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历史上没有产生一位意大利裔的总统？
一、 意大利裔在美国的历史与发展
意大利移民潮并非一开始就声势浩大，其规模和模式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
早期移民（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这是意大利移民的高峰期。大量意大利人，尤其是来自意大利南部贫困地区的农民，为了逃避贫困、政治动荡以及寻找经济机会来到美国。他们大多集中在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城市，如纽约、芝加哥、费城等。
职业特点： 这些早期移民多数从事低技能的体力劳动，如在工厂、矿山、建筑工地以及码头工作。他们构成了美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劳动力。
社区形成： 他们倾向于聚集在特定的社区，形成“小意大利”（Little Italy），这既是一种文化保留的方式，也是一种相互扶持的生存策略。这种高度聚集的社区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们的政治整合。
文化与语言障碍： 大多数意大利移民，尤其是南方移民，教育程度不高，语言不通（意大利语方言众多，与标准意大利语也有差异），这为他们融入美国社会带来了挑战。
刻板印象与歧视： 意大利移民，尤其是天主教徒，在美国社会中曾面临不少歧视和负面刻板印象。他们常被描绘成与黑手党有关联，或是无法融入美国社会群体。这种社会偏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的向上流动和政治声望的建立。
中期移民（20世纪中期）： 相较于早期移民，这一时期的意大利移民数量有所减少，且教育程度和经济条件普遍有所改善。他们更多地从事专业性或技术性工作。
晚期移民（20世纪后期至今）： 近几十年的意大利移民规模不大，且更多是专业人士或因家庭团聚而来的移民。他们通常拥有较高的教育背景和更好的经济基础，更容易融入主流社会。
二、 政治参与的挑战与演变
尽管意大利裔移民在美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为国家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他们真正进入美国政治主流并取得最高权力，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早期政治参与的局限性：
经济和社会地位： 早期移民的低经济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限制了他们参与更高级别政治活动的能力。他们更关注眼前的生计和社区的生存。
文化隔阂与政治代表： 由于语言和文化障碍，他们最初很难理解美国的政治体系，也缺乏能代表他们声音的政治领袖。他们主要通过社区组织或工会来表达诉求。
党派倾向的复杂性： 早期意大利移民在政治党派上的倾向并非完全一致。一些人可能因为工会的影响而倾向民主党，另一些人则可能因为保守的家庭观念或宗教信仰而有其他倾向。这种分散性不利于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
“政治机器”的影响： 在某些时期，一些意大利裔社区的政治参与可能受到地方政治“机器”的控制，这种参与并非总是基于广泛的民众基础，也限制了出现全国性领袖的可能。
政治地位的提升：
教育与经济的改善： 随着时间的推移，意大利裔美国人的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普遍提高。他们的子女和孙辈进入了专业领域，如法律、医学、商业等。
融入主流社会： 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意大利裔美国人逐渐融入了美国主流社会，跨越了最初的文化和语言障碍。
地方政治的崛起： 意大利裔美国人在地方层面的政治参与非常活跃，涌现了许多市长、州议员、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这些地方和州级政治经验为他们积累了全国性的政治资本。
关键人物的出现： 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意大利裔政治人物开始崭露头角，如前纽约州州长马里奥·库莫（Mario Cuomo），虽然他未能当选总统，但他的政治生涯和公开演讲能力为意大利裔群体赢得了尊重。在联邦层面，也有不少杰出的意大利裔参议员和众议员。
三、 其他影响因素
除了上述历史和文化因素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可能解释为何尚未出现意大利裔总统：
人口规模相对较小： 尽管意大利裔是美国重要的族裔群体，但与爱尔兰裔、德裔、非洲裔等相比，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相对较小。这意味着他们在选票基础上的潜在规模可能略逊一筹。
“总统样本”的形成： 美国历史上，总统候选人的选拔和成功往往与特定的族裔或社会群体“绑定”在一起。例如，爱尔兰裔的肯尼迪总统突破了天主教的障碍，为后来的爱尔兰裔政治家开辟了道路。同样，非洲裔的奥巴马总统也具有历史性的象征意义。意大利裔的出现可能需要一个“临界点”的出现。
候选人的综合素质和机遇： 成为总统不仅仅是族裔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候选人的个人能力、政治理念、公众形象、竞选策略以及历史机遇的结合。可能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位在各方面都足够成熟、并能获得足够支持以竞选总统并获胜的意大利裔候选人。
“意大利裔”标签的弱化： 随着同化和世代繁衍，许多意大利裔美国人已经非常融入美国主流文化，“意大利裔”这个身份标签在政治上的号召力或识别度可能不如某些时期那样强烈。人们更关注候选人的政策立场和整体素质。
总结
美国历史上没有出现意大利裔总统，是多种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早期移民的经济困境、文化隔阂、以及社会歧视，限制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早期发展。而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和政治参与的加深，意大利裔美国人在地方和州层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并在全国政治舞台上涌现出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
然而，要成为总统需要跨越的障碍仍然巨大，这不仅关乎族裔，更关乎个人的政治实力、公众的广泛接受度和历史性的机遇。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意大利裔美国人持续在各个领域做出贡献并提升其社会地位，未来出现一位意大利裔总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这也体现了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不同族裔群体在争取政治代表权和最高权力过程中所经历的漫长而复杂的变化。
网友意见
@莱茵行宫伯爵 的答案基本上可以算是该问题的标准答案了（简直是一部美国移民小史）。我稍微补充几点。
其实对于除了印第安人和黑人这两个历史上极为特殊，在美国立国时不被当人看的族群外，大部分美国族群的政治地位，可以用三个因素来解释：宗教、大规模移民群体形成的时间、与母国联系的紧密程度。信奉新教（美国主流宗教），移民群体形成较早的且与母国联系程度较弱的族群一般政治地位高一些，而信奉天主教或者来自基督教文明圈之外的，移民群体形成较晚的，与母国联系紧密的族群政治地位则相对较低。
比如德裔，信奉新教，殖民地时代就在德国扎根，所以很快融入了美国社会，因此对母国的归属感相对较弱，政治地位并不亚于英裔美国人。（根据评论区提醒，很多德裔美国人直到一战前仍然对德国保持着较强的归属感，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采取强制同化政策后才完全融入美国社会。不过德裔移民相对复杂，殖民地时期就移民的德裔、1848年前后移民的德裔和十九世纪末移民的德裔在各方面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犹太德裔、东欧德裔、天主教德裔、新教德裔之间肯定也不能一概而论，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爱尔兰裔比较复杂，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殖民地时代和十九世纪早期涌入美国的“盎格鲁爱尔兰人”和“苏格兰爱尔兰人”，这些人很多原本就是生活在爱尔兰的英格兰、苏格兰人，自然对爱尔兰没有什么归属感。他们主要信奉新教。这一批移民虽然也可以被称为爱尔兰人，但是也属于广义上的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这一美国核心族群，政治地位也是在最高的那一档里的。美国早期的很多总统，比如安德鲁·杰克逊、詹姆斯·布坎南，都有“盎格鲁爱尔兰”血统。
然而我们更熟知的爱尔兰人则是十九世纪中期大饥荒以后逃往美国的爱尔兰人。这批爱尔兰人主要是本土农民，信奉罗马天主教。他们在美国也经历了长时间的歧视，政治地位较低。
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一样信奉天主教，而且意大利移民主要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了，比爱尔兰人晚。同时，早期的意大利移民，有着强烈的家族观念和乡土情结，与意大利本土联系十分紧密。所以，意大利人政治地位更低一些。
东欧人和意大利人类似，主要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移民美国，而且信奉天主教或者东正教。他们中的很多人，比如波兰人，其实是母国沦亡后的流亡者，所以相比于系统性地融入美国政治，他们更关心的则是恢复母国的独立。因此，东欧人在美国政治中也不占优势。
信奉天主教、与母国联系紧密且涌入美国较晚的拉丁裔/西班牙裔则更惨，甚至有时候不被当成白人。
亚裔大多不信基督教，同时是最晚移民美国的族群，与母国的联系尤其紧密，所以在政治中基本上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当然，如果单纯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用不着分析这么多——这就是个纯粹的概率问题。
目前来说，排除掉将自己纯粹认同为“美裔”的人，美国最大的几个族群，从高到低分别是德裔、非裔、拉丁裔、爱尔兰裔、英裔，然后才是意大利裔。在20世纪早期及以前，美国人种族主义的倾向很严重，基本上只有英裔、德裔以及“盎格鲁爱尔兰人”这些立国时就成为主流的族群才会出总统。1960年信奉罗马天主教的爱尔兰人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才算是第一次打破了广义的WASP对总统职位的垄断。从1960年到现在，美国一共出了11任总统，而意大利裔占美国人口总数的5.5%。即便我们假定所有族裔出身的美国人当总统的概率都一样，那么11任总统里一个意大利人都没有的概率也达到了0.53。所以这么些年意大利裔没出总统也不是什么怪事。
最直接的回答是，意大利裔移民来得晚，起点低。
当然，需要追问的是，意大利裔为什么来得晚，为什么起点低？
在1820-1930年间，大约6000万欧洲人离开故土，前往海外谋生，其中3700万人的目的地是美国。须知，在1492-1820年的三百多年间，来到美洲的欧洲移民总共只有300余万。这场史无前例的欧洲移民潮深刻影响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造就了“美国奇迹”。
但是，移民潮不只是一个数字，它还涉及地区和阶层差异，欧洲和美洲不是一条线段的两个端点，而是两个具有复杂结构的历史时空。要理解意大利裔（以及其它欧洲族裔）在今日美国社会中的地位，首先就得在移民史上找到它的定位。
美国的百年移民潮可以分为四个群体，或曰层次，分别是“定居者”，“移居者”，“迁居者”，“寄居者”。
“定居者”主要包括英裔、德裔、苏格兰-爱尔兰裔、低地裔、斯堪的纳维亚裔、捷克裔。他们的移民高峰期早（1890年前），农村定居率高，返乡者少，对美国的认同最强，在社会当中的参与度也最高。
“移居者”主要包括西裔和法裔，他们大比例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一方面邻国方便迁移，另一方面美国的部分地区本身有西班牙和法国传统，因此“移居者”的特征介于“定居者”和“迁居者”之间。他们移民高峰期略晚，农村定居率较低，返乡者较多，对美国的认同较弱，在社会中的参与度较低。
“迁居者”主要包括意大利裔和东欧裔。他们的移民高峰期出现在1890年后，基本全都是城市工人，习惯在欧洲和美洲之间来回往返，对美国的认同弱，美国社会对他们的排斥度也高。
“寄居者”主要包括犹太裔、亚裔、希腊裔。他们的移民高峰期和“迁居者”一致，但是人数相对少得多，基本全都居住在城市，主要从事商业活动，不爱参与美国的社会生活。
下表是对这四个群体的梳理：
意大利裔为何成为“迁居者”，在美国社会当中的位置发生过哪些变化，反映出了美国社会的哪些特点？接下来，本文将以这四个群体为线索，简述美国移民社会的故事。
一、“定居者”：一往情深的“农夫”们
比起拿破仑战争后的移民潮，1820年前来到美洲的欧洲移民不过是涓涓细流而已。但是，19世纪之前的北美移民活动奠定了19世纪上半叶美国移民的特征：一是以欧洲北部居民为主，二是大量定居于农村。
在拿破仑战争之前，新英格兰已经吸引了许多居民前来垦殖。这些居民以英裔、低地裔、德裔新教徒为主。其中，德裔大量定居于宾夕法尼亚，形成了自己的社群文化，包括“宾夕法尼亚德语”（Pennsylvania Dutch /Pennsilfaanisch-Deitsch）。到19世纪初，这些农村居民已经高度美国化了，他们认为自己说的话是一种本地方言，许多人对故土都失去了概念。
有个著名的故事说，19世纪有位德国旅行家来到美国，遇到一个宾夕法尼亚德裔，后者发现前者的语言和自己十分相像，于是问道：
“你的德语说的真好，你来美国多久了？”
“差不多6个月。”旅行者回答说。
“哇哦，那你学的可真快。”
在传统社会当中，土地是社会关系和身份意识的核心。在工业化起飞之前的美国，超过90%的居民住在农村，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小农，移民也大都是渴望土地的新教徒农民。在抵达美国后，他们毫不犹豫地定居在农村，在一两代人之间就变成了美国的忠诚国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关于故乡的全部记忆，如果把移民的身份认同看作一个360度的全角，那么他们大概是把300度放在了美国，60度留给欧洲。
在1870年前，来自欧洲北部的移民占到了压倒性多数，其主要原因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英国、荷兰、比利时、德国等地正处于工业化进程当中，大量破产农民迫于生计移民，与此同时地中海欧洲和东欧的工业化进程尚未起飞；其二是交通技术改良尚且有限，汽船并未普及，昂贵的船票堵死了大多数欧洲北部以外农民的移民之路。
在“定居者”当中，有两个相对特殊的群体，一个是斯堪的纳维亚裔，另一个是爱尔兰裔。
斯堪的纳维亚裔的特殊之处在于，北欧对移民的推力主要不在于工业化（瑞典和丹麦的工业化都起始于1890年代），而是人口增长带来的饥荒和社会动荡。不过，斯堪的纳维亚裔抵达美国后，生活方式和德裔以及低地裔并无不同，都是大量成为农民。挪威裔和比利时裔一样都是农村定居率最高的移民族裔。
爱尔兰裔的特殊之处同样在于，移民潮的主要动力来源于1840-50年代的大饥荒，而非本地的工业化。但是和斯堪的纳维亚裔不一样的是，爱尔兰裔主要是天主教徒，而且他们的农村定居率较低，最初主要是充当建筑工人。在爱尔兰裔到来之初，他们就受到了美国“本地人”的排斥。不过爱尔兰裔还是成为了“定居者”的一部分——他们到的足够早，也有更多时间融入美国社会，但他们的经历也预示出了后来“迁居者”们的命运。
此外，爱尔兰裔的一个特点在于，他们在对美国高度认同的同时，也保持了强烈的本土民族主义情感，这种情感最终促成了一战之后爱尔兰共和国的独立。无独有偶，“定居者”中的捷克裔也具有这一特点。对于捷克裔和爱尔兰裔来说，他们的认同不只有一个全角，而是同时有两个扇面。
二、“移居者”：三心二意的“邻居”们
1886年，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法裔移民”抵达纽约港——作为法兰西共和国向美利坚合众国送上的国礼，自由女神像在曼哈顿落成。这座雕像成为了美国的象征，也是美国欢迎移民的一个标志。不过讽刺的是，送出雕像的法国人对移民美国出了名的缺乏兴趣。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深受生育率低下之苦，法国人不爱生孩子，也不爱移民——去美国也好，去阿尔及利亚也罢。但是，美国还是接收了一大批说法语的移民，他们来自法国的前殖民地，加拿大的魁北克。
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1776-1783年），由于担心狂热的美国人会剥夺天主教徒的信仰自由，魁北克法裔坚决支持英国国王，让加拿大成了保王党的大本营和避难所。一百年之后，在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巨大活力面前，魁北克法裔开始用脚投票，大量前往美国打工。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地区也有法语文化传统，给了法裔更多本土身份认同。
和魁北克法裔际遇相似的是墨西哥的西裔居民。在美墨战争（1846-1848年）之后，美国吞并了墨西哥55%的国土，这些土地上的居民成了美国公民，这些边境州也成了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桥梁。魁北克法裔和墨西哥西裔作为特殊的“移居者”，其特点介于“定居者”和“迁居者”之间。和“迁居者”一样，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一开始都是为了打短工来到美国，但是在每次用工季潮水退却之后，都会有一批移民选择留下来。地理接近性和文化纽带既是“移居者”定居在美国的理由，也是他们无法像北欧裔一样彻底扎根美国的原因。
反过来说，美国社会对于“移居者”的态度也不如“定居者”亲切。至于究竟是美国社会的排斥在先，还是移民群体不主动融入在先，这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在此不多谈。但这种矛盾确实给很多人造成了困扰，特别是接下来的“迁居者”和“寄居者”们。
三、“迁居者”：若即若离的“燕子”们
1880年是移民潮历史上的转折点，从这个年份开始，南欧裔和东欧裔取代北欧裔成为美国移民的主要来源。在新的移民群体当中，意大利裔地位尤其突出。
前文说到，1870年前北欧裔移民居多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压力，以及船票价格的限制。然而在1870年之后，英、德、比几国的工业化已经颇具规模，居民不必再背井离乡谋求生计。与此同时，南欧和东欧各国的工业化才刚刚开始。特别是在意大利和俄国，不平衡的工业政策和农奴制改革造成了一股强大的推力，而远洋航运的船票价格又随着技术改良不断降低。1880年前鼓励北欧移民，抑制东欧和南欧移民的理由，到1880年后翻转了过来，带来了一波规模更大的移民潮。
然而，此时来到美国的意大利移民们发现，这里已经不再是西进运动的热土了。“边疆”已经消失，已经被“定居者”们瓜分完毕。他们只能成为城市工人，也只想打工赚钱，衣锦还乡。
意大利裔移民有一个出名的绰号，叫做“燕子”（Golondrina），用来形容他们来回往返于欧洲和美洲，打工赚钱养家的情形。工人们在有活儿的时候前往美洲，赚够了钱就回家购买土地，娶妻生子。这种现象在东欧裔移民当中也非常普遍，而且即使身在美洲，立陶宛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也会汇款到家乡，支持家里人的生计或者是本民族的事业。
意大利裔移民聚集在城市当中，和本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意大利政府也鼓励移民的认同和忠诚，作为欧洲烧炭党的起源地，19世纪的意大利不是一个强国富国，但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非常浓烈的国家。与此同时，由于意大利裔普遍都是贫穷的工人，天主教徒，他们远离美国乡土，又组建了各种城市帮会组织，美国社会对他们的偏见也尤其严重。
在小说《教父》当中，出生在西西里的维托.柯里昂抵达美国的时间是1902年，他是当时万千意大利移民中的一员。20世纪头20年是美国移民潮的最高峰，每年都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抵达，其中意大利裔占了相当一部分。然而，这个时期来到美国的大多数移民已经无法得到自由女神最温暖的拥抱了。早在几十年前，“定居者”们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主人地位。
四、“寄居者”：随来随走的“外人”们
和“燕子”同一时间到达美国的，是“寄居蟹”。
“寄居者”主要由一些小族裔构成，他们几乎全都住在城市里，从事商业和轻工业。他们保持着自己的社群传统，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漠不关心（或者说被剔除在美国社会生活之外，取决于角度）。这些群体主要包括欧洲的犹太裔和希腊裔，以及亚洲的土耳其裔、阿拉伯裔、亚述裔、伊朗裔、亚美尼亚裔、印度裔、菲律宾裔、华裔和日裔。
和“迁居者”一样，“寄居者”不受美国当权者的欢迎。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华人群体，1882年的《排华法案》是美国移民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文件，也是移民配额制度到来的先声。为了鼓励“定居者”族裔，打压“迁居者”和“寄居者”族裔，1924年移民法案（又名《国家起源法案》）规定依据189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配置各族裔移民配额比例，还附加《排亚法案》禁止来自亚洲大多数地区的移民。这两个法案的意图十分明显，前者是针对南欧和东欧裔移民（选择了1890年这个移民潮转折点），后者则是针对以亚洲裔为主的“寄居者”移民们。
在20世纪初的美国身上，关于移民问题的基本争议已经浮现出来：“主流”指责移民素质低下，抗拒同化；而移民指责“主流”缺乏包容，没有给予平等的机会。
作为“迁居者”中的代表族裔，意大利裔长期遭受指责，同时也长期抗议美国社会的不公正待遇。在20世纪初，意大利裔以普遍贫困，犯罪率高闻名；然而到20世纪末，随着二战后几十年的社会发展，意大利裔的社会经济地位已经达到了欧洲裔中的较高水准，而且涌现出了许多各界名人。美国意大利裔用行动证明，“迁居者”和“定居者”是流动的身份，移民的地位表现是由社会现实，而非由其文化背景决定的。
从趋势来看，意大利裔在美国社会当中的地位是不断提高的，因此在未来几十年中涌现出更多精英（或者总统）也并不奇怪。不过，美国社会更应该反思的问题是，这种“先来后到”的格局是否合理，印第安裔和非裔作为当之无愧的“定居者”又为何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或者说，依照“族裔”划分人群的传统，从根本上来说或许就是压迫的产物。
黑帮阴影，
美国政界担心总统权力太大，一旦被意大利黑手党的人攫取，那就不得了了。
历经罗马、梵蒂冈、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政治实践，意大利人饱受阴谋政治熏陶，格外倾心于在各种政治格局里欺诈哄骗煽动设局，会很快地把一个地方的清新政治搞成泥潭。
你看看美国政坛里，姓氏以元音结尾的人里，有一个好人吗？1882年驱逐华人的Exlusive Act就是意大利人搞出来的。
不要忽略了基督教内，各教派的抱团。跟民族、语言，不完全重合。（我讲不清，但在看近代史事件时，经常看到教派的影子。）
因为意大利裔在白人内部属于鄙视链的下游。如同东南亚人在黄种人内部也处于鄙视链下游一样。
美国的种族歧视无处不在，划分非常细，并不是只有白人歧视黑黄棕那么简单。传统上的白人上流精英都是北欧裔（昂撒大体上算北欧人种）和犹太裔。意大利裔长期的刻板印象是开洗衣房的和走黑道的。爱尔兰裔也差不多，刻板印象是粗鲁的体力工人。感谢提问者指正，爱尔兰裔的的总统其实不少。
当然现在白人内部广泛通婚，族裔特征越来越不明显，刻板印象也在逐渐消解。说起来佩罗西和彭培奥都是意大利裔，但是从面相上已经和典型的意大利人有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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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千年的农耕文明，在美国两百年的农业发展面前显得有些“逊色”，这确实是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要详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不如”来概括，而是要看到两者在历史进程、发展模式、技术应用、以及外部环境等方面的根本性差异。首先，我们必须正视中国五千年农业的伟大成就。五千年，这是一个何其漫长的时间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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