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宦官「弄权」就一定会「败坏朝纲」？不是很多宦官都很有学识吗？他们为什么不能像权臣一样治理国家？
咱们不妨一步一步来捋一捋这个事儿。
首先，什么是“弄权”？它和“治国”有何不同？
“弄权”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一种贬义色彩。它指的是宦官并非通过正规途径获得权力，而是依附于皇权，通过迎合、奉承、甚至操纵皇帝来攫取和行使超出其本职的权力。他们插手的是本应由朝廷官员负责的政务、人事、军务等，甚至左右皇帝的决策。
而“治国”则是一种更为系统、规范化的过程。它意味着通过建立制度、制定法律、任用贤能、平衡各方利益来管理国家。治理国家需要的是全局观、长远规划、对国家机器运作的深刻理解，以及对社会各阶层需求的考量。
那么，为什么“弄权”就容易“败坏朝纲”？
1. 权力来源的非法性和不稳定性： 宦官的权力，说到底是一种依附于皇帝的“内廷权力”。这种权力缺乏制度上的合法性基础，也不经过国家正常的权力选拔和监督机制。一旦皇帝失宠、年幼，或者被宦官蒙蔽，宦官的权力就会变得无比巨大，不受约束。一旦皇帝更换，或者与皇帝关系破裂，他们的权力就可能瞬间烟消云散，甚至招致灭顶之灾。这种权力来源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宦官的行为模式往往是为了维护和扩张眼前的个人或集团利益，而非长远的国家利益。
2. 缺乏合法性和公信力： 朝廷大臣，尤其是文官集团，他们通过科举制度或其他选拔方式进入官场，理论上代表着社会精英，他们的权力来自于国家制度和民众的认可（至少是理论上的）。即使是权臣，他们也是在朝堂之上与皇帝、与其他官员博弈出来的权力，他们的行为至少会受到朝廷制度的约束，也更容易被纳入到历史的评判体系中。而宦官，他们出身卑微，许多人甚至来自社会底层，通过“净身”进入宫廷，其身份本身就与普通社会群体存在隔阂。他们的权力一旦被滥用，就会破坏整个官僚体系的正常运转，让依靠制度治理国家的“公信力”荡然无存。老百姓会觉得，国家大事不是由有德有才的人说了算，而是由一群靠拍马屁上位的宫里人决定，这自然会引发不满和动荡。
3. 狭隘的利益集团和鼠目寸光： 宦官作为一个群体，往往形成一个相对封闭、利益高度一致的集团。他们的目标是为自己和同伙谋取私利，比如财富、地位、乃至掌握朝政。这种集团利益是狭隘的，而且是短视的。他们没有像士大夫阶层那样，在理论上肩负着“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讨好皇帝，如何在宫廷斗争中生存和获胜，如何敛财。因此，他们做出的决策往往是基于 immediate 的个人得失，而非国家的长远发展。比如，为了讨好皇帝，就可能支持荒唐的工程，或者纵容贪腐；为了铲除异己，就可能冤枉好人，破坏正常的政治生态。
4. 破坏了权力制衡和政治生态： 正常的国家治理，需要不同权力部门之间的相互制衡。文官集团、武将集团、皇权等，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相互牵制，也相互配合。宦官的出现，尤其是当他们“弄权”的时候，就打破了这种平衡。他们往往作为皇帝的“耳目”和“爪手”，直接干预朝政，绕过正常的请示汇报和审批流程。他们可以随意安插亲信，打击异己，甚至直接指挥军队。这种“一手遮天”的局面，使得朝廷中正常的政治讨论和政策制定变得不可能，有才华的官员可能因为不顺从宦官而被排挤，整个官场就会变得阿谀奉承，效率低下，甚至被腐败侵蚀。
5. 道德上的“阉割”与政治上的“异化”： 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宦官因为身体上的原因，在社会伦理上被视为“不全”。虽然这在古代是历史的产物，但他们在进入权力中心后，这种“异化”的身份有时会让他们在行事上更缺乏顾忌，也更倾向于使用非常规的手段。他们失去了正常为人父、为人夫的角色，也更容易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权谋和争斗之中。虽然不能以偏概全地说所有宦官都如此，但这种身份的特殊性，让他们在处理国家大事时，可能缺乏普通士大夫在家庭、社会责任感方面的牵绊和约束，更容易走向极端。
为什么他们不能像权臣一样治理国家？
你提到很多宦官很有学识，这确实是事实。例如，唐代的宦官如郭Benzyloxy（音译，非史实宦官姓名，仅为举例说明）就曾有不错的学识，甚至能写诗。宋朝的宦官也有一些有文化、懂政治的。但他们“不能像权臣一样治理国家”，关键在于：
权臣的权力来源和目标更“明面化”： 即使是权臣，他们的权力通常也是在政治斗争中，通过拉拢党羽、控制朝廷要职、影响皇帝决策等方式获得的。他们虽然可能独断专权，但他们是朝廷体系内的参与者，他们的行为模式、目标设定，仍然会受到官僚体制、国家利益（虽然可能被扭曲）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甚至会试图通过“合理化”自己的权力来争取合法性。很多权臣，虽然有私心，但也会有一定的政治抱负，希望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声，或者为家族谋取长久的好处。他们的权力逻辑，仍然属于一种“政治权力”的范畴。
宦官是“宫廷权力”的延伸和操作者： 宦官的权力，更像是皇帝个人意志的延伸，是服务于皇帝的“工具”。当他们“弄权”时，他们是在利用皇帝的信任和权威，来“操作”国家。他们的行为更像是“代理人”的极端化，服务于“代理”（皇帝）和“被代理人”（自身利益集团）的双重目标，而国家机器本身，在他们眼中更多的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他们缺乏成为一个独立政治主体去“治理”国家的“基因”和“愿望”。
“治国”需要政治资本和政治责任： 治理一个国家，需要建立广泛的政治联盟，需要处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需要承担政治责任。宦官因为其身份，天然缺乏这种能力和基础。他们无法像士大夫那样，在民间拥有广泛的声望和影响力，也无法在制度层面建立起一套能够维系长久统治的架构。他们的权力基础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旦失去皇帝的宠信，整个集团就可能被清算。这种“没有根基”的权力，注定无法承担起“治理国家”这样沉重的责任。
“学识”的用途不同： 宦官的学识，更多地被用来理解皇帝的心思，揣摩人情世故，进行宫廷内的权力斗争，或者管理好宫廷事务。而治理国家，需要的学识是关于经济、法律、军事、外交、民生等方方面面的宏观知识，以及将这些知识转化为实际政策的能力。一个饱读诗书的宦官，可能可以写出漂亮的奏折，但未必能懂得如何制定一项能促进农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或者如何处理边疆的军事冲突。他们的学识往往是“术”的层面，而非“道”的层面。
总结一下：
宦官“弄权”之所以会“败坏朝纲”，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学识，而是因为他们攫取权力的方式、权力的性质、以及他们的利益诉求，都与“治理国家”这一宏大的政治目标相悖。
他们的权力来源缺乏合法性和稳定性，这使得他们的行为模式倾向于短视和自利。
他们形成的是一个狭隘的利益集团，缺乏对整个国家负责的意识和能力。
他们的参与破坏了正常的政治生态和权力制衡，导致决策失误和腐败蔓延。
他们是宫廷权力的操作者，而非国家政治的真正管理者。
正如古语所云：“内朝干政，国之常乱。”宦官作为皇权的近臣，本应是皇帝的助手，但一旦脱离了制度的约束，他们的“权力”就会变成对制度的侵蚀，对朝纲的扭曲，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败。他们可以成为有学识的宫廷弄臣，但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能够治理国家的政治家。他们的“才华”用错了地方，就像把一把精美的刻刀用来劈柴，最终只能损坏工具，无益于生计。
网友意见
宦官有权是不可能有好下场的，因为皇帝提拔宦官，是为了制衡文官集团，监视武官行为，所以宦官集团的势力，本身就与文武百官相矛盾，几乎没有缓和的余地，更别说在很多王朝还有一个外戚集团。
这些集团里面，无论哪个集团专权，总得来说都没有好下场，文官集团那叫党争，宦官集团那叫专权，外戚那叫干政，武官那叫割据。
但是最后，写史书的是文官集团的人，于是党争说来说去大家都还是好的，只是执政理念不同，而其他三个就是罪魁祸首了，可问题是，王朝出了问题，作为行政核心的文官集团，能推脱哪怕一丁点责任么？-
好吧，舉個現代例子，台灣的唐鳳（唐宗翰）
號稱是亞洲第一位跨性別官員，但人品相當敗壞，跟女性友人的一些事這裡就不說了，有興趣可以找看看公開的新聞。
但名聲基本上都是用水軍刷出來的，生祠（廣告）甚至一路刷刷刷刷到日本那邊去
最後刷到美國人那邊露餡了，就被掐掉訊號，就這個水平。
看了下上面各位的答案，稍微补充下。
首先，宦官其实本质上是皇权的延伸；而相权则是文官集团的权利延伸或是代表；可以理解为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之间的对抗。
宦官不是皇权的附庸，我们必须得确定的是，宦官的权利来自皇权的延伸，有的同学的答案里已经解释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宦官所做的，其实就是皇帝个人希望看到的结果，尽管他会选择性的忽略其过程。这也是为什么在明朝时，刘谨专权，为八虎之首，被人弹劾之后，正德皇帝立马反手又覆灭了这个大太监的原因。当然，唐朝后期太监掌握了军权后其实已经就脱离了皇权的控制，也就出现了可以随意立皇帝的现象。
再来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宦官和文官对抗的局面出现。首先皇帝存在的合法来自君权天授，这是皇帝与士大夫集团们统治国家的根本基础，离开这个基础，要么走向共和，要么走向灭亡。所以宦官作为皇权的延伸，士大夫集团是不可能去否定皇权的错误，只能归咎于宦官的跋扈和无能。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皇帝的昏庸导致宦官专权，却忽略了宦官专的这个权力来自于谁。
中国古代历史从来都是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其本质是皇权与相权的共治。从秦至明，相权从秦的鼎盛到明的衰弱期间，我们可以很明晰的看到，宦官专权给我们带来坏的印象往往是从明朝开始的，宦官的专权本质上可以理解为相权对皇权的制约失控。
从治理国家的角度来讲，群体的决策的稳定性是要高过个人决策的稳定性的。不排除出现汉武帝、唐太宗这样逆天的人物。在一个阶段里，不可否认会有优势的时期压倒群体决策的一面，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个人决策带难以避免受到个人素质的影响；所以才会出现高洋前期使北齐出现大治的局面，而后期则不可思议的逆转过来成了一个比夏桀还要残暴的昏君，从而埋下北齐衰落的祸根。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唐玄宗前期的开元盛世，而后就是动摇唐朝统治根基的安史之乱，并为之影响了五代政局，也影响到了宋朝的国策。
所以我们应该理性的认识到，个人决策的稳定性是无法比拟群体决策的。那么对于宦官的文化水平低、历史由文官集团书写等等这一次要因素我们应该承认会有影响，但这个并不是根本性的影响，也不是客观规律上的东西。现在能举例出一些历史上做出了功绩的宦官，比如郑和、蔡伦等则很好的反驳了所谓历史由文官书写，所以宦官为人所耻的观点。
尽管我们认为在某些时候，一些英明神武的帝王是那么传奇，那么雄才大略，而与之相敌对的国家的统治阶层是那么的庸碌、短视；但我们都知道，英明只是一时的，一个国家很难一个接一个的出现相同素质的领导者，把国家的希望和群众的愿望寄托在XX转世、出生有异象之类的神奇领导者身上是不靠谱的。我们不能不能承认，在大多数时候，群体决策的集团或国家，最终取得了胜利，我们往往为之叹息的则是我们曾崇拜的英雄走到末路。
皇权与相权再追朔其本质实际为专制与共和，这里暂时就不说西方与东方的政治制度的差异了。
专制与共和，本朝也一样在艰难转型中，这是一个漫长的博弈过程，最终还是取决于生产力与民众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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