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 5000 年的农业历史，为什么却不如只发展了 200 年农业的美国？

实名反对 @孟德尔 的回答，建议不懂的内容不要强答。下面，笔者将从历史学的角度，就三个方面介绍目前学界对于中国农业中人口，技术，和耕地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探讨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理解什么是农业发达？是农产品转化成为资本的能力（即农业的商品化）？还是单位耕地能够承载的人口？亦或是单纯的农产品产出量（单位产量/总产量）？这三个问题在孟德尔同学这里被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笔者将分开讨论每一种情况，并指出孟德尔君讨论中出现的问题。

关于第一点，孟德尔同学在这里犯了以微观代替宏观的错误：他机械地将农产品转化的资本平均分派到每一个农业从业者头上，从而通过单个的中国农业从业者没法获得与美国同行相同的资本来说明中国农业的落后。然而，用微观的，人均的资本获得来说明中国农业这个宏观的，整体的商品化程度，可以说是有些以偏概全了。笔者认为，中国农业目前的发展，正是基于地区专营化（regional specialization）带来的高度商品化，其动力恰恰来源于地区/全国农产品市场的建立和农产品物流体系的完善。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引用威廉斯金纳（William G. Skinner）和罗伯特马克（Robert Marks）对于中国农产品市场的论述来说明。

关于第二点，孟德尔同学将农地承载的人口数量等同于农业从业者的人数，并认为农业的产出主要目的是转化为耕作者的资本，并进而认为中国农业落后是因为其无法使参与农业生产的人获得足够资本。这种观点是相当片面的，因为其不仅无视了农业产出供养非农人口的情况，更是不了解粮食作物的必需品属性使得其无法与经济作物在资本回报率上相比的事实。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引入肯尼斯波美兰茨（Kenneth Pomeranz），埃尔文马克（Elvin Mark）和黄宗智的关于中国农业内卷化（involution）的辩论，从而说明中国农业模式和人口的关系，并解释中国农业模式是否是“适应”于国情而非“落后"的发展模式。

关于第三点，孟德尔认为“中国农业问题和技术啊制度一点关系都没有，纯粹是耕地面积的原因。”他认为美国农业的高产量主要驱动力是其充足的土地供应搭配上农业机械，同时否定中国农业中单位产量的提升对农业的根本性影响。然而，孟德尔君的该观点是相当片面的。首先，对技术=农业机械化的认识，基本无视了耕作制度（一年x作，休耕，轮作），肥料密集使用，水热条件的科学管理对农业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而这恰恰是各国农业（包括中美）在历史上获得长足发展的重要助力。在这里，笔者将介绍李伯重以及加州学派（Californian School）对于江南农业中农业产量和劳力/技术/资本密集关系的研究，来说明为何耕地面积只是许多变量中的一种。

以下，笔者将慢慢更新对于以上三点的详细介绍和讨论。

• "从地区性市场到全国市场" -- 对中国农业地区专营化和农产品商品化的讨论

地区专营化，看上去很高大上的名词，但其实是很接地气的。大家应该都对东北大米，新疆哈密瓜，吐鲁番葡萄，烟台/日照苹果之类的提法有印象吧？在这些地区，特定农产品在当地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往往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因此在国内市场的市场占有率也相对较高。这也就是地区的专营化。

那么，为什么地区的专营化与农产品的高商品化率产生联系呢？这是因为人有不同的需求，不仅要吃苹果，还得吃蔗糖调味的，用大豆制成的甜豆腐脑。即使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相对封闭的地区，也需要用自己产出的农作物在尽可能大的区域内去交换尽可能多的其他的产物。本地市场成为了村庄与村庄物产交换的中心，而更高一级的次级市场则成为了更大范围内的交换中心，从而逐级构建起了一个市场体系（Skinner，1964）。然而，由于技术和交通的不发达，专营化的程度在各地的程度是有所不同的。以中国近代史举例，两个很明显的较大范围内的例子就是江南以桑蚕/棉麻为主业，与岭南地区以茶糖丝为经济作物的地区专营（L，1998； Marks，1998）。这两个地区的共同点，就是都从临近省份进口粮食作物（广西之于岭南，两湖之于江南），从而使得本地能够将生产要素（资本/劳力/肥料/水热）集中于某几种重要作物的产出上。换言之，就是通过在更广范围内通过交换，使得一个地区可以不需要考虑发展全面农业，只需要集中于几种优势作物即可。嫌笔者回答这个问题太理论化的，可以去看看《临高启明》，其对岭南/江南的地区明清时期的专营趋势有着很详细的描写。 @马前卒 @文德嗣 荷兰的农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

如果说明清之际还只是地区市场，仅仅涉及到几个省份之间的农产品交换的话，建国后构建的铁路和公路网使得全国范围内的地区专营化和全国市场内的物流交换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农林牧渔业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然而看到这里，读者也许会要问，你所说的和孟德尔说的学习荷兰和以色列的出口农业模式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农民同志们还是很穷，提出的精准扶贫还是主要着眼于贫困山区的农村人口？为什么他们不能自发地通过地区专营化获利来摆脱贫困？农民不获利的农业是否还能称得上发达呢？在诸多造成这一因素的原因之中，笔者将在下一部分里重点探讨人口问题，并解释为什么快速扩张的人口既可能成为农民贫困化的因素，也可能成为农业发达的动力，从而揭开孟德尔君对于“农业人口过剩决定中国农业不发达”论的迷思。

• "和资本家不一样，你不能开除老祖母" -- 对中国农业内卷化的辩论和人口对农业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贫困山区的人们不能够自发地搭上时代的便车，通过地区专营化获利，从而摆脱贫困，进而成为孟德尔同学口中的发达农业的一部分呢？关于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白地图上的中国和现实中的中国的区别。翻开全国交通图，在小比例尺下我们能看见以G打头的国道，像主要动脉一般将全国各省份串联起来。随着比例尺的增大，我们也许能看见省道，县道，乡道乃至村道，如同无数细小的毛细血管向着共和国的角落延伸，将无数未曾谋面的人联合在一起。但是住在这些道路连接之外的人们呢？对于烟台的果农，从外而来的订单和全国/国际市场的信息以及从内向外川流不息的运输卡车可以通过206国道日夜不止。可对于大凉山边远地区的农民们，种些什么和卖些什么这些问题，依然只能在目力可及，驴车可到的格局中考虑。毕竟，人得先吃上饭。

随着道路而来的，除了信息，还有资本。笔者在这里将着重讨论资本在农业中和人口的关系。在学术界，尤其是西方学界的语境下，一个经久不息的争论点就是中国农业在中国和欧洲近代的“大分流”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而其中由埃尔文马克和黄宗智完善的关于农业人口过剩导致农业“内卷化”的观点直到今天依然有着相当的影响力，而这也是孟德尔君论点的思想内核。在黄宗智看来，明清时期的华北农村无异于一潭死水：不断增长的人口很快使得粗放式地扩展耕地难以为继，而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被迫将更多劳力投入农业生产，通过精耕细作来获得一定程度的增长。可是，这样的增长很快就会到达限度，因为在这种模式下人们对食物的需求增长总是快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生存而非为利润劳作，根本无法产出盈余资本反哺农业，更遑论投资于手工业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业的发展陷入了一种“内卷化，“相对于欧洲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却无法带来可以用于投资的盈余，充足的劳动力变成了过剩的人口，从优势变成了负担（Huang，1985）。

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正如笔者之前所言，中国很大，在一个全国市场真正地随着交通发展而出现之前，以一地推导中国整体的情况是不妥当的。李伯重对于明清江南的农业研究，就呈现出了与华北完全不同的图景。对他来说，江南的经济非但没有陷入内卷化，反而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劳力不足。一年两作制的推广，对水热的优化利用，对积肥和运肥的劳力和资本投入，在主要作物耕作歇期种植恢复地力的作物等做法，都使得江南农业变为一种劳力/资本/技术密集的产业。江南的小地主和自耕农们，纠结的并不是如何喂饱多余的要吃饭的嘴，而是如何用更低的成本获得进一步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劳力，资本和技术,从而在市场中获得更多的回报（Li，1998）。

笔者认为，今日的大凉山农民与烟台果农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华北农民与江南自耕农的区别。前者相比于后者，缺乏的是一个有活力的市场，以及一个能够使信息和资本从外进入同时使产品输出的渠道。同时笔者也认为，无论是明清之际的江南自耕农还是烟台的果农，对于他们来说与技术进步同等重要的是技术的推广和传播。在更大范围内使得技术进步得到成规模的应用，才是使得江南”衣被天下“和山东成为”苹果之乡“的原因。可是，读者也许会继续追问，我们到底需要为大凉山的农民们带去什么样的技术呢？在接下来的部分，笔者将讨论对于农业技术更广泛的定义，从而说明机械化并不是农业发达的唯一渠道。而有些技术的推广，也许正是需要充足的农业人口才能推行的。

• "技术不仅是齿轮，还有农法" -- 从明清江南看中国农业中的技术推广

那么，究竟什么是农业技术呢？提到这个词，也许我们会下意识地把它和轰鸣的康拜因，试管中的化合物，以及袁老先生改良的农作物联系到一起。这种联系并无不正确之处，可笔者要说的技术含义更为广泛：正如李伯重引用的白馥兰（Francisca Bray）所言，技术除了”机械型“（mechanical）的，也有”技艺型“（skill-oriented）的（Bray，1986）。后者包含了对于农业理念的更新，强调的是”劳动者的实用技能与管理技能的发展和密集使用“（李，2007：183）。这样的改进在明清的江南体现为一年两作的推广，对桑池农业的尝试等等。

那么这种技艺型的改进，在今天的农业中是否还有用处呢？如果有，那又该是什么呢？笔者并非农技专家，对于自己不了解的部分不敢妄言，但我们可以一起向知乎上正进行着这种尝试的同志取取经。比如 @龙牙 在西藏进行的尝试，就是利用高原的光热条件。其回答贴在下面，欢迎读者移步去看看：

龙牙：中国人有什么令人敬佩或者令人恐怖畏惧的细节吗？

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可却不知道该如何结尾。那么，就用我国历史上一位领导人的一句话收尾吧。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也许有着打鸡血的成分，但我觉得从这句话里，我们应当读出的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我们将探索，思辨，并尝试每一种让人们过得更好的方式，并将它无私地分享给世界上每一个人类同胞。毕竟，我们的初心，是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未来。

共勉之。

【另，关于本文中一些提到较少的方面，和对本文的问题，在评论区中有@deaddeader1 同学和我的讨论，欢迎大家进一步参与和讨论。在此也感谢dead同学的回复和补充。】

• 预告："现代化之后，农业资源是不会枯竭的？"对中美面临的相同的人地矛盾的讨论

这个部分由于和主要论点所涉及的东西不同而自成一体，将放在笔者准备筹划的专栏《真.辩读史笔记》中，敬请期待。

参考文献：

Bray, Francesca. The Rice Economies: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n Socie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Elvin, Mark.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Huang, Philip C.C.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中文版为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

Li,Bozho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中文版为李伯重. 《江南农业的发展， 1620-1850》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Marks, Robert. 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中文翻译版为 马立博，《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Skinner, G. William.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no. 1 (1964): 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