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当场被法官和律师气死，法官和律师要不要赔偿？
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非常极端且敏感的情况，即一个人在法庭上因为被法官或律师的行为激怒而导致死亡。要分析法官和律师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们需要从法律、伦理以及事实等多个层面进行深入剖析。
首先，我们要明确，在正常的法律程序中，法官和律师都必须恪守职业道德和法律规范。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公正，运用法律解决纠纷，而不是去“气死”任何人。所以，理论上，他们不应该承担这种责任。然而，现实往往复杂得多。
一、 法律责任的分析
要让法官或律师承担赔偿责任，通常需要满足一定的法律构成要件，比如侵权责任。这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考虑：
1. 是否存在过错？
法官： 法官在庭审中拥有一定的裁量权，比如控制庭审节奏、询问证人、决定证物采纳与否、以及对当事人言行的约束等。如果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其言行明显超越了法律允许的范围，例如：
恶意侮辱、诽谤： 法官发表带有侮辱性、诽谤性的言论，直接攻击当事人的品格、声誉，且这些言论与审理案件无关。
滥用职权、故意刁难： 法官明显故意偏袒一方，或者无故打断、驳回一方合理的陈述和证据，并且这种行为被证明是出于恶意，而非审判上的判断失误。
不公正的审判行为： 虽然“气死”是结果，但如果法官的审判行为本身就存在严重的不公，并且这种不公在庭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导致当事人情绪崩溃。
在庭审中发表煽动性、歧视性的言论： 比如，利用自己的权威，发表基于种族、性别、宗教等偏见的言论，极大地伤害了当事人的感情。
律师： 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其职责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律师在庭审中也可能采取一些策略。如果律师的言行：
捏造事实、恶意攻击： 律师在庭审中故意捏造虚假事实，或者对对方当事人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超出了正常的辩论范畴。
煽动情绪、挑衅谩骂： 律师为了达到目的，采取极端的言辞，刻意挑起对方当事人的情绪，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和谩骂。
违反代理职责： 比如，律师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输掉官司，或者在庭审中表现得极其敷衍、不专业，导致当事人对案件彻底绝望。
2. 是否存在损害？
这里的损害是最直接的——死亡。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损害后果。
3. 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这是最关键也是最难证明的一点。需要证明法官或律师的特定言行，是导致当事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或主要原因。
医学鉴定： 这种因果关系通常需要非常专业的医学鉴定来支持。例如，死亡证明需要明确指出是由于极度悲愤、突发疾病（如心脏病、脑溢血）等，并且这种疾病的发作与庭审中的特定刺激直接相关。
排除其他原因： 还需要排除当事人本身存在的健康问题、家庭矛盾、经济压力等其他可能导致死亡的原因。
二、 追责的难度与可能性
虽然法律规定了侵权责任，但在实际操作中，让法官或律师因为“气死”人而承担赔偿责任，难度非常大。原因如下：
1. 证明因果关系困难： 如上所述，直接将庭审中的言语行为与死亡因果关联，需要极强的证据链。人的情绪变化和生理反应非常复杂，很难将死亡简单归咎于某一方的言语。
2. 法官的职业豁免权： 在许多司法体系中，法官在审判过程中行使职权时，享有一定的豁免权，以保障其独立和公正。除非法官的行为是出于故意犯罪或者严重违背了法律的基本原则，否则很难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当然，这种豁免权并非绝对，也可能面临纪律处分或刑事追责（如果行为构成犯罪）。
3. 律师的代理行为： 律师在庭审中需要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这可能涉及一些尖锐的言辞和对对方不利的陈述。只要这些行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属于正当的辩护策略，就很难被认定为侵权。
4. “气死”的定义与界定： “气死”是一个日常用语，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如何界定“气死”与“正常情绪激动导致的疾病发作”之间的界限，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三、 潜在的追责途径
尽管困难重重，但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极端事件，死者家属可以尝试以下途径：
1. 民事诉讼：
侵权之诉： 收集证据，证明法官或律师存在过错行为，并且该行为与死者的死亡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可以起诉该法官（可能通过其所在单位或司法机关）或律师（个人或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要求赔偿。
证据收集： 庭审录音录像（如果允许）、庭审笔录、证人证言、法官或律师的言论记录、死亡医学鉴定报告等都是关键证据。
2. 纪律处分或行政处罚：
针对法官： 可以向法院的纪检监察部门、地方的政法委或者更高级别的审判机关进行投诉，要求对法官进行调查，并根据其行为的性质给予警告、记过、降级乃至撤职等处分。
针对律师： 可以向律师协会或司法行政部门投诉，要求对律师进行调查，并根据《律师法》等相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暂停执业甚至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等处罚。
3. 刑事追责（极少情况）：
如果法官或律师的行为已经超出了过失，而是故意以某种方式（例如，通过言语暴力、恐吓等）导致对方死亡，并且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种故意，那么可能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刑事犯罪。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证明难度极高。
四、 总结与思考
总而言之，法庭上当场被法官和律师“气死”虽然是极端的设想，但在理论上，如果死者家属能够提供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法官或律师存在违法、违纪、严重不当的言行，并且这些行为直接导致了死亡的发生，那么他们可能需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然而，现实中，由于证明因果关系、法官的职业豁免权以及界定“气死”的模糊性，这种追责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低。更常见的情况是，如果法官或律师的行为确实不当，他们可能会面临内部的纪律处分，而不是直接的法律赔偿。
这件事也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法律程序的公正性、法官和律师的专业素养以及对当事人情绪的关怀，都是维护司法权威和公众信任的重要基石。一个文明、公正的法庭，应当是理性、客观的，而不是成为情绪宣泄或相互攻击的场所。如果真的发生类似极端事件，其背后往往是对整个司法生态的深刻反思。
最终，是否需要赔偿，完全取决于具体事件的证据和法律的适用。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首先，我们要明确，在正常的法律程序中，法官和律师都必须恪守职业道德和法律规范。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公正，运用法律解决纠纷，而不是去“气死”任何人。所以，理论上，他们不应该承担这种责任。然而，现实往往复杂得多。
一、 法律责任的分析
要让法官或律师承担赔偿责任，通常需要满足一定的法律构成要件，比如侵权责任。这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考虑：
1. 是否存在过错？
法官： 法官在庭审中拥有一定的裁量权，比如控制庭审节奏、询问证人、决定证物采纳与否、以及对当事人言行的约束等。如果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其言行明显超越了法律允许的范围，例如：
恶意侮辱、诽谤： 法官发表带有侮辱性、诽谤性的言论，直接攻击当事人的品格、声誉，且这些言论与审理案件无关。
滥用职权、故意刁难： 法官明显故意偏袒一方，或者无故打断、驳回一方合理的陈述和证据，并且这种行为被证明是出于恶意，而非审判上的判断失误。
不公正的审判行为： 虽然“气死”是结果，但如果法官的审判行为本身就存在严重的不公，并且这种不公在庭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导致当事人情绪崩溃。
在庭审中发表煽动性、歧视性的言论： 比如，利用自己的权威，发表基于种族、性别、宗教等偏见的言论，极大地伤害了当事人的感情。
律师： 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其职责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律师在庭审中也可能采取一些策略。如果律师的言行：
捏造事实、恶意攻击： 律师在庭审中故意捏造虚假事实，或者对对方当事人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超出了正常的辩论范畴。
煽动情绪、挑衅谩骂： 律师为了达到目的，采取极端的言辞，刻意挑起对方当事人的情绪，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和谩骂。
违反代理职责： 比如，律师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输掉官司，或者在庭审中表现得极其敷衍、不专业，导致当事人对案件彻底绝望。
2. 是否存在损害？
这里的损害是最直接的——死亡。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损害后果。
3. 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这是最关键也是最难证明的一点。需要证明法官或律师的特定言行，是导致当事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或主要原因。
医学鉴定： 这种因果关系通常需要非常专业的医学鉴定来支持。例如，死亡证明需要明确指出是由于极度悲愤、突发疾病（如心脏病、脑溢血）等，并且这种疾病的发作与庭审中的特定刺激直接相关。
排除其他原因： 还需要排除当事人本身存在的健康问题、家庭矛盾、经济压力等其他可能导致死亡的原因。
二、 追责的难度与可能性
虽然法律规定了侵权责任，但在实际操作中，让法官或律师因为“气死”人而承担赔偿责任，难度非常大。原因如下：
1. 证明因果关系困难： 如上所述，直接将庭审中的言语行为与死亡因果关联，需要极强的证据链。人的情绪变化和生理反应非常复杂，很难将死亡简单归咎于某一方的言语。
2. 法官的职业豁免权： 在许多司法体系中，法官在审判过程中行使职权时，享有一定的豁免权，以保障其独立和公正。除非法官的行为是出于故意犯罪或者严重违背了法律的基本原则，否则很难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当然，这种豁免权并非绝对，也可能面临纪律处分或刑事追责（如果行为构成犯罪）。
3. 律师的代理行为： 律师在庭审中需要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这可能涉及一些尖锐的言辞和对对方不利的陈述。只要这些行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属于正当的辩护策略，就很难被认定为侵权。
4. “气死”的定义与界定： “气死”是一个日常用语，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如何界定“气死”与“正常情绪激动导致的疾病发作”之间的界限，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三、 潜在的追责途径
尽管困难重重，但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极端事件，死者家属可以尝试以下途径：
1. 民事诉讼：
侵权之诉： 收集证据，证明法官或律师存在过错行为，并且该行为与死者的死亡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可以起诉该法官（可能通过其所在单位或司法机关）或律师（个人或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要求赔偿。
证据收集： 庭审录音录像（如果允许）、庭审笔录、证人证言、法官或律师的言论记录、死亡医学鉴定报告等都是关键证据。
2. 纪律处分或行政处罚：
针对法官： 可以向法院的纪检监察部门、地方的政法委或者更高级别的审判机关进行投诉，要求对法官进行调查，并根据其行为的性质给予警告、记过、降级乃至撤职等处分。
针对律师： 可以向律师协会或司法行政部门投诉，要求对律师进行调查，并根据《律师法》等相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暂停执业甚至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等处罚。
3. 刑事追责（极少情况）：
如果法官或律师的行为已经超出了过失，而是故意以某种方式（例如，通过言语暴力、恐吓等）导致对方死亡，并且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种故意，那么可能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刑事犯罪。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证明难度极高。
四、 总结与思考
总而言之，法庭上当场被法官和律师“气死”虽然是极端的设想，但在理论上，如果死者家属能够提供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法官或律师存在违法、违纪、严重不当的言行，并且这些行为直接导致了死亡的发生，那么他们可能需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然而，现实中，由于证明因果关系、法官的职业豁免权以及界定“气死”的模糊性，这种追责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低。更常见的情况是，如果法官或律师的行为确实不当，他们可能会面临内部的纪律处分，而不是直接的法律赔偿。
这件事也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法律程序的公正性、法官和律师的专业素养以及对当事人情绪的关怀，都是维护司法权威和公众信任的重要基石。一个文明、公正的法庭，应当是理性、客观的，而不是成为情绪宣泄或相互攻击的场所。如果真的发生类似极端事件，其背后往往是对整个司法生态的深刻反思。
最终，是否需要赔偿，完全取决于具体事件的证据和法律的适用。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意见
法官和律师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需要视情况而定。气死人，不偿命？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那么的绝对。
受害人死亡案件属于生命权纠纷，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假设法官和律师的争论，均属于正常的争论，例如大声辩论，不涉及人身攻击、侮辱人格、辱骂：则受害人责任自负，行为人亦无须承担赔偿责任。这同“电梯劝阻吸烟致死案”的裁判思路是一致的。
争论、辩论行为属于正常的职务行为，各方之间未出现肢体冲突和拉扯行为，其行为不具有违法性。正常的争论，本身不会造成对方死亡的结果，正由于被害人特殊体质，才导致死亡，诸如脑溢血死亡、心脏病发死亡，争论与受害者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另外，从主观过错上看，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争论过程中，行为人对受害者的死亡无法预见，不存在故意或者过失的主观过错，行为人无过错，则不承担责任。
假设法官和律师的争论，超出了正常争论的范畴，行为人向受害者大声地开展人身攻击、侮辱人格、辱骂：
开展人身攻击、辱骂已经构成违法行为，侵害了对方的人身权益。从因果关系上看，辱骂行为与死亡结果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这里又会产生一个插曲：假设行为人知道受害者患有心脏病，高血压，故意辱骂对方，则可认定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假设行为人不知道的话，则可以排除主观故意和重大过失，其主观过错为一般过失。
严格地说，行为人虽有轻微的违法行为，但终究无法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受害者死亡的结果，一般只有存在推搡、殴打等轻微暴力行为时，才可以认定行为人存在主观故意或过失。
符合侵权构成要件的，又会涉及到执行职务行为的法律问题，雇主将承担侵权责任。
在实务中，法院对于主观过错的判断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似乎并未按照理论来认定。
附以下几个案例，供参考：
（2014）陆民初字第1237号中，陆川县人民法院认为：
两被告到原告家门口侧边疏通米机房排水沟时，在与原告丘兰珍及罗成政产生不满时，不是停工与罗成政协商解决，而是与罗成政争吵，导致罗成政因××急性发作而猝死，其不能正确面对纠纷，处理方法欠妥，主观上有过错，其行为与罗成政猝死也有因果关系，依法也应负相应的责任。……但罗成政对自己的生命××疏于注意，指责被告，导致双方发生争吵，造成××急性发作而猝死，其行为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依法也应负相应的责任，双方均应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综合本案的事实，××急性突然发作是罗成政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争吵只是罗成政死亡的诱发因素，根据因果关系的性质和法理，罗成政自负90%的责任，两被告承担10%的责任。
在（2015）宁民初字第05449号案中，宁城县人民法院认为：
原被告互相辱骂对方。原告家属高彩锋的死亡经鉴定，他人（被告）侮辱性言语对高彩锋死亡结果起到轻微因果关系影响作用。故对原告的经济损失，二被告应根据过错承担赔偿责任。
在（2017）鲁0613民初1489号案中，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认为：
2016年11月2日20时许，被告杨2016年11月2日20时许，被告杨仁昌等人在杨乃洲住处收取卫生管理费时，与杨乃洲发生争吵，后杨乃洲猝死；被告杨仁昌、杨维先、杨建国、孙忠君系被告南塂居委会治安工作人员，事发时系从事职务行为；经鉴定，杨乃洲死亡与2016年11月2日发生口角事件存在因果关系，其参与度为20-30%的事实清楚，可以认定。
从以上案例也可以看出，在被害人存在特殊体质时，行为人的行为在致死原因力占比较小。
除了以上案例外，我觉得法官辱骂式争论致他人死亡，赔偿是必然的。
司法实务中，公平责任经常被滥用。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法院可依据该条规定判决行为人赔偿损失。
即使行为人对受害者之死亡没有过错，法院往往考虑到社-会-和-谐、稳定-因素，特别是考虑到受害者家属将通过非司法途径维权的情况（上）（访），法院会适用公平责任，判决行为人承担部分责任。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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