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德云社真的有看起来这么和谐吗?

回答
要说德云社看起来是否“和谐”,这其实是个挺有意思的问题。用“和谐”这个词来形容德云社,得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解读,以及你期待的是什么样的“和谐”。

表面上的“和谐”:

舞台上的氛围: 观众们一提到德云社,脑海里浮现的首先是在剧场里,艺人们穿着长衫,一板一眼地说学逗唱,观众笑声此起彼伏。师父郭德纲在台上掌控全场,徒弟们一旁捧哏,有时候也会插科打诨。这种场景,尤其是当老郭讲段子、批小曲,或者调侃徒弟们的时候,确实很有“一家人”的感觉,充满着一种热闹、接地气的“江湖气”的和谐。
师徒情深(理想化): 很多观众喜欢德云社,很大程度上是被那种“师徒情深”的传统文化所吸引。郭德纲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徒弟们的培养之情,徒弟们也常常感恩戴德。这种模式,在很多观众看来,就是一种传统曲艺行当里最纯粹的“师父带徒弟”的传承,自然就觉得是和谐的。
团体活动和宣传: 德云社经常会组织一些团建活动,比如郊游、聚餐,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些生活化的片段。这些内容在传播出去的时候,很容易营造出一种“兄弟情深”、“相亲相爱”的团队氛围。
对外的统一形象: 面对外界的质疑或者挑战,德云社通常会展现出一个相对统一的形象。郭德纲作为领头人,承担了大部分的对外沟通。这种“护犊子”的行为,从外部看,也让人觉得是团结一致的。

但“看起来”和“真的”之间,往往存在着我们看不到的许多东西。

更深层次的“不那么简单”:

庞大的商业体: 德云社早已不是当年街头卖艺的小团体了,它是一个拥有多家分社、演出场次密集、艺人数量庞大、商业运作成熟的文化企业。任何一个庞大的商业体,内部必然会涉及到利益分配、人才晋升、团队管理、资源协调等等复杂的问题。
个人成长与团队的张力: 德云社的徒弟们,很多都是从小跟着郭德纲学艺,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但随着他们年龄增长,有自己的思想,有了各自的粉丝基础,也开始有了自己的事业规划。这就产生了一种张力:既有师徒情分,也有个人追求。
“出走”与“回归”的现象: 历史上,德云社也有一些艺人离开,又有一些艺人回归。这些事件,虽然可能被官方解释为“个人选择”或者“误会”,但背后往往涉及到了团队内部的价值认同、发展空间、甚至是管理方式的差异。每一次“出走”或“回归”,都可能在团队内部留下一些不为人知的涟漪。
流量与传统的平衡: 德云社现在既要保持曲艺的传统,又要吸引年轻观众,抓住流量。这种平衡的艺术,在内部执行起来,肯定是有各种声音和考量的。比如,郭麒麟、栾云平、张云雷、秦霄贤等不同风格的徒弟,他们的粉丝群体和商业价值也不尽相同,如何平衡和利用这些资源,背后肯定有一套复杂的运作。
师父的绝对权威与团队的自主性: 郭德纲无疑是德云社的核心和灵魂,他的话语权几乎是绝对的。但随着徒弟们的成长,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这种“绝对权威”和“团队自主性”之间的拿捏,是所有大型团队都需要面对的课题,德云社也不例外。
人际关系的复杂性: 即使是最亲近的师兄弟,在长期的合作和竞争中,也难免会有摩擦、误会,或者因为个人性格、生活习惯而产生隔阂。我们看到的舞台上的默契,很多是专业训练的结果,但私底下的人际关系,就像普通人一样,会有顺畅的时候,也会有不顺畅的时候。

所以,德云社“看起来”是很和谐的,尤其是在舞台上,在成功的商业运作下,他们展现出了一种令人向往的团结和传承。 郭德纲本人也确实是把这帮徒弟当成自己的孩子在带,他成功地将一群年轻人聚拢在一起,并让他们在这个平台上发光发热。

但要说“真的”就跟一家人一样,没有任何一点波澜,那可能就太理想化了。 任何一个有着共同目标、共同利益、又汇聚了众多不同个体的集体,内部都一定会有其复杂性和多面性。我们作为观众,看到的更多是被精心呈现出来的“好的一面”,是他们希望传递给我们的精神内核。

总的来说,德云社的“和谐”是一种混合体:有真诚的师徒情谊、对传统文化的执着、以及为了共同目标而产生的团队凝聚力,但同时,也夹杂着作为一家成熟的文化娱乐公司的商业运作规律,以及个人成长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微妙平衡。我们欣赏他们的精彩表演,也应该理解,任何一个成功的集体,其背后都隐藏着我们看不到的努力和磨合。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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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真是废了,题主问真有那么和谐么?

一堆人讥讽耍小聪明般的回复,明摆帮亲不帮理,在他们眼中德云社就是天,就是地,就是唯一的神话了。

现在我来回答下这问题,对于德云社我只知道几个名气大的,唯一关注点的就是岳云鹏。

他们和谐不和谐,我不清楚,反正知道的是,德云社里面充满了各种小团体,并非有肉大家一起吃,有酒大家一起喝那般和谐。

接下来,引用《博客天下》专访岳云鹏的叙述,表明我看法的由来。

自2005年下半年,郭德纲的逆转开始了,德云社的演出能场场满座了。几近入土的剧场相声死而复生。直至年底,大规模媒体报道井喷出现,郭德纲的名气在公众范围内彻底打响了。在2006年,德云社公开招徒,应者如云,涌进来的40多个学员艺名里都带鹤,被称为“鹤字科”。此前的“云字科”意味着亲近的,跟从于泥沼中的徒弟。
相声界本就讲究辈分与规矩,德云社尤其重视这些传统。后台有张八仙桌,仅设两个座。那是约定俗成,只有郭德纲和于谦才能坐的。师父上场穿大褂,只管胸口以上两个扣。师父抽烟,自有人点烟,烟灰落地,自有人打扫。师父面前的茶杯永远是满的,喝了就续。
讨好师父也有利可图,“早年前还老有人,端着杯子后面跟着师父呢。”李云杰回忆,“天天跟着,要了命了,一转身把水都弄洒了。后来被我们师父打发走了。”
用师兄弟的话说,岳云鹏“不够机灵”,说难听点,“没有眼力见儿、不会来儿”。“(伺候师父)轮不着他,是因为有心眼的人总比他快一拍。”孔云龙说。
演员们之间聊天、砸挂(即互相调侃、碰撞出台上可用的笑料),他也很难融入。他本来就内向,很少开玩笑,反应也不快,总说不到点子上。“岳云鹏那时候是太不招人喜欢了,你看看他过去那照片,不爱刮胡子,脏不拉几的。他还想留分头,半长不长。没人乐意跟他聊天。”孔云龙说。
相比之下,孔云龙很快成了“小红人”。他模样英俊,伶牙俐齿——如果不是如此,“海碗居”也不会选他做门童。师娘王惠特别疼爱他,时不时叫他陪逛商场,帮忙拎包。
师娘的车会直接开到岳各庄大院门口来接。孔云龙坐上车,从后视镜里,他看到岳云鹏站在后面,神色无辜又羡慕。车开远了,他还站在那里,变成了一个小点儿。“有时候真是感到可怜。”孔云龙说。
就像带着儿子逛街,看见好看的衣服或鞋,师娘就会买。有一次,师娘为他花1700块钱买一身阿迪达斯的套装。跟师娘熟了,他真敢说,“您已经两个月没给我买衣服了”。衣服一旦买下他都是马上穿,回去显摆,然后,岳云鹏“默默地摸两下。”
那时候郭德纲的儿子郭麒麟还在天津读小学,偶尔来北京,陪玩的人也是孔云龙和迟一年才入门的栾云平。他们拿着师娘给的钱带他去吃肯德基,陪他去网吧,三人晚上睡一张床。他们关系亲密,别人叫郭麒麟“少郭爷”,私下里孔云龙直接叫他“胖墩儿”。这些经历里都没有岳云鹏,“他得看大院啊”。

从2004年底至2005年的6、7月,他的表演部分是开场与李云杰拆唱太平歌词。开场活儿一般没人认真听,好多人还没坐好,按郭德纲的原话,“上台去练练胆。”岳云鹏角色次要,站在桌里,李云杰站在桌外,负责“铺纲”(即铺垫介绍)。
说相声的机会在2005年夏天终于来临,师父让他上台说一段15分钟的《杂学唱》。岳云鹏搞砸了,狠狠地搞砸了。“说了20分钟没人乐,这种情况可能有。”尚筱菊说,但他师父发生的状况,是这么多年德云社都没有过的。
《杂学唱》成了砸学唱,岳云鹏在台上只待了3分钟,就头脑一片空白,因为极度紧张还引发了胃痉挛。他下场就哭了。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岳云鹏失去了任何表演机会。工作只剩下检场(摆放剧场桌椅)与扫地。与他同时间的孔云龙却进步神速,很快有了固定搭档栾云平,并且还获得德云社10周年庆典与师父同台演出的机会。2006年10月,郭德纲举行“摆枝”仪式,收何云伟、孔云龙、栾云平、曹云金和于谦幼子于云霆为徒弟。除了小朋友之外,这其实是一个钦定“四大弟子”的仪式。
岳云鹏正式拜入师门要晚3年。事实上,直至鹤字科的一些学员已经有了表演机会,他仍是边缘角色。除非师弟李鹤林出来演出,岳云鹏才能搭着做捧哏。
至少有3次,有人向郭德纲提出要开除岳云鹏。前两次是在剧场后台,“再看看吧”,郭德纲答道。
第三次是在2005年底为大师兄何云伟和师叔李菁办的庆功宴上,他们在北京相声小品邀请赛上获得一等奖。那本该是个欢喜的场合,但气氛微妙地在变化。“你看你们何师哥都拿大奖了,再瞧瞧你们这几位,尤其是小岳。你们得多努力,多进步。”郭德纲说。于是自然而然地,话题集中于对岳云鹏的批判,有人再次提出开除他。
岳云鹏哭了,他哭得很伤心。师兄弟没有一个人说话。“我们管不了,连自保都自保不了。”李云杰回忆说。
一片混乱中,师娘王惠也哭了。“你放心,宁可留着你扫地,也不能把你轰走。”她对岳云鹏说,也是说给所有人听的。
那是最后一次他遭遇逐出师门的危险。“他摔得越深,爬起来,往上蹦得越高。”李云杰后来说,“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落差。”


那段险被开除的故事,不同的人曾在不同的场合讲述过。但出于某种惯性,人们总是从施与者的角度理解这段故事,而忽略每个人都是有选择权的。
“两条路。一条是回家种地,一条是留在这,继续学习。”岳云鹏对《博客天下》说,“我没有办法,我不像条件特别好的学生,比如生长在北京。我是生生被逼出来的。”他把学相声当成了一条单行道。相声讲究“三年学徒两年效力”,即使像他这样最早一批学徒,也是直至2007年后才有固定工资,此前只有零星收入。
相声演员都喜欢玩些传统玩意儿。学相声的京津冀的人居多,打小就接触,也有像孔云龙这样的,是进了圈子后,耳濡目染熏陶出来的。河南苦孩子岳云鹏是个例外。无论扇子、手串、鸟笼子还是核桃,他从来不玩。“他就是一心放在业务上了,怎么才能卖钱。”李云杰说。
2008年春节,徒弟们在郭德纲家看电视,一个叫“小金龙”的二人转演员与观众互动,观众一举手,他就下跪,举另一只手,他就唱歌。“你的机会可来了,你也可以试试,你会唱歌。”郭德纲对岳云鹏说。他确实喜欢唱歌,而且一去KTV,他点的都是那些老气横秋的歌,固定曲目包括《花为媒》《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不能这样活》.......
自此,岳云鹏做开场的铺纲时,戴个墨镜,模仿那位二人转演员,要么唱,要么跪下来,与观众做互动。场面很火爆。墨镜盖住了他的脸,他突然就没了羞涩和紧张。
“他表现不出来太张扬的那种劲头,非得给他这么一个机会。观众接受他了,他对自己也是一个突破。”李云杰回忆,岳云鹏现在的风格,即是自那时隐隐出现的。
岳云鹏找到了自信。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一种只属于他的“特别武器”。传统来说,逗哏可划分为帅、卖、怪、坏四种风格——郭德纲属于坏,具有超强的现场砸挂能力,而岳云鹏是第五种风格——贱。它更像主观感受而客观描述,这是一种在网络时代才有可能被充分理解的定义。只听到他那尖细的声音不够,用网友的话说——一定要看到“作死的表情”,才知道什么叫贱。
这种风格能够弥补他的短板。比如面对观众的捣乱,郭德纲总能有一种嬉笑的方法巧妙平复或者绕开。而岳云鹏往往会沉下来脸,似怒非怒,“你出去!”换其他人,这种生硬回击带来的感受并不舒服,可能会激怒观众,然而当一个“贱贱”的人这么说,反倒能产生喜剧效果。
某种程度上,那个做成网络热门表情包的贱贱的小岳岳,是他塑造的形象。“台上他为的是观众,那并不是真正的自己,一个是在表演,一个是在生活。”尚筱菊说。
从2010年起,岳云鹏在德云社的地位已经非同往日。郭德纲明显开始力捧他,让他以助理主持身份上天津卫视的访谈节目《今夜有戏》,将从艺馨社收编来的捧哏好手孙越配给岳云鹏,还给他开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专场。
这固然与当年8月后何云伟、李菁、曹云金、刘云天的出走有关——这几对都是郭德纲的心头之爱;与岳云鹏的进步有关,李云杰认为,“2008到2010年,对他是一个质的飞跃”。但也有一种流传于外界的说法,郭德纲故意挑选了一个天资平平但忠心耿耿的人,以证明他才是真正的“角儿”,他想带谁红谁就能红。
这个说法难以验证,但至少某些事实无可争议。岳云鹏的确是老实听话的孩子。“我不太会给自己规划,我走到现在,大部分是我师父帮我铺的路。”他对《博客天下》说。
2010年7月,岳云鹏小剧场专场开启,以每周一两场的速度推进。孙越记得,第一场下来,没有人给他们献花,“不能说好,规规矩矩完成任务,该响的包袱响了”。随后,岳云鹏每场演完,都会带给他预期之外的惊喜。进行到十几场,300人的剧场爆满,场外还有100多人进不来。“咱俩火了。”孙越对岳云鹏说。
对于岳云鹏的变化,内部当然有人不服。风言风语也会传到时任演出部负责人的王俣钦那里。据他观察,有段时间,同台演出时,排岳云鹏之前出场的人——出场越往后说明地位越高,“玩了命地使得好,就相当于搅和吧,我就不让你下一场使得舒服。但小岳岳一上来,你不服不行,你打不过我。”
2011年,在没有旁人时,郭德纲曾问过孔云龙:“岳云鹏火了,你嫉妒吗?”孔云龙说:“嫉妒。”“你服吗?”“我不服。”他们还聊到谁值得捧,孔云龙说了几个人的名字,但他没有提自己。“师父,我呢,也就是适合给您看家(指驻守小剧场),您要说真是应付媒体啊,我可能不太擅长。”他说。


点赞的人蛮多的,那就再多更新点《博客天下》关于岳云鹏的访谈内容吧。

岳云鹏的经纪人王俣钦记得,他(岳云鹏)最初与演艺圈接触、互动,回来会很兴奋地谈论。“周迅人特别好,以前是在电视里才看到的人。”他对王俣钦说。某个人若是给他感觉反差很大,他也会说,“其实那人不咋地。”
他也曾想象过自己成名后,“谁跟我照相我都照,走哪儿我都会开开心心地跟人聊。”
乍入名利场的兴奋感现在已经褪去了。现在别人拉他照相,“照第三张就烦了”,王俣钦说。他尤其讨厌有些人合影时故意躲他后头,把他脸拍得很大,然后发到社交媒体拿他调侃。
去年在哈尔滨松花江边,他买烤面筋吃并自拍发上微博。很多网友跟风掺和,假称和他在一起,说他喜欢吃大腰子和烤蒜。换作其他名人也许一笑而过,但岳云鹏感到的是困扰。“他很容易被别人的话左右情绪。因为我没有干,你冤枉我了。”他的徒弟尚筱菊说,“那天我们在一块儿,没有吃大腰子。”
岳云鹏尚未适应,甚至有点本能抗拒台前幕后都被娱乐化裹挟。《爸爸去哪儿》第二季曾邀请他和他女儿参加。那个节目收视率和影响力已经被证明,但岳云鹏拒绝了。孩子一旦出镜,就难免接受外界的审视与挑剔。他无法忍受自己的“小公主”承担这种风险。
说相声时,他的口头语是,“我的天哪”,语调极尽尖细,配有一手捂着嘴的惊恐表情。《欢乐喜剧人》节目组请他录宣传音频,他拒绝用同样夸张的方式去重复那句话。理由是,“我在生活中不会这么说话”。最终,他只用平常语调说了一遍。
与相声演员爱耍贫嘴、逗闷子的成见不同,生活中的岳云鹏是个内向寡言的人。他身边的所有人都验证了这一点。现在是,从前更是。少年时期,村里年长的女人拿他开玩笑,他会感到害怕。他从来不和她们聊天,一低头就走开了,生怕接不住话。
“在陌生人面前,他不会很快就升温。”王俣钦回忆,他2007年底认识岳云鹏时,觉得他连话都不敢多说。
即便对熟悉的人,他也不会轻易开启心事。孙越见证过岳云鹏的痛苦。2013年,德云社在德国巡演时,岳云鹏父亲去世。他决定演完后的次日才坐飞机赶回国。这是他的选择,相声圈的艺德是“艺比天大”,但也成了折磨他至今的隐秘痛苦。“都存在心里头。”孙越说,他们很少聊到那些往事,“实在是存不住,就我们两个人时说两句,绝不多说。”
尚筱菊读德云社全日制少年班时,岳云鹏来代过课。一进门全班就鼓掌了。大家都兴奋,期待他“卖萌耍贱”。结果,“跟舞台上感觉完全不一样”,他全程严肃,话也没说几句,反而是孙越成为了主导者。
到了2012年,社里指派尚筱菊拜岳云鹏为师。相认的那晚在剧场后台,岳云鹏说的话少得足以让他记清每个字。“以后你就是我徒弟了”。他又喊来妻子郑敏,“以后这就是咱徒弟了。”没再说多余的话了,就这么简单。
新徒弟想与师父走得更亲近,于是有一晚主动提出,演出结束不想回学校了,想去师父家住。“行,那就走吧。”岳云鹏说。
尚筱菊坐在副驾驶,开车回家的一路上,俩人谁也没说话。车上也没有放音乐。
他设想的师徒俩一起喝酒、畅所欲言的场景并没有发生。把他安置到书房后,岳云鹏就去客厅看电视了。那一晚漫长而煎熬——由于紧张,尚筱菊一直憋着泡尿不敢出房,最后实在忍不住了才去的厕所。就像《保安队的故事》里,岳云鹏塑造的那个到公司第二周才问厕所在哪的小保安。
尚筱菊后来才知道师哥去师父家的经历更倒霉。岳云鹏往往在中午起床,没有吃早饭的习惯,偏偏那天“连午饭也忘了做”。师哥原本三餐规律,被连饿两顿,到了下午,“都蒙了”。
慢慢地,尚筱菊搞懂了岳云鹏的脾气。他从不夸人,也不安慰人。“他并不是讨厌你,他就是不爱说话。”他的私下状态似乎总很疲惫且忧郁,让人不忍打扰。他在微博上特别热闹,但是他的朋友圈,一年难得更新几条。
徒弟开始重构起师徒之间的交流模式,“有事直说,别等他问你。”他发现,师父几乎有求必应。他第一次管岳云鹏要钱,是与同学打赌——说到这里,1995年出生的尚筱菊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经历。因为与师父见面,总会被问几个家常问题,“最近有人欺负你吗”,“缺钱花吗”。他决定回句新鲜话,没钱了。
岳云鹏马上掏了300块钱给他。
“还真给。以后就接着要。”尚筱菊说,“说实话有点觉得自个不要脸,但师父要给你钱,吃得会更好一点。”
师父不会记得徒弟的生日。但如果主动告诉他,他会叮嘱妻子郑敏买礼物。尚筱菊今年生日收到的是一双乔丹鞋。家里有七八双鞋都是师父送的。还有衣服、手表、大褂。尚筱菊算过,师父已经在他身上花了几万块钱。
尚筱菊爱骑摩托,有回剐到别人车,他第一时间想到找师父。他给师父打电话,师父派人来赔了钱。
岳云鹏的三个徒弟都知道他的银行卡密码,一起出门吃饭,徒弟拿去结账。他们建了个微信群,岳妻郑敏也在里面,群名就叫“小家庭”。
看似冷漠的师父,也有难得多话的时候。那是在东北一场饭局,岳云鹏喝醉了。“师父不是不管你,师父时刻都在关注你。”他搂着尚筱菊的肩膀说,“师父也帮你争取很多演出机会,但可能有时候没有争取下来。不要着急,因为你岁数还小......”
最近,岳云鹏在印度拍戏。他生日那天,尚筱菊发微信祝福。没有回复。
“如果别人发,他会回谢谢。”尚筱菊不以为意,按他的理解,如果师父不再假装客气,那师徒关系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就像是真正的朋友。他又给师父发了8块钱的红包。
几秒钟后,他看到那个红包默默地被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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