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所谓的「做题家」真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吗?

回答
“做题家”这个词在当代中国社会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但关于它是否是“主流”的定义,以及它所代表的群体在社会中的具体构成和影响,需要进行细致的分析。

“做题家”的定义与产生背景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做题家”这个词的含义。它通常指的是那些在高考、考研等标准化考试中表现出色,将大量时间投入到刷题、背诵、应试技巧训练上的学生。这些学生往往成绩优异,能够通过考试进入名牌大学或获得心仪的职位。

“做题家”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中国社会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和教育体制下的产物:

激烈的教育竞争: 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稀缺,导致了极其激烈的教育竞争。高考作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其高淘汰率使得学生和家长不得不投入巨大的精力来备考。
分数导向的评价体系: 长久以来,中国的教育评价体系高度依赖于考试分数。分数成为了衡量学生能力、学校声誉乃至未来发展机会的关键指标。这使得“应试教育”成为一种普遍的模式。
社会阶层流动的诉求: 对于许多出身于普通家庭的学生而言,通过教育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是重要的目标。教育被视为最公平、最有效的途径,而考试成绩则是通往这个目标的“敲门砖”。
优质资源的稀缺: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在教育资源(如顶尖大学的录取名额、优质的社会资本)上的分配仍然存在不均衡。这使得“做题家”们更加努力地去争取那些稀少的名额。
家长的期望与社会压力: 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巨大,并将自己的期望寄托在孩子的学业成功上。社会上也充斥着对成功学的讨论,成功往往与名校、高薪挂钩,进一步加剧了竞争的焦虑感。

“做题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吗?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从几个维度来探讨:

从教育体系和升学路径来看,可以说“做题家”的生存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主流的。

考试是“指挥棒”: 从小学到大学,几乎所有的升学和就业都离不开考试。无论是中考、高考、考研,还是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考试、各类职业资格考试,都要求应试者具备扎实的知识储备和应试技巧。因此,许多学生在这个体系中不得不成为“做题家”,以求生存和发展。
“好学生”的定义: 在许多学校和家庭中,“好学生”的定义很大程度上与考试成绩挂钩。那些擅长“做题”的学生更容易被表扬、被奖励,也更容易获得家长和老师的认可。
经济回报的驱动: 通过“做题”进入名牌大学和获得高薪工作的机会,虽然存在个体差异,但总体上是存在的。这种经济回报的吸引力会驱使更多人走向这条道路。

然而,将“做题家”视为“全部”或“唯一”的主流,则可能过于片面。我们需要看到其“非主流”的面向:

“做题家”的内部差异: 并非所有“做题家”都以同样的方式“做题”。有些人可能只是掌握了高效的学习方法,而有些人可能付出了异乎寻常的代价。而且,很多“做题家”在掌握了应试技巧后,也具备了很强的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是他们的学习重心偏向了应试。
社会价值的多元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除了考试成绩,个人能力、创新思维、实践经验、人际交往能力等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不擅长“做题”但具备其他特长的人,也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了成功。例如,创业者、艺术家、体育明星等,他们的成功模式与“做题家”截然不同。
对“做题家”的反思与批判: “做题家”现象也引发了社会对教育模式、评价体系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人们开始关注应试教育可能带来的问题,如扼杀创造力、学生身心健康压力过大、教育公平等。一些教育改革也在尝试打破唯分数论。
个体选择的多样性: 虽然考试是重要的门槛,但并非所有人都完全被动地接受“做题家”的模式。一些学生在认真备考的同时,也在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个人特长,或者探索其他发展路径。
不同群体的影响: “做题家”的标签更多地适用于一部分以学业为重心的学生群体,尤其是在升学压力较大的阶段。但中国社会还有许多其他的群体,如务工人员、个体经营者、服务行业从业者等,他们的人生道路和成功标准与“做题家”不尽相同。

“做题家”的生存困境与社会影响

即便我们不将其定义为“绝对主流”,但“做题家”现象在中国社会中确实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并带来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困境和问题:

个体层面:
身心健康压力: 长期高强度的学习和考试,可能导致学生出现焦虑、抑郁、失眠等心理问题,以及肥胖、颈椎病等身体问题。
能力发展失衡: 过度专注于应试,可能导致学生在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实践操作能力、人文素养等方面发展不足。
“高分低能”的担忧: 一些人担心,过度训练的“做题家”在进入社会后,可能难以适应实际工作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出现所谓的“高分低能”现象。
意义感的失落: 当学习的主要目标仅仅是为了通过考试,而非对知识本身的兴趣和探索时,一些学生可能会感到学习的意义感不足,甚至产生厌学情绪。

社会层面:
教育公平问题: 虽然考试理论上是公平的,但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使得家庭背景和经济条件在教育投入上存在巨大差异,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感。
社会活力与创新: 如果整个社会过度推崇“做题家”模式,可能会导致社会整体的创新能力和创造力受到压制,不利于长远发展。
人才评价的单一化: 过度依赖考试成绩,会使得人才评价体系趋于单一化,难以发现和培养多元化的人才。

总结

“做题家”并非当代中国社会“唯一”的主流,但它在以教育和考试为核心的升学和就业路径上,确实是一个占据了相当大比例且具有显著影响力的群体。可以说,许多中国学生在某种程度上都经历过“做题”的过程,或者至少受到“做题”文化的深刻影响。

将“做题家”视为一个群体特征,而非一个绝对的标签,更能准确地理解其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这个群体既是教育体制的产物,也是社会竞争压力下的必然选择。同时,社会对“做题家”现象的反思,也预示着对教育模式和人才评价体系的进一步改革和探索。

与其说“做题家”是主流,不如说“通过考试实现价值”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中国社会运行的重要逻辑之一,而“做题家”则是这种逻辑下最典型的代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元化的成功模式和更全面的评价体系。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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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题家是让你能够“中产保底,小概率财富自由”的一条有效途径。

中国80%的中产及其以上,都不是做题家,他们有的是靠房产(比如按部就班跟风买房的一线城市土著),有的是靠投资和人脉(比如国企中层股份,比如各行各业的销售,比如买Amazon和微软股票以及比特币),有的靠运气(比如突然见到个老同学,一起约出来创个业),有的靠时代的召唤(比如国企股份改制,比如家门口搞了个“xx经济新区”,比如拍抖音快手突然就破圈成了全民网红),有的是靠灰色产业(权健、天狮、天士力、血必净、连花清瘟等等)。

但是,但凡入门做题家的,都明白“各行各业的状元,哪怕是打游戏或者卖粉底,都是可以年入上亿的”,然而对于一个屁都不是的年轻人来讲,“全体游戏主播中年收入30万的概率”远远小于“学编程的同学们年入30万的概率”,也明白“中国专业股民的平均年收益,不到阿里程序员年收入的一个零头”,而且你更应该明白“下一个入场比特币这种十年一遇机会的人,必定不是你”。

当你一穷二白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当你思考不明白“下一个拼多多和字节跳动的商业模式”的时候,当你爸妈既没有给你在直辖市准备四套房也没有留给你一家公司的时候,当你不能混迹在北美码农炒股群里看明白全球科技公司们的商业路线图进而辅助你通过科学炒股走向财富自由的时候——至少现在的你要明白,“当做题家,投简历面试,然后挑一个工资最高的offer”是一个最最保险的选项,一个不会让你后悔的选项。

如果你早已看透了世界的商业模式,你自己开公司融到了钱,或者你是扎克伯格的小舅子,周源的小姨子,张一鸣的大伯哥,勃勃的男朋友,你可以鄙视做题家,因为你是商业皇帝,你的段位就是“雇做题家给你打工的”;

如果你是李笑来、孙宇晨、吴以岭、张伯礼、曹开镛,你明白财富诈骗的真正密码,你可以鄙视做题家,因为做题家在你眼里都是无用功,你才是金钱的皇帝;

如果你是谭元寿的孙子,裘盛荣的女儿,郭德纲的儿子,尚长荣的儿媳妇,刘欢的徒弟,李世济的侄女,梅葆玖的外甥,那么您尽可以鄙视做题家,您的家族就是行业教父,他们的人脉、资源和经验一定比“做题”更宝贵;

如果你啥都没有,每天听信贩卖歪理邪说的那些人鼓吹的“去非洲武德充沛,在西二旗当程序员就是德不配位的内卷癌患者,给我奶奶当保姆都不配,还不如像我一样认识N个协和老教授的人脉宽广”、“通识教育的一年48场知乎Live,教你学会法律哲学文学历史等通识教育”,那么最好还是不要放弃“做题家”而去追随这种“财富密码”——毕竟你自己也没有能力鉴别这是不是真的。

以及不要因为自己当了做题家赚的钱还不到别人两眼一抹黑买几百个比特币的一个零头,就认为“这是做题家的彻底失败”——因为“做题家才能培养自己的孩子成为做题家”,而他大概率遇不到下一个“买几百个比特币就能赚大钱”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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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抄作业家显然才是主流。

我第一次听说类似于“做题家”的称呼,是早在十几年前,当时的郎咸平在电视节目里介绍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模式时,讲到当时为什么要去美国谈判,引进半导体产业。

郎咸平提到了一个称呼,说台湾盛产一种人才,叫做“解题高手”,这些解题高手你让他创造新东西不行,但是你让他去解题,一个比一个好。

那什么产业适合解题高手从事呢?最后觉得半导体产业最适合,于是就引进了这个产业。

在我听到这个说法的那一刻,就觉得这个说法十分形象,中国台湾地区有很多解题高手,我们大陆地区又何尝不是呢?

但如果把目光放到普罗大众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解题高手永远是少数,就像每年参加高考那么多人,能考上211以上高校的永远占少数一样,大部分人都是既不喜欢,也不擅长解题。

你会发现现在,不管是讲什么事情的文章或者视频,只要不是逗乐解闷型的,只要涉及到哪怕一点点知识点的,就会有大量的人写一堆诸如以下的评论:

“太长不看!”“你啰里啰嗦的,半天都扯了啥?”“我不要听你扯这么多,直接告诉我怎么办就行了!”“投资哪有那么多大道理,赶紧告诉我股票代码!”“有没有课代表总结一下?”“你就告诉怎么弄,咱干就完了!”

由此可见,给一个简单粗暴,傻子都能看懂的标准答案,然后大家照着闷头干就完了,才是大多数喜欢做的事情,所以做题家永远都不是主流。快给我抄作业,加油奥利给闷头干就完了才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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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题本身没有问题。做题本身只是一种手段,一种社会元素,如同吃饭、驾驶汽车、与人交谈一样,无对无错,而且是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真正荼毒我国社会,尤其是荼毒我国知识分子整体精神状态的,是“做题家思维”。

这种做题家思维包括:

1.试图使用单一的标准和价值体系给人分为三六九等。年薪高的人必定优于年薪低的,即使只相差20%;某高校的人必定优于某高校的人,即使它们的分数线只相差20分;某专业的人必定优于某专业的人,即使它们实际上属于同一个行业的两个细分专业;生活在某一城市的人必定优于生活在另一城市的人,即使后者的实际生活水平很可能比前者还高;生活在某一国家的人必定优于生活在另一国家的人,即使前者正饱受病毒和暴乱的威胁。

这种思维模式事实上来自于高强度做题的学生时代。每个人的名次都有所不同,差一分就是差一名,差一名就是高低贵贱之分。

2.试图使用单一的方式解决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问题。

如果我找不到对象,我不会反思自己是不是长得太丑,或者谈吐不够得体,而是会认为自己是挣得不够多,进而是因为自己做题不够多,应该做更多的题。

如果我无法得到社会的尊重,我不会反思自己是不是与人相处的能力过差,或者我的社群内部是不是不够团结,而是会认为自己是挣得不够多,进而是因为自己做题不够多,应该做更多的题。

这种思维模式事实上来自于学生时代的洗脑。为了让学生专注于学习,教学机构会无限拔高做题的重要性。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把做题幻化为世间一切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

3.试图使用单一要素塑造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的人生价值就是赚钱,赚钱买房就是成功。那已经赚到钱买到房之后呢?就赚更多的钱,买更多的房。之后呢?再赚更多的钱买更多的房。生活中没有其他的快乐,没有其他的爱好。不喜欢旅游,不喜欢乐器,也不喜欢运动,不喜欢与朋友们一起活动,因为所有这些活动都具有潜在的对赚钱行为及能力的破坏(花钱,浪费时间和精力)。

这种思维模式事实上来自于学生时代的单一价值评判。你唯一的价值就是你的分数排名,你排名在前,你就什么都好;你排名在后,你就一无是处。

那么现实世界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

1.社会的价值体系是极为多样化的,有人能赚钱,有人会做官,有人技术强,有人人脉广,有人名气大,他们都能在各自的领域获得尊重。一个武艺高强的特种兵,在他的领域中收获的尊重,通常远远高于一个年入百万但身为弱势族裔的硅谷程序员,虽然他的收入只有后者的几分之一。这是非常自然、非常正常的事情。

2.解决问题的方案往往是综合性的。姑娘能不能相中你,要看你多方面的素质。你的丑和谈吐不佳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你再多赚十倍的年薪也难以弥补的,而改良前者的难度实际上远小于多赚十倍的年薪。保障你在异国他乡的安全,实际上更需要的是你与同胞的团结组织和自身武艺的锻炼,单纯的指望赚更多的钱搬进富人区只会使你被更多的饿狼盯上进而死的更惨。这是非常简单、常识性的道理。

3.人生价值是极为丰富多彩的。我见过许许多多生活在小城市的人们,他们的收入不及大城市“打拼”者的几分之一,但实际生活水平远高于后者十倍百倍。他们与朋友和家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社群关系融洽。只要没有牌照压力,一个质量合格的家用小汽车的价格只有不到十万。他们还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发展自己的爱好,弹琴,运动,郊游,书法绘画,侍弄花草,这些活动每一样的成本都不高,但玩出一点名堂来给人带来的快乐与成就感是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这种更加丰富的人生,需要你打破这种害人害己的做题家思维模式才能实现。做题没有错,通过做题,你可以上一个好大学,拿到你所需的职业资格,获得更高的收入。但,做题能且只能给你这些,你人生其余的99.99%的内容,做题都帮不了你,你必须另想办法。正如衣服可以用来穿但是不能用来充饥、摩托车可以用来出行但是不能打电话一样。做题只是你人生一万种工具当中的一件。

这才是我国知识分子最核心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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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神奇的梅观高速,将华为和富士康一分为二。
两个世界看似毫不相干,却在这片由企业打造的小城池里,交织、共生。
生活在“围城”里的华为人和富士康人,于不经意间,同呼吸共命运。

仅仅一个立交就隔开了两个世界。

仅仅一趟公交就穿越了两个时代。

仅仅一道海关就变换了两个制度。

仅仅一堆数字就产生了两个阶级。

“北上广”不过是960万平方公里里的凤毛麟角,广大县城才是中国的底色。

“做题家”不过是14亿人中的沧海一粟,精神小伙才是未来中国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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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人会认为转发微博就可以得到好运?为什么有人会认为送999朵玫瑰(999只千纸鹤)就可以得到心仪异性的爱情?为什么有人会认为念10000遍佛号就可以往生极乐?为什么有人认为刷题就可以上北大?结论是,这样的人,畏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他们只有逃到依靠单一指标进行评价的世界里才能得到安全感。

追求单一指标并不是逃避困难,从磕长头的藏族同胞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不畏困难的精神,却也非常惋惜他们把这份精神用在了无意义的地方。

追求单一指标是为了逃避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现实世界是复杂的。你追求的是金钱,你去做生意,租金成本,物料成本,工资成本,客流量波动,执法部门的检查,黑社会的劫掠,都可能会影响你能不能赚到钱。你追求的是爱情,你的长相,身材,谈吐,财富地位,对方的心理期望,两人的羁绊程度,父母亲友的意见,也都可能会影响到你们的爱情能否顺利。你追求的是BSD猜想,你就要想如何处理Selmer群,如何处理Shafarevich-Tate群,如何处理椭圆单位,如何处理好或坏的约化,面临Heegner点,Kolyvagain的Euler系统,Gross-Zagier公式,还要面临你对中间结果的猜测错误的风险。你追求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你就要面临革命先辈面临的一切困难,也要面临他们未曾经历的新困难。这些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不可省略的。你偶尔可能找到捷径,但在一般情况下,复杂的事物就是复杂的,不确定的事情就是不确定的,只有直面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才能有所成就。

而更多的人面对现实中的复杂性,采取了自我麻醉,自我欺骗的方式。无目的地刷题,背单词,转发微博,念佛号,放生,折千纸鹤…这些行为和他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没什么关系的,或者只有牵强的关系。试想一个数学家不去研究Heegner点,而是把南无阿弥陀佛念上一万遍,他可能证明BSD猜想吗?但是,他们自己岂能不知道这些行为和他们的目的根本没什么关系?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就在虚幻的世界里,虚构出刷单一指标和达成目标的因果关系。

清醒可能是痛苦的,但也是必要的。世界是复杂的,不确定的,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接受之。与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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