遇到了千年不遇的自然灾害，整个国家的粮食生产都遇到了极大的减产，只不过乌克兰地区的受灾更严重一些，斯大林获知乌克兰遭遇严重饥荒后，从全国各地调集粮食去救灾，斯大林之前最爱吃烧肉，为了救灾，楞是生生把烧肉给戒了。
我跟你们讲，我最想不通的就是，为什么高考会有历史和政治这两门课……
高考应该只考理化生的……
武乙射天。
想了想，标题就叫《武乙射天隐藏的晚商政教改革》吧。
我不是古文字专业的，所以很可能出现不自知的谬误，期待读者朋友交流指正。
共约5100字，我分成6段。文物图比较多，不过2020年了应该没有谁心疼流量了吧。
1、对人殉的执着
2、类似行为艺术的“射天”
3、武乙时期的商朝地缘政治形势
4、神权、王权、教权的博弈
5、打破圣像，腾笼换帝
6、改革不怕保守，怕革命
1、对人殉的执着
中国人好酒，殷人尤其好酒。古人迷信，殷人尤其迷信。
卜问鬼神之于殷人，跟吃饭、睡觉、排泄、杀人一样自然。《礼记 · 表记》称殷人“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
文献记载不一定是真的，就像日记不一定是真心话。不过确实有与《礼记》相映衬的考古事实：殷墟迄今已发现大约15万片甲骨。这是什么数量概念？商朝在盘庚迁殷后共历273年——平均下来每天占卜1.5次还不止。说殷人“每日必卜、无事不卜”没毛病。
殷商甲骨文的卜辞里，又藏着血淋淋的事实。
古文字学家胡厚宜统计人祭卜辞，发现盘庚迁殷后到纣王亡国，8世12王273年，共用人祭13052人。又有1145条卜辞只记录了有人祭，但未记录人数。
再考虑到陪葬用的人殉，因神之名被杀的活人，远不止这个数。
如果对数字容易麻木，可以了解一下考古出土的实物。
1984年殷墟考古队在安阳发现一个小祭祀坑，出土了一个变形的青铜甗，里面装着一颗人头。
1999年，在另一处稍微大些的墓葬中，考古人员再次发现了一个装着人头的青铜甗。
殷墟考古队长唐际根后来顶住压力，做了钙含量、锶同位素分析，确定这个人头骨是被烹煮过的，而且属于一个15岁少女。
唐际根认为，她可能是西羌的部落首领家属。
至于她的父兄，则可能被加工成了人头骨刻辞。
2、类似行为艺术的“射天”
占卜这种事情，结果重要吗？
在民众普遍蒙昧的时代，想必还是重要的，但归根到底，实操权和解释权更重要。
而在相当漫长的时期，只有巫祝，即“贞人”，才能“格于上帝”。
作为军事贵族的首领，商王大抵上是有权力的，但一来商王朝并非大一统君主集权国家，而更近似以商为核心的方国部落联盟。二来“县官不如现管”，皇帝稍稍一松懈，太监能变大尾巴——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和伊朗人有着丰富经验教训。
绝对的权力会不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我说不准，但当你不仅书读得足够多，社会实践也足够丰富时，不难发现，在真实的世界，即使看似绝对的权力，也往往伴随相当程度的博弈。
商王和巫祝之间，会不会貌合神离，乃至产生错综复杂的矛盾？
至少就其他文明的发育情况来看，大多没能避免这个过程。
史书没有记载商朝的王权与教权斗争，但记录了一个“无道”“暴虐”的君主——武乙。
武乙的行为在今人看来谈不上“暴虐”，倒是充满行为艺术范。
他制作了一个偶人，强行称它是“天神”，然后要和这个天神赌博。
除非由100年后的偃师制造，否则偶人当然是不能动不能言的。武乙就强行找个人做使者，代“天神”跟自己“博”。
天使输了，武乙便乐不开支，说“天神输了”，然后让左右给这个叫“天神”的偶人上刑。
这不算完。武乙还做了个皮囊，盛满血，然后悬挂到高处，拉满弓射它。
别人问这是在干嘛，武乙就说“我在射天”。
这回真是“血从天降”了，创意力max。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武乙后来“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
3、武乙时期的商朝地缘政治形势
一个在位35年的商王，不远千里跑到关中平原打猎，然后被雷劈死了。
你信不信？
“狩”“猎”“巡”这些词汇在史书语境里有多重含义，随便举一些例子：
康熙北狩，是真跑去了木兰围场，一天射381只兔子；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西狩，是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他们跑了，但新闻发言人又不好用最形象的“蹿”字；
周穆王西狩，是去泡“豹尾虎齿”的西王母（大误）；
周昭王南巡，是去伐楚。但没成功，最后淹死在汉水；
再后来有位长者南巡，是去划了一个圈。
所以，大部分时候不用只从字面去理解。武乙“猎于河渭之间”，嬉游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征伐西羌。
商本是夏的东方诸侯国，鸣条一战击败夏建立商朝后，又长期受扰于东方的东夷。东夷一大特征是鸟图腾崇拜，而商人起源的一个传说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商部族本身也出于东夷，从考古证据看，先商文化明显受东夷岳石文化影响。
这种“夷狄入中原为华夏，夷狄之外总有夷狄”，在中国历史上不是孤立现象，比如1600多年后，南朝困扰于鲜卑北魏，进入中原后的北魏又困扰于更北边的柔然，柔然又困扰于更西的厌哒。
武乙时期，商朝已经无力遏制东夷的扩张，《后汉书》载：“武乙衰敝，东夷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武乙加大了对西边的征伐力度。而且不仅自己打，还扶持小弟打。
根据《竹书纪年》和《太平御览》记载，周部族首领古公亶父率领族人从邠地迁居岐山，武乙便将岐邑赐予周公。
武乙三十四年，古公亶父的儿子周公季历前来朝见，武乙赐给季历土地三十里，玉十对，马八匹。
次年，也就是武乙死的那一年，季历讨伐鬼方大捷，俘虏二十狄王。
顺便一提，季历的儿子叫姬昌，姬昌的儿子叫姬发，就是后来发动牧野之战，灭亡商朝的周武王。
有人说“明亡于万历”，这中肯不中肯不知道，但“周兴于武乙”，大概可以探讨一番。
4、神权、王权、教权的博弈
前面提到，绝大多数文明的早期形态，王即军事贵族首领。想要权力稳固，最好的方法是亲自带兵。但商朝的王权不像后世有“嫡长子”法统正确，兄终弟及也是常规现象，因此常常出现君主长期领兵在外，内无太子监国的状况。于是有的商王选择了让老婆带兵。
王权之外最大的权威是神（教）权，甚至神权有时名义上高于王权，这难免给搞事情提供了充裕空间——类比情状可参考2900多年后，杨秀清动辄“天父附体”让洪秀全下跪认错。
武乙射天是不是为了巩固王权，史书无载，但分析出土文物，或能发现端倪——根据古文字学家陈梦家统计，殷墟甲骨文中一共出现了120位贞人，其中属于武丁时期的73人，祖庚、祖甲时期22人，廪辛、庚丁时期18人，武乙时期1人，帝乙、帝辛时期6人。
考虑到武乙当了35年商王，仅次于武丁，这个“1人”可以说十分独秀。
直观地看，武乙大大缩减了编制——想一想今天中国人对这俩字的执着……诸君，我都仿佛感受到从脊背处袭来的阵阵阴风。
也不排除另一可能，武乙以假传、错传鬼神旨意之类的名头，杀死或驱逐贞人，然后用类似罗马帝国时期元老院“除名毁忆”的刑罚，将他们的存在痕迹全部抹去。
归根到底，这些都是推测，但神的权威下降，倒是在晚商真实发生，且转折点就在武乙时期。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商朝人的宗教崇拜体系。
从甲骨卜辞研究的角度来看，“武乙射天”在表述上其实存在问题，因为殷人的至高神是“帝”而不是“天”。
在商和先周时期，“帝”和“天”是两种不同的存在，这个结论在学术上没有争议。根据发现甲骨文百年来的研究，殷商的宗教已经脱离原始神崇拜，而信仰一个有能力置患于人，并越来越全能的“帝”。
“帝”是具有人格的至高神，殷墟卜辞中常常出现“XX（先祖）宾于帝”“不宾于帝”——即卜问祖先是否已抵达“帝”那里随侍左右。
无论是殷墟甲骨，还是周人的周原甲骨，都没有“天帝”二字的组合出现，倒是有“上帝”的叫法（《甲骨文合集》10786、34979、30388），实际上，《诗经·大雅·文王》《尚书·汤誓》《尚书·盘庚下》等传世文献也都提及殷人的“上帝”
周人祭祀的“天”则没有独立人格，《礼记 · 表记》称“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
“天”字在殷墟卜辞中虽然已经出现，但郭沫若研究后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中指出，“天”还没有“天神”的含义，而多指“大”（有争议）。到了西周，“天”才成为最重要的祭祀对象。无论郭沫若指天为大的结论对不对，“天”不具备人格还是占主流意见的。成书于东周的《道德经》，就阐述一个了不得的图书管理员眼中“天”的形象：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从与古公亶父、季历的关系看，武乙似乎没有动机故意折辱周人的“天”，最重要的是对于一个在众人眼里不以人格出现的神，这个公元前一千年的“圣像破坏运动”实在构不成杀伤力。
因此，武乙射的只可能是“帝”。
5、打破圣像，腾笼换帝
就像周人的“天”有一个发展过程，殷人的“帝”也在悄悄变化。
根据董作宾《甲骨文断代例》，武乙、文丁两代已进入断代第四期，此时，除了对至高神“帝”的崇拜，祭祀祖先的卜辞越来越多，“卜王曰”“王贞”（饶宗颐认为代表着“王亲自占卜贞问”）等辞式也越来越多。
祖庚、祖甲兄弟俩，已有将父亲武丁称为“帝丁”（而非“父丁”）的记录，廪辛、康丁也尊称生父“祖甲”为“帝甲”。武乙的王位传自父亲，又传给了儿子，没有兄弟王，他不顾重名，将父亲“康丁”又称作“帝丁”……还好他孙子帝乙机灵，把父亲文丁（即武乙的儿子）称为“文武帝”。
作为商的方国小弟，周人也要祭祀殷人的神，如周原甲骨H11：1“癸子，彝文武帝”，即“癸巳年，祭祀纣文丁”。
目前的研究将甲骨卜辞分为五期，武乙、文丁两代二王属于第四期。根据林明在《商周信仰崇拜的演变》中总结，在这一期卜辞中，“帝”祐助王的内容寥寥无几，而主要是“先王”祐助王。到武乙、文丁之后，祖先神已经固定下来，和至上神享有同样的尊严，同等的祭拜和祀典，“体现出‘尊祖王以配天神’的王权政治意识”。
武乙射倒了原先的“帝”的权威，给先祖商王腾位置。然而，“先公”从“宾于帝”，直接变成了“帝”，贞人们会怎么看？
被雷震死，大概就是他们徒劳的诅咒吧。
6、改革最大的威胁，有时候不是保守，而是革命
我们在现阶段不能完全破解“武乙射天”之谜。不过还是可以从人情世故角度看待“武乙射天”这个问题——
不过正无以矫枉，我就是故意搏出位！
你看我这么毁天谤天，天奈我何？
当领导的已经带头表率，你们其他姓子的家伙，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
巧合的是，在后世的平话小说中，商朝最后一个君主，武乙的重孙帝辛（纣王），也是因为醉酒调戏女娲像，终于招来神的报复，然后在代理人战争下身死国灭。
——喝多了，谁还不是个夯货了。
近年来颇为流行“为历史人物翻案”，纣王也在其列。根据甲骨文和殷墟祭祀坑的年代来看，黄组卜辞时期的人牲祭祀和牲畜祭祀确实都很少见。
黄组卜辞所对应的是武乙的儿子文丁、孙子帝乙、重孙帝辛时期。这时平均每年所杀的人牲还不到两个，跟前代比少了很多倍。
然而改革家最怕的往往不是保守势力，而是搞革命工作的。与殷墟对比，周原17000余件甲骨上，尚未发现一条杀民殉葬或祭祀的记录。考古发掘中还会发现西周墓殉葬现象，但与殷商相比，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已不在一个层次。
殷商王朝在不少领域或许是比西周更有魅力，但《易·革》说“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个“天”，这个“人”，表述得确实恰如其分。
（完）
参考文献：
林明《商周信仰崇拜的演变》，天津师范大学
胡厚宜《甲骨文与殷商史》
胡厚宜《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历史研究》
陈梦家《尚书通论（外二种）》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史》
郭沫若《青铜时代》
李双芬《晚商时期人神关系出现新变化》
虽然有参考文献，但归根到底这是脑洞之作。可能因为我长期在游戏行业吧。希望有一天能像《刺客信条》一样用上这些脑洞。
“尝蓄雏妓六，中有名蝶芬者，花娇月媚，尤杰出。“内务府某”爱之，暇辄往访，缠头之资不断也。彩知其意，迫使度夜，蝶以齿稚哀免，不允，数凌虐之，鞭笞无完肤。不堪其毒，遂仰药死。乃裸而裹以芦席，瘗后园隙地，贿左右，无敢言者。”
据说清朝之前，太监是只割蛋蛋的，清朝开始，全都割
所以清代的太监，更是变态到几点了
唐僖宗公元884年7月24日，成都，大玄楼。
成都刚下了一场雨，日头洗的很白，她们眉眼都是湿的。
她们跪在泥地里，哀哀地哭泣。
周围鼓乐齐鸣，奏的是庆祝军队凯旋用的《大定乐》。
周围虎贲将士、监斩官、刽子手列成两个弧形, 弧形外围尽是看热闹的百姓。
大玄楼上，穿黄袍的唐僖宗沿朱红色长毯走下。他走的是台阶正中间。
自从被黄贼赶到成都，已经三年多了。一国之君失了国都，是件极没面子的事。如今贼人身死族灭，朝廷大获全胜，终于可以一雪前耻了。
唐僖宗心里痛快，低眼看这些女子时，语调里却满是可惜：“你们都是勋贵子女，为何从贼？”他正在享受生杀予夺的快感。
跪地女子们啜泣不言。
这些女子都是长安显贵人家出身，被黄巢掳来当妻妾。上个月，黄巢在虎狼谷被杀死，头颅传送到成都皇帝的行宫。随着头颅一起送来的，还有这些姬妾。
唐僖宗要给围观百姓、将士，给大唐子民们看看，背叛者有怎样的下场。
“朝廷待你们不薄，你们却委身贼人，丢尽了大唐脸…”他怒斥着，眼见午时三刻已到，唐僖宗抬脚准备回楼上。
“丢脸的是您，陛下。”一个声音闯入。
“什么？”唐僖宗停下了脚步，他怀疑自己听错了。
跪着的女子中，为首的那个女子抬脸。
“你们才是真正的背叛者。”
女子抬了抬跪疼的左膝盖。她一眸春水桃花腮，粉色扶桑花裙，是个美人。
“您逃走的第二天，黄贼就攻进了长安，来我们住的广厚里大肆劫掠。”
“西邻小姑娘从未出过闺房，贼人来侮辱她，她反抗，被当头劈死。东临几个姐妹见势不好，揉乱了头发，擦掉了妆容，爬上家里高高的房梁上想躲起来。被贼人一把火，活活烧成了悬尸。”
“朝廷很多大臣不想降黄贼，包括我的父亲。他们都躲到张直方（已降黄巢大臣）家里避难。被人告发，连同张直方家在内的200多户，全死了。”
“太惨了”，女子哽咽一下，随即压下去，没让泪上来。
“我们被掳到军营，成了黄巢的姬妾。每晚睡在刀剑林列的阵营里，每顿饭只吃人肝。淮南往京城的粮道断了，长安城里只能吃人肉。我们盼着官军杀回来，来救我们，苦等着官军的消息。却听说官军包围了长安，不进攻，而是把躲在山里逃难的百姓当粮食卖给黄贼，来发财。”
“这就是我们的大唐军队呀！”女子语气平静、绝望。
“黄巢亲口对我说，宰相王铎放弃了江陵，把他们放进了荆门。节度使刘巨容打败了黄巢，却故意放跑了他们，说是朝廷赏罚不明，留着贼人有好处。节度使高骈退出了淮海一线，任由曹全晟6000人苦战黄巢20万大军，然后黄巢杀入潼关…”
“该死的是这些畏战纵敌的节度使们，是这些养寇误国的封疆大吏们，是他们背叛了国家。”
“该死的是他们呀！”女子正脸对着唐僖宗的目光，有些哀求的意味，眼神里透着凄凉。
“闭嘴。”唐僖宗暴喝一句，“行刑行刑。”唐僖宗跺了身边太监一脚，“行刑行刑，快杀了她们。”
禁军开始鼓噪，刽子手双手扯着女子头发往断头台拉去。
为首那女子大喊：“明明是朝廷敛重税，地方瞒土地，百姓没了活路。你只在大明宫斗鸡、走狗、打马球，你犯的错要让我们来替你担么？”女子大喊。
“百万将士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杀了我们，置大唐百万将士于何地呀！”
唐僖宗跳回大玄楼上，围观人群涌了上来，此刻人群中有人在呜呜地哭。百姓们争着给女子送酒喝，递到唇边，让她们饮了，喝醉了就不怕了。
但那女子拒绝了唇边的酒，她神情肃穆，面色安宁，她等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这场叛乱里，我们已经失去了家人至亲，我们颠沛流离，受尽了苦难。今天，就是大唐给我们的回报吗！”
她低头，没哭出来。或许在父母死时，在夫君死时，她的眼泪已经流尽了，再也不会哭了。
“杀我们，无非是我们女子没有刀罢了。”
“行刑”，监斩官一声令下。白光闪过，刀斧砍下，头颅纷纷落地。
唐僖宗把栏杆看着这场杀戮。他心里犹自愤愤不平，这些贱人，夜夜承欢贼人身下，真是不知廉耻，他心想。突然他警惕的看着四周，仿佛有妖怪，随时要扑上来咬他似的，于是挥挥手招随从离开大玄楼。
大玄楼南边檐角上挂着惨白惨白的太阳。
原文：秋，七月，壬午，时溥遣使献黄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大玄楼受之。宣问姬妾：“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其居首者对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上不复问，皆戮之于市。人争与之酒，其余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资治通鉴》第二百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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