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如何才能走向君主立宪制国家？君主立宪制如何才能取得成功？难道注定失败了吗？
要理解晚清走向君主立宪的可能性，我们得先看看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忧外患。八国联军侵华后，慈禧太后为了挽回统治的合法性，也为了应对国内此起彼伏的改革呼声，开始考虑变法，而君主立宪无疑是当时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政治模式。
走向君主立宪的可能性，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梳理：
改革的客观需求： 外部的军事压力和内部的社会矛盾，都迫使清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传统的封建制度已显露出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弊端。君主立宪提供了一种温和的改革路径，试图在保留皇权、维持社会秩序的同时，引入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某些元素。这对于那些希望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士大夫阶层来说，无疑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选择。
清政府内部的改革派： 以张之洞、袁世凯、张謇等人为代表的开明官僚和士绅，是推动君主立宪的重要力量。他们看到了西方国家通过立宪而国力强盛的例子，也看到了中国自身改革的迫切性。他们曾积极参与推动预备立宪，成立了许多咨议局，也曾试图制定宪法草案。这股力量的存在，为君主立宪提供了一定的政治基础和实践动力。
民众的期待： 经过庚子事变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民众对腐朽的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的压迫都心怀不满。虽然大多数民众对“君主立宪”这个概念并不十分清晰，但他们渴望一个能够带来国家富强、民族尊严的制度。一些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通过报刊杂志等方式，向公众宣传立宪思想，也为君主立宪积累了一定的民意基础。
借鉴外国经验： 日本明治维新在亚洲的成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近在咫尺的榜样。日本在保留天皇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实现了国家现代化。一些中国官员和学者曾多次前往日本考察，并将日本的经验带回国内。这使得君主立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了可借鉴的范例。
然而，君主立宪要想取得成功，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中许多因素都可能导致其注定失败：
改革的被动性和迟缓性： 清政府的立宪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动的应对。它并非发自内心对民主政治的认同，而是为了自救。这种“要我变”而非“我要变”的心态，导致改革的决心不足，执行力不强。从颁布“辛丑条约”后才开始筹备立宪，到真正实施已是十多年后，其缓慢的步伐使得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保守势力的阻挠： 清政府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对任何触及皇权根本的改革都心存疑虑，甚至百般阻挠。他们害怕立宪会削弱皇权，威胁到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这种内部的阻力，使得改革的步伐总是被拖慢，改革的力度也大打折扣。
“假立宪”的本质： 清政府推行的立宪，实质上是一种“皇权至上”的立宪。宪法草案中仍然强调“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内阁成员多为皇族，议会的权力也受到诸多限制。这种“名为立宪，实为加强皇权”的倾向，让真正的改革派感到失望，也难以赢得民众的信任。
宪政理念的土壤问题： 君主立宪需要一套成熟的政治文化和民众的政治素养作为支撑。晚清中国，长期的专制统治和愚民政策，使得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普遍淡薄。许多人对宪法和议会等概念不熟悉，容易受到煽动和误导。这种缺乏宪政土壤的环境，使得君主立宪的推行困难重重。
革命思潮的兴起：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一直在积极鼓吹推翻清朝、建立共和。他们的宣传更具煽动性和革命性，直接诉诸于民众的民族情感和对自由平等的渴望。相比之下，君主立宪的改革方式显得过于温和和改良，难以与革命的吸引力相抗衡。当革命党提出“建立共和”的口号时，它更能引起那些对清朝失望的民众的共鸣。
立宪派的分裂和软弱： 尽管有立宪派的存在，但他们本身也存在分歧。有些人希望完全效仿西方，有些人则希望在保留皇权的同时进行改良。而且，在面对清政府的妥协和敷衍时，立宪派未能形成强大的合力，他们的抗争也显得软弱无力。例如，在要求提前召开国会的问题上，他们未能真正发挥作用。
时机的问题： 改革总是需要适宜的时机，而晚清的中国，时机似乎总是与君主立宪背道而驰。每一次看似要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时候，总会有新的政治动荡或国际危机出现，打断改革的进程。
那么，君主立宪能否取得成功？难道注定失败了吗？
从历史的进程来看，晚清的君主立宪最终确实未能成功，并被辛亥革命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注定失败”似乎有其合理性。
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其成功的可能性，如果当时能出现一些关键性的改变，或许会有不同的结果：
如果清政府能更早、更真诚地启动立宪改革： 如果早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甚至在洋务运动高潮时，清政府就能下定决心，以更温和、更主动的方式推进立宪，或许能赢得更多士绅和民众的支持，分化革命力量。
如果慈禧太后和保守派能真正放权： 如果掌权者能够真正接受君主立宪的理念，愿意将权力交给民选的议会和政府，而不是在形式上做文章，那么君主立宪或许能走得更远。
如果立宪派能更具魄力和组织力： 如果立宪派能够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敢于与保守派进行更坚决的斗争，并能有效地争取民众的支持，或许能推动更深层次的改革。
如果外部环境更有利于改革： 如果当时列强给予中国更多的支持，而不是继续瓜分和压榨，也许清政府的改革能有更好的外部环境。
如果中国能出现一位类似明治天皇的改革君主： 如果清朝能出现一位真正具有远见卓识，愿意以国家民族的未来为重的皇帝，能够主动引领改革，那么君主立宪的道路可能会更加顺畅。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晚清的中国，种种不利的因素汇聚在一起，使得君主立宪的道路异常坎坷。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已然动摇，社会矛盾尖锐，革命的力量又如火如荼，这种背景下，一种温和的改良性质的君主立宪，确实难以承受住如此巨大的冲击。
总而言之，晚清走向君主立宪的道路是曲折而艰难的。它并非注定失败，因为确实存在一些推动改革的力量和可能性。但由于改革的被动性、保守势力的阻挠、宪政理念的薄弱以及革命思潮的强大冲击，最终导致了其未能成功。与其说它注定失败，不如说它在历史的特定条件下，缺乏成功的必要因素和关键的转折点。它最终成为了中国近代政治演进中的一个重要尝试，但也为后来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网友意见
晚清的君主立宪失败是个极大的乌龙和笑话，宣布立宪后的第一届内阁没有一个汉人，全部是皇族。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得了内阁，丢了江山。
蠢
怎样才能成功？原本根本没机会失败。
如果说立宪的目的是保大清，那其实是有机会的。当然最终能长久到什么时候很难说，但再支撑一段时间完全可以做到。
一、清廷君主立宪失败的理论基础
清朝君主立宪失败的原因，在于朝廷自身定位出现了差错。
当时世界上的君主立宪，主要两种模式，一种就是虚君模式，比如英国；一种就是君主依然有不少权力的模式，比如德日俄。清朝开始筹划立宪，目标很清晰，就是学德日模式。毕竟谁也不想轻易放弃权力，在当时看，中国走德日模式，君主权力已经要丧失不少了，从清廷角度说，已经是一种妥协了。
但问题是，当时清廷的权力属于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了。看起来似乎还掌控全国，实际上千疮百孔。从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地方势力日益坐大。清政府陷入了要想维持统治，就必须给地方势力更大权限；要想收权限，就导致地方积极性下降，统治力度下滑的矛盾状态。当然，如果是传统封建社会，清廷可能还有机会短期忍痛向中央收权，但处在“揭竿斩木、瓜分豆剖”的时代，清廷是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完成权力再次整合的，必须不停依仗地方实力派来维持统治，相应的也要不断放权。
所以实际上，清朝皇帝看似理论上比德日皇帝权力大，但他并不具备德日皇帝真正对全国军政的统帅力量，所以其实最终要君主立宪，只能走英国模式。
而这一点，无论是慈禧还是载沣，都没有真正接受这个现实。
二、清廷君主立宪失败的操作问题
慈禧整体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务实的领导人，庚子之变东南互保之后，意识到了清廷权力外强中干的现实，所以对地方实力派进行妥协，也得到了相应的效忠。如果慈禧多活几年，立宪应该不至于一地鸡毛，很可能有一个名义上类似于德日的立宪模式。当然，只是说名义上类似，实际上真想走下去，迟早还是英国模式（实际上英国君权虚化也是个渐进过程）。
但慈禧死去导致平衡被打破。一方面，载沣对于地方实力派远没有慈禧的控制力，所以作为地方实力派基础的立宪派明确要求更多权力；另一方面，以载沣为代表的满清少壮派贵族，不满足于权力的流失，希望立宪只是个过程，依旧能保持封建帝王的权力。
等于说，本来还有点机会有个德日模式君主立宪的外衣，逐步向英国模式过渡。但是慈禧一死，立宪派实际上要求更快速向英国模式走，载沣等贵族希望回到传统帝国模式。双方的矛盾就不可调和了，立宪派也就离心离德了。失去了立宪派的支持，清政府君主立宪实际上宣告失败。
三、清廷君主立宪失败的意识问题
后来有位教员说过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实际上做什么都得先弄清楚敌人朋友问题。载沣等人就是犯了这个错。
当时国内势力虽然复杂，但主要就是铁杆保皇党、立宪派、革命党这三派。力量最大的是立宪派。
铁杆保皇党主要就是宗社党等满清贵族等人，这一派团结，但是能力太差，单干做不成大事；革命党能力较强，但内部实际上较为混乱；立宪派实际上是当时力量最大，又相对目标最一致的群体。
立宪派包括了几乎所有地方实力派和朝廷中不少重臣，势力最大。但是，这一派并不是独立的一派，也没有明确首脑。所以这一派力量虽然最大，却只能选择支持一方，那么支持谁，对于谁的最终胜利就至关重要。而且，主观意愿上，这一派和清廷关系远好于跟革命党关系。所以清廷要得到这一派支持并不难。只要愿意让渡权力，让他们效忠皇帝是对方很愿意的回报。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说，立宪派都应该是载沣们的朋友，革命党才是敌人。虽然革命党的起义不少，但只要有立宪派这个朋友，终究最多是病在肌肤；立宪派一旦反水，就成了病在骨髓了。可惜载沣实在是见小利而忘命，为了一点权力和立宪派翻脸，忘记了立宪派只是要权，而革命党是要命。
所以，与其说清政府亡于辛亥革命，不如说亡于皇族内阁。当皇族内阁出现，立宪派开始离心离德时候，清廷的覆灭才真正意义不可避免。之前革命党起义，立宪派是努力镇压；而当立宪派看到革命党起义立刻大量都与之合流时，清廷灭亡就是个时间问题了。
四、清廷君主立宪失败的影响
在一段时间里，经常有一种说法，认为君主立宪失败对中国是个很大的遗憾，我们没能学会妥协，失去了各派合作和平发展的机会，从此中国开始了越来越激进的革命道路，造成了很大伤亡和发展上的时间耽误。
这种说法我认为是完全错误的。
从清政府角度说，君主立宪失败当然遗憾。如果立宪成功，必然能够续命，甚至一直延续到现在也不是没可能。
但是从中国发展角度说，君主立宪成功，必然严重降低中国的发展上限。
因为英国的和平崛起，不是靠内部妥协，是靠成为先发国家，从而通过国际掠夺获得原始积累，英国国内的和平建立在对外的残酷掠夺上。而后发国家要原始积累，要么有机会争夺国外地盘，要么能充分对内发掘。
而清政府还可能对外掠夺吗？即便德日，对外的掠夺也如此艰难。中国此时距德日又差了一大身位，对外掠夺更是不可想象。
而对内发掘呢？如果立宪成功，那么注定此后清廷是一个以地方士绅为基础，皇族贵族们享受一定特权的妥协帝国。这种构造，基本也就是伊朗巴列维王朝那样的架构，最多也就是东南亚国家的情况。比起土耳其都有巨大的差距。这样一个帝国，可能发展多高么？
所以，就算立宪成功，如果没有下一步继续革命，那么中国上限很可能是明显低于印度的存在。无论经济发展还是国土控制，都会大打折扣。至于未来如果再面临日本冲击，很可能更没有还手之力。
所以载沣等人的失误，君主立宪的失败，客观上加快了中国的改进速度。对于中国来说真不算坏事。
这个，辛亥革命期间还真的讨论过这个问题。
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的普遍态度是支持满清王朝。若能保存满清的封建专制制度自然最好，但在革命形势发展迅速，清国领土缩小到只剩下华北一隅之后，列强也明白维持原有制度是不可能的，于是改而支持君主立宪。
对于列强来说，君宪和专制其实无差别，而共和则是巨大的质变。因为共和意味着中国政权更迭，而君宪和专制则保留了清国名号。就如俄国大臣会见日本公使的时候说的那样：“我们两国的在华权益都是清政府转让的，如果清国倒台，这些条约还能有效吗？”所以，只要保留清国名号，列强在华权利就能维持，这才是列强不在乎中国是专制还是君宪，甚至说让汉人来当清国皇帝也无所谓的原因。
作为列强的代理人，袁世凯首先试图说服武昌的黎元洪支持君宪。在11月27日汉阳沦陷后，本来就对革命很不坚定的黎元洪表示妥协。
这应该是整个辛亥革命期间，中国距离君宪最近的时刻。
但，在关键时刻，在12月2日，由浙江、江苏两省新军组成的联军攻占南京，革命党人所主张的共和制呼声开始高涨并逐渐成为主流，各地人民均强烈主张共和，反对君宪。
与此同时，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等英属亚洲殖民地的中国移民（海外华人）强烈支持革命与共和，这给英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在列强意识到全中国人民都已经厌弃了满清王朝和君主专制，满清已不能很好地做列强的走狗之后，1912年1月22日，列强集体致电清廷，支持共和。
2月2日，清廷决定退位，仅仅支撑了十天。
（辛亥革命是一段在知乎上被普遍看低的历史，如果最近有空，可能会多答几道题）
如果从整个清末政局来看，君宪在此前已经破产，而辛亥不过是最后的机会。
很多知友都提到君主立宪中的民族因素，这的确是清末政局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但很多人都没搞明白满汉之分是如何具体作用在清末政局演变，导致君主立宪破产的。
君宪，在某种程度上是资产阶级统治和旧封建统治的一个妥协，在这个过程中，最难的绝不是要割让君主的权力，而是让封建君主和资产阶级新兴势力达成一个政治互信，确保双方的妥协就此达成。
若说封建君主不愿意割让权力，这自然是事实，然而中国历史上，难道还缺乏君主被架空的时期吗？不管是封建时代的权臣，还是新兴资产阶级势力，在政治格局里扮演的都是同一个角色——威逼也好，利诱也罢，君主只能被迫交出权力，这并不是什么难点。
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确立政治互信——让君主相信，资产阶级的革命到此为止，不会再改朝换代尽诛皇室，从而为自己留下退路，而非绝不妥协拼一个你死我活；也要让资产阶级相信，君主不会复辟重新专制，收回他们的权力。相对来说，由于君宪本身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胜利和封建君主的失败，因此相比于后者，建立君主的互信会尤为艰难。
而晚清的问题就在于此——在满汉异族的背景下，满清宫廷无论是对革命党，还是立宪派，乃至为大清呕心沥血的汉人保皇党都没有丝毫的信任。地方咨议局请求选择英才而入内阁，清廷却以皇族充斥内阁；张之洞恳请清廷实现满汉平等，三次泣血上奏折，皆被清廷视为废纸；立宪派在武昌首义之后请愿立宪，清廷却下令对请愿人群开枪，终于使立宪派转而支持革命党人；梁启超为大清构建“中华民族”呕心沥血，却被慈禧通缉捉拿，迫使后者逃往日本，而革命党的“排满”就此取代“国族”，成为了民族主义的代名词。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由于满清宫廷对君宪下的深深忧虑——如果真的让汉人掌握了权力，哪怕只是部分，他们真的不会清算爱新觉罗三百年来对汉族的奴役，真不会报复三百年前的扬州血仇、嘉定之屠吗？所以，对于清廷来说，哪怕只是最低程度的平等和分权，也是不可接受的。
君主对于人民的防范，远高于人民对于君主的防范，这是一个规律。
想要建立近代国家，不管是君宪还是共和，都意味着满汉平等，都意味着民族主义。这不仅仅是民族主义“内争民权”的核心思想，也是由于需要在旧君主和新的势力之间，建立一个囊括双方的共同体，树立一个对双方来说都是的外人，从而建立起双方的政治互信——即便只是表面上和谐的互信，就已经足够了。
因此，中国并不具有君宪的机会，唯一的机会，就是让列强出面，强压清廷接受君宪，这也就是说，辛亥是最后的机会。而这个机会，由于革命党人的强硬，并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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