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村上春树承认父亲侵华事件？
首先，从村上春树个人的角度来看，这次坦诚的披露，可能源于他步入晚年对家族历史和自身身份的追溯与梳理。他一向在作品中探讨个人在宏大历史背景下的孤独与疏离感，而亲身经历过战争，甚至是作为“加害者”一方的父亲，无疑是他个人精神世界中一个重要的、可能也是一直压抑的面向。这种坦白，或许是一种对过往与现实的对话，也是一种试图理解自身与家族复杂根源的努力。他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公开，可能也与他对日本社会近年来关于战争反思的态度变化有所关联，也可能是他个人一种成熟后的觉悟。
再者，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为理解村上春树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他的许多作品，如《1Q84》、《挪威的森林》等，虽然表面上聚焦于个人情感和现代生活的疏离感，但战争的阴影、日本社会集体记忆的断裂以及历史创伤的遗留，常常以一种隐晦的方式贯穿其中。他父亲的经历，很可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了他对“罪与罚”、“记忆与遗忘”、“个体责任与集体沉默”等主题的思考。例如，他作品中常常出现的对虚无的迷恋、对无意义感的探索，甚至是对暴力美学的某种暧昧态度，是否都与他父亲参与的战争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次披露，无疑为解读这些深层含义提供了更直接的线索。
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件事触及了中日两国关系中一段极为沉痛的历史。对于中国而言，侵华战争是民族伤痕中最深刻的一道疤痕。当一位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日本作家，其父辈曾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时，这自然会引发中国读者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历史真相的重塑与反思： 村上春树的承认，虽然是他个人对家族史的表述，但客观上为日本社会内部关于侵华战争的讨论增添了新的视角。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对于战争责任的承担和反思程度一直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一部分日本民众对战争的记忆是模糊甚至选择性遗忘的，而作家作为文化和思想的引领者，他的坦承，无论是否是主动的“告白”，都可能促使更多人正视那段历史。
对村上春树作品的解读方式的改变： 对于部分中国读者而言，村上春树的作品一直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描绘而受到喜爱。然而，当得知其父亲的背景后，这种喜爱可能会掺杂进更复杂的情感：是继续欣赏其文学造诣，还是对其作品中的某些微妙之处产生新的警惕和解读？一些人可能会质疑，这种“个人主义”的文学表达，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集体责任和历史真相？他们可能会开始审视，村上春树的作品，是否在无形中也带有某种“日本视角”下的历史叙事，即使这种叙事是隐晦的。
期望与失望并存： 许多中国读者可能曾经希望村上春树能像某些欧美作家一样，在其作品中明确地表达对战争的反思和对受害者的同情。此次他父亲的披露，并没有直接等同于作家本人的立场表态，更多的是一种家族历史的回溯。因此，这种期待可能部分落空，甚至引发一些失望情绪。人们可能会问，仅仅承认父亲的经历，是否足够？作为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他是否应该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在作品中更直接地批判战争，或以更明确的方式表达对受害者的哀悼？
日本国内的反响与村上春树的立场： 村上春树公开这一信息后，日本国内的反应也是值得关注的。他是在回应日本国内关于战争反思的讨论，还是在主动打破某种沉默？他的这一表态，是否会遭到保守派的攻击，或者是否会被进步派视为一种勇气的体现？理解这些国内的动态，有助于更全面地看待村上春树此举的意义。
总而言之，村上春树承认父亲侵华事件，是一个多层次的事件。它既是村上春树个人身份认同和家族历史探索的一个节点，也是理解他文学作品深层含义的钥匙，更是在中日两国历史认知和情感交流的一个敏感而重要的切入点。这件事情的意义在于，它再次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文学如何疏离，历史的真实与它带给人们的伤痛，都是无法回避的存在，而我们每个人，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某段历史的后代，都无法完全剥离历史的馈赠与负担。这次披露，更像是一个契机，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历史，思考个体与集体、记忆与遗忘、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
网友意见
热点、新京报、与村上春树：何为事实？
//此文章为转推，原作者链接在文章末尾
本文相当长，不想看的可以直接看这里：
1 新京报书评《村上春树再谈父亲侵华隐秘史，因此拒绝生育和吃中国菜》一文有引导性倾向，并且造出了一堆无稽之谈。
2 对于村上春树，他的身份标签应该是日本作家在前，而后才有”良知“，”反思“这种修饰词。村上春树因为反侵华言论占领热点，更多的是日本国内政治势力的操作，以及国内媒体的倾向性引导。
5月10日村上春树《文艺春秋》上刊登《弃猫,提起父亲时我要讲述的往事》，5月12日“村上春树：我的父亲曾经是侵华日军”登顶微博热搜。5月13日，新京报书评周刊发表文章：
本文将阐明，某种程度上作为权威媒体的新京报书评周刊，如何以误导性的语言巧妙地蹭了一波热点（虽然无伤大雅），以及真实的村上和中国。
一：关于标题（太长了）：事实性错误
因此，这样的创伤给村上春树带来羞耻感，他拒绝吃中国菜。在他途经中国去诺门坎战场的火车中，他也只吃自己带的罐头食品。他与他的妻子拒绝生育后代，也是因为他不确定是否应该将这种侵略者的基因传给下一代，让孩子重复自己的痛苦。
——新京报书评
村上春树事实只来过一次中国，在1994年短暂地从大连走陆路经过长春、哈尔滨，直至北上出境到达诺门罕，此行主要目的，除了为杂志社采访，就在于亲眼看一下《奇鸟形状录》的题材之一诺门罕战场。
村上在此的终点记录了形似超自然性的感悟，莫不如说，此行中他在思考关于日本的过去和将来，未来的日本应该怎么办。此行记录在《边境·近境》一书，用大概10页写了中国旅段，并且是所有游记、杂文作品中唯一正面记录这一旅程的。
无论如何...村上春树的中国之旅都不像是对于中国的朝圣之旅。
那么村上为什么在旅途中没有食用中国料理？
《村上朝日堂日记：漩涡猫的找法》
但我在这次旅行中其实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个人问题。所谓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我是个极端的中华料理过敏分子。从小我就深受偏食倾向之苦，长大以后经过努力很多东西都能吃了——事实上也差不多吃了所有东西——而惟独中华料理无论如何都绝对不成。
村上春树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华料理过敏分子，为了避免文章篇幅过长，不再做原文引用。虽然他自己有讲，不吃中华料理是不可名状的幼年遗留阴影。但是后文长长的阐述，无不在说明“如何过敏”这一事实，在中国对饮食的叫苦不迭，甚至近似于等同于同蒙古令人不适的羊膻味。
林少华在前言中半开玩笑地表示，吃不好可能是村上以后再也不来中国的原因之一。如果能让专用译者发出这种评论，我并不认为不吃中华料理背后有多么高深莫测的理由。
村上春树为什么不要孩子？
作为读者我真是觉得这个问题无聊透了...从别人吃什么面包喝什么红酒分析出来花，真够厉害的。但是奈何你无中生有，那我有必要来讲讲事实，虽然看上去和分析人家红酒的人一样斤斤计较，见谅见谅。
村上春树公开地表示自己不要孩子是因为“不知道如何给孩子做榜样”，或多或少觉得对于如何教育孩子，如何让孩子面对这个世界毫无头绪。他承认若干理由中可能存在时代这一原因，但是从未表示“不确定是否应该将这种侵略者的基因传给下一代”。
尤其是这句话中的侵略者一词...但凡认真读过村上的，大致会觉得这句话背后的沉重与仪式感，是非村上的。
关于村上和父亲的关系，多少还有点疑问，但是由于没有见过访谈的原文，过多谈论也没有意思。如果真如新京报书评所说，那么《弃猫,提起父亲时我要讲述的往事》应当是第一次村上正面谈论自己与父亲的联系。但是说实话，不管是《1Q84》、《海边的卡夫卡》、《挪威的森林》，村上对于笔下的父亲形象或多或少都是暧昧态度十足。
二：村上的历史观和写作转型
村上春树恰恰也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尝试“成为日本人”，也开始关注社会议题。在此之前，村上春树是那个笔法相当西化、清新而轻盈、疏离而充满小资情调的作家，少有日本战后沉郁的文字气息。在当时，村上春树是日本文坛的异数，日本评论界并不待见他。于是，村上春树在八十年代末“避走”欧美。
不应当跳开作品去评价作家的社会属性。村上春树自己不断地有说过，自己是社会的作家。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里，村上用绕来绕去的文字表达了对作家和社会关系的思考，责任心十足地热情讨论社会、人的问题。如果有认真读过这本书的7章，也许大多数读者会发现，素来媒体对村上贴上的奇怪标签，几乎没有对上号的。
那么再把目光回到村上自己的作品上，《且听风吟》《1973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舞舞舞》四部青春系列完成之后，村上从对70年代群体的个人迷茫关注，转变成了所谓“社会作家”。
唯一要说明的是，人的成长是连续的，而读者看到的村上成长......通过作品，是“离散的”。村上并没有在某个具体场合通过语言或者文字说明过，自己如何决定去写《奇鸟形状录》作为社会题材创作的开始。普遍认为，或者从《舞舞舞》一书中明示的，是资本泡沫的积聚膨胀、人失去了作为精神个体的目标。
如果生活在日本，这样的感受是不会出现的，至少不会有针扎一般的触痛。换句话说，在悼念50年前那场历史事件中的亡灵时，我无法说出『和我无关』一类的话。
——村上春树
村上的历史观相较于反思，我更宁愿称之为“出于作为日本人的担忧”。当然，只是出发点不同，结局大致一样。村上想要全世界（强大的走出国门的作家）了解作为日本作家自己在想什么。他的作品中更多出现意象化的社会元素，“想要传达什么”的意图也十分明显。
直至大阪地震和地铁毒气事件。对于中国读者可能不太了解后者，可以类比（恕我引用不恰当的比较）“911”或者印度洋海啸，当时“养尊处优”的日本社会受到的冲击大概正相当于这些骇人的事件。村上在这样的语境下写出了短篇集《神的孩子全跳舞》，以及纪实文学《地下》。
而如果我们关注村上后期的作品——比如《1Q84》，这部很多人认为的烂书，涉及到了非常多的日本历史和本土文化特征。比如邪教和“浪漫共产主义”类似的集体农场。这些东西要深入了解（惭愧，作为读者我只能做到认知不能做到同感），不是轻轻松松说“邪教是日本社会的大毒瘤”就能达到的程度。
——村上这个长长时期的写作，更像是“日本作家的角度”，这种语境下要说”村上背负着历史写作“，打死我都不信的。
为什么不提《刺杀骑士团长》？私以为这本书对隐喻的偏爱过分到了超乎寻常的地步。与其花费很多篇幅来讨论这个，不如让诸位看官省点时间的好，点到为止。
三：村上春树与中国：引导性错误
村上确然有对暴力的反思，但反思的对象是暴力而不是中国。
为什么这样讲，并非在抹黑村上，相反，作为粉丝谁抹黑村上我大概要开加特林喷的。我们从《去中国的小船》讲起。
插一句，村上有没有讨好中国读者？说没有我是不信的，或者出版社在或多或少作妖，因为就林少华本人来说，自他写的序言里多少有一种捧杀”村上与中国“这一卖点的嫌疑。但既定的文字不会说谎。《去中国的小船》是最能体现村上对中国情愫的一个集子，当然，并不清楚《弃猫,提起父亲时我要讲述的往事》究竟涉及这一话题几分深度。
《去中国的小船》小说集里最引人注目的一片是同名的《去中国的小船》，大概讲述了三个中国人与”我“的交集。一位中国学校的教师说”中国和日本是邻居“；一位孤独而承担巨大压力的中国女大学生；一个多年不见的中国同学在兜售百科全书。
一种说法是（林少华），这篇文章或多或少表达了对中国人的好感和中国元素对村上的影响；另一种说法是（青木保），小说中的中国人只不过是个隐喻，小说本身与中国人毫无关系；还有（藤井省三），小说中的中国是现实中的中国，小说借这三个中国人的遭遇，传达了“我”对中国人的愧疚和不释然。
但是其实，这篇文章是整部集子里最有中国元素的一篇，甚至是村上全部作品里最有中国元素的一篇。而其他的作品或多或少是印象化的中国和战争历史，比如《刺杀骑士团长》，”死了好多人来着“，这种话，在整部书的语境里来讲，仅仅是淡化的印象和事实。即便在我们看来沉重使然，但是用起来和讲述某年某月遥远地方的战争发生了一样显得有些随意。
村上春树喜爱中国吗？大致表达过好感有，但从来没有说过。而新京报书评这篇文章则更像是抓住了一个点，复现与真实世界有所差异的热点视角，然而很不幸，这样一个热点视角恰恰符合了很多读者和网民”理所当然“和”希望看到“的认知。
关于村上春树被右翼攻击这一事实。我认为纯粹无关紧要，村上春树被攻击更多的原因是他身上的标签和影响力，是政治造势更多一点。但是这也说明了，至少日本右翼政党......在扭曲事实上做到了无所不用其极。
粘一下一下原作者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65576420
虽然这并不是村上春树第一次披露其父亲的历史，但这也是村上春树转变的深层原因。这样的创伤给村上春树带来羞耻感，他拒绝吃中国菜。他与他的妻子拒绝生育后代，因为他是侵华战争的直系后代，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历史的原罪，他不确定是否应该将这种侵略者的基因传给下一代，让孩子重复自己的痛苦。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5月10日的《文艺春秋》上刊登了一篇名为《弃猫，提起父亲时我要讲述的往事》的文章，对外公开了其父亲曾是侵华日军，并可能在中国杀害过战俘，还透露出其直视并继承家庭负面历史的觉悟。
此事在中国引起热议，并一度占据微博热搜榜榜首，受到中国网友的夸赞和尊敬。实际上，这并不是村上春树第一次对外透露其父亲曾是侵华日军。而且，这也不是村上春树第一次呼吁日本要正视历史了。
在《弃猫，提起父亲时我要讲述的往事》里，村上春树详细介绍了其家族经历。其父亲村上千秋从1938年起一共三次应征入伍。但是，村上春树的父亲几乎从来不与他谈战争，以至于村上春树一度怀疑他父亲参与过“南京大屠杀”。为了调查清楚此事，村上春树专门花了五年时间来调查。当村上春树弄清楚他父亲属于没有参与“南京大屠杀”之后，他“终于放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村上春树的父亲唯一一次讲自己残杀中国战俘的经历，还是在他上小学的时候。村上春树写道：“用军刀砍下人头的残忍光景，不言而喻地沉重印刻在幼年的我的心上。”他将其看作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精神创伤”，并表示“即便再感到不快、再想移开视线，人都应该将其作为自身的一部分继承下来并传下去。如果不这样做，名为历史的东西意义又在何处呢？”
村上春树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我们只是落向广袤大地的众多雨滴中那无名的一滴。即使是一滴雨水也有历史，也有继承那段历史的责任。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
这其实并不是村上春树第一次透露其父亲曾是“侵华日军”。在1996年，《纽约客》发表了伊恩·布鲁玛对村上春树的采访。在这篇名为“成为日本人”（Becoming Japanese）的著名访谈中，村上春树就向布鲁玛透露道，他的父亲曾是京都大学的学生，后被日本陆军强征入伍派往中国战场。虽然他父亲毫发无损地回到了日本，但是那些在战场上的可怕回忆，纠缠了他父亲的余生。
在访谈中，村上春树表示，父亲曾向他断断续续讲过他在侵华战争的经历，但是细节他都记不得了。他不是刻意忘记父亲的战争罪行，而是在见证了这段黑暗历史时受到了创伤。村上春树认为，这是他后来与父亲疏远的真正原因，因为他是侵华战争的直系后代，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历史的原罪，他不得不接过父亲的战争记忆。
因此，这样的创伤给村上春树带来羞耻感，他拒绝吃中国菜。在他途经中国去诺门坎战场的火车中，他也只吃自己带的罐头食品。他与他的妻子拒绝生育后代，也是因为他不确定是否应该将这种侵略者的基因传给下一代，让孩子重复自己的痛苦。
村上春树恰恰也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尝试“成为日本人”，也开始关注社会议题。在此之前，村上春树是那个笔法相当西化、清新而轻盈、疏离而充满小资情调的作家，少有日本战后沉郁的文字气息。在当时，村上春树是日本文坛的异数，日本评论界并不待见他。于是，村上春树在八十年代末“避走”欧美。在1991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东洋学科”附属的图书馆里偶然“发现了”诺门坎战役（1939年日本关东军和苏蒙联军在中蒙边境地带展开的战役），并开启了《奇鸟行状录》的写作。
据村上春树的简体中文译者林少华在《刺杀骑士团长》译者序中称，《奇鸟行状录》是村上春树的里程碑式的转折点，村上春树“下决心下到历史的深井，启封那段充满血腥味的黑色历史，回放暴力！”在《奇鸟行状录》中，村上春树就开始直接借小说中人物之口明确说道：“在海拉尔秘密要塞设计和修建过程中，为了杀人灭口，我们不知杀了多少中国人！”村上春树的笔锋直指“以天皇的名义下达命令的暴力机器……暧昧的封闭性国家组织。”
更重要的是，这个封闭性的系统至今仍在，暴力也仍在。1995年3月20日发生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袭击事件，让村上春树确定了留在日本生活的决心，它提醒村上春树，极端暴力并未从日本社会远去，小说家有着责任去不断地让国民激活那些被政治刻意压制的记忆。
因此，这也不是村上春树第一次呼吁日本要正视历史了。近年来，他一有机会便出来呼吁“日本应该为过去的侵略战争真诚道歉”。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时，村上春树接受访谈时说：“日本应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中国、朝鲜半岛以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历史反复道歉，直至受害方认为，道歉已经足够。”2012年，村上春树曾对钓鱼岛问题发表评论称，日本政府灌输的民族主义就跟廉价酒一样，容易让人失去理智，会使境况变得危险。
而在2017年出版的《刺杀骑士团长》中，村上春树揭露了日本军队实施南京大屠杀的罪行：“日本军由于无暇管理战俘，对投降的军队和当地民众进行大规模屠杀……有说法是中国人的死亡人数达四十万，也有说法是十万，但四十万人和十万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在此书刚出版的时候，即刻遭到日本右翼的猛烈攻击，有日本右翼甚至发起拒买村上春树的书的活动。曾因“APA酒店事件”火爆中国网络的日本右翼企业家元谷外志雄声称，村上春树为了获诺贝尔文学奖不惜“奉承”中国人。对此，村上春树强调，他希望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来对抗“歪曲历史”。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徐悦东；编辑：走走。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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