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怎样惩罚战败的德国比较合理，不让其挑起二战，又不让法国做大？
核心矛盾与历史教训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核心的矛盾：
惩罚 vs. 和平： 过度的惩罚容易激起复仇情绪，而过于宽容则可能让战败国忽视其责任，并可能在未来重新积聚力量。
法国安全 vs. 德国稳定： 法国作为一战中遭受最严重破坏的国家，极度渴望安全保障，这导致其倾向于削弱德国，但这种削弱如果过度，会损害德国的稳定，反而为其极端主义抬头提供土壤。
大国平衡： 如何在英、法、美、意等主要战胜国之间取得平衡，以及如何对待德国的长期发展，都需要周全的考量。
凡尔赛条约的失败之处在于：
过度的赔款： 巨额赔款成为德国经济的沉重负担，引发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为纳粹党提供了煽动群众的口实。
领土的剥夺： 德国失去了大量领土，尤其是拥有重要工业和战略价值的地区，这加剧了德国人的民族屈辱感。
军事限制的严苛： 条约对德国军队的限制极其严苛，虽然初衷是限制其军事力量，但也剥夺了德国的国防能力，使其感到不安全。
“战争罪责条款”（第231条）： 将战争责任完全归咎于德国，在德国国内引起了普遍的反对和屈辱感，成为民族主义情绪爆发的导火索。
未能有效监督： 即使有条约限制，但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和执行机制，使得德国有空间逐步规避和挑战条约。
设想一个“比较合理”的惩罚方案
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案，需要具备以下几个关键要素，并力求在“惩罚”与“稳定”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
1. 经济层面的调整：减轻赔款负担，促进经济复苏与合作
设定“可承受”的赔款上限： 将巨额赔款设定在一个德国经济在一定时间内能够负担的水平，并与德国的实际偿还能力挂钩。可以考虑将其作为一种国际援助或贷款的性质来偿还，而不是纯粹的惩罚性赔款。
赔款支付与经济发展挂钩： 赔款支付的规模可以与德国的经济增长挂钩，而不是固定一个天文数字。经济越好，赔款越多，但这需要一个精密的监控和评估机制。
德国参与欧洲重建： 鼓励德国参与欧洲的重建项目，而不是将其完全孤立。例如，让德国负责部分基础设施建设，这样既能缓解赔款压力，又能让德国在欧洲经济体系中扮演建设性角色，而不是被动承受。
取消不公平的贸易壁垒： 战胜国应降低对德国商品的贸易壁垒，允许其通过出口来获得偿还赔款的能力，避免陷入经济恶性循环。
2. 政治与军事层面的平衡：削弱侵略性，保留防御性力量，并建立国际监督
有条件的军事限制： 限制德国的进攻性军事力量，例如禁止发展重型坦克、战略轰炸机、潜艇等攻击性武器。但同时，允许德国保留一支数量有限、装备精良的自卫性陆军，以维持国内秩序和满足其基本安全需求。
限制军事技术和战略部门： 重点限制德国研发和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化学武器在当时），以及限制其研发具有进攻性的军事技术。
建立强有力的国际军事监督机制： 由多国组成的国际监督委员会负责检查德国的军事活动，并拥有随时进入德国境内进行检查的权力。一旦发现违规行为，应有明确的、逐步升级的制裁措施。
逐步解除限制，以示善意与合作： 制定一个时间表，随着德国履行条约义务和展现和平意愿，逐步解除部分军事限制。这能够鼓励德国向积极方向发展。
领土问题： 对于领土问题，可以采取更为审慎和折衷的方式。例如，对于一些民族构成复杂的地区，可以考虑全民公投的方式来决定其归属，而不是简单地划分给某一方。莱茵兰地区可以考虑非军事化，并设置一个国际托管，确保其不再成为德法冲突的焦点。
3. 建立有效的国际合作与安全机制
强化国际联盟的作用： 提升国际联盟的权威性和执行力，使其能够有效调解国际争端，并对违约国家进行制裁。德国应被鼓励加入国际联盟，并被赋予一定的发言权，但其投票权可能需要受到一些限制，以避免其滥用。
建立集体安全条约： 鼓励欧洲各国签订集体安全条约，一旦某个国家受到侵略，其他国家有义务提供援助。这能够分散法国对德国过度依赖安全保障的压力，因为其他国家也会承担一部分责任。
英美等国的积极参与： 英美等国在维护欧洲和平方面应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而不是仅仅袖手旁观。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可以帮助稳定德国局势，并监督条约的执行。美国尤其应认真考虑其在欧洲事务中的角色，避免孤立主义。
4. 避免“战争罪责条款”的过度施压，但要求承认历史责任
承认战争责任，但避免过度羞辱： 可以要求德国政府公开承认其在战争爆发中的一定责任，但避免使用“战争罪责条款”这种带有强烈道德谴责和法律追究意味的表述，以免激起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弹。可以更侧重于承认战争造成的破坏和伤痛，并表达和解的意愿。
德国应参与和解进程： 鼓励德国参与与受害国的和解进程，例如赔偿受害者，参与纪念活动等。
具体如何“不让法国做大”？
英美的制衡作用： 英美等国应保持对法国力量的警惕，防止其在欧洲大陆形成绝对的霸权。例如，在领土划分和赔款问题上，英美可以扮演调和者的角色，防止法国提出过分的要求。
支持其他国家的稳定： 欧洲其他国家的稳定同样重要。如果法国过度削弱德国而导致东欧或其他地区出现力量真空，也可能引发新的冲突。英美应支持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新成立国家的稳定，并帮助其建立国防力量，形成一定程度的力量平衡。
鼓励多边合作，而非单边主导： 推动欧洲各国在经济、安全等方面进行多边合作，而不是让法国单方面主导。例如，建立泛欧经济合作组织，让德国有机会参与其中。
限制法国的军事存在： 在德国边境地区，可以考虑设置由多国部队共同驻守的非军事区，而不是完全由法国控制。
实施的挑战与可能性
即使是这样的“合理”方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民族主义情绪： 一战结束后，各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各国政府都面临国内的压力，难以采取过于温和的政策。
缺乏共同的愿景： 战胜国之间在如何对待德国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英美的想法与法国的想法差异很大。
执行的难度：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际监督和执行机制需要各国付出巨大的政治意愿和资源，这在当时并不容易实现。
历史的惯性： 长期以来，德国与法国之间的历史恩怨根深蒂固，要彻底改变这种关系需要漫长的时间和持续的努力。
结论
一个比较合理的惩罚德国的方案，应该是在惩罚其战争责任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一个走向和平与稳定的道路，并且要顾及欧洲整体的力量平衡。这需要：
减轻经济负担： 使赔款可承受，促进德国经济复苏。
审慎的军事限制： 削弱侵略性，保留防御性，并加强国际监督。
建立有效的国际合作： 强化国际联盟，推动集体安全。
平衡大国利益： 英美等国应积极参与制衡，防止法国过度扩张。
着眼于和解与重建： 而非纯粹的惩罚和羞辱。
遗憾的是，历史的车轮并没有按照这样理想化的轨道前进。凡尔赛条约在设计上的缺陷，加上各国政治上的短视和未能有效执行，最终将欧洲推向了另一场更大的灾难。设想一个“合理”的方案，更多的是一种对历史的反思和对复杂国际关系的认知。
网友意见
谈论《凡尔赛和约》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当协约国和德国停火时，协约国有近200个师。而在签署《凡尔赛和约》的前夕，协约国复员到只剩39个师。对再次开战的恐惧一直笼罩着巴黎和会。在1918年底继续对德作战，和在1919年6月重新对德开战难度完全不同。
1918年底时，在军事上继续进攻德国是可行，西线的胜利可以复制，现在随着奥匈崩溃和全面投降，协约国现在可以利用奥地利的铁路进攻巴伐利亚。德国提出停火时，潘兴司令希望饮马莱茵河，反而是英法竭力要求停火。毕竟他们都不知道是协约国打到柏林更快，还是自己被布尔什维克推翻更快。
现在西线的的胜利基本得益于美国的介入，但是美国会一直可靠吗？美国明确表示过不受协约国密约的约束。美国也从来没有对同盟国整体宣战，直到停火为止美国都没有对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宣战。现在由于亚得里亚海问题导致《伦敦条约》失效，意大利也可以单独媾和了。
如果英法抛出一个德国不接受，违反十四点原则的方案导致再度开战的话，美国支持不支持？德国赤化了怎么办？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的政府会不会垮台？
法国尝试过支持莱茵兰分离主义，协约国占领期间莱茵兰并没有和德国其他部分一样继续受协约国的封锁，反而得到了法国的经济援助。法国人也尝试用庆典和宣传笼络人心，媒体在散布莱茵兰人法国论，比如莱茵兰受普鲁士占领不过半个世纪，莱茵兰属于文明世界，莱茵兰人都是天主教徒，喜欢红酒而不是啤酒云云。法国人甚至得到了科隆市长康拉德·阿登纳的协助。然而分离主义宣传并没有什么用，几乎没有响应者。1919年天主教因素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大。
实际我们讨论的这些奇奇怪怪的肢解方案法国外交部都提出来过：南德和奥地利合并，萨克森独立，莱茵兰独立，如果有必要可以弄出一个独立的普鲁士。然而这些提案都被克列孟梭否决了。并非克列孟梭对德国仁慈，而是克列孟梭深知这个问题是非常敏感。在英美看来，法国合并莱茵兰就是再制造一个阿尔萨斯-洛林，为此法国提出了很多具有创意的方案，比如莱茵兰继续保留在德国境内，但是协约国永久驻军；莱茵兰在军事和关税上属于法国，但是政治和法律属于德国诸如此类。然而这些方案都没有得到英美的同意，美国坚持莱茵兰问题上的民族自决。而鲁尔危机已经证明如果没有英美的支持，法国基本上不能干成任何事。
法国民族主义者倒是反对克列孟梭的妥协，克列孟梭的政敌比如福煦，强硬地要求惩罚德国，并怂恿庞加莱接管政府。这次威尔逊直接对福煦说，他不会把美国军队交给一个不服从本国政府的将军。
至于吊死皇帝这件事四人会非常热烈地讨论过，比如在英国审判在法国吊死，或者流放百慕大等等。劳合·乔治饶有趣味地设想了整个流程，在多佛审判，宣布有罪后运往福克兰群岛流放。不过这种不务正业的行为引起内阁的不满，外交部觉得他的文件里写满了“关于绞死皇帝的废话”。总体而言吊死皇帝这件事并不是很重要，在协约国要求荷兰交出德皇遭到拒绝后，吊死皇帝的议题仅仅是用来调剂气氛。
英国人还想过摧毁基尔运河来着。
克列孟梭在死前把所有关于莱茵兰问题的记录都销毁了。我们很难还原出他的真实想法。但是他相信德国会再度崛起。
我们从上帝视角也许知道德国的内部问题，但对于当时的协约国来说，德国依然是那个7500万人口的庞然大物，完整地保留了军事指挥体系和军官精英。尽管和会期间对德海军封锁继续进行，但是协约国的兵变也越来越频繁，在6月时协约国最高统帅福煦担忧已经不能压倒德国。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和匈牙利夺权，正在进一步蔓延到中欧。
正如我们不会要求梅特涅预见到50年后的未来，只有极少人能突破历史的局限。我们从P社玩家和马后炮的角度知道，在1918年底拒绝停火，打入柏林肢解德国是最优的。但是谁来作出拒绝德国基于接受十四点而停火的决定呢？劳合·乔治不可能，克列孟梭不可能，威尔逊不可能，福煦不可能。
既然协约国选择了1918年底休战，那他们就只能得到20年的休战
保全奥匈帝国
这里有很多很多基于历史的、基于地缘的、基于宗教的、基于利益的，肢解第二帝国的方案，都很不错，考虑得都很全。
然后来看一个对比。
一战时，南德各个邦国都还是或多或少保留了相当的自主权的，甚至还有自己的外交和军队。
仅仅过了二十年，纳粹就能自在地调动整个德国领土上的一切资源了。
很讽刺的事情是，恰恰是一个没有皇帝和君主的第一魏玛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全德国的政令统一。
这个锅在谁呢？协约国吗？凡尔赛和约吗？
在千千万万普通德国人身上。
在1939年，即便是曾经在上一场战争中效力于巴登王室的老兵们，也会认为自己现在仅仅只是一名帝国军人，而不是一名巴登军人了。
不管威廉怎么想，不管路德维希怎么想，也不管弗里德里希怎么想，在1920年，那种把德国恢复到1866年以前的那种四分五裂的状态的想法，根本得不到大多数普通德国民众的支持。没有共同的民众心理基础，怎么维持住想象中的小邦国的和平呢？为什么后来的东德不能维系，也是一样的道理。
多说两句吧。
1918年德国是毫无疑问的战败了，这不错——但某种意义上，德国是被美国打败的。英法在物资上还能维持，但在人力上无论如何是撑不下去了。
到战争结束，仅仅只有3900万人口的法国，已经动员了超过840万人（包括殖民地），承受了494万的军队伤亡（略多于5%由殖民地承担）。法国的动员率和伤亡占人口的比率均不亚于对手德意志第二帝国（6500万人口动员了1325万人，伤亡714万），与二战中的苏联、纳粹德国处于同一等级。到秋季反攻时，法国已经开始裁减军队编制，因为已经无法找到人力进行补充。
英国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4540万人口的联合王国（不包括殖民地）动员了450万军队，在战争中承受了270万的伤亡——看起来似乎比德法好得多，但英国不得不维持2万多艘商船和近4000艘军舰的皇家海军以维系大英帝国的海上生命线，因而需要占用120万商船水手和海军军人。考虑到这一层，尽管英国已经把17-50岁的男子列为征召对象，但10月间战时内阁的评估是：再伤亡个三四十万（也就三个月的消耗量），英国也就人力见底，无法维持现有的60个师的编制了。
所以协约国的胜利毫无疑问是美国奠定的——尽管打垮了俄国，榨干了法国，也把英国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在几百万跨洋而来的健壮美国大兵面前，德国人明白他们再也撑不下去了，这才士气崩溃。
所以英法甚至法国单独，要想逼迫德国如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对激情澎湃的威尔逊和对英法意图满腹狐疑、孤立主义情绪强烈的美国参议院而言，单纯为了肢解德国打一场战争多半是不值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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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想了那么多方案，谁来执行呢？这又不是P社游戏。
凡尔赛和约是什么太严厉或者太宽松的问题吗？希特勒35年打破凡尔赛和约宣布重整军备的时候，德国只有十万常备军；36年德军开进莱茵非军事区的只有三个营。此时拥有六十万常备军的法军动动手指，德国陆军怕是会自己起来干掉希特勒。实际上，一直到世界大战爆发，凡尔赛和约的后遗症依然在困扰着德军——由于整整十四年无法实行义务兵役制，德军根本没有像样的预备役力量，进攻波兰的时候竟然不得不大量动员在第二帝国时代接受过兵役训练的40多岁的中年人！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两战期间民族主义兴盛的时代，人口素质差不多的前提下，四千万讲法语的人和四千万讲英语的人无法长期压制八千万讲德语的人——只有上亿讲俄语的人以及另外上亿讲英语的人才可以。现有的凡尔赛和约根本一字都不用改，再宽松一点都行，只要美国在一战后像在二战后一样大量驻军欧洲，你看德国人还敢不敢炸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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