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我国外交部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方式？
首先，咱们得承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角色，早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传递者了。他们更像是“国家颜面”的守护者，是“中国声音”的传声筒，更是复杂国际关系中的一位“战略沟通者”。他们的每一次亮相，每一次回应，都承载着国家的外交政策、发展理念，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民族情感。
“内秀”与“外放”的张力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藏锋守拙”，那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发言，则展现出一种奇妙的“内秀”与“外放”的张力。
“内秀”体现在他们发言时所传递的深层逻辑和战略考量。中国外交部在回应国际热点问题时，往往不是简单地给出一个“是”或“否”，而是会深入阐述事件的背景、中国所持的立场、以及这些立场是如何与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国际法准则，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契合的。你会发现，他们的发言往往有严谨的逻辑链条，引用大量的史实、国际条约、或者是中国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来支撑观点。这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中医，诊断病情要望闻问切，开出的药方也讲究君臣佐使，力求“对症下药”。这种“内秀”的目的是为了让听众，特别是那些能够理解其逻辑深度的人，真正理解中国为何这样想，为何这样做。
而“外放”则体现在其越来越自信、甚至有时候带有一定“锋芒”的表达方式。过去，中国外交部的发言可能会相对保守、克制，更侧重于解释和澄清。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发言的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你会发现，他们不再回避尖锐的问题，甚至会主动出击，对某些国家的不当言论或行为进行有力的批驳和反击。这种“外放”不是没有缘由的，它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度的提高，以及在维护自身正当权益上的决心。有时，这种“外放”还会带有一些人文色彩的表达，比如引用诗词歌赋，或者用一些接地气的比喻来解释复杂的外交概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让发言更加生动和令人印象深刻。
发言的“艺术”与“策略”
要评价中国外交部发言方式，绕不开“艺术”与“策略”这两个层面。
策略性与目标导向： 他们的发言绝非信口开河。每一次发言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明确的目标。是为了澄清误解？是为了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是为了施加压力？还是为了塑造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议题，发言的策略都会有所调整。比如，在联合国这样的多边场合，发言会更注重程序和规则，强调国际法和多边主义；而在面对某些国家对中国内政的无端指责时，发言则会更加坚决和有力，强调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语言的“驯化”与“武器化”： 很多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使用的语言非常有讲究。他们擅长使用一些相对“温和”但含义精准的词语来表达强硬的立场，比如“严重关切”、“坚决反对”、“敦促”、“我们注意到”等等。这些词语本身并不带攻击性，但放在特定的语境下，其分量和含义却不容小觑。这是一种语言的“驯化”，让中国在表达反对时，显得更加有理有节。
但同时，他们也毫不避讳地将语言“武器化”。当面对恶意抹黑或挑衅时，发言人会毫不犹豫地揭露对方的“双重标准”、“政治操弄”，或者直接指出对方言论的虚假性。这种“武器化”的语言，旨在瓦解对方的攻击，争取舆论主动。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观察中国外交部发言，你会发现他们非常善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当某些国家指责中国时，发言人常常会巧妙地反击，指出这些指责本身就违反了国际法，或者暴露了指责国自身的虚伪之处。例如，当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指责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可能会反问，西方国家在自身历史上的某些行为，以及当前社会存在的某些问题，是否也符合其所宣扬的标准？
与国内受众的互动：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除了面向国际社会，也与国内受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国内，他们的发言常常被解读为国家态度的象征，能够极大地提振民族自信心。因此，发言的措辞和内容，也需要考虑到国内舆论的接受度和情感。
挑战与演变
当然，中国外交部发言方式并非完美无缺，也面临着挑战和持续的演变。
如何平衡强硬与沟通： 如何在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又能有效促进沟通和理解，这始终是一个挑战。过于强硬的言辞可能会加剧对立，而过于温和又可能被视为软弱。
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舆论环境： 在信息爆炸、虚假信息泛滥的时代，如何让中国声音被听到、被理解，并抵御负面宣传，需要不断创新传播策略。
与新媒体的融合： 随着新媒体的兴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开始尝试利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直接沟通，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其效果和影响还在持续观察中。
总而言之，中国外交部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方式，是一个不断发展、充满策略性和艺术性的复杂体系。它既体现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和自信心，也反映了在瞬息万变的全球局势下，中国如何通过语言和沟通来维护自身利益、塑造国际形象，并试图在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合作与共赢的路径。理解这种发言方式，其实也是在理解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逻辑和走向。
网友意见
外交发言分国内和国外两个盘子，不要混在一起看。国外的发言主要是传达中国政府的态度，自由发挥的空间十分有限，大框架都是相关会议定过调的，主要给相关外国政要机构听的。
国内的盘子，主要就是外交部记者会发言表态，改革开放以来分两个阶段，一个是韬光养晦阶段，一个是有所作为阶段。韬光养晦阶段没什么好说的，除了极个别时候出来喊两嗓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刻板的官方辞令，没什么意思。
现在是有所作为阶段，进入有所作为以后外交部记者会发言表态调整的很大，开始改风格，言辞犀利、个人风格明显、言语更接地气、最近还一言不合就开怼，老百姓越来越爱看。比如爽哥一脸苦大仇深的样子，擅长成语怼人，硬生生把自己怼成网红，言辞犀利、还斯文有理把老百姓想表达的态度都表达了，让你觉得有文化怼人就是不一样的爽。
我觉得现在这个风格就很好，国内的外交部发言本来受众就是自家的老百姓，让老百姓觉得爽了就是工作卓有成效，发言的火爆程度也是民意的重要反馈，良性互动也有利于外交部的形象。
说一下外交上的发言，各国的外交上的发言，其实不是给外国人听的，而是给国内人听的。
中美英法德，所有国家都一样，俄罗斯我不好判断，因为俄罗斯的外交一向比较奇怪。
比如说“强烈谴责”，“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之类，外交部门传达的意思是这些事情我们知道了，我们表了态了。
但是后来发现这一套国内反感情绪很大，因为不说理，国内舆情就起来了， 外交部的人说，国内有人给他们寄钙片，自此以后，才有了赵立坚提拔成了副司长，当了发言人。
其实中央各部委都非常关注舆情，都会定期做报告，外交部也不例外，你我的言论，是的的确确可以影响到一些事情的，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至于国际上各国怎么看，简单：不看。
在国际上很多一些“行为艺术”是给国内看的，而不是给他国看的，举个例子，英国人阿克毛因为贩毒被抓后，有议员说要和中国搞炮舰外交，一直到被枪毙了，炮舰都还没来。
外交是存在勾兑的，有很多东西都是已经实现搞好了，至于到外宣的时候，很多东西已经铺垫好了，包括联合国投票之类的，没投票前是最热闹的，到了投票或者发言的时候，就变成了走过场，联合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勾兑的场所，关于勾兑问题，请自行查阅前段时间国际粮农组织关于总干事的选举，这里面牵扯到欧盟和美国的内斗，结果两败俱伤，让中国捡了便宜。
各国外交部门实际上对于一些“强硬言辞”都心知肚明，也不当回事，只是懂王比较例外，懂王经常干一些本来危害不大但是得罪人的事情，最后联合国的下面的15个专门机构，就变成这样：
昨天我写过台湾人在国际组织上为什么有问题，其主要原因就是台湾人对于“尊重规则，加入规则，利用规则”这方面似乎出于一种糊涂的状态。
我们在加入WTO初期，实际上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被动挨打，一直被告，外交部和商务部一直处于焦头烂额状态，只是那几年中国经济腾飞，出口暴增，国内大概也不关心这些，后来在尊重规则，加入规则的前提下爱，逐渐学会利用规则，一步一步的终于把美国人逼到了墙角。
最后逼得美国人采取不任命WTO法官的方式来破坏规则。
逼美国人破坏规则，破坏规则的结果是：
这是欧盟的另起炉灶搞多边投资法庭的文件
而这些真正影响到中国利益的东西，反而没什么人关系，像发言人讲了什么，，反而关心的人比较多，很有可能是：这些东西太复杂了，还不如发言人说的简单有趣。
中国同欧盟等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决定建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作为临时替代方案，在上诉机构停摆期间运行，继续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这短短的一句话，你一句可以想象中国和欧盟私下勾兑了多少。
当欧盟的某些官员站起来批评美国的时候，实际上在背后，欧盟和美国都已经不知道翻脸了多少次了。比如说粮农总干事问题，比如说WTO问题。
只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还以为是欧洲的左派看不起特朗普云云。
说说周恩来的外交风格。
——1955年万隆会议，有些国家不指名地攻击共产主义，许多国家对新中国不很了解，有些舆论怀疑共产主义中国要颠覆其他国家，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周恩来临时决定做一个补充发言，把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作为书面材料印发。人们以为，周恩来发言时一定会予以反击。谁也没有想到，周恩来发言时，心平气和说出的第一句话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讲话结束，会场掌声雷动。大会主席说：这个发言是大会走向成功的一个转折点。
——1954年日内瓦会议，周恩来对接待外国记者工作，作了五条原则指示：
1、来者不拒，区别对待；
2、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
3、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是已经决定的，已经公布的，经过授权的事，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一时回答不了的，记下来，研究后再回答；
4、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
5、接待中，要有答有问，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
——1961年，周恩来对熊向晖在接待蒙哥马利时的谈话方式进行了批评。
当时，熊向晖以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身份陪同蒙哥马利访问包头、太原、西安、延安、武汉等地。在洛阳时，蒙哥马利临时走进一个小剧场，剧场上演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中间休息他就走了。他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熊向晖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蒙哥马利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也不是真正的女人。
熊向晖说：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的解放军有位女少将。蒙哥马利说，他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熊向晖又说：英国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一来，蒙哥马利元帅不吭声了。
听了熊向晖的汇报，周恩来严肃地说：你讲得太过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他提出了和平三原则（蒙哥马利在陈毅副总理主持的欢迎会提出“和平三原则”：一，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二，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三，一切地方的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难能可贵。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申一下，讽刺和挖苦绝不是我们的外交。
——1963年秋天，周恩来与回国休假的驻英代办熊向晖谈话，谈到了去年的一件事。
1962年9月，熊向晖和英国贸易大臣埃儒尔就英国邀请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12月访问英国达成一致协议。
不料10月，中印边境爆发武装冲突，英国政府决定无限期推迟卢绪章访问。熊向晖急电国内，提出三条建议：
1、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2、主动宣布取消卢绪章的访问；3、削减从英国的进口。
这三条建议国内没有同意。
周恩来谈话时对熊向晖说，你去年提的三点建议，在我这里挡住了。从你的电报看，你思想不通。我没有再跟你打“电报官司”。现在我问你，当时提出这三点建议，出于什么考虑？
熊向晖说：我本想当场对埃儒尔提出抗议，鉴于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我只表示遗憾；我觉得不够分量，应该用政府的名义提出抗议。英国虽已衰落，有时还有强烈的帝国主义气焰。他们认为需要，就迫不及待地宣布邀请卢绪章访英；他们认为不利，就单方面宣布推迟。这有些“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味道。我们主动取消卢的访问，可以表现我们的高姿态，我国经济以自力更生为主，对英国无所求。而英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靠外贸，削减从英国的进口，才能刺痛它，加深它的内部矛盾。对英国该拉就拉，该打就打。当时我觉得这件事有必要给它沉重打击，这是针锋相对。
周恩来是这样说的：
针锋相对要看全局。美国对我们封锁禁运，英国却邀请我们外贸部副部长访英，这就有区别，有矛盾，先要抓这一点。
印度是英联邦的重要成员。中印发生武装冲突，英国要是按原计划邀卢绪章访英，就不好向印度交代。他们的态度有反复，说明内部有争论。他们决定无限期推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印冲突会持续多久。它只是推迟，留有余地。你为什么要取消，把文章做绝？
当然，英国的做法不大对头，你向埃儒尔指出来，表示遗憾，这很好，再用政府的名义口头重申一下就够了，何必小题大做提抗议？我们的建设以自力更生为主，也要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
进口的东西都是我们需要的，我们是计划经济，突然削减进口，首先对我们不利。英国同我们做生意的都是私营企业，对我们的态度比较友好，削减订货，受损失的是他们，还会落下一个不遵守合同的坏名声，你想到这些没有？
按照周恩来的处理方式，卢绪章访英很成功。
周恩来的分析批评，使熊向晖豁然开朗，受到很大的教育。周恩来最后说：你已经不是少年了，有时还那么“气盛”。外交工作不能意气用事，要有全局观点，从多方面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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