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八王之乱的主因是什么？
一、 权力真空与宗室力量的膨胀：
晋武帝司马炎建立晋朝，虽然他统一了中国，但他的统治也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最直接的原因便是他选择的继承人——晋惠帝司马衷。这位皇帝智力低下，根本无力处理政务，更不用说驾驭朝野。这就造成了司马炎死后，朝廷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
这时候，司马炎为了巩固皇权，以及防范前朝外戚专权的可能，采取了一种“封王”的策略，将宗室子弟大量分封到各地，并给予他们很高的待遇和相当大的权力，甚至拥有自己的军队。这种做法，在初年或许能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但一旦皇帝昏聩，这些手握重兵的诸侯王就成了潜在的威胁。当晋惠帝成为权力中心，但又无法有效制衡这些宗室王时，问题就彻底暴露了。
二、 外戚干政与权力争夺的导火索：
在晋惠帝即位之初，杨皇后（晋惠帝的皇后）的父亲杨骏，凭借外戚的身份，权倾朝野。他排斥异己，广纳亲信，独揽大权。这引起了其他宗室诸侯王，尤其是那些最有势力的王爷们，如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等的不满。他们认为皇权旁落，外戚专权，是司马家族的耻辱，也是对他们诸侯王利益的侵害。
于是，以汝南王司马亮为首的宗室势力，联合其他诸侯王，发动了第一次政变，诛杀了杨骏。这场政变虽然成功推翻了杨骏，但却开启了一个恶性循环。
三、 诸侯王之间的互相猜忌与争斗：
一旦外戚被清除，权力就重新回到了宗室诸侯王手中。然而，这些诸侯王并没有因此而偃旗息鼓，反而因为谁来掌握真正的权力而展开了新一轮的争夺。
汝南王司马亮 vs 楚王司马玮： 汝南王司马亮本意是想辅佐晋惠帝，但他身居高位，也难免招致猜忌。年轻气盛的楚王司马玮，被赵王司马伦（一个心机深沉的宗室）挑拨，认为司马亮揽权，于是举兵攻击司马亮，将其杀害。司马玮的获胜，并没有带来和平，反而让他成为了下一个被觊觎的目标。
赵王司马伦的篡夺： 司马玮在平定司马亮后，并没有得到重用，反而因为杀了司马亮而心生恐惧，主动请求辞官。这时，一直藏在幕后的赵王司马伦，看准时机，假借晋惠帝之命，逮捕并处死了司马玮。随后，司马伦更是直接废黜了晋惠帝，自己登基称帝。
其他诸侯王的 phản ứng： 司马伦的篡位，激起了其他诸侯王的反抗。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纷纷起兵讨伐司马伦。
四、 地方实力派的介入与混乱的加剧：
这场内乱，也让地方上的其他势力看到了机会。一些军阀，如成都王司马颖，在平定司马伦的过程中，逐渐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并对中央政权产生了影响。甚至，当司马颖掌握权力后，他又受到了其他宗室王，如东海王司马越的攻击。
整个过程，就是诸侯王们轮番登场，互相攻伐，每一个人都想成为那个手握权力的人，但又都缺乏能够真正稳定局势的能力和胸怀。他们的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对前一个胜利者的清算，这种无休止的内耗，让晋朝的国力急速衰退。
五、 制度的缺陷与人性弱点：
从更深层次来看，“八王之乱”也暴露了西晋制度设计的缺陷。
宗室王权力过大： 前文已述，宗室王手握重兵，又拥有独立的领地，使得他们很容易形成割据势力，并对中央构成威胁。
皇权旁落的无奈： 晋惠帝的无能，使得皇权难以发挥应有的制约作用，反而成为了宗室王们争夺的“战利品”。
人性的贪婪与野心： 最终，驱动这一切的，还是司马家族内部成员的权力欲望、猜忌和野心。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以国家大局为重，去寻求一个和平解决之道。
总结来说，晋朝八王之乱的主因，是晋惠帝的昏聩无能导致权力真空，以及宗室诸侯王们各自拥有过大的地方军事实力和权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外戚的短暂干政成为导火索，引发了诸侯王之间为了争夺中央最高权力而展开的一系列残酷内斗。这场乱局，本质上是一场由制度缺陷和人性弱点共同催生的，围绕着皇权展开的血腥权力游戏。
这场持续多年的内耗，不仅耗尽了西晋的国力，也为北方少数民族乘虚而入，最终导致“五胡乱华”和西晋的灭亡，埋下了极其沉重的伏笔。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尝试简单的阐述一下自己的理解，首先我认为直接原因是西晋中央权力结构的崩溃
西晋长期以来中央的权力结构是宗王——功臣集团——门阀，由于在咸宁二年武帝病重引发的齐献王司马攸夺嫡事件中功臣集团和宗王都有倒向齐王的趋势，使得武帝不得不改变了政治结构，一方面引入外戚杨氏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逼迫功臣集团的代表贾氏与太子结亲，将其也同样转化为外戚。太康元年之后，西晋的中央权力结构就变为了外戚——宗室——门阀。
外戚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势力，它的权力来自于皇权，一旦失去倚仗的皇权，外戚这个身份本身不足以掌握最高权力，所以武帝弥留时杨骏矫诏自封录尚书事，就是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
但是杨骏是在平吴之后才开始登上西晋的最高政治舞台的，到太康十年武帝去世时也不过九年多，在朝中并无根基，随着惠帝即位，新的外戚贾氏取代他是必然的。关于平阳贾氏的一些情况可以参看这个问题下我的回答。
贾后诛杨氏以及汝南王亮和楚王玮之后，重新构筑了外戚——宗室——门阀的权力结构，也使得贾后执政的八年多时间里出现了“海内晏然”、“朝野宁静”的局面。然而由于惠帝不豫，贾氏作为外戚的权力倚仗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太子司马遹，贾后逼害太子，导致自身失去权力根源，被赵王司马伦等宗室亲王除掉，中央权力结构彻底崩溃，八王之乱的第一阶段结束。
实际上在八王之乱的第一阶段，由于中央权力结构仍然稳固，虽然发生了多次宫廷政变，但是整体的国家和社会局势是稳定的，随着权力结构的崩溃，宗室取代了外戚也就是皇权成为了权力的最上层，大变乱就不可避免了。
很多人认为，西晋的分封制和都督制是导致八王之乱的主因，这种看法是非常表面的，关于这一点祝总斌先生的论述已经非常详细，从制度上来看，西晋的王国无论是财权、政权、军权都受到严格限制“名山大泽不以封,盐铁金银铜锡、始平之竹园、别都宫室园圃,皆不为属国。”仅享有封国内部分食户，并且食户收入三分之二要上缴中央“随国大小无定制。诸侯并三分食一”；王国官员任免在西晋初期允许自选，但随后被收回，以至于刘颂在太康年间上疏建议赋予诸王实权：“至于境内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内史、国相命于天子，其余众职及死生之断、谷帛资实、庆赏刑威、非封爵者，悉得专之。”可以证明当时诸王已经没有自行任命王国官员的权力了。
都督制也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西晋的都督制仍然是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服务的，首先都督没有治民权，一般情况下会在都督区另外任命刺史“都督知军事，刺史理人，各用人也。”；其次都督没有任命属官的权力，孙楚为石苞参军时“楚既负其材气，颇侮易于苞，初至，长揖曰：'天子命我参卿军事。'因此而嫌隙遂构。”都督如若得到“专辟属”的权力，则可以自行招募部分属官，但都督府的主要官员如长史、司马、参军都必须由中央任命；最后，都督无权自行发兵和募兵“羌虏犯塞，憙因其隙会，不及启闻，辄以便宜出军深入，遂大克获，以功重免谴。”李熹当时为凉州刺史、护羌校尉，治所在武威，边疆镇将发兵都必须先上报中央，否则就要受罚，“王濬为监梁、益二州诸军事、益州刺史,为伐吴,大作舟舰,别驾何攀建议:“宜召诸郡兵万余人造之,岁终可成”。“濬欲先上报。”征召州郡兵也必须要先上报中央。“虽受中制募兵，而无虎符；广汉太守敦煌张敩收浚从事列上。帝召敩还，责曰：‘何不密启而便收从事？’敩曰：‘蜀汉绝远，刘备尝用之矣。辄收，臣犹以为轻。’帝善之”。”无虎符就没有募兵的权利。
所以说只要中央权力稳定，地方上无论是宗王还是都督又或者是兼任都督的宗王，都没有作乱的能力，晋武帝在位二十六年没有任何一名都督或者宗王叛乱。而一旦中央权力不稳，即便宗王没有封国，都督制不存在，也会有其它实权者站出来动摇政局。
接下来谈谈更深层次的原因，讲这个之前，先对八王之乱的第二阶段进行一下梳理，鲁力教授将第二阶段登场的宗王分为三类：尊亲、至亲和疏亲。
尊亲：赵王伦是武帝的叔叔，惠帝的叔祖，辈分较高，西晋建立时就分封出镇，实力较强，在八王之乱的第二阶段第一个上台。
齐王囧身份比较特殊，父亲是齐献王司马攸，母亲是贾后的姐姐，齐王囧长期在中央任职，又是当时出镇的宗王之一，在中央的地方都有一定影响力，成为了第二个登场的宗王。齐王囧的身份介于至亲与疏亲之间。
至亲：随后上台的长沙王乂与成都王颖都是惠帝的弟弟，惠帝诸弟被此前的执政者严加防范，例如汝南王亮试图将惠帝诸弟全部遣返至封国，引起楚王玮不满导致被杀，赵王伦上台后诛杀淮南王允等，至亲宗王在实力上往往不如尊亲，但是他们一般也有一定实力并且在血缘上与皇帝更近，所以在尊亲之后登场。
疏亲：河间王颙为司马孚之孙，东海王越为司马馗之孙，二人在血缘上与帝系极远，故只能在有实力的至亲宗王死伤殆尽后，才有成为主角的机会。
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西晋中央权力结构，这次我们将这个结构再细分为武帝系外戚——惠帝系外戚——尊亲——至亲——疏亲——门阀，可以看出随着中央权力结构的崩溃，八王之乱实质上是一个不断下克上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处于权力结构最底层的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在。
东汉末年，中央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掌控，世族豪强崛起并在黄巾之乱中形成了独立的军事势力，引发了汉末大乱，随着战乱导致人口大量损失，世族豪强的实力被大大削弱，魏蜀吴三国得以重新掌控土地和农民，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中央集权政权，但随着国家经济和人口的恢复，门阀士族势力再次抬头，首先是在曹魏内部，与士族利益更为亲密的司马氏取代了曹氏，随后又消灭了蜀吴两国统一全国，在这个过程中，司马氏转化为皇权，成为了士族的对立面，无论是封国制还是立贾南风为后，本质上都是为了防范门阀士族势力的膨胀。
在这种情况下，门阀士族必须积极的鼓动和参与变乱，才能够获取更大的权力，并且要注意的是，在前面的权力结构细分图中，上位者由于自身实力更强，与士族的结合就更少，比如贾南风执政时期起用了许多寒人，执政的张华，帮助贾后诛杀杨骏的孟观、李肇等人都出身寒庶。
下位者实力较弱，更需要倚仗士族，根据林校生教授在《西晋八王幕府合说》以及《西晋“八王”幕府僚佐分府考录》中的考证，见于史册的八王幕府僚佐人数大致情况为：楚王玮府3人、汝南王亮府4人、河间王颙府17人、长沙王乂府18人、赵王伦府28人、齐王囧府31人、成都王颖府44人、东海王越府85人（后增补为91人）。
前期参与作乱的诸王府中虽然也有大量士人，但亲信往往出身不高，如楚王玮卫将军府长史公孙宏“少孤贫”，赵王伦谋主孙秀出身小吏。后来的诸王与士族的结合程度逐渐加深。
以齐王囧为例：齐国中尉刘聪，匈奴贵族、镇东参军潘尼，祖上三世皆为郡守、参军嵇含，谯国嵇氏、豫州主簿桓彝，谯国桓氏；大司马府左长史刘沈，世为北地名族、从事中郎迁长史葛旟，齐王囧重要谋臣，得封县公，丹阳葛氏、左司马嵇绍，嵇康子、右司马赵骧，秦州大族、东曹掾张翰，吴郡张氏、户曹掾孙惠，曾祖官至太守，父祖亦为东吴一般官吏。此外囧府上还有出身颍川荀氏的荀闿，范阳祖氏的祖逖等人。成都王颖谋主卢志出身范阳卢氏，中军师王衍出身琅琊王氏，还有陆机陆云兄弟等人。
根据林校生教授在《司马越府“隽异”与西晋王朝的历史出口》一文中的考证，诸王府中门第可考者赵王伦府20人（寒素1人）、齐王囧府17人（寒素6人）、长沙王乂府15人（寒素3人）、成都王颖府29人（寒素7人）、东海王越府60人（寒素2人），不难看出，宗王与士族结合程度的高低，决定了自身实力的高下，东海王越府上士族人数之众，比例之高，门第之盛在诸王中无出其右者，所以他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八王之乱表面上的胜利者。
而门阀士族，他们在东晋开创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历史上仅有的门阀政治体制，成功的让士族与皇权平起平坐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他们才是最终的胜利者。
某种意义上来说，八王之乱在历史进程中是必然发生的，这一事件发生的责任也不应当由某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来承担，真正的主因，是自东汉以来的社会变革，这个趋势是人力无法阻止的，门阀士族在这一阶段有他们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站到了历史的舞台中央，而终结他们的使命，只能留给后人来完成了。
附林校生教授《司马越府“隽异”与西晋王朝的历史出口》文中关于司马越府僚佐门第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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