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纪录片人生果实为什么在近期被突然刷低分，主角是二战战犯的证据是在哪找的？
纪录片《人生│人生果实》的魅力与争议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人生果实》（原名《人生フルーツ》）这部纪录片本身是一部非常温馨、治愈且充满哲思的作品。它讲述了津端修一（Tsutsui Shuichi）和英子（Eiko）夫妇在爱知县半田市过着自给自足、顺应自然的田园生活的故事。津端修一先生以其对食物的热爱、对自然的尊重以及对生活细节的精致追求而闻名，他的生活方式被许多观众视为一种理想的“慢生活”典范。纪录片捕捉了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耕耘、精心烹饪，以及夫妻间深厚的情感，深深打动了无数观众，一度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低分现象的出现与原因推测
然而，正如您所说，近期《人生果实》在一些豆瓣、知乎等中文评分平台上的评分出现了显著的下降，甚至出现了一些低分评价。这种“突然”的低分潮，通常不是由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并且往往与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舆论的导向有关。
推测其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点：
1. 信息差的修复与舆论反弹：
最初的传播： 当《人生果实》刚开始在中国观众中流行时，可能更多地是被其展现出的美好生活方式所吸引，而对于其主角的更深层背景了解不足，或者说相关信息没有被广泛关注。
信息披露： 随着纪录片观看人数的增加和网络讨论的深入，一些过去不那么显眼或未被重点提及的细节被重新挖掘出来，并被放大。
价值观念的碰撞： 当涉及到二战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时，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之间的价值观念和历史认知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对于中国观众而言，二战的伤痛是极其深刻的，任何与侵略战争相关的背景都会触动敏感的神经。
2. 舆论环境的变化：
网络舆论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群体效应。一旦某个话题被热议，评论会迅速跟进，并可能形成一种“从众”效应。即使是最初对纪录片持有中立或正面态度的人，在看到大量低分评论时，也可能因为“少数服从多数”的心理，或者对新出现的信息产生反思，从而调整自己的评分。
3. “祛魅”与审视：
任何事物在被广泛传播后，都可能经历一个“祛魅”的过程。观众在最初被纪录片美好的画面和生活方式吸引后，可能会进一步去了解影片背后的创作者、拍摄背景以及被拍摄者的个人经历。一旦发现与自己原有认知不符，或者存在价值上的冲突，就可能导致评分的调整。
主角是二战战犯的证据来源
关于津端修一先生被指控为“二战战犯”的说法，这是导致评分大幅下滑的关键原因。要找到这个证据的来源，我们需要追溯到对这部纪录片的深入研究和背景调查。
主要的证据来源和信息披露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日本国内的历史研究与战争记录：
日本的战争罪犯审判记录： 尽管日本本土在战后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审判，但对于部分中低级军官或特定事件的参与者，其信息公开的程度和关注度可能不如甲级战犯那样广泛。研究日本战后处理历史的学者、历史研究机构，以及一些关注战争史实的民间团体，是挖掘这类信息的重要渠道。
相关历史著作和学术论文： 有一些日本学者可能在研究过程中，接触到与津端修一先生在二战期间的活动相关的史料，例如其服役单位、参与的战争行动等。这些研究成果可能会在一些专业的历史书籍或学术期刊中被提及。
2. 纪录片本身的细节与观众的敏锐观察：
纪录片中的旁白或字幕： 有些观众在反复观看纪录片时，可能会注意到一些看似不经意的旁白或字幕，其中可能暗示了津端先生在二战期间的经历。比如，提及他曾是一名军官，或者参与了某些特定的军事行动。
观众的背景知识和联想： 如果一些观众本身对日本二战历史有较深的了解，或者其家族曾受战争影响，他们可能会基于一些模糊的信息，通过自己的研究进一步去核实。
3. 网络上的二次传播与讨论（尤其是日本网络）：
日本网友的挖掘： 在日本本土的网络社区中，信息传播更加直接。一些网友可能基于对津端修一先生公开资料的了解，或者通过比对军史资料，发现了其可能与战争罪行相关的线索。
中文网络社区的二次传播： 当日本网络上出现相关讨论后，这些信息会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中文网络平台。最初可能是一些对纪录片持批判态度的博主、公众号或论坛用户，将这些信息整理并发布，从而引起了广泛关注。
具体“证据”的性质和指向：
关于津端修一先生为何被指控与“战犯”相关，根据网络上流传的信息，主要指向他在二战期间的军人身份，以及他可能在某些被视为“侵略”或“压迫”的行动中扮演了角色。
关于他的军旅生涯： 纪录片中确实提及了他年轻时曾是军官。一些深度挖掘的资料指出，他曾是关东军的成员，并在中国东北（当时被称为“满洲”）服役。
“战犯”的界定： 需要注意的是，“战犯”这个词的界定非常复杂。在国际法和历史评价中，战犯通常指在战争中犯有战争罪、反人道罪等罪行的人。如果津端先生的指控是基于其在关东军服役的经历，而关东军在中国东北期间的许多行为都涉及侵略和暴行，那么他作为其中一员，其行为和责任就可能被放在显微镜下审视。
证据的指向性： 网上流传的“证据”通常指向的是他的军职和服役地点，以及他所属的军队（如关东军）在历史上的争议性行为。例如，可能查阅到他在某个时期在中国的具体服役单位和职位，并将其与一些历史事件联系起来。
例如，有说法指出他曾是中国东北的一名军官，并且与一些在当地进行的军事行动或管理措施有关联。 这些信息可能来自日本的军事档案、个人回忆录，或者战后对战争罪犯的调查记录（虽然他本人可能未被列为甲级或乙级战犯而被公开审判）。
关键点在于，一旦其服役经历与侵略战争中常见的压迫、剥削甚至暴力行为联系起来，即使他个人没有直接参与具体的罪行，其作为战争机器一部分的角色也会受到质疑。
总结来说：
《人生果实》近期评分的突然下滑，很可能是因为观众在深入了解纪录片主角津端修一先生的背景时，发现了他曾是日本军人，并在中国东北（关东军）服役的经历。这一信息与纪录片所营造的温情、自然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触发了观众对历史的敏感和反思。
证据的来源并非来自某一个单一的、公开宣布的“战犯名单”，而是可能通过以下途径综合而成：
日本国内的军事档案和历史研究资料。
对津端修一先生个人履历的深入挖掘，包括其公开的访谈、回忆录（如果存在）以及家属可能透露的信息。
对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尤其是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活动）的研究者和网友的“还原”。
在网络上，这些信息被传播、解读并放大，最终形成了舆论的风向。
对于观众而言，在观看这类纪录片时，了解主角的全部人生经历，并结合历史背景进行批判性思考，是重要的观影态度。这部纪录片的美好生活描绘与主角的战争经历之间的矛盾，正是引发这场争议的核心所在。
网友意见
一会儿挖人游客照，一会儿逼人烧鞋，一会儿围剿不存在的社交平台上的两个字，一会儿又考古十年前论文的两个字，现在又来这个。
这帮人失心疯程度堪比ISIS，只是凭据的教条不同，以及万幸他们没ISIS那样的执行力和生杀之权而已。
相比之下塔利班的确比他们温和。
给大家讲个故事。
1955年11月10日，片山哲率领的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到达北京。访华团成员如下：
其中有一人名叫远藤三郎，是前日军中将，受到了毛泽东的注意。
毛对远藤表示，希望日本方面单独组成前军人代表团访华，负责对日工作的廖承志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远藤临行前对他说希望能尽早组成军人代表团访华。远藤也有同样的想法，于是回国后进行了各种活动，此处按下不表。最终，1956年8月12日，远藤率领的前军人访华团到达北京。访华团成员共有15人，包括前陆军中将3人、前海军中将1人、前佐官9人。
9月4日，廖承志向毛提议接见日本前军人代表团，毛同意，于是在同一天接见了访华团。
之后，中国方面提出日本派第二批旧军人访华团的希望。中国方面提出，希望将访华时间定在1957年5月，并希望畑俊六（前陆军大将、元帅，1939年任陆相，41年任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东京审判中作为甲级战犯被判终身监禁，54年10月假释，58年4月赦免）参加。1956年末内山完造访华之时，廖承志也向他提出希望畑俊六能参加第二次访华团。远藤得知此事后迅速联系畑俊六，但畑说自己还是保释中的“战犯”，不适宜出席公共场合，于是拒绝了。
之后，远藤又询问东久迩宫稔彦（皇族，前陆军大将，终战后第一任首相）的意见，东久迩宫说他想访华，但是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去了。于是远藤又和内山完造、平野义太郎商议，三人认为矶谷廉介前中将是最合适的访华人选。矶谷表示，如果外务省给他护照他就去（这时是57年1月，到了3月他又决定不去了）。
远藤联系了前军人当中比较有名望的将领，包括畑俊六、东久迩宫稔彦、冈村宁次（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今村均（关东军参谋副长，第8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关东军高级参谋，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末任陆相）、河边正三（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矶谷廉介（关东军参谋长，香港总督，战后作为战犯被中国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可是他们都由于各种原因来不了，于是远藤这条线的访华准备工作陷入僵局。
这时让事情出现转机的是另一位日本人。
辻政信与周恩来第一次会见是在1955年，以此为契机，中国政府认为辻是“在日本前军人中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1957年2月27日，辻政信与秘书朝枝繁春[1]会见周恩来，双方会谈两个多小时。
辻政信说：“我虽然属于保守政党，但在要求美军撤退及日中邦交正常化方面比社会党还要坚定，美国管我叫‘反美boss’，但我并不是什么boss。因为美国的压迫，日本国民的觉悟更强了。”辻政信回国后，3月28日给廖承志的信中说：“周总理的见解与我的信念一致。”[2]
辻政信和远藤三郎其实是各自在张罗访华人选，互相没有联络。比如前文提到的矶谷廉介，不仅被远藤选中，也被辻选中。远藤曾在57年1月联系矶谷，矶谷表示只要外务省给他护照，他就愿意访华。辻在3月28日给廖承志的封信中说：“矶谷氏与廖先生的父亲（廖仲恺）是肝胆相照的挚友。矶谷对我的报告表示满意，热切希望来新中国看看”，还说矶谷“认为访问时间在5月中旬比较合适”。[3]值得注意的是，3月26日远藤与矶谷会面时，矶谷却表示对访华“没兴趣”。可能是因为矶谷已经答应加入辻政信组织的访华团，而不准备加入远藤组织的访华团。此外，远藤在1956年组织第一次访华团时，曾在给中方的信中说：“对我来说，显然最大的障碍是辻政信君在自由民主党内提出反对意见。所以我和辻政信见了面，请求直接交涉，但被婉拒。”[4]可见虽然远藤和辻都是访华的“窗口”，但二者却是各自为战，而且还互相拆台。因此，辻在上述3月28日给廖承志的信中说：“希望在矶谷团访问贵国后，再让远藤三郎中将推荐的军人团访华。”[5]但是中方最终还是决定先接待远藤的访华团，把辻政信组织的矶谷访华团推迟到9月。最终，远藤三郎率领的第二次前军人访华团（共19人）于6月26日到达中国。而辻政信组织的访华团最终也没能来成。
所以，我到底想说什么？
给这部纪录片恶意刷低分的人，请查一查中国当年想邀请访华的畑俊六、矶谷廉介是什么人，还有会见周总理的辻政信是什么人，这位更是重量级。
你们知道了这些，敢冲毛周吗？你们不敢。你们只敢冲一部无害的生活纪录片，然后管一个参战几个月就投降的大头兵叫战犯，殊不知真正的战犯可是国宾待遇。气不气？这不得狠狠地冲？
粉红就这？
我想说的就这几句。
参考
他们的「证据」来自一个微博的截图，发布者ID：迷惑新闻大赏
说男主人公设计过二战日本海军战斗机，这个实在不知道怎么找到的，有可能是想像的。
日文维基记载谷歌翻译如下：
津端修一1925年出生，1937年侵华战争时12岁，1945年被分配到日本厚木机场担任海军工程师，然后同年战争结束了。
个人不太相信日军会让一个20岁的，大学没毕业的青年设计战斗机，况且还是学建筑的。
津端修一在机场的工作台媒报道如下：
〔記者賀靜賢／台北報導〕紀錄片《積存時間的生活》記錄知名建築家津端修一夫妻的「慢活」生活；在日本連映10個月，引起極大迴響。津端3年前曾來台辦簽書會，當時特地赴六張犁二二八亂葬崗祭拜一名台灣友人，帶出一段生死兩相隔的台日「印章情」，收錄在電影當中超催淚。
二戰時期，津端修一受徵召從軍，在名古屋空軍基地當「台灣少年工領班」，與一群到日本做工的台灣年輕人建立不錯感情。當時他和19歲陳清順最要好，戰爭結束後陳清順將返台，離開前親手刻了一個「津端」木章當紀念品。津端結婚後，夫妻兩人唯一的印鑑就是這個。
多年來，津端沒有機會再見這群朋友，後來才聽聞陳清順在228遭到槍決，早已身亡。3年前他和太太趁來台特地去祭拜陳清順，以手掘坑將圓章埋下，並吟曲祭亡友，感人場面皆收錄在片中。隔年6月，津端辭世，享壽90歲。
津端生前與妻子力行外在樸實的簡單生活，他畢業於東京大學，曾參與許多都市計畫，還曾建言淡水造鎮的重要建築方向是「留住美麗視野」；但2014年來台參訪時赴淡水看市容，驚見大廈林立，大嘆可惜了有山有海的絕美地點。
任「台湾少年工领班」，这个可能性比较高，因为纪录片里提到了他与陈清顺的深厚友谊。
综上，津端修一不是战犯，对中国人民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几乎为0。
最后，给小将们指条明路，去找小津安二郎和沟口健二吧，这二位我都能理解，别再碰瓷津端修一了，很丢人。
男主角其实二战没来过中国
19岁的男主 1945年作为理科生编入了 旧海军派往了本土厚木机场 ……然后二战就结束了（没有被认定为战犯）
原则上就是个被军国主义裹挟的初级工具人
而且并没有悬挂所谓“军旗”
因为喜欢帆船 所有有海事信号旗（国际通用 且 也被民用）
信号旗的意思 按照男主悬挂顺序 男主也有帆船 也可以悬挂
X「请贵船终止一切企图并留意我船信息」
Y「正在浮锚」（是船舶遇到风暴时减轻船舶漂流的工具。）我船遇到了风暴
Z「需要拖船」我需要拉我走
战场上挂这三面旗 你自己想
我认为是反战情绪在的
其实同岁的 寿司之神 小野二郎 被征召到旧陆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小野被征召到陆军。“我当时坐在电车的最后一节车厢，挥舞着日本国旗。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家乡吧。心里想着我死定了”，当时脑袋里只是想着要是能吃饱一顿白米饭再死就好了。
请保持马列主义唯物史观 批判的去看待
在当代中国普及现代战争法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他是那种战犯？
策动侵略战争、发起种族屠杀的危害和平反人类甲级战犯？
犯下战争罪行，组织策划或亲自实施对平民战俘的暴行的乙丙级战犯？
那种都挨不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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