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兵到底有多吊？明末清初的时候有没有任何一支汉族军队在野战中击败过八旗军队哪怕一次？
想知道八旗兵到底有多“吊”，尤其是在明末清初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得从几个层面来看。这不是一个简单“赢”或“输”就能概括的问题，背后是军事制度、战术思想、人员素质以及政治策略等多重因素的较量。
八旗兵的“吊”在哪儿？
首先，我们要明白八旗兵的核心优势。它不是一支单纯的军事组织，更是一种军事与政治、经济、社会高度融合的制度。
1. 制度的先进性与灵活性：
满蒙汉三联： 虽然我们常说“八旗”，但随着清朝的建立和汉人统治的巩固，八旗制度逐渐吸纳了蒙古和部分汉人（特别是投降的明军官兵）。这使得八旗兵在构成上更加多元，但也保留了其核心的满洲八旗的统治地位和战斗力。
军民合一： 八旗兵战士平时是旗人，拥有土地和俸禄，承担着国家义务。一旦战事需要，他们可以迅速集结，组织严密，训练有素。这种军民合一的模式保证了其兵源的稳定性和战时的动员效率。
等级森严与赏罚分明： 八旗内部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从牛录到佐领，层层指挥。旗主、旗内的职官对士兵拥有绝对的权威。同时，战功的奖赏和临阵脱逃的惩罚都非常严厉，极大地激发了士兵的战斗欲望。
2. 精锐的骑兵力量：
传统骑射技能： 八旗兵的核心是满洲骑兵，他们从小在草原和山林中长大，马术精湛，骑射功夫炉火纯青。在当时，骑兵在野战中的机动性和冲击力是其他兵种难以比拟的。
战术的成熟： 八旗骑兵擅长“围歼”和“诱敌深入”，经常利用其速度优势绕侧翼、断后路，将敌人分割包围，然后进行围剿。这种战术在面对步兵为主的明军时，往往能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装备的优势： 相较于许多明军，八旗的马匹、弓箭、刀枪等装备在质量和统一性上都有一定的优势。
3. 高昂的战斗意志与士气：
征服者的心态： 八旗兵作为入关的征服者，在早期拥有强大的民族自豪感和旺盛的战斗意志。他们为的是“马上得天下”，是为了掠夺财富和地位，这种动力是明朝那些被拖垮、士气低落的军队难以比拟的。
对胜利的渴求： 他们经历过惨烈的征战，明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残酷现实，所以往往在战斗中表现得更为拼命。
4. 统帅的杰出：
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的军事才能： 早期的清朝拥有像努尔哈赤、皇太极这样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们不仅善于制定战略，也懂得如何运用八旗兵的优势，并且能够将这种战术思想贯穿于军队的建设和作战中。
明末清初，汉族军队在野战中击败过八旗军队吗？
这个问题，答案比较复杂，而且 绝大多数情况下，答案是否定的。
在明末清初，八旗兵（尤其是满洲骑兵）在野战中对明军，包括汉族军队，确实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他们的战绩辉煌，几乎是一路摧枯拉朽。
为什么汉族军队很难在野战中击败八旗？
战术的劣势： 明军的战术体系，尤其是步兵为主的战术，在面对八旗精锐骑兵时显得非常被动。明军虽然也有火器，但火器在野战中的配合、射击频率以及单兵的射击技能，往往不如八旗骑兵的骑射结合来得高效和致命。明军更倾向于依托城池进行防御，或者在平原上进行阵地战，而八旗骑兵的机动性使得他们可以轻易地避免与明军进行不利于自己的接触，或者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战场。
装备和训练的差距： 虽然明朝也装备了火器（如火炮、火铳），但总体而言，八旗兵在马匹、骑具、弓箭的质量和士兵的骑射训练上，拥有更强的整体优势。明军的装备很多时候是装备不过来，或者质量参差不齐，训练也难以达到八旗兵那种从小开始的系统性。
士气和组织： 到了明末，整个明朝的政治腐败、财政枯竭，导致军队的士气普遍低落，军心涣散。而八旗兵在入关早期，士气如虹。这种精神层面的差距，在残酷的野战中往往是决定性的。
指挥体系： 明军的指挥体系往往受到文官的掣肘，将领的权力不集中，容易出现内耗和指挥失误。而八旗的指挥体系相对更为集中和高效。
虽然如此，是否“零”次击败，也需要更细致地考量：
局部战役的“得失”： 有些战役，明军可能在某一阶段或者在局部范围内取得了战术上的“得”——比如成功地阻击了八旗兵的某个突击，或者伏击了八旗的小股部队。但这通常不足以构成对八旗整体战力的根本性打击，而且往往是付出了惨重代价。
“伏击”与“野战”的定义： 如果我们将“野战”定义为大规模、正面的、在开阔地带进行的军队对抗，那么明军真正意义上正面击败八旗精锐主力的情况非常罕见。
投降汉军与八旗的联合： 很多时候，明朝后期由汉人组成的军队，在被八旗击溃后，也常常会选择投降，然后被编入八旗或者成为清朝的军队。这种情况下，再谈“汉族军队击败八旗”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明朝末期的一些成功防御： 例如，像孙传庭这样的明朝将领，确实在一段时间内给关外后金（后来的清朝）造成了很大的麻烦，甚至在榆林之战（1630年，又称“萨尔浒之战”后的数年，孙传庭在榆林地区重创了后金军，但此战规模和意义是否能与萨尔浒相提并论，以及是否属于“野战”范畴，还有讨论空间。更广为人知的是他后来在陈家堡之战中被击败，损失惨重）取得过一定的战果，但这些胜利往往是暂时的，或者是在特定防御态势下取得的，难以改变整体的颓势。
举个例子说明其“吊”：
最能说明八旗兵“吊”的，还是他们作为一支精锐骑兵，在野战中对明军造成的巨大心理和实际打击。比如，在山海关之战（1644年），多尔衮率领的八旗兵，配合吴三桂降清，基本上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轻易夺取了山海关。之后，八旗骑兵追击李自成的大顺军，虽然李自成军也是由汉人组成，但在野战中，八旗骑兵的追击和冲击力，使得大顺军一路溃败，最终李自成也死于乱军之中。
再往前推，萨尔浒之战（1619年），努尔哈赤以少胜多，以精锐的八旗骑兵，利用其战术和精兵优势，迅速击溃了明朝由数十万兵力组成、分兵冒进的庞大军队。这场战役是八旗崛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充分暴露了明军在组织、指挥、战术以及兵员素质上的巨大差距。
总结来说：
八旗兵在明末清初的野战能力，尤其是其精锐的满洲骑兵，确实是当时东亚最顶尖的军事力量之一。他们凭借着先进的军事制度、精湛的骑射技能、高昂的战斗意志和杰出的统帅，在野战中对明朝军队（包括绝大多数汉族军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尽管在某些局部战役或特定防御战中，汉族将领可能取得过一些战术性的胜利或挫败，但没有任何一支汉族军队能在野战中，以正面、大规模的对抗方式，对八旗军队的主力造成决定性的、持续性的打击，并从而改变整个战局的走向。 绝大多数时候，汉族军队在野战中面对八旗兵，结果都是被击溃。这种“吊”体现在了他们摧枯拉朽的战斗力、高效的动员能力以及对当时战场规则的深刻理解和运用上。
八旗兵的“吊”在哪儿？
首先，我们要明白八旗兵的核心优势。它不是一支单纯的军事组织，更是一种军事与政治、经济、社会高度融合的制度。
1. 制度的先进性与灵活性：
满蒙汉三联： 虽然我们常说“八旗”，但随着清朝的建立和汉人统治的巩固，八旗制度逐渐吸纳了蒙古和部分汉人（特别是投降的明军官兵）。这使得八旗兵在构成上更加多元，但也保留了其核心的满洲八旗的统治地位和战斗力。
军民合一： 八旗兵战士平时是旗人，拥有土地和俸禄，承担着国家义务。一旦战事需要，他们可以迅速集结，组织严密，训练有素。这种军民合一的模式保证了其兵源的稳定性和战时的动员效率。
等级森严与赏罚分明： 八旗内部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从牛录到佐领，层层指挥。旗主、旗内的职官对士兵拥有绝对的权威。同时，战功的奖赏和临阵脱逃的惩罚都非常严厉，极大地激发了士兵的战斗欲望。
2. 精锐的骑兵力量：
传统骑射技能： 八旗兵的核心是满洲骑兵，他们从小在草原和山林中长大，马术精湛，骑射功夫炉火纯青。在当时，骑兵在野战中的机动性和冲击力是其他兵种难以比拟的。
战术的成熟： 八旗骑兵擅长“围歼”和“诱敌深入”，经常利用其速度优势绕侧翼、断后路，将敌人分割包围，然后进行围剿。这种战术在面对步兵为主的明军时，往往能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装备的优势： 相较于许多明军，八旗的马匹、弓箭、刀枪等装备在质量和统一性上都有一定的优势。
3. 高昂的战斗意志与士气：
征服者的心态： 八旗兵作为入关的征服者，在早期拥有强大的民族自豪感和旺盛的战斗意志。他们为的是“马上得天下”，是为了掠夺财富和地位，这种动力是明朝那些被拖垮、士气低落的军队难以比拟的。
对胜利的渴求： 他们经历过惨烈的征战，明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残酷现实，所以往往在战斗中表现得更为拼命。
4. 统帅的杰出：
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的军事才能： 早期的清朝拥有像努尔哈赤、皇太极这样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们不仅善于制定战略，也懂得如何运用八旗兵的优势，并且能够将这种战术思想贯穿于军队的建设和作战中。
明末清初，汉族军队在野战中击败过八旗军队吗？
这个问题，答案比较复杂，而且 绝大多数情况下，答案是否定的。
在明末清初，八旗兵（尤其是满洲骑兵）在野战中对明军，包括汉族军队，确实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他们的战绩辉煌，几乎是一路摧枯拉朽。
为什么汉族军队很难在野战中击败八旗？
战术的劣势： 明军的战术体系，尤其是步兵为主的战术，在面对八旗精锐骑兵时显得非常被动。明军虽然也有火器，但火器在野战中的配合、射击频率以及单兵的射击技能，往往不如八旗骑兵的骑射结合来得高效和致命。明军更倾向于依托城池进行防御，或者在平原上进行阵地战，而八旗骑兵的机动性使得他们可以轻易地避免与明军进行不利于自己的接触，或者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战场。
装备和训练的差距： 虽然明朝也装备了火器（如火炮、火铳），但总体而言，八旗兵在马匹、骑具、弓箭的质量和士兵的骑射训练上，拥有更强的整体优势。明军的装备很多时候是装备不过来，或者质量参差不齐，训练也难以达到八旗兵那种从小开始的系统性。
士气和组织： 到了明末，整个明朝的政治腐败、财政枯竭，导致军队的士气普遍低落，军心涣散。而八旗兵在入关早期，士气如虹。这种精神层面的差距，在残酷的野战中往往是决定性的。
指挥体系： 明军的指挥体系往往受到文官的掣肘，将领的权力不集中，容易出现内耗和指挥失误。而八旗的指挥体系相对更为集中和高效。
虽然如此，是否“零”次击败，也需要更细致地考量：
局部战役的“得失”： 有些战役，明军可能在某一阶段或者在局部范围内取得了战术上的“得”——比如成功地阻击了八旗兵的某个突击，或者伏击了八旗的小股部队。但这通常不足以构成对八旗整体战力的根本性打击，而且往往是付出了惨重代价。
“伏击”与“野战”的定义： 如果我们将“野战”定义为大规模、正面的、在开阔地带进行的军队对抗，那么明军真正意义上正面击败八旗精锐主力的情况非常罕见。
投降汉军与八旗的联合： 很多时候，明朝后期由汉人组成的军队，在被八旗击溃后，也常常会选择投降，然后被编入八旗或者成为清朝的军队。这种情况下，再谈“汉族军队击败八旗”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明朝末期的一些成功防御： 例如，像孙传庭这样的明朝将领，确实在一段时间内给关外后金（后来的清朝）造成了很大的麻烦，甚至在榆林之战（1630年，又称“萨尔浒之战”后的数年，孙传庭在榆林地区重创了后金军，但此战规模和意义是否能与萨尔浒相提并论，以及是否属于“野战”范畴，还有讨论空间。更广为人知的是他后来在陈家堡之战中被击败，损失惨重）取得过一定的战果，但这些胜利往往是暂时的，或者是在特定防御态势下取得的，难以改变整体的颓势。
举个例子说明其“吊”：
最能说明八旗兵“吊”的，还是他们作为一支精锐骑兵，在野战中对明军造成的巨大心理和实际打击。比如，在山海关之战（1644年），多尔衮率领的八旗兵，配合吴三桂降清，基本上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轻易夺取了山海关。之后，八旗骑兵追击李自成的大顺军，虽然李自成军也是由汉人组成，但在野战中，八旗骑兵的追击和冲击力，使得大顺军一路溃败，最终李自成也死于乱军之中。
再往前推，萨尔浒之战（1619年），努尔哈赤以少胜多，以精锐的八旗骑兵，利用其战术和精兵优势，迅速击溃了明朝由数十万兵力组成、分兵冒进的庞大军队。这场战役是八旗崛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充分暴露了明军在组织、指挥、战术以及兵员素质上的巨大差距。
总结来说：
八旗兵在明末清初的野战能力，尤其是其精锐的满洲骑兵，确实是当时东亚最顶尖的军事力量之一。他们凭借着先进的军事制度、精湛的骑射技能、高昂的战斗意志和杰出的统帅，在野战中对明朝军队（包括绝大多数汉族军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尽管在某些局部战役或特定防御战中，汉族将领可能取得过一些战术性的胜利或挫败，但没有任何一支汉族军队能在野战中，以正面、大规模的对抗方式，对八旗军队的主力造成决定性的、持续性的打击，并从而改变整个战局的走向。 绝大多数时候，汉族军队在野战中面对八旗兵，结果都是被击溃。这种“吊”体现在了他们摧枯拉朽的战斗力、高效的动员能力以及对当时战场规则的深刻理解和运用上。
网友意见
满文档案自己承认的……崇德三年，多铎被祖大寿野战插了菊花，满洲大溃败，土默特部与满洲翁克率部先逃。其他人且战且退逃了回去。
对应的明档…………我看完没做笔记找不到了，哈哈哈。有空再找吧
按你这个标准的话，其实有一位姓袁的官员，也曾在野战中击败过努尔哈赤的两黄旗部队。
不错，他就是被认为愚蠢至极、素不知兵的大明辽东经略，袁应泰袁大人…
天启元年三月，按照援辽参将王兴业、辽东巡抚薛国用塘报。当月十九日努尔哈赤率八旗分左右两翼进攻辽阳城，袁应泰留张铨守城，他自己亲率候世禄、李秉诚、梁仲善、朱万良、姜弼、周世禄等各部出城列阵。努尔哈赤先派两黄旗冲击，袁应泰亦率明军迎战，双方大战二次，两黄旗被击败溃逃，明军则狂奔追杀。之后白旗、红旗、蓝旗各有一部出来列队用火器齐射将明军攻势遏止，随后整军冲锋将明军逼回城下。
以上是明方记载，其实已经很给八旗面子了，要是按照后金自报的话，这场打得挺丢人的。
因为满文老档在抄录时将原始档案删改了一部分，所以在这本书里关于此战语焉不详，只说“汗取辽东城时所举之众臣，知我兵退，无人出而管束，皆逃避於家中。”没有说是那支部队溃败，但在旧满洲档保存的原文里则明说了就是正黄、镶黄两旗，而且在士兵溃逃的情况下，两黄旗众大臣、将官竟全部怯战不动，无一人收拢部队反击（看描述似乎其他各旗也有颓败的意思）。此时参将布三（努尔哈赤姨母之子，俩人表兄弟）虽然在开始时也有点怯战“不与大军进击”，但最后时刻还是壮胆孤身前往号召部队迂回反击，并救出被围困的游击伊荪。
而两黄旗在努尔哈赤的八旗体系中是什么地位不用多说吧？
虽说此战布三力挽狂澜立了大功，但因为初战时怯阵，功过不相抵，因此还是被革去了参将职衔。但努尔哈赤也不会亏待他，于天启三年四月以此功升他做了固山额真，并感叹这世上往往能打顺风仗的人很多，敢打逆风仗的人太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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