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城市中心论在苏联行得通?

回答
苏联的城市中心论(也称为“中心化城市规划”或“集聚式发展”)在特定历史时期能够成功推行,并对苏联城市的面貌产生了深远影响,这背后有多重原因交织。理解这一点需要深入探讨苏联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社会理念以及历史背景。

苏联城市中心论的核心理念: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苏联城市中心论的核心理念。它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受到当时国际上社会主义城市规划思潮的影响,并结合了苏联自身的国情。其主要特点包括:

强调功能集中和混合: 将居住、工作、公共服务、文化娱乐等功能高度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域。
重视公共交通: 依赖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地铁、公交、有轨电车)连接中心区域与周边居住区,减少私家车出行。
大规模住宅建设: 在中心区域或紧邻中心区域大规模建设高密度住宅,通常是批量生产的赫鲁晓夫楼或勃列日涅夫楼。
配套设施共享: 将学校、医院、商店、文化设施等设置在居住区内,方便居民步行或短距离通勤。
绿地与公共空间规划: 虽然强调集聚,但也注重在中心区域和居住区之间规划绿化带和公共广场,提供休闲空间。
社会主义理想的体现: 将城市中心视为社会活动、文化交流和政治宣传的中心,是实现社会主义集体生活和意识形态教育的载体。

为什么在苏联行得通?

1. 强大的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体制:
土地国有化和统一规划: 苏联的土地归国家所有,政府拥有绝对的土地规划和分配权。这消除了私有土地制度下的复杂利益纠葛和市场博弈,使得大规模、统一的城市中心化规划得以顺利实施。国家可以根据计划,征用土地,划定区域,强制执行建设。
国家主导的投资和资源分配: 所有大型城市建设项目的资金都来自于国家财政。计划经济体制能够集中全国资源,优先保障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公共交通)和核心区域的建设,而不必担心市场回报率或私营部门的参与意愿。这使得国家能够有效地将资源投入到城市中心的建设和配套交通网络的完善上。
强制执行力: 苏联共产党和政府拥有强大的行政命令和执行力。一旦国家做出城市规划决定,就可以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强制执行,包括征地、拆迁、企业迁移等,极少受到阻碍。

2.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理念的推动:
集体主义和社区精神: 苏联社会强调集体主义,城市被视为实现集体生活和共同福祉的载体。中心化规划被认为是促进居民之间的交流、互动和集体活动,培养社区认同感的有效方式。
平等与普惠: 苏联追求社会公平,希望通过集中服务设施,让所有居民都能公平地获得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而无需长途跋涉。城市中心化能够更高效地提供这些共享的公共服务。
反资本主义和反郊区化: 在一定程度上,苏联的城市中心论是对西方城市发展模式的一种反思和排斥。西方城市在工业革命后出现的“郊区化”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富分化、交通拥堵、社会隔离等问题,在苏联看来是资本主义的弊端。苏联希望通过中心化来避免这些问题,创造一个更具凝聚力和均衡性的城市环境。

3. 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的需求:
人口快速增长与迁移: 苏联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寻求工作机会,导致城市人口快速膨胀。集聚式的城市中心化规划能够相对高效地容纳和安置大量新增人口。
效率至上和工程思维: 苏联的城市规划带有强烈的工程主义色彩,追求效率和可控性。集中功能区域,建设密集住宅,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简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并降低交通运行成本。

4. 具体规划实践的支持:
发达的公共交通网络: 苏联在城市中心区域大力投资建设地铁、地面公交系统和有轨电车等公共交通。这些高效的交通网络是实现城市中心论的基础,能够将远离市中心的居住区与核心功能区紧密连接,支撑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大规模预制建筑的普及: 苏联大量使用预制混凝土构件进行大规模住宅建设,这种模式可以快速、低成本地建造大量住房,为人口集聚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些住宅往往围绕城市中心或主要的交通枢纽布局。

苏联城市中心论的局限性和挑战:

尽管在苏联时期能够成功推行,但城市中心论也并非完美无缺,并且在后苏联时期暴露出不少问题:

交通拥堵和通勤压力: 尽管有发达的公共交通,但随着人口和私家车保有量的增加,中心区域的交通拥堵依然严峻。
住房紧张和居住质量: 为了追求集聚,住宅密度过高,居住空间相对狭小,绿化和公共空间不足的问题也普遍存在。
功能单一化和活力不足: 过度强调某些功能(如工作)的集中,可能导致其他区域在某些时段缺乏活力。
缺乏多样性和个性: 大规模的标准化建设,使得城市中心区域的建筑风格和城市肌理缺乏多样性和个性,显得单调乏味。
环境问题: 高密度的人口和工业活动集中,容易带来环境污染问题。

总结:

苏联的城市中心论之所以能够行得通,是其特殊的政治体制(强大的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社会理念(集体主义、平等)、历史发展需求(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有效的规划实践(公共交通、大规模建设)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一种在特定意识形态和管理模式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和解决发展问题而采取的城市发展策略。然而,这种模式也孕育了一些内在的矛盾和局限性,并在后来的时代显现出来。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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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心论”在中国也是行的通的呀。

共产党搞革命的基本原则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作为一个策略,核心并不是“农村”,而是“城市”。也就是说,发展农村的目的最后还是为了夺取“城市”。什么是“城市”?在这里你可以不必把城市狭义地理解成北京、上海、武汉、天津这些具体的城市,而是具有区位优势并且可以吸纳工业资源、发展生产力的地区,都是“城市”。

当然,你也可以想想辛亥革命是怎么回事。辛亥革命的引爆点是武昌起义,起义军夺取了武汉,湖北就基本拿下了。之后,全国各个主要省的省会相继爆发了起义,而各省的领导人也相继通电表示拥护共和。于是,辛亥革命就这么成了。

其实不只是在近代,在古代,大规模战争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攻城”。为什么?因为古代的城池,或者依据山河地理险要而建,或者出于几个重要的咽喉之地,又或者交通便利。而且,城市所富集的资源,是农村远远不能比的。在古代,打破一座城池,胜利的一方可以轻易的获得巨额的财富以及粮食,但如果去抢劫农村,虽然也能抢到东西,但性价比实在太低。

而在近代,打下一座城市,收益就更大了。基本上,打下了一座大城市,你就收获了一个基本完整的工业系统。假如说这个城市恰好是个工业城市或者资源型城市,那就能直接补充战争资源。比如,在民国时期,打下了武汉,就等于拥有了汉阳兵工厂——汉阳兵工厂的产品在世界上虽然排不上号,但比起八路军兵工厂要土法炼钢造枪,那个枪炮还真是好得太多。

而在中共这边,不用说别人了,就说教员自己吧。他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是秋收起义,然而秋收起义一开始的作战任务就是进攻长沙。只不过是因为遭遇了失败,在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反思中,教员意识到了农村的价值。换句话说,如果一开始秋收起义能拿下长沙,教员也犯不上去井冈山。

当时的中国与俄罗斯的不同之处,除去工业实力方面的差距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很少有人提,那就是1927年爆发的一系列事变。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了多年的合作,双方对于彼此不能说知根知底吧,但大体上也还是有数的。在之前的革命中,共产党在国内的大城市几乎全都建立了党组织,并且还组织有工人纠察队等武装、准武装组织。如果中国的革命能收顺利发展,那么北伐军是有能力通过攻占大城市、消灭敌军的主要力量进而实现全国统一的。但是,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在1927年搞出的一系列事变,不但基本上摧毁了中国共产党在大城市的党组织,甚至于连国民党自己的基层党组织都干掉了大半。在组织系统已经损失殆尽的背景之下,共产党对大城市的进攻难度自然也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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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布党深知俄罗斯农民人口占多数的事实,一开始也没想完全城市中心,1917年的时候也是拼命宣传自己的纲领才是真正有益于农民的,其他纲领都是欺骗农民。只是最后比较悲剧,农民大多数不买他帐。

其次如果单看人口分布,或许会得出在1917年的俄罗斯也可以农村包围城市,农村包围城市也不是绝对不可能,但这其实应该是白军或黑军绿军什么的活,如果白军真能将农村组织起来未必不能一搏,然而白军政出多门、力求速胜,所以是围绕城市和红军作战也走城市中心论,并未着手建立农村组织,导致农村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

然后有两方面因素决定了在城市直接夺取政权,并由此引导社会剧烈变革在俄罗斯、对布党是可行而在中国对tg不太可行

1.城市力量:

城市人口虽然不是多数,但俄罗斯作为一个有着相当工业水平的国家,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大城市可以大量生产武器装备甚至装甲车、军舰,还是全国的交通枢纽,装甲列车顺着铁路就能直接开到全国各地,还有着几百万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纪律严明的工人,这是布党的基本盘。

相比之下农村人口虽多,但是以百人为单位分散在各个村庄中,难以组织。一个村子一般不超过二百人,壮年男性可能也就三四十个,甚至更少,一个排都凑不出好干啥的

所以城市缺粮最坏不过直接下乡强征就是,农村很难和城市力量抗争

中国当时反之,中国工人绝对数量不少,但多数分布在上海、南京等少数几个城市,上海情况又比较复杂,海上几十艘外国军舰决定了在上海绝难起事……而且江浙虽然是经济中心但不是政治中心,也算不上全国交通枢纽,就算控制了江浙也无法控制全国。内陆多数城市没有工人,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其实可以理解为大号的农贸市场+一个县衙门或市政府,极度依赖农村的生产为其提供交易物,在农村面前显得非常无力,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下城市会失血而死。

中国南方大城市在当时还有个很要命的问题是它们粮食无法自给,莫斯科周围的农村虽然不富裕,养活莫斯科还是勉强够的,但中国……于是国统区在失去了华北和东北的粮食后迅速经济崩溃

此外中国交通很落后,别说铁路,大多数地方连像样的公路都没有,导致只控制了城市大概率会被憋城里,很难仅凭城市有效控制农村

比如在俄罗斯,莫斯科的粮食就算不够了,组织工人带上枪去南俄农村强征,然后直接拿装了大炮的火车拉到莫斯科就行了。

中国的话,征粮队在农村征完粮,肩挑手提,赶个驴车,走半路大概率被民团、土匪三教九流暴打一顿劫走。哪怕没被劫走等送到城里,再用各种方式转运到南京上海,市民早饿死一批批的了。

强横如日本人,出了城两眼一抹黑,控制了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八路军照样可以在农村根据地自己玩自己的。

可以这么说,俄罗斯城市可以不和农村合作,直接强制逼迫农村就范。中国不行,中国的城市不能逼迫农村就范,农村反过来可以直接捂死城市,所以最早可能孙中山就意识到在中国没有和农民联合、只有城市自嗨是不可成行的,根本无法真正变革社会,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已。

2.农村基础:

布党一直不太重视农村的宣传,农村当时其实也没有特别迫切的革命需求。因为俄罗斯的农村虽然贫富差距也不小,但不像中国农村这么苦大仇深,因为他们至少还能活下去。特别是比较富裕的南俄地区(后来也是白军的主要根据地),一户农民平均拥有130亩土地,2-4头甚至更多的役畜,中农占40%并占有45%的土地,无地农民不足5%。后来投票布党就是因为在农村投票过于杯具所以选输了。

所以布党就算想走农村包围城市也走不通。事实上欧洲各国也普遍不认为农民是一支多么具有革命性的力量,法国大革命中农民多数是铁杆保皇派,甚至到拿破仑三世时农民都是复辟帝制的主要拥趸。因为他们生活不算很差,而且君主还是小生产者的天然同盟。

反过来,中国农村基本可以算全世界最苦大仇深的农村,人多地少,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而且经济不断劣化,农村手工业在洋货冲击下彻底破产。

所以中国当时必须依赖农民也只能依赖农民。

至于俄罗斯,有农民合作当然更好,没有也不一定就干不成事,当然因为农民不合作,布党一度很被动,好在白军各自为战不统一,还有黑军绿军左右晃。

在同期的西欧,农民无论在经济还是人口上都全无优势,所以自然就完全城市中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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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1917年,你去跟列宁那帮人说,你们做好准备,三年之后,你们将拥有沙皇俄国几乎全部的人口,土地,矿产,粮食等资源。他们一定会认为你疯了。

苏联建立前,在政权建设方面,共产党人唯一能参考的经验,其实只有建立短短2个月的巴黎公社。

当时的共产党人想的都是如何复刻巴黎公社起义,就是如何占领一座有工业生产能力的大城市。至于想着如何吞下2000多万领土,当时的共产党真的没真么大的想法。他们想的仅仅是如何占领一座大城市,并让统治的时间可以超过巴黎公社。

列宁认为,巴黎公社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共产党员组织能力低下,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列宁式政党的构想。靠着全新的组织形式,俄罗斯共产党一战告捷,成功占领彼得格勒建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随后靠着这种组织形式成功挫败了各个国家以及沙皇俄国内部势力的军事进攻。面对四面八方涌来的敌人,当时的俄罗斯共产党只是下意识地进行抵挡,并且尽量把战线向外推。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几乎就是在做梦中,三年之后,俄罗斯共产党拿到了2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一亿多的人口。

在最开始时列宁那帮人完全是按照管理巴黎一个城市的思路,去管理整个沙皇俄国这么大的地盘。然后在摸爬滚打中,逐渐积累起管理这么大一片领土的经验。

所以最后给人感觉,苏联是设计好的,先拿城市然后夺取了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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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袤的俄罗斯,自耕农传统不够深厚,经济的空间区域发育,长期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殖民化的,提纲挈领式的,决定了苏联革命的策略。

中国是上千年水银泻地式的自耕农村庄遍布80%的人口稠密区,而城市工业仍很稚嫩,无产阶级发育不良,决定了中国革命无法照搬欧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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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工人是真穷,那个什么的工人其实不穷。要叫别人豁出命去,当然是去叫那些没啥好失去的,比如扶了几十年还困难的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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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苏联时期的人口分布图,可见绝大部分人口集中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几个大城市,而并非星罗棋布零零散散分布于整个国土。

这是俄罗斯的铁路网分布,可见几座大城市本身就是交通干线的核心枢纽。

这是俄罗斯工业地带分布,也是集中在以大型工业城市为中心的几个点。

控制了主要人口,控制了主要物流,控制了主要经济活动,自然就控制了整个国家,所以城市中心论在俄罗斯是完全行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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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看到 @托卡马克之冠 胡说八道,给我整笑了.jpg

沙俄一战前被称为“泥足巨人”是因为它全方位落后,其中包括城市化进程缓慢。根据1897年沙俄人口普查数据,排除芬兰王国后沙俄城市化率不到10%,同期西欧国家为30%左右。即使是苏联成立后,根据1926年人口普查数据,[1]全苏联共有147027915人,其中城市人口为26314114人,城市化率为17.9%。于是他能得出一个“绝大部分人口集中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几个大城市”的结论,真的是令人爆笑。

退一步说,假设他说的是苏联解体前,数据也不对。

根据1989年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莫斯科市共有8769117人,列宁格勒市有4460424人,基辅有2587945人,合计15817486人,相当于苏联人口的5.51%,这个数据也就和北上广深在我国人口占比持平。

苏联的城市人口分布和我国完全不一样,除了三个特大城市(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外人口普遍在一百万上下徘徊,全苏联这种规模的大城市加起来应该也就三十个上下,[2]显然远远没有到“控制大城市等于控制全苏联”的地步。


回到这个问题本身,我对上世纪初沙俄的情况不太了解,不过可以说明一下为什么“农村包围城市”在中国可以成立,对比一下,应该就能明白为什么布党没有采用这套方案。

统治中国的各路反动政权由于种种自身缺陷,对农村的统治极为薄弱,但是对城市的统治较为牢固。

晚清就不用多说了,作为封建王朝的最后一员,继承了“皇权不下县”的优良传统,对乡村地区统治最多停留在乡一级,再往下就只能借助当地乡绅的手维持秩序。

辛亥革命后到日本人入侵前,许多军阀和光头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想要对政府进行现代化改造,以加强对社会的统治。但是这些改造由于他们的反动本质都不成功。一个处处向“钱”看的政权却希望约束他的基层不要敛财为国服务,这种矛盾的行为显然是不可能成立的。

PS:光头夺权前的KMT在这方面做的怎么样我不太清楚,如果有了解的朋友希望能补充一下。

讽刺的是,解放前日本人在这方面做的反而是最好的。这方面只提一点:从辛亥革命后各路反动政权都想清查农村耕地来增加税收,只有日本人成功做到了。但是日本人受限于人手有限(华北派遣军才不到三十万人,对应的华北地区人口过亿),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对农村的统治显然漏洞百出。

沙俄对农村的统治稳固不稳固我不太清楚,但是由于1918年沙俄政府已经崩溃了,显然在这个时间点布党不需要选一条更为艰辛,更加漫长的路,而是借助自身在产业工人中的优势夺取城市,反过头来再去控制乡村地区。

参考

  1. ^参见此链接(俄语警告) http://www.demoscope.ru/weekly/ssp/ussr_26.php?reg=0
  2. ^懒得数了,谁要是有兴趣可以翻一下 http://www.demoscope.ru/weekly/ssp/sng89_reg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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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城市中心论”,这论那论的,苏俄侥幸取得胜利,伪定一时,总是试图从寥寥可数的经历中生硬总结出什么好东西,加以神圣化、教条化。

但凡验证什么理论,重要的是可重复性,拿单个案例自己证明自己,不是搞笑么?真是缺啥补啥。

就这种伪科学,还有人争论,很难不让人想到中世纪的经院教士们争论针尖上可以站立几个天使,争来争去,不就是权力分赃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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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俗话,叫做有多大屁股穿多大裤衩。

我看很多人时常忘记这一点。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召开,会上正式形成了后世所谓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

然后就是1905年革命,理所当然地失败。

而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是什么时候召开的呢?1923年,距离他们被人砍的满地乱滚还有不到四年时间。

俄国人能在彼得堡干成的秘诀无他,他们在1918年之前存在了十五年,发展的脉络则要从巴黎公社算起,那就接近五十年时间。

我看那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没比列宁斯大林多长什么器官,凭什么人家干了十五年才干成的事儿你四年就要达成同样效果?

难道因为汉语文件的篇幅比俄语文件少?

中国革命在1927年夺取不了中心城市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发展时间短,屁股不够大,撑不起这么大的裤衩。

所以只好跑到山里找那些比较小的裤衩来穿,所谓农村包围城市。

就算单纯查年头,中共从1923年往后查十五年,那都抗战了。

抗战后中共在白区的工作,是不是瓷实多了?

就是说,敬畏规律、敬畏客观事实,不要因为会念经,该走的步骤就可以随便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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