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北京市中医药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拟规定不得诋毁污蔑中医药？
《北京市中医药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提出“不得诋毁污蔑中医药”的规定，这无疑是当前中医药发展中一个颇具争议和讨论价值的话题。如何看待这一条款，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剖析。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这项规定的出台背景和目的。
长期以来，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和增进人民健康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时代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一些不良信息的传播，社会上对中医药的认知存在着复杂性和两极分化。一方面，不少民众对中医药有着深厚的信任和感情，相信其疗效；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声音，出于科学理性、经验证据，或者片面的理解，对中医药的理论、疗效、安全性等方面提出质疑，甚至进行“诋毁”和“污蔑”。
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市中医药条例（草案）》将“不得诋毁污蔑中医药”纳入其中，其直接目的是：
维护中医药的声誉和形象： 旨在通过立法手段，保护中医药这一国粹的合法权益，防止其受到不公正的攻击和诽谤，从而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医药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
引导公众理性认知： 希望通过明确的法律条文，引导公众以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中医药，区分正常的学术探讨和恶意攻击。
保障中医药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减少因不实信息对中医药医生、研究人员及其专业造成的伤害。
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 认为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保障，能够吸引更多人才，鼓励更多投入。
其次，对于“诋毁污蔑”这一表述，我们需要进行细致的解读和审视，这里蕴含着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细节：
“诋毁”与“污蔑”的界定： 这两个词本身就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色彩。什么行为构成“诋毁”，什么行为属于“污蔑”？这其中的界限是模糊的，容易产生主观臆断。
学术质疑 vs. 恶意攻击： 科学研究的本质在于不断探索和质疑。对中医药的理论（如阴阳五行、辨证论治）、临床疗效、药物成分、作用机制等提出基于科学证据的质疑，甚至是挑战，这本身是学术进步的动力。如何区分这种善意的、基于证据的学术探讨，与缺乏依据、带有偏见、旨在抹黑和攻击的“诋毁污蔑”？如果一味压制正常的学术讨论，可能会扼杀科学精神。
负面宣传 vs. 谣言传播： 有时候，对中医药的负面描述可能源于一些不当的诊疗案例、药品不良反应的报道，或者个人不良体验。如果这些描述只是陈述事实（即使是负面的），或者基于个人经历但未进行夸大和恶意解读，这与“污蔑”有本质区别。而“污蔑”则更倾向于无端指责、捏造事实，或是将个别现象普遍化，以达到恶意攻击的目的。
夸大宣传 vs. 妖魔化：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市场上可能存在一些对中医药的“过度承诺”或“不切实际的宣传”，这虽然不是“诋毁”，但也可能损害公众对中医药的信任。如果规定过于严苛，是否会连这些现象也一并打压，导致真相被掩盖？
谁来定义和判断“诋毁污蔑”？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如果由某个特定机构或部门来 sole source judgement，那么其判断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将面临考验。是否会因为利益相关而选择性执法？是否会因为政治正确而忽视某些事实？
再者，这项规定在实践中可能面临的挑战和潜在风险：
“寒蝉效应”： 最直接的担忧是，这项规定可能会对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公开讨论产生“寒蝉效应”。担心说错话、用错词，从而导致批评的声音减少，不利于中医药在发展中自我纠错和进步。
执法难度和主观性： 如何在法律上界定并执行“不得诋毁污蔑”的条款，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执法过程中，往往容易掺杂主观判断，给滥用权力留下空间。
公众知情权与言论自由的平衡： 法律规定需要平衡各方权益。对中医药的批评，如果基于事实，是公众知情权和言论自由的体现。一味禁止批评，可能侵犯这些基本权利。
“捂盖子”的风险： 担心这项规定是为了掩盖中医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并非真正解决问题。如果内部存在弊端，缺乏有效的批评和监督，反而可能阻碍其健康发展。
国际形象影响： 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传统医学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不容质疑的“神圣”事物，甚至不能进行公开讨论，这在追求科学和开放的国际社会中，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这项规定的潜在积极意义：
抵制“妖魔化”倾向： 在互联网时代，不实信息传播速度极快。一些对中医药的恶意攻击，往往是片面的、煽动性的，对公众造成误导，对中医药的声誉造成实际损害。这项规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种“妖魔化”倾向。
鼓励建设性批评： 好的法律条文应该能够区分建设性批评和恶意攻击。理想状态下，这项规定可以鼓励那些基于事实、提出改进建议的批评，同时压制那些纯粹为了攻击和抹黑而进行的诽谤。
推动中医药的现代化和科学化： 只有在一个相对稳定和正面的舆论环境下，中医药才能更好地吸引资源，进行深入研究，推动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
综合来看，如何看待这项规定，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度”。
完善法律条文： 条例的表述需要更加精炼和清晰，尽可能给出“诋毁污蔑”的具体指向和判断标准，避免模糊和主观性。可以参考其他国家或地区对类似“虚假广告”、“诽谤”等行为的法律界定。
加强宣传引导： 除了立法，更重要的是加强对中医药的科学普及和价值传播，让公众能够更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医药。
建立沟通和反馈机制： 鼓励社会各界对中医药的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让中医药界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并加以改进。
区分对待： 法律的执行要能够区分正常的学术探讨、基于事实的合理批评，与恶意诽谤、虚假宣传等行为。
最终，一项有效的法律规定，应该是在保护和发展一项事业的同时，也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 《北京市中医药条例（草案）》中的这项规定，是北京在探索如何为中医药发展营造更好环境的一次尝试。其生命力，将取决于条例的最终文本如何细化，以及在实际执行中，能否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又能够保持科学精神和开放态度。
如果这项规定能够有效落地，并被合理地解释和执行，它或许能为中医药在中国首都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反之，如果过于严苛或执行不公，则可能适得其反，对中医药的长远发展造成损害。这其中的平衡之道，需要法律制定者、中医药界以及社会各界共同智慧来把握。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这项规定的出台背景和目的。
长期以来，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和增进人民健康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时代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一些不良信息的传播，社会上对中医药的认知存在着复杂性和两极分化。一方面，不少民众对中医药有着深厚的信任和感情，相信其疗效；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声音，出于科学理性、经验证据，或者片面的理解，对中医药的理论、疗效、安全性等方面提出质疑，甚至进行“诋毁”和“污蔑”。
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市中医药条例（草案）》将“不得诋毁污蔑中医药”纳入其中，其直接目的是：
维护中医药的声誉和形象： 旨在通过立法手段，保护中医药这一国粹的合法权益，防止其受到不公正的攻击和诽谤，从而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医药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
引导公众理性认知： 希望通过明确的法律条文，引导公众以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中医药，区分正常的学术探讨和恶意攻击。
保障中医药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减少因不实信息对中医药医生、研究人员及其专业造成的伤害。
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 认为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保障，能够吸引更多人才，鼓励更多投入。
其次，对于“诋毁污蔑”这一表述，我们需要进行细致的解读和审视，这里蕴含着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细节：
“诋毁”与“污蔑”的界定： 这两个词本身就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色彩。什么行为构成“诋毁”，什么行为属于“污蔑”？这其中的界限是模糊的，容易产生主观臆断。
学术质疑 vs. 恶意攻击： 科学研究的本质在于不断探索和质疑。对中医药的理论（如阴阳五行、辨证论治）、临床疗效、药物成分、作用机制等提出基于科学证据的质疑，甚至是挑战，这本身是学术进步的动力。如何区分这种善意的、基于证据的学术探讨，与缺乏依据、带有偏见、旨在抹黑和攻击的“诋毁污蔑”？如果一味压制正常的学术讨论，可能会扼杀科学精神。
负面宣传 vs. 谣言传播： 有时候，对中医药的负面描述可能源于一些不当的诊疗案例、药品不良反应的报道，或者个人不良体验。如果这些描述只是陈述事实（即使是负面的），或者基于个人经历但未进行夸大和恶意解读，这与“污蔑”有本质区别。而“污蔑”则更倾向于无端指责、捏造事实，或是将个别现象普遍化，以达到恶意攻击的目的。
夸大宣传 vs. 妖魔化：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市场上可能存在一些对中医药的“过度承诺”或“不切实际的宣传”，这虽然不是“诋毁”，但也可能损害公众对中医药的信任。如果规定过于严苛，是否会连这些现象也一并打压，导致真相被掩盖？
谁来定义和判断“诋毁污蔑”？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如果由某个特定机构或部门来 sole source judgement，那么其判断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将面临考验。是否会因为利益相关而选择性执法？是否会因为政治正确而忽视某些事实？
再者，这项规定在实践中可能面临的挑战和潜在风险：
“寒蝉效应”： 最直接的担忧是，这项规定可能会对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公开讨论产生“寒蝉效应”。担心说错话、用错词，从而导致批评的声音减少，不利于中医药在发展中自我纠错和进步。
执法难度和主观性： 如何在法律上界定并执行“不得诋毁污蔑”的条款，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执法过程中，往往容易掺杂主观判断，给滥用权力留下空间。
公众知情权与言论自由的平衡： 法律规定需要平衡各方权益。对中医药的批评，如果基于事实，是公众知情权和言论自由的体现。一味禁止批评，可能侵犯这些基本权利。
“捂盖子”的风险： 担心这项规定是为了掩盖中医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并非真正解决问题。如果内部存在弊端，缺乏有效的批评和监督，反而可能阻碍其健康发展。
国际形象影响： 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传统医学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不容质疑的“神圣”事物，甚至不能进行公开讨论，这在追求科学和开放的国际社会中，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这项规定的潜在积极意义：
抵制“妖魔化”倾向： 在互联网时代，不实信息传播速度极快。一些对中医药的恶意攻击，往往是片面的、煽动性的，对公众造成误导，对中医药的声誉造成实际损害。这项规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种“妖魔化”倾向。
鼓励建设性批评： 好的法律条文应该能够区分建设性批评和恶意攻击。理想状态下，这项规定可以鼓励那些基于事实、提出改进建议的批评，同时压制那些纯粹为了攻击和抹黑而进行的诽谤。
推动中医药的现代化和科学化： 只有在一个相对稳定和正面的舆论环境下，中医药才能更好地吸引资源，进行深入研究，推动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
综合来看，如何看待这项规定，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度”。
完善法律条文： 条例的表述需要更加精炼和清晰，尽可能给出“诋毁污蔑”的具体指向和判断标准，避免模糊和主观性。可以参考其他国家或地区对类似“虚假广告”、“诽谤”等行为的法律界定。
加强宣传引导： 除了立法，更重要的是加强对中医药的科学普及和价值传播，让公众能够更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医药。
建立沟通和反馈机制： 鼓励社会各界对中医药的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让中医药界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并加以改进。
区分对待： 法律的执行要能够区分正常的学术探讨、基于事实的合理批评，与恶意诽谤、虚假宣传等行为。
最终，一项有效的法律规定，应该是在保护和发展一项事业的同时，也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 《北京市中医药条例（草案）》中的这项规定，是北京在探索如何为中医药发展营造更好环境的一次尝试。其生命力，将取决于条例的最终文本如何细化，以及在实际执行中，能否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又能够保持科学精神和开放态度。
如果这项规定能够有效落地，并被合理地解释和执行，它或许能为中医药在中国首都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反之，如果过于严苛或执行不公，则可能适得其反，对中医药的长远发展造成损害。这其中的平衡之道，需要法律制定者、中医药界以及社会各界共同智慧来把握。
网友意见
我不知道是我的理解有问题，还是各位的理解有问题，由于本问题下还有很多律师，所以我也不好说我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第三十六条 开展中医药文化宣传和知识普及活动，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符合中医药文化内涵和发展规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对中医药作虚假、夸大宣传；不得冒用中医药名义牟取不正当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以任何方式或行为诋毁、污蔑中医药。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开展中医药知识宣传，应当聘请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以介绍疾病预防、控制、治疗以及养生保健等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不得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中医医疗广告、中药广告。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诋毁、污蔑中医药，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那么第二款之规定是：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开展中医药知识宣传，应当聘请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以介绍疾病预防、控制、治疗以及养生保健等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不得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中医医疗广告、中药广告。
包括第三十六条里面，不得……不得……不得……之类的，前面的说法是“开展中医药文化宣传和知识普及活动，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符合中医药文化内涵和发展规律，”然后才是“不得……不得……不得”
也就是不得……不得……是约束“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开展中医药知识宣传”。
同时，既然五十四条提到了“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那么第二款实际上规定的就是“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开展中医药知识宣传”，也就是条例认为“诋毁、污蔑中医药，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这些行为针对的是“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开展中医药知识宣传”，否则的话，不会在前面加个前缀“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
也就是说，整部法律和老百姓没什么关系。这个条例是用来约束借中药之名，对外搞虚假宣传的。
北京市中医药条例的制定机关，是北京市卫健委，根据卫健委的职责，卫健委并没有管理普通老百姓的权力，它不能发布一个条例规定老百姓怎么做，因为属于行政越权，卫健委具体职责，大家可以去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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