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是否应该追究人口专家如翟振武的责任？
首先，我们要明确“人口形势严峻”指的是什么。当前中国面临的人口挑战主要体现在：出生率持续低迷、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供给减少、以及可能的人口负增长。这些趋势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体系、乃至国家长远发展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人口专家，特别是像翟振武这样在人口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是否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从“预测”与“政策建议”的角度来看：
人口专家，尤其是那些长期参与国家人口政策制定和研究的学者，他们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人口趋势的预测和基于这些预测的政策建议。翟振武教授作为中国著名的人口学家，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就中国人口问题发表看法，并对生育政策提出过建议。
预测的局限性： 人口预测本身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科学，它受到许多难以预测的社会、经济、文化、甚至自然因素的影响。任何预测都存在不确定性。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普及程度、城镇化进程、年轻人的婚育观念变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以及突发事件（如疫情）等，都可能对人口生育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这些影响的程度和方向有时难以精确量化。
政策建议的复杂性： 政策建议是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和对未来趋势的判断。这些建议的出台，也需要考虑当时的社会背景、经济承受能力、以及政治可行性。例如，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特定历史时期，鼓励生育或控制生育的政策建议，都需要在权衡利弊后提出。
责任的界定： 追究责任的前提是需要证明专家的预测或建议存在明显的、直接的、且可归责的错误，并且这些错误直接导致了负面后果。如果专家的预测在当时是基于当时最好的科学认知和数据，其建议也是在权衡各种因素后提出的，那么简单地将当前的人口困境全部归咎于某一位专家，可能失之偏颇。
从“专家影响力”与“政策导向”的角度来看：
某些专家，由于其学术地位和在媒体上的影响力，他们的观点往往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方向。
“建议”与“决策”的区别： 专家提供的是建议，而最终的决策权在于政府。即使专家的某些预测或建议被采纳，政策的最终执行过程、力度以及其他配套措施的缺失，都可能影响政策的实际效果。因此，将政策后果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提供建议的专家，也可能忽视了决策者和执行者的作用。
“对生育政策的松动”的争议： 尤其是在关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政策的调整过程中，一些专家曾公开表示，人口下降的趋势不会那么快，或者认为生育水平相对稳定。如果这些观点被认为是导致政策调整迟缓或力度不够的原因，那么对这些专家的问责呼声就会出现。例如，一些评论认为，翟振武教授曾提出“中国人口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的预测，而实际情况是出生人口早已提前进入下降通道。如果这种预测的偏差被认为是影响了政策的及时调整，那么对其进行审视是有一定道理的。
“计划生育”的延续： 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正是因为某些专家长期以来坚持或捍卫了某种人口控制理念，导致了对生育政策调整的“保守”或“滞后”，未能及时预见到低生育率的严重性，从而错失了最佳的干预时机。
从“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看：
科学的自我纠错能力： 科学研究本身就包含着不断修正和完善的过程。如果专家在新的数据和情况出现后，能够及时反思和调整自己的观点，这本身就是科学精神的体现。反之，如果固守过时或已被证明不准确的观点，则有失科学严谨。
专家的社会责任： 专家作为掌握特定知识和信息的人，对社会负有特殊的责任。他们的言论和建议，尤其是在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应该基于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对社会长远福祉的考量。如果存在疏忽、误导或“应知而不知”的情况，那么对其进行问责，至少是要求其解释和反思，是符合社会期待的。
“谁在负责？”的讨论： 追究专家的责任，也可能引申出对整个决策链条上各环节责任的讨论。是专家预测失误？是决策者未能充分听取不同意见？是政策执行不到位？还是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太快？
总结来看：
要追究人口专家如翟振武的责任，需要建立在清晰的证据链上，证明其预测或建议存在明显、可归责的错误，并且这些错误直接且显著地导致了当前的人口困境。
证据是否充分？ 需要回顾专家过往的公开发表、研究报告、政策咨询记录，与实际的人口数据进行对比，评估其预测的偏差程度和影响范围。
责任是否明确？ 需要厘清专家在整个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具体角色和影响力，以及与其他决策主体（政府部门、其他专家、社会舆论等）的互动关系。
问责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惩罚，还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推动未来的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更加审慎和有效？
目前的挑战在于：
1. 人口预测的复杂性使得精确归责变得困难。
2. 政策制定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很难将责任完全归于某一方。
3. “吹哨人”与“误导者”的界定有时模糊不清。
因此，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存在重大失误和滥用职权的情况下，将人口形势的严峻性完全归咎于个别专家，并要求“追究责任”，可能过于简化问题。
然而，对专家群体，特别是对那些在公众场合持续发出特定声音的学者，进行公开的审视、讨论和反思是必要且有益的。这种审视并非一定要上升到法律或行政责任层面，更多的是一种学术和社会责任的检视。
鼓励反思： 专家应该能够正视自己的预测与现实的差距，并向公众解释原因。
提升透明度： 人口研究和政策咨询的过程应该更加透明，允许更多不同观点的专家参与讨论，形成更全面的决策基础。
强化预警机制： 建立更灵敏、更科学的人口预警机制，及时捕捉人口趋势的变化，并为政策调整提供及时、准确的科学依据。
避免“唱衰”与“乐观”的极端： 专家在表述观点时，应保持客观中立，避免过度夸大或低估某种趋势，尤其是在影响重大政策时。
总而言之，面对当前的人口形势，与其急于“追究责任”，不如将重点放在复盘过去的经验教训，反思现有研究和决策机制的不足，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人口科学研究的进步和国家人口政策的优化。对专家的审视，应更多地体现在对他们学术观点的公开辩论和对未来工作的引导上，而非简单的“追责”。这才是对科学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
网友意见
误导决策的专家这么多，大家却只记住一个翟振武……
2004年，由顾宝昌和王丰牵头，翟振武、彭希哲、曾毅、郑真真、李建民等18位专家学者参与的“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在《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报告中预测即便实行全面二孩，生育率将长期高于2.0，总人口将超过16亿，控制人口“任务艰巨”。
2006年由三百多学者和官员完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更是判断：生育率从1990年代中期到2006年一直稳定在1.8，但是反弹势能大，要加强计划生育才能使得生育率长期稳定在1.8，才能将总人口在2033年前后控制在15亿。根据这份报告，独生子女政策不但不应放宽，反而应该加强。理由是现在的“1.8生育率”不控制好，未来会无限膨胀。（其实这个1.8生育率错的离谱）
2012年以蔡昉、李建民为主报告作者，王丰、陆杰华等参与的十七位顶尖人口学家在《人口形式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一书中预测，放开二孩生育率将达4.4。（出生4700万人）即便只实行单独二孩，生育率也将达到2.4，到2050年还有1.75左右。
2020年蔡昉凭借“第二次人口红利”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退休后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后文着重介绍）
然后才是大家熟知的翟振武。
获得过“中华人口奖”任人口学会会长的的翟教授在2014年论文里论证了为什么不能放开二孩，因为将累计出生二孩9700万人，出生人口峰值4995万，生育率达4.5。
2014年7月，国家卫计委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发布会上也引用了翟振武的数据认为全面二孩多出生9000余万人，对经济社会造成很大影响。现行政策已足够人口发展。
2020年翟振武获评“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师德标兵”。其论文《现阶段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获得2020年教育部科研成果二等奖。
如此恐吓性预测，即便决策层乃秦皇汉武在世也不敢放开二孩，更不敢全面生育。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离谱的预测？有两种解释。
A：专家智商捉急、学术水平沽名钓誉、脱离群众太久。
B：利益集团暗箱操作请人口学家代言，维护核心利益。
在我国现有体制下，计生机构和计生专家其实是合体的怪胎。即有计划生育才有计生机构；有计生机构才能给计生专家科研经费，计生专家也就需要维护计划生育。
所以我倾向后者的解释，毕竟你让我相信个别专家智商低、学术水平混混，我还能接受，毕竟有个体差。
但如此大规模、集团性的恐吓预测，千方百计拔高生育率实属罕见……超出了基本的认知框架。我们的纠错体制、官员的问责能力世界一流。但只在一个领域纠错体制失灵了，那就是人口政策，至今没有启动对过去的追责！
改革允许试错，但不允许造假！部门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严重的职务犯罪！
之前的五普六普都已经明显预警超低生育率了，为什么各方势力依然千方百计上调生育率？
这些都为后面中华民族的衰败埋下导火索。
原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将计划生育降低总抚养比称之为“人口红利”、把年轻劳动力负增长忽悠成“刘易斯拐点”。误导了几十年的经济政策，延误人口政策调整。
总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包括儿童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计划生育是通过降低儿童抚养比而降低总抚养比的，其实并非“红利”，而是“人口高利贷”。
继续人口高利贷的后果，就是70后的养老金还能撑点，但80后、90后就要面临大幅缩水了。00后我都想不出啥了……
其实缩水的不止养老金，由于少儿人口极度缺乏，养老服务将会变得极其昂贵，服务水平也大幅下滑，国家社保入不敷出……
少子化、极度老龄化对我们有好处吗？
“躺平”是少子化、低欲望社会的标志。以日本为例，由于日本青年人群普遍草食性不生孩子，佛系躺平。1980年日本和美国年龄中位数为33岁、31岁。到2020年日本变成48岁，而美国还在38岁。
日本社会开始老气横秋，年轻人比例下降，中老年人掌控着社会经济命脉，年轻人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下降，缺乏上升渠道，看不到希望，缺乏激情，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不断消亡，陷入恶性循环。
低生育率给日本带来的养老金压力已经浮现。
2019年8月日本政府发布的养老金预估报告显示，估计未来每对日本夫妻每月的养老金替代率将不断下滑。目前，日本政府预估的养老金替代率为61.7%，到2040年左右，日本的养老金替代率将下滑至51%~52%，而在2050年左右，将进一步下滑至45%。
我们现在的生育率比日本还要低……下降幅度比日本还夸张！未来情况只会更严重，不解决好低生育率问题，未来不是未富先老而是“未富先衰”。
人口问题滞后经济20年，现在的少子化未来会引发消费不振，导致企业压库减产，进而影响劳动力就业，同时会造成公用基础设施的浪费。中国的基础设施是围绕着十几亿人所配套的，人口减少到只有几亿，大量基础设施将沦为垃圾，国有资产大幅缩水，西方国家所惧怕的中国大市场优势也消失殆尽……综合国力将持续衰退。
中国（1.30）、韩国（0.84）、中国台湾（0.99）、新加坡（1.10）、日本（1.34）为首的儒家文化圈生育率普遍低于欧美西方文明，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无法自拔……吸引的劳动力移民也是无法与西方相比。
所以东亚的老龄化危机远比西方严重！从百年竞争看国运，未来衰退幅度会远超想象……当某一天不得不学习西方放开移民甚至难民时，“新种族融合”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像欧美国家那样的难民强奸、暴力犯罪等社会撕裂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陈卫说，假设中国保持1.3生育率，到本世纪末60岁以上老人将占总人口一半比例！
如果生育率在未来5年回到2.1的水平，本世纪末总人口降到13.2亿，60岁以上人口占30%。
假设生育率继续下降，未来5年降到1.0并保持不变，本世纪末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60%。
社会活力趋于死寂，经济陷入比日本还遭的长期停滞。
什么？你说指望机器人、人工智能来养老？
机器人不消费，只是单纯的工具。经济增长三要素最大的是“消费”，是靠人来推动的。人口断崖式减少必然导致总需求下降，内需萎缩。人民收入也会增长停滞，但养老成本会继续攀升，普通家庭会越发负担不起。
“人口制造业”的衰退，必然导致“物质制造业”的衰退。今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将是“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之间的矛盾。
但蔡昉竟然凭人口红利理论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退休后还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翟振武自2014年的论文闹了大笑话后，就再也没看到“大杰作”。
但蔡昉继续活跃，2019年在《人民日报》上忽悠“第二次人口红利”。
荒唐！人口老化和极度少子化，意味着储蓄率下降，也意味着投资回报率下降，哪来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参考文章《大家手笔：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
蔡昉的预测一次次错的离谱，但总是能掌握话语权。他和李建民领衔的十几位顶级人口学家在2012年预测全面二孩后生育率将达4.4（出生4700万）、单独二孩也能达2.4。已经没多少人记得了。只因翟振武的光芒太耀眼，吸引了更多炮火。
历史会记住哪些人说过哪些话。
细思极恐，但愿是我想多了
美国在1974年尼克松政府期间，由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受命制定了一个控制第三世界人口的机密计划《第三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意涵》（美国国家安全备忘录200号NSSM200），指出要投资并巧妙的宣传人口问题，要帮助第三世界计划生育，减少对美国的威胁。1975年由福特政府正式批准成为美国的秘密外交政策。
1979年，基辛格利用和中国接触的机会，大力鼓动中国加强计划生育，显然他的外交努力奏效了。
1979年，中国接受了美国通过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给的第一笔5000万美元巨款的无偿援助，开始加强计划生育。要知道当时中美刚刚建立联系，中国的外储只有2~3亿美元，这5000万美元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美国人如此迫不及待、如此慷慨你觉得正常吗？
根据NSSM200，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为各国培养所谓人口学者，来宣传计生，影响政策。翟振武是1984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毕业的，是最早的一批人口学者，是第一批公派到美的留学生。这个留美的钱是不是5000万美元援助的一部分，我不知道，我觉得有可能，具体你要向相关部门核实。
美国执行NSSM200的钱，主要通过联合人口基金会UNFPA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进行的。到2001年，一共花了173亿美元。之后，小布什和特朗普政府暂停了对UNFPA的资助，因为共和党选民反对堕胎，即便是给外国人堕胎。但是都在之后奥巴马和拜登民主党政府上台后恢复。
关于美国国际开发署，我前段时间偶尔发现一点有意思的资料。USAID的宣传册子上公然写着我们支持计划生育四十年——都成阳谋了。更有意思的是，现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有点像黑人其实有印度血统的男人，我看着眼熟，一查竟然是上任的USAID的署长。而基辛格的NSSM200，就是在大卫洛克菲勒的授意下起草的。
洛克菲勒是个狠人，他把持着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前几年把中国搞的鸡飞狗跳的某华裔大使就是他推荐的。
而且这个宾夕法尼亚大学，就是翟学习人口学的地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有密切的关系。宾大的创始人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共济会元老之一。
翟振武在2014年3月的《人口研究》上发表论文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全面放开二胎：
生了1个孩子的15-49岁妇女有1.52亿，60%-70%有生二孩意愿，全面放开二胎的话，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
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
翟作为人口学专家，他不知道1.52亿生了一胎的妇女，其长效避孕手术（上环或者结扎）率高达90%，很大部分都没有生育能力了吗？
他是真不知道，还是有意忽略了这个问题？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有谁现在还相信美国无偿援助中国巨额资金让中国人加强计划生育是为了中国人好？
有谁现在还相信美国无偿资助中国人去美国上大学学人口学，给中国人培养人口学专家是为了中国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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