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胡虏无百年之运，为什么满清可以统治中国269年之久？
然而，满清统治中国长达269年，恰恰打破了这个“百年之限”。这背后绝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要详尽地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来审视：
一、 历史的机遇与满清自身的优势：
明朝的衰败： 满清之所以能入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明朝末年的积重难返。政治腐败、党争激烈、宦官专权、官僚体系僵化，加上连年不断的农民起义（尤其是李自成的大顺军），使得明朝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急剧削弱。当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满清并非凭空出现，而是趁着一个已经风雨飘摇、千疮百孔的王朝的残垣断壁而崛起。
满族骑射的军事优势： 满族作为东北的渔猎民族，长期以来保持了强大的骑射能力和军事组织。在入关初期，八旗精兵以其机动性和战斗力，在战场上占据了压倒性优势。相比之下，明朝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训练和士气已大不如前，对付骑兵的战术也存在不足。
高素质的统治集团： 满清的早期统治者，如皇太极、顺治、康熙等，都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才能和战略眼光。他们并非简单的“胡虏”，而是能够学习和借鉴汉族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例如，皇太极就积极推行汉化改革，招揽汉族士人和官员，为日后统治奠定了基础。
二、 巧妙的统治策略与制度建设：
“满汉一家”的策略： 尽管是征服者，满清统治者深知要长久统治中国，就必须争取汉族主流社会的认同。因此，他们提出了“满汉一家”的口号，尽管在实践中存在不少歧视和压制，但在政治和文化上，却努力吸纳汉族精英。
科举制度的沿用与发展： 满清保留并继续推行科举制度，这为汉族士人提供了参与政治的机会，也让他们在体制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士人的抵触情绪。
八旗与汉军的区分与融合： 早期，满清以八旗为核心，但同时编入了大量汉族降兵，形成汉军八旗。这既是军事上的需要，也逐渐将一部分汉族力量纳入到满清的统治体系中。
满汉官员共治： 尽管存在一些职位上的限制，但满清也任用了大量的汉族官员，甚至在很多关键部门都有汉族官员的身影。这种“满汉共治”的模式，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让汉族士人感受到被尊重。
“权留八旗，财散汉人”的经济策略： 这种说法可能有些绝对，但确实反映了满清在经济上的某种考量。他们鼓励汉人从事工商业，通过税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同时又通过八旗制度和对满族特权的维护，维持自身的统治基础。
政治集权与地方控制： 满清继承并强化了明朝的中央集权制度，设立了内阁、六部等机构，并在地方实行总督、巡抚制度，加强了对全国的控制。同时，他们也保留了地方豪绅和士绅的社会影响力，但要求他们服从中央政令。
意识形态的控制与文化融合：
尊孔崇儒： 满清统治者充分认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因此大力尊崇孔子，宣扬儒家伦理道德，以此来维系社会秩序，并将其作为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康熙等皇帝亲自讲解儒家经典，与汉族士人辩论，以此来展现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文字狱的警示： 虽然带有压迫色彩，但文字狱等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震慑反抗力量、统一思想的作用。
编纂文化巨著： 像《四库全书》的编纂，虽然带有甄别和删改的目的，但客观上也保存和传承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让满清统治者在文化上更显“正统”。
辫子和服饰的象征性： 强行推行“剃发易服”是满清统治初期最具争议的政策之一，它强制要求汉族男性剃发留辫，穿满族服饰。这无疑是对汉族文化的一种冲击，但从长远来看，它也成为了一种将所有臣民统一在满清政权之下的视觉符号，尽管这种统一伴随着痛苦和反抗。
三、 历史时期与外部环境的配合：
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 满清入关后的几十年，虽然经历了“三藩之乱”等动荡，但总体而言，康乾盛世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对和平、经济繁荣、人口增长的时期。这种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政权的巩固。
地理条件的便利： 东北地区作为满清的发源地，其地理相对封闭，为他们提供了发展的缓冲期。而中国本土的幅员辽阔，也使得他们能够从容地进行统治和整合。
外部压力相对较小： 在满清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面临的外部威胁主要是来自边疆的游牧民族，以及后来的西方列强。虽然西方列强的侵略最终导致了满清的灭亡，但在其统治初期和中期，并没有出现能够威胁其统治的强大外部势力，使得他们能够专注于国内的统治和发展。
四、 满清统治者的适应性与自我革新：
吸纳汉族制度： 满清并没有完全照搬其在东北的统治模式，而是充分吸收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和完善。
对问题的回应： 尽管早期存在不少粗暴的统治手段，但后来的统治者也逐渐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改良。例如，对于科举制度的重视，以及在对待汉族士人的态度上，也逐渐趋于缓和。
为什么“胡虏无百年之运”的说法不适用于满清？
“胡虏无百年之运”更多的是一种经验性的观察，背后可能包含以下几点：
1. 文化隔阂与认同危机： 少数民族政权往往难以完全融入汉族主流文化，容易出现文化隔阂，导致汉族民众产生抵触情绪，不利于长久统治。
2. 统治基础的不稳固： 少数民族的统治基础往往建立在征服之上，而非广泛的民众支持，一旦遇到重大危机，统治容易动摇。
3. 民族融合的缓慢： 如果民族融合进程缓慢，原有的民族特性可能在统治过程中被逐渐消磨，导致统治集团的凝聚力下降。
然而，满清通过其高明的政治手腕、灵活的文化策略、强大的军事能力以及历史性的机遇，有效地克服了这些潜在的“百年之限”。他们并非简单地压迫汉族，而是努力构建一种“满汉一体”的统治叙事，将自身纳入到中华文明的传承之中。虽然这种融合并非完全平等，也伴随着很多不公，但其效果是显著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满清统治的弊端，如对汉族文化的压制（如文字狱）、满族特权的延续、以及在晚清面对西方列强时的保守与无能，这些都最终导致了其王朝的覆灭。但从“百年之运”的角度来看，满清成功地跨越了这个门槛，并建立了一个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王朝。
总而言之，满清之所以能统治中国269年，是一个复杂而多层面的历史现象。它既是历史进程中特定时期的产物，也是满清统治者自身能力与策略的体现，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生命力与适应性的证明。这打破了“胡虏无百年之运”的简单论断，为我们理解中国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网友意见
“胡虏无百年之运”这句话，朱元璋同志上来就是一个打耳光，欺负咱数学不好？？？
《元史》开篇：
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讳铁木真，姓奇渥温氏，蒙古部人。元年丙寅，帝大会诸王群臣，建九斿白旗，即皇帝位于斡难河之源，诸王群臣共上尊号曰成吉思皇帝。是岁实金泰和之六年也。
朱元璋钦定大元朝的历史从成吉思汗开始算，那元朝实质历史长达162年。（1206-1368年）
这不是一个好的问题，但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胡无百年运】不止是事实判断，更包含着一种价值判断，即“胡”对于统治天下而言是一种负面因素，进一步而言“胡”的统治本身就不存在价值上的正当性，但是实际上异族统治也可能带来传统汉族王朝所没有的优势，基于这一视角我在这里补充一下清代在国家建构模式上的优势，即多元性的统治形式。
传统将北方少数民族统称为胡，但是这样的称呼其实不够精确，魏特夫根据统治方式的不同，将异族王朝区分为渗透王朝和征服王朝两类，前者的典型是北魏、前秦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异族王朝，渗透王朝的特点是他们往往会逐渐遗忘自身的异民族特性，在政治体制、文化风俗等方面积极汉化，并在地域上切断与龙兴之地的联系，而征服王朝的特点在于他们在逐渐汉化的同时并不会遗忘其龙兴之地，反而会将起家的内亚之地置于与汉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接受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同时保留其内亚性的因素，使其统治方式呈现出多元性的特征，而其典型自然就是古代史后期的辽金元清，毋宁说从渗透王朝向征服王朝的转变正体现出了异族王朝本身的完善。
一般认为征服王朝多元性统治形式起源于辽代的南北院制度，通过以南面官治理燕云地区，辽代形成了南北不同的多元性的国家建构，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契丹人在担任了南面官之后也要着汉服，这实际就体现出辽代的南北院制度与十六国早期的胡汉分治不同，十六国早期以单于台制度为代表的胡汉分治更多的是以人为分类对象，而辽代的南北院制度则更多以统治地域为分类对象，即针对不同区域的不同文化传统进行统治，其所注重的不是个体的胡人与汉人，而是更为整体的契丹与汉地。
一个能说明这种多元统治形式的典型例子是辽代的【捺钵】制度，所谓捺钵可理解为行在，但与汉族王朝的行在仅作为临时住所不同，辽代的捺钵本身就是国家议事的重要场所，尤其是夏季和冬季捺钵，辽代皇帝均【与北南臣僚会议国事】，这种捺钵-南京并行的政治设计与清代的北京-承德政治设计十分近似，在清代承德进一步特化为处理与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民族关系的特定场所，这种行政场所的不同实际上折射出清帝国身份认同的多元性。
清代统治的多元性体现在多个方面，最常被提起的是清代皇帝的多种身份，柯娇燕以乾隆为例，认为“乾隆帝将自己塑造为包容满洲人、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和汉人之五族统治者”，他既是皇帝，又是大汗，也是文殊活菩萨。但是就像沈卫荣所提出的反对意见一样，清代皇帝的多种面孔并不是清代或是内亚性的独特之处，明代皇帝在处理与西藏的关系时也会有意无意的扮演文殊菩萨，而更早的“圣人可汗”“天可汗”也暗含了皇帝身份的多元性。
实际上最能体现清代统治多元性的仍然是其类似于辽代辽代南北院的国家建构模式，清代统治者对于边疆地区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策略，对于西南部地区，清代统治者延续了明代的改土归流政策，在当地推行汉化政策，使其成为内地的一部分，而对于西北边疆地区，他们则采取了与传统汉族王朝不同的统治策略，清代统治者将其版图划分为汉地、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不同区域，按照各自的风俗建立行政体制，并通过在朝中设置理藩院统领外藩各部，由此形成多元化的国家建构体制，实现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统治。
这里以蒙古和新疆为例对清代统治的多元性进行说明，清代在蒙古施行了札萨克制，将蒙古地区以旗为单位进行了划分，而所谓的札萨克就是旗长，本质上就是在蒙古地区推行了一种军政合一的管理制度，而在新疆南部则采取了伯克制，对当地的行政官员划分出三品到七品的官秩，将新疆社会原有的官僚体制与清代的官僚体制进行结合到一起，实现了【齐其政而不宜其宜】的效果。而在中央层面，理藩院的地位与六部相同，康熙指出【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责任重大】，内设典属司、王会司、理刑司、柔远司和徕远司，涉及到旗界、封爵、社官、户口、耕牧、赋税、兵刑、交通、会盟、朝贡、贸易、宗教等各项事宜，先后制定了《钦定蒙古律例》《钦定理藩院例则》《钦定回疆条例》，使帝国的统治深入到内亚藩部，实现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统治。
对于清代统治多元性的理解，仍应当建立在与传统汉族王朝的对比中，具体而言，清代的这种多元性国家建构模式并非清代统治者的个人创造，而是元清征服王朝的内亚资源对传统天下观念的突破。在传统汉族王朝的观念中，天下是一个按照文化高低不同，由华夏-蛮夷构成的同心圆，其中作为华夏的农耕地区构成了帝国的核心区，而对于华夏之外的蛮夷，传统汉族王朝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对于适于农耕的西南地区，帝国在此推行改土归流，使其变为华夏的一部分，对于与华夏风俗近似的朝鲜、越南等地，通过册封使其成为朝贡体系中的重要部分，而对于风俗大异的内亚边疆地区，传统汉族王朝则满足于施行羁縻的间接统治，总体而言，传统汉族的国家建构模式是以华夏或类华夏区域为核心的，蒙古、新疆等内亚地区始终处于边缘地位。
然而问题在于，华夏区域是有限的，能够进行改土归流的地区同样是有限的，这就决定按照传统汉族王朝的国家建构模式，华夏帝国的总体疆域也是有限，王明珂与胡鸿均认为，按照传统汉族王朝的天下观念，华夏帝国在汉武帝时期便基本达到了地理上的极限，胡鸿更进一步将秦汉帝国的疆域限制归因于三个因素：维持大一统帝国的内部消耗、地理环境与农业经济的限制、政治组织与华夏帝国的差异度，而姚大力则着重强调了其中的第二点，并且将这一环境因素细化为“雨养农业所必需的300-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而这条线实际上与今日的黑河-腾冲线基本一致，这条线也由此勾勒出了传统帝国能够推行直接统治的核心区域（以清末的视角可以大体理解为汉地十八省），总之，以农业经济为根基的传统帝国在秦汉时代就已经达到了疆域极限，对于核心区域以外的广大边疆地区，帝国难以推行郡县制的直接统治。
清代多元性的建构模式，实质上正是对传统同心圆式天下观的突破。在传统天下观念中，华夷不是并列的族群，而是在文化层面上的等级差异，对于文化程度低、难以推行农业经济的边疆地区，传统帝国的终极目标是推行教化，而在难以推行汉化时则满足于羁縻政策的间接统治，早在汉代，韩安国反对用兵匈奴的理由就在于【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换句话说，传统汉族王朝对于内亚的轻视，不仅是实然层面是否可行，更是在应然层面上认为其不值得统治，实质是内亚不符合华夏农耕文明的需要。但是对于元清多元帝国而言，他们并未将“车同轨，书同文”的汉化政策为最终理想，也就未将版图局限于华夏或类华夏的农耕区域，而是将内亚置于与汉地同等重要的位置，将汉地、满洲、蒙古、新疆视为清帝国中平行的多元版块，不同区域只存在横向地域的区别，不存在纵向等级上的差异，基于这种宏观视野，元清征服王朝将广袤的内亚地区纳入到版图之中，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基础。
这两种天下观念对近代中国的民族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是汉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而这种思潮很大程度上就是传统天下观的变体，比如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提出【以中华民国之经界言之，越南、朝鲜二郡，必当回复者。缅甸一司，则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这种将朝鲜、越南、缅甸等类华夏区域置于蒙古、新疆等内亚区域之上的观点，显然受到了传统天下观中文化层级的影响，而美国学者周锡瑞指出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当时的立宪派与革命派就满洲是否属于中华民族这一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冲突，但是他们都认可西藏、新疆、蒙古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这无疑体现出清朝天下观对于现代中国建构的影响，而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主张，正是清代多元帝国体系留下的直接遗产。
当然，上述所称清代的多元性统治形式是一种整体上的论述，不同的统治者对于满汉问题存在不同看法，一种倾向于积极推行传统汉族王朝的政策与统治，即汉化论，而另一种则是通过强调满洲的特殊性巩固多元体制，即多元论，二者最为典型的分别是雍正与乾隆，二者的差别就直接表现在对于《大义觉迷录》的不同态度中。
《大义觉迷录》原文在第一部分雍正便首先强调了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在其论述中可以看出雍正具有很浓厚的儒家色彩，【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万邦，天心笃佑，德教弘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衽席，遍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在这里雍正突出强调了清代之“德”，这显然蕴含了很强烈的儒家仁政思想，而针对曾静所指出的华夷的问题，又提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并且引用韩愈对于华夷之辨的主张，【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可见其对于传统夷夏观念的认同。
通观第一部分对于合法性的论述，雍正具有优秀的儒家素养，其执政思想与传统的中原皇帝十分接近，而考察雍正执政时期的政策，也能够很鲜明的看出这一特点。雍正时期将八旗官制官僚化、取消部分士绅优待、完成摊丁入亩的改革、试图推广统一官话、通过常平仓加强中央对全国的粮食供给能力，对于上述国家建构模式的讨论而言，雍正时代恰恰是清代改土归流投入最多的时代，在这一系列的举措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皇帝，其强化集权、文化统一、改善财政的措施甚至有“汉武帝”们的影子，可以认为雍正代表了清代政治中极为明显的汉化论倾向。
而另一方面乾隆的执政方式却与其父有很大的区别，与雍正注重汉化论的倾向相比，乾隆体现出“内亚”与“汉地”并重的多元论特点，着重强调恢复骑射、满语，有意识的维护满洲特色。除了登基两个月便违反雍正的嘱托把曾静凌迟处死外，还有一项具有代表性的政策是乾隆废止了雍正推行的全国性普及教育，认为这是一种浪费钱财的行为。雍正的这种普及性教育实际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教化蛮夷”的要求，是传统华夷观念下的产物，而乾隆则对这种文化上的差序格局不屑一顾。在讨论宋辽的正统问题时，乾隆主张【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郭成康分析这一观点为“不问皇帝是否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即为正统”，实际上是十分朴素的“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可见乾隆并未如其父一样接受传统的华夷观念。
与雍正相比，乾隆的身份认同则无疑更为复杂，柯娇燕便总结性的指出“乾隆帝将自己塑造为包容满洲人、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和汉人之五族统治者”，尤其突出的是乾隆强调维持满洲特色，比如他曾多次强调【骑射国语，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此外虽然他不认可辽金的正统地位，但是【且至称蒙古为“胡儿”，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倾心归附，与满洲本属一体，乃目以“胡儿”，此与自加诋毁者何异？非忘本而何？】，这又鲜明了表现出乾隆延续自蒙古-满洲体系的身份认同，柯娇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虽然乾隆强调【恢复】满洲，但是实际上正是他【创造】了满洲。除此之外，针对佛教地区，乾隆还自唐太宗、忽必烈那里继承了“转轮圣王”的身份，如果说雍正是一个优秀的“中原”皇帝的话，乾隆对自身的定位更接近于皇帝、可汗、文殊菩萨的结合，或者称之为“天下”的统治者，他似乎乐于在子民面前“扮演”不同的统治者形象。
如果我们对雍正、乾隆对《大义觉迷录》的不同态度进行透视，或许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在清朝入关以后便向每一个异族政权一样需要面对身份认同的问题，一方面为了维持统治，清代统治者显然需要接受汉制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但同时不同于北魏式的渗透王朝，清代统治者也不愿全盘汉化，中断自身与内亚的联系，基于上述原因，清代统治的基本框架就是国家认同、多元统治，但是在这一基本主张之下，不同君主仍然存在差异，雍正对于中原文化的接受程度更高，更像一个传统的中国皇帝，而乾隆则不满足于此，希望能扮演更宏伟的天下统治者，因而主张保持不同族群的多元性，而欧立德等西方学者也因此称赞乾隆为现代中国的奠基者。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二者都是在清代多元统治框架下做出的调整，本质都属于多元统治的一部分，雍正虽然接受中原文化程度更高，但是绝对不是主张全盘汉化，彻底消灭满洲特色，同样乾隆对于中原文化保持着相对程度的尊重，不然也不会尊宋朝为正统，更不会有效中原超过半个世纪，这一分野本身也只是程度的不同，只是父子二人之间这种差异表现的极为明显。虽然乾隆反复强调满洲特色，但实际上他的目的从来不是全盘满化，而是在满洲日益汉化的背景下，通过强调满洲的独特性，进一步维持多元统治，避免全面汉化，因为两种倾向的前提都是多元统治，只是在具体比重上存在不同。在我看来，这种汉化论与多元论的差别，实际上与汉代【霸道】和【王道】的争论并无分别，只是统治方略上的差别，不能上升到认同层面，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一看乾隆对藏传佛教的态度，乾隆万年曾发布锅一篇《喇嘛说》的学究式圣谕，一方面极力炫耀自身对藏传佛教的精通，另一方面却又反复强调自己的目的仅在于【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总而言之，在乾隆看来，无论是满洲特色、汉文化还是藏传佛教，都只是贯彻统治的工具罢了，而他本人则是熟练运用这些工具实行统治的天下守护者。
最后，很多人承认元清在疆域上对中国历史的贡献，但是却将其简单的归因于游牧民族的尚武精神，而其隐含的真实意义则是本质上二者仍是野蛮的民族，但是实际上，如上所述，元清在疆域上的扩展，更本质的原因在于国家建构模式的不同，而对近现代中华民族构建而言，清代的天下观念无疑比传统汉族的夷夏观作用更为正面，新中国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去除汉族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在我看来，其中最为有效的方式不是反复提起少数民族也是中国历史一部分的陈词滥调，而是不再将少数民族政权视为异类，认真发现、正视少数民族为中国历史带来的积极因素，“胡”不仅不是妨碍清代统治的消极因素，反而可能为近代历史留下宝贵的遗产。
很多人认为的胡虏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事实上，入主中原的胡虏可能是这样的:
胡虏的字可能是这样的:
甚至元人燕南芝庵将金章宗与历史上的唐玄宗、后唐庄宗、南唐后主、宋徽宗并成为“帝王知音者五人”，足见其汉化程度之深。
再附几首金国皇帝的诗词。
金熙宗完颜亶的《秦楼月》 :
寒仍暑，春来秋去无今古。无今古，梁台风月，汴堤烟雨。
水涵天影秋如许， 夕阳低处征帆举。征帆举，一行惊雁，数声柔橹。
海陵王完颜亮《咏木樨花》绝句一首:
绿叶枝头金缕装，
深秋自有别般香。
一朝汝名扬天下，
也学君王着赭黄。
《昭君怨.咏芦花》词:
昨日樵村渔浦，今日琼川银渚。山色卷帘看，老峰峦。
锦帐美人贪睡，不觉天孙剪水。惊问是杨花？是芦花！
《百字令.大雪》，该词气势磅礴，雄豪触天，色彩绚丽，笔墨酣畅。
天丁震怒，掀翻银海，散乱珠箔。六出奇花飞滚滚 ，平填了、山中丘壑 。皓虎颠狂，素鳞猖獗，掣断珍珠索。
玉龙酣战，鳞甲满天飘落。 谁念万里关山 ，征夫僵立，缟带沾旗脚？
色映戈矛， 光摇剑戟，杀气横戎幕。貔虎豪雄，偏裨英勇 ，共与谈兵略。须拚（pa）一醉，看取碧空寥落。
金世宗完颜雍，女真名乌录，《减字木兰.赐元悟玉禅师》，词:
但能了净，万法因缘何足问？日月天为，十二时中更不疑。 常须自在， 识取从来无挂碍。佛佛心心，佛若休心也是尘。
金章宗完颜璟的
《 宫词》（绝句）:
五云金碧拱朝霞，
楼阁峥嵘帝子家。
三十六宫帘尽卷，
东风无处不杨花。
《生查子.软金杯》:
风流紫府郎，痛饮乌纱岸。柔软九回肠，冷怯玻璃盏。 纤纤白玉葱， 分破黄金弹。借得洞庭春， 飞上桃花面。
《蝶恋花.聚骨扇》 :
几股湘江龙骨瘦，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金缕小钿花草斗。翠条更结同心扣 。
金殿珠帘闲永昼，一握清风，暂喜怀中透。忽听传宣颁急奏，轻轻退入香罗袖 。
读起来和宋诗宋词有什么区别？
连金朝的皇帝都汉化到这种程度了，你就别说到后来连满语都没几个人会说，连弓骑都没几个习练，整天就知道提着鸟笼，玩着蛐蛐的八旗子弟了。
别说乾隆爷这样有名的爱附庸风雅的皇帝。
他对汉文化的“喜好”，简直是丧心病狂，甚至到了毁字画不倦的地步。
这些“胡虏”和汉人还有什么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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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情况，我倒是能理解你心里挠挠的。一边是“现在不能买房”的论调，一边又是自己收藏的房子不少在年底被清了。这背后啊，其实挺多门道，跟你详细说说。首先，得明白“现在不能买房”这话是怎么来的。这话说得比较笼统，很多时候是基于宏观经济形势、房地产市场整体趋势、贷款利率高企、房价涨幅放缓甚至下跌的预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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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到了一个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的层面。确实，如今的日本被普遍视为一个奉行和平主义的国家，其宪法第九条更是明确规定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并禁止拥有军队。从这个角度看，提到“间谍”和“特务”似乎与“和平国家”的形象有些许矛盾。但深入了解一下，就会发现这其中的逻辑其实并不复杂，而且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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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平民的日子，用“惨”字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当然，这得看你具体指的是哪个时期、哪个地区，因为中世纪跨度长达一千年，欧洲各地发展也不均衡。但总体来说，要是你穿越过去，成为一个普通农夫或者城镇居民，你的日子可能跟你想象中的田园牧歌差太远了。生活基本温饱都成问题，更别提什么舒适了。 吃饭这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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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上确实充斥着关于公务员辞职潮的说法，而且讨论得是相当热烈。很多人都信誓旦旦地表示，身边就有同事朋友准备离开体制，甚至有人列出了种种数据和迹象来佐证这个判断。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不妨掰开了揉碎了聊聊。首先得承认，公务员队伍的稳定性确实受到了一些冲击。这背后有多重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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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也触及了国际关系和经济发展中一些核心的议题。我们不妨从几个层面来细致地聊聊，看看越南与韩国在发展道路上，有哪些异同，以及越南要达到韩国的程度，可能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首先，我们得先梳理一下“韩国是美国的狗”这个说法。这更多的是一种对韩美同盟关系的形象化描述，背后是韩国在国家安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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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朝代，其经济和文化上的繁荣程度堪称高峰，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正是这种繁荣之下，也隐藏着一些深刻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最终导致了像方腊、宋江这样的起义爆发。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繁荣”等同于“人人安居乐业”，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复杂的多层次的矛盾。要理解为何在繁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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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确实以其优厚的福利制度而闻名，但加拿大人，尤其是华人，并没有“蜂拥涌向”那里，这其中有许多复杂的原因，涉及文化、语言、经济、社会融入以及个人选择等多个层面。下面我将尽量详细地阐述这些原因：一、 语言障碍：法语为核心的文化壁垒这是最直接也是最普遍的原因。魁北克是北美唯一一个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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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门员顶半支球队”这句话，更多的是一种对守门员关键作用的形象比喻，而非严格的数值衡量。守门员的身价确实普遍低于同级别的前场攻击型球员，这背后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详细分析：一、 足球项目的本质与角色定位： 得分是核心目标： 足球这项运动最直接、最受关注的衡量标准就是进球。进攻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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