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初期“靖难之役”没有出现其他藩王纷起响应进而“八王之乱”“七国之乱”群雄逐鹿中原的情况？
明朝初期“靖难之役”没有演变成“八王之乱”或“七国之乱”式的全国性大动荡，这背后有着多重复杂且相互关联的原因。与其说是“没有出现”，不如说是朱元璋和朱棣两人在此之前已经通过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极大地削弱了地方藩王问鼎中原的可能性，并最终将这场权力斗争限制在了相对可控的范围内。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从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的治国理念和实际操作说起。
一、朱元璋的“藩王困境”与“精巧的笼子”
朱元璋本人就是从乱世中崛起，深知地方割据的危害。他曾痛恨元朝末年藩王与士绅勾结，导致民不聊生。因此，在建立明朝后，他一方面重用功臣，一方面又大力分封子弟，让他们镇守边疆、拱卫京师。这看似矛盾，实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试图平衡中央集权与地方安抚的复杂系统。
1. “铁帽子”与“黄金枷锁”：
分封的权力： 朱元璋确实给予了藩王相当的权力，包括统兵、行政、司法等，尤其是在各自的封国内。这与汉朝的“王国”有相似之处，似乎为他们提供了问鼎的温床。
名义上的“护卫”： 但朱元璋也规定，藩王的主要职责是“镇守边疆”、“拱卫京师”。这种定位从理论上就把他们置于中央政权之下，他们的军队名义上是“卫”，而非完全自主的“军”。
“内附”与“外御”的平衡： 藩王的主要军事力量被安排在边疆，如燕王朱棣镇守北方，齐王、晋王等也镇守重要战略要地。这意味着他们的军队主要用于对抗外部敌人（如蒙古），而不是集结于内地，准备内斗。一旦有事，他们的兵力也被分散。
“非兵不许出境，非兵不许私藏”： 这是朱元璋为藩王套上的“黄金枷锁”。虽然可以统兵，但他的军队并非完全听命于他个人，而是受到卫所制度和中央的节制。而且，藩王未经允许，不能私自招募军队、制造军械，也不能随意调动其封地外的军队。
2. 制度上的“防堵”：
“朝会”与“朝见”： 藩王有权参与朝会，甚至可以“监国”（如朱棣就曾奉旨监国）。这让他们有机会接触朝政，了解中央动态，甚至施加影响。但朱元璋也定期要求藩王“朝见”，将他们召集到京师，一方面是宣示皇权，另一方面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政治体检”和“心理约束”。
“不得干政”的禁令： 尽管藩王拥有一定的权力，但朱元璋也严令他们不得干预中央朝政。如果藩王违背，可能会面临严厉的处罚。
“宗藩条例”的压制： 朱元璋后期对藩王的管理越来越严酷，通过《大明律》中的“宗人律”等，对藩王的权力和行为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任何越轨行为都会被视为对皇权的挑战。
“削藩”的阴影： 尽管朱元璋大力分封，但他对拥有过多实权、容易形成割据的藩王（如他自己的亲信，且拥有重兵的儿子）始终保持警惕。历史上，他曾经“削”过一些藩王，虽然幅度不大，但传递了明确的信号：皇权至上，藩王权力并非牢不可破。
二、朱棣的“特殊性”与“独一份的优势”
相比于其他藩王，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中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使得他能够脱颖而出，并压制了其他潜在的竞争者：
1. 地理位置的优越性：
北疆的屏障： 燕王镇守的北京（当时称为北平）地处边疆，与蒙古接壤。这使得他长期以来一直掌握着一支精锐的、实战经验丰富的边军。这支军队是北方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靠近京师： 北京距离南京（当时明朝的首都）相对较近，这为朱棣的军事行动提供了便利。一旦发动战争，他能够迅速集结部队，向首都进发。
2. 军事才能与个人威望：
“天命所归”的宣传： 朱棣本身就是朱元璋最优秀的儿子之一，深受朱元璋喜爱，并且在早年跟随朱元璋征战沙场，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威望。他麾下的将士对他忠心耿耿，战力极强。
“靖难”的“合理性”： 朱棣以“奉天靖难”为名，声称是为了铲除“奸臣”（指建文帝身边的黄子澄、齐泰等人），恢复皇室的“正统”。这种旗号在一定程度上为他赢得了部分朝臣和民众的同情或默许，至少让他能够以“讨伐”的名义行动，而不是纯粹的“叛乱”。
3. 中央的“真空”与“误判”：
建文帝的“削藩”策略： 建文帝即位后，确实有心削藩，但他的做法过于急切和激进。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削藩”，但很多藩王尚未形成足够大的势力，就被他一一剪除，例如废黜了湘王、代王、肃王等。
“一锅端”的风险： 建文帝的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藩王的力量，但同时也激化了矛盾。当他试图对实力最强的燕王下手时，反而为朱棣发动“靖难”提供了借口。
对朱棣实力的低估： 建文帝及其朝廷可能低估了朱棣的军事实力和决心，也可能误判了朱棣行动的“正当性”标签。他们原本以为能够轻易解决燕王的问题，结果却养虎为患。
三、其他藩王“不响应”的深层原因
1. 实力差距与客观限制：
军事上的分散： 如前所述，藩王的军队分散在各地，很多藩王没有像朱棣那样集中一支精锐的、可以迅速动员的军事力量。他们手中的兵力更多是地方卫所，缺乏统一的指挥和训练，也难以与朱棣的精锐骑兵抗衡。
地理上的阻隔： 其他藩王大多镇守在内陆或南方，与燕王所在的北方，以及都城南京，都有一定的地理距离。他们即便有心响应，也需要长途跋涉，面临粮草、补给和中央军的阻击，行动起来十分不便。
经济上的依赖： 藩王的财政收入虽有封国，但仍然需要中央的拨款和支持。他们缺乏独立自主的经济来源，难以支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2. 政治上的顾虑与“观望”：
“叛乱”的道德风险： “靖难之役”在性质上是朱棣的“起兵”，这本身就带有“叛乱”的色彩。其他藩王如果贸然响应，很可能被视为同党，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
“忠君”的传统： 尽管朱元璋分封了藩王，但“君权神授”和“忠君”的思想依然深入人心。大多数藩王不敢公开违背“效忠”皇室的誓言，更不敢轻易挑战中央政权的合法性。
缺乏明确的“带头大哥”： 除非有像朱棣这样实力强大、且有明确号召力的领导者，否则藩王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联合。他们之间也可能存在猜忌和竞争，很难形成统一战线。
中央的“分化拉拢”： 建文帝一方也试图分化瓦解藩王，通过安抚、招降、或者直接出兵镇压等手段，阻止他们联合。虽然建文帝的策略有失误，但他对部分藩王的震慑作用还是存在的。
3. “七国之乱”与“八王之乱”的历史教训：
汉朝“七国之乱”： 汉景帝时期，七国联兵反叛，其核心是汉初“郡国并行”制度下，诸侯王国拥有独立的行政、财政、司法权，甚至可以铸造货币，实力强大。朝廷削藩触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引发了大规模的内乱。
西晋“八王之乱”： 西晋时期，皇权旁落，宗室诸王拥兵自重，为了争夺中央权力而爆发了长期的内乱，几乎将西晋拖垮。
明朝的“吸取”： 朱元璋和朱棣都深刻吸取了这些历史教训。他们看到了“藩王做大”的危险。因此，明朝的藩王制度，虽然仍有分封，但从一开始就更加强调中央集权，对藩王的权力进行了更严格的约束。朱元璋后期的严酷措施，正是他试图避免重蹈覆辙的体现。
总结来说，明朝初期“靖难之役”没有出现其他藩王纷起响应的局面，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朱元璋精心设计的藩王制度，虽然给予了藩王一定的权力，但也通过地理位置、军事编制、规章制度等设置了“笼子”，限制了他们集结和发难的能力。
朱棣个人突出的军事才能、地理优势和“靖难”的政治号召力，让他成为了唯一的“领头羊”，并且他的成功也证明了其他藩王难以匹敌。
建文帝在削藩问题上的急躁和误判，反而促使了朱棣的“破笼而出”，但同时也让其他藩王在观望中失去了最佳的响应时机。
其他藩王自身实力的限制、地理上的阻隔、政治上的顾虑以及对历史教训的吸取，使得他们无法形成像汉朝“七国之乱”或西晋“八王之乱”那样的联合声势。
“靖难之役”最终成为了一场由一个实力最强的藩王对中央发动的权力斗争，而不是一场席卷全国的、由多个藩王共同参与的“群雄逐鹿”。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对权力制衡与中央集权的深思熟虑和严酷实践。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从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的治国理念和实际操作说起。
一、朱元璋的“藩王困境”与“精巧的笼子”
朱元璋本人就是从乱世中崛起，深知地方割据的危害。他曾痛恨元朝末年藩王与士绅勾结，导致民不聊生。因此，在建立明朝后，他一方面重用功臣，一方面又大力分封子弟，让他们镇守边疆、拱卫京师。这看似矛盾，实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试图平衡中央集权与地方安抚的复杂系统。
1. “铁帽子”与“黄金枷锁”：
分封的权力： 朱元璋确实给予了藩王相当的权力，包括统兵、行政、司法等，尤其是在各自的封国内。这与汉朝的“王国”有相似之处，似乎为他们提供了问鼎的温床。
名义上的“护卫”： 但朱元璋也规定，藩王的主要职责是“镇守边疆”、“拱卫京师”。这种定位从理论上就把他们置于中央政权之下，他们的军队名义上是“卫”，而非完全自主的“军”。
“内附”与“外御”的平衡： 藩王的主要军事力量被安排在边疆，如燕王朱棣镇守北方，齐王、晋王等也镇守重要战略要地。这意味着他们的军队主要用于对抗外部敌人（如蒙古），而不是集结于内地，准备内斗。一旦有事，他们的兵力也被分散。
“非兵不许出境，非兵不许私藏”： 这是朱元璋为藩王套上的“黄金枷锁”。虽然可以统兵，但他的军队并非完全听命于他个人，而是受到卫所制度和中央的节制。而且，藩王未经允许，不能私自招募军队、制造军械，也不能随意调动其封地外的军队。
2. 制度上的“防堵”：
“朝会”与“朝见”： 藩王有权参与朝会，甚至可以“监国”（如朱棣就曾奉旨监国）。这让他们有机会接触朝政，了解中央动态，甚至施加影响。但朱元璋也定期要求藩王“朝见”，将他们召集到京师，一方面是宣示皇权，另一方面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政治体检”和“心理约束”。
“不得干政”的禁令： 尽管藩王拥有一定的权力，但朱元璋也严令他们不得干预中央朝政。如果藩王违背，可能会面临严厉的处罚。
“宗藩条例”的压制： 朱元璋后期对藩王的管理越来越严酷，通过《大明律》中的“宗人律”等，对藩王的权力和行为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任何越轨行为都会被视为对皇权的挑战。
“削藩”的阴影： 尽管朱元璋大力分封，但他对拥有过多实权、容易形成割据的藩王（如他自己的亲信，且拥有重兵的儿子）始终保持警惕。历史上，他曾经“削”过一些藩王，虽然幅度不大，但传递了明确的信号：皇权至上，藩王权力并非牢不可破。
二、朱棣的“特殊性”与“独一份的优势”
相比于其他藩王，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中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使得他能够脱颖而出，并压制了其他潜在的竞争者：
1. 地理位置的优越性：
北疆的屏障： 燕王镇守的北京（当时称为北平）地处边疆，与蒙古接壤。这使得他长期以来一直掌握着一支精锐的、实战经验丰富的边军。这支军队是北方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靠近京师： 北京距离南京（当时明朝的首都）相对较近，这为朱棣的军事行动提供了便利。一旦发动战争，他能够迅速集结部队，向首都进发。
2. 军事才能与个人威望：
“天命所归”的宣传： 朱棣本身就是朱元璋最优秀的儿子之一，深受朱元璋喜爱，并且在早年跟随朱元璋征战沙场，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威望。他麾下的将士对他忠心耿耿，战力极强。
“靖难”的“合理性”： 朱棣以“奉天靖难”为名，声称是为了铲除“奸臣”（指建文帝身边的黄子澄、齐泰等人），恢复皇室的“正统”。这种旗号在一定程度上为他赢得了部分朝臣和民众的同情或默许，至少让他能够以“讨伐”的名义行动，而不是纯粹的“叛乱”。
3. 中央的“真空”与“误判”：
建文帝的“削藩”策略： 建文帝即位后，确实有心削藩，但他的做法过于急切和激进。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削藩”，但很多藩王尚未形成足够大的势力，就被他一一剪除，例如废黜了湘王、代王、肃王等。
“一锅端”的风险： 建文帝的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藩王的力量，但同时也激化了矛盾。当他试图对实力最强的燕王下手时，反而为朱棣发动“靖难”提供了借口。
对朱棣实力的低估： 建文帝及其朝廷可能低估了朱棣的军事实力和决心，也可能误判了朱棣行动的“正当性”标签。他们原本以为能够轻易解决燕王的问题，结果却养虎为患。
三、其他藩王“不响应”的深层原因
1. 实力差距与客观限制：
军事上的分散： 如前所述，藩王的军队分散在各地，很多藩王没有像朱棣那样集中一支精锐的、可以迅速动员的军事力量。他们手中的兵力更多是地方卫所，缺乏统一的指挥和训练，也难以与朱棣的精锐骑兵抗衡。
地理上的阻隔： 其他藩王大多镇守在内陆或南方，与燕王所在的北方，以及都城南京，都有一定的地理距离。他们即便有心响应，也需要长途跋涉，面临粮草、补给和中央军的阻击，行动起来十分不便。
经济上的依赖： 藩王的财政收入虽有封国，但仍然需要中央的拨款和支持。他们缺乏独立自主的经济来源，难以支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2. 政治上的顾虑与“观望”：
“叛乱”的道德风险： “靖难之役”在性质上是朱棣的“起兵”，这本身就带有“叛乱”的色彩。其他藩王如果贸然响应，很可能被视为同党，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
“忠君”的传统： 尽管朱元璋分封了藩王，但“君权神授”和“忠君”的思想依然深入人心。大多数藩王不敢公开违背“效忠”皇室的誓言，更不敢轻易挑战中央政权的合法性。
缺乏明确的“带头大哥”： 除非有像朱棣这样实力强大、且有明确号召力的领导者，否则藩王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联合。他们之间也可能存在猜忌和竞争，很难形成统一战线。
中央的“分化拉拢”： 建文帝一方也试图分化瓦解藩王，通过安抚、招降、或者直接出兵镇压等手段，阻止他们联合。虽然建文帝的策略有失误，但他对部分藩王的震慑作用还是存在的。
3. “七国之乱”与“八王之乱”的历史教训：
汉朝“七国之乱”： 汉景帝时期，七国联兵反叛，其核心是汉初“郡国并行”制度下，诸侯王国拥有独立的行政、财政、司法权，甚至可以铸造货币，实力强大。朝廷削藩触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引发了大规模的内乱。
西晋“八王之乱”： 西晋时期，皇权旁落，宗室诸王拥兵自重，为了争夺中央权力而爆发了长期的内乱，几乎将西晋拖垮。
明朝的“吸取”： 朱元璋和朱棣都深刻吸取了这些历史教训。他们看到了“藩王做大”的危险。因此，明朝的藩王制度，虽然仍有分封，但从一开始就更加强调中央集权，对藩王的权力进行了更严格的约束。朱元璋后期的严酷措施，正是他试图避免重蹈覆辙的体现。
总结来说，明朝初期“靖难之役”没有出现其他藩王纷起响应的局面，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朱元璋精心设计的藩王制度，虽然给予了藩王一定的权力，但也通过地理位置、军事编制、规章制度等设置了“笼子”，限制了他们集结和发难的能力。
朱棣个人突出的军事才能、地理优势和“靖难”的政治号召力，让他成为了唯一的“领头羊”，并且他的成功也证明了其他藩王难以匹敌。
建文帝在削藩问题上的急躁和误判，反而促使了朱棣的“破笼而出”，但同时也让其他藩王在观望中失去了最佳的响应时机。
其他藩王自身实力的限制、地理上的阻隔、政治上的顾虑以及对历史教训的吸取，使得他们无法形成像汉朝“七国之乱”或西晋“八王之乱”那样的联合声势。
“靖难之役”最终成为了一场由一个实力最强的藩王对中央发动的权力斗争，而不是一场席卷全国的、由多个藩王共同参与的“群雄逐鹿”。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对权力制衡与中央集权的深思熟虑和严酷实践。
网友意见
先说结论：
因为明初藩王的实力远不及西汉藩王、也不如西晋藩王，而且不能像西晋藩王一样在中枢参政领兵；而明成祖之所以能打赢建文帝，是因为他军事能力极强且运气比较好，是不具有普遍性的个例。
七国之乱前，异姓藩王就不说了，同姓藩王有齐王讨伐诸吕、济北王和淮南王刘长谋逆叛乱；
七国之乱后，仍有淮南王刘安、胶东王、梁王、江都王、衡山王、燕王、楚王、广陵王等谋逆叛乱。
而西晋藩王虽然“封藩不治藩”，但是既可以出镇地方领兵，也可以在中枢参政领兵：
例如说汝南王在八王之乱前，既都督过关中雍凉诸军事、豫州诸军事，也以太尉、大司马录过尚书事；又例如说在八王之乱中杀死汝南王的楚王，曾都督过荆州诸军事，杀汝南王的时候是卫将军兼领北军中侯，掌控着禁军。
首先说一说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的第一阶段，是晋惠帝皇后贾南风联合汝南王、楚王、淮南王、长沙王、成都王等（西晋的藩王既可以出镇地方，也可以在中枢参政领兵）：
先是杀宰相杨骏、废其女太后杨芷并诛灭杨氏以及党羽三族，又杀汝南王和宰相卫瓘，然后过河拆桥杀楚王，最终贾南风掌控朝政大权。
《晋书·列传十·杨俊》：
贾后欲预政事，而惮骏未得逞其所欲，又不肯以妇道事皇太后......贾后又令肇报大司马、汝南王亮，使连兵讨骏......肇报楚王玮，玮然之，于是求入朝......寻而殿中兵出，烧骏府，又令弩士于阁上临骏府而射之，骏兵皆不得出。骏逃于马厩，以戟杀之。观等受贾后密旨，诛骏亲党，皆夷三族，死者数千人。
《晋书·列传二十九·楚隐王》：
武帝崩，入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杨骏之诛也，（楚王）玮屯司马门......又矫诏使亮、瓘上太宰太保印绶、侍中貂蝉，之国，官属皆罢遣之......遂收亮、瓘，杀之......帝遣谒者诏玮还营，执之于武贲署，遂下廷尉。诏以玮矫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诛灭朝臣，谋图不轨，遂斩之，时年二十一。
贾南风掌权8年后，联合赵王、废掉了不是自己亲生的太子（个人认为有可能也不是惠帝亲生的，更有可能是晋武帝的种），并于第二年派人杀死了太子，结果于第三年被赵王联合齐王等发动政变，贾南风被废杀、惠帝被废，赵王自立为帝。
《晋书·列传一·后妃上》：
惠帝在东宫，将纳妃。武帝虑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东宫侍寝，由是得幸有身。
《晋书·列传二十三·愍怀太子》：
十二月，贾后将废太子，诈称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见，置于别室，遣婢陈舞赐以酒枣，逼饮醉之......太子醉迷不觉，遂依而写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补成之，后以呈帝......后惧事变，乃表免太子为庶人，诏许之......虑乃逼太子以药，太子不肯服，因如厕，虑以药杵椎杀之，太子大呼，声闻于外。
《晋书·列传二十九·赵王伦》：
深交贾、郭，谄事中宫，大为贾后所亲信......愍怀太子废，使（赵王）伦领右军将军.....伦、秀因劝谧等早害太子，以绝众望.......伦又矫诏开门夜入，陈兵道南，遣翊军校尉、齐王冏将三部司马百人，排阁而入。华林令骆休为内应，迎帝幸东堂。遂废贾后为庶人，幽之于建始殿。
贾南风为了自己的权欲，杀死实际威胁不大的杨骏、汝南王也就罢了，毕竟她掌权期间治理国家治理的还行；结果她又杀死了惠帝的独子，彻底打破了政局的稳定，开启了八王之乱的第二阶段。
【齐王、河间王、成都王攻杀赵王】
（赵王）增相府兵为二万人，与宿卫同，又隐匿兵士，众过三万......时齐王冏、河间王顒、成都王颖并拥强兵，各据一方。
及三王起兵讨伦檄至，伦、秀始大惧，遣其中坚孙辅为上军将军、积弩李严为折冲将军，率兵七千自延寿关出，征虏张泓、左军蔡璜、前军闾和等率九千人自堮阪关出，镇军司马雅、扬威莫原等率八千人自成皋关出。召东平王楙为使持节、卫将军，都督诸军以距义师。
至朝歌，（义师）众二十馀万。赵骧至黄桥，为伦将士猗、许超所败，死者八千馀人，士众震骇。颖欲退保朝歌，用卢志、王彦策，又使赵骧率众八万，与王彦俱进。伦复遣孙会、刘琨等率三万人，与猗、超合兵距骧等，精甲耀日，铁骑前驱。......百官是伦所用者，皆斥免之，台省府卫仅有存者，自兵兴六十馀日，战所杀害仅十万人。
【齐王大权独揽，被长沙王联合河间王杀死；长沙王大权独揽，河间王两次刺杀不成，联合成都王攻长沙王】
天子就拜（齐王）大司马，加九锡之命，备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
长沙王乂径入宫，发兵攻冏府......是夕，城内大战，飞矢雨集，火光属天。帝幸上东门，矢集御前。群臣救火，死者相枕。明日，冏败，乂擒冏至殿前，帝恻然，欲活之。乂叱左右促牵出，冏犹再顾，遂斩于阊阖门外，徇首六军。诸党属皆夷三族。
即而乂杀冏，其（河间王）计不果，乃潜使侍中冯荪、河南尹李含、中书令卞粹等袭乂，乂并诛之。顒遂与颖同伐京都。颖遣刺客图乂，时长沙国左常侍王矩侍直，见客色动，遂杀之。诏以乂为大都督以距顒，连战自八月至十月。
乂前后破颖军，斩获六七万人......使张方为都督，领精卒七万向洛。方攻商，商距战而溃，方遂进攻西明门。乂率中军左右卫击之，方众大败，死者五千馀人。
......
（东海王出兵杀长沙王、控制惠帝，又出兵攻打成都王，被成都王打败、成都王控制了惠帝；
东海王之弟联合胡人打败成都王，成都王逃跑、被河间王控制了惠帝；东海王、范阳王等带兵打败河间王，东海王控制惠帝、范阳王囚禁了成都王，范阳王暴毙后成都王被杀；
惠帝暴毙后、怀帝即位，诏河间王入洛、杀河间王，至此八王之乱结束、东海王成为最后赢家，但第二年割据并州的刘渊便称帝了......）
八王之乱的第一阶段以政变为主，第二阶段才是打内战。
建文帝不是贾南风、他是太祖钦定的皇太孙，朝中也没有杨俊这样的权臣，无需召藩王带兵入京（明朝的藩王一般情况下也不能在中枢参政领兵）、发动政变来掌控朝政大权，明太祖留下的政局比八王之乱时的西晋稳定很多。
其次说一说七国之乱：
汉文帝是靠周勃、陈平等开国功臣，以及齐王、琅琊王（燕王）、朱虚侯（城阳王）、东牟侯（济北王）等宗藩诛灭诸吕才得以即位的；而文帝虽然收拾了权臣周勃，镇压了济北王、淮南王的叛乱，分割了赵国、淮南国和齐国，但藩王的力量依然很强大。
景帝倒是和建文帝差不多，上台三年就开始削藩，甚至还对文帝分封的赵王也动手了；虽只是削去部分封地，但实力强大的吴王、楚王、赵王、齐地诸王还是发起了七国之乱。
《汉书·荆燕吴传》：
诏赦，削东海郡。及前二年，赵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胶西王卬以卖爵事有奸，削其六县。汉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恐削地无已，因欲发谋举事。
诸侯既新削罚，震恐，多怨错。乃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则吴王先起兵，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西、胶东、灾川、济南、楚、赵亦皆反，发兵西。齐王后悔，背约城守。济北王城坏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发兵。胶西王、胶东王为渠率，与灾川、济南共攻围临灾。赵王遂亦阴使匈奴与连兵。
不过叛乱诸王群龙无首，而且齐地诸王还内讧了。
叛乱诸王中实力最强的吴王，其军事能力远不及成祖，没有识人之能（他手下的宾客中只有周丘没有封官，结果周丘从吴王那里要了一个符节，几天功夫就拉出了十几万大军......），没有听从大将军田禄伯、少将桓将军的劝言（虽说未必是对的，毕竟他没啥识人之能），被周勃之子周亚夫打的大败，其余叛乱诸王也都很菜、先后败亡。
王专并将其兵，未度淮，诸宾客皆得为将、校尉、行间候、司马，独周丘不用......周丘得节，夜驰入下邳。下邳时闻吴反，皆城守。至传舍，召令入户，使从者以罪斩令......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万人，使人报吴王，遂将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阳，兵十馀万，破城阳中尉军。
吴王之初发也，吴臣田禄伯为大将军。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它奇道，难以立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吴王太子谏曰：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别，多它利害，徒自损耳。吴王即不许田禄伯。
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雒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问吴老将，老将曰：此年少椎锋可耳，安知大虑！于是王不用桓将军计。
而明朝藩王和西晋藩王一样是“封藩不治藩”的，故而实力远不及汉朝藩王，其在地方的事权也远不如西晋藩王，故而大都老实的很：
十三塞王之一、参与过北征的齐王被废，同为塞王的代王被废、辽王被囚京中；曾带兵征讨过古州蛮的湘王举家自焚，同样参与过北征的周王、负责监视云南沐家的岷王也都是轻松拿下，但其他藩王却没有因此起事、在成祖起兵后也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成祖比吴王的军事能力强太多了，而建文帝这边：
太祖留下的武臣耿炳文、李景隆、梅殷一个比一个菜，还不如建文帝提拔的盛庸、铁铉、平安，文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也不如张紞、陈迪；但太祖的识人之能肯定是有的，所以说大概率是太祖故意留下了一堆菜鸡、以免他们对建文帝造成威胁，他没考虑到建文帝会急于削藩逼反成祖、而且军事能力极强的成祖运气还很好。
PS：
如果明初的晋王足够长寿的话，活到建文帝削藩的时候很可能也会起兵，毕竟他的军事能力也不错、而且和成祖一样经常领兵出塞北伐（实际上太祖就是让他俩互相制衡）、还是蓝玉大案的主要执行人之一（推荐诸位看一看这篇文章：明天：明初开国元勋为何面对朱元璋的屠刀时束手就擒？——不一样的晋王及朱元璋屠戮蓝玉一党血腥狠辣的手段）。
类似的话题
-
明朝初期“靖难之役”没有演变成“八王之乱”或“七国之乱”式的全国性大动荡，这背后有着多重复杂且相互关联的原因。与其说是“没有出现”，不如说是朱元璋和朱棣两人在此之前已经通过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极大地削弱了地方藩王问鼎中原的可能性，并最终将这场权力斗争限制在了相对可控的范围内。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从明............. -
这个问题，其实是个很值得说道的。明初那会儿，论打仗的精气神，论收复失地的决心，那可是相当足的。朱元璋当年把张士诚、陈友谅这些南方土皇帝都收拾了，北伐元朝更是他的终生事业，最后也确实把元朝皇帝赶到了漠北。按理说，这股劲头应该能乘胜追击，把北元彻底给打趴下，就像唐朝那样。可为什么，结果却没那么尽如人意呢.............
-
明朝朝廷对明朝开国初期明军的各种屠杀并不忌讳，其背后原因复杂且多层次，涉及当时的历史背景、政治需求、思想观念以及信息传播的局限性等多个方面。要详细讲述这些原因，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分析：一、 历史背景与政治合法性的需要 颠覆元朝的战争性质： 明朝的建立本身就是一场推翻异族统治的革命战争。元.............
-
烈火炼真金：建州女真崛起前夜的静默与蒙古的喧嚣提起明朝初期，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北方草原上，那些骑着战马、弯弓搭箭的蒙古铁骑，他们的每一次出击都足以让中原王朝心惊胆战。相比之下，地处辽东，后来赫赫扬名的建州女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部族。这并非因为他们天生羸弱，而是历史的车.............
-
明朝初期更改江西地名，并非单一事件，而是朝廷为了巩固统治、革除弊政、适应新局势等一系列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理解这个变化，我们得回到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的那个时代，看看当时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局面。一、历史的沿革与弊端：元朝遗留的政治与地理混乱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明朝继承的是元朝的统治。元朝虽然疆域辽.............
-
.......
-
明朝初年远征蒙古和明末驻守辽东，虽然都是军事行动，但其财政系统的表现却截然不同，这背后涉及了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历史因素。简单来说，明初远征成功地运用了当时相对健全的财政制度和有效的资源调动，而明末则面临着财政枯竭、制度腐败和多重危机叠加的困境。下面我将从几个主要方面详细阐述其中的原因： 一、 .............
-
明初读书人怀念蒙元？朱元璋为何奉元为正统？明朝建立，朱元璋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席卷天下，推翻了蒙元统治，建立了汉家王朝。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明初，不少读书人似乎对那个被推翻的蒙元王朝怀有一种复杂的情感，甚至表现出“怀念”的迹象。更令人不解的是，这位以推翻蒙元为己任的开国皇帝，却在事后将元.............
-
咱这就好好掰扯掰扯，为啥咱们历朝历代，那些太平盛世的名字，取法都不太一样。这里面可有门道，绝不是随便起的。汉初：文景之治（休养生息，恢复民力）先说汉初，最有名的就是“文景之治”。这名字里就透着一股子“文”和“景”的劲儿。汉初啊，经历过秦朝的暴政，又跟楚汉争霸，老百姓那是真苦啊。刘邦虽然建立了汉朝，但.............
-
宋朝军事的“弱”与明初军事的“强”，以及这种转变的根源，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究的历史话题。咱们不能简单地把宋朝一竿子打死，说它有多弱，也不能把明初说得像天神下凡一样突然就无敌了。这中间的逻辑链条，其实挺复杂的，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思想，甚至地理环境的方方面面。先来说说宋朝的“弱”是怎么来的？宋朝.............
-
要探讨霍去病在漠北战绩是否“胜过”明初的徐达、李文忠等名将，这本身就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命题。因为两位时期、对手、作战环境和战术目标都有显著差异，直接进行“胜过”的论断略显片面。但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理解霍去病漠北之战的突出之处，以及为何它能在历史评价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一、 时代的背景与对.............
-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了《神雕侠侣》中一个很受争议的点。很多人都觉得杨过的初恋非龙女莫属，这是毋庸置疑的，毕竟他们之间的感情是贯穿全书的主线，而且是深刻、纯粹、超越世俗的。但为什么会有人把郭芙扯进来，甚至说她是杨过的“初恋”呢？这背后其实是一种更复杂的解读，也掺杂了一些观众个人的情感投射。要说清楚.............
-
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欧洲的局势远比“轻而易举搞死他”来得复杂得多。英法两国当时为何会选择妥协退让，而非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压制纳粹德国的崛起，背后牵涉到多重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并非简单的“不作为”。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与和平的渴望这是理解英法为何犹豫不决的最核心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
-
以宋末元初为背景的网络小说，人气确实可能不如以明末或宋朝其他时期为背景的小说，这其中的原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详细分析：一、历史的厚重感与情感共鸣： 宋朝（尤其是南宋）的“文弱”与“亡国”情节： 宋朝，尤其是南宋，在中国人的历史认知中，往往带着一种“积贫积弱”的印象。虽然文人辈出，经济繁荣，但军事上.............
-
15世纪初，明朝确实短暂地统治了越南北部（当时称为安南）。然而，这段统治并未能深入地“消化”这片土地，并最终以失败告终。这其中的原因盘根错节，并非一朝一夕的简单原因可以概括。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深入剖析。一、 根深蒂固的民族认同与历史情结越南人民拥有着悠久且独特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在明朝占.............
-
让一位穿着明朝服饰的男子在康熙初年安然无恙地走在街上，确实是一个需要策略和小心翼翼的任务。康熙初年，清朝刚刚确立统治不久，对前朝遗民和潜在的反对势力保持高度警惕。以下是一些详细的办法，可以帮助他避免被当街斩杀的风险，并最大程度地融入当时的社会：核心原则：低调、适应、融入，避免引起注意。一、 服饰与仪.............
-
明朝初年，草原之上风云变幻，元朝在中原的统治虽然崩塌，但其残余势力并未就此消亡。成吉思汗的子孙们，依然在中原的北边，也就是漠北，构筑着他们新的汗国，这些力量仍然十分强大，并且对明朝构成不小的威胁。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朝军队中也出现了蒙古人效力的身影。这背后并非简单的“招降纳叛”，而是有着更.............
-
明初开国元勋面对朱元璋的屠刀时束手就擒，这是一个复杂且令人唏嘘的历史现象，背后交织着权力的绝对化、猜疑的种子、忠诚的考验以及个人命运的无奈。要详细解释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去剖析：一、 权力的绝对化与高度集中： 朱元璋的个人权威无可挑战： 作为推翻元朝、建立大明王朝的最高领袖和实际的缔造者，.............
-
要理解明初千户的级别，咱们得回到那个时代的大背景去看看。那会儿的明朝，跟咱们现在可不一样，是个由武将建立起来的王朝，所以军事制度那是相当重要且成熟的。千户这个官职，就像是当时军事体系里的一个重要齿轮，虽然听着好像不是最高指挥官，但实际上在基层管理和指挥上，分量可不轻。咱们得先明白明初的军事组织是怎么.............
-
00年的你，初中毕业，明年想边打工边走遍全国，并且至少能留下1万元，这绝对是个了不起的计划！这份勇气和想法非常棒。作为过来人，我来给你好好捋一捋，让你有个更清晰的思路，少走弯路。首先，心态是第一位的。 “走遍全国”是目标，不是包袱。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觉得“一天要去一个地方”。中国这么大，慢慢.............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百科问答小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