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美国、香港经历过比目前中国还要腐败的一个时期吗？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腐败”的含义。通常来说，腐败是指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非法或不道德行为。这可以包括贿赂、敲诈勒索、挪用公款、裙带关系、利益冲突、滥用职权等多种形式。
美国历史上是否存在比目前中国更腐败的时期？
这个问题存在很大的争议，而且很难进行直接的量化比较。然而，我们可以回顾美国历史上一些被普遍认为是腐败严重的时期：
19世纪后期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 约1870s1900s）： 这是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但也伴随着惊人的腐败。
政治机器和党派控制： 各大城市普遍存在强大的政治机器，例如纽约市的“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其首领（如威廉·马提·“萨德”·特威德）通过贿赂、恐吓和操纵选举来控制权力。他们通过提供就业、慈善和保护来换取选票，但同时也从政府合同、土地交易和企业审批中非法获利。
铁路建设中的腐败： 为了推动铁路建设，联邦政府向铁路公司提供了大量的土地和资金补贴。然而，许多公司利用这些资源进行欺诈，例如通过“空壳公司”夸大工程成本，将公众资金中饱私囊。著名的普罗蒙特里角（Promontory Summit）铁路连接事件，背后就牵涉到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Union Pacific）的“信用家具公司”（Crédit Mobilier）丑闻，该公司通过向国会议员和官员行贿来获得巨额合同。
企业与政治的勾结： 大型企业通过贿赂来获得有利的政策、垄断地位和免受监管。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石油巨头约翰·洛克菲勒等人的商业帝国崛起过程中，普遍存在利用政治关系和贿赂来打压竞争对手和影响立法的情况。
普遍的贿赂文化： 在地方和州层面，贿赂几乎是一种常态，官员通过各种审批、执照和合同来“收取费用”。许多官员公开地接受贿赂，而这种行为在当时社会并未受到普遍的谴责，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商业运作的一部分。
禁酒令时期（Prohibition Era, 19201933）： 虽然禁酒令的初衷是减少酒精滥用和相关犯罪，但它反而催生了巨大的非法酒精交易和与之相伴的腐败。
有组织犯罪的崛起： 黑帮通过走私、非法酿酒和销售（称为“bootlegging”）积累了巨额财富，并广泛贿赂警察、法官、政治家和海关官员来逃避法律制裁，保护其犯罪网络。阿尔·卡彭（Al Capone）是这一时期腐败和犯罪的标志性人物。
执法系统的腐败： 许多执法人员和司法官员被黑帮收买，对非法活动视而不见，甚至主动参与其中。这使得禁酒令在许多地方形同虚设，并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公信力。
内战后的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 Era, 18651877）及之后： 虽然不是普遍的腐败时期，但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在南方，重建过程中也出现了腐败现象，例如对黑人选民的压制和对公共资源的挪用。而之后，在一些城市和州，腐败仍然是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评价美国历史上的腐败：
“铜臭”与“权力腐败”的结合： 美国历史上的腐败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工业化过程中，“铜臭”与权力结合的产物。许多腐败行为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政治权力则被用来保护和扩大这些经济利益。
改革的动力：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腐败也往往成为社会改革的强大动力。例如，镀金时代的腐败激起了进步主义改革（Progressive Era）的浪潮，涌现了反垄断法、公共卫生法规、职业道德准则等一系列旨在限制企业权力和遏制腐败的措施。人们对腐败的零容忍度也在逐渐提高。
透明度与问责机制的建立： 尽管存在腐败，但美国相对发达的媒体、独立司法系统和公民社会在揭露和追究腐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香港历史上是否存在比目前中国更腐败的时期？
香港的回归前后，政治和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腐败的情况也各有不同。
英治后期（约20世纪中后期）：
警队中的严重腐败（20世纪70年代前）： 这是香港历史上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警队中的腐败被认为是当时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系统性贿赂： 警官和警员普遍收取贿赂，从街头小贩到大型非法赌博和妓院组织，几乎无所不包。贿赂是一种普遍的“收入来源”，尤其是在警队基层和中层。
有组织犯罪的渗透： 三合会等犯罪组织与腐败的警员和官员勾结，进行走私、贩毒、非法赌博、高利贷等活动，并能逃避法律制裁。
“保护费”文化： 许多商人，尤其是小商贩，被迫定期向警员或与警员勾结的黑社会组织缴纳“保护费”，以避免被骚扰或被关闭。
缺乏问责和举报机制： 当时没有独立的廉政公署，内部的投诉和调查机制往往无效，腐败行为难以被揭露和惩处。
政府官员的潜在腐败（普遍性较低但存在）： 虽然警队的腐败最为突出，但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也可能存在贪污受贿的现象，尤其是在资源分配、牌照发放等方面。
“官商勾结”的早期形态： 在某些领域，例如土地开发和公共工程项目中，也存在利益输送和不透明的操作，但与后来的警队腐败相比，其规模和系统性可能稍逊一筹。
廉政公署的成立与成效（1974年至今）：
1974年，香港成立了独立的廉政公署（ICAC），这是对当时警队腐败的直接回应。廉政公署拥有独立的调查权，可以直接向总督负责，其打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非常大。
廉政公署的成立对香港的腐败问题起到了巨大的净化作用，显著降低了腐败的发生率。它通过严厉的执法、公众教育和预防措施，极大地改变了香港的廉洁环境。
尽管廉政公署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零星的腐败案件仍然存在，尤其是在一些涉及利益输送和监管漏洞的领域，但其规模和系统性已经远不如前。
当前中国的情况：
中国当前面临的腐败问题，其性质、规模和表现形式与香港英治后期以及美国镀金时代都有所不同。
规模和普遍性： 中国人口众多，政治体制与西方国家不同，反腐的挑战也更加艰巨。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中，由于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以及市场经济规则的不完善，确实存在广泛的腐败现象，尤其是在土地交易、工程项目、资源审批等领域。一些官员的腐败行为涉及巨额资金，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和政府公信力。
性质： 中国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治体制、权力结构以及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有关。官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缺乏制衡的机制可能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
反腐力度： 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开展了反腐败斗争，并且力度空前。通过“打老虎、拍苍蝇”等运动，许多高级别和低级别官员被查处，旨在遏制腐败蔓延。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的势头，并提高了公众对反腐的关注度。
评价的难度： 对当前中国腐败程度的评价非常复杂。一方面，大规模的反腐行动揭露了许多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件；另一方面，反腐的有效性以及是否触及了体制性根源，仍然是外界和国内讨论的焦点。
总结与比较：
回到最初的问题：历史上美国、香港经历过比目前中国还要腐败的一个时期吗？
香港： 香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尤其是警队中的腐败，其系统性、普遍性和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可能比目前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的腐败情况更为严重和恶劣。 当时的腐败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法治、公平和公众安全造成了直接的破坏。廉政公署的成立是香港历史上一次成功的社会治理转型。
美国： 美国在镀金时代和禁酒令时期所经历的腐败，其规模和影响力也非常惊人，并且在某些方面（如对国家基础建设的直接影响、对民主制度的威胁）具有特别的破坏性。 那个时期的腐败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野蛮生长”，虽然腐败的形态与当前中国有所不同，但其对社会公平和制度信用的损害同样巨大。
关键区别在于：
制度根源和治理模式： 香港英治后期的腐败，尤其是在警队，很大程度上是执法和监管系统内部的问题，但同时也与社会控制薄弱有关。美国的镀金时代腐败则与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政治献金制度以及缺乏强有力的监管有关。而中国当前面临的腐败则与国家体制、权力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定结合有关。
反腐的手段和效果： 香港通过成立独立的廉政公署，并赋予其强大的权力，成功地遏制了大规模的系统性腐败。美国的进步主义改革也推动了反腐和监管制度的进步。中国近年来也采取了非常严厉的反腐措施，其长期效果仍在观察中。
历史语境： 每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衡量腐败时，不能简单地进行数字比较，而需要理解其发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
总而言之，历史上有过不同性质但同样严重的腐败时期。从系统性、普遍性和对社会肌体的侵蚀程度来看，香港在廉政公署成立前的警队腐败，以及美国在镀金时代的某些时期，可以被认为是比当前中国普遍报告的腐败更为严重的时期。 然而，对腐败的评价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过程，并且会受到信息披露、社会期望和衡量标准的影响。
网友意见
真是搞不明白一堆人答非所问还在那痛心疾首。您别用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美好未来的期盼来回答每一个问题好吗？我相信中国的明天，因为美国的确能有和中国对上的时候，这就是传说中的黑暗混沌的glided age(镀金年代)1870-1890。这段时间是大名鼎鼎的machine age，就是垄断狂飙，经济暴增，美国终于开始在世界上有点话语权的时候。
这20年十分的奇葩，每个州都有州boss。什么缅因James Blaine啊,Roscoe Conkilng 等各个撸霸一方，还成立了自己的政治帮派，共和党分裂成Half-Breed, Mugwumps, 和Stalwarts. 民主党更是一盘散沙由苦逼工人，苦逼移民，城市小清新组成。这个时候还是出现了霸气外露的populism，就是农民抄刀子要称霸美国，把金本位换成银本位来刺激经济。这段时间怎么个腐败法呢？科技创新啊，讲究效率啊让大公司，大工厂哗啦啦的横了起来，可怜的工人们只能抹泪吃翔。托拉斯们又和州立法勾结起来，这叫lobbying system。大概就是公司们成立一堆xx会，来和政府合作。政府看着乖巧的托拉斯们给自己跪舔，会心地判了几个非常腐败的案子。比如Slaughter House, Munn v Illinois, Wabash, Plessy v Feruguson.等等，这帮丧尸推翻了禁止童工的decision，支持racism，强迫妇女少工作来给白人男性更多工作等等。政治上，腐败贿赂层出不穷，卖票现象十分猖獗。所有的boss们都玩spoil system，就是提拔自己的小弟，踩别人的小弟。这段时间多垃圾我就不多说了。。。。
而Glided Age 以后呢？就是屌丝逆袭的时刻Progressive Era， 在西奥多罗斯福，Woodward Wilson等人的带领下美国毙了托拉斯，赢了一战，搞好了经济还开始没事搞点环境保护区啥的，终于走上了阳光的道路(*^__^*) 这个穷小子在新政后就彻底成为了风流倜傥的高富帅了，英国爹法国叔都跪着求他帮忙。。。最后脚踏七彩祥云，身穿五色战衣踢死日本，平掉德国，终于开始了翻身做主人的日子
最后我还想补充一下美国是如何做到名副其实的三权分立的。
其实制度好学，主要是看在制度下的人们如何看待制度。
比如我们上初中的时候老师也都叫我们早上把作业直接放到小组长的桌子上，7点50一到啪一收，全班全齐。道理大家都懂，但是你见过哪天成功实施了，哪天作业全齐了？？？如果有那只可能是暑假开学第一天。。。。
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也一样，这个制度本身问题也不少。纳粹还是德国人民选上的呢，奴隶制还是最高法院宣布合法的呢， 女人就是用来生孩子养家的的还是约翰亚当斯一干国父提出的呢。为什么美国能走出来呢？为什么美国能成功呢？
我研究美国历史的时候，真的感觉到这个民族了不起的地方，那就是人民对暴政的警惕。
美国大革命为何爆发？我一直不理解，不就收了点税吗？而且收税的结果还让茶更便宜了(因为走私茶更多了)。。。不挺好的吗？不干，美国人说这不是税不税的问题，这是人民权利的问题。你英政府要收税必须是为了调节贸易而收税，不能为了赚钱而收税，扪心自问，我觉得中国人做不到。中国老板姓只要有一口饭吃，能妥协就会妥协。那些揭竿而起的都是因为实在活不下去了，而人家在那茶的价钱降低的情况下，还能嚷嚷权利，真的了不起。
最高法院本来是三权中最弱的一环。。。案子不敢接，判了没人理，直到一个真正的男人站了出来。他就是机智的John Marshall大法官，在他的同党Federalists已经被Democratic Republican虐的体无完肤的时候，他依旧力排众议，推动了Judicial Review，使碌碌无为的最高法院变成了有权利诠释宪法的实权机构。有时历史的确是个体推动的，如果John Marshall不站出来，可能美国真的就不会有人站出来了，因为这东西是有惯性的。等行政和立法把司法欺负惯了，可能要恢复回来就要像废奴一样麻烦。
而美国的奴隶制恰恰是钻了民主的空子，南方奴隶主就是拍着胸脯认为政府没有权利干涉州立法，而我们这几个州就是要实行奴隶制，政府无权管辖。奴隶主们一度接近完全胜利，最高法院判决的Dred Scott Decision宣布政府没有权力禁止任何地方的奴隶制。我真是很佩服林肯，建议大家看看斯皮尔伯格的林肯。当时国内舆论真的就想结束战争完事了，能结束战争不废奴也可以，林肯力排众议，真的是力排众议推动十三修正案，真的很了不起。
有时间继续码
谢邀
题主就是想和中国比较一下吧。
美国的确有过相对较腐败的情况。
@穆融冰提到的镀金时代，大约可以说是代表。
@穆融冰因为美国走出来了，而对此表示乐观，我不敢苟同。
美国是成功走出来了，但是，别忘了，资本主义国家里，它的成功并不多见。腐败从来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有很多共生的问题。同样或相似的问题，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或多或少的遇到了，德国，日本，还有许多国家，美国的许多解法，它们也用了，也都曾认为自己找到了更好的解法，但，却失败得很惨。
既然有的国家失败了，有的国家成功了，没理由因此盲目乐观。
细观美国那个时期，和中国的确不少问题极其相似，也有很多共同的产生原因，但因为一些关键因素不同，具体情况根本不可比。
既然是说腐败，就说腐败。
美国当时腐败是个问题，但，比起当时的其他许多社会问题，绝不称得上严重。
美国当时的主导思想，是自由主义，其中的经济理论，是亚当·斯密式的。亚当·斯密认为，最严重的腐败，是官商勾结的贪污腐败。有权力，就带来腐败。所以，政府要退出市场，远离经济决策，这样，就能把最糟的腐败给挡在门外。
所以，从亚当·斯密的思想出发（加入其他重要的观念），美国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把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分开，反对大政府，尤其是反对过大的常备军和政府预算，支持各种民间组织，通过民间的力量，国内的自由市场，来解决问题。
所以，美国在此时的反腐方法，是削弱腐败的源头：因为政府对私人空间和经济活动的影响力有限，美国政府权力不大，再加上政治体制的权力制衡机制，腐败规模有限，没有可能对社会秩序造成过大的打击。
而美国要积极反腐，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垄断企业出现。这时很多社会问题被激化了，有种族问题，宗教问题，但最主要矛盾，其实是贫富差距，也就是，穷人的收入改善，跟不上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步伐。
在当时的主流社会看来，问题在于经济活动高度复杂化，社会和政治秩序依然原始。
解法，还是回到亚当·斯密。亚当·斯密认为，因为市场会释放出人性的贪欲，是另一个恶，政府要远离经济决策，却要对经济行为进行监管。（也因此一点，后来者如 Ayn Rand，对亚当·斯密很看不上。）
所以，解法是加强政府力量，以重整社会秩序，有效管理经济秩序，制止“恶”的竞争。
但是，这就意味着权力要更多的介入私人空间，对个人行为进行控制。如上所言，传统的观念是，权力带来腐败。而当时的一些丑闻，也在给不少民众加强这一负面印像。
于是，要争取民众支持加强政府力量，第一步就是把易被腐化的政府变成不易被腐化的政府，政府是恶的观念，也能因此改向政府也可以是好的。反腐的方法，也从不让政府变大，变成了如何让它能让人放心的长大。
这，需要更开放透明的政府，更专业化的机构编制，更积极的民间组织监督，更独立的司法体系。
也就是说，美国人当年反腐的根本动力，是有了加强政府权力的需要，要把大规模的权力腐败扼杀在摇篮里，以此来竖立民众的信心，营得民众对政府改革的支持。而美国人的反腐，也很大程度上是从下向上的一个过程。
两相对比，可知中美有很多相似问题，但是，内在动力，社会制度，和可动用的资源，却是相去甚远。
美国有一个羸弱的联邦政府，强大的民间组织，和对政府权力有戒心的民众；中国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几乎不存在的民间组织，和对政府权力恨得恨死爱得爱死的民众。
中国的解法，必然建立在它自己的现行制度和资源之上。你可以对它的未来保持乐观或悲观，但不要简单的以美国的历史作臆想，它可以启发，可以借鉴，但不是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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