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应不应该南逃？
崇祯皇帝应不应该南逃，这绝对是明末历史中最具争议、也最能牵动人心的议题之一。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是”或“否”可以回答，因为它涉及到当时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以及崇祯皇帝个人的性格和决策。如果要深入剖析，我们得从多个角度去审视。
一、南逃的理由（支持者观点）
支持南逃的理由，往往着眼于“保存实力，卷土重来”这一根本目标。
避免被俘，保全天子正朔： 当北京城破，局势糜烂到无法挽回时，继续坚守就意味着身败名裂，甚至落入流贼之手，这对一个皇帝来说是最大的耻辱，也可能让大明政权彻底失去合法性。南逃，至少能让皇帝本人脱离险境，保住“天子”的身份，成为南方士绅和军队继续抗争的旗帜。
南方仍有基础： 明朝的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早已南移，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拥有相对富庶的经济基础、坚实的税收潜力以及大量的忠君观念浓厚的士绅阶层。如果皇帝能成功抵达南京，就有可能整合南方的力量，重整旗鼓，建立新的抵抗中心。历史上，北宋靖康之变后，康王赵构不也成功南逃，建立南宋，并在南方坚持了数十年吗？这给了人们一个历史的“范例”。
时间换空间： 南逃可以为重新集结兵力、制定战略、争取时间和空间，为反击争取机会。北京城内的守军力量在李自成大军压境下已是杯水车薪，强行抵抗只会是徒劳的牺牲。
收拢人心： 尽管当时朝廷腐败，但皇帝亲临南方，用行动表达不放弃抵抗的决心，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南方士绅和百姓的忠诚，争取更多支持。
二、不南逃的理由（反对者观点）
反对南逃的理由，更多地聚焦于“皇帝的责任”、“士气”以及“历史的评价”。
“罪在朕躬”的担当： 崇祯皇帝即位以来，勤于政务，宵衣旰食，但却未能扭转明朝颓势。许多人认为，他作为最高统治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与京师共存亡，与江山社稷共承担。皇帝的逃跑，会被视为怯懦和放弃，是对天下苍生的背叛。
动摇军心民心： 皇帝一旦逃走，对于还在拼死抵抗的京营将士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可能会导致他们失去斗志，加速崩溃。对于城内的百姓而言，皇帝的逃离更意味着希望的破灭，可能引发更大的混乱和恐慌。
“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逻辑： 皇帝一跑，在新的地方重建政权，那些在南方支持他的人，在政治上就是“附逆”了。而且，一旦形成南北两个政权，容易造成内耗，对整个抵抗力量的整合不利。
难以确保安全： 当时的南方并非铁板一块。虽然有抵抗力量，但地方藩王、士绅集团势力盘根错节，是否会拥兵自重，甚至成为新的割据势力，都未可知。皇帝南逃的路线能否顺利，是否会遭到地方势力的阻挠或挟持，也都是极大的未知数。
道德和道义上的谴责： 很多忠君思想浓厚的文人士大夫，会认为皇帝应该与社稷同休戚。逃跑是一种“失君”，是一种“背德”。
三、历史的真相与崇祯的挣扎
事实上，崇祯皇帝在最后关头，确实有过南逃的念头。他甚至召见了大臣，讨论了南迁的可能性。然而，最终他选择留在北京，原因很复杂，也充满了悲剧色彩。
大臣的反对： 当崇祯提出南逃时，不少大臣，尤其是东林党成员，出于“忠君”和“保全自身在京师的地位”等考虑，极力反对。他们甚至以“陛下若弃京师，我等亦当随陛下殉国”来表达忠诚，但其潜在含义也是反对南逃，因为一旦南逃，他们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
“天命”的迷信： 到了明末，许多人，包括崇祯本人，都笼罩在“天命”的阴影之下。北京城是故都，是“龙兴之地”，一旦离开，似乎就失去了“天命”的庇佑。这种心理暗示，可能比许多实际的阻碍都更重要。
个人性格： 崇祯皇帝多疑、敏感、刚愎自用，但也渴望成为一个“明君”。他可能不愿意背负“弃都南逃”的骂名，更倾向于在最后的时刻，以一种悲壮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忠诚”和“不屈”。他或许认为，与其窝囊地在南方苟延残喘，不如在北京城破之时，以帝王的姿态走向灭亡。
行动的迟滞： 即使崇祯真的下定决心要南逃，他的决策过程也显得犹豫不决。当他终于决定南逃时，李自成的军队已经逼近城下，道路已经不安全，行动的时机已经错失。
四、历史的假设与评价
后世对于崇祯是否应该南逃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如果……会怎样”的假设。
如果他南逃了，会怎样？
可能： 出现一个类似南宋的局面，南方依靠经济优势和相对完整的军事力量，继续抵抗清军（或者当时还不是清，而是满洲八旗）。
可能： 崇祯在南逃过程中被俘，或者被地方军阀控制，明朝彻底失去政治凝聚力。
可能： 南方士绅利用崇祯，建立自己的势力，导致政权四分五裂，反而更容易被外敌瓦解。
他没有南逃，结果怎样？
北京城破，崇祯自缢于煤山，明朝灭亡。
他的行为被许多人解读为“殉国”，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后来的南明政权提供了一点道义上的资源（虽然作用有限）。
总结来说，崇祯应不应该南逃，这个问题很难给出一个绝对的答案。
从功利主义和策略角度看， 也许南逃更能保存大明政权的一线生机，为抵抗争取更多机会，正如历史上的赵构。
但从帝王责任、民族气节、以及当时许多人的道德观念来看， 皇帝留守北京，与京师共存亡，也是一种“尽人事”的体现，至少在精神层面，他没有放弃。
崇祯最终的选择，更像是他个人性格、时代局势以及臣下意见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也包含了他对“帝王之道”某种扭曲理解的体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末代皇帝，他的每一次选择，都带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也注定了他的结局，以及明朝的最终覆灭。这就像一个死局，无论怎么走，都难以走出一条光明大道。
一、南逃的理由（支持者观点）
支持南逃的理由，往往着眼于“保存实力，卷土重来”这一根本目标。
避免被俘，保全天子正朔： 当北京城破，局势糜烂到无法挽回时，继续坚守就意味着身败名裂，甚至落入流贼之手，这对一个皇帝来说是最大的耻辱，也可能让大明政权彻底失去合法性。南逃，至少能让皇帝本人脱离险境，保住“天子”的身份，成为南方士绅和军队继续抗争的旗帜。
南方仍有基础： 明朝的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早已南移，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拥有相对富庶的经济基础、坚实的税收潜力以及大量的忠君观念浓厚的士绅阶层。如果皇帝能成功抵达南京，就有可能整合南方的力量，重整旗鼓，建立新的抵抗中心。历史上，北宋靖康之变后，康王赵构不也成功南逃，建立南宋，并在南方坚持了数十年吗？这给了人们一个历史的“范例”。
时间换空间： 南逃可以为重新集结兵力、制定战略、争取时间和空间，为反击争取机会。北京城内的守军力量在李自成大军压境下已是杯水车薪，强行抵抗只会是徒劳的牺牲。
收拢人心： 尽管当时朝廷腐败，但皇帝亲临南方，用行动表达不放弃抵抗的决心，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南方士绅和百姓的忠诚，争取更多支持。
二、不南逃的理由（反对者观点）
反对南逃的理由，更多地聚焦于“皇帝的责任”、“士气”以及“历史的评价”。
“罪在朕躬”的担当： 崇祯皇帝即位以来，勤于政务，宵衣旰食，但却未能扭转明朝颓势。许多人认为，他作为最高统治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与京师共存亡，与江山社稷共承担。皇帝的逃跑，会被视为怯懦和放弃，是对天下苍生的背叛。
动摇军心民心： 皇帝一旦逃走，对于还在拼死抵抗的京营将士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可能会导致他们失去斗志，加速崩溃。对于城内的百姓而言，皇帝的逃离更意味着希望的破灭，可能引发更大的混乱和恐慌。
“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逻辑： 皇帝一跑，在新的地方重建政权，那些在南方支持他的人，在政治上就是“附逆”了。而且，一旦形成南北两个政权，容易造成内耗，对整个抵抗力量的整合不利。
难以确保安全： 当时的南方并非铁板一块。虽然有抵抗力量，但地方藩王、士绅集团势力盘根错节，是否会拥兵自重，甚至成为新的割据势力，都未可知。皇帝南逃的路线能否顺利，是否会遭到地方势力的阻挠或挟持，也都是极大的未知数。
道德和道义上的谴责： 很多忠君思想浓厚的文人士大夫，会认为皇帝应该与社稷同休戚。逃跑是一种“失君”，是一种“背德”。
三、历史的真相与崇祯的挣扎
事实上，崇祯皇帝在最后关头，确实有过南逃的念头。他甚至召见了大臣，讨论了南迁的可能性。然而，最终他选择留在北京，原因很复杂，也充满了悲剧色彩。
大臣的反对： 当崇祯提出南逃时，不少大臣，尤其是东林党成员，出于“忠君”和“保全自身在京师的地位”等考虑，极力反对。他们甚至以“陛下若弃京师，我等亦当随陛下殉国”来表达忠诚，但其潜在含义也是反对南逃，因为一旦南逃，他们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
“天命”的迷信： 到了明末，许多人，包括崇祯本人，都笼罩在“天命”的阴影之下。北京城是故都，是“龙兴之地”，一旦离开，似乎就失去了“天命”的庇佑。这种心理暗示，可能比许多实际的阻碍都更重要。
个人性格： 崇祯皇帝多疑、敏感、刚愎自用，但也渴望成为一个“明君”。他可能不愿意背负“弃都南逃”的骂名，更倾向于在最后的时刻，以一种悲壮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忠诚”和“不屈”。他或许认为，与其窝囊地在南方苟延残喘，不如在北京城破之时，以帝王的姿态走向灭亡。
行动的迟滞： 即使崇祯真的下定决心要南逃，他的决策过程也显得犹豫不决。当他终于决定南逃时，李自成的军队已经逼近城下，道路已经不安全，行动的时机已经错失。
四、历史的假设与评价
后世对于崇祯是否应该南逃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如果……会怎样”的假设。
如果他南逃了，会怎样？
可能： 出现一个类似南宋的局面，南方依靠经济优势和相对完整的军事力量，继续抵抗清军（或者当时还不是清，而是满洲八旗）。
可能： 崇祯在南逃过程中被俘，或者被地方军阀控制，明朝彻底失去政治凝聚力。
可能： 南方士绅利用崇祯，建立自己的势力，导致政权四分五裂，反而更容易被外敌瓦解。
他没有南逃，结果怎样？
北京城破，崇祯自缢于煤山，明朝灭亡。
他的行为被许多人解读为“殉国”，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后来的南明政权提供了一点道义上的资源（虽然作用有限）。
总结来说，崇祯应不应该南逃，这个问题很难给出一个绝对的答案。
从功利主义和策略角度看， 也许南逃更能保存大明政权的一线生机，为抵抗争取更多机会，正如历史上的赵构。
但从帝王责任、民族气节、以及当时许多人的道德观念来看， 皇帝留守北京，与京师共存亡，也是一种“尽人事”的体现，至少在精神层面，他没有放弃。
崇祯最终的选择，更像是他个人性格、时代局势以及臣下意见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也包含了他对“帝王之道”某种扭曲理解的体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末代皇帝，他的每一次选择，都带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也注定了他的结局，以及明朝的最终覆灭。这就像一个死局，无论怎么走，都难以走出一条光明大道。
网友意见
千万别。
崇祯现在之所以还算个人，就是因为他没逃。
如果他逃了，历史发展不会有任何改变，清军照样在华北击败顺军，第二年春天照样攻下陕西，到夏天照样进南京。
高杰和刘泽清为什么会成为南明的藩镇？就是因为他们拒绝去北京勤王，抛弃崇祯逃走了，难道崇祯到了南京，他们就能听话了？左良玉？崇祯两年前就指挥不动他了。刘良佐还算人吗？就剩个黄得功够忠诚，本来就算崇祯不来，黄得功也够忠诚。但说实话，黄得功的忠诚真没多大用。
等到清军来了，大家该投降的投降，该自杀的自杀，崇祯也就是从煤山上吊改成紫金山上吊。
唯一改变的，就是崇祯的历史评价。
如果他逃了，“借虏平寇”的就是他了，想想他会得到什么样的评价？
别以为崇祯是多宁死不屈的人，总不会真有人相信松锦大战之后的议和是陈新甲和马绍愉私下搞出来的吧？早在杨嗣昌还活着的时候，崇祯就对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略很认可。
同样的形势，只是皇帝不是弘光而是崇祯，马士英、史可法、刘宗周、王铎、马绍愉、陈洪范、凌駉这些人照样会主张和清朝和谈，崇祯也照样会听。
丢了北京那套班子以及整个华北之后，崇祯终于可以不顾舆论压力随便和谈了。
然后再自食其果。
现在崇祯之所以还有个勉强过得去的评价，就是因为他在北京自杀了。如果有“借虏平寇”这个板上钉钉的卖国行径，谁还会体谅他？崇祯的结果就是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崇祯得到的历史评价将是：
纵容宗室、勋贵、太监和大小官吏肆意盘剥压榨百姓，导致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其部下匪军残暴无比，到处烧杀淫掠。在一通瞎指挥丢了半壁江山之后，竟丧心病狂地勾结清军进攻农民军，导致江山沦亡，崖山之事重演。
真要是走到这一步，朱由检恐怕会被评为古往今来第一千古罪人。
所谓“正统性”，在没有实力作为支撑的情况下毫无用处。
南明的官僚和军阀之所以内斗，从来都不是谁当皇帝的问题。他们要权力，要官职，要爵位，要金钱，要粮食，要女人，要兵马，要地盘，要装备。可是皇帝给不了他们，他们也不敢从李自成和多尔衮那里抢，那还能怎么办？当然是从友军手里抢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谁当皇帝也没用。
他不是该不该逃，而是该不该西北和东北同时开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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