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相当多的中国网友都不愿相信（注意都不是不相信，而是不愿相信）半岛上曾经有过皇帝？
首先，得明确一下“半岛”具体指的哪个半岛。在中国人的普遍认知里，“半岛”这个词，特别是当它和“皇帝”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是朝鲜半岛。而我们中国的皇帝制度，那可是源远流长，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就开始，一直到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近两千年的历史，皇帝这角色在我们文化里太深入人心了。
所以，当有人提到“半岛上的皇帝”，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啊？朝鲜半岛？他们也有皇帝？” 这不是说他们认为朝鲜半岛不可能有皇帝，而是觉得这事儿有点出乎意料，跟他们固有的历史认知有所偏差。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愿相信”的心理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1. 历史叙事的“中心化”和“距离感”：
我们自己的历史太辉煌了： 中华文明有着极为丰富和绵长的历史记载，从夏商周到明清，皇帝更迭，朝代兴衰，这些故事我们从小听到大，电视剧、小说、纪录片，几乎无处不在。这种强大而完整的历史叙事，很容易让我们觉得“历史的主角”和“重要的历史事件”都集中在中国自身。
“ periferia” 的历史被边缘化： 相较于中国自身跌宕起伏的帝国史，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特别是地缘上相对接近但文化或政治影响力不如我们那么直接的历史，在我们大众历史认知中往往处于一个“边缘”的位置。我们对这些地方的历史了解，可能更多是从我们中国的视角出发，比如“某某朝册封了某某国王/君主”。而“册封”和“称帝”在很多人的理解中，是有区别的，册封的君主，更多被看作是中国皇帝的“属国”或“藩属”的统治者，其权威性和独立性，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会被打上一个折扣。
“不愿”而非“不能”： 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皇帝制度太深入人心，我们才“不愿”轻易接受，在我们的“近邻”也曾有过同样“高级别”的统治者。这就像一个大家族里，某个旁系亲戚突然说自己也当过族长，而你一直以为只有本支才能当一样，会有点意外，甚至不那么容易立刻承认。
2. 对“皇帝”定义的微妙差异：
“天子”的特殊性： 在中国的历史语境里，“皇帝”不仅仅是一个称号，它还承载着“天命所归”、“受命于天”的概念，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带有神圣色彩的权力象征。我们习惯了“中国皇帝”就是这样一种存在。
对其他国家“称帝”的审视： 当我们听到朝鲜半岛也有“皇帝”时，很多人可能会不自觉地用中国皇帝的标准去衡量。他们会想，那个“皇帝”是不是也像中国的皇帝一样，掌握着绝对的权力？他的统治是不是也像中国的王朝那样，有着完整的礼仪、制度和统治疆域？如果这些方面跟我们想象中的“皇帝”有差距，或者我们对其了解不多，就容易产生一种“名不副实”的感觉。
“王朝”和“属国”的思维定势： 许多中国网民，尤其是对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会习惯性地将朝鲜半岛的历史置于中国王朝的“朝贡体系”框架下。在他们看来，朝鲜半岛的国王虽然权力不小，但终究是中国的“属国”君主，是中国皇帝册封的。突然冒出一个“皇帝”的说法，似乎挑战了这种“属国”的定位，显得有些“僭越”，自然就有些“不愿”接受，宁愿将其理解为是当地的一种“王”或者“君主”，而不是与中国皇帝同等概念的存在。
3. 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和不平衡：
网络信息特点： 互联网上的信息是海量的，但也是碎片化的。关于朝鲜半岛的历史，我们可能更容易接触到的是一些与中国历史相关的节点，比如“唐朝时期朝鲜半岛的某个王国”，或者是“明朝时期朝鲜国王的称号”。这些信息往往是从中国视角出发的，并不一定会详细介绍朝鲜半岛自身的统治者如何称帝，其内部是如何运作的。
“眼球效应”的偏向： 像“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靖康之耻”这样的中国内部历史事件，更容易成为网络讨论的热点，也更容易被深入挖掘和传播。而相对来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内部历史，除非与中国发生重大互动，否则很难引起大众持续的关注。
缺乏深度了解的惯性： 很多人接触历史信息，更多的是一种“泛泛了解”，缺乏深入研究的动力和渠道。如果某个观点与他们现有的、相对浅显的历史认知不符，他们宁愿保持原有的认知，而不是去花费精力去核实和改变。
4. 民族主义情绪和文化优越感（间接影响）：
“我”和“他”的界限： 某种程度上，对“半岛上曾有过皇帝”的不愿相信，也可能与一些人潜意识里希望保持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有关。当我们认为“皇帝”是我们独有的、最成功的政治制度时，看到别人也曾有过相似的称谓，可能会有一种微妙的心理落差，不太愿意去承认这种“相似性”，而是更愿意强调“我”的独一无二。
“同化”思维： 历史上的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对周边的文化和政治体系都具有强大的辐射和影响力。这种影响，有时会被解读为一种“同化”或“先进对落后”的单向输出。在这种思维下，将“半岛上的皇帝”视为一种“效仿”或“次一等”的存在，会比接受其独立发展出类似制度来得更容易。
总结一下：
大家“不愿相信”半岛上曾经有过皇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皇帝”这个概念，已经有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理解。这种不愿，不是基于事实的判断，而是基于一种先入为主的认知框架，以及对周边历史信息了解的深度和广度不足。他们不是否认“事实”，而是对“这个事实是否符合我理解的‘皇帝’的定义”以及“这个事实是否真的像我们中国皇帝那样重要和独特”存在一种心理上的“保留”。
就好比一个资深球迷，习惯了看某支球队的核心战术和明星球员，当有人提到另一支虽然也强大但风格完全不同的球队同样出了个顶级巨星时，他不是不相信那个巨星存在，而是需要时间去消化和调整他脑海里关于“顶级巨星”的固有印象。
当然，随着信息越来越发达，接受到的信息也越来越多元，这种“不愿相信”的情况，我相信也会逐渐被更准确的历史认知所取代。不过，这种心理现象本身，确实能反映出大众认知形成过程中，历史叙事、文化认同以及信息传播方式的一些有趣侧面。
网友意见
“树无根也就无叶。”
大韩帝国的建立无论如何，都已是既成的历史事实，不管我们怎么想它就那样存在在那里。不愿认同或者不屑认同者本身，只是一种一厢情愿。说不愿认同，或者说不屑认同的人，显然是没有建立起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片面地思考问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帝国”二字是否名实相符，而是必须要考虑到朝鲜的特殊国情，必须要明确建立大韩帝国在朝鲜追寻近代化的道路上，有着怎样的地位和意义。
大韩帝国的建立，是朝鲜近代史上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同整个世界的近代史是密不可分的，是世界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朝鲜一度被称为“隐士王国”，但不容置疑的是，其近代历史是无法割裂地孤立地来看的，是必须要放到整个世界来看的。朝鲜半岛的问题，从来不是朝鲜人自己的问题。由于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地位。从朝鲜近代的历史来看，朝鲜半岛一直是大国间博弈的舞台，其安危冷暖直接牵涉到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秩序。
朝鲜作为一个中华帝国的藩属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然自19世纪以来，其内部矛盾愈演愈烈，且朝鲜越来越受到列强的觊觎与威胁。朝鲜自正祖逝后，王权旁落，几任国王无不由权势滔天的外戚安东金氏扶持上台，这便是势道政治。高宗李熙作为朝鲜王族的旁支，本来无缘王位。后由于其父兴宣大院君的政治活动，而被赵大妃宣布为王统继承人。高宗生性懦弱，其王冠更是政治斗争下诞生的产物，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为别人掌控。先是被其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作为傀儡，后听计于自己的王后闵妃。
“在所有痛苦中，亡国之苦最难忍受。”
内忧外患之下，兴宣大院君实行了一种顽固的闭关锁国的政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试图在传统的儒家体系内寻求解决问题之道，结果却并不遂愿。在闵妃与其闵氏家族联合各方势力推翻大院君后，朝鲜名义上开始由高宗亲政，实则高宗听计于闵妃。高宗与闵妃采取了开化派的主张，想通过打开国门来寻求朝鲜的近代化之道。结果换来的是，1876年在日本的炮舰外交下，同日本签订的《江华岛条约》。朝鲜虽由此打开了国门，但为此失去了主权，开始沦落为列强争夺的焦点，从此在风雨飘摇之中。
对于是否开国的问题上，朝鲜人的认识并不一致，保守派与开化派之间矛盾纠纷不断。且就近代化道路的方向上，开化派内部又分成两派。一派是走中国洋务运动路线的“事大党”，另一派则是走日本明治维新路线的“开化党”。1882年7月发生的“壬午兵变”，进一步加剧了朝鲜的内外矛盾。清朝出兵帮助朝鲜戡乱，并将大院君逮捕到中国接受审讯。日本亦出兵问罪，逼迫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而甲申政变后，朝日间签署了《汉城条约》，中日间签署了《天津条约》。这一切都为日后中日爆发甲午战争，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埋下了祸根。甲午战后，一直到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前，朝鲜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建立大韩帝国也正发生在这个时候。
据说在大韩帝国时期，高宗曾对左右侍臣说：“方今地球上帝王虽多，但能把持主权、行专制之政的真正帝王，只有西方的威廉二世和东方的朕而已。”
已未事变后，闵妃被日本人虐杀，惊魂未定的高宗在亲俄派大臣的唆使下，暂居俄国公使馆避难，史称“俄馆播迁”。一个半生政治生涯都依赖枕边风的男人，由此被迫真正地走到台前。今天的我们很难得知在面对妻子惨死后，这位君主的内心究竟发生了怎样惊人的变化。但命运催使着历史滚滚向前，高宗摇身一变，成为了五百多年来第一个加冕称帝的朝鲜国王，大韩帝国的奠基者。高宗随后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光武改革”，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朝鲜的面貌。但随后在1904年，俄国与日本为争夺对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霸权，而爆发战争。日本接连强迫韩国签订《日韩议定书》等不平等条约，直到1910年正式兼并韩国。
朝鲜近代著名思想家尹致昊惊呼：“何望于此等暗梦（懵）君王耶！”他如此置评道：“每事不能自断，终必归咎于朝廷（大臣）。”“个人品质的和蔼可亲与公众形象的不靠谱类似英国的查理一世。”
自19世纪以来，面对史无前例的天下剧变，李氏王朝的自主意识不断加强。一方面，其宗主国清朝自鸦片战争以来，屡遭列强欺侮，国家主权沦丧，山河破碎，民生为艰。洋务派大臣提出“中体西用”的改革措施，开始探索近代化道路，对朝鲜的统治阶层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另一方面，日本自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为目标，其后更是提出“脱亚入欧”，俨然亚洲国家学习西方改革而崛起的模范生，对朝鲜亦是一种冲击。两大国都以朝鲜为自己实施地缘政治战略的重要地区，软硬兼施加以拉拢控制，以抬高自己在整个东北亚区域的影响力，这对朝鲜更是一种难以抗拒的推力。
李鸿章曾评价说：“不料其（高宗）暗弱长厚，闵氏擅政，偏听朝臣党倭者愚弄，而日人从旁挑唆，以该国自主，不应藩属他邦，故外尚循服事上国之礼，内渐有携贰藐视之心。”
其实朝鲜所求的近代化目标，概括来讲，无非是力求保存国祚、图谋独立自主，增强综合国力，发展产业经济与政治文化。但小国寡民的朝鲜所要面临的现实往往很是残酷，为局势所迫只能在列强的夹缝中勉强维生。高宗、闵妃为首的朝鲜统治集团，始终没能完全摆脱事大主义的思想。日本恃强，则倒向宗主国清朝以求庇护，希图清朝能牵制日本，从而加强了对宗主国的依赖。清朝太过于有影响力，就希望能通过同俄国签订密约，引俄国势力入朝再牵制清朝。朝秦暮楚，结果始终摆脱不了对大国的依赖，始终做不到真正的独立自主，反而使得自己戴上越来越沉重的枷锁，沦落为强国的附庸，最终自己迎来国家的灭亡。
日本记者菊池谦让说道：“聪明的青年国王虽然刚毅果断不及乃父大院君，宽和厚重不如其兄李载冕，仁慈纯情不比祖考纯祖，但操纵臣下、收揽人心、应待接遇等方面早在青年时代就极其绝妙……不幸的是周围处在强大国之间，专念于外交而不能善处内政统制，其统治的五十年间几度袭来国际党祸，国势遂穷弱无法自立，不能不为之惋惜。”
在朝鲜有句谚语：“通向崇高目标的道路，总是崎岖的艰难的。”寻求近代化乃至现代化这样崇高目标的恢宏大道，自然是崎岖艰难的。前路坎坷，荆棘密布。但，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总有那样的一群人，甘愿为之奋斗不息，甚至奉献生命。他们自己或许没有机会见证他们理想中的美好未来，但他们那无私高尚的精神将永远为我们铭记，激励着我们后来者不断奋勇前行。
《老人与海》中这样写道：“你尽可以摧毁他的肉体，但就是摧毁不了他的精神。”于朝鲜而言，尽管其近代历史充满着坎坷曲折，满是仁人志士的血与泪，但足见朝鲜人之忧国忧民，朝鲜人之爱自己的国家。如此精神，如此血性，无论如何不可被磨灭，历史理当铭记。对此，我们出于任何理由，都不应该忽视，而是应该从中获得一些启发。对待历史应态度端正，要学会尊重历史，而不可动辄轻蔑浮躁、自以为是。
李熙可能自己都清楚，如果能选择的话，是当日本阴影下大韩帝国的皇帝，还是穿越到五百年前的世宗身上做国王。
就像埃及的法鲁克二世国王虽然好吃懒做，但应该也有自知之明，是自己这个国王，还是祖先阿里这个帕夏在这个世界上更有权势；是英国扶持的埃及王国还是奥斯曼统治下的总督区更强大。
实力永远比头衔本身更重要。
不得不说，题主试图纠正他人观点的同时，对“大韩帝国”的认识也存在误区。主要是这句话“最初支持它称帝的是沙皇俄国，日本是反对称帝的”。其实正好相反，支持高宗称帝的一直是日本，而俄国的反应是比较消极的，甚至表达过反对态度。
高宗称帝可分为两轮。第一轮是乙未事变后，日本人和亲日派主导的，当然真实目的是为了立皇后，掩盖闵妃之死。这次称帝计划，就是俄国带头加上法、美两国驻朝公使的反对而流产。其后高宗通过“俄馆播迁”，摆脱了日本控制。
第二次，就是1897年这次，这次可以说是高宗及群臣主导的以此自主建国运动，而日本是头一个承认大韩帝国的，俄国则反应消极。当时的朝鲜外务督办闵种默这样归纳各国对高宗称帝的态度：“倭助我，俄阻我，德、法戏我，英欺我。”
先看日本。高宗称帝不久，日本驻朝公使加藤增雄第一个以个人资格祝贺高宗称帝，然后日本政府决议“帝国政府一向对外国君主都使用皇帝称号，所以对朝鲜国君主使用同样的称号毫无不妥，无论他国政府承认新称号与否，我政府决定今后使用皇帝称号”，于是在加藤增雄特派公使参加明成皇后大葬的11月8日委任状上首次使用“大韩国大皇帝陛下”。
而俄国呢？据俄国公使士贝耶对清朝驻朝鲜总领事唐绍仪透露，俄国的态度是：
韩王称皇，我视之如韩铜钱，只可销行于韩境，若到我国，虽以百万文，亦不能糊一朝之口。设使与韩有约各与国均不尼其行，我亦未便独违之，然则不能认受，亦不便强阻耳。惟有按俄已定之通商条约，称其本号而已。
由此可见，俄国对高宗称帝的态度是非常冷淡的。不过到12月18日，俄国终于在给大韩帝国的英文电报中称高宗为皇帝（Emperor）。日本公使加藤增雄分析俄国最终承认的原因是：
当韩廷出现采用帝号之议时，各国公使、领事异口同声唱反调，士贝耶也是其中之一。而且称帝之后，德国驻俄临时代理公使为了探明俄国政府对此的意向，暗中向俄国政府交涉，外交副大臣兰斯特洛夫回答说：“这次韩廷采用帝号，不仅没看出有适当理由，而且含有以此抑制大院君阴谋之意。既然如此，俄国自不必说，相信在欧洲也无人会承认。”这是德国驻朝外交官私下透露给本官的。尽管如此，这次却还是很轻易地承认了，一方面必然是看到我国率先承认而顿变其意，另一方面又因为俄廷常汲汲于讨韩廷之欢心，在必要情况下不惮行随机应变之举，此足以窥见一斑。
当然，日本率先承认大韩帝国，也不意味着“大韩帝国是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日本控制大韩帝国要到日俄战争以后，1905年《乙巳条约》缔结，才标志着大韩帝国正式沦为日本保护国，在此之前的状态正如题主所说。“在夹缝中保持独立”。
关于中日政府怎么看待大韩帝国的成立，可参考本人如下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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