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二战战犯不是战死的，为什么还会进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供奉的名单中，确实包含了许多二战期间被判处战犯的人士，而这部分人并非都是战死沙场。理解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深入剖析靖国神社的性质、其设立的背景以及日本社会在战后对战争的反思和解读。
首先，要明确靖国神社的核心功能。靖国神社最初并非是为了祭祀战犯而设立，而是为了纪念在明治维新以来的历次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军人及相关人员。其官方宣称的宗旨是“祭祀为国捐躯者，感谢其恩德，并祈祷和平”。这里的“为国捐躯”是关键，它包含了一个广义的理解。
其次，我们来谈谈“战犯”的定义以及靖国神社的收录标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同盟国对日本发动战争的责任进行了审判，产生了“甲级战犯”、“乙级战犯”和“丙级战犯”的划分。甲级战犯是指那些被认定犯有“策划、发动、维持战争罪”等反人类罪行的人士。
靖国神社的收录标准，并非严格依照同盟国战后审判的定义来划分。根据其自身的规定，只要是在战争中为“国家”献身、在军事行动中死亡，并且被认定“为国捐躯”的人士，都可以被供奉。这意味着，即使是那些在战后被判处有罪的人，如果他们的死亡方式符合“为国捐躯”的标准，也可能被纳入供奉名单。
那么，为什么会被判处战犯的人士，他们的死亡会被归类为“为国捐躯”呢？这涉及到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和国家概念的复杂解读：
1. 集体主义与国家至上思潮： 在日本的传统观念和战时宣传中，“国家”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个人的生命和尊严被要求为国家服务和奉献。因此，即使是被判处战犯，只要他们是在为当时的日本国家服务过程中死亡，在一些人的观念中，这仍然可以被视为一种“为国献身”。
2. 对战争责任的认知差异： 日本社会对于二战的战争责任以及“战犯”的定义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一部分日本人认为，参与战争并被判刑的军官和政治家是“为国尽忠”，是替罪羊，他们的死亡是牺牲。这种观点将个人行为与国家意志混淆，回避了战争带来的罪恶和伤害。
3. 追赠“殉国”的逻辑： 靖国神社的祭祀对象最初是明治维新以来的牺牲者，后来逐渐扩展到所有在历次战争中死亡的日本军人。对于那些在战后被处决的战犯，其死亡方式虽然不是直接在战场上被杀死，但他们是在执行战争命令、为当时的日本帝国服务过程中被审判并处决的。这种逻辑上，可以将他们的死亡与“为国家服务”联系起来，从而被追赠为“殉国”。
4. 政治操纵与历史修正主义： 在战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国内的一些政治势力和团体，出于维护国家荣誉、修正历史认知的目的，积极推动将战犯供奉入靖国神社。他们认为，将战犯与普通阵亡士兵混为一谈，是为日本在战争中的行为“正名”，并以此来抵制国际社会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批评。例如，1978年，时任首相田中角荣决定将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的牌位移入靖国神社，这被认为是靖国神社问题引发国际争议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5. “国民战士”的身份认同： 靖国神社的祭祀对象，被塑造为“为国奉献的国民战士”。这种叙事试图模糊战争的性质和个人责任，将所有在战争中死亡或被处决的人都纳入一个集体叙事中，以维护一种国家英雄主义。
具体到一些战犯的死亡情况：
例如，东条英机，这位被认定为甲级战犯的日本前首相，在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于1948年12月23日执行。他的死亡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战后审判中被处决。然而，根据靖国神社的解释，他因在任期间领导日本参与战争，在为国家服务（尽管是侵略战争）的过程中被处决，其死亡被解读为“为国牺牲”。
再比如，其他的甲级战犯，如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武藤章等，他们也都是在战后被判处死刑并执行的。他们的死亡方式虽然不是直接的战场牺牲，但他们的行为被认为是为了日本帝国而付出的“努力”和“牺牲”，因此被纳入靖国神社的祭祀名单。
总结来说， 日本二战战犯之所以会被供奉进靖国神社，即便他们不是战死的，主要是因为：
靖国神社的祭祀范围比“战死者”更广，包含了“为国捐躯”的广泛定义。
日本国内部分势力将为国家（无论正义与否）服务过程中的死亡，都视为一种“牺牲”。
战后日本社会对于战争责任和历史的解读存在巨大分歧和争议。
将战犯供奉入靖国神社，也成为了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历史修正主义的体现。
这一行为，也正是引发日本与邻国之间历史认识问题争议的核心所在，因为它触及到了如何评价侵略战争、如何面对战争责任以及如何定义国家英雄等根本性问题。
首先，要明确靖国神社的核心功能。靖国神社最初并非是为了祭祀战犯而设立，而是为了纪念在明治维新以来的历次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军人及相关人员。其官方宣称的宗旨是“祭祀为国捐躯者，感谢其恩德，并祈祷和平”。这里的“为国捐躯”是关键，它包含了一个广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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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国神社的收录标准，并非严格依照同盟国战后审判的定义来划分。根据其自身的规定，只要是在战争中为“国家”献身、在军事行动中死亡，并且被认定“为国捐躯”的人士，都可以被供奉。这意味着，即使是那些在战后被判处有罪的人，如果他们的死亡方式符合“为国捐躯”的标准，也可能被纳入供奉名单。
那么，为什么会被判处战犯的人士，他们的死亡会被归类为“为国捐躯”呢？这涉及到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和国家概念的复杂解读：
1. 集体主义与国家至上思潮： 在日本的传统观念和战时宣传中，“国家”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个人的生命和尊严被要求为国家服务和奉献。因此，即使是被判处战犯，只要他们是在为当时的日本国家服务过程中死亡，在一些人的观念中，这仍然可以被视为一种“为国献身”。
2. 对战争责任的认知差异： 日本社会对于二战的战争责任以及“战犯”的定义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一部分日本人认为，参与战争并被判刑的军官和政治家是“为国尽忠”，是替罪羊，他们的死亡是牺牲。这种观点将个人行为与国家意志混淆，回避了战争带来的罪恶和伤害。
3. 追赠“殉国”的逻辑： 靖国神社的祭祀对象最初是明治维新以来的牺牲者，后来逐渐扩展到所有在历次战争中死亡的日本军人。对于那些在战后被处决的战犯，其死亡方式虽然不是直接在战场上被杀死，但他们是在执行战争命令、为当时的日本帝国服务过程中被审判并处决的。这种逻辑上，可以将他们的死亡与“为国家服务”联系起来，从而被追赠为“殉国”。
4. 政治操纵与历史修正主义： 在战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国内的一些政治势力和团体，出于维护国家荣誉、修正历史认知的目的，积极推动将战犯供奉入靖国神社。他们认为，将战犯与普通阵亡士兵混为一谈，是为日本在战争中的行为“正名”，并以此来抵制国际社会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批评。例如，1978年，时任首相田中角荣决定将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的牌位移入靖国神社，这被认为是靖国神社问题引发国际争议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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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一些战犯的死亡情况：
例如，东条英机，这位被认定为甲级战犯的日本前首相，在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于1948年12月23日执行。他的死亡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战后审判中被处决。然而，根据靖国神社的解释，他因在任期间领导日本参与战争，在为国家服务（尽管是侵略战争）的过程中被处决，其死亡被解读为“为国牺牲”。
再比如，其他的甲级战犯，如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武藤章等，他们也都是在战后被判处死刑并执行的。他们的死亡方式虽然不是直接的战场牺牲，但他们的行为被认为是为了日本帝国而付出的“努力”和“牺牲”，因此被纳入靖国神社的祭祀名单。
总结来说， 日本二战战犯之所以会被供奉进靖国神社，即便他们不是战死的，主要是因为：
靖国神社的祭祀范围比“战死者”更广，包含了“为国捐躯”的广泛定义。
日本国内部分势力将为国家（无论正义与否）服务过程中的死亡，都视为一种“牺牲”。
战后日本社会对于战争责任和历史的解读存在巨大分歧和争议。
将战犯供奉入靖国神社，也成为了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历史修正主义的体现。
这一行为，也正是引发日本与邻国之间历史认识问题争议的核心所在，因为它触及到了如何评价侵略战争、如何面对战争责任以及如何定义国家英雄等根本性问题。
网友意见
古贺是“殉职”
处死或者死在狱中的战犯是按照“昭和殉难者”名义
有个猜测，可能日本人认为战死=被敌人干掉，所以在战区心脏病发的不算战死，被同盟国执行死刑的算，老死在同盟国监狱的也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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