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在解放前是什么样的？
政治体制：政教合一的贵族统治
西藏的政治体制是典型的“政教合一”。权力集中在达赖喇嘛手中，但他同时也是精神领袖，实际的政治运作则由甘丹颇章政府掌握。这个政府并非由人民选举产生，而是由一个相对固定的贵族和僧侣阶层组成。
达赖喇嘛： 在当时，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尚未“坐床”，实际掌握最高权力的是由前任达赖喇嘛灵童选定、并在成年后摄政的王公和僧官。尽管如此，达赖喇嘛的地位依然神圣不可侵犯，是所有西藏人的精神寄托。
甘丹颇章政府： 这是西藏的行政机构，由两大类官员组成：
僧官： 主要来自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噶丹寺）的高僧，他们在政府中占有重要地位，负责宗教事务、教育以及部分司法和行政。
俗官（俗职）： 主要来自世袭的贵族家庭。这些贵族家族世代享有特权，掌握着大量土地和财富。他们担任政府的高级职位，负责地方行政、税收、军事等。
地方自治： 虽然有中央政府，但地方权力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各大寺庙和地方贵族手中。他们拥有自己的庄园、武装和司法权，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中央政府的干预相对有限。
三大寺的力量： 哲蚌寺、色拉寺、噶丹寺不仅是宗教中心，更是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实体。它们拥有大量的土地、庄园和农奴，僧侣的数量庞大，对政府的决策有重要影响。一些寺庙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经济基础：农奴制与庄园经济
西藏解放前的经济，最核心的特征就是“农奴制”。这是一种森严的等级制度，将绝大多数人口束缚在土地上，为贵族和寺庙服务。
农奴（农奴）： 这是西藏社会最庞大的阶层，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没有自由，不能随意离开，一生都属于他们的主人。农奴分为几种类型：
差民（差巴）： 承担各种徭役和赋税。他们需要为主人耕种土地，缴纳大部分收成，还要承担交通运输、修建房屋等各种劳役。
集日（乌杂）： 身份比差民稍好一些，但同样被束缚，要向主人缴纳特定的贡品，承担一些义务。
古汝（故惹）： 属于寺庙所有，与集日类似，但主人是寺庙。
庄园经济： 贵族和寺庙拥有大量的庄园。这些庄园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由农奴耕种，收成的大部分归庄园主所有。庄园主对庄园内的农奴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包括生杀予夺、婚姻的决定权，甚至可以将农奴及其子女买卖。
经济落后： 由于生产力低下、技术原始，加之农奴制对劳动积极性的压制，整个经济发展非常缓慢。农业是主要生产部门，但产量不高。手工业也比较原始，主要为满足贵族和寺庙的生活需求。
物物交换： 货币流通并不普遍，许多交易仍然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
社会结构：森严的等级制度
西藏解放前的社会，可以用“等级森严”来形容。从出生那一刻起，人的命运就几乎被注定。
统治阶层：
达赖喇嘛： 精神和政治上的最高领袖。
贵族： 包括世袭的四大公（如拉鲁、朗顿、帕拉、冲巴等家族）、地方官员以及由达赖喇嘛赐予爵位和封地的贵族。他们拥有土地、财富和特权，在政府中担任要职。
僧侣： 来自三大寺等主要寺庙的僧侣。高层僧侣在政治和宗教上拥有巨大影响力，低层僧侣则从事宗教活动和寺庙的日常管理。
被统治阶层：
农奴： 如前所述，这是绝大多数人口，被束缚在土地和主人身上。
其他： 也有一些不属于农奴的自由民，如一些小手工业者、商人、牧民等，但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
生活状况：贫富差距巨大，农奴生活艰辛
贵族和僧侣的生活： 统治阶层的生活相对优渥。贵族住在宏伟的庄园或府邸，穿着华丽的藏袍，享用精美的食物。一些高僧的生活也相当富裕，拥有自己的随从和仆役。
农奴的生活： 农奴的生活则极其艰辛。他们住在简陋的土屋里，食物以糌粑和酥油为主，经常面临饥饿和疾病的威胁。他们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人权受到极大的侵犯。许多农奴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只以“差巴”或“集日”等代号相称。
教育和医疗： 当时的教育主要集中在寺庙，学习佛经和藏文。普通农奴几乎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医疗也十分有限，主要依靠一些传统藏医，而且只为富裕阶层或僧侣提供。
宗教与文化：政教合一的基石
佛教（藏传佛教）在西藏的地位至高无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宗教的统治地位： 佛教不仅是精神信仰，更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达赖喇嘛的神性地位为政权提供了绝对的权威。
寺庙的影响力： 寺庙是宗教、文化、教育和经济的中心。僧侣阶层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日常生活： 藏族人民的生活节奏与宗教活动紧密相连，转经、朝拜、祭祀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外部关系：与中央政府的复杂关系
在“解放前”，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一种相对自治的状态。
历史上的联系： 历史上，中央王朝对西藏就有着册封和管辖的传统。清朝时期，中央政府通过驻藏大臣等机构对西藏施加影响，但也承认了西藏在内部事务上的高度自治。
民国时期： 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也试图加强对西藏的管辖，但由于中国内乱和各种政治因素，这种管辖的实际效力非常有限。西藏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着独立的运作。
总结一下，西藏在解放前，是一个以农奴制为基础、政教合一、等级森严的社会。 它的政治结构独特，经济模式落后，社会分化明显。虽然有深厚的宗教文化底蕴，但广大农奴的生活是艰苦且缺乏自由的。这种社会形态，正是后来中国中央政府着手“改革”西藏的重要背景。
理解西藏“解放前”的样貌，需要剥离后世的政治宣传和情感色彩，回归历史事实本身，看到一个复杂而真实的社会图景。
网友意见
70年前的今天，西藏和平解放。这片约占全国陆地面积八分之一，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土地，从此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千年长夜
提起西藏，不禁想起曾经看过的一篇帖文。作者是退伍老兵，曾自驾去西藏。一天晚上在民宿里和老板聊天，老板的老祖母也在，聊着聊着就说起自己当过兵，然后给他们看了照片。老祖母双手捧着照片，口中一直说着“金珠玛米”，还说了很多话。在藏语里，“金珠玛米”就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兵”，是藏族同胞对解放军的专有称呼。老板说老祖母说的是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解放军，解放了藏人，才有今天的日子，要不然还在受奴役。第二天要离开的时候，老祖母拿了一条洁白的哈达绑在车的观后镜上，说能保佑他一路顺利，平平安安回家。
农奴制在西藏存在已久。吐蕃王朝时期，西藏处于奴隶社会。到了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在平民和奴隶起义的冲击之下土崩瓦解。由于西藏地区的奴隶制发展水平不一，各地向封建制过渡的速度和程度也不尽相同。西藏地区整体花了大约400年才完成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而这种过渡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奴隶制，只是把奴隶制过渡为了农奴制。
农奴制的西藏存在两个对立的阶级，即农奴主阶级和农奴阶级。其中农奴主阶级大体可以分为官家、寺院和贵族三个部分。
所谓的官家指的是西藏的地方政府。自元朝以来，西藏的地方领袖都必须经过中央的批准和遣使册封才能继位。辛亥革命后，这一原则依然延续。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置了蒙藏委员会来管理此事。
至于寺院，则指的是在西藏随处可见的藏传佛教寺院。在1959年民主改革之前，西藏共有2676座寺庙，114925名僧众，僧众人口已经达到了当地男性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而奴隶主贵族的势力也同样不可小觑。至民主改革前，西藏尚有世袭贵族197家，最大的几家贵族每家都占有着几万藏克地（1藏克地指1藏克重的青稞种子可以播种的土地，旧西藏的度量衡非常混乱，各地并不完全统一。1藏克约合二十余市斤，1藏克地大概和1市亩持平）。
西藏和平解放之前，农奴主阶级以不足总人口5%的人数实际拥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荒地和山地以及绝大部分的牲畜。换句话说，极少数人控制了西藏几乎全部的生产资料和财富。
而农奴主剥削的对象，便是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这些农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为农奴主耕种土地上，每户农奴需要耕种几藏克地到三四十藏克地。在旧西藏，农奴无权随意外出，想要离开土地的话，必须得到领主的同意。如果土地被转让，那么这块土地上的农奴、牲畜和农具也会一起被接管。
封建地租是农奴所遭受的主要剥削形式。这种地租通常以三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即劳役、实物和货币。
在服劳役期间，农奴的劳动是完全无偿的，而单这一项就通常需要花费掉农奴过半的生产时间。实物地租指生产出的农作物或手工业产品，包括纺织品、陶器和食物等。货币形式则主要通过人役税的方式进行，不同的农奴根据技术能力和身体条件的不同，征收从2藏两到150藏两不等的税额。这种税从18岁起征，至60岁停征。
除此之外，农奴主阶级还向农奴阶级放高利贷，覆盖八九成的农奴，而其中八成的高利贷都是由寺院放出的。这些高利贷利率极高，大宗且在30%到50%，小额更能高达150%。而且大部分只许纳利，不许还本。利滚利之下，非常容易导致农奴背负几世也无法还清的债务。此外，还有非借不可的空头债。这种债，只是由寺庙的管事人通知某一农奴说，“欠了寺里多少债”，农奴就得每年按数向寺里送利息。寺院放债的数字非常惊人，光是拉萨三大寺一年放出的高利贷，就能折合一千四百七十三万余银元。由此，大量的农奴被锁死在对应的土地上，而破产的农奴则不得不开始逃亡。
根据人身自由程度的不同，农奴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差巴”，意为支差的人，是最高等级的农奴，约占农奴总数的45%。他们向农奴主领取部分土地耕种，其中1.5%的“差巴”充当把土地转包给其他农奴耕种的二地主，其余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劳动者。这些人有少量的农具和牲畜，每年都要支应一定日期的人役和畜役。在严酷的剥削压迫下，大部分“差巴”的生活非常困苦，破产的“差巴”会沦落为更低等级的农奴。
比“差巴”低一个等级的农奴叫做“堆穷”，意为“小户”。“堆穷”的总数和“差巴”基本持平。这些“堆穷”大多数时间都在为农奴主服差役，可耕种的土地少得可怜，被称为“耕食地”。“堆穷”基本没有人身自由，大部分人必须世世代代为农奴主服务。
比“堆穷”还惨的农奴叫“朗生”，意为“家庭奴隶”。这种农奴完全没有生产资料，也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基本等于农奴主的私人物品。他们不仅世世代代要作为农奴主的奴隶，还会被随意地赠送、陪嫁、买卖甚至虐待、杀害。
如果农奴没有逃亡成功，便会面临比“堆穷”更悲惨的命运。他们一旦被农奴主抓住，就会被关进牢房。在这里，强制苦役是最轻的处罚，而挖眼、割鼻、砍手、刖足、抽筋、剥皮都是家常便饭。
为了作法，旧西藏的当权喇嘛会使用大量的人骨、人肉。“在拉萨西郊一个佛堂里，为了念经放咒，就先后向一个管事头人索要过整人头27个，人头盖骨6个，人腿骨4根，整张人皮1张，人尸1具，人肠14捆，人肉8块，人血9瓶。”
而事实上，当权喇嘛在平日虐杀的百姓，比起他们用来作法的人头人骨，更不知要多多少倍。寺庙的上层当权喇嘛，不仅对寺属百姓任情欺压、随意侵害，就是对寺里的普通喇嘛，也是肆行欺凌、滥施殴辱。虽然寺庙有横征暴敛来的巨额收入，但多为上层喇嘛吞没，普通喇嘛靠寺庙供给根本吃不饱。
一个普通喇嘛意希洛追，看到从各寺庙里发现的大批人头、人骨、人皮之后，愤怒地说：“这些东西难道会是大喇嘛大贵族的吗？这都是我们穷喇嘛穷百姓的，是他们杀死穷人搞来的！”
红旗卷起农奴戟
这样的境况持续了千年，直到老祖母口中的“金珠玛米”出现。当年进藏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等部队。毛主席说，西藏没有革命基础，没有建立过根据地，那里的人民对解放军、共产党不了解，十八军到西藏要团结群众，为群众服务，宣传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因此，十八军仔细研究藏族地区的风俗习惯，要求指战员们理解和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进入藏族聚居区后，尽管部队一路上补给非常缺乏，但指战员们坚决不打飞禽走兽，也不抓河里的鱼，对藏族群众秋毫无犯。遇到佛塔、玛尼堆，指战员们都会尊重藏族同胞的宗教信仰，顺时针左转。大部队为了不扰民，不会住在藏族群众家里，也不会住在佛寺里，都是在野外搭帐篷。军长张国华要求战士们给藏族群众当“长工”，一路上帮助他们干农活、修房屋，让他们与群众在劳动中相互了解。有时难免在群众家中借宿，部队就开展了一项“满缸运动”，即帮群众挑水，保证群众家的水缸是满的。
十八军还一路免费为藏族同胞治病，深受群众欢迎。过去，藏族同胞看病很难。穷人生病大多耗着，没钱买药，也请不来医生，有时会请喇嘛念经。部队卫生队免费治病的消息传开后，藏族同胞就络绎不绝地上门求医。卫生队的战士还编了句顺口溜：“头疼发烧，阿司匹林三包，欢迎藏胞来找。”
十八军进藏的给养都是自己携带，为此还建立了牦牛运输队。队里很大一部分人是藏族土司家的长工，他们能适应高原气候，又很会赶牦牛，成为了运输队的主力。运输队一路上需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有时还需要在高山上过夜，条件相当艰苦。十八军当时付给这些藏族同胞双倍的工钱，而他们以前为土司干活是不可能有工钱的，这让他们感动不已。
十八军以人民军队特有的热忱和纪律，逐渐消除了当地藏族群众心中的疑虑，让他们感觉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是不同于以往的“新汉人”。
改革西藏社会制度是西藏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改善生活水平是西藏人民的根本愿望，封建农奴制黑暗落后，必须退出历史舞台。但考虑到西藏历史和当时的特殊情况，中央人民政府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耐心劝说和等待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主动进行改革，并给他们以充分的时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中明确写道：“对于西藏的现行制度，中央不予变更，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协商的办法解决之。”这要求西藏地方政府自行改革农奴制。
但民主改革会从根本上动摇农奴主阶级的利益，必然引发他们的激烈反对。从1952年起，农奴主就开始发动零星叛乱。1955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做出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这更是让农奴主们恼羞成怒。1959年3月10日，以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农奴主反动势力悍然掀起全面叛乱。人民解放军随即采取行动，坚决平息叛乱。至1961年底，西藏地区的农奴主叛乱武装被彻底清除。
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解散旧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行地方政府职权，直接展开民主改革。农奴背负的债务被全部废除，叛乱农奴主的土地被直接发放给负责耕种的农奴，农奴和农奴主之间的所有人身依附关系被彻底解除。至此，西藏地区的农奴制被彻底废除，饱受压迫的底层藏族人民终于得以拥抱光明的发展前途。
唱支山歌给党听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1963年的一天清晨，上海音乐学院的校园广播中传来了这样的歌声。动人的旋律立即吸引了一位年轻学生驻足倾听，她就是来自西藏的才旦卓玛。才旦卓玛是农奴的女儿，歌词中一字一句讲述的，正是她的心声。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她找到自己的老师王品素教授，希望她能教自己唱好这首歌。
当时，全国正掀起向雷锋学习的高潮。《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词节录于《雷锋日记》，是雷锋从报上摘记的一首诗，作者为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的职工姚筱舟（笔名蕉萍）。作曲家朱践耳将其谱成山歌风味的独唱曲，作为故事片《雷锋》的插曲。也就是说，《唱支山歌给党听》是一首汉语歌曲，而才旦卓玛当时还没有熟练掌握汉语，王品素教授也担心唱藏民族歌曲的她丢失了自己的风格。但才旦卓玛坚决表示：“我目睹了农奴翻身做主的幸福生活，亲身感受到了党的温暖……歌里唱的就是和我一样的心声，我一定要唱！”
王品素教授非常感动，为才旦卓玛找来曲谱，又一字一句地给她抠歌词。才旦卓玛后来回忆说：“我汉语基础差，人家学1、2个小时就可以了，我学了2个多月才过关。老师随时随地会抽查，问我歌词中的意思，所以这歌也永远印在我的心里。”王品素教授还请到了这首歌的作曲朱践耳老师来听才旦卓玛的演唱，他也被才旦卓玛的真情流露打动了。他们感觉到了，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动，是心灵深处的歌唱。
才旦卓玛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惊艳了校园，火到了上海之春音乐节上，又通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传遍了大江南北。
2021年5月10日，第37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闭幕式上，组委会授予才旦卓玛“特别荣誉奖”。舞台上，84岁的才旦卓玛再次演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在后台，她却像一位邻家奶奶，和年轻人拉着家常，说说当年农奴的苦，聊聊今天的幸福生活，讲讲妈妈给她起名字的意思……
她出生于日喀则的一个农奴家庭，妈妈给她起名“才旦卓玛”，“才旦是长寿的意思，卓玛是度母仙女的意思，才旦卓玛就是长寿仙女。”但在那时，农奴和他们的子女毫无人格尊严，更没有读书识字的权利。她的父母长年为农奴主种地，她年纪小，就去放牛放羊，只有歌唱，能慰藉心灵……
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西藏社会的面貌日新月异，西藏人民的生活蒸蒸日上。
正是：
往事越千年，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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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 @幻想浅绿、志海（史图馆）
“西藏前因购办军械，有所谓‘耳朵税’，凡有耳之动物，如人，如马，月征两藏卡，倘不缴纳，则割耳示罚，诚苛杂中之奇特者矣。”
“拉萨乞丐多之最大原因，为西藏政府苛捐人民所演成，此类无告贫民，平时鹄立街市，鸠形菜色，实属可怜。职为表示中央对僧俗人民一体待遇起见，乃派员按名发赈，计数有二千余名，亦云惨也。”
“云南商人马青山来云，色拉寺不法喇嘛常结队通衢毁辱汉商，警察惮不敢问，可谓横行已极。吾不知负治安之责，何以对地方人民也。”
“汉商以中藏交涉，不得要领，多畏祸不敢来署。一则见其胆怯，一则西藏政令之严酷可见一斑也。”
“近日市中流氓，常对本署卫士有侮辱行为，余令副官严饬各卫士忍耐，不得起衅。一面告知噶厦，免生事端，为反对派所快也。”
“拉萨无赖喇嘛甚多，常有杀人越货事，小暴动亦习见不鲜云。”
“藏人皆戴毡帽，帽有护耳，饰以金边，亦颇美观。昨见大昭寺喇嘛诵经后，蹲溺于途者数十人，此亦普通习惯耳。”
以上记载全部出自1934年负责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的国民政府专员黄慕松所写日记《使藏纪程》。
概括一下就是西藏当局发明各种意料之外的苛捐杂税，凌虐汉商，挑衅中央，拉萨城彼时遍地乞丐和屎尿，毫无社会秩序。
事实上，在西藏解放之前，不仅是底层农奴，就连达赖的性命都如风中之烛般。
说到底，没有中央强有力的保护，靠金瓶掣签上位的达赖，终究只是西藏各个政治势力手中的玩物。
从1808年上任的九世达赖隆朵嘉措开始，一直到十二世达赖成烈嘉措，随着清朝国力的日趋衰落，几位达赖的寿命出现了跳水式滑坡：
九世达赖隆朵嘉措：11岁
十世达赖楚臣嘉措：22岁
十一世达赖凯珠嘉：18岁
十二世达赖成烈嘉措：20岁
连续4代早夭，都是莫名其妙突然暴死于布达拉宫，其中3任死在即将成为参天大树的20岁左右的亲政年纪。
你说这不是政治阴谋，谁信啊。
包括黄慕松去祭祀的那位十三世达赖，最后的死因也颇有可疑之处。
按照传统习惯，当达赖喇嘛患病时，应请乃均护法神汉来攘灾，当时所请的乃均寺护法神汉名叫洛桑索朗。乃均护法神汉到达之后便开始跳神问病，跳着跳着说，达赖喇嘛应当服用一种叫“感冒灵十七味”的药，并亲自准备了一杯汤药。大多数亲历此事的人都说达赖喇嘛拒绝服用这种药，可是护法神汉硬是把药倒进了达赖喇嘛的嘴里。服药之后，达赖喇嘛的病情迅速恶化，不久便不省人事，再没有说过一句话。——《喇嘛王国的覆灭》
“东方出了个顶红顶红的太阳，太阳里站着个顶高顶高的菩萨，他什么都看得见，他看见了这世界上最高的地方，有人在受着最深最深的苦。菩萨的手一指，菩萨兵就越过了千山万水，来解救人们的大苦大难。每个菩萨兵的头上，都顶着一颗五个角的红星星。”
————出自1964年的八一制片厂电影《农奴》
记得这样一个故事，2010年前后，去西藏林芝，到藏民家做客，带了些礼物。有个藏族老婆婆，不会说汉话，需要身边的人帮助翻译，她知道我是从外面来的，就一直问是不是北京的毛主席把我们派来的，还带来了礼物，她不停地说着党和毛主席的恩德，讲着当年的事：
解放前寺里放贷，几生几世还不完，也吃不饱，后来金珠玛米（解放军）来了，解放了，才活得像人一样，孩子有书读，还有汉人干部来帮我们，分地，修房子，生活变好了…………
彼时那里仍很贫困，但相比解放前，却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那位老婆婆的近况我们不得而知，但那里已经全面脱贫，解放前的吃人的农奴社会，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西藏！
推荐一个回答，大家可以看看解放前西藏农奴的真实样子
为什么藏族中高僧很多？ - 刘海光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6787203/answer/153707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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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藏干部在西藏的三年，作用可大可小，具体取决于干部本人的能力、心态、驻地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支持力度。但总体来说，他们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看得见的物质层面，也有深远的精神层面。援藏干部在西藏的三年能起什么作用？1. 引入先进理念与技术，助推地方发展： 经济发展层面： 许多援藏干部来自经济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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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西藏可可西里等无人区，别住在车里过夜”的说法，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系列严峻的现实和潜在的危险，绝非危言耸听。如果你真的打算深入这些原始而壮丽的土地，了解这些规矩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我尝试从几个方面来详细解释一下原因。首先，我们得明白“无人区”这三个字的分量。可可西里、羌塘等等，这些地方之所以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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