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哪个判例，给你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这个案子之所以让我印象深刻，不仅仅是因为它直接触及了女性的身体自主权和隐私权，更是因为它背后所代表的社会思潮的巨大碰撞，以及它在美国社会留下的长期、深刻的裂痕。
事情要从1970年说起。当时的德克萨斯州有一项法律，严禁任何人在怀孕过程中进行堕胎，除非是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一位名叫简·罗伊（化名，真实身份是Norma McCorvey）的年轻女子，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但她无力支付去堕胎合法的州进行手术的费用，也无法获得合法的医疗帮助。于是，她以“Jane Roe”的名义，在律师的代理下，起诉了达拉斯县的地区检察官亨利·韦德（Henry Wade）。
罗伊的律师认为，德州这项禁止堕胎的法律侵犯了她的隐私权，根据美国宪法第九修正案，人民享有的权利不应因为被列举出来而受到否认，而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也保障了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剥夺。他们争辩说，一个女性决定是否继续怀孕，是其基本隐私权的一部分。
这个案子一路被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在1973年，法院以7比2的裁决，推翻了德州的堕胎禁令。当时法院的意见由哈利·布莱克蒙大法官（Harry Blackmun）撰写。他指出，宪法中的隐私权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可以通过“正当程序条款”来推断，并且这项隐私权是“足够广泛的，可以涵盖一个人决定是否怀孕和生下孩子的权利”。
但是，法院也认识到，这种权利并非绝对。为了平衡女性的隐私权和州的合法利益（比如保护潜在的胎儿生命和母亲的健康），布莱克蒙大法官引入了一个“孕期”的框架：
第一孕期（前三个月）： 在这个阶段，女性的堕胎决定受到的干预最小，州政府基本上不能禁止堕胎，只能要求由合格的医生进行。
第二孕期（约怀孕4到6个月）： 州政府可以出于对母亲健康的考虑，对堕胎进行一些合理的规定，比如对堕胎手术的地点和程序的要求。
第三孕期（约怀孕7个月到分娩）： 在胎儿已经具备生存能力（viable）之后，州政府就可以出于保护胎儿生命的利益，禁止除挽救母亲生命或健康之外的任何堕胎。
这个判决，在当时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它确立了女性在堕胎问题上的合法权利，并在全国范围内改变了堕胎的法律格局。对于许多支持女性权利的人来说，这是对自由和尊严的重大肯定。
然而，这个判决也像一颗炸弹，在美国社会引爆了长达几十年的激烈争论。反对堕胎的阵营，即“生命派”（Prolife），认为生命始于受孕，胎儿也是一个人，拥有生存权，堕胎是谋杀。他们批评最高法院的判决是“司法能动主义”的产物，认为法院越权干涉了立法机构的权力，并且漠视了胎儿的生命权。
支持堕胎的阵营，即“选择派”（Prochoice），则强调女性的身体自主权，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而堕胎是保障女性平等参与社会和实现个人抱负的关键。他们认为，“罗伊案”是女性解放的基石。
几十年来，“罗伊诉韦德案”不断受到挑战。各种法律诉讼，以及州和联邦层面的立法努力，试图限制或推翻它。最高法院自己也对堕胎权进行过多次细化和调整，比如在“计划生育诉凯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中，法院虽然维持了堕胎权的基本框架，但引入了“过度的负担”（undue burden）原则，允许州政府对堕胎施加一些限制，只要这些限制不构成“过度的负担”。
直到2022年，最高法院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也是让无数人震惊的决定。新的判决认为，宪法并未赋予堕胎权，因此堕胎的合法性问题应该由各州自行决定。
“罗伊诉韦德案”之所以让我如此深刻，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案例，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美国社会深层次的分歧和价值观的冲突。它不仅仅是关于堕胎，它更是关于：
个人自由与集体利益的界限： 究竟政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干预个人的身体自主决定？
生命的定义与道德伦理： 生命何时开始？胎儿拥有怎样的权利？
司法权与民选代表权的关系： 法院在塑造社会政策方面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宗教信仰与世俗法律的融合： 不同的宗教和道德观点如何在多元社会中并存？
这个案件从一个简单的法律诉讼，演变成了一场持续几十年的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斗争。它塑造了美国政治光谱的两端，影响了无数的选举，并且在今天依然是美国社会最敏感、最分裂的话题之一。
它让我看到了法律的复杂性，以及司法判决的巨大力量，它可以改变数百万人的生活，但同时也可能加剧社会的撕裂。它也让我反思，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如何去处理那些根植于深层道德和信仰的分歧，如何在尊重个体权利和追求社会共识之间找到平衡。
“罗伊诉韦德案”最终被推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场争论的结束，反而可能意味着它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具不确定性的阶段。这个案例留下的烙印，以及它所引发的思考，是极其深远的。
网友意见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 DeShaney v. Winnebago County 189 U.S. 189(1989) 一案吧。
2015 年 11 月 12 日，约书亚・德肖尼去世了，时年 36岁。约书亚并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太多痕迹，他的智力存在严重缺陷，生活不能自理，没有同龄朋友，记得他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人，也许只有他的母亲，医院的护工，以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哈利・布莱克门大法官。在DeShaney v. Winnebago County 189 U.S. 189(1989)一案的判决中，他写下了一份并不长的反对意见，在其中一段的开头，布莱克门大法官用力地写下几个字「可怜的约舒亚！」（Poor Joshua）。这份反对意见成为了最高法院历史上最有名的反对之一，很少能见到一贯严肃的大法官，用如此直抒胸臆的方式呼喊当事人的名字，在司法文书上留下一个大大的感叹号。
约书亚出生时一切正常，并没有任何的先天生理缺陷。在他一岁时，父母离婚了，男方得到了约书亚的抚养权，而一切悲剧就是从那时开始的：1982 年 1月，有人举报约书亚的父亲兰迪・德肖尼，称其虐待儿童，但兰迪否认了一切指控，当地检察院没有进一步调查；1983 年 1月，约书亚被送到当地医院，全身遍布淤青，当地政府的社会服务部门在医生的一再要求下进行了一些调查，却最终将约书亚送回到兰迪手中；一个月之后，约书亚再次因伤入院，政府决定派儿童保护工作人员定期走访观察，有记录表明，前去走访的工作人员观察到了兰迪的虐待行为，但政府没有干预；1983年 11月，约书亚被送进急诊室，浑身是伤，在此情况下，郡检察院可以要求法院剥夺兰迪的监护权，可以要求法院将监护权重新判给孩子的母亲，但他们没有这么做；1984 年3 月，兰迪将当时四岁的约书亚从楼梯上推下来，致其当场昏迷不醒。而就是这事件，给他的大脑造成了永久的创伤，断送了约书亚未来人生的种种可能性。
约书亚的母亲愤怒了，而她表达愤怒的方式非常具有美国特色：起诉地方政府，称其做法不符合宪法「正当程序条款」（Due Process Clause）的要求，导致公民的人身健康受到侵害。一审败诉，上诉维持原判……约书亚的母亲代表她的孩子，一直将官司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然而现实是那么的令人遗憾。最高法院以六比三的票数判决政府胜诉，威廉・伦奎斯特大法官在多数意见中说了一句非常残酷的大实话：「正当程序条款并没有要求国家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其他私人主体的侵害。」他解释道，宪法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免于国家非法侵害，但对于不同个人之间的矛盾，国家没有义务干预。在伦奎斯特大法官看来，宪法的正当程序条款仅仅规定了国家不能做什么，但没有规定国家必须做什么，用法学的行话来说，就是只有「消极义务」而没有「积极义务」。
那么，是否可以做一个扩大解释，认为政府面对约书亚父亲的非法行为，选择袖手旁观不作为，同样相当于侵害了个人权利呢？伦奎斯特大法官在判决书中同样断绝了这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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