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有哪些细思恐极的细节？

没想到随手一写的这个回答得到这么多赞，看来我有必要再补充一些内容：

要先说明一点，其实我对汉初历史并不太熟悉，但《史记》看过一些，主要是非常有名的重要人物，比如皇帝，有名的太后，看过他们的传记，纯当故事看。

所以很早以前在看到文帝刘恒为代王时有原配王后，还有四名嫡子，但全部死于他登基前后的一段日子且之后完全没留下任何信息的时候，就感觉非常奇怪。

当时就上网查了一下，原来早有人对这种吊诡现象进行过研究。所以评论有人说我拾人牙慧，其实也没错，这并非我原创的观点，不过知乎并不是什么学术网站，分享知识没问题吧，我觉得这个回答还是非常契合本问题的。

至于这个观点本身，其实很多专门的研究者应该都想过（那一段话不可能没注意到，而且刘吕联姻在汉初是吕后一直所坚持的手段），只是史料太少，推测出来的结论太过骇人听闻、太阴谋论了，一般学者估计不会采纳（但真的很适合本问题，细思极恐！）。

目前专门研究过代王后及其四子死因，并在学术论文中提及的，我只看到了2004年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郑晓时的《汉初“诛吕安刘”政变的过程与历史意义》，现在大陆互联网上所有关于代王后的问题应该都是源于此文。

原文章非常长，知网并未收录，好在很久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有台湾的某个数据库，就下载在了电脑里，现在我仅摘录涉及代王后的部分内容贴在回答最末尾，感兴趣又不嫌是繁体的，可以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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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回答：

一看到这个问题，我首先就想到了《史记·外戚世家》中关于窦太后一段平铺直叙的记载，司马迁似乎在“不经意间”“顺带”提到了汉文帝的原配妻子并不是历史上大名鼎鼎、在影视剧中威风八面的窦太后，而是另有其人，而且其中似乎还暗藏惊天隐情。

原来在汉文帝还是代王的时候，他的原配妻子是被称为“代王王后”的某“不明姓氏”的女子，而且这位“代王王后”还为代王刘恒生下了四位嫡子。

但非常奇怪的是，在代王被立为皇帝之后到众臣请求立太子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四位嫡子竟然全部“病死”，代王王后及其所生四子的生平、姓名全无任何记载，之后也未得到任何追封，这母子五人在诛诸吕前后的汉初是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可除了司马迁在写窦太后时有意无意地提了这一笔（汉书与史记的记载完全一致）以外，竟然好像从来不曾存在过。

史记中的那段话你若是一扫而过，可能觉得很平常，平铺直叙的一小段生平介绍，但你要是结合当时的前因后果和历史背景仔细思考一下，那就真的是让人细思极恐、不寒而栗，完美符合这个题目。

这位“代王王后”作为日后做了皇帝的汉太宗孝文皇帝刘恒的正室妻子，不记载她的生平事迹也就罢了，为何连她的姓氏都不提？

四名嫡子全部在刘恒登基前短短几个月死亡，有这么巧的事情？

这么重要的几个人，日后竟然完全没有追封。

先贴史记原文及重点语句的翻译：

窦太后，赵之清河观津人也。吕太后时，窦姬以良家子入宫侍太后。太后出宫人以赐诸王，各五人，窦姬与在行中。窦姬家在清河，欲如赵近家，请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赵之伍中。”宦者忘之，误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诏可，当行。窦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独幸窦姬，生女嫖，後生两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数月，公卿请立太子，而窦姬长男最长，立为太子。立窦姬为皇后，女嫖为长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为梁孝王。

注意上面黑体字的那几句话：到了代国，代王惟独宠幸窦姬，生女名嫖，后来又生了两个儿子。在代王未入宫立为皇帝之前王后就死了。等到代王立为皇帝，而王后生的四个儿子都相继病死。孝文帝即位几个月后，公卿大臣请求立太子，而窦姬生的大儿子在公子中年纪是最大的，就立为太子。立窦姬为皇后，女儿嫖为长公主。第二年，又立窦皇后的小儿子刘武为代王，不久又迁封到梁国，这就是梁孝王。

这几句话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信息：

1、汉文帝在做代王的时候，窦太后只是“窦姬”，代王另外有正室妻子“代王王后”；

2、窦姬生了一女二子三名庶子、女，而代王后生了四名嫡子；

3、代王后在未入宫立为皇帝之前王后死了；

4、代王做了皇帝以后，王后生的四个儿子都相继病死（注意，四子死于代王立为皇帝之后！）；

5、代王后的家世、姓氏一概不知（不提）；

6、代王后所生的四位嫡子，出生年月、生平、名讳亦一概不知（不提）。

再根据《孝文本纪》及《吕太后本纪》补充一下时间线：

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诸吕吕产等欲为乱，以危刘氏，大臣共诛之，谋召立代王，事在吕后语中。
（《吕太后本纪》
硃虚侯已杀产，帝命谒者持节劳硃虚侯。硃虚侯欲夺节信，谒者不肯，硃虚侯则从与载，因节信驰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还，驰入北军，报太尉。太尉起，拜贺硃虚侯曰：“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
辛酉，捕斩吕禄，而笞杀吕嬃。使人诛燕王吕通，而废鲁王偃。
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复为左丞相。
戊辰，徙济川王王梁，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遣硃虚侯章以诛诸吕氏事告齐王，令罢兵。灌婴兵亦罢荥阳而归。
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後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後，及诸王，以彊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
或言“齐悼惠王高帝长子，今其適子为齐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长孙，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於天下，便。”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辞谢。再反，然後乘六乘传。後九月晦日己酉，至长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谒，奉天子玺上代王，共尊立为天子。代王数让，群臣固请，然後听。）
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
遂驰入代邸。群臣从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硃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当奉宗庙。臣谨请阴安侯列侯顷王后与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议曰：‘大王高帝长子，宜为高帝嗣。’原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称宗庙。原请楚王计宜者，寡人不敢当。”群臣皆伏固请。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计之，大王奉高帝宗庙最宜称，虽天下诸侯万民以为宜。臣等为宗庙社稷计，不敢忽。原大王幸听臣等。臣谨奉天子玺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辞。”遂即天子位。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泽为燕王。
辛亥，皇帝即阼，谒高庙。
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庙。请立太子。
有司皆固请曰：“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馀岁，古之有天下者莫长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请建以为太子。”上乃许之。
三月，有司请立皇后。薄太后曰：“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为皇后。”皇后姓窦氏。

根据上面的内容，又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1、吕后在高后八年七月死，九月诸吕作乱，诸臣诛杀诸吕，且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诛杀。

2、大臣们“暗中商量”说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都不是惠帝的“亲生儿子”，现在已经把姓吕的都杀了，如果留着他们，等他们长大以后掌了权，我们这些人是要被灭族的。言下之意是把他们也全部杀了。

3、大臣们因为齐王、淮南王的母家都是“恶人”，所以不立，代王刘恒的母亲薄氏“谨良”，所以立。于是暗中派人召代王进京。

4、代王在闰九月月末的己酉日抵达长安，接着几番“推辞”后即天子位，并于十月辛亥日这一天正式即位。第二年正月，官员们请求立太子。结合前面的信息，也就是说代王后所生的四位嫡子是在十月至正月这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病死”的，且这个时候窦氏仍然只是“窦姬”，那么也就是说代王后可能死的也并不太久。

将以上的诸多信息综合考量，可以得到几个可怕的信息：代王王后及其所生四子很可能死于非命，且死亡原因或许与“诸吕之乱”有关。

再结合诸臣对于诸吕毫不留情的杀戮手段以及之后朝廷官方对这母子五人讳莫如深的态度来看，恐怕这位代王王后姓吕吧，就是标准的“吕氏女”！

因为功臣集团绝对不可能接受一位“吕氏女”做皇后，更不可能接受有一半吕氏血脉的皇子在日后登上帝位，谁不怕日后反攻倒算啊。

再进一步地猜想，这母子五人到底死于何人之手呢？总该不会尚只是“窦姬”的窦氏吧，她还没这个能耐，或许是功臣集团出于斩草除根的目的？

但无论如何，刘恒本人的态度实在让人玩味，他只是同意或者是默认此事，还是为了皇帝之位主动与长安诸臣做了肮脏的PY交易，踩着妻儿的尸体登上的帝位呢？

以前总有人认为汉文帝刘恒宽仁、仁爱什么的，若照此推测，恐怕很多人不敢相信吧（司马迁真够腹黑的）。

能在汉初大乱之后稳定朝纲，斗垮功臣集团，夺回刘汉皇权，死后得到“汉太宗”庙号的人岂能是一般人。

而那位“吕氏女”倒底是“自愿自尽”的呢？还是被丈夫逼杀的？以及那四为小王子究竟是怎么死的，就都无从查证了。

除非某天考古学家能找到切实证据，否则以上都只能是带有阴谋论味道的猜想。

总之，历史不忍细读，细读必细思极恐啊。

补充刘邦子孙的情况，刘邦共有子八人：

刘肥：

刘邦庶长子，生母为曹氏，是汉高祖的情妇，在吕后嫁给汉高祖之前，她就与汉高祖发生关系，并生下儿子刘肥。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正月，刘肥被封为齐王。

刘肥的王后（正妻）为驷氏，其兄弟为驷钧，为平定诸吕之乱立了很大的功，但据说他为人残暴，反正是不为功臣集团所喜。

刘肥生育了非常多的儿子，这一支是汉高祖的长房子孙，在汉初地盘最大、势力最強、子孙极为繁盛。刘肥在位13年，于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去世，谥为齐悼惠王。

刘肥的儿子，见于记载的有13个：刘襄、刘章、刘兴居、刘罢军、刘宁国、刘信都、刘安、刘将閭、刘辟光、刘志、刘卬、刘贤、刘雄渠。

最有名的是嫡长子、第二代齐王刘襄，在诸吕之乱中，他也是图谋帝位的重量级选手，势力最强，大概也正因为如此，才与皇位失之交臂吧，功臣集团能容忍强势的齐王家族入主长安吗？

次子朱虚侯刘章，在平定诸吕之乱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妻子就是吕氏女，所以在长安做内应，暗中联络其兄长齐王刘襄。

刘盈：

即汉惠帝，刘邦嫡长子，第二子，吕后所生。刘盈有六子：前少帝刘恭、淮阳王刘疆、常山王刘不疑、襄城侯刘弘（原名刘山，曾用名刘义，后改封常山王）、轵侯刘朝、壶关侯刘武（后改封淮阳王）。

刘恭和刘弘在吕后称制时先后被立为皇帝，前少帝刘恭后来被废，处死；后少帝刘弘在位一直到吕后去世后，被朝臣罢黜、处死。群臣宣称：“刘盈的这几个儿子并非亲生，乃是吕氏的血脉”，遂全部诛杀。总之刘盈一脉绝嗣。

刘如意：

刘邦第三子，生母为戚夫人，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受封为代王。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改封为赵王，汉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吕后派人毒死刘如意，谥号隐王，无子，此脉断绝（吕后最恨戚夫人和刘如意，这一脉应该是全部杀尽，鸡犬不留。）。

刘恒：

即汉太宗孝文皇帝，刘邦第四子，生母为薄姬，高祖十一年（前196年）被封为代王，正室王后生平、姓氏皆不详，生有嫡子四名，于文帝即位后一段时间内全部死亡。

刘恢：

刘邦第五子，高祖十一年（前196年）被封为梁王，被迫娶吕产的女儿为王后。吕后七年（公元前181年）正月，刘恢的异母弟赵幽王刘友遭吕后幽禁饿死后被徒封为赵王。不久，王后吕氏女毒杀刘恢的宠妃，刘恢因此闷闷不乐，于同年六月，殉情自杀。吕后认为刘恢因为妇人自杀，废黜其嗣。此脉遂绝。

刘友：

刘邦第六子，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受封淮阳王。汉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吕后派人毒杀赵隐王刘如意，改封刘友为赵王。王后（正妻）吕氏女。

吕后七年（公元前181年），王后因刘友宠爱其他姬妾，心生妒忌，便向吕后诬告刘友想反叛。吕后大怒，于是召刘友进京，将他软禁起来，并断绝粮食，刘友饿死在软禁之所，以平民礼节下葬，谥号幽王。

刘友生有二子：长子刘遂，次子刘辟彊。诛杀诸吕之后，刘遂被封为赵王，汉景帝三年，响应七国之乱起兵，失败自杀；刘辟彊于汉文帝二年被封为河间王。

刘长：

刘邦第七子，生母赵姬，高祖十一年（前196年）被封为淮南王，自幼丧母，一直由吕后抚养长大，因此刘盈和吕后当政时期他有幸免遭政治祸患。汉文帝六年（前174年）“荒唐谋反”，后不堪受辱，自杀。

刘建：

刘邦第八子，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被封为燕王。吕后七年（公元前181年），刘建去世，谥号“灵”。刘建与姬妾生有一子，吕后派人将他杀害，封国随即废除。此脉遂绝。

所以诛杀诸吕之后，还幸存的刘氏子孙本就不多，刘邦的儿子这一辈只剩下代王刘恒和淮南王刘长，可刘长是吕后抚养长大的，功臣集团会立他为皇帝吗？

而刘邦的孙子这一辈，还剩下齐王这一系的刘襄、刘章等人，这一脉非常强势，且人丁兴旺，在诛杀诸吕行动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齐王系如果入主长安，将非常不好控制。

综上所述，能入得了功臣集团们眼的大概就只有代王刘恒和赵王刘友的两个儿子刘遂和刘辟彊，选择余地并不大，但这两人的合法性远不如刘恒，刘恒唯一的障碍可能就是其王后也是“吕氏女”，但不是有一句歪话么，“男人的梦想就是升官发财死老婆”，在皇位和权力面前，亲情又算得了什么？

其实唐朝的武氏之乱和汉朝的吕氏之乱，很有几分相似，吕太后进了帝王本纪，武则天当了女皇帝，但吕家和武家的结果却有很大不同，原因就在于“革命”是否彻底。

诛杀诸吕进行地非常彻底，只要姓吕，有任何一丝吕氏血脉，那就不管男女老幼一概诛杀，另一半有刘氏血脉也不行，包括很大可能是惠帝血脉的“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等人。

所以功臣集团日后几乎没有被怎么清算，因为之后的汉朝皇帝都没有吕氏血脉，诛杀诸吕成了大汉朝的政治正确，刘氏子孙和功臣集团在这一点上进行了政治利益捆绑。

而唐朝宰相张柬之、崔玄暐和敬晖、桓彦范、袁恕等人发动的神龙政变仅仅是让武则天退位，但唐中宗、唐睿宗还是武则天的亲儿子，五人只是加速了政权回到李唐手中的速度，这只是一场极不彻底地闹剧，所以五人很快就被反攻倒算了。

如果他们有本事学汉初功臣集团将与武氏有关的一干人等不分男女老幼悉数诛杀，再引李唐旁系子孙入继帝位，结果可能就大不一样，只不过经过武则天这么多年的经营，完全没可能！

说起来还是武则天聪明，手段高超、毒辣，将李治的子嗣除了她武氏所生的李旦和李显以外几乎杀绝了（孙辈似乎有极个别残余），并将李家和武氏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所以武则天虽然被逼退了位，但武家完全没有倒，大概就是武则天吸取了吕氏的教训吧。

附《汉初“诛吕安刘”政变的过程与历史意义》（涉及代王、代王后部分）：

一直有人问我要回答中提到的“漢初「誅呂安劉」政變的過程與歷史意義”这篇论文，这里就贴上网盘链接，有需要的自己去下载，并附送一篇相关论文：“從吕后與漢初功臣的關係看《史記‧呂太后本紀》的筆法”。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kb0v9UOC9E0Vn180lPEjQ 提取码: img4

我来班门弄斧地说一个。。。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讨论指正

*以下为正文*

很多年前初读《史记・赵世家》，对下面这段话中下划线的部分感到非常不解：

"...叔带之时，周幽王无道，去周如晋，事晋文侯，始建赵氏于晋国。自叔带以下，赵宗益兴，五世而至赵夙。赵夙，晋献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

作为《史记》“三十世家”中叙事最为详尽宏大的之一，《赵世家》在这里却直接略过了整整四代人的信息，很是蹊跷。。。后来知道了晋国历史上著名的“曲沃代翼”事件，冥冥中感到这两者间或许存在着某种关联。。。

不过在说“曲沃代翼”以前需要先交代一下另一个重要事件，这就是“平王东迁”。大家对“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应该是耳熟能详了，据说"幽王"在位期间为博褒姒红颜一笑，以犬戎入侵的幌子骗诸侯进京勤王，诸侯一而再地被耍，后来犬戎真的来寇关了，却没人来救，于是"幽王"落得个身死国灭，西周灭亡（这事儿其实没那么简单，”烽火戏诸侯“史学界已有定论是后世抹黑，但暂且不表）。"幽王"的儿子"平王"迁都洛阳，以续国祚，是为东周。

辅佐“平王东迁“的功臣里，就有当时的晋国国君”晋文侯”姬仇。"晋文侯"因为勤王有功，作为王室盟友的地位得到了巩固，晋国的势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文侯"姬仇死后，儿子姬伯继位，是为“晋昭侯”。不知道姬伯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继位后，把自己的叔叔姬成师分封到了“曲沃”（不是今天的山西省曲沃县，而是今天的山西省闻喜县，比今天的曲沃更靠南），史称“曲沃桓叔”。分封也就罢了，问题是，曲沃无论人口、地域面积还是城防上来讲，都比当时的晋国都城“翼城”要强大，因而随即就有家臣提出异议，说：“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果然，”曲沃桓叔“不久就发动了篡夺晋国统治权的内战。这场持续了整整67年的家族内斗中，旁系的“曲沃”家族前后发动了大小几十次战争，先后杀掉了6任嫡系的晋国国君（有直接攻入国都杀死的，有骗出来诱杀的，也有派遣刺客暗杀的），历经三代人的努力（“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曲沃武公”），终于在“曲沃武公”这一代成功取代嫡系君主世系----而”曲沃武公“也由是被后世称作”晋武公“。之所以耗时近70年，是因为每一次曲沃家族进攻，都遭到了顽强的抵抗。第一次”曲沃桓叔“都已经攻入翼城并且杀死了”晋昭侯“，但在翼城人民自发的组织下，打退了”桓叔“的军队。后来周王室也曾调集诸侯军队对曲沃进行牵制。可尽管曲沃家族没有一鼓作气拿下国都，但这个过程中不断地侵蚀着从曲沃到翼城一线、以及翼城周边的领土，最后翼城基本就是一座孤城，毫无还手之力。更值得玩味的是周王室此时的态度，在收取了”曲沃武公“的重金贿赂之后，承认了既成事实。

好，现在我们来复盘一下时间线。

根据上面的引文，叔带是在"周幽王"时期“去周如晋”的，并且是“事晋文侯”。也就是说叔带是在“曲沃代翼”发生前不久到达的晋国，建立了赵姓。而引文中接下来的一句则是：“自叔带以下，赵宗益兴，五世而至赵夙。赵夙，晋献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 直接跳到了”晋献公“时期，而”晋献公“是”曲沃武公“的儿子。。。也就是说，赵氏的故事被掐掉的部分，正好对应于”曲沃代翼“。。。这说明了什么？

个人觉得有两种可能：1）赵氏家族站在了（或者根本就身处）曲沃阵营，直接参与了叛乱，事后希望掩盖这段历史。2）夺权后的”曲沃家族“有意回避这段历史污点，把记载从史籍中整体删除了，当然也就包括赵家的历史记载。

不过根据赵氏在晋国后期的发展势头来看，更像是当初站对了边的人，因而个人倾向于第一种可能性较大----虽然我本人姓赵 。。。很尴尬。。。

因为出身曲沃的旁系取代了正宗， 你会看到《史记》中记载后世的晋国国君即位前祭祀祖先的时候都会有一句”朝武宫“，”武宫“指的即是摆放”曲沃武公“灵位的宗庙，这里面包括大家熟悉的”春秋五霸“中的第二霸”晋文公“姬重耳。重耳流亡19年后重返晋国执政，抵达的第一站并非国都翼城，而是直奔曲沃而去。

几百年后历史重演，”韩”、“赵”、“魏“瓜分晋国成为新晋诸侯。”三家分晋“也成为中国历史”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并在一千多年后，被司马温公作为旷世巨著《资治通鉴》的叙事起点，因为他觉得这是”礼崩乐坏的开始“。其实这点我不太敢苟同，在我看来”礼乐“从未好过，人性向来如此。且不说”三晋“不过是有样学样，即使回到”曲沃桓叔“的时代，我想，大多数人放到那个位置，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下面是彩蛋时间*

前不久山西省境内的一项考古发现，让”曲沃代翼“这一历史事件更加直观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位于山西省曲沃县的羊舌村，发现了一座晋国国君级大墓（下图右侧的中字型墓，左侧那个为夫人墓），奇怪的是，这位”国君“并没有选择安葬在几公里之外的祖坟，而是另行选址。但从下面三张图里都可以看到，祭祀坑之多（240多座，甚至包括人牲）足以证明墓主人身份之高贵。

而更奇怪的是，发掘过程中发现，这座墓在下葬后不久就遭到了大规模的捣毁，所有标志身份的青铜礼器都被取走，甚至连墓主人的遗体也被砍断，头颅被踢到墓坑一角。

考古学家们虽然一致认定这就是”曲沃代翼“时期某一方的家主，可具体是哪方势力，专家们却发生了分歧。

我个人认为，这是”曲沃“一系的”桓叔“或者”庄伯“。有以下几点依据：

第一，从地点上判断。这位君主没有埋进晋国祖坟，应该是不得已的事情，既然时间断代上已经确定是”曲沃代翼“期间的事，那这个”不得已“很可能就是因为是旁系，再加上是反叛的一方，自然无法埋入嫡系本家国君序列的祖坟。青铜礼器被移走也间接证明了这点----这位墓主人希望以超越自己身份的规格下葬，但很快遭到了晋国正宗的报复。

第二，从迹象上判断。祭祀坑似乎是晚于毁墓，逻辑上讲，应该是曲沃一方先埋了人，被翼城一方给毁了，后来曲沃夺权成功之后，恢复了这位先人的荣耀，世代祭祀，否则无法解释这密密麻麻的祭祀坑。

第三，之所以认为是”曲沃桓叔“或者是”曲沃庄伯“，而不是”曲沃武公“，是因为”武公“时期已经夺权成功，不可能会出现明目张胆的毁墓行为。

*结语*

很多朋友看历史喜欢看个黑白功过，其实吧，我倒是觉得没那么多是非对错，所有人不过是在自己的位置上，以自己的方式留下了一些痕迹。就拿”曲沃代翼“来讲，回到当年的历史时空下，绝对是人间惨剧，可千百年后回过头来看，这更多的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家族史诗。

最后用我师兄的词作为结束吧：

”天上乌飞兔走，人间古往今来。沉吟屈指数英才，多少是非成败。

富贵歌楼舞榭，凄凉废冢荒台。万般回首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

楚汉末期，项羽兵败垓下，是否想过逃亡？想过！他选择带领800随从突围，但是遭遇“田父”的欺骗后，项羽知道自己已经很难脱身了。他选择“快战”！

“快战”的胜利使得项羽重新产生了东渡乌江的念头，面对乌江亭长的建议，他又选择不渡江。前后确实有些矛盾。大哥，你到底是想逃还是想战？为啥可以逃走又不逃呢？

原因大概是以下几点：

1、“天之亡我”

项羽乌江自刎前，曾对亭长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

既然上天要灭亡我，还渡江干嘛？

野史里曾有一则逸事，项羽逃亡到武乌江边，看见底下蚂蚁攒聚成五个字“项籍死于此”，项羽看罢向天大嚎，信以为真，自刎身死。蚂蚁为何能够聚拢呢？因为刘邦曾派人预估好项羽路线，在乌江边先用蜂蜜撒成字，蚂蚁聚拢成一团。
不过野史轶闻，或为真，或为假，不足深信。

2、耻于起兵。
晚唐诗人杜牧曾写诗“题乌江亭”，杜牧认为项羽只要渡江，应该是有资本再卷土重来的，不应该自刎。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后来，宋人王安石也写了一首诗《叠题乌江亭》，王安石认为，项羽已经失势了，天下人已经厌恶战争，项羽没戏了。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唐朝胡曾也写一诗《咏史诗·乌江》，胡曾认为项羽是耻于向东吴借兵。

争帝图王势已倾，八千兵散楚歌声。
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

胡曾说项羽志向是“争帝”，是错的。项羽从始至终都只想“争霸”。胡曾说项羽耻于向东吴借兵。大体是对的。

3、羞愧意识

“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愧”与“无面目见江东父兄”是项羽最后的心理写照。项羽是要面子的人，同时也是好面子的人，因为好面子，所以容不下别人的逆耳忠言，同时会对一个“说客”烹！本意是想带领江东子弟兵争雄天下，推翻暴秦，让大家过上好日子，最后一个人都没能回去，项羽内心是痛的，同时是有愧的。

项羽什么时候开始“愧”？汉四年，项羽二失成皋，与刘邦荥阳对决，项羽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原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

项羽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意识到：“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是由他和刘邦两个人造成的，所以他提出了简单粗暴的方式：决斗。当然刘邦肯定不会答应的。项羽要决斗的想法背后是他意识到，自己当上霸王而让天下受苦太自私了。内心开始愧疚和忏悔。

这种“愧”在刘邦身上是看不到的。刘邦为了帝位，可以牺牲父母、妻子、儿女、身边的亲随（纪信），总之万物皆可舍，不可舍帝业。这种不择手段的狠，是项羽身上看不到的。

假如兵败乌江的是刘邦，刘邦会怎么做？他会让800亲随作掩护，保证到达乌江边，然后和乌江亭长两人渡江。鸿门宴的时候，刘邦就是在四大亲随（樊哙、纪信、靳强、夏侯婴）掩护逃亡，刘邦骑马，4人步行，100余名士兵留在原地。这么做，一旦发生械斗，必然是4人组成防火墙来保卫刘邦，刘邦或许可以逃出，4人就很难讲了。纪信就在后来被项羽围城时，假扮刘邦出城投降，刘邦从西门带领十几名士兵逃出生天。刘邦彭城逃亡时，让夏侯婴驾车，两人一路奔命，连刘盈和鲁元公主都数次被踢下车。老子要逃命，儿女也必须下车！

其实最细思恐极的，莫过于《史记》本身。

推测

太史公司马迁可以说是翻遍了西汉帝国时期传世的那些史书，从字里行间找寻历史的真实，连缀成这一部上承三皇五帝、下至汉武帝时代（太史公没活过刘野猪）的通史，可以说居功甚伟，而且把在西汉时代就已经即将亡佚的典籍，和帝王之家不希望外人记述的秘密都写了下来，利于后人做学问、研究那个时代人的心理，更……“利于社会教化”（虽然包括曹操、李二凤都认为《史记》有些篇章过于刺耳，不利于统治者加强权威）╮(╯▽╰)╭

但，如果这不是历史真实呈现给后世读者的全部，而是太史公和刘野猪刻意把历史记录导向“向善”的结果呢？

在不存在小说文体（有原始版本，但非常脱离实际）的时代，《史记》活灵活现，体现了普世思维下的世界，有阴谋阳谋，有金戈铁马，有山河一统的壮阔，也有日薄西山的无奈，每个人都是历史洪流中的一分子，既有铁血杀伐，又有温柔敦厚；针对权力，确有惺惺作态，也有光明磊落，别说教化作用，到了唐宋做小说来读一点儿不比后世白话小说知名度低。

直到宋元时代，市井文化进一步发展，另外一部同样古老但内容惊人的史家典籍重新显山露水，令世人有些惊骇地注意到，说不定这部史书才是历史的真实模样╮(╯▽╰)╭

这就是《竹书纪年》。

问世

西晋帝国太康二年（公元280年），就在宫廷学者对成稿四百余年的《史记》所载记录争论不休时，中原汲郡出了一起大事件：有人盗了当地战国魏王的坟包，明器没刨出来多少，倒搞了好几车竹简。

由于竹简数量太大，加之汲郡当年人口密集，盗墓贼“不准”（念标准，一说通后世的“朴”）当场被抓，挖出来的铜剑、铜镜、编钟之类也被缴获。不过吸引地方官儿的是墓里那些竹简，虽然不识货的不准拿了部分竹简当火把，但剩下的还是整整装了十好几辆车。

竹简很快被送到洛阳接受宫廷学者整理，费了一番力气后，整理出完整的75卷，大多数是战国君王家常见的巫术、地理、历法、小说（神怪故事）和史书，至于是哪位魏王，目前学界认为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莫衷一是，这咱们先不考虑。

在整理出来的史书类竹简中，有一部13卷的编年体魏国史籍（西晋学者附了1卷说明），命名为《纪年》，其内容对于当时学者而言，很像现代人追网络小说突然遭遇大逆转情节、震惊或大骂作者的感觉，并且还得补一句“阴寒刺骨”╮(╯▽╰)╭

异常

《纪年》内容和《史记》相似，也始于三皇五帝，止于战国魏中后期，但有些重大出入——足以颠覆史观的“少量”；且价值观走法家史观显得非常可怕，记述尽是宫廷屠杀、阴谋篡权、兵变战乱，《史记》中记述的温情和正义在《纪年》中半分也无，人性丑恶表现无遗。

比如上古时代的领袖禅让制，《纪年》描述为舜趁尧年老兵变篡位；后来大禹也如此操作。

大禹选伯益辅佐，结果被儿子启谋杀后者篡位。

儒家称颂的“伊尹囚太甲”被记载为伊尹政变称王，以太甲潜逃7年最终杀伊尹夺回王权告终。

周王季历的死因史家均不传，独《纪年》记载为商王太丁忌惮之，将其关地窖饿死。

被视为“共和纪元”的西周晚期治世，《纪年》记载为共伯和称王（篡位）。

西周懿王继位当年，出现罕见而不祥的“天再旦”日食（指君主德行亏大了）。

总之，《史记》中凸显人性光辉的场景和记录，在《纪年》中被全部颠覆。

不仅是当时学者，后世数代学者都被《纪年》惊吓（清末研究者甚至斥之为“悖经诬圣”），乃至五代乱世被“不小心”遗失（十六国、南北乱世时期《史记》尚有残本）；后被清末学者重新辑佚成本，定名《古本竹书纪年》（明朝时有史学家搞出简化版的“今本”）。

修正

那么《史记》究竟为何最细思极恐呢？

因为《竹书纪年》所载并非虚构。根据现代天文学研究发现，《竹书纪年》中对日食的记述相当准确，且根据出土甲骨文和金文，发现《纪年》对商朝和西周的君王年表排列较之《史记》更准确，许多时间点的争议，是《纪年》占优。

至于《纪年》记述的诸多人性高暗，目前缺乏详细对证资料，处于存疑状态，不易证伪。

由于《纪年》的写作手法和记录风格，是《史记》之前的最早期史书样貌，诸如《左传》之类已被几次编修，如《诗经》就经过孔老夫子之手删成三百余篇，不算最早期类型了……而《史记》之后，最早期史书基本散佚，故而《纪年》内容之惊世骇俗。

（《吕氏春秋》更多是以小故事起到道德警醒，不算正统史书）

那么可不可能这么推测，在《史记》和《春秋三传》之前，早期正统史书记载，就是《纪年》的那种风格……

毕竟纪传体是太史公根据上古史书《世本》发明的，在此之前，通行的编年体史书不讲故事，且儒家不为战国正统所用，记载风格就是以曝光人性恶为目的，起到“警醒教训”式的教化作用╮(╯▽╰)╭

作为读者，对于冷冰冰尽是黑暗面的记载肯定会不爽，兴趣让位给太史公的“向善”和“英雄叙事”是肯定的。与此同时，刘野猪下令独尊儒术，将法家纳为不外传的皇家秘学，从此史观顺着《史记》被改为了儒家式的人性闪光与英雄大局观。

后世

从此之后，哪怕是司马光教人学整人策略的《资治通鉴》，也没了那种“来自历史的阴寒”。

哪怕是野史文献，顶多能读到作者的怒其不争，没几分作者对朝堂之上的恶意。

《史记》作为传世史书，虽有多处批评统治者之过的地方，最终也被刘野猪放过绝大部分、刘病己时代刊行于世，恐怕其作用就在于此。

《史记》等于修正了史学界乃至后世纪实文学界（主流）的“教化”和“抒情”方法。

虽是好事，却也有几分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