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几乎同一时期独立的地区，拉美民主制度为什么没能像美国一样建立起来？
一、殖民历史与遗产的深刻影响：
宗主国统治模式的差异：
英国北美殖民地： 英国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相对分散，自治权较大。殖民地居民被允许参与地方治理，拥有自己的议会和法律体系，这为后来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英国对殖民地的直接控制相对较弱，更侧重于经济掠夺，为殖民地人民提供了更多学习自治的机会。
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模式更为中央集权和官僚化。总督拥有极大的权力，地方自治空间狭小。殖民地经济被严格控制，以服务于宗主国的利益，缺乏多元化和独立发展的空间。这种高度集权的统治模式在独立后，很容易演变成威权主义的延续。
社会结构和等级制度：
英属北美： 虽然存在奴隶制，但英国殖民地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更多具备一定社会地位和资源的移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更加流动的社会阶层，尽管不平等依然存在。
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 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由少数欧洲精英（Peninsulares 和 Criollos）统治占人口多数的原住民、 mestizos（混血儿）和奴隶。这种社会不平等在独立后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反而成为政治动荡和社会冲突的根源，阻碍了更广泛的民主参与。
原住民与殖民者关系： 英属北美对原住民的政策尽管也存在冲突和迫害，但在某些地区，与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对原住民的系统性剥削、土地剥夺和文化灭绝相比，程度有所不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政策导致原住民被边缘化，难以融入国家政治进程。
二、独立进程与建国初期的挑战：
独立战争的性质与领导层：
美国独立战争： 是一场相对成熟的政治运动，由受过良好教育、有政治经验的领导人（如杰斐逊、麦迪逊）主导。他们已经熟悉启蒙思想和英式政治传统，能够制定和实施一套相对完整的政治蓝图。
拉美独立战争： 更多是由军事领袖（如玻利瓦尔、圣马丁）主导，虽然他们有独立理想，但缺乏建立稳定政治体制的经验。独立战争本身往往伴随着长期的内战和区域冲突，削弱了国家统一和制度建设的基础。
国家构建的碎片化与区域主义：
美国： 在独立后，通过《联邦宪法》成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尽管联邦主义内部存在张力，但国家整体的凝聚力较强。
拉美： 独立后，许多拉美国家未能形成强大的中央政府，而是陷入了地方军阀割据、国家分裂的状态（例如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解体）。“考迪罗主义”（Caudillismo）盛行，即地方军事强人凭借个人魅力和军事力量掌握权力，导致政治不稳定。
经济基础的脆弱性：
美国： 独立前，北美殖民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发展了相对多元化的经济，并且拥有相对独立的技术和商业网络。独立后，美国能够发展工业，建立起强大的经济基础，为民主制度提供了物质支撑。
拉美： 大部分拉美经济仍然高度依赖农产品出口，并且被纳入全球不平等的经济体系中。经济结构单一，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导致贫富差距悬殊，缺乏稳健的税收基础来支持公共服务和制度建设，也容易引发社会不满和政治动荡。
三、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
宪政传统的缺失： 美国在独立前就积累了制定宪法、保障权利的经验，其宪法设计也吸取了英国的经验。
拉美： 许多拉美国家在独立后仓促制定宪法，但这些宪法往往难以有效执行。政治精英缺乏遵守宪法和法治的传统，容易出现违宪行为和政变。
政治精英的素质与动机：
美国： 政治精英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较强的公共服务意识和妥协精神。
拉美： 许多政治精英被视为“寻租者”，更关心个人或集团的利益，而非公共利益。军事强人、寡头集团和土地贵族等势力往往掌握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来维护自身特权，阻碍民主的深化。
民主实践的“表演性”与低效： 许多拉美国家虽然名义上实行民主，但民主制度往往效率低下，政府治理能力不足。选举可能存在舞弊，政党轮替不意味着政策的实质性改善，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容易动摇。
军人干政的阴影： 拉美历史上长期存在军人干政的现象。军事力量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军方常常以维护国家稳定为由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导致民主进程中断。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军事化社会结构，以及独立战争时期军事领袖的政治影响力。
四、社会与文化因素：
社会不平等的根深蒂固： 长期存在的贫富差距、种族歧视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使得社会内部存在巨大的张力。这些不平等因素容易被民粹主义和煽动性言论利用，导致政治极化和不稳定。
公民社会与政治参与的薄弱： 相较于美国，拉美的公民社会和独立媒体发展相对滞后。民众对政治的参与度较低，或者参与方式容易被精英操纵。
政治文化中的威权主义倾向： 在一些拉美社会，仍然存在对强有力领导人的崇拜，以及对国家干预的期望，这与西方自由民主所强调的个人权利和有限政府存在一定冲突。
教育水平的差异： 尽管拉美在教育方面有所进步，但整体教育水平与美国相比仍有差距，这影响了公民的政治意识和参与能力。
五、外部因素的影响：
“门罗主义”与美国的影响： 美国在19世纪初提出的“门罗主义”，虽然最初是为了阻止欧洲列强干预拉美事务，但在后续的发展中，美国也经常以各种方式干预拉美国家的内政，支持符合其利益的政府，有时甚至是军事独裁政权，这客观上阻碍了拉美自主的民主发展。
冷战时期的对抗： 冷战期间，拉美成为美苏两大阵营争夺的舞台。美国支持右翼独裁政权以对抗共产主义，而苏联则支持左翼革命，这些都加剧了地区冲突和政治不稳定，使得民主化的道路更加崎岖。
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依附性： 拉美国家在经济上长期处于全球经济体系的边缘地带，作为原材料供应国，经济结构容易受到外部冲击，难以实现自主发展，这间接削弱了其政治稳定性和民主基础。
总结：
拉美民主制度未能像美国一样建立起来，并非单一原因所致，而是多种历史遗留问题、制度缺陷、社会结构性矛盾以及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美国早期殖民地的相对自治和渐进式制度建设，使其能够积累民主实践的经验并建立相对稳固的政治框架。而拉美国家则继承了更集权、更不平等的殖民遗产，并在独立后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动荡、经济依附和内部冲突，这些都使得其民主化进程充满了挑战和曲折。
尽管如此，需要强调的是，拉美许多国家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都经历了重要的民主转型，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然而，这些民主制度仍然面临着持续的挑战，如腐败、不平等、暴力犯罪以及民粹主义的抬头等，这表明拉美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漫长而艰辛。理解这些历史和制度性差异，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不同地区民主发展道路的复杂性。
网友意见
谢谢邀请。首先要指出，选举民主和军政府之间的摇摆是20世纪30年代后的一个现象，而民主制度的建立期是在19世纪，这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问题，尽管有联系但是还是可以分得很开。本回答将主要关注独立后拉美政治制度的起步期。
拉美民主制度发展是一个相当重要而且宏大的命题，在理解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有必要认识到一个基本背景即，拉丁美洲各共和国和美国一样，是世界上尝试总统制宪政共和的第一批国家，至今拥有悠久的共和制历史，已达两个世纪之久，要远远超过旧大陆的几乎所有宪政共和制国家（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实践宪政共和制度都在一个世纪左右或不到一个世纪）。拉丁美洲民主制度建设有着十分漫长的过程，在不同的国家和历史时期有很大的差异。因而，如果试图用一些简单的概括来解释问题，就毫无疑问会陷入简单归因和刻板印象的陷阱。（关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不妨联想我国的共和制历史，可能用几句话或一篇文章来概括1911年以来各个时期的情况及其产生原因吗？那么何况是有着二十个国家，两个世纪共和历史的拉丁美洲呢）
实话说，这也是一个足够二百个博士毕业的大问题了，本回答将仅试图给出导论性质的梳理，对拉丁美洲民主制度建设的三个大的历史时期分别进行介绍，这三个时期分别是，无政府与考迪罗主义时期（独立-1870年左右）、自由派寡头共和国时期（1870年左右-1930年左右）、战后民主与军人干政时期（1930年左右-1990年前），其中着重介绍第一个时期，因为它特征相对简单，也更贴近题干。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三个时期的特征分类仅仅是对地区整体特征的一种归纳，拉丁美洲有很多国家，每个国家的国情都不尽相同，因而在每个时期都会有明显的例外情况，比如智利在独立后是西语美洲唯一一个稳定的宪政共和国，墨西哥在拉美军人干政此起彼伏的时代有着稳定的文官一党领导体制。只有让具体的历史事实超越空泛的概念，才能对问题产生有价值的理解。
一、无政府与考迪罗主义时期（独立-1870年左右）
殖民地时代给西语美洲各个共和国遗留了很多遗产，包括城市/港口-大庄园/种植园二项式（外加比比皆是的印第安人村社）、拥有特权的天主教会和军人、种族等级制度、薄弱的中央政府。拉美民主制度的初步建立无疑要和所有这些因素，以及许多我没提到的其它因素产生联系，鉴于问题的复杂性，我不打算进行穷举或者指认一种因素作为问题的根本解释，因为这些不同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影响差异实在太大，例如教会在墨西哥这种殖民秩序深厚历史悠久的地区势力非常强大，但在阿根廷这样人烟稀少的新兴垦殖殖民地却显得无关紧要；大庄园在墨西哥和阿根廷都占有明确的主导地位，但是斑驳的印第安人公社也在中部美洲和秘鲁山区无处不在，玻利维亚仍将长期把这些农民公社而不是大庄园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在各种复杂的背景因素当中，我们只能寻找共性的现象来寻求理解：
1.权威缺失与依附制
各个美洲国家（包括美国但不包括巴西）在独立后首先面对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政治权威的缺失，即中央政府缺乏合法性和权力。在美国，联邦政府提升自身地位的过程长达数十年，直到南北战争后才完全确立；巴西帝国的政权虽然相对稳定，但是中央权力却相当有限，这一情况也被旧共和国（1889-1930）继承，直到瓦加斯时期（1930-1945）才组织起了足以压服各州的军队和官僚机构；而西语美洲各个共和国在面对这个问题时，表现出的是普遍的无力，中央政府难以自证合法性，更难以控制各个地区，因此独立时期到1870年左右，西语美洲国家政治呈现出的普遍特征主要是两点，其一是在无政府和考迪罗独裁状态之间摇摆，其二是中央集权派和联邦派之间的冲突。
所谓考迪罗，指的是强权个人领袖，这个概念的使用非常泛化，从玻利瓦尔到卡斯特罗乃至莫拉莱斯都可能被称作考迪罗。在此，我们强调的是独立后半个世纪内作为一种制度的考迪罗主义，即农村考迪罗基于人身依附关系组织起的政治体制。在这一时期的西语美洲，绝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大庄园是农业土地所有制的核心（这一核心地位是由组织化程度而非在农业中占有的绝对比例多少所决定的），在大庄园内部，所有劳动者服从庄园主的家长制管理，依附于庄园主，接受庄园主的保护，而庄园主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这一时期的农村考迪罗基本都出身于庄园主家庭，并且在军队中有履职经历。在庄园以外的更高层面上，依附制层层叠叠，小人物依附于大人物，为大人物提供财源和人力，同时寻求大人物的保护，基于这种关系，地区考迪罗作为实权人物出现了，同时他们也谋求或者依附于中央政府考迪罗的地位。这些各层级的考迪罗缺乏统治的合法性，也常常不在乎合法性的存在。一旦一个考迪罗足够强大，就可以建立起名义上统辖全国的政权，但反之他也随时可能受到其他考迪罗的挑战或者依附于自己的考迪罗的背叛，每当考迪罗失位，就会出现不可避免的纷争乃至无政府状态。在讨论这种情况时，历史学家常举的例子是圣安纳领导的墨西哥和罗萨斯领导的阿根廷，特别是后者被认为是考迪罗制度的典范，“罗萨斯把阿根廷全国变成了一座大庄园，而他是庄园主。”在这里，考迪罗不只是一种现象，更是一种社会制度，是一种基于拉丁美洲特有的经济基础所产生的上层建筑，在政府软弱而且权威缺失的情况下出现，而不能简单归为独立时期军队至上的结果。
不过，以上的叙述只是一种过度理想化的简单模型，考迪罗制度当中宪政体制并非一文不值，文官、教会、军队等势力也会持续产生不同的影响，特别是文官在独立后的数十年内不断崛起，并将最终取代农村考迪罗们的地位。而考迪罗制度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在智利，迭戈.波塔莱斯提出在展望光明的未来之前，首先要注意“黑夜的影响”，即西班牙殖民时代的社会遗产。波塔莱斯建立起了一种把殖民地时期的专制传统同新的立宪形式结合起来的制度，并成功维持了数十年，保障智利避开了各个兄弟共和国所经历的混乱时期，平稳完成了经济制度的转型。
2.宪政与中央权力
独立后的拉丁美洲各共和国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氛围，从法国、英国和美国借鉴来各种对于民主制度的经验并加以实施，然而，民主制度并非雀巢咖啡，不能拿来即冲即饮。新的制度符合部分上层精英的审美，却不符合拉丁美洲的社会现实，正如雨果评价大哥伦比亚的宪法时说“这是一部给天使们制定的宪法”。拉美各共和国很快陷入了一连串的政治实验当中，例如玻利瓦尔试图建立一种拿破仑式的独裁共和制，这一理念也被他麾下的将军，未来领导厄瓜多尔的弗洛雷斯以及领导秘鲁-玻利维亚的圣克鲁斯所继承，但这种体制也很快宣告破产。中央集权派和联邦派混战不休，哥伦比亚共和国在这方面是一个最突出的典范，它的首都波哥大易守难攻，但是地位衰弱，面对地理隔绝的各个地方势力几乎束手无策，无论怎样变更宪法似乎都无法解决问题，只能不断引起新的冲突......在各个共和国当中，中央权力的确立普遍耗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仅仅是确立而非普遍巩固，例如秘鲁和洪都拉斯政府对于山区基本还是没有控制力的），各国找到的最终方案基本都是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共和国（墨西哥和阿根廷只是在名义上保留了联邦制）。伴随长期混乱后宪政体制的确立、各国文官集团的崛起、以及伴随出口繁荣时代到来内部经济体制的变化，无政府与考迪罗主义时代最终成为了过去。
二、自由派寡头共和国时期（1870年左右-1930年左右）
在独立后的半个世纪当中，各共和国的政治主要是由保守派所把持的，但是从1870年代开始，自由派的时代到来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自由派大多并非首先追求理想式自由平等博爱的“老自由派”，他们的目标首先在于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例如推动土地私有化，瓦解印第安人公社；推动世俗化，废除教会特权，把教会资产转化为资本；大力发展出口，引进来自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和技术等等。对于新自由派而言，问题是眼下的经济发展，而非过去的那种法律层面上关于体制和个人自由的争议，因而他们的自由主义举措同不平等的加剧以及个人独裁并没有什么矛盾，甚至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正如执掌墨西哥35年的波菲里奥.迪亚斯总统的格言所说，“要秩序，要进步，不要民主。”
在1870-1930年间，伴随世界市场的活跃，拉丁美洲的出口繁荣时代到来了，各国的重心都被转移到了经济发展当中。城市快速崛起，印第安人公社和教会权力加速瓦解，不涉及出口的大庄园的地位迅速降低，农村考迪罗几乎一去不复返，资产阶级的考迪罗和文官们成为了国家新的主人。在最为繁荣的阿根廷和乌拉圭，伴随大量欧洲移民的到来，社会阶层的多样化迅速出现，在此基础上两国开展了新的民主实践；但更多国家依然由强势的自由派寡头执掌，例如墨西哥的波菲里奥.迪亚斯、危地马拉的埃斯特拉达、委内瑞拉的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秘鲁的奥古斯托.莱吉亚。这一时期风靡拉美的哲学思想是实证主义，它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政治领域，实证主义的表现是赞同“由民众同意”的寡头领袖在技术官僚的辅佐下维护秩序，并且推动社会进步，这被认为是理性和经验的结果。
相对于前一个时代的不稳定，拉丁美洲在1870年后终于拥有了稳定的共和体制（巴西在这一时期也加入了“共和国俱乐部”），相对规范的宪政建立了起来，当然“民主程度”在这一时期仍然是另一个问题。
三、战后民主与军人干政时期（1930年左右-1990年前）
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拉丁美洲多国出现了民主政府和军人干政交替出现的情景（其中最典型的是阿根廷），但这一情况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例如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都是明显的例外），其背后的原因也很难一概而论，或者说这个时代的拉丁美洲已经比独立时期要复杂得多了。在此本回答难以给出一个统一的结论，只试图给出一个思考的要点即，军人干政是世界的普遍问题，而非拉美地区的特殊问题。如果不仅把目光局限在拉丁美洲，看看非洲、中东、东南亚以及部分欧洲国家例如西班牙和希腊，就会发现军人干政的普遍性。因此说“军人在拉美地区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其实是不公允的，例如智利和乌拉圭的军方虽然在1970-80年代深刻地主导了政治，但是这两国的军方在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里都有保持中立、远离政坛的传统，反过来看墨西哥革命后的军方似乎在政坛中再未出现，但是却和革命制度党把传统的军方利益整合进体制的举措有很大关系。军人问题是政治框架内的一个机制性问题，在领域上不必扩大到整个拉美社会，而在范围上不应只局限于拉丁美洲。
其实，放眼世界范围内来看，现代大多数新生共和国走过的道路都更接近拉美，而非美国。走向共和容易，而走向民主很难，在这方面相对特殊的是美国，而不是拉美。
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之父何塞·马里亚特吉在其名著《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中做过一定程度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要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无论是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还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其他民主制度形式，都首先要确保地超越了封建。但是问题在于，在独立革命之后的一百多年间，拉丁美洲不曾有过真正的资产阶级，不曾有过真正的资本家阶级。原来的封建阶级乔装打扮成了共和派资产阶级，保持了它们的地位。作为独立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必然结果，独立革命开始施行的取消农村地产限定继承权的政策，并没有导致小徒弟所有制的发展。原来的地主阶级没有失去它们的优势。大庄园主制度继续存在的结果，实际上保持了大庄园。土地所有制决定着一切国家的政治和行政制度。在那一时期尚未解决的土地问题，制约着拉丁美洲的一切问题。在半封建经济的基础上不可能产生和实行任何一种民主和自由制度。
在殖民统治时期，西班牙的政策不允许殖民地与任何别的国家通商，而且作为宗主国，将其统治地区内的一切贸易和经营权利全部占为己有，这就完全阻碍了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在独立之后，拉丁美洲的经济也仰仗于欧洲资本家的需要：无论是蔗糖、棉花还是咖啡等等。作为原料供应地的使命，决定了拉丁美洲的经济是建立在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而问题在于，现代化的大土地所有制并非是从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中自然诞生的，而是必须在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分裂、解体之后，现代化大土地所有制才能出现，一切资本主义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解放土地，摧毁封地。
拉丁美洲革命不但没有引起地主贵族和少数商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反而在许多情况下促成了他们的合作。故而在革命结束后，地主贵族即使原则上已不享有他们的特权，但实际上保持了他们的地位，并且使得原来的封建阶级乔装打扮成了共和派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不是一个新兴的领导阶级取代另一个腐朽的领导阶级，而是克里奥尔大封建主的自私行为。
在封建制度下，个体所有制没有得到巩固和发展所必要的条件。只有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个体所有制才能发展，甚至才能存在。哪怕在独立之后，资产阶级的势力也不会很快速的扩大，在既有的世界格局没有发生巨大变化之前，或是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前，他们只能在实质上依附于大封建主。
而军人考迪罗统治是由于革命时期未能造就新的领导阶级的天然产物。一方面，他们因立下赫赫战功而享有军人的威信，另一方面，他们也很想凭借其武力来保持其统治。他们依靠的是城市平民那种不坚定的和夸夸其谈的自由主义，或者是地主阶级那种殖民主义的保守思想。但是不管军人考迪罗政权倾向于自由主义还是保守思想的哪一边，军人考迪罗的统治从组织上就是没有能力进行如民主化这样规模的改革，因为这种改革首先需要法律和经济上的远见卓识。这种统治的残暴行为造成了一种不利于试行新法律和新经济原则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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