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主会这么想,是被当今社会上甚嚣尘上的法西斯恶臭思维方式毒害了;但是对此感到奇怪,说明还有救。建议学老三篇解毒:
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纪念白求恩》
聂耳的国歌反对的就是日本,为什么日本人还给他修纪念碑呢?
日本的极右翼民族主义团体(有时我们也称他们法西斯余孽)肯定也是这么想的。他们还会想:这群人真是叛国贼啊,估计是收了境外势力的钱了。
极右翼民族主义宣传的核心就是把民族、民族国家、个人、右翼政府绑到一起:聂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聂耳反对日本;聂耳反对日本=聂耳反对日本人;聂耳反对日本人=日本公民不应该纪念聂耳。这就是他们荒诞的逻辑;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会明白,公民难道无权反对他们的政府吗?政府,尤其是一个军国主义政府,凭什么绑架整个民族?公民反对政府就是背叛本民族利益吗?具体来说,聂耳反对侵略战争,这些日本公民也反对侵略战争,他们纪念聂耳有什么不对吗?
不管是中国公民还是日本公民,如果相信了这种宣传,就会得到同样的结论:日本公民不该纪念聂耳。只不过中国公民会反日,日本公民会反华。
这种“反日”是万万不可取的。你以为你在反日,实际上你在给日本极右翼民族主义推波助澜;你们思维是一样的,结论也是一样的,只是国籍不同。
日本人不光给主张抗日的聂耳建纪念碑,他们还给领导过抗日的周恩来修纪念碑。
京都的岚山有一座周恩来总理诗碑,上面刻着一首名为《雨中岚山》的现代诗。
这首诗,是21岁的周恩来在经过了一年半挫折苦闷的日本留学生涯后在即将从神户乘船归国之际,路过京都岚山游历时留下的。60年后,为纪念两国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廖承志挥毫写成之后,由日本友人竖立于此。
除了当地和中国名人有着深刻的渊源以外,诗碑和聂耳纪念碑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有当地官方背书。周恩来诗碑的建设有京都府知事和京都市长充当顾问,而在聂耳纪念广场上也留下了藤泽市长的名字。
如果你了解战后日本的主流价值是什么的话,就不应该为上述现象感到奇怪。从小学6年级开始,日本的社会课就会讲授被称为“宪法三原则”的知识,即人民主权,和平主义和人权,这是由宪法的序文,第九条以及公民权利相关条款概括而成的。在我印象中,我去过的所有文史类国公立设施都多多少少反映着这样的价值观。比如矗立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中央的原爆死难者慰灵碑上,就铭刻着这样的文字:
“请安息吧,因为不会再让同样的过错重复了”(安らかに眠ってください。過ちは繰り返しませぬから)
而公园一角的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清晰地叙述了曾经的过错是什么:广岛被爆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开始讲,不光点明战争是由海军偷袭珍珠港挑起的,还强调了陆军在同一时间登陆马来亚,发起了对英国的作战。
而在介绍战前作为军事重镇存在的广岛时,特意指出驻扎在广岛的第五师团参与了南京大屠杀并造成了大量平民死伤,好像唯恐不了解历史的人看了之后原子弹爆炸相关内容产生什么奇怪的误解,特意在之前打好预防针。
还有一个能体现这种价值取向的地方是宪政纪念馆。这座坐落于国会议事堂旁边的博物馆由众议院事务局直接负责管理运营,于1970年在议会开设80周年之际由尾崎行雄纪念财团赠予国会。而在此之前,此地为尾崎纪念会馆。
尾崎行雄何许人也?他被称为“宪政之神”,自1890年帝国议会开设起在众议院连选连任25届63年,当选次数之多时间之长至今无出其右者,从明治时代开始从政一直持续到战后,最后一次作为无党籍候选人当选时已经92岁高龄。他的传奇经历成为了这个国家通向民主的坎坷道路的象征。
尾崎能够封神绝不仅仅因为他的当选次数和时间,还在于他对理想信念矢志不渝的坚守。在大正年间,他热烈地拥护两次护宪运动,呼吁普选,抨击元老藩阀;而到了昭和时代,面对忤逆军部就有可能被少壮派军官杀害的凶险处境,他选择在站上演讲台前准备好遗书;在所有政党被解散,结社活动被禁止的1942年,他也丝毫不向大政翼赞会妥协半分,独立参选并最终成功当选。
事实上在当时不屈服于军部淫威的民选政治家远不止他一个。1940年,一位名叫斋藤隆夫的众议员发表了一篇批判军部对华侵略战争的演讲,很快在军部强大的压力下,这篇“反军演说”让斋藤遭到了除名处分;而在两年后的翼赞选举中,他在法西斯的人身威胁和不断阻挠之下成功当选。不光是尾崎和斋藤,总共有81人在一片肃杀的1942年作为独立候选人当选,他们之中包括安倍晋三的爷爷安倍宽,现任外相河野太郎的爷爷河野一郎,科幻小说家星新一的父亲星一,515事件中遇害的首相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乃至后来成为首相的芦田均和三木武夫。战前体制对左派的残酷打压决定了能进入议会的鲜有劳苦大众的代言人,他们之中辈出的也多是日后自民党的骨干大佬,但不论立场如何,他们在这至暗时刻守住了作为民选政治家的节操底线,用自己的当选无情揭露了“举国一致”的谎言,虽然无法对时局产生任何实质影响,但其追求民主的精神为后人所铭记。正如斋藤隆夫在被除名后所作的汉诗所言:
吾言即是万人声
褒贬毁誉委世评
请看百年青史上
正邪曲直自分明
幸运的是,他们大多在有生之年等到了应有的评价。
战前日本划向军国主义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军队的逐渐失控也远非明治宪法的设计者所能预见,站在1889年的人们也难以想象自己国家会在争取到独立自主之后很快在对外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这个角度看,“宪法三原则”中蕴含着对战前体制的否定:人民主权否定了天皇主权,和平主义否定了侵略扩张,人权原则否定了战前的臣民观和对反对者的镇压。
在这样的主流价值之下,树碑纪念异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人们,和纪念本国的反战民主人士,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ps.靖国神社在战前是官立大社,战后改制为独立宗教法人,变成了民营设施,其反映的是典型的“忠君爱国,为国献身”的战前价值观。两套价值观的斗争至今仍在继续,每年8月15日几乎一定会出现的表演恰恰说明了战前价值的小众化,这是各位有必要留意的。
这个问题很有趣。
我来写几句吸引喷子和杠精的答案。
日本人为什么会纪念聂耳呢?
不是日本人有多宽宏大量或者国际主义,而是因为,纪念碑是1949年倡议、1954年建成的。倡议者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福本和夫,还有《义勇军进行曲》歌词译者、藤泽市议员叶山冬子,建碑的钱则是由市民发起筹集的。这不是藤泽市政府行为,更不是日本国政府行为。
那么日本政府为什么会允许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纪念敌对国的一个音乐家?
因为那时候日本政府的事务日本人说了不算,美国人说了算。美国和中国都是二战的战胜国,虽然两国在朝鲜刚又打了一仗,但涉及日本事务,战胜国跟战胜国是穿一条裤子的,只要美国人不反对日本某些人纪念聂耳,那么日本县政府也好国家政府也罢都不容易干涉。
另外还有些有趣的历史细节,现在的人可能不大关注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开始侵略东北;
1932年,淞沪会战(第一次),日本开始侵略上海。
1934年,田汉、夏衍等人筹拍一个电影《风云儿女》,反映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的抗日风潮。
好玩的是,反日的片子,日本人没说啥,国民党先坐不住了,抓了剧组人员,停拍了电影。
聂耳当时因为自己进步,已经被国民党盯上了,他决定去日本避难——你没看错,在反日斗争期间一个共产党员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要去日本寻求安全,而且他真的去了,日本人并没有抓他或者迫害他。在临行之前,聂耳听说电影有一个主题曲还没写,主动要求由他来创作,然后他去了日本,在日本写出来了《义勇军进行曲》然后寄回上海,被制作成电影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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